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关于读诗的感受:美国人：开拓历程·2-4

八 掌权的考验：和平主义

人们如果过分重视自己的信条，而不把思想意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迟早总会在某个方面碰钉子、受挫折的。教友会教徒开始的时候，至少还有一条十分明确的信条，那就是和平主义，一六五O年，乔治·福克斯宁愿在英国坐牢，也不肯拿起武器维护共和政体和反对查理·斯图尔特王朝。一六六四年，福克斯在其《日志》中写下了教友会的传统立场，这也是他们最重要和最持续一贯的信念：我们热爱和平，并且谋求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和平、利益和幸福，正象我们的生活和热爱和平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是和平信条的继承入，而和平乃是上帝的权力所管辖的事……因为基督曾经说过，“他的国度与这个世界上的不一样，如果要是一样，他的仆人就会打起来。”因此，他要彼得“息干戈”，他说，“因为舞刀弄剑者必将死于刀剑。”圣人们忍受一切苦痛的信念和耐心就在于此，因为他们知道，复仇是上帝的事，他将为受苦受难、蒙冤受屈的人们复仇，所以，我们不能复仇，只能为上帝受苦受难……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基督的教诲是“相亲相爱”，凡是相信这个教诲的人就不伤害别人。我们是相信基督的，他就是我们的生命。

在英国背诵这个教诲可能导致教友会教徒坐牢；但在北美洲坚持这一信条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它会使非教友会教徒付出生命。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教友会教徒一直统治着宾夕法尼亚，他们在那里大权在握，决定着社会上许多人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对边远地区的居民，他们受到敌对的法国人和以杀死对方并从尸体上割下带发头皮为乐趣的印第安人的威胁。宾夕法尼亚地处中央，而要对付的印第安人又是特别重要的部族（“易洛魁族印第安六部落联盟”和德拉瓦尔部族的印第安人），而且对美国人来说，控制西部边界河流又至关重要——所有这些因素，使教友会教徒的宾夕法尼亚在决定和战问题时所要考虑的范围扩大了，它涉及对大英帝国和世界政治的决策。

教友会教徒又发现，他们作为一块殖民地的掌权者，竟比他们以前身为被迫害的少数派时更不自由（例如，他们当和平主义者的自由就少了）。一七O三年九月二日，来自费城的詹姆斯·洛根恳求在英国的威廉·佩恩说：“我希望您对我们如此缺少保护和缺乏防御多说些话。每当我申明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民，我们彻底摈弃战争和战斗精神，我们只是愿意为了保护上帝而承担义务时，我总是竭尽所能用最有力的论点……我的这些话是肺腑之言；但是，这既满足不了英国政府，又适应不了这里的统治方法。他们回答说，如果这仅仅是要我们牺牲生命，这是我们的事，对英国国王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其他人就会受我们的牵连，而且，一旦敌人成了这个地区的主人，那么对英国在其它殖民地的打击就大大了。”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办法是让非教友会教徒担任“副总督”（即在北美代表土地占有者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这样，其宗教信仰就不会同处理政府日常事务发生矛盾。从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建立，到一七五六年教友会教徒放弃权力，先后一共有十几任副总督，其中只有托马斯·劳埃德一人是教友会教徒。正由于如此，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在一段时期里便能够既掌握政府的大权，而又做到问心无愧。

然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迟早总要在两种同样棘手的选择中作出明确的取舍。从理论上说，而且仅仅是从理论上说，还有第三种可能：如果他们能够既脱离英国，而又不同人口日益增长的非教友会教徒交往，那他们就可以在纯之又纯的环境里，进行其“神圣的试验”。但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他们只可在妥协或退出政府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了。

一七五六年，教友会教徒终于作出了最后的抉择。这个过程十分错综复杂，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很难找出比这更为头绪纷繁的事情了。许多相互对立的派别和利益集团都牵连在内。和平主义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同税收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再没有比找出不付税的理由更能激起人们狂热情绪的事了。宾夕法尼亚的政治冲突又同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同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之与英国人的对抗、同货币改革的问题，以及同长老会教徒和英国国教徒反对教友会教徒的斗争搅合在一起。

然而，从教友会教徒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主要问题就是和平主义。如果教友会教徒谋求创造一个可以试验和平主义的环境，那么他们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所创造的条件就好到不可能再好了。在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欧洲，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之前，教友会反战的原则还不致受到严峻的考验。在所有西欧国家里，他们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至多只是造成一些象乔治·福克斯在共和政体时期遭受磨难那样的“轰动一时的案件”。直到他们在北美的一块殖民地掌权时，他们的问题才突出到影响整个社会。在这里，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是他们直接面临和一再遇到的问题：当英国为了帝国利益而进行战斗时，他们既是一支守备部队，而且又是一种有价值的筹码；同时，他们还要进行自卫，以对付土著居民血腥的袭击。

移居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尽管躲避了欧洲生活中的许多灾难，但他们肯定没有能躲开战争的灾难。只要稍为看一看大英帝国让北美殖民地的移民打了哪些仗，就连那些不象教友会教徒那样厌恶战争的人也会大吃一惊。三千英里之外大洋彼岸一个政府所决定进行的不明不白的战争，一再把教友会教徒卷了进去。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诞生后不到十年，即一六八九年四月，他们就收到英国对法国宣战的通知，这就是“威廉国王之战”的开始。英国人要求教友会教徒武装起来进行防御，并建立一支民兵。对此，总督属下行政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回答说，“除去熊和狼之外”，他看不出有任何危难临头。教友会教徒认为这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遂拒绝采取行动。又过了十来年，英国再次同法国交战，这次西班牙站在法国一边，战争涉及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在美洲，人们称这场战争为“安妮女王之战”。尽管宾夕法尼亚依照必要程序进行了“宣战”，但教友会教徒把持的殖民地议会却一再拒绝实施军事法律，他们作出的解释是大家所熟悉的：“如果筹集资金雇佣人们互相残杀的做法不违背我们的良心和宗教原则的话，那我们就会不吝惜自己的微薄力量，为实现这些目的作出贡献。”“安妮女王之战”于一七一三年结束，嗣后，有二十五年令人愉快的间歇，在此期间，大英帝国的政策没有把战争引向殖民地。但这仅仅是一个间歇。将要来临的最严重考验时期终于把大英帝国的战争引到宾夕法尼亚的前门和后门。

随着一七三九年同西班牙战争的爆发——即所谓“詹金斯耳朵之战”，这场战争后来成为奥地利王位继承的战争，在北美殖民地则称为“乔治国王之战”对教友会决定性考验的前奏开始了。如果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过大对母国的战争有所“卷入”，那也只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此时作为大英帝国一员，后果就更为直接和严重了。法国和西班牙在美洲都有巨大的利益，这两国同英国打仗也就是同宾夕法尼亚打仗，不论教友会教徒愿意与否结果都是如此。殖民地的战争成为欧洲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西班牙的掠私船已经出现在特拉华河上。掌握着宾夕法尼亚议会的教友会教徒面对这种情况究竟何去何从呢？

这样一来，非教友会教徒的总督和死硬派教友会教徒之间就经常发生争斗，前者力图使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政策和大英帝国的政策协调一致，而后者主要关心的却是使他们的和平主义原则不受侵犯。一七四一年有一段时间，教友会教徒成功地使政府瘫痪，扣发了总督的工资，并阻挠该殖民地议会的任何立法。他们的这些做法得到许多德国移民的帮助，因为他们散布了流言，把德国移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说：总督建立民兵的计划是要把移民置于国王委派的总督的管制之下，这是一种奴隶制，其残暴程度“就象移民们过去在德国王公贵族统治下一样……种种开支会使他们陷于贫困境地……如果非教友会教徒一旦选入议会。移民们就会被逐出他们的农庄，并拉去修堡垒，作为允许他们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定居的纳贡。”这种流言的散布在该殖民地群众中造成了普遍惧怕暴乱、惧怕暴力的情绪。

直到一七四五年，托马斯总督才终于得到一笔用于战争目的的拨款：这是一笔赠款，金额为四千英镑，用来为当时英国人控制的路易斯堡的守备部队购置“面包、牛肉、猪肉、面粉、小麦和其它粮食”。“其它粮食”明显地是指火药。在此之前，教友会教徒实际上也对保卫宾夕法尼亚出过力，但却是在一些遁词的掩盖下，或者是通过使用没有指明用途的拨款来进行的。诸如：一六九三年，他们拨款表面上的目的是为了“向饥饿者提供食品，向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提供衣服”；一七O一年，拨款修建一座要塞，但仅仅“是在他们宗教原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一七O九年，他们向新斯科舍远征提供金钱，因为“尽管他们不能手执武器，但有义务用金钱支持女王政府”；一七四O年，筹集了款项“供国王用于他所指定的目的”；钱就是这样花掉了。后来出现了困难，有人责怪总督不讲策略，但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即教友会教徒“是用良心遭受苦难的程度来衡量自己品德的”。

一七四五年斗争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领导下一个强有力的折衷派别的崛起，富兰克林的一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既反对土地占有者的自私，又反对教友会极端分子的狂热。他们最终要取代处于少数地位的教友会教徒僵硬的统治。一七四七年，当人们就防务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富兰克林发表了《朴素的真理》，这是他写的最精辟的政治小册子之一。这本小册子对教友会既不褒又不贬，对宾夕法尼亚的情况则作了全面、公正的介绍，甚至预测这个殖民地的前景及其在防务方面的需要。宾夕法尼亚处于各殖民地的中心地带，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免遭战祸：“尽管我国同两个强大的王国进行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但是，北方各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们不受法国的侵犯，南方各殖民地则保护我们免遭西班牙人的入侵，北方和南方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我们这里的人民直到不久前，却仍然能够安居乐业。”宾夕法尼亚是唯一没有作防御准备的英国殖民地，它是依靠河流和海湾这些天然屏障的保护才没有受到任何敌人的侵犯。

富兰克林认为，这种安全感即使在过去是有根据的，但到了一七四七年就没有理由仍然感到安全了，因为该殖民地已经拥有一定的财富，足以引起掠夺者的觊觎。宾夕法尼亚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这确实是很长时间的和平，犹如一条没有尽头的长巷。”而现在则应当估计到，法国人会越来越狡猾地对印第安人进行煽动，而且会煽动成功。“这种捣乱再过多少时间就会在我们边界各县蔓延开来呢？结果又将如何呢？除了逃离种植园，家破人亡和一片混乱之外，我们又能指望别的什么结果呢？”在前个夏天，掠私船就曾入侵特拉华湾，并对靠近纽卡斯尔的种植园进行抢劫，今后，沿海地区必将遭受比这次更大的苦难，备战才是唯一的出路：毫无疑问有人会告诉敌人，说宾夕法尼亚人是教友会教徒，他们从宗教的原则出发，反对一切防务，尽管部分人确是这样想的，而且一部分人的主张往往彼说成所有人的主张，然而，有一个事实却使外人认为上述说法很可能是真的，此即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对宾夕法尼亚的防务有过任何作为。人们拒绝自卫，拒绝保卫自己的乡土，这在人世间是异乎寻常的事，也许有人不相信，但经验表明，入侵者会溯河而上，越来越深入境内，抢走我们的船只，侵占我们的土地，抢掠我们的种植园和村庄，然后大摇大摆地拿着战利品扬长而去。这不就证实了前面的说法，给予侵略者以最大的鼓励，让他们大胆袭击我们的城市并对整个流域进行抢掠吗？

政府有保护人民的明确义务，任何教派的宗教原则都不能使立法机构的成员免除这个义务。因此富兰克林敦促教友会教徒议员，“如果他们出于宗教原则而不能对我们的防务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他们可以退出，暂时把权力交出来，让能够自由行动的人在这场风暴中掌权。”从全体人民那里筹集来的公共资金一直被教友会教徒用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为此沾沾自喜，他们把钱用来对付反教友会者的申诉，并使教友会得到英国朝廷的青睐，他们拒绝把这笔钱用于防务和为大家造福，他们这样做又有什么理由呢，富兰克林最后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干脆要教友会教徒退出政府，由其他人来掌权，并采取措施保卫宾夕法尼亚。如果教友会教徒超越自己的权利，即为了本教派的宗教原则而牺牲整个社会，而非教友会教徒又仅仅为了成全教友会教徒就不去保卫这个殖民地，那就是愚蠢。富兰克林并拟定计划成立一个组织，自愿为防务募捐，过了不久，就建立了一支一万人的民兵。

　　但是，“乔治国王之战”仅仅是一次小前奏；对教友会教徒和平主义精神真正的考验乃是印第安人进行的大屠杀，造成该殖民地西部边界地带人民恐怖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事情发生在一七五五年下半年，英国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的战败使法国人得以利用杜肯堡作为进行掳掠的基地。此外，法国人还怂恿德拉瓦尔部族的印第安人发动血腥的突然袭击，以阻挠从“易洛魁族印第安六部落联盟”那里购买西宾夕法尼亚的产权。东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认为他们那些德拉瓦尔部族的老朋友肯定不会进行大屠杀。教友会教徒觉得印第安人也是人，总不愿相信他们会干坏事；还坚持认为，这次印第安人的不满情绪一定是由于近来英国人不公正地对待他们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