公租房去街道怎么备案:《〈毛选〉真相》乃泊来品,叶航传谣立“头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1:04:21
《〈毛选〉真相》乃泊来品,叶航传谣立“头功”
——彻底批判反毛谣言《真相》及其传播者们(之一)
作者:奚兆永
《毛泽东选集》,顾名思义。当然是毛泽东重要著作的结集。但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出于反毛非毛的需要,不惜制造和传播种种谣言,妄图达到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而达到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目的。对此,我们当然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对这一类谣言进行坚决的揭露与批驳,跟这些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和辩护者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粉碎他们的罪恶图谋,而绝不能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但是有些所谓的教授、学者,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类谣言却情有独钟,非常热衷于传播这类谣言;甚至当人们向他们大喝一声,指出这是“凭空捏造的”“谣言”之后仍然不遗余力地为谣言辩护。这就足以说明,他们和谣言制造者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其实是一伙人!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的斗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一、《〈毛选〉真相》是个泊来品,且看它说了些什么?
人们都知道,2009年的春夏之交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段,一篇矛头直指《毛泽东选集》1-4卷和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悄悄地从海外传到了国内。这篇泊来品的所谓“真相”说:“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文章在说到“《毛泽东选集》成书经过”时说:“《毛泽东选集》所收的'著作’,大部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书信、电报、文件,以及领导人所作的演讲稿汇编而成的。原来在'解放区’只是印成小册子传阅。到了四十年代后半期,'东北解放区’有了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就汇编成了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大陆建政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
从这个出版说明,不难看出,整个《毛选》的定稿,是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既然如此,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当然都是毛泽东本人认定是自己的著作无疑了。接着,文章讲到了所谓“中共官方宣布的对《毛选》审核、考证的结果”:
“但是,四十四年后,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一、凡是由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在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
“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二、浙大教授叶航对《〈毛选〉真相》的大力推荐
上面这篇所谓《〈毛选〉真相》漏洞百出,谎话连篇,是一篇特大谣言。它的炮制者是谁,人们似乎还不得而知。有人说是罗冰,还有人进一步说,这个罗冰是一个活动于美国的民运分子,是一个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业写手。但是,这些说法似乎还没有得到证实。我很怀疑,这个所谓的罗冰极可能是一个化名,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姓名。过去小说里有所谓“喽啰兵”或“啰啰兵”,这是一个带有轻篾口吻的称呼,因为这些“喽啰兵”或“啰啰兵”并没有什么真本事,而只会摇旗呐喊、虚张声势。这个所谓的“罗冰”很可能就是“啰兵”的谐音,用这样一个化名带有自嘲的意味,而并不是真有一个姓罗名冰的人写的。试想,一个人撒了这么一个弥天大谎,他还敢用真名实姓吗?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这篇《真相》是一件泊来品,是从“海外”传到国内的,它的收件人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航。据叶航的《推荐说明》说,他从一个“海外的朋友”那里收到了这份《〈毛泽东选集〉真相》。他当然很清楚,这个材料非同小可,因此未敢马上就将其公开,只是在“朋友们”中流传,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已经放了“有些日子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在他的那些“朋友们”的怂恿之下觉得“这个东西不像八卦,还是有很大的可信性”,于是决定在自己的博客上将其公开了。几天后,他又于
“关于《〈毛泽东选集〉真相》,是我一个海外的朋友传给我的,有些日子了。前几日吃饭,与朋友们谈及此事,有人希望看看,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信性,就在博客上贴出来了。没想到引起许多博友的关注,而且还引发了一些争论。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毛的声誉没有什么大碍。说实话,秘书们帮老板写文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一个,我雇你来就是干这个的,就像时下很多明星雇枪手写回忆录一样,根本不涉及版权问题,或者说,这种契约关系一开始就决定了版权是雇佣者而不是被雇佣者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是,秘书们是根据领袖的思想来写的,任他们怎么折腾也写不出这些传世之作,否则他们就不会甘心当这个小秘书了(说实话,对胡乔木临终前的那些要求,我觉得很不齿,如果是真的话。有胆量你在老毛生前提呀!)。因此,如果不读民国史,你就只知蒋介石而不知陈布雷。就像我们今天只知道华盛顿、林肯、丘吉尔,而不知道他们的秘书或秘书班子一样。
“至于毛的许多文章出自他的同僚和战友,我觉得这也十分正常。共产党早就声明过,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产物。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共产党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包装’,难怪老蒋当年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的宣传。
“我赞同一个博友的留言,在这件事情上,惟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有知情权!这就是我转帖这份材料的初衷。感谢搜狐,居然没有封贴。”
对这样一个事关毛泽东和《毛泽东选集》的声誉,事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叶航一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毛的声誉没有什么大碍。说实话,秘书们帮老板写文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说得是何其轻巧啊!应该指出,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与他的同事和下级的关系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老板与雇工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叶航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一种诋毁。他说,秘书们“贡献的只是文采罢了,没有思想”,在他看来,毛泽东缺少文才,为文没有文采,所以要秘书们“贡献文采”,这不是对文章高手毛泽东那些文采飞扬的文章的否定又是什么?至于说毛的“许多文章出自于他的同僚和战友”“正常得很”,因为共产党也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产物”。这显然也是故意曲解。不错,毛泽东曾经说过:“你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冯显诚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与探讨》,上海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不过他进行了综合和概括罢了,但这绝不是说可以把别人写的文章拿过来当成是自己的文章。正是在七大作口头报告的结尾,毛泽东曾经明确号召大家,“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他说:“什么是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时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毛泽东文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毛泽东如此严厉地批评剽窃现象,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怎么可以像叶航所说的那样去理解呢?毛泽东也反对“装”,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反对“吹”,主张要“老老实实”。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叶航所说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主张,把毛选的出版说成是一个“成功的包装”,这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污蔑。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恐惧的,这一点,从他的《推荐说明》的最后一句话――“感谢搜狐,居然没有封贴”可以看出来。而实际上,他真正害怕的,在我看来还不是什么“封贴”,而是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谁人不知,造谣和传谣都是诽谤,已经触犯了刑律,“违法必究”本来就是一件理所当然、法所必至的事情。而我们共和国的有关部门居然不闻不问,他能够不感到意外吗?显然,他不仅应该感谢搜狐,更应该大大感谢有关部门对这类造谣传谣文章的麻木不仁和宽宏大量!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号称共产党领导、号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流》、《真理的追求》都不能存身,而这种直接恶意攻击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谣言竟然可以通行无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事!
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由毛泽东缔造的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曾经受到过毛泽东长期教育的人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真相》这样一个弥天大谎,他们和叶航教授的看法完全不同,并没有多少人相信;相反,此文一上网,就遭到了人们的批驳。因此,尽管官方在长达一年另八个月的时间里都不闻不问,既没有进行辟谣,也没有进行批驳,更没有在法律上对这些造谣传谣者进行追究乃至治罪,而此文却因为广大群众的抵制仍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直到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笔者正在撰写此文时,读到了《乌有之乡网》转自《中央文献网》的由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毛泽东文稿鉴定专家齐得平同志以个人名义写的一篇文章,即《所谓的“<毛泽东选集>真相”究竟是“真相”还是捏造的谣言――我所了解的毛泽东手稿管理工作和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情况》一文。齐文以确凿的事实,包括作者亲身的经历和影印的毛泽东手稿有力地批驳了所谓《真相》的无耻谰言,给了那些造谣者和传谣者以沉重的打击,读了真是大快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章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写下去,我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不过考虑到齐文所涉及的而且主要涉及的只是《真相》里提到的有限的几篇文章,还有一些文章没有涉及,而且主要是针对谣言的制造者,――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于几个不遗余力的谣言传播者,似乎都把他们作为“不明真相者”而加以宽容。在我看来,这些打着“教授”、“学者”招牌的人,他们用他们的言论为这个所谓的《〈毛选〉真相》“背书”,说它“有很大的可信性”,还高呼什么“人民需要有知情权!”甚至在有关部门指出其为“凭空捏造”的谣言以后还大力宣传这类谣言,并竭力为之进行辩护,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恶劣的。毛泽东在一首《七律》里一反过去“穷寇勿追”的思想,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鲁迅在《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也教导人们,对落水狗要“从而打之”,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当然应该遵循他们的教导,本着“除恶务尽”的态度,把这篇文章继续写下去,写出来,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才是。
三、《〈毛选〉真相》是一篇漏洞百出、谎话连篇的反毛谣言大杂烩
《〈毛选〉真相》的推荐者叶航大讲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惟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有知情权!这就是我转帖这份材料的初衷”。很对,人民应该有知情权,他们需要了解事实的真相,但是叶航推荐给人们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推荐给人民的是一篇漏洞百出、谎话连篇、集谣言之大成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弥天大谣言!不信请看事实:
先说它的“漏洞百出”。这篇名为《〈毛选〉真相》的东西,其实并不涵盖全部《毛泽东选集》。我们知道,《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生前出版了四卷(1951年出第1卷,1952年出第2卷,1953年出第3卷,1960年出第4卷),第5卷是在毛泽东生前开始编辑,而在他去世后的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真相》以《毛泽东选集》为对象,理应包括五卷,而所谓《真相》只包括第1-4卷却不包括第5卷,这本身就文不对题。当然,1991年出版的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只出了第1-4卷,而未再版第5卷。究竟是什么原因把第5卷从《毛选》中排除出去,《第二版出版说明》没有向人们作出交代。就此而论,人民倒是真正需要有知情权的,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采取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这些年中国时常在国际上对一些发达国家说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我们不能只是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说负责,重要的是,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面前,在自己国家的人民面前,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负责任”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
撇开这个问题不说,所谓《真相》说,“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人们要问:既然是中央三个直属单位向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那当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为什么连《毛选》第1-4卷的篇数都搞错了呢?我过去读《毛选》不大注意它有多少篇,但是,看了《真相》所说的三单位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里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不禁怀疑起来:《毛选》1-4卷的篇数应该是一个确数,而不应该是一个约数;特别是《书面报告》要指出其中有多少篇不是毛泽东写的更应该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确数,而不应该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约数。于是,我把1-4卷的《毛选》的篇数数了两遍,得到的结果都是:第1卷18篇,第2卷40篇,第3卷31篇,第4卷70篇,第1-4卷合计159篇。就是说,第1-4卷的总篇数不到160篇,又怎么会变成了160余篇呢?由于总篇数的不确,在此基础上计算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退一步说,即使不说确数而说约数,也应该是“近160篇”,而不应该说“160余篇”。在这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上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所谓的“书面报告”的真实性。至于《真相》借所谓的《书面报告》说,“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云云,人们当然就更不会相信了。造谣者连《毛选》的第1-4卷篇数这样简单的事都懒得去核对,他们会对《毛选》第1-4卷159篇文章逐篇去进行调查和核对吗?这怎么可能教人们去相信他们呢?问题还在于,在《真相》的炮制者和推荐者看来,《毛泽东选集》第1-4卷全部文章里,只有12篇是毛泽东起草的,13篇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有134篇(按照他们所谓全部160余篇的说法,还要更多)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或改过的,那么,为了说明真相,就应该详细地列出这些文章是别人写的证据才是,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只提了22篇文章,而其中的《沁园春?雪》还不在《毛选》的范围之内。就是这21篇文章(22篇-1篇)也是只有断语而没有证据。退一万步说,就假定这21篇文章真的都不是毛泽东写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许多同志的批判文章,特别是齐得平同志的文章都否定了这种说法,本文在下面还要作进一步的批驳),那也不能说明其余138篇文章都不是毛泽东写的,因为特称的否定并不能推出全称的否定。再说,《真相》先说中央三单位向中央书记处提出报告的时间是“1995年6月中旬”,但是却没有说中央书记处对这个报告是怎么批示的,而后面又说“
所谓的《真相》,就是这么一个漏洞百出、十分拙劣的东西,可是身为浙大教授的叶航,还有身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唐宝林竟然看不到它的漏洞,反而对其深信不疑,甚至还千方百计地向人们推荐这种东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很值得人们深思。
再说它的“谎话连篇”。在所谓《〈毛选〉真相》里,除了其为了反讽而引用的《毛泽东选集出版说明》是真话以外,可以说,通篇都是谎言。由于这里所涉及的毛泽东著作较多,需要批驳的谣言也较多,为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以方便读者阅读,特再分点论之。
1.《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选〉真相》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而事实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军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根本不可能由周恩来起草。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党中央,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可能起草这次会议的决议。当然,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和军事部的部长,周恩来对红四军的问题非常关心,但却得不到他们的消息,于是在
中央的指示信于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决议》原文有八个部分(东北书店出的《毛选》列出了9个部分),当时曾经印成小册子,发给红四军每一个官兵,作为教材要求他们熟读,对红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选〉真相》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
关于瞿秋白,我们知道,他是在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召开的“五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曾经主持过著名的“八七会议”。1928年4月,他前往苏联,为党的“六大”作准备,并且在6-7月间,他和周恩来共同主持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六大”。后又作为中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成员,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直到1930年8月下旬才回到上海。在这期间,他是不可能代表中央写所谓“指示信”的。1931年1月,米夫和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将其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自此以后,他一直在上海和鲁迅一道从事马列著作和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文学创作工作以及其他文化工作(如他在1931年底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改订为《新中国文字草案》等)。直到1934年1月才进入中央苏区,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显然,无论是在
其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正是林彪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样一个悲观失望的问题。毛泽东对他讲的一些道理和他此前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只要稍加对照就不难看出,这两篇文章显然是同一个人写的。特别是文章的结尾部分,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表现了毛泽东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色。这个结尾是这样写的:“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这是多么形象、鲜明、生动的比喻,又是多么充满激情、鼓舞人心的文字啊!
顺便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写的这封信,当时曾以《时局的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一个红军官兵,作为学习的教材,对于提高红军官兵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曾经发生过巨大的作用。1948年东北出版《毛泽东选集》,此文没有收入。林彪曾写信给中央,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因此在出版《毛选》第1卷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在指名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3.《反对本本主义》
《真相》在说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时说:“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我们要问,1930年5月时,刘少奇在哪里?他在东北,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他是不是可能写《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文章呢?我说不可能。如果读过《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会知道,那里讲的许多问题都和南方的根据地有关,和红四军有关。比如该文批评说,“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还批评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并且还说到,“我们从前的调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在山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3、114页)按照毛泽东的经历,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讲出来是在自然不过了,而按照刘少奇的经历,他是根本不可能讲出这样的话的。《反对本本主义》的中心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要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强调要作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所十分重视并且身体力行的事。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20年代中期就写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了30年代,写的调查报告更多,如《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把毛泽东的这一著作说成是刘少奇写的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佐证。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这篇文章在1951年编辑出版《毛选》第1卷时并没有收录进去,因为30年代和40年代都处于战争环境之下,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出版《毛选》时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直到1961年1月,当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把《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的原名)拿到毛泽东的面前时,毛泽东寓义深长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原来,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不仅毛泽东未能将此文保存下来,就是档案部门也没有能够加以保存,实际上已经散失。但是,闽西老区上杭县的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30年代为纪念恽代英烈士,上杭东北地区曾建立代英县,赖茂基当时曾任该县苏维埃粮食部长)完好地保存了这个革命文物,并于1957年2月献给龙岩地委。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这个名为《调查工作》的石印本(一说油印本)被送交博物馆。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将它从博物馆借了出来,于是就有了上面说的一幕。我们从此书是一个石印本或油印本、并且在闽西被上杭县茶地乡被一位农民和苏区干部保存,可知它当年流传的地点是在中央苏区;而从毛泽东把它看做是“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这句充满感情的话语里,更可看到他对于这本书的心爱和珍视。事实上,毛泽东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最早就是在这本书里提出来的,因此它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把《反对本本主义》作为专门一章来写是极有见地的。此文重新发现后,中共中央因为有感于它的现实意义,曾于1961年3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后来此文又被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1991年出版《毛选》第二版时才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所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真相》在说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此说显然也不正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要总结经验,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来总结,怎么会由张闻天和周恩来来总结呢?要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是一个外行,周恩来在大革命时虽然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但是在带兵打仗方面的实践经验也不能与毛泽东相比。毛泽东过去虽然也不会打仗,但是,上了井冈山之后,由于他善于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勤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能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还看了不少“兵书”,包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都研究过。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进行武装割据和反围剿的斗争,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点,可说是有口皆碑,不然,为什么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在遵义会议上要让毛泽东出来当前敌总指挥?当然,即使在遵义会议以后,有人对于毛泽东的打法还有不同意见。刘英在其所写的回忆录里曾经讲到打打鼓新场一事。当时多数人要打,毛泽东不赞成打,“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来了个“民主表决”,结果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把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也表决掉了。而此时的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当晚又与周恩来、朱德商量,在他们两位的支持下,说服了大家,还是没有攻打打鼓新场。刘英追忆录里曾这样写道:“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适合。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这里讲到了张闻天“打仗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适合”,怎么会由他起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由毛泽东来读他写的稿子呢?更不要说,张闻天和周恩来都是中央的领导人,又不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怎么会要他们二人为自己起草讲话稿呢?这说不通嘛!
4.《实践论》和《矛盾论》
《真相》还说什么,“《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在这里,《真相》在“两论”的写作时间上又故意制造混乱。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在
关键还在于,“两论”并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是一下子就写出来的。没有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钻研是不行的。他曾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说,“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读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他还明确地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曾志:《谈谈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在这方面,毛泽东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他反复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辩证法问题》,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等经典著作,还阅读了中外思想家的许多著作以及中国和苏联30年代出版的许多哲学读物,并且写了《哲学批注集》。当然也不仅是读书;如果没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了解和深刻总结,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第二次国内战争遭到重大挫折的教训,以及他在实践中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的探索,“两论”是写不出来的。《真相》说这个人写,那个人写,殊不知这样的著作不是哪个人都能写得出来的。
5.《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真相》还说什么“《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
6.《论持久战》
《真相》还说什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
实际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虽然是1938年5月发表的,但是其基本思想早在1936年夏在与斯诺的谈话里就已经形成了。不信请看《论持久战》里的下面两段话: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在《论持久战》里是发挥得更为详尽了。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关于既不是亡国论又不是速胜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分析方法早在1936年7月就已经相当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别人为他起草文章吗?
7.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至于《真相》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一文是“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的说法,显然也没有根据。这几个人中,除周恩来有过一些军事方面的经历,张闻天、林伯渠、康生、董必武都缺乏这方面的经历,要他们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章,显然是找错了对象。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正是从武装割据、游击战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人物,写这样的文章对他来说可以说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事,为什么还要那些根本不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几个人勉为其难呢?没有这个道理嘛!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争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战术的意义,而没有战略的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又处于进步的时代,而日本是一个小国,兵力不足,因此在广大的占领区就留下了许多空虚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游击战不仅仅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且是外线单独作战;而由于中国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战争也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就产生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产生了根据地的问题,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有土地革命时期的丰富经验,领导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成功经验,他想到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是不会想道这些问题的。这样的文章也只能由毛泽东来写,张闻天、康生、林伯渠、董必武他们是写不出来的。而事实上,1938年5月,周恩来也好,张闻天也好,康生也好,林伯渠、董必武也好,他们也正为自己的工作忙碌着。周恩来此时正在武汉忙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仅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而且还和许多国际友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哪里会有时间去为毛泽东起草文章?张闻天那时还是中央“负总责”的总书记,他也不可能为毛泽东起草文章。至于康生,他1937年11月从苏联归来,先是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次年又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做隐蔽战线的工作,自然也不轻松,也不可能帮毛泽东起草文章。再就是林伯渠和董必武二老,他们都长于作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时一个曾经被任命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
8.《论新阶段》
《真相》还说到《论新阶段》,说这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这个说法也难以成立。六届六中全会是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此会的举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真相》还说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什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诚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即第一章(共11页)不是毛泽东写的,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题注里是讲得很清楚的。那里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真相》说:“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显然也不对。六届六中全会后,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常驻重庆;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在华中敌后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1943年才回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康生虽然在延安,但他们并不擅长历史,似也不可能写涉及历史问题的《中国社会》部分。写这个部分的应该是熟悉历史的范文澜、何干之等人,他们当时都在延安,写《中国社会》部分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应该说,在一本书里有一部分内容由其他人来写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其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由马克思写的。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其中有很小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就断言说《反杜林论》不是恩格斯写的了吗?当然不能。这里有一个量与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问题。更不要说,这些问题在相处友好的作者之间早有协商和默契,根本就不会发生今人所谓的“著作权”问题。
10.《新民主主义论》
《真相》还说到《新民主主义论》,说什么“此乃毛泽东于
11.《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真相》还说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真相》说,“《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
我们知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出现有其国际背景,主要是:1940年9月间,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订了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而他们都想拉蒋介石介入他们的集团,苏联也在继续援助蒋介石抗日。此时的蒋介石自然十分得意,他待价而沽,既准备参加英美同盟,也准备参加得意日同盟。毛泽东判断,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国共之间都会出现严重的斗争局面。
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在得悉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后,当即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你何应钦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在17日当天,他还以无比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十分有力的政治口号――“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且还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手书登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新闻检查而“开天窗”的空白部分,在重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考虑到周恩来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的安全,中央要求各办事处撤退。南方局在周恩来主持下讨论了中央的这一意见,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参加了讨论,大家认为在这种时刻周恩来不能离开;周恩来也表示,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后来中央也同意了他们的这一意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一直坚持在第一线进行斗争,同时也一直与党中央保持者联系,把党中央的要求变成为实际的行动。
中央政治局在
这次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能够取得重大战果,固然与周恩来等在第一线的坚决斗争分不开,但是,若没有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在中央的决策里也有第一线人员的积极参与,如临时十二条就是周恩来和董必武起草的,但是,这和把《毛选》里毛泽东起草的两份党内指示说成是周恩来、董必武起草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方面,周恩来在給党中央的报告里也说,“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产党中央。”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了这场斗争,他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积极稳妥的方针和政策,使整个斗争过程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毛泽东传1893-1949》所说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期。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
12.《改造我们的学习》
《真相》还说到《改造我们的学习》,说什么“此文为毛泽东于
13.《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
《真相》还说到《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说什么“前者为毛泽东于
14.《论联合政府》
《真相》还说到《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
15. 《论人民民主专政》
《真相》还说到《论人民民主专政》(
16.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
《真相》还胡说什么,“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一、凡是由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实际上,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个所谓关于署名权的争论。我们知道,毛泽东鉴于王明路线对中国危害之烈,曾经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且通过整风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当时的王明也曾承认自己错误的严重,做过检讨,但是后来跑到苏联就一概不认账了。他写了一本《中共五十年》,还写了一些攻击毛泽东的回忆录,其中虽然也有谣言,但却没有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提出过任何异议;如果真有这等事,他在书里还能不置一词?仅凭这点,就可以断定《真相》所谓的在“毛泽东著作署名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之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
关于所谓“七届一中全会”的“两点决定”,也完全是凭空捏造。一般来说,各次代表大会以后举行的第一次一中全会所要解决的是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如政治局,书记处)这一类重大的组织问题,而不可能是像如何“署名”这样细小具体的问题,更不会为这样具体而微的细小问题作出什么决定。这都是常识。更何况,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就明确讲到过“署名”问题,他在口头报告里讲“不偷”,就是非常明确地反对“抄袭”现象。他说,“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徐特立)将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页)他怎么会赞成通过《真相》说的“两点决定”呢?可以说,绝无这种可能。道理很简单:如果毛泽东是一个“自食其言”的人,他后来还能有那么高的威望吗?
17.关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议题问题
《真相》说,“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这个说法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八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
18.关于所谓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央提出的意见
《真相》说,“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在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人们要问:为什么五位老革命家向中央提出的意见,仅只列出三个人?为什么不列全五个人?五个人列全不是显得更有分量吗?之所以列出习仲勋等三位,无非是因为习仲勋1962年曾因小说《刘志丹》而获罪,被保护性隔离达16年之久,就认为他是反对毛泽东的;列出谭震林和徐向前,大概是因为他们曾经是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估计他们对毛泽东也是有看法的。殊不知,这些老革命家对毛泽东还是很有感情的。就以习仲勋来说,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说,“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这里所说应该都是肺腑之言。1962年对他的处理,周恩来强调不是敌我矛盾,而且为了便于他学习,让他在中央党校附近住下来,实际上也是对他的照顾。对此,毛泽东也表示同意。而在这之前,毛泽东对他也很器重,多次称赞他“年轻”,是“群众领袖”,让他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宣部部长、副总理兼秘书长。而习仲勋对毛泽东也充满崇敬和感激的感情,前面引用的那段对话就是证明。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毛泽东会怀有不好的感情。
关于谭震林,我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看到一则他在1980年讲的一个与毛泽东有关的故事:51年前,即1929年8月下旬,当时,谭震林在红四军四纵队,正在准备第三次攻打闽西上杭县城。四纵队司令部设在上杭白砂,谭震林召集干部、战士开战前动员大会。正巧,毛泽东也来到了白砂。听说部队在开会,毛泽东就赶到了会场,就在后面悄悄地坐下来,静静地听谭震林讲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严肃地对谭震林说:“你刚才的讲话总的看很好,但是有一句话不妥当!”“你说,'打下上杭城,城里什么东西都有,部队放假三天,可以上街大买东西。’部队进城,纪律应该更严格。你带部队进城后是这样干的?我带兵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这件事情,给谭震林非常深刻的教育。51年后,他回忆到此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是非常严格的,你讲错一句话他都要批评的。”他这样说,显然不是不满,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爱。正巧,《真相》说他和其他四人也是在同一个时间――1980年9月向中央提意见。人们不能想象,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一方面非常敬佩地讲着毛泽东的故事,一方面又向中央反映对于《毛泽东选集》的不满――实际上。也是对于毛泽东的不满。这两件事能够统一起来吗?
至于徐向前,他对毛泽东也充满了崇敬的感情。早在1925年,他就知道毛泽东很有学问,要“找毛泽东”,但没有找到。后来知道朱毛红军的“十六字诀”也很佩服,并且在鄂豫皖根据地也学习运用。后来在长征中,他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而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斗争。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长期生病,毛泽东对他非常关心和爱护,让他休息静养,同时说他打仗的风格就跟他的名字叫“向前,向前!”一样,也很欣赏。文革中虽然有所谓“二月逆流”的事,后来毛泽东见到他仍然十分亲切,在握手时连称徐是“好人,好人。”他们之间心中并无芥蒂,更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感情。
问题还在于,三位老革命家并不是理论家,对毛选的出版情况也不知情,应该不会就此问题提出什么意见,而所谓的意见也根本不像是他们所提。而且,这些老革命家向中央提出意见,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中央都应该有所回应,但是《真相》只说提出意见的上文,却没有中央回应的下文,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而事实上,尽管有这个所谓1980年9月五位老革命家的意见,而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和五十年代的第一版比较,在篇数上除了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外,其他并没有发生变化。那岂不是说,五位老革命家说话竟如此不起作用?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怀疑《真相》所说的五位老革命家意见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
19.关于“老三篇”的作者问题
《真相》说,“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这个谣言的水平之低下,不禁令人捧腹。《纪念白求恩》是1939年写的,而胡乔木当毛泽东的秘书的时间是1941年2月,当时胡乔木既然还不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又怎么会叫他写《纪念白求恩》?至于毛泽东写《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时他虽然已经在做毛泽东的秘书,但是,毛泽东是写文章的高手,写这样短小的文章还用得着秘书帮忙吗?这也未免太小看毛泽东水平了。其实在毛泽东所写的文章里,这三篇也并不是最有文采的所谓“名篇”。它们之出名,完全是由于后来有人特别提倡的结果。据我所知,这三篇文章在早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并没有收录,比如40年代后期东北书店出版的《毛选》里就没有这三篇文章。建国后出版的《毛选》收进了这三篇文章。鉴于这三篇文章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它们被收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因此在50-60年代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部队开展学毛著活动,这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在部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后,全民学毛著,“老三篇”因其言简意赅、易学易懂而成为首选,成了全国人民都能够熟读乃至背诵的毛泽东著作,更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并在“斗私批修”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我很怀疑,胡乔木会提出要“恢复他的名字”,更怀疑杨尚昆、乔石和温家宝三人在听了胡说的这些话(?)后竟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至于说《沁园春?雪》一词,本身就不在《毛选》范围之内,放在《〈毛泽东选集〉真相》内提出就是文不对题的。至于该词的作者是谁的问题,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已经明确表态,指出其父既没有长征的经历,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伟大气魄,是写不出那样的的作品来的。更不用说,胡乔木在毛泽东写那首词时还根本不会写词,他在1965年才学习写词,而在写作过程中,正是毛泽东曾悉心帮助其修改并且帮助其发表,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学生,哪里有资格和毛泽东去争署名权?由此看来,此事的谎言性质是再清楚不过了。
总之,这个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可谓通篇都是谣言,完全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毛谣言的集成或反毛谣言的大杂烩!
尽人皆知,谣言可以惑众,谣言可以动摇军心,谣言甚至可以亡国,谣言是敌人对付革命的惯用的武器,谣言是革命人民的大敌!大敌当前,彻底批判它、打倒它,当然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了。
对于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来说,人们常常看到他们胆大妄为、气势汹汹,其势如牛的一面,实际上,他们还有另一面,就是胆小如鼠、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一面。谣言最怕的是事实。一旦有事实出场,谣言就不攻自破。在事实面前,一切就都回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伟大人物终究还是伟大人物,无耻之徒必定还是无耻之徒。而且,相形之下,伟大人物会愈益显示出其伟大和崇高而倍加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戴;而无耻之徒则会更加暴露出其卑劣和低下而格外遭到众人的鄙视和唾骂。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这个可悲的下场,恐怕也是那些造谣者和传谣者所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