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龟市场价格2017: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作者:张宏杰时间:2009-11-20 12:10:05

国民性演变史：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作者：张宏杰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两个维度出发，横向比较了中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的民族性格，纵向分析汉文化与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的文化差异，探讨了满族等民族是如何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的，剖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羊性”的起源。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生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国民性是可变的。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已出版畅销历史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现任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目录

一言难尽的日本
　　一、桀骜不驯的小邦
　　二、可疑的相似
　　三、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新发于硎的青年
　　四、孤独者的孤僻
　　五、仅仅仇恨是没用的
　　六、日本为什么会成功
　　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什么
　　一、为什么要学习韩国？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二、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自行车
　　意外的韩国
　　我们比韩国人少什么
　　三、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从厕所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四、韩国人对我们的启示
　　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太智慧”的中国人和“太冲动”的韩国人
　　“宋襄公主义”的根源
　　汉城散记
　　一、火力壮
　　二、讲政治
　　三、素质问题
　　四、还是素质问题
　　中国人和犹太人：异与同
　　一、惊人的相似
　　二、鲜明的反差
　　三、文明的进化
　　四、颠沛流离中的开放与坚守
　　五、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
　　六、兴于忧患，衰于安乐
　　被误读的美国
　　一、落后的美国
　　二、禁欲的美国
　　三、苍蝇蚊子到底是从哪飞来的

　一言难尽的日本
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到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鲁迅
　　恐怕没有什么比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更加复杂、矛盾、难以表述了。提起日本人，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都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国家，正如我们挂在嘴边的两句成语：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这个邻近国家生产的汽车、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乃至计算机源源不断地跨海而来，占据了我们的街道、房间和办公桌。每个中国人都会两句日语：“沙扬那拉”和“八格牙路”。前者使我们想起电视剧中的阿信、幸子、大岛茂，后者使我们想起了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想起了猪头小队长、冈村宁茨、山本五十六。
　　这又是我们最陌生的一个民族，虽然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可我们还是对他们所知甚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屡屡让我们震惊。在天朝上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焦头烂额受尽欺凌之时，我们身边这个一直不起眼的小国却在同样的挑战中迅速崛起，很快取得了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让清朝上下大跌眼镜。崛起后的日本不仅轻易击败了清朝而且不久之后又把庞然大物俄罗斯放倒在地，再一次让全体中国人目瞪口呆。1945年，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好运终于到头了，日本列岛变成了一片瓦砾，像一条案板上的死鱼等待战胜国的宰割。可是仅仅二十多年后，它就在瓦砾堆中再度崛起，就像科幻电影《终结者》中那个打不死的超人，被压成碎片之后又慢慢聚拢，再度凝结成可怕的超人……这个民族体内一定有某种我们难以了解的特殊素质，谁都无法预言他们是否还会做出什么让世界再次震惊的举动。
　　仇恨、友善、鄙视、尊敬、熟悉、陌生、钦佩、厌恶、羡慕、嫉妒……对这个国家我们张开口却说不出话。一方面，我们沿袭父辈的叫法称他们为“小日本儿”，嘲笑他们的五短身材，嘲笑他们的弹丸小岛，我们开玩笑说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他们全淹了；可另一方面，老人们常常回忆，满洲国的时候，三两个日本人就能统治中国一个县，战场上日本军人那种不怕死的劲头确实可怕。一方面，日本人以他们爱美的天性把日本列岛治理得山清水碧，寸寸锦绣，让每个旅游者都心旷神怡赞叹不已；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几十年前的那场大战中日本人表现出的野蛮残忍，那种肮脏、血腥的兽性表现绝对是整个人类的耻辱。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屡次创造神话的民族的团结、努力、勤奋、敬业，对他们的效率和认真钦佩有加，我们不能不承认，大和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优秀民族；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小气、自大和自私让我们实在不敢恭维，而他们对那场战争至今为止依然模糊的态度让人们感觉到和这个民族无法真正沟通。
　　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对日本人迷惑不解。他们不明白这个外表腼腆、不善言辞、动不动就九十度鞠躬的民族何以能如此富于创造力和活力，在经济战争中所向披靡。不明白这个经济上最为外向的大国，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上却显得这样内向，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吃那么单调难吃的日本菜还津津有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看那木偶戏似的古怪的“能乐”如醉如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如同一个人那样高度协调一致。他们的“不明白”比中国人还多。本尼迪克特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而李光耀说得更为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也许，一言难尽是加在日本这个词汇前的最适合的定语。
　　日本松本城堡，美丽的军事建筑
桀骜不驯的小邦(1)
上天眷佑，日本人获得了这样一群独特的岛屿，它背靠着世界上最宽阔的大洋，面对着世界上最繁荣的大陆。浩渺波涛给了他们两千年的安宁，海峡对面的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的幅射，又早早把日本人从蒙昧中唤醒。
　　这个民族的学习热情在他们亮相于世界舞台之初就不可遏止地显露出来。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学习外国时像他们那样热情，那样认真，那样到位。他们连续不断地派出遣唐使，把庞大的中国文明用他们那简陋的小船，分块装运，穿越海上的风涛，一点一点地，几乎完整无缺地运抵他们的小岛，然后再按图组装：政治制度、宫廷制度、租庸调制、建筑、宗教、文学、艺术……他们用借来的文化外壳漂亮地装饰起了自己，一夜之间，就在遍布荆棘的大和平原上建起了一座完全中国样式的首都，一个袖珍的“唐”在日本列岛出现了。
　　中国也因此把日本列入属国的行列。在中国看来，这个汪洋大海中的岛国和它周围的任何一个小国一样，都是自己恭顺的学生。除了每年按惯例接受他们的“贡品”，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太多的关注。他们只知道，这个岛国上的人个子矮小，所以给他们起了一个别名叫“倭”。
　　不过，随着日月流逝，日本人还是让中国多少感受了它的特别。早在唐宋时期，中国人就说日本使臣和别国使臣不同，说他们“妄自矜大，夸夸其谈”。这个小国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傲慢天性，宋朝被蒙古人灭亡之后，它就不再进贡了。日本也许早就不愿再卑恭屈膝地表示自己的臣属地位了。宋朝的灭亡正好给了它中断这种关系的借口。征服了整个大陆的蒙古人勃然大怒，1274年和1281年，两度派遣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渡海远征军入侵日本，眼看日本人就要为了他们的倨傲而付出深重代价。然而也许是神欣赏日本人的勇气，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了忽必烈的十万水师。后来，朱元璋在大陆上恢复了汉人的统治，可日本人却无意再恢复朝贡的传统。面对朱元璋发出的武力威胁的诏书，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国在回信中居然针锋相对地叫板：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且何惧哉？
　　朱元璋被这个桀骜不驯的岛国弄得火冒三丈，可是老谋深算的他才不肯为了口舌之争而兴师动众。他清楚地记得忽必烈的惨痛教训。他只好以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宣布不与这个小国一般计较，以此显示大国的胸襟气度。从此，汉文化圈中，日本正式取得了独一无二的不向自己的文化母国表示敬意的特权。
　　日本就是这样，他热诚地向你学习，却丝毫不影响他那极为强烈的自尊，而只是表明它的极为好强、不甘人下。事实上，他一丝不苟地向你学习，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超越你，把你甩在身后，甚至把你吞掉。甚至在羽翼未丰之际他们就已经多次尝试向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挑战了。公元663年，它就和唐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而进行过白江口之战。正是那次战争的失败，使日本人认识到唐帝国的先进和强大，激发了他们向中国学习的巨大热情。到了公元1542年，刚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已具，又一次迫不急待地向亚洲大陆发动了进攻，准备吞并朝鲜，进窥中国。战争进行了六年，在中朝军队的联合抵抗之下，自不量力的他最终铩羽而归。
　　中国对于日本的骚挠虽然有点气恼，可是并不为意，认为这不过是蛮夷之国未脱野性的表现。虽然桀骜不驯，可是小泥鳅掀不起大浪，就让它在茫茫大海中独自沉浮去吧。明清两代，中国全神贯注于同来自西北的马上民族打交道，忙于处理大陆上的兵戈纠纷，除了“倭寇”在沿海偶尔骚扰一下之外，几乎忘了日本的存在。
　　甚至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那场翻天覆地的文明大冲撞中日本化蛹为蝶，迅速崛起之后，中国对它还是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中国人只是惊讶于日本人的成就，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个昔日的学生就加入了欺辱自己的强国行列，而且比其他列强更无情更凶残。
桀骜不驯的小邦(2)
即使是日本已经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的今天，我们对这个民族还是这样的缺乏了解。一提起这个民族，我们还是满足于“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肤浅认识，还是不清楚日本人黄皮肤黑眼睛的外貌下面与众不同的精神内核。
　可疑的相似
跪坐的日本妇人
　　是啊，中国和日本的相似之处太多了。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好多地方都难分彼此。
　　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
　　引人注目的是，盛唐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和服，就是唐时衣装。席地而坐，榻榻米，也是唐时风俗。1903年梅景九到日本去留学，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
　　两国更本质的相同点，是内在的精神气质。
　　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发展中都注重克己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
　　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
　　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在公司的升迁基本上都是按年龄资历而不是能力。两国社会上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宴会入席时，大家都会为入席的次序拉拉扯扯，争上老半天：不是争先，而是争后。
　　直到现在，两国的社会机制也惊人地相似：家庭在社会上起着核心作用，三代同堂甚至数代同堂。家庭中都强调长幼尊卑，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气息同样深厚。高考一样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最严重关口。入学考试对两国学生同样是一场灾难。“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培养出来的人只能照章办事，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高中教育主要是为了应付报考大学，而不是为了真正学习知识。例如语文课就是让学生认真准备考试中要遇到的那种复杂语法问题。”这种批评，中国人听起来准以为是在说自己的国家。
　　相似性可以无休无止地罗列下去，涉及两国社会的每个方面。可是，这种罗列对解决我们的困惑丝毫没有帮助。如此相同的两个民族，为什么会在炮舰面前的反应截然不同？为什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现在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日本人学什么像什么，总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什么东西一到中国立刻会被中国特色熏染得面目全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思考得还很不够。想明白这些问题也许对我们这个民族至关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几年以前，中国足球虽然冲不出亚洲，可是对日本队却从来都是信心十足，见一次灭一次。近几年来，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同时重视起足球运动，同样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开展职业化，引进球员，聘请外国教练。几年之后的结果却判然相反，日本队由亚洲三流球队一跃成为顶尖球队，打遍亚洲无敌手，轻而易举地冲入世界杯，冲入奥运会，而且在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击败巴西队。而中国队十年来花巨资到巴西留学，请洋教练，换国产教练，再请洋教练，招术用尽，却依然屡战屡败，甚至比以前败得更惨。
　　如果我们正视一眼这个鲜明的对比，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也许我们的足球事业就有希望了。可惜，几乎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最近中国队经历了又一次的惨败之后，报纸电视上的评论声音铺天盖地，却没有一个人从中日足球的对比中寻找原因。中国足协智殚力竭，却从来没想过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的经验。
　　这真是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新发于硎的青年(1)
中日两国的差异被相似性深深覆盖，但是挖掘出来之后，却又触目惊心。
　　说到底，民族性格与个人性格是一样的，都是由先天条件和后天经历两方面决定。
　　中国仰卧在亚洲大陆东端，体积庞大，邻居众多，漫长的历史中她经历的事太多了。她的内部展开过反反复复的惨烈争斗，王朝一个又一个频繁更替，历史一遍遍被刷新改写。她和四邻的关系错综复杂，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被征服，经历过无数次发现的喜悦，也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失败，经历过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最伟大的帝王和最昏愦的统治，经历过无数天灾人祸。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见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已经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变得有些懈怠疲倦，反应迟钝。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难以改变她那迟缓拖沓的脚步，不论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
　　日本民族性的特殊来自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日本列岛孤独地漂浮在大洋之中，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和外界有过直接接触。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一样从来没有被异族侵略和征服过，能剧表演也没有哪个民族的构成成分像日本人一样血统纯正。没有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一样，几千年来，天皇一直是一个姓氏，从没有发生过王朝的更迭。日本人虽然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这份历史好比一份简单的履历，一目了然。
　　一系列的与众不同铸就了日本人独一无二的个性。他们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锐气十足，锋芒未损。
　　这个青年从小就是在忧患中长大，由于饱受风霜磨砺，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众所周知，日本列岛面积狭小，土地贫脊，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而且时时刻刻处在地震、海啸、火山的威胁之中。和地大物博的大陆国家相比，日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只有通过努力拼搏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向来十分简朴，他们不重视享受而重视精神力量，重视保持刚健顽强的心态。二十世纪之初，许多中国人东渡日本，去寻找救中国的捷径。虽然那时的中国贫困已极而日本已走进富强，可是中国留学生最不能适应的却是日本人生活的清苦。
　　“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
　　“房子是那么矮小，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这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初去日本念书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后，都市西洋化了，建筑物当然改了旧观，饮食起居，和以前自然也是两样，可是在饮食浪费过度的中国人眼里，总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舒服。但是住的再长一点，把初步的那些困难克服了以后，感觉马上就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地只想去搜求使智识开展的食粮。
　　“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令人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井然，回想起来，真觉得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
　　“而且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的英法德意比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
　　这是郁达夫对他日本生活的回忆与感想。他写此文之时，日本侵华尚未开始，他也绝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死于日本宪兵的暗杀。此时此地，他对日本充满了美好的印象。事实上，大多数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对日本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颇为欣赏。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蒋介石回国后虽然位高权重，可是终生生活简朴，每餐只吃一小碗饭，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据说，这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蒋介石自己说，这样严格的自律，可以保持精神健旺，有助于培养自己的意志力。鲁迅和周作人回国后，也保留了许多留学时代的生活习惯，终生不改。
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新发于硎的青年(2)
这个青年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敏感。由于日本人一直独居一处，和其他民族很少直接接触，所以，他有点孤僻内向。同时，就像日本人普遍身材比较矮小一样，生活在中国身边的日本不论从国土面积还是文化发展上都
　　1274年、1281年元朝对日本发动了两次战争
　　显得先天不足。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外界一直是先进文明和潜在危胁的来源，和日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外界，日本通常是既恐惧又羡慕。要不是灿烂辉煌的大陆文化的强大幅射力，日本人也许至今还生活在蒙昧之中；要不是1281年那股如同从天而降的神风，日本早已被蒙古帝国的铁蹄踏碎。所以，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保持着对外界的高度敏感，外部世界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神经绷得紧紧的。即使在闭关锁国只留长崎一地对外贸易的幕府时代，日本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幕府当局在对外贸易中有这样一个特殊规定：凡是在长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都必须向日本当局报告海外的各种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称作“唐风说书”，荷兰商人的叫做“和兰风说书”。日本人向这些商人详细询问一切海外的新鲜事，大到各国的风土人情，小到各地的奇闻逸事，那热心的程度就像一个好打听家长里短的家庭妇女。日本人对外界持续了几百年的注意终于在鸦片战争时得到了报偿。鸦片战争不久，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不少介绍鸦片战争的书籍，详细介绍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的经过和鸦片战争的场面以及英国的历史地理和现状。日本人立刻认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国外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认为日本“任何事情，均可置之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正是这种充分的戒备心理，使日本有充分时间为后来美国的入侵做好心理准备并且采取正确的反应措施。
　　这一点似乎是中日两国的最大差异。和日本相比，中国对外界几乎从来都是输出，很少取得。几千年不间断地领先世界，使中国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优越感，漠视来自外界的信息，只是埋头于内部事务之中。这种惯性积重难返，使中国在历史巨变中吃了大亏。直到今天，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习惯于向历史而不是向外界寻找答案。
　　这个青年的第三个特点是唯意志论者。日本人性格中有一种永不服输的倾向。日本从来也没有像朝鲜那样，心甘情愿地以小事大，做中国的忠顺属国。他对中国的臣服从来都是三心二意的。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家元首都知趣地自称“国王”，唯有日本自称“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日本和中国一样，自称“神州”，而且自称是“日出之国”，在写给中央帝国的第一封国书中，开头写道：日出之国君主致日落之国君主。这个弹丸小国自尊心之强十分引人注目，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自卑才导致他的高度自尊。生活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先进国家身边，日本没法不为自己的体型瘦小文化落后感到深深的自卑。不过，就像那些身材矮小的男人常常会把这种自卑当做动力，去使自己更加刻苦努力一样，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被自卑压倒。相反，他“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正是这种先天不足，更激发了日本向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情，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超过自己的老师。日本的民间故事中许多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主题，像从桃子里跳出来的桃太郎，手指尖那么大的一寸法师，五分高的五分次郎，都是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最后战胜了庞大的敌人。神话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整个日本民族一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超越自己，战胜中国。历史上那几次不成功的入侵大陆的尝试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对此的急迫。
　　日本武士刀
　　面对自己的弱势，成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不断完善自我，充分发挥意志力的作用。日本人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们对自己要求极为严苛，甚至到了自我虐待的地步。日本人工作的勤奋是举世闻名的，“过劳死”就是产生于日本的词汇。平心而论，日本人的先天素质并不十分突出，他们的智商不如中国人出色，日本列岛从来没出现过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由于血统过于单一，他们的体质也很一般。当中韩等国的体育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之后，日本在亚洲体坛的地位迅速滑落。日本人之所以取得今日的成就，几乎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的天性。还是以体育为例，当今日本在世界体坛的领先项目，几乎全都是以耐力意志取胜的项目，比如马拉松等等。正是靠着毅力，日本人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潜能，反而取得了比那些先天条件优越的国家更大的成就。
　　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新发于硎的青年(3)
不可否认，日本人的这种意志力具有巨大的威力。回想一下甲午战争时的情形，当时的中国虽然贫弱，可是若论国土、资源和军力，还是远强于日本，北洋海军花巨资购建的“定远”、“镇远”两舰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数国家才能拥有的顶级战舰。然而，日本人坚定的意志必胜的决心和机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实力上的差距，轻而易举地把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彻底击溃。而几年后的日俄战争更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战争之初，几乎没有人相信日本会取胜，可是，日本人惊世骇俗卓绝不凡的表现终于让世人对这个小个子国家又一次刮目相看，最终是日本人凭借意志获得了又一次桃太郎式的胜利。可以说，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主要是靠不要命的精神吓倒了俄罗斯。
　　不过，也正是迷信意志力使日本人最终走向了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就是凭借意志狂热悍然和整个太平洋沿岸的邻居们开战。这场战争力量对比的悬殊大大超过以往，当时的日本，孤身与美、英、中、苏、法、荷、澳等26个国家作战，终于，和现实条件背离太远之后，唯意志论破产了，可是，日本人的意志狂热却依然让整个世界不寒而栗。在战场上，很少有被俘虏的日本兵，他们往往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拒不放下武器。战败之后，日本曾涌过一阵“举国玉碎”——以全民族的生命为代价拼到最后一刻以抗拒投降的全民族的精神冲动。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还有许多日本老兵拒不投降，独自一人在东南亚荒野中像野兽一样生活。小野田中尉甚至在菲律宾的一个荒岛上同美国部队孤身战斗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虽然力量悬殊的这场战争最后战败，可是日本并非没有胜机，这才是这个国家的可怕之处。
　　和自卑感与唯意志论相联系的，是日本人的完美主义精神。在意识深处，日本人有一种很深的自卑感。他们把自己和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理解成是自己先天不足。所以，日本人有着强烈的修正意识超越意识，总是努力地改善自己，总是竭尽全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日本人一方面高度自尊，另一方面对外来的东西从不拒绝。这正是日本人的奇特之处。
　　日本人为了完美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明治维新时，日本人雇用了大量的外国专家。为了聘用这些人才，他们花费了大量资金。当时，大政大臣的月薪是800日元，而一位英国专家的月薪却高达2000日元。这个数额和日本一般公务员比，更是天壤之别。当时地方教员的工资多在10日元以下，最少的仅为1日元。可是普通日本人对此却毫无怨言。正是这多达数万名的专家，帮助日本把西方文明全方位地搬运到日本，大到政治方针，小到行为习惯，整个日本从里到外迅速而彻底地变了样。
　　日本人学习什么都非常认真投入，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是试图用外来的先进的东西彻底取代自己体内落后的部分。他们学什么一定要彻底学透才算罢休，所以他们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是喜欢挑毛病，总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想对外来的东西修修补补，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进入中国，总是变得面目全非。
　　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鲁迅对此深有感触。1932年鲁迅在辅仁大学讲演时说道：“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到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临终前，鲁迅还念念不忘这个话题：“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的。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孤独者的孤僻(1)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日本民族的每个优点背面，都背负着一个同样突出的缺陷。
　　首先是孤傲。也许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雨，他少年气盛，心浮气躁，有了一点成就之后就洋洋自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与中国一盛一衰，蒸蒸日上的日本看着中国在列强的欺凌下苦苦挣扎，心中涌起的不是同情而是蔑视。在他们眼里，昔日印象中聪明能干的中国人原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他们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优秀民族，751年鉴真建造的唐招提寺这让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大国阴影下的他们心中涌起一股恶毒的快意。他们称中国为###，用这个意思暧昧的词来作为中国几千年前漫不经心地叫他们为“倭”的报复。甲午海战打败中国之后，这种蔑视又进一步发展为毫无道理的仇视。正如幸德秋水所说：“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蔑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在东京的街头上，中国留学生往往因为衣着发辫而遭到顽童们的追逐嘲骂。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充满了对中国的污蔑之辞，说什么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天性不思进取，懒惰退化，肮脏污秽，等等等等。更为荒唐的是，他们认为日本民族的一些缺点也都是从中国传染过来的，不是日本人本身所固有。这样荒唐幼稚的说法只能说明日本人性格的浅薄与不成熟。
　　二战失败的挫折也没有给日本人太多的教训。战后经济的迅速崛起又使他们再度张狂自大起来。日本街头曾出现过这样一本畅销书：《再见，亚洲》，在这本书里，作者长谷川庆太郎把日本比作高耸入云的霞关大厦，而把其他亚洲国家比作东京湾里的垃圾岛，认为日本继续和亚洲国家打交道对日本已不再有什么好处，只会染上他们的缺点。他主张日本甩开亚洲的穷朋友，把投资重点转向欧美，这样才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甚至对欧美国家，日本也开始不恭敬起来。他认为英国人气质消沉，法国人过于轻佻，而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黑西哥人降低了美国人的整体素质。马野修二甚至宣布：美国不过是一个由欧洲劣等的下层阶级后裔凑成的移民国家。日本人越比较越觉得自己确实高人一等，日本一些学者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研究”后宣布，日本人的大脑、语言、气质乃至风俗习惯都比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高贵。日本开国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就是证明。
　　日本人第二个突出的缺点是自私。由于自古以来很少和外界接触，日本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孤僻性格。他们不懂得关心别人的感受，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一切都是从自己这个原点出发，只知道取，不知道予；只知道进，不知道退。每年八月，日本各地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悼念在原子弹灾难中广岛、长崎的死难者。全日本上下都沉浸在悲痛和激昂中。走进日本任何一家图书馆，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关于那场灾难的纪实、回忆、资料数不胜数。日本人至今还要求追究美国滥杀无辜的责任。可是，面对自己在战争中给那么多国家造成的那么惨痛的灾难，面对旅顺屠城、济南惨案、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日本却总是支支吾吾，再三搪塞，不肯真诚道歉，甚至不肯承认。
　　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精辟地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无论如何，他们就是不会对人将心比心，平等相待。在日本眼里，世界是分成三六九等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待中国劳工如同对待牲畜，肆意凌虐，毫无人道精神可言。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剥削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对那里人民的极端痛苦视若无睹。即使是现在，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日本封了本国的山林，却到别的国家去进口木材，或者利用别国的贫困，向他们输送核废料的消息。
　　江户时代京都景色
孤独者的孤僻(2)
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日本，在亚洲却有着吝啬的名声。虽然他在二战中欠了邻居们很多的债，虽然现在他十分富有，可是却鲜有对他国的慷慨之举。他在亚洲没有交下一个朋友。甚至在世界上，他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它至今也把握不好如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称的作用。
　　日本人第三个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绝对的价值标准。
　　小个子日本总让人想起红与黑中那个野心勃勃的于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在战争中，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偷袭。他们更像黑暗中的动物，在角落里默默盯着自己的猎物，选准时机，一扑而上。甲午战争是这样，日俄战争是这样，太平洋战争也是这样。日本海军长途奔袭珍珠港已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正像山本五十六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袭击珍珠港，是不宣而战，乘敌人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精神不能容。”日本人一向乐于铤而走险，渴望走捷径得暴利。在这个民族温文尔雅的外貌后面，是一颗渴望冒险的赌徒的心。
　　在本国相互间温文有礼的日本人，一旦到了外国，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在日本时那个听话和善有礼貌的日本青年，随着部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变成了一头凶残的野兽，任由自己体内被压抑着的兽性恣意流淌。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仁”这个最高价值，而在日本，人们却用“忠”取代了仁。只要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可以做。只要没被人看见，就等于没有干过。这就是日本式的逻辑。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青年意味着活力，青年意味着闯劲，青年也意味着不成熟。日本已经为他的不成熟付出过代价，不知道这个代价付得够不够呢？
　仅仅仇恨是没用的
提到日本，每一个中国人头脑中第一个涌出来的词便是仇恨。中国人的仇日情结是这样的强固，以至于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任何事物，只要和日本沾边，就有理由加以蔑视和怀疑。
　　是的，中国人有太多的理由去仇视日本，不仅仅为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更为了日本不肯认错的现在。
　　然而，“不共戴天”只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不论何时，我们都不得不与这个国家同处一片天宇之下，不仅如此，还不得不与它“一衣带水”，紧紧相依。因此，仅仅有仇恨是不够的。一个屡战屡败的拳手，躺在地上咒骂对他并没有任何帮助，研究对手和提高自己才是当务之急。
　　可是，我们所做的，就像这个拳手。在大大小小的网站关于日本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咒骂，却很少有深入的反思。我们那种盲目的自大、精神胜利法在多次打击之后依然如故。
　　在一次中日网民的对战中，一个日本人这样写道：“不管你们怎样破口大骂，我很高兴你没有骂我们大和民族懒惰，没能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官员贪污，没有骂我们忘记以前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你们所谓战犯，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
　　“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我们是靠我们的勤奋，我们的认真，我们整个民族的团队精神。
　　“我们的官员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因为我们不忘记先辈的牺牲，不管是不是杀过中国人。而你们的抗日战士，还有百姓记得每年纪念他们吗？就是你们被我们杀了的爷爷奶奶，你还记得祭奠他们吗？”
　　这个日本人一定是新一代的“中国通”，我想中国网民一定在这个帖子面前哑口无言。应该说，这个日本人做了一件好事：他提醒了我们。
　　然而，一个要靠对手提醒的竞争者能有多大出息呢？
　　只有当有一天我们把研究日本学习日本放到与仇恨同等重要的位置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在对日战争死去几千万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中日关系的主动，才能化解两国冷静外表下的深刻敌视，才有可能与日本真正友好地相处于青天白日之下。
日本为什么会成功(1)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反应迟钝，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年后的1949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1898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至于留日学生蒋介石，更是终生不改在日本养成的生活习惯，包括早起和节食。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走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技术难关还没有攻破。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像一个被复制的小型中国。事实上，开国前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中世纪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幕府高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源义家，著名的武士领袖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多是读书不多的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日本为什么会成功(2)
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么叫贪污。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腐败的困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他们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自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周围国家不屑一顾。而日本自古以来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非常敏感，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要小。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1)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
　　李氏朝鲜太祖李成桂像
　　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和中国更相似的是韩国。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
　　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李朝的儒学大师李珥（1536-1584），也称李栗谷。李珥崇尚程朱理学，主张“事大以诚”，维护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韩国把他印在钱币上，可见他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强硬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2)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1962到1995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83美元增加到10037美元。1988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十一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2010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韩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速度与经济发展一样快。经过比经济发展还要曲折激烈的过程。1997年，坐过十多年牢的73岁高龄的金大中击败所有的对手竞选总统获胜，成为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第一位在野党领导人当选的总统。韩国地方市民团体蓬勃发展。经过1987年的民主化斗争和1993年的地方自治选举，作为草根组织的地方市民团体大量出现，在与居民生活密切有关的地方自治、环境和地域发展方面，地方市民团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5年，一个美国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韩国的政治自由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市民人权达到世界二类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韩国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后，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倒退，反而经济发展呈加速度的态势，因此，从韩国个案来看，不存在民主政治要为经济发展让路的问题。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小小的韩国在安享了中国文明几千年的照耀之后，现在对文化母国开始回报了。回报的方式就是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但是，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冒着巨大风险为身边的文化母体做了一系列成功的试验，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从这一点上，我们又不得不怀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我们热心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身边的韩国几眼。自1978年来的三十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因此，韩国的经验无疑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距，简单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9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3)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就是说，在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发展中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发展GDP可以立刻换来政绩，而教育则不是考核官员成绩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不肯投资于教育的原因。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总是积累到了极其严重，不得不管的程度，才开始着手弥补。三农问题如此，治理腐败如此，金融改革也如此。
　　韩国人则缺乏中国人的耐心和从容。以农村问题为例。200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3∶1，扩大到31∶1，远高于多数国家的15∶1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依然拿不出强有力的措施。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1962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61%。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新村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1972年到1978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4%上升到38%。当然，政府把从城市砍下来的钱投到农村时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采用鼓励先进、惩戒落后的方式，来引导农民们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改变。这是新村运动的精髓所在。由于历史上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韩国农民容易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遣,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新村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农村启蒙”。朴正熙指出，村民们的实际参与、自力更生、合作、友谊和勤奋等精神是取得运动成功的保证。因此，政府在分配津贴时，一定要特别强调村民们改造村庄的信心和积极主动性。
　　“新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1965-1969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146%，而农户则为35%；而在1970-1976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而农户为。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城市文化因素迅速渗入农村，有力地影响着农民的心理、观念和态度。韩国农民的落后、保守、愚昧逐渐被现代公民意识所取代。“由国家行政机构领导的种种‘新村’工程以及各种出口目标的实现，在改变人民思想方式上起了一种决定的作用。”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4)
韩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由于民族气质的原因，韩国人做事缺少温良恭俭让，缺少投鼠忌器，前瞻后顾，四平八稳，“稳步推进”。每一位总统上任之初都无一例外地掀起一次反腐败的社会运动。众所周知，对付腐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财产公开制度。金泳三以巨大的勇气在韩国拉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他于1993年2月20日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
　　这枚重磅反腐炸弹的拉响，首先伤及了金泳三政权自身。
　　在高级公务员第一次财产公开后，金泳三政权的两个部长和汉城市市长即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同时，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在富裕程度上的明显差距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执政党议员平均财产为25亿韩元，而在野党议员则为14亿。拥有100亿韩元以上财产的议员有8名，比在野党多了6名。
　　这一结果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调查，执政党内设立了财产公开真相了解特别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5名高级官员被免职，10人受到其他处分，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
　　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阳光法案的实施确实对韩国政坛的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在韩国前无古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伤害最重的是他自己。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金泳三的悲剧有力地证明韩国社会的腐败是何等难以根治。
　　好在韩国人是以意志坚强闻名的，在金泳三因反腐伤及自身之后，继任的金大中并没有因此而稍停反腐的脚步。他继续在制度性反腐建设上投入巨大努力。他倡导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创造性地把市民团体纳入反腐败力量之中，鼓励市民对反腐的参与程度，一定数量的市民可以联名向上级机关申请监察。他强调中下级公务员腐败的清除，而不是只把眼光盯在高级官员，因为事实证明，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严重、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
　　金大中的反腐措施收效显著。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美国商务部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评价各国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防止贿赂议定书》的状况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反腐败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韩国是模范成员国之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韩国总统的反腐成果最终总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虽然金大中本人是清廉的，并且他把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监狱，但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同样因为腐败而锒铛入狱。次子金弘业受贿48亿韩元和逃税，被判入狱2年；三子金弘杰被控受贿35亿韩元，也被判入狱2年。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为儿子的丑闻，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唯一令人口服心服的是，他们都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被指控被判刑。
　　事实又一次证明韩国人要走的反腐之路是漫长的，不过韩国人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屈服的意志。据《检查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级官员于2003年3月2日透露，为了防止卢武铉总统的亲属圈与腐败现象在染，有关方面将对总统的所有远近亲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措施。
　　这位官员称，从现在开始，来自总统反腐委员会等部门的官员将与警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合作监督机制，共同完成任务。另外，总统府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监督总统亲属及高级官员，避免他们出现腐败行为。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5)
几位反腐韩国总统的道德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他们能跳出集团的利益和党派的利益，真正以民族国家为己任，勇于从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金融实名制）下手，敢于擒贼擒王挽弓挽强，虽然最终严重伤及了自己党派的利益（如金泳三），甚至在政治爆炸中炸掉自己的儿子（金泳三和金大中），也在所不惜。韩国领导人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成为韩国社会进步的最要因素。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中国则由改革开放前的极其强调变为忽视放弃，由此造成人们信仰空虚，道德失范，拜金主义和GDP成为唯一信仰。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世界上保留了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上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纽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缺失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号召力，因而也就不再具有整合人心的功能。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去了信仰的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也在迅速流失，整个社会遭遇空前的道德危机。除了“物质主义”、“金钱崇拜”之外，人们在精神上十分空虚。在缺乏民族主义粘合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如同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家庭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当然，韩国也有一系列不如人意之处。而且，韩国的不如人意之处，也往往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韩国也有造假，而且造得惊世骇俗。韩国也发生过桥梁倒塌事故，一样震惊世界。韩国的腐败也是世界闻名，难以根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如人意之处的产生，与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关。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韩国经验和韩国教训对我们的宝贵性。
　　当然，最为中国人敏感的就是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这种“歧视”既有韩国人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原因，又有一种“暴发户”对落后于他的邻居的歧视。从深层次看，这也是中韩两国共同拥有的东方文化中缺乏宽容所致。如果因为这种“歧视”，影响我们向韩国学习，那么无疑只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不智。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1)
.　　自行车
　　（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像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1945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像水。
　　（三）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辞的反应措施。韩国国会并且向中国人大发出建议，希望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2004年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中国政府通过发言人表示了例行的愤慨和遗憾，而韩国却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2)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
　　“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睚眦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宽容，那么多的大度，那么多复杂的智慧。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像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再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　　意外的韩国
　　（一）
　　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熏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
　　“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清：聂士成《东游纪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韩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数次想吞并朝鲜。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像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3)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
　　（二）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数十年来，中国人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十一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龟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死乞白赖想要保住这个球拉倒。落后时同样提不起神，毫无斗志，一点也不着急，似乎输嬴与他们无关。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差在哪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在球场上，虽然我们倾尽全力，也能打出些像样的配合，也能在某些局部形成优势。可是，每场比赛，总是要一不留神几下，总是要失误几回。保持90分钟的注意力，似乎是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
　　中国人为了什么能拼命呢？
　　就像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像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命的独特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较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也照样输过球嘛！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六十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一个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那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4)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一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轻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三）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腊烛点着。二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旧朝鲜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霓虹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国的榜样。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在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淇淋……
　　当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我们总是要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她曾像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像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无人过问；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像阿Ｑ头上那种。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之义。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5)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非常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像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这些这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他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丛丛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是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著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轮马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传统节日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古怪的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6)
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　　我们比韩国人少什么
　　（一）
　　韩国六十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在中国旅游，沿铁路公路你会看到一条白色垃圾带，塑料袋快餐盒迤逦不绝。中国北方道路两边，秃山多于青山。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电影电视风靡中国。《泰坦尼克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赚的钱都多。然而当时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泰坦尼克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300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电影学家还分析说：“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好莱坞和欧洲片，他们对本国影片更为偏好。”
　　不止是电影。韩国人提倡身土不二，以用国货为荣。而中国人则更喜欢进口货。
　　中国人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吃亏。在中国的大学食堂，打饭时学生们总是挤做一团。然而留学韩国的中国人却发现，韩国学生自动排队，饭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无人监视。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韩国公园里陌生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给对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来时我有点不习惯，不敢让孩子接受。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较了，可以对比一下球迷。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的表现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场上服装统一、用具统一、口号统一，数万人掀起红色巨浪，高呼“大韩民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球迷人数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为战，从服装到口号，五花八门，形不成合力，只感到杂乱。比完赛，韩国球迷都要收拾好身边的杂物再走。可是中国球迷所到之处，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许许多多的小五星红旗！
　　（二）
　　觉得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最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像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文中说：
　　“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放刚烈，特别像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这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已很少见了。”
　　文章的作者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
　　“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中国人，你什么时候能恢复本色？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一）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确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第一次受到了粗暴摧残，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嘻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古代朝鲜私塾图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与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秦始皇之后的中国。
　　好在秦王朝的寿命不长，崇尚黄老的汉王朝通过无为而治渐渐恢复民族的元气，得以驱逐匈奴，扬我大汉天威。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的人格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辞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2)
（二）
　　然而，多灾多难一直是中国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而中国却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条。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他们都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中国人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浑身腥膻的异族。对于习惯于改朝换代的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人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人暴政。满洲人南下，中国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块，梳成一根小辫儿，叫“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无从谈起。元朝和清朝两代被异族奴役的经历，使中国人性格中的自尊自信受到毁灭性打击。宋元之间，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又一次出现了显著劣化。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岳飞、杨家将、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民众的抗争风起云涌。在此之后，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说春秋时的中国人像一张挺括的白纸，干净爽利的话，那么几千年来这张白纸经受了太多的揉搓，已经变得软沓沓脏兮兮，看不出当初面貌了。
　　（三）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二千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3)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退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检，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下流。中国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散发出腐烂的霉味儿。政治家一个比一个多疑、阴毒、残忍，士大夫的骨头一天比一天软，文学艺术作品一篇比一篇气质委靡，缺乏创造力。普通老百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在极端穷困的物质环境中越来越富于忍耐。
　　（四）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中国人富于忍耐力和麻木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他们，反抗是没有用的。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中国人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蒙古人征服欧亚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是中国人。满洲人入关之初颁布剃发令，无数南方城市奋起反抗。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异族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终于让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屡次越狱屡次失败的犯人，除了安守狱规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中国人表里不一，没有原则，是因为原则在很多时候是生存的障碍。由于统治者放弃一切地追求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合理的制度得不到及时调整改革，社会制度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行不通。于是，在表面制度之下，出现了一种不能公开却行之有效的潜规则。那些坚守原则的人成了“道学家”、“傻子”，被社会竞争无情地淘汰，而那些把道德口号喊得山响，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遵守利益原则的人却轻易成功。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圆融。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矩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4)
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至于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中国人脏乱差，这更容易在历史上找到解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中国人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习惯，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中国人乐于从虐待他人中得一点心理补偿。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却看到了与书本记载反差极大的景象。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的中国人麻木呆滞。这些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三十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或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人所公认的旗手鲁迅在1925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他们的学生毛泽东最彻底地贯彻了他们的主张。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5)
毛泽东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最决绝的斗士。与其说毛泽东一生的奋斗是为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不如说是为彻底改造中国国民性更为恰当。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一生都在努力做这样的“大气量人”。在四个伟大中，他只喜欢“伟大导师”这一称号。毛泽东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应该从改造思想入手。他以摧枯拉朽般的宏大气魄掀起了一场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通过揭发批斗等手段，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文化大革命，力图彻底清除中国人头脑中盘踞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崭新的共产主义情操，使中国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在他死后被发现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有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反应迟钝、精神麻木……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的外表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宣布完成“现代化”，然而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1911年以前清醒多少。到现在，装了抽水马桶的中国公厕还是臭味冲天，出了国的中国人还是随地吐痰，被外国警察抓住罚款。一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中世纪：
　　据2002年8月31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10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9月2日，湖南浏阳一16岁少年在网吧被5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只能说比鲁迅当年是更加恶化了。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自我放弃、妄自菲薄经常出现在流行的话语中，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
　　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有这样的描写：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6)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瘠，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分明。
　　韩国人曾截取了一脉上游黄河，注入鸭绿江。由于水短流直，地处偏僻，鸭绿江大部分水身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接触久了，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简单、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一）
　　朝鲜历史的源头与中国纠缠难分。
　　传说因为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这是朝鲜半岛第一次出现国家。
　　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辐射。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作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朝鲜也因为自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而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二个文明国家，自称为“小中华”。
　　英祖至行王李礽的画像。朝鲜国王的衣冠样式和明朝皇帝极为相似，只是颜色不同。
　　同质的社会、一样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宫廷中充满了血腥和残忍，承平之日，大臣们也全神贯注于窝里斗，“东人”、“西人”、“老论”、“少论”掐得你死我活。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权威、官本位。在经济起飞前，韩国人的脏乱差比中国还甚。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官也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7)
朝鲜国土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朝鲜人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朝鲜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遗风，血液里还残存着游牧于阿尔泰山时代的凶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全面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公元612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130多万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的朝鲜全国人口差不多了。当时，隋朝正值全盛，四夷宾服，汉朝版图全部恢复，只有这个小小的朝鲜还没有屈服，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征讨此弹丸之地，每个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在辽东城和平壤城前挡住了隋军，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隋炀帝恼羞成怒，他倾全国之力，再三再四挥兵东指，然而，还是不能深入朝鲜一步。隋朝因为远征朝鲜而耗尽国力，不久灭亡。
　　时隔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来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鲜人像传说中的那样顽强，他认为隋朝的失败是因为隋炀帝的无能。这个十八岁起兵所向无敌的皇帝希望自己为中国挽回面子。然而，同样是三次远征，同样是三次惨败。
　　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既往的硬。当他们在二十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三）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道学”两个字成了骂人的代名词。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韩国人祭孔图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朝鲜佛教远不如中日两国发达，因为朝鲜士人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黄秉泰说：“由于继承了朱熹理学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体系，韩国儒学一直忠实地搬用它，并严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韩国的理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8)
（四）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第三点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
　　韩国人的褊急性格是举世闻名的。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倒的也快。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麦喜温说：“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像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的最佳选择就是搁置起来，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五）
　　由于以上几点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恰比少年之于老人。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茶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中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中国太老了，他退尽了火气，磨光了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自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一生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迫人而来的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绝。他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他环顾自己家里，觉得样样不顺眼，处处不如人。于是把自己的旧家底起名叫“四旧”，一把火烧光，一点点地搬进西方家具。可是由于房屋格局和西方不同，洋式家具怎么也放不下。于是“对付”的老本能又发挥作用，折掉一条腿或者去掉一扇门，甚至把电冰箱当成大衣柜使，弄得不伦不类，还起名叫“中国特色”。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9)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1840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韩国人才猛醒过来。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韩国人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幸运地没有陷入“主义”之争，他们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唯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100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的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1960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东京还要快。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十一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大宇集团的汽车就定下目标每年45万辆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市场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理性和个性以及重视实利的社会精神气质。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0)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60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　　从厕所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一）
　　厕所是个被谈烂了的题目。外国人谈，中国人也谈，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更要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比较厕所学”，厕所被当成了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表征。有人从北京人早上边排队上厕所边聊天解读东方的日常生活伦理，有人从中国公厕的开放性解读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意识，有人从中外厕所的外表差距解读中外文化的“象征意识”和“实用意识”的差别。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2000年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道：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只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没有见过有收费的厕所，但所有公厕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所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称为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描眉画目。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都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韩国人连扫大街的都非常干净”。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厕所确实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又无可置辩。
　　正因为厕所作为一个事物之小，之不重要，所以才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处处不如人”，说明了“中国人素质低”，这个小小事物雄辩地定义了中国的落后，给中国人的自卑感提供了一个最直观的依据。厕所成了一个隐喻，从厕所出发，我们可以引申到中国人随地吐痰，中国城市脏乱差，可以引申到中国人不遵守交通秩序、没有公德心，甚至可以引申到水土流失，环境破坏，引申到假货横行，贪污腐败……似乎“厕所”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读角度。结论大致是，只有当中国文化的“总病根”被彻底挖出斩断，中国人改变了“民族性”，中国的厕所才能彻底没有臭味。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1)
（二）
　　厕所确实具有极强的象征力。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韩国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但是，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
　　在这里，厕所反映出同是东亚文化圈三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速度。
　　（三）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厕所比较学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文化母国中国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加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穿着麻质服装的传统家庭样式。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中国的先进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此妒心也”。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庤”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
　　恐怕从来没有中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是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朝鲜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满清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113年后的1893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2)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男人的懒惰，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朝鲜还坚持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1961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三百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1446年朝鲜颁布的《训民正音》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仅仅二百年前，起码在东亚，中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脏、乱、差”，韩国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国人干净，所谓“韩国人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在环境卫生方面是中国人的模范”也不过是经济起飞之后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厕所或者粪堆与“根性”、“民族性”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
　　读到“欧洲”这个字眼，我们就会想起古老的城堡，如茵的绿草，想起西方古典文学里描写的西欧宫廷里的大理石地面，镶金廊柱，枝型炷台，想起王子与公主们气势恢弘的盛大舞会。且慢，先让我们读一段1589年印刷的《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
　　“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白天黑夜，饭前饭后，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
　　原来，西欧宫廷的金色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会看到一堆大便。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明朝中期出访欧洲，在国王的宫殿里发现随地便溺的痕迹，他会惊讶到什么程度：肯定会比今天进入中国旱厕的欧洲人更吃惊。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3)
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礼貌的。”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两千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上推二百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完全相反的结论，也许会导致欧洲人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的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
　　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
　　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
　　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穿着传统韩国服饰的一家三口
　　（四）
　　如此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脏乱差，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
　　人穷志短。一个民族在困难的时候容易自卑。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在1916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出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鞑。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七十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样，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臭骂自己的文化，到六十年代末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学者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韩国人如今痛斥中国球迷的不文明行为。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有长远眼光，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判断和基本自信。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筐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这样，发展才有立脚点，看问题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病急乱投医，把溃疡当绝症治，恨不得换心换肾换肝换肺，把自己的一切都换掉，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民族性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气候因素，文化因素，还有制度因素。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封建时代，韩国人的保守忍耐是出了名的，而在现代史上，韩国人争取民主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也是举世闻名。因此，民族性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可以改变的部分，不可改变的部分，或者说需要改变的部分和不需要改变的部分。在可以改变的部分中，又有容易改变的部分和不容易改变的部分。比如韩国人的急性子可能就不好改变。
　　中国人国民性中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4)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就从小小的厕所来说，它反映的问题有如下几个：第一，中国物质上还不够富裕。第二，政府和普通民众还没有把解决这个问题列到比较重要的日程。第三，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规划中还存在许多死角。第四，中国政治现代化有待提速，这从不少地方大建不切实际的豪华公厕作为形象工程上可见一斑。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不过，如果不从制度方面去努力，而一味炼文化气功，是治不了大病的。
　　（五）
　　与“劣根性”相伴相生的一个词，是“中国特色”。其含义大致都是中国人与众不同，适用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或者暂时不适用于中国。
　　九十年前，袁世凯就认为，皇帝制比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特色”是“皇权思想”。
　　据我研究，袁世凯产生这个奇怪的想法，是和厕所有关的。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写道：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个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
　　“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制的木制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你想想，一个认为抽水马桶味不好而中式马桶味好的袁世凯，是不是长了一只“袁氏特色”的鼻子？他用这只鼻子嗅到的气味自然与众不同，也就难怪他最后判断错了政治风向，因为帝制而身败名裂了。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5)
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1)
.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
　　李氏朝鲜太祖李成桂像
　　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和中国更相似的是韩国。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
　　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李朝的儒学大师李珥（1536-1584），也称李栗谷。李珥崇尚程朱理学，主张“事大以诚”，维护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韩国把他印在钱币上，可见他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强硬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2)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1962到1995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83美元增加到10037美元。1988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十一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2010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韩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速度与经济发展一样快。经过比经济发展还要曲折激烈的过程。1997年，坐过十多年牢的73岁高龄的金大中击败所有的对手竞选总统获胜，成为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第一位在野党领导人当选的总统。韩国地方市民团体蓬勃发展。经过1987年的民主化斗争和1993年的地方自治选举，作为草根组织的地方市民团体大量出现，在与居民生活密切有关的地方自治、环境和地域发展方面，地方市民团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5年，一个美国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韩国的政治自由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市民人权达到世界二类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韩国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后，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倒退，反而经济发展呈加速度的态势，因此，从韩国个案来看，不存在民主政治要为经济发展让路的问题。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小小的韩国在安享了中国文明几千年的照耀之后，现在对文化母国开始回报了。回报的方式就是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但是，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冒着巨大风险为身边的文化母体做了一系列成功的试验，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从这一点上，我们又不得不怀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我们热心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身边的韩国几眼。自1978年来的三十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因此，韩国的经验无疑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距，简单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9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3)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就是说，在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发展中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发展GDP可以立刻换来政绩，而教育则不是考核官员成绩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不肯投资于教育的原因。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总是积累到了极其严重，不得不管的程度，才开始着手弥补。三农问题如此，治理腐败如此，金融改革也如此。
　　韩国人则缺乏中国人的耐心和从容。以农村问题为例。200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3∶1，扩大到31∶1，远高于多数国家的15∶1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依然拿不出强有力的措施。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1962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61%。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新村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1972年到1978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4%上升到38%。当然，政府把从城市砍下来的钱投到农村时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采用鼓励先进、惩戒落后的方式，来引导农民们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改变。这是新村运动的精髓所在。由于历史上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韩国农民容易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遣,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新村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农村启蒙”。朴正熙指出，村民们的实际参与、自力更生、合作、友谊和勤奋等精神是取得运动成功的保证。因此，政府在分配津贴时，一定要特别强调村民们改造村庄的信心和积极主动性。
　　“新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1965-1969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146%，而农户则为35%；而在1970-1976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而农户为。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城市文化因素迅速渗入农村，有力地影响着农民的心理、观念和态度。韩国农民的落后、保守、愚昧逐渐被现代公民意识所取代。“由国家行政机构领导的种种‘新村’工程以及各种出口目标的实现，在改变人民思想方式上起了一种决定的作用。”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4)
韩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由于民族气质的原因，韩国人做事缺少温良恭俭让，缺少投鼠忌器，前瞻后顾，四平八稳，“稳步推进”。每一位总统上任之初都无一例外地掀起一次反腐败的社会运动。众所周知，对付腐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财产公开制度。金泳三以巨大的勇气在韩国拉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他于1993年2月20日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
　　这枚重磅反腐炸弹的拉响，首先伤及了金泳三政权自身。
　　在高级公务员第一次财产公开后，金泳三政权的两个部长和汉城市市长即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同时，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在富裕程度上的明显差距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执政党议员平均财产为25亿韩元，而在野党议员则为14亿。拥有100亿韩元以上财产的议员有8名，比在野党多了6名。
　　这一结果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调查，执政党内设立了财产公开真相了解特别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5名高级官员被免职，10人受到其他处分，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
　　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阳光法案的实施确实对韩国政坛的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在韩国前无古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伤害最重的是他自己。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金泳三的悲剧有力地证明韩国社会的腐败是何等难以根治。
　　好在韩国人是以意志坚强闻名的，在金泳三因反腐伤及自身之后，继任的金大中并没有因此而稍停反腐的脚步。他继续在制度性反腐建设上投入巨大努力。他倡导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创造性地把市民团体纳入反腐败力量之中，鼓励市民对反腐的参与程度，一定数量的市民可以联名向上级机关申请监察。他强调中下级公务员腐败的清除，而不是只把眼光盯在高级官员，因为事实证明，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严重、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
　　金大中的反腐措施收效显著。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美国商务部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评价各国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防止贿赂议定书》的状况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反腐败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韩国是模范成员国之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韩国总统的反腐成果最终总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虽然金大中本人是清廉的，并且他把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监狱，但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同样因为腐败而锒铛入狱。次子金弘业受贿48亿韩元和逃税，被判入狱2年；三子金弘杰被控受贿35亿韩元，也被判入狱2年。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为儿子的丑闻，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唯一令人口服心服的是，他们都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被指控被判刑。
　　事实又一次证明韩国人要走的反腐之路是漫长的，不过韩国人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屈服的意志。据《检查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级官员于2003年3月2日透露，为了防止卢武铉总统的亲属圈与腐败现象在染，有关方面将对总统的所有远近亲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措施。
　　这位官员称，从现在开始，来自总统反腐委员会等部门的官员将与警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合作监督机制，共同完成任务。另外，总统府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监督总统亲属及高级官员，避免他们出现腐败行为。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5)
几位反腐韩国总统的道德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他们能跳出集团的利益和党派的利益，真正以民族国家为己任，勇于从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金融实名制）下手，敢于擒贼擒王挽弓挽强，虽然最终严重伤及了自己党派的利益（如金泳三），甚至在政治爆炸中炸掉自己的儿子（金泳三和金大中），也在所不惜。韩国领导人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成为韩国社会进步的最要因素。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中国则由改革开放前的极其强调变为忽视放弃，由此造成人们信仰空虚，道德失范，拜金主义和GDP成为唯一信仰。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世界上保留了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上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纽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缺失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号召力，因而也就不再具有整合人心的功能。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去了信仰的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也在迅速流失，整个社会遭遇空前的道德危机。除了“物质主义”、“金钱崇拜”之外，人们在精神上十分空虚。在缺乏民族主义粘合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如同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家庭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当然，韩国也有一系列不如人意之处。而且，韩国的不如人意之处，也往往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韩国也有造假，而且造得惊世骇俗。韩国也发生过桥梁倒塌事故，一样震惊世界。韩国的腐败也是世界闻名，难以根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如人意之处的产生，与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关。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韩国经验和韩国教训对我们的宝贵性。
　　当然，最为中国人敏感的就是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这种“歧视”既有韩国人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原因，又有一种“暴发户”对落后于他的邻居的歧视。从深层次看，这也是中韩两国共同拥有的东方文化中缺乏宽容所致。如果因为这种“歧视”，影响我们向韩国学习，那么无疑只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不智。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1)
　　自行车
　　（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像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1945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像水。
　　（三）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辞的反应措施。韩国国会并且向中国人大发出建议，希望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2004年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中国政府通过发言人表示了例行的愤慨和遗憾，而韩国却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2)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
　　“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睚眦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宽容，那么多的大度，那么多复杂的智慧。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像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再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意外的韩国
　　（一）
　　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熏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
　　“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清：聂士成《东游纪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韩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数次想吞并朝鲜。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像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3)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
　　（二）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数十年来，中国人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十一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龟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死乞白赖想要保住这个球拉倒。落后时同样提不起神，毫无斗志，一点也不着急，似乎输嬴与他们无关。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差在哪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在球场上，虽然我们倾尽全力，也能打出些像样的配合，也能在某些局部形成优势。可是，每场比赛，总是要一不留神几下，总是要失误几回。保持90分钟的注意力，似乎是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
　　中国人为了什么能拼命呢？
　　就像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像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命的独特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较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也照样输过球嘛！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六十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一个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那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4)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一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轻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三）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腊烛点着。二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旧朝鲜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霓虹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国的榜样。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在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淇淋……
　　当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我们总是要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她曾像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像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无人过问；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像阿Ｑ头上那种。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之义。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5)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非常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像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这些这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他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丛丛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是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著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轮马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传统节日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古怪的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6)
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我们比韩国人少什么
　　（一）
　　韩国六十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在中国旅游，沿铁路公路你会看到一条白色垃圾带，塑料袋快餐盒迤逦不绝。中国北方道路两边，秃山多于青山。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电影电视风靡中国。《泰坦尼克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赚的钱都多。然而当时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泰坦尼克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300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电影学家还分析说：“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好莱坞和欧洲片，他们对本国影片更为偏好。”
　　不止是电影。韩国人提倡身土不二，以用国货为荣。而中国人则更喜欢进口货。
　　中国人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吃亏。在中国的大学食堂，打饭时学生们总是挤做一团。然而留学韩国的中国人却发现，韩国学生自动排队，饭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无人监视。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韩国公园里陌生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给对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来时我有点不习惯，不敢让孩子接受。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较了，可以对比一下球迷。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的表现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场上服装统一、用具统一、口号统一，数万人掀起红色巨浪，高呼“大韩民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球迷人数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为战，从服装到口号，五花八门，形不成合力，只感到杂乱。比完赛，韩国球迷都要收拾好身边的杂物再走。可是中国球迷所到之处，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许许多多的小五星红旗！
　　（二）
　　觉得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最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像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文中说：
　　“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放刚烈，特别像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这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已很少见了。”
　　文章的作者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
　　“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中国人，你什么时候能恢复本色？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一）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确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第一次受到了粗暴摧残，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嘻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古代朝鲜私塾图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与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秦始皇之后的中国。
　　好在秦王朝的寿命不长，崇尚黄老的汉王朝通过无为而治渐渐恢复民族的元气，得以驱逐匈奴，扬我大汉天威。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的人格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辞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2)
（二）
　　然而，多灾多难一直是中国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而中国却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条。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他们都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中国人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浑身腥膻的异族。对于习惯于改朝换代的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人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人暴政。满洲人南下，中国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块，梳成一根小辫儿，叫“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无从谈起。元朝和清朝两代被异族奴役的经历，使中国人性格中的自尊自信受到毁灭性打击。宋元之间，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又一次出现了显著劣化。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岳飞、杨家将、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民众的抗争风起云涌。在此之后，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说春秋时的中国人像一张挺括的白纸，干净爽利的话，那么几千年来这张白纸经受了太多的揉搓，已经变得软沓沓脏兮兮，看不出当初面貌了。
　　（三）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二千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3)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退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检，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下流。中国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散发出腐烂的霉味儿。政治家一个比一个多疑、阴毒、残忍，士大夫的骨头一天比一天软，文学艺术作品一篇比一篇气质委靡，缺乏创造力。普通老百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在极端穷困的物质环境中越来越富于忍耐。
　　（四）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中国人富于忍耐力和麻木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他们，反抗是没有用的。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中国人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蒙古人征服欧亚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是中国人。满洲人入关之初颁布剃发令，无数南方城市奋起反抗。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异族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终于让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屡次越狱屡次失败的犯人，除了安守狱规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中国人表里不一，没有原则，是因为原则在很多时候是生存的障碍。由于统治者放弃一切地追求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合理的制度得不到及时调整改革，社会制度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行不通。于是，在表面制度之下，出现了一种不能公开却行之有效的潜规则。那些坚守原则的人成了“道学家”、“傻子”，被社会竞争无情地淘汰，而那些把道德口号喊得山响，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遵守利益原则的人却轻易成功。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圆融。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矩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4)
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至于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中国人脏乱差，这更容易在历史上找到解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中国人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习惯，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中国人乐于从虐待他人中得一点心理补偿。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却看到了与书本记载反差极大的景象。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的中国人麻木呆滞。这些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三十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或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人所公认的旗手鲁迅在1925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他们的学生毛泽东最彻底地贯彻了他们的主张。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5)
毛泽东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最决绝的斗士。与其说毛泽东一生的奋斗是为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不如说是为彻底改造中国国民性更为恰当。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一生都在努力做这样的“大气量人”。在四个伟大中，他只喜欢“伟大导师”这一称号。毛泽东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应该从改造思想入手。他以摧枯拉朽般的宏大气魄掀起了一场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通过揭发批斗等手段，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文化大革命，力图彻底清除中国人头脑中盘踞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崭新的共产主义情操，使中国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在他死后被发现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有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反应迟钝、精神麻木……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的外表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宣布完成“现代化”，然而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1911年以前清醒多少。到现在，装了抽水马桶的中国公厕还是臭味冲天，出了国的中国人还是随地吐痰，被外国警察抓住罚款。一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中世纪：
　　据2002年8月31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10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9月2日，湖南浏阳一16岁少年在网吧被5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只能说比鲁迅当年是更加恶化了。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自我放弃、妄自菲薄经常出现在流行的话语中，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
　　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有这样的描写：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6)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瘠，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分明。
　　韩国人曾截取了一脉上游黄河，注入鸭绿江。由于水短流直，地处偏僻，鸭绿江大部分水身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接触久了，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简单、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一）
　　朝鲜历史的源头与中国纠缠难分。
　　传说因为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这是朝鲜半岛第一次出现国家。
　　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辐射。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作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朝鲜也因为自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而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二个文明国家，自称为“小中华”。
　　英祖至行王李礽的画像。朝鲜国王的衣冠样式和明朝皇帝极为相似，只是颜色不同。
　　同质的社会、一样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宫廷中充满了血腥和残忍，承平之日，大臣们也全神贯注于窝里斗，“东人”、“西人”、“老论”、“少论”掐得你死我活。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权威、官本位。在经济起飞前，韩国人的脏乱差比中国还甚。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官也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7)
朝鲜国土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朝鲜人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朝鲜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遗风，血液里还残存着游牧于阿尔泰山时代的凶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全面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公元612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130多万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的朝鲜全国人口差不多了。当时，隋朝正值全盛，四夷宾服，汉朝版图全部恢复，只有这个小小的朝鲜还没有屈服，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征讨此弹丸之地，每个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在辽东城和平壤城前挡住了隋军，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隋炀帝恼羞成怒，他倾全国之力，再三再四挥兵东指，然而，还是不能深入朝鲜一步。隋朝因为远征朝鲜而耗尽国力，不久灭亡。
　　时隔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来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鲜人像传说中的那样顽强，他认为隋朝的失败是因为隋炀帝的无能。这个十八岁起兵所向无敌的皇帝希望自己为中国挽回面子。然而，同样是三次远征，同样是三次惨败。
　　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既往的硬。当他们在二十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三）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道学”两个字成了骂人的代名词。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韩国人祭孔图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朝鲜佛教远不如中日两国发达，因为朝鲜士人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黄秉泰说：“由于继承了朱熹理学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体系，韩国儒学一直忠实地搬用它，并严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韩国的理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8)
（四）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第三点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
　　韩国人的褊急性格是举世闻名的。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倒的也快。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麦喜温说：“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像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的最佳选择就是搁置起来，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五）
　　由于以上几点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恰比少年之于老人。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茶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中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中国太老了，他退尽了火气，磨光了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自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一生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迫人而来的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绝。他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他环顾自己家里，觉得样样不顺眼，处处不如人。于是把自己的旧家底起名叫“四旧”，一把火烧光，一点点地搬进西方家具。可是由于房屋格局和西方不同，洋式家具怎么也放不下。于是“对付”的老本能又发挥作用，折掉一条腿或者去掉一扇门，甚至把电冰箱当成大衣柜使，弄得不伦不类，还起名叫“中国特色”。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9)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1840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韩国人才猛醒过来。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韩国人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幸运地没有陷入“主义”之争，他们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唯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100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的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1960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东京还要快。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十一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大宇集团的汽车就定下目标每年45万辆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市场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理性和个性以及重视实利的社会精神气质。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0)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60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从厕所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一）
　　厕所是个被谈烂了的题目。外国人谈，中国人也谈，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更要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比较厕所学”，厕所被当成了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表征。有人从北京人早上边排队上厕所边聊天解读东方的日常生活伦理，有人从中国公厕的开放性解读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意识，有人从中外厕所的外表差距解读中外文化的“象征意识”和“实用意识”的差别。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2000年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道：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只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没有见过有收费的厕所，但所有公厕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所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称为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描眉画目。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都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韩国人连扫大街的都非常干净”。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厕所确实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又无可置辩。
　　正因为厕所作为一个事物之小，之不重要，所以才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处处不如人”，说明了“中国人素质低”，这个小小事物雄辩地定义了中国的落后，给中国人的自卑感提供了一个最直观的依据。厕所成了一个隐喻，从厕所出发，我们可以引申到中国人随地吐痰，中国城市脏乱差，可以引申到中国人不遵守交通秩序、没有公德心，甚至可以引申到水土流失，环境破坏，引申到假货横行，贪污腐败……似乎“厕所”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读角度。结论大致是，只有当中国文化的“总病根”被彻底挖出斩断，中国人改变了“民族性”，中国的厕所才能彻底没有臭味。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1)
（二）
　　厕所确实具有极强的象征力。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韩国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但是，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
　　在这里，厕所反映出同是东亚文化圈三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速度。
　　（三）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厕所比较学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文化母国中国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加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穿着麻质服装的传统家庭样式。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中国的先进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此妒心也”。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庤”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
　　恐怕从来没有中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是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朝鲜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满清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113年后的1893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2)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男人的懒惰，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朝鲜还坚持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1961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三百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1446年朝鲜颁布的《训民正音》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仅仅二百年前，起码在东亚，中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脏、乱、差”，韩国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国人干净，所谓“韩国人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在环境卫生方面是中国人的模范”也不过是经济起飞之后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厕所或者粪堆与“根性”、“民族性”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
　　读到“欧洲”这个字眼，我们就会想起古老的城堡，如茵的绿草，想起西方古典文学里描写的西欧宫廷里的大理石地面，镶金廊柱，枝型炷台，想起王子与公主们气势恢弘的盛大舞会。且慢，先让我们读一段1589年印刷的《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
　　“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白天黑夜，饭前饭后，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
　　原来，西欧宫廷的金色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会看到一堆大便。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明朝中期出访欧洲，在国王的宫殿里发现随地便溺的痕迹，他会惊讶到什么程度：肯定会比今天进入中国旱厕的欧洲人更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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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3)
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礼貌的。”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两千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上推二百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完全相反的结论，也许会导致欧洲人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的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
　　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
　　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
　　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穿着传统韩国服饰的一家三口
　　（四）
　　如此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脏乱差，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
　　人穷志短。一个民族在困难的时候容易自卑。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在1916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出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鞑。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七十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样，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臭骂自己的文化，到六十年代末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学者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韩国人如今痛斥中国球迷的不文明行为。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有长远眼光，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判断和基本自信。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筐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这样，发展才有立脚点，看问题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病急乱投医，把溃疡当绝症治，恨不得换心换肾换肝换肺，把自己的一切都换掉，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民族性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气候因素，文化因素，还有制度因素。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封建时代，韩国人的保守忍耐是出了名的，而在现代史上，韩国人争取民主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也是举世闻名。因此，民族性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可以改变的部分，不可改变的部分，或者说需要改变的部分和不需要改变的部分。在可以改变的部分中，又有容易改变的部分和不容易改变的部分。比如韩国人的急性子可能就不好改变。
　　中国人国民性中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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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4)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就从小小的厕所来说，它反映的问题有如下几个：第一，中国物质上还不够富裕。第二，政府和普通民众还没有把解决这个问题列到比较重要的日程。第三，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规划中还存在许多死角。第四，中国政治现代化有待提速，这从不少地方大建不切实际的豪华公厕作为形象工程上可见一斑。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不过，如果不从制度方面去努力，而一味炼文化气功，是治不了大病的。
　　（五）
　　与“劣根性”相伴相生的一个词，是“中国特色”。其含义大致都是中国人与众不同，适用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或者暂时不适用于中国。
　　九十年前，袁世凯就认为，皇帝制比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特色”是“皇权思想”。
　　据我研究，袁世凯产生这个奇怪的想法，是和厕所有关的。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写道：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个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
　　“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制的木制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你想想，一个认为抽水马桶味不好而中式马桶味好的袁世凯，是不是长了一只“袁氏特色”的鼻子？他用这只鼻子嗅到的气味自然与众不同，也就难怪他最后判断错了政治风向，因为帝制而身败名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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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5)
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独岛的光荣与钓鱼岛的痛(1)
.　　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周围国家认为是个巨大的威胁。中国的崛起过程屡受“中国危胁论”困扰。
　　然而，天日昭昭，世界古代历史上找不出比中国更善良的大国，中国的善良已经可以被称为懦弱。从秦始皇时代起，中国人的对外关系史就是一部防御史，长城可以做证。历史上很多时候，中国需要用宝贵的粮食、丝绸甚至公主来换取和平。至于“黄祸”，那是游牧民族的光荣或者罪恶，中国不过是诸多被摧残者之一，把帐算到中国头上实在是本末倒置。在有记载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中，中国一直奉行“厚往薄来”政策，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用本国人民的血汗劳动换取一个虚无的面子，它给中国带来心理上的愚蠢的满足，给另一方的却是巨大得惊人的利润。
　　近现代史上，也找不出中国这样心慈手软顾全大局凡事忍让的模范国家。拼光了家底惨胜日本之后，大陆和台湾立刻争先恐后地向日本人表现“以德报怨”的慷慨大度。中印战争中印度军队一触即溃，四散奔逃，第二天却发现中国军队已经退回自己境内，并且把俘虏的军车擦得锃明瓦亮，完璧奉还。在南海诸岛争端、钓鱼岛争端中，别的国家纷纷出动军舰，果断地进行武力占领，中国却安于由“人大”发表几句严正声明。华人在印尼被屠杀，其惨无人道令全世界发指，唯有中国一声不吭。在本国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中国的大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别的国家，用来结交第三世界朋友。
　　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种种做法大惑不解的时候，中国却在暗暗冷笑，冷笑这些国家的惊讶。也不怪它们，它们才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出过几个哲人！它们懂得什么叫“大智若愚”吗？它们懂什么“上善若水”吗？它们懂得“人心向背决定斗争的胜败”吗？它们的语言里有“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三分何等清闲”这样的闪光字句吗？那些动不动就把“某国的利益”挂在嘴边的国家是何等地愚蠢啊，它们为了一时的小利，互不相让，刀兵相见，短视无知！它们如果翻翻中国古书，就会发现他们实行的是“霸道”，必定会败在“耻于言利”的“王道”脚下。中国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软弱，实际上却是无比强大，如太极拳一样，无形无迹，绵里藏针。中国目光远大，心胸宽广。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中国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中国就是国际上的雷锋。总有一天，我们会感动他们，让他们放弃争夺，倾心向化，拥戴中国为领袖，在中国的带领下，一起建立全世界的美好明天。所以，在别人越是喊“###”的时候，我们就越是要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让事实戳穿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吧！
　　然而，事实却让中国一再尴尬。中国的忍让似乎没有感动任何人。日本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什么也不肯向中国道歉，还动不动搞一些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课书之类的小动作刺激中国。印度人更是老实不客气。既然中国人退了回去，我就当仁不让把你的领土改成我国的一个邦。然后我还要试射原子弹，并且向全世界公布就是为了针对中国。中国地图上的南海诸岛其实大半已经被其它国家实际控制了。至于援助他国的大米，有的居然在后来被用做与中国军队作战时的沙袋。
　　.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类似中日钓鱼岛这样的争端，其实早在韩日之间上演过。
　　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叫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
　　日本人保卫领土的决心在钓鱼岛问题上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初他们也是以这样的决心去保卫竹岛。他们把这一问题写进教课书，并且在一切可能场合宣布自己对竹岛的主权。与此同时，1953年5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战正酣，登上了这个无人小岛，修建了标志物。
　　

独岛的光荣与钓鱼岛的痛(2)
这一切，与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当初他们遇到的是刚直的韩国人而不是智慧的中国人。中国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了“顾全中日关系大局”的做法，仅仅发出抗议，听任日本人出动军舰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并且严防国内的保钓人士做出“过激”行动。
　　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韩战进行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直到1956年，韩国政府从韩战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上岛，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土护国大业”。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
　　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长年派驻34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
　　我写过一些关于韩国文化韩国精神的文字，网友的评论里有许多指责我对韩国精神的揄扬，认为是夸大其辞。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没有出现过安重根，在抗日战争后我们没有出现过洪淳七。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只有对中国占有上风。面对北方四岛和竹岛的被占，日本人都不得不忍气吞声。
　　.　　“太智慧”的中国人和“太冲动”的韩国人
　　不管中国人的做法是否真的智慧，韩国人的一些做法看起来确乎太冲动、太孟浪、太不理智。
　　每个人都知道韩国的崛起和繁荣离不开日本。韩国和日本还同属美日韩军事政治同盟。韩国对日本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需要。可是韩国人从不掩饰对日本的仇恨，在对日关系上从来不会因为顾全大局而做任何让步。他们表达对死不认错的日本人的愤怒，从来是点火就着，怎么激烈怎么来。日本那边在历史问题上稍稍做一点手脚，韩国这边立刻就烈火燎原，杀声振天。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20名身披国旗的韩国青年聚集地汉城的“独立门公园”，大声抗议后用刀把自己的小指头剁下，装在信封里寄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九名韩国人集体绝食，要求日本道歉。韩国政府立刻采取最为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驻日大使。无数韩国人上街烧毁日本国旗，开展抵制日货行动。
　　而中国人呢？还是人大发展声明。有的网站怕惹麻烦，发表声明：本站不欢迎对日话题，见贴即删。
　　韩国人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地别出心裁，把日本人分为一小撮战犯和广大善良的日本人民。他们恨所有日本人，甚至恨乌及屋，拒绝日本人的一切。在韩国，如果谁买了一辆日本汽车，过不了几天，这辆车的玻璃、轮胎、外壳就会一一被人砸坏。在韩国的香烟摊上，往往帖着“不吸日本烟”的标语。在赵薇用日本军旗装作自己的装饰时，韩国名星金喜善却因为有人要求她用日语道别而被激怒。
　　在中国政府声明对日索赔是个人行为，政府不加评论的同时，1992年，韩国外长李相玉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赔偿，韩国政府为此成立了解决该问题的专门班子。
　　在所有对日争议中，韩国人和韩国政府都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按照中国人的判断，这些举动都是属于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属于给两国关系制造麻烦，都是不理智、不沉着、不智慧，势必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大局，势必损坏日韩经济贸易关系，到头来害了自己。
　　奇怪的是，韩国人的刚烈居然并没有影响韩日关系的“大局”。日本人频频向韩国人示好，日韩经贸关系飞速发展。早在199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485亿美元。两国还一起举办了世界杯。
　　

独岛的光荣与钓鱼岛的痛(3)
更为奇怪的是，死不道歉的日本人居然单单向韩国人道了歉！1992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出访汉城的三天里，先后8次表示谢罪。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日韩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首次承认了对韩国的侵略，并正式道歉。
　　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正式向中国道歉。
　　这一次，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不但世界看不懂，连中国人自己也看不懂了。
　　.　　“宋襄公主义”的根源
　　耻于言利是中国传统。
　　中国人其实不是不要利益，中国人要的是“利益最大化”。怎么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呢？那就是“仁义”。“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水能利万物而不争，故能胜”。要想做成大事，就要树立自己“仁义”的形象，以此来感化他人，征服他人，使人乐于为已所用。“仁义”的诀窍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用自己一时的退让、牺牲，来换取牢固的声誉，换取他人无条件的信任，以利于开基立业。所以，历代群雄纷征之时，那些杰出人物总是要克制自己一时的欲望，祭出仁义的大旗，把自己的军队包装成“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所以刘帮进咸阳时先要约法三章，刘备败走时浩浩荡荡地带着逃难的百姓，李自成定天下时提出“迎闯王不纳粮”。
　　做为最精通中国社会运转奥秘的伟人，毛泽东对“王道”、“仁义”的运用达到了最出神入化的地步。红军和共产党，正是因为自己“上门板”，“睡大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为自己“艰苦卓绝”、“关心群众”，因为自己的“忍辱负重”、“坚忍为国”，因为自己无与伦比的牺牲精神，才逐渐打破了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一点点地感动了斯诺、史沫特莱，感动了鲁迅、闻一多、沈钧儒，一步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最终夺取了政权。
　　开国之后，正如同把军事斗争经验运用于经济建设一样，毛主席把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国际斗争之中。他试图用中国人民令人吃惊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忍为公精神来感动世界，在国际社会来个农村包围城市，团结带领第三世界国家来争取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使自己超越马恩列斯，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所以，他的外交路线中没有绝不许提“国家利益”，在中国人成批饿死的时候，一艘艘载满粮食的大船驶往世界各地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在与周围所有国家的争端中，中国都是高姿态、大气度。
　　然而，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角斗场，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换市场。国际社会并不是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那一套迂回曲折在大智慧在这里是对牛弹琴。国际社会的规则是赤裸裸的，直截了当的，如果你不按利益原则出牌，那么你所得到只有损失和失败。在这里，任何的无私奉献，任何的过度忍让，最终都会伤害自己。
　　在国际上，做“活雷锋”，历来没有好下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派出重兵，以惨重的牺牲，保卫了朝鲜。然而，时至今日，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书中记载得更多的，不是中国军人的大量死亡，而是一些不守军纪者在朝鲜的抢掠奸淫。同样，抗美援朝过去四十年后，朝鲜人已经忘了是中国人主导了那场战争。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中，那场战争的绝对主角是在他们伟大领袖的领导下的朝鲜军队，中国人似乎没帮上什么有用的忙。我们对印度人的大度，只换来了印度人更大的耻辱感和对中国人更深刻的仇恨。直至今日，印度人还是把中国看做最大的危胁。而中国人对印尼排华事件的一声不吭，则更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疑惧，他们普遍以为中国人沉默的背后，会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巨大决心。在领土问题上，中国越是示弱，别人就越是疑惧，他们不能相信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会真的如此软弱。中国人的“活雷锋”行动除了让大家不解外，并没有换来任何好处，也没有交下一个真心朋友。反倒是动不动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挂在嘴边，欠缴联合国会费，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美国，在国际上纠集了一帮铁杆哥们，横行霸道，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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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岛的光荣与钓鱼岛的痛(4)
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会最终走向大同。不过，从有国家起的远古，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走向的都会是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道义”。
　　.　　对钓鱼岛问题的重新思索
　　领土争端，历来是谁先下手谁主动，土地在谁手中谁主动。这是由实力原则派生出的一条铁的规律。中印战争中，虽然印度一败涂地，但结果是印度人更牢固地控制了那片相当于三个台湾的肥美土地。除了再来一场大战，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中国人有其他办法要回那片土地。而现在的印度军队与六二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再打一场战争，中国将付出百倍代价。在南沙诸岛的争夺中，中国军队趁越南南北战争无暇顾及而占领了其中一些岛屿。现在想来，那是何等英明的决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试想北越统一后的今天，中国再想占领这些岛屿，将付出多么大的牺牲。而现在，越南除了把那些岛屿画在地图上过过嘴瘾，又有什么办法呢？独岛之争就是一个最好的启示。如果当初我们像韩国人占领独岛一样果断占有钓鱼岛，日本人也只能像在独岛问题上一样，发发抗议，喊喊口号罢了，何至于今日，这个小岛成为全民族的伤口。
　　事实上，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人的策略比我们高明得太多。日本人放任那些右翼分子上岛进行疯狂表演，在“民主、自由”的招牌下纵容他们在岛上建立灯塔、木旗、石碑、神柱乃至简易机场来宣示主权，进行实际占有。然后日本政府再从占有者手中进行租借，神不知鬼不觉地实行了军事占领。
　　而中国呢，一开始是自己主动退到了中线，宣布搁置争议，实际上就是示弱。然后在日本人并不与你同样“搁置”的时候，迟迟不敢采取果断措施，而是满足于连篇累牍地发表我们的历史证据，发展到最后连日本人都承认了：对，这个岛是你们先发现的，可是现在在我手里，你用嘴是夺不去的。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政府严厉禁止民间保钓行动。从晚清以来形成的固定思维让李鸿章的幽灵一直盘绕在中国外交决策者脑海。别惹人家！顾全大局！可惜的是，人家并不顾全大局。人家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功夫，我们品尝到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品尝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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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壮
仁川机场入关大厅“韩国人”通道里，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一只纤手拖着小小的旅行箱。白裙子下面，秀色可餐的小腿一丝不挂。再往下看，居然光脚加平拖！
　　飞机上刚刚播报，外面温度零下四度。在她前后，韩国大姨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早，出去溜达，温度大约是零下七八度的样子。冷清的街头走过两个上班的小姑娘，不但短裙，而且开气，抱着膀子瑟缩在寒风里，那种大无畏地拥抱想象中的春天的精神，真是令人欷嘘不已。
　　在汉城街上，也经常可以看到高大骨感的帅哥，穿着薄薄的白汗衫，背着大大的黑色旅行包，大踏步潇洒地走过。
　　.　　汉城王宫
　　火力壮的当然都是年轻人，但也不全因为年轻。韩国人普遍比中国人经冻，大冬天里也大口大口地喝冷水。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因为受西方人的影响，而是古来如此。朝鲜开天辟地以来一直是个穷国，老百姓喝不起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瓢凉水了事。历代相沿下来，倒是造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在体育场上经常干得安于饱暖的中国人没电。
　　吃的也是如此。韩国饭店，干净是没说的，大快朵颐不可能。你看林林总总上来N小盘东西，无非是泡菜、咸黄瓜、黄豆牙，高级点的再给你来一盘苹果片，吃了半天，嘴里还是寡淡得要命。小国寡民的朝鲜，千百年来就是这样吃过来的。
　　路上我和韩国导游谈起这个吃。年轻的女导游和所有的韩国人一样，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切都是韩国的好。她说，韩国之所以发展得快，是因为人们不在吃上浪费精力。韩国人把省下来的精神都用到了正事上，工作啊，学习啊，旅游啊，享受生活啊，没时间研究吃。
　　言外之意，是说中国人太专注于吃了。
　　无独有偶，一位中国人的看法和她如出一辙。在汉城我见到了一位金先生，原是中国辽宁大学的教授，现在在庆熙大学做研究，在韩国已经呆了十年。他说去年回了一趟国，最突出的感受是，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位置太突出了。他回国后，天天被“接风”、被“招待”、被“安排”，成天晕晕乎乎，体重长了十斤。据他观察，中国政府官员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吃，他们每天都要为“安排”、“接待”的场所、规格、陪客级别大动脑筋，为连续不断的豪饮大伤身体。
　　他说，如果中国的政府官员能把用于吃的精力省一半出来用于工作，中国就会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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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
原以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商业气息应该淹没一切，人们掉在钱眼里，不再胡思乱想，社会因此高度稳定。没想到，在韩国的几天，天天碰到政治这个词。
　　到韩国的第二天，是三月一日，韩国独立纪念日。大巴行驶在汉城街头，忽见大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嚓”、“嚓”、“嚓”列队跑步前进，一辆辆警车红灯闪烁。大巴上一车骚然，每个人忙着问导游，出了什么事。导游说前面的广场上，正在举行纪念独立日的###。
　　果然，车行不远，前面人潮如海，横幅条条，一线慷慨悲愤的女声通过高音喇叭，在空中凄厉地回荡，下面林立的手臂都高擎着一面小白旗，随着这个声音的起伏而一遍遍饱含情绪地汹涌。
　　导游说，这是反对亲朝鲜者的###。他们要求政府，清除社会上的朝鲜间谍。
　　这情景对我们来说，熟悉而又新鲜。我们在关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纪录片，在《青春之歌》之类的电影中，无数次地看到这样横幅蔽空的镜头，无数次地听到这样饱含着热泪和激愤的声音。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却是第一次见到。
　　.　　韩国特色的街头政治
　　其实，在韩国，你时时处处可以遇到“政治”。政治如同逛商场上医院一样，是韩国百姓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通组成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青瓦台对面，站着一个人，穿着厚厚的白色羽绒服，身边立着一块纸板，上面写满了韩文。导游说，那是一个示威者，示威的原因是对政府的某一项政策不满。无人围观，甚至无人理睬。早上出去溜弯，经常会看到有人推着自行车，上面树一牌子，上面写着“天理教”或者“××党”的汉字加一大堆韩文。后面跟着五七个人举小旗，鱼贯而进。韩国人早都习以为常，没有人侧目而视。
　　韩国人通过“讲政治”达到社会和谐，只不过，韩国“讲政治”的主角是平民百姓，听众是政府。
　　

素质问题
每一个出入国门的人都要谈一谈国民素质问题，我虽再三克制，最终也不能免俗。
　　在韩国，很少见到汉字。遍地韩文，偶尔夹杂着英语。
　　在上岩的世界杯体育场门口，树着可爱的吉祥物塑像，底座上少有地同时标着三国文字，韩、英、汉。韩文和英文是用来标明这个吉祥物的名称，汉字则是用来提示“请不要用手摸”！
　　　韩国旅游点针对中国人的提示
　　在一家小小的韩国快餐馆，最醒目的地方贴着一张歪歪扭扭的汉字：“禁止吸烟”。环顾四周，并没有“NO SMOKING”。
　　韩国人小家子气，韩国人有暴发心态，韩国人不懂得尊重人，可那是韩国人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领我们走的韩国女导游个子小小的，却非常吃苦耐劳。一路上不停地打电话、讲解、回答这个和那个的问题，还要为别人背包、拿相机。你从来见不到她的疲倦、厌烦、冷淡。
　　从她身上可以看到韩国人的死心眼儿。问她一个问题，比如车窗外那座大楼是做什么的，她若不知道，就会满世界打电话，问家人问朋友，上午没问出来下午接着问，非得给你个正确答案。到了她认为值得一看的地方，她就会一丝不苟地讲解，一点也不省略，即使大家都表现出对这个景点不感兴趣，你也得耐心地听她认真地说完，才能去下一个地方。　　导游的性子也很质朴直率。时间长了，她会很坦率地和你交流。我问她对中国人的看法，她说她原来是带日本团的，现在带中国团感觉很不习惯。因为中国人随地吐痰，酷爱照相，不给小费，不遵守时间，经常为了等一个人而耽误大家的行程。并且经常会提出些额外的要求，比如从赌场回来后，还要求再送他回去翻本。
　　素质问题通常是在细节上表现出来。走在韩国，你经常会感到所谓现代化了的韩国不过如此，和中国的北京上海或者大连比，楼没有中国高，路没有中国宽，建筑没有中国的豪华，也没有什么亮化工程、大广场和大草坪。韩国的城市普遍比中国大城市旧、挤、日常。但是在一些细节上，你还是会感觉到韩国的不同。
　　韩国的每一座楼，特别是居民楼上，都会用大型字体在楼体上部和下部两次清晰地标明楼名、楼号，让人一目了然。而中国的居民楼往往只是在下面钉一个小牌，找起来就费劲多了。
　　在爱宝乐园，在公园，在超市，凡是人多的地方，到处都排着队。即使排出数百米长，人们还都气定神闲。在南山韩屋村的一个院子里，正进行着传统婚礼的表演，没有人指挥，人们自觉地在前面留出一个空地，整整齐齐地坐在四周，虽然人山人海，但没有人图省事从空地中穿过去。
　　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韩国的中小超市内，只有收银员，而没有售货员。没有人站在货架横头虎视眈眈地盯着你。韩国的居民楼，基本见不到防盗窗。人们的相互提防意识明显不如中国人强烈。
　　韩国车多，公路上从来都是车满为患。可是没见到一个违章的，车流滚滚而塞车情况很少发生。在错车之际，经常看到两车互相谦让。回国之后，两天之内我见到了四次闯红灯，其中两次是我坐的出租车，至于抢道、违章并线、违章调头，一路皆是。说实在的，我很看不惯那些出了几次国就对国内这不满那不满的人，可是刚刚从韩国回来那几天，原来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让我觉得有点别扭。
　　对一个个体来说，突破规则会带来高效率。而人人都不遵守规则，则会带来全社会的低效率，最终危害到每一个人。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陷在低效率中无法自拔。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我们是被管理者被控制者，所以能从被约束、被控制中小偷小摸地得到一点额外的“自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快乐源泉。机场办出关手续的出口前有一条黄线，前一个人走过去办手续，后一个人应该站在黄线外等候。只有我们这一队中国人，总是要把脚踏在黄线上，或者把半个脚掌伸到黄线外，似乎这黄线就是人生竞技场的起跑线，我们必须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占一点便宜，以便在下一步无序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还是素质问题
我们这个旅行团里有好几位是年轻商人，家资颇巨，都受过高等教育，神态中上流社会的见多识广和优越感一目了然。一路上他们谈论的，多是他们认识的哪个哥们儿，在哪哪好使。某某富商靠上了某某高官，如何霸道地在竞争中把另一个人干得惨败。某某利用人脉关系，玩空手道，如何漂亮地赚了一大笔。诸如此类。
　　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谈论这些话题时的津津有味和炫耀心态。他们谈起官商勾结，谈起黑社会的名头，都是一副欣赏、羡慕甚至崇拜的口气。无怪如此，无视道德、迷信权力、哥们义气的市井文化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文化背景。
　　和他们在一起，东北人的粗犷热情也扑面而来。每天晚上，都有人请大家出去喝酒，一路上有什么困难，每个人都纷纷伸手。进了赌场，这些人更是出手大方。东北人的匪气和豪气到哪都四处洋溢。当然，还有村气。
　　其中一个少妇，三十出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财政厅，干几年觉得坐班没意思，就下了海，开了一家典当行。当然，资本是来自她做政府官员的父亲。她张口闭口都是对韩国的挑剔，比如早餐的面包不如法国烤得好，咖啡不如美国的，服务员不如日本，让她不能忍受。
　　第一天结束行程，导游说，明天的“MORNING CALL”是七点半。这位某财经大学毕业的少妇问，什么叫“猫宁靠”？
　　我说，就是“叫早”。
　　她恍然大悟：“噢，叫早，对，在欧洲，那些宾馆都有叫早的。”
　　第二天，在大巴上，这位少妇很有优越感地问导游：“我怎么感觉你们韩国没有什么高楼呢？最高的也就二十多层，这也叫发达啊？”
　　你看，虽然去了N趟欧美日，我们东北女人还是改不了村姑本色。
　　惊人的相似(1)
中国人和犹太人交往不多，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犹太文明的《圣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而中国人的《老子》、《论语》则构成了东方文明的基石。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民族。比如建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的古巴比伦人，以及建立了尼尼微图书馆的古亚述人和以腓尼基字母闻名的古腓尼基人。可惜的是，由于几千年连绵不绝的战乱和迁徙，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消失在民族融合中，难寻影踪。只有与他们同时创造过辉煌文明的中国人和犹太人抵抗住了时间的淘洗，硕果仅存。他们不仅顽强地继承了祖先们的基因和血统，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基本保留着祖先们创造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生活中仍然充斥着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为人处事依然恪守血缘和“拟血缘”原则。这是孔子和孔子以前的中国人留给他们的精神遗产。而犹太人特别是正统派的犹太人和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相信上帝规定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他们在生活中顽强地坚守着公元前一两千年形成的一系列古老习惯，比如行割礼，守安息日。有的人，甚至还顽强地或者说偏执地永远戴着那顶黑圆帽，穿着厚厚的黑外套，即使盛夏也不脱去。如果让他们回到《圣经》时代，他们也许会比生活在现代社会更如鱼得水。
　　第二、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都十分自大。
　　一般来说，文化自大心理是原始民族的心理特征。美洲的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是精选的民族，是人类的楷模；西印度群岛的加利比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人，其他种族都是动物。实际上，各民族的早期史诗中常常都流露出这种独尊自大的心理。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把这一特征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从夏代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央，自己才是唯一文明的民族。其他周边民族都是进化不全的人种，“犬羊之性，饮血茹毛”。而犹太人的自大一点也不逊于中国人。在犹太教中，一条基本的教义就是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在世界万民之中是最受上帝垂青的，并且和上帝立有约定，世界末日时，上帝必然救赎他们。《圣经·申命记》中说：“耶和华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因此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天生就与众不同，是天之骄子。
　　第三、两个民族身上都有着强烈的“东方特征”。他们都崇尚中庸，强调和谐。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犹太教核心法典《托拉》的真谛是“有害于己的，勿施同胞”。他们做事都讲究适度，善于妥协和让步。因此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和犹太人都具有做事圆通、善解人意、乐于应酬、注重实惠、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善于妥协、见风使舵等等“东方品质”。
　　第四、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还有一些共同的缺点，比如都重男轻女。与过去的中国人一样，正统的犹太教徒严格遵守着“男尊女卑”和“男女授受不亲”传统。虽然在欧洲熏陶了一千多年，可是犹太人没有接受欧洲人的“女士优先”观念。出入大门之时，犹太人总是男前女后。男女青年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亲吻这种在欧美司空见惯的镜头，在犹太人社区是绝对看不到的。在正统的犹太社会，异性在公开场合甚至不能握手，即使在生意场上也是如此。
　　在传统中国，生了男孩叫“弄璋”，生了女孩叫“弄瓦”，而犹太民族的性别歧视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如《塔木德》宣称的：“生育男孩子的人是有福的，生育女孩的人则是悲哀的。”犹太人家里生了男孩，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第八天行割礼之后以及头生男孩出生一个月之后，都要大排燕宴，大事庆祝，而生了女孩则悄无消息，不事声张。
　　第五、中国人和犹太人身上都有着一系列优秀的品质。就像李慎之先生总结的那样，他们一样都是极其勤劳的民族；一样都是极其节俭的民族；一样都是善于经商的民族。当然，最常被人提起的是以下这个共同点：据说，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热爱学习的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因此在欧美的大学生中，犹太学生与中国学生通常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学生。
　　惊人的相似(2)
第六、流散到国门之外的中国人的命运与流散中的犹太人更是惊人地相似。他们都顽强坚持着自己扎眼的民族特征，很难与当地文化顺利融合，往往抱团扎堆，形成唐人街或者犹太社区。他们表现出特殊的经商才华，迅速成为当地的富有阶级，又往往都会成为侨居国社会矛盾的替罪羊，时不时遭到大规模的抢劫和屠杀。
　　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去遥远又有着如此多相似之处的一对民族，仅此一例。
　　鲜明的反差
不过，两个民族的不同也十分刺眼。
　　虽然同样都是极其好学、并且被认为是智商最高的两个民族，但是到今天为止，占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大陆中国人还没有得过一项诺贝尔奖。相反，从1901到2001年，世界上共有152位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占获奖总数的2235%。而其总人口，在全世界不过占三百分之一。
　　近代以来，中国人除了杂交水稻外，在科学技术领域没有取得过一项有世界影响的成就。而许多关乎人类命运的伟大发明都诞生于犹太人之手：光速是犹太人测出来的，人类的四种血型是犹太人发现的，RNA和DNA的生物合成机制由犹太人揭示，“夸克”这个词是犹太人告诉世界的，原子弹、氢弹等都是犹太人发明的……甚至乳罩、避孕药、牛仔裤这些影响着当今世界每一个人的产品，发明权都属于犹太人。如果没有犹太人，当今世界是什么样子，令人难以想象。
　　虽然中国人的经商才能举世闻名，并被认为毫不逊色于犹太人，但是近代以来，还没有中国大陆人占据过世界富豪排行榜的前列。而据《福布斯》杂志排行，最富有的40大富豪中有45%是犹太人；占美国人数不到3%的犹太人却操纵了美国70%以上的财富。
　　耶路撒冷
　　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从古代的高峰迅速跌落，陷入被动挨打的窘境，一度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了每个炎黄子孙的梦想。然而，在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面前，中华民族的反应显得过于迟钝，在接受现代文化的路上走得跌跌撞撞，多灾多难。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人均GDP，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
　　大约在中国人喊出“自强”口号的同时，1860年代，犹太人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迅速实现了民族的全面复兴。这个建立在政治上十分落后的中东地区的小国一再创造出让世人惊叹的奇迹：
　　他们在中东地区这个“民主的沙漠”中成功地建立起了现代民主政治，并且凭借这套政治体制获得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动员力。新生的弱小以色列，竟然能连续六次击败比它强大得多的阿拉伯联军，在枪口下的沙漠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成为“袖珍超级大国”。一个地狭人稀、战事不断的中东小国，却以ＧＤＰ总值超1200亿美元、人均ＧＤＰ约1．8万美元的成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为什么有着那么多相似之处的两个古老民族近代以来的发展曲线呈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文明的进化
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物种就越停留在原始阶段。澳大利亚与其他大陆的分离很早，一直在孤立状态中发展，因而保留了许多原始动植物,包括哺乳动物中最低级的单孔目动物，比如鸭嘴兽和针鼹，它们像鸟一样产卵，却和哺乳动物一样用母乳来哺育孵化出来的小兽，这一矛盾的特性加大了它们哺育期的生存危险，导致他们在其他地方早就消失于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只有在澳大利亚，因为缺少天敌，这些进化不彻底的奇特物种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文明的进化也一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文明发展水平最低的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他们与其他大陆完全隔绝达30000年之久。几十年前，他们的文明还全都停留在食物采集阶段，茹毛饮血。比他们强一些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在15000年前脱离亚洲群体，迁入美洲，继承自亚洲人类的文明基因促使他们部分脱离了原始阶段，在墨西哥、中美和秘鲁也发展起给人印象深刻的文明。不过由于他们从15000年前开始，一直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印第安文明发展缺乏后劲，达到的水平完全不能与欧亚大陆相比的。欧洲人一旦踏上这片大陆，他们迅速面临末日。
　　比印第安人文明程度更高一些的是非洲文明。非洲的一部分由于与世隔绝，和澳洲一样处于原始阶段，而另一部分由于通过地中海和中东与欧亚大陆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交往，所以从欧亚大陆学到了部分农业、炼铁技术，得以建立起了一些较大的古代帝国，实现了比美洲更高级的政治统合。
　　人类社会文明的核心无疑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人类最先进、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确实，在古代，这片大陆占地球面积的五分之二，人口却占了人类的十分之九。人类几乎所有顶级的文明成就，都出现在这片大陆上。
　　人类文明发展的这种阶梯结构一目了然地说明了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说：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欧亚大陆上的居民显然拥有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最优越条件。广袤的草原把亚洲和欧洲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欧亚大陆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交流史、竞争史、冲突史、战争史、融合史。这个大陆的各个民族几千年来通过战争、商业、爱情和外交使节，在相互毁灭、杀戮、欺凌、通婚和交换的同时，也深深地相互汲取，相互影响，相互撞击，由此造成了文明在几千年中一直高速演变和发展。
　　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犹太文明。
　　颠沛流离中的开放与坚守(1)
犹太文明的发端，得益于地理环境。
　　《圣经》把犹太人的故乡迦南地描绘成“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而事实上，迦南的富饶仅仅是与沙漠对比的结果。迦南面积狭小，地形复杂，水量不足，耕地和牧场的数量极为有限，绝不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不过，这片土地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它的开放性。它处于地中海边，是三大洲的交汇之地，在地图上很难找到一块土地比它与外界交流更方便的了。“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民族恐怕是历史交往最频繁的民族。远古时代，他们与西亚地区的迦南人、亚述人、腓力基人、巴比伦人等广泛交往。”（张倩红：《犹太文化的现代化》）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是他们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他们建造了高大辉煌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向世界奉献出了《圣经》，出现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犹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从很早开始，犹太文明的发展就与它被欺凌、被压迫、被征服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上帝的意旨是奇妙的。民族征服在给犹太人带来沉重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明基因。“此后，犹太人作为被征服者又与希腊、罗马文化有了交往。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和扬弃，最终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一起，孕育了基督教文化。”（张倩红：《犹太文化的现代化》）
　　在这个黄金时代之后，犹太历史进入了漫长的黑夜，被驱逐、被欺凌、被屠杀成了这个民族生活的常态。在罗马人统治了巴勒斯坦之后，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被全部摧毁，并且被用犁铧翻耕成平地。他们如同一盆被打翻的水，流向四面八方：向东流亡到了印度和伊朗，向西流到了英国和意大利，向南流到了炎热的非洲，向北流到了寒冷的高加索。
　　两千年里，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土地。两千年间，因为坚守独特的宗教，他们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遭受着无穷无尽的歧视和迫害。他们的命运还不如乞丐。大公和国王们为了繁荣本地经济，往往允许犹太人在自己境内住上一段时间。然而，就在犹太人给国王们创造了许多财富之后，就被一道突如其来的命令驱逐出境，并且不许携带任何财产。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规律。1182年，法国国王宣布驱逐境内所有犹太人，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但过了不久，他发现自己的主要税收来源断了，于是大发宏恩，令犹太人返回。英国也在1253年宣布，除了少数王室仆人外，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离开英格兰和威尔士，不过他们的财产却不许带走。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犹太人受到的大规模集体驱逐达到三十四次。即使某地的统治者大开宏恩，允许他们较长时间定居，也会把他们像麻疯病人一样隔离在“隔都”之内，给他们佩戴上污辱性的徽标，以和其他民族相区别，违者将被处以死刑。一个戴有徽标的犹太人随时都会受到人们的污辱，只能低眉垂首，低声下气，而且常常成为污物、石头和唾沫的袭击对象。如果过马路时听到一位基督徒对他喊道‘犹太人，向我致敬”，那么这个犹太人必须脱帽致意。更为悲惨的是，一旦居住地出现了什么社会矛盾和问题，他们往往被当成替罪羊，遭到大面积的抢劫和屠杀。在近代之前，犹太民族的命运一直是一条滑落曲线。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中，这个民族居然奇迹般在生存了下来。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犹太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本来在一千年的定居中形成了极强的保守性，有人甚至说“犹太民族的所有倾向都是保守的”。如果没有环境的变化，犹太民族势必会走向自骄自大和自我封闭，然而命运却强制他们与陌生的异族交往，去适应、接受和学习异质文化。“大流散把他们卷入了一种强制性的历史交往之中。……这种特殊的历史遭际，使犹太人的交往活动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来说都远远超越了其他民族”。（张倩红：《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许多犹太人随着阿拉伯人来到了西班牙，从8世纪到13世纪，犹太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在地中海区域，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交融与结合，孕育了塞法尔迪文化。它不仅发展了犹太宗教，哲学及文学，而且也滋润了8到13世纪还相当贫瘠的欧洲文化土地。后来随着犹太人向东逃亡，犹太文化与日耳曼及斯拉夫文明的交融又产生了犹太文化的又一分支：意第绪文化。在犹太文明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文化融合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在摩西·门德尔松的号召下，大批犹太人勇敢地冲破一些僵化的“犹太传统”，“冲破隔都的禁锢”,在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同时，又全方位吸收欧洲启蒙运动的文化成果，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欧洲人”，使犹太民族完成了从中世纪民族到现代民族的化蝶之旅，催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近现代以来，犹太人大批流入美国，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交融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美国犹太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文化的发展。“正是广泛的历史交往才使犹太人承担起了‘中介性客民’的社会角色，才使犹太文化具有了边际性特征，才使犹太民族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民族。”在广泛交游中，犹太人形成了一般民族没有的世界性眼光和雄大气魄。
　颠沛流离中的开放与坚守(2)
耶路撒冷犹太教圣迹哭墙
　　波兰犹太思想家多伊彻说：作为犹太人，他们的“超前”优势恰恰在于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界线上，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交替点上。他们的思想成长在最为扑朔迷离的相互沟通，相互滋养的文化影响之中，他们生活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隐蔽处和偏僻角落。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会之中又超然其外，既属于它而又超乎它。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创造了超越其社会，超越其国家，也超越其时代和同代人之上的思想，才使得他们的精神能遨游在宽阔的地平线上，遨游向遥远的未来。（转引自张倩红：《犹太文化的现代化》）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反面。文化融合带来的往往是文化独特性的消亡。历史上，有多少民族，因为在文化交往中的策略失误，走上了一条由同化到消亡的衰败之路。犹太文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阴差阳错地把握住了文化的“闭合性”与“开放性”的最佳尺度。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两千年，互不通声息，但是不论在非洲高原，还是英国小镇，犹太人每天都念着同样的祈祷词，都同样行着割礼，守着安息日，一丝不苟地捍卫着大卫王时代留下来的古老习俗。正是因为坚守了这样的文化根基，保持了清醒的文化独立意识，犹太文明才得以在强烈的文化撞击中没有被击碎，在几千年颠沛流离中没有被毁灭。
　　说来令人叹息，促使犹太民族保持民族特性的最主要原因是世界对他们的拒绝。正是从罗马时期即已形成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成了锤炼犹太人民族意识，强化犹太人民族精神的强化剂。许多流散到异国他乡的犹太人一开始真诚地想融入当地文化中去，成为所在国的一员。然而，他们遇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粗暴的排斥和冷酷的拒绝。在哈斯卡拉时代，一些犹太人急于融入社会主流，他们放弃了犹太人视为生命的犹太教，主动改信了基督教，然而，他们所得到的仍然是社会的猜疑和轻视，仍然视他们为“外来人”和“不可信者”。排犹主义时刻提醒犹太人，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犹太人看来，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是对那些迫害自己的人最好的反抗。“犹太民族这一与众不同的反抗形式，使他们在肉体上受迫害时，善于从精神方面保护自己。在物质生活艰辛困顿时，努力保持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寻求精神上的奋扬和超越……”（徐新：《反犹主义解析》）虽然饱经磨难，这个民族的精气神也没垮，犹太人一直认为，这种悲惨的命运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他们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乐观和自信，相信上帝会信守对这个民族许下的诺言，让这个民族最终回到“流着蜜和奶”的巴勒斯坦，使这个古老民族再次繁荣。一千多年里，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祈祷词中都有这样一句：“明年在耶路撒冷”。
　　从一方面看，犹太民族的命运的不幸，人类史上罕有其匹；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又得天独厚。失去了地域疆界的犹太民族成功地把守了自己的文化疆界。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犹太人始终处于既冲突又吸纳，既分裂又融合的关系，精神上始终保持着紧张和警惕，意志力不断受到锤炼，自身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使犹太文化成为一种真正具有世界性特质的贯通东西，融会古今的文化体系。
　　天道好还，否极泰来。经过两千年的锤炼和考验，犹太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另一个黄金时代。从近代开始，这个一直在灰暗的命运中苦苦挣扎的民族突然迸发了惊人的活力，喷发出炫目的光彩。古老的犹太文明与西方文明经过一千多年痛苦的交织融合，终于在此时结出了远远超乎人们想象的丰硕果实。
　　犹太新年哭墙祈祷
　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1)
不知道是祈祷的作用，还是签署了《旧约》的上帝终于想起了履约，反正难以想象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公元1948年5月14日，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本-古里安在迦南故地向全世界庄严宣读了一份宣言：
　　今天……根据我们天然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宣布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
　　一个灭亡了两千年的国家又一次复活，这在人类史上是第一次。
　　不过，这个重新建立在迦南故地的以色列，已经不是两千年前那个犹太王国。土地依旧，国名依旧，宗教依旧，但是，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犹太人了。两千年前离开这片土地时，他们的思维方式，精神结构与周围的阿拉伯民族没有太大区别。再回到这片土地，犹太文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由原来一个单纯的古老的小民族文化，变成了极具包容力的博大精深的现代文化。他们和周围的阿拉伯人已经有点格格不入了。
　　几次中东战争充分显示了两种文明的力量差别。
　　犹太人的复国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应。就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后不足24小时，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合攻入了以色列，誓要把犹太人赶进大海。阿拉伯联军的总兵力约有10万，无论在军备及人口上都占尽优势，而新生的以色列国只有3万人左右的临时组成的军队，只拥有一辆坦克。强弱悬殊，而且三面受敌。敌强我弱，一目了然。然而经过七个月的恶斗，以色列人奇迹般地大败阿拉伯联军，将自己的领土扩充了三分一。
　　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色列同样以弱胜强。战争之初，以色列总兵力为25万人，阿拉伯联军为328万。以色列拥有飞机286架，坦克和装甲车2500辆，火炮750门，导弹50枚。而阿拉伯联军的数量分别是576架、4183辆、3246门、160枚。可以说，以色列仍然处于绝对劣势。然而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经过六天作战，以色列夺取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还有耶路撒冷。把国土面积扩大了4倍。战争中，埃及、约旦、叙利亚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而以色列仅死亡983人。
　　即使是阿拉伯人打得最成功的，被认为使阿拉伯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尊和自信的”1973年的十月战争，也只不过是双方伤亡比例缩小了一些而已。为收复在六天战争中失去的土地，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埃及、叙利亚于1973年10月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战争结果是，阿拉伯国家死亡8446人，被击毁坦克2554余辆，损失飞机约392架。以色列军队死亡2838多人，损失坦克840辆、飞机103架。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实现收复失地的目标。
　　通过这几次战争，以色列确立了对阿拉伯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保住了国家的未来。
　　几次中东战争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的团结和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
　　按理说，新生的以色列很容易陷入分裂。以色列文化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以色列国内，有着从伊拉克、也门回来的东方犹太人，也有从西欧回来的阿什肯纳兹人，还有从非洲回归的黑皮肤犹太人。分离了上千年的各个族群，相互之间的陌生感不亚于不同的国家。据统计，从世界各国流回以色列的犹太人，至少讲着八十二种语言。以色列虽小，国内族群间的血缘差异，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经历差异，却复杂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什肯纳兹人和东方犹太人成为以色列的两大构成部分，他们从外表到内心都存在巨大差异，有人称之为“两个以色列”。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相当一部分体征上表现出中北欧人特征，比如淡黄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和蓝色的眼睛，操意第绪语。而东方犹太人则是深肤色、黑头发、褐色眼睛，操阿拉伯语。西方犹太人多是复国主义者，他们的教育程度一般比较高，为人处世更倾向遵循西方规则。而东方犹太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迫于形势而逃到以色列来的难民，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建国以后，各个族群间的冲突和矛盾持续存在，东方犹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待遇经常进行街头抗议。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色列的全部人口中，还有五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左右，是阿拉伯人。从这个意义上，小小的以色列是世界上最难团结的国家。
　　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2)
然而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建国后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却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以色列建国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首先都要归功于它的民主政体。在欧洲飘泊了几千年的阿什肯纳兹人带回了成熟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的主导下，以色列从建国之初就建立起了成熟的民主体制。以色列在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十分公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选民意志，使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机构。犹太人在哭墙前祷告以色列的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释放民众的活力。阿拉伯公民除了可以不服兵役外，也全面享有所有其他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们组建了主张把耶路撒冷还给巴勒斯坦的政党参加大选，他们完全掌握着自治城市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并通过他们在以色列议会中的当选代表来代表阿拉伯人利益，这些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十分充分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建设性的争吵是团结的基础。虽然建国以来，发生了近200次内阁危机，但是在民主机制下，以色列却能保持健康的团结，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得以控制在适度的水平，保持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能力。犹太人在议会争吵不休，一旦发生危机，立刻会协调起来，并肩作战。战争时拯救以色列的不是上帝，而是犹太人举国上下一致的迅速反应。以色列常备军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在高效的政治制度支撑下，它的战争动员能力极强。以色列人戏称自己是“11个月不在岗的士兵”。在发生战斗情况18小时内，以色列全体预备役军人就都可以领取到武器，完成集结；24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机动到位；36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投入交战。
　　虽然一直在战争中生存，但民主制度使以色列成功避免了军人干政。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形势越来越紧张，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相互签订了战争互助条约，准备对以色列一致作战。事已至此，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举动优柔寡断，以色列面临巨大危险。如果在专制制度下，局势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于领导人的软弱和准备不足，导致战争的失败。另一种是通过政变、内讧等方式，推翻旧的领导人，然而这种自我冲突会消耗大量的内部能量，对外战争也会大受影响。民主政治在此时显示了它的优势，在成熟的民主运作下，6月1日，工党成功邀请反对派加哈尔集团加入内阁，同时力邀西奈战争英雄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主战派主导了政府，迅速开始了有效的战争准备。政府改组仅仅四天，6月5日，内阁就批准了达扬拟定的军事计划，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开战。6月5日到6月11日，以色列闪电般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取得了辉煌的战争胜利。有人说，民主会使一个国家变得软弱混乱，危机时刻和战争年代，集权更有力量。以色列却颠覆了这种说法。
　　反观阿拉伯，政治上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他们军事上的失败。
　　由于历史传统，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通常实行家族独裁统治，贪污和腐败困扰着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用人唯亲，管理无能，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虽然拥有世界经济的命脉——石油，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政治体制与国家力量的关系，对比一下中东的两个最直接的敌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政府就一目了然。由于民主体制的约束，以色列政坛一直相对清廉，建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重大贪污案。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虽然尚未建立国家，巴解组织“主流派”如今已经变得很腐败。民族前途危机重
　　重，难民遍地，贫民生活无着，法塔赫的官僚们却开着豪华小车招摇过市，有人还把老婆孩子送到巴黎去花天酒地。大敌在侧，法塔赫内部的各派系却一直忙着相互倾轧，甚至窝里斗。不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一想到将要生活在巴勒斯坦当局的统治之下，人们的恐慌就溢于言表”。法国报纸的一篇报道说，据调查，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的2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愿意留在以色列的统治下而不愿回归阿拉伯人自己的政权。当以色列总理在2004年2月放出试探气球，表示可以考虑把加利利三角交给巴勒斯坦方面时，当地居民的反应十分强烈。一位当地居民说，“以色列的地狱胜过巴勒斯坦的天堂”。一位阿拉伯青年舒哈萨德对此做了注解：“现在在这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看法，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你不危害以色列的安全。在那边，只要一议论阿拉法特的老婆，你就会被抓起来打个半死。”另一个年轻人，29岁的伊萨姆-阿布-阿鲁则换了一种说法，称“沙龙先生想要我们加入另一个国家，那里没有议会，没有正派出身的警察，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我们在西岸都有亲戚，但我们宁可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下。”
　　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3)
耶路撒冷第一圣殿时代的金烛台
　　犹太人早就完成了精神上的现代化，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基本上还保持着两千年前他们离开时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权威政治，专制政体，暴力至上。从文化上来说，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同质性有利于他们的团结。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出“民族领袖”，比如前埃及领袖纳赛尔、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试图统一阿拉伯广大区域。但他们的统一构想，几乎无一例外是建立在强权和暴力的基础之上。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中世纪的强权理念不但不利于统一，而且割裂着阿拉伯世界，使得阿拉伯国家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即使面临共同的敌人，也不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在历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敌人都不是以色列，而是他们自己。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几个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各有打算，军事上缺乏协调。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对发动这场战争最为热心，因为他急于确立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地位。约旦国王的打算则是想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吞并，建立“大约旦王国”。叙利亚的目的也是想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因此，战争一开始，埃及国王就不得不分出主要兵力，来提防和监视自己的两个同伴。在战争过程中，这几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战争还没有结束，它们就为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安排而激烈争吵起来，使以色列得以从容各个击破，转败为胜。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虽然在以色列周围集结重兵，四面围困，但缺乏统一行动的部署和密切协同的作战能力。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各国军队相互隐瞒战争进程真相，各自为战，互不支援，因此整个战争中，从战略上、战役上则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把战争主动权拱手让给了以色列人。
　　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力量本来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区域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然而，政治体制的差别，使这两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言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只要阿拉伯人还在内斗不休，只要阿拉伯人还喜欢贪婪、野蛮和残忍，那么阿拉伯人就还是弱小的民族，愚蠢的民族！”
　　兴于忧患，衰于安乐(1)
辉煌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也是原始文化交流和撞击的结果。
　　上帝对中国人，比对犹太人要宠爱得多。他把犹太人放到了中东沙漠的狭小绿洲里，而他给中国人提供的土地要肥沃和宽广得多。考古学家的工作成果证明，中国文化形成初期是多中心、多元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许多文明的萌芽点，如同星辰一样，散落四方。在东方，有山东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南方长江流域，有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燕山山系，有红山文化。在西部，有齐家坪文化。西南，则有四川的三星堆。这些早期文化都拥有各自强烈的个性特征，说明它们都是在相互隔绝中独立诞生的。
　　中国中原腹地平原广阔，河流纵横，交通便利，给文化间的交流带来了极大方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各个文化点开始扩展和交流。这种交流的频繁和迅速的程度，甚至让考古学家感到惊异。公元前3500年左右，山东大汶口村出现了一种用来在祭礼时盛酒的陶鬶，它薄胎素面，造型奇特。龙山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100年，这种陶鬶广泛出现在了山东、河南、浙江、江西、陕西、甘肃、湖北等省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到了公元前19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它的出现范围更广，从辽宁、内蒙古，到四川、湖南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陶鬶。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上古时代，原始部落间文化交往的频率之多，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正是这种广泛而迅速的交往，促使各个文化圈相互启发、相互激荡、迅速成长。虽然山泽未辟，交通困难，在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上从甘肃到辽宁、从内蒙古到两湖，原始人群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方面都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他们都用动物的肩胛骨卜算部落的命运，都用玉器和陶制酒器来祭祀祖先，甚至这些礼器上的花纹都惊人地相似。
　　中华文明就是在这种文明点的相互交流撞击中不断融合，不断实现质的飞跃。最终，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河南一带的原始部落在交流中取得了最高的文明成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出现了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荣誉之所以被河南独占，不是因为它的文明起源最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主要是因为它处于八面来风的地理位置。它恰处于各文化点的中心，与周围各个文化区交流都非常便利，从其他文化中吸取到的信息和营养最全面最充分；与此同时，它受到周边文化区的冲击、压力最大，遇到的挑战也最严重，因此也需要它做出最强有力的反应。正是因此，它的发展最快，最早确立了优势地位。
　　在黄河中游形成的华夏民族，开始了不断向外扩张的进程。他们在黄帝等首领的带领下，不断地与周围民族冲突和交往，并把它们逐步同化。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文化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异质营养，促进了汉文化的发展壮大。所以说，在文明的初起阶段，中国是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
　　但是，当整个中原地区都获得了充分的开发之后，民族交流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动力基本枯竭了。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它的西北是帕米尔高原，虽与外界有丝绸之路一线可通，但断断续续，不成规模。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成为中国西亚及东南亚之间交往的天然障碍。北方蒙古草原人烟稀少，自古视为沙漠。而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对于一个非海上民族来说，它的阻隔作用比陆地还要严峻。这种地理环境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墙文化”。
　　在中华文明形成不久，“墙文化”的负面影响就显露出来。从先秦开始，中国人的视野就被局限在中原地区，他们骄傲地认为中国居于世界中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的文明永远高于周围的四夷。
　兴于忧患，衰于安乐(2)
中古以来，在欧亚大陆，中国成为与外界交流最少的“特区”，成为欧洲人眼中最神秘的国度。和世界其他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个性化。在两千年的封闭之中，中国人建起了世界上最有效律、最严密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大部分时间东亚这片封闭的土地处于统一和稳定之中。在数千年间，中原和外界的交往被简单地限定于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战争或者和亲，除了佛教文化外，中国几乎没有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体中吸收什么异质文化营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自视为“天朝上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让我们感觉不到探索外部世界的必要，也取消了人类天然的好奇心。任何有机质在过于封闭和稳定的环境下都会变质，近亲杂交和自我克隆导致的只能是物种的衰落。几千年里，祖先留下的几本经典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学习的唯一教材。几千年来一直咀嚼着同一块馍馍，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味同嚼蜡。中国变得越来越自闭，越来越自大，越来越守旧，越来越没有创造力。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虚骄的“上国心理”又演变成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在外部世界发生了激烈变革的大时代，我们却充耳不闻。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精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可革新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几乎已经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经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正是这种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形成的强大惰性，导致我们这个民族在鸦片战争以来屡次外部刺激面前反应迟缓，应对乏力，导致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与吃力。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天命。犹太人被命运驱赶，四处流亡，却最终获得了世界性的眼光和思维习惯，“兴于忧患”。中国人被上天眷顾，安放进隔山限海的安乐之境中没有外部压力地生活了几千年，最终却成了一潭死水，固步自封，可谓“衰于安乐”。
　　但是，天命从来不是不变的。凡事天命居其半，人力亦居其半，正所谓心能尽性，人能弘道。现在，大海和天空已经向中国打开，中国不再是难以交往的“远东”。现在是我们敞开心胸，不报成见地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特别是政治文明的营养的时候了。如果在人类政治文化的主流价值已经彰显无疑之际，仍然将视线拘泥于这片土地的特殊性上，逆天而行，抱残守缺，燕巢幕上，自得其乐，那么离大戾自然不远。尚书早就说过：“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落后的美国
在我父亲为数并不太多的藏书里面，有三本是关于美国的。一本是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小册子《美国探亲纪实》，一本是稍后一点的《美国走马观花记》，另一本是1994年出版的陈燕妮的畅销书《告诉你一个真美国》。
　　对于世界上那只头号“纸老虎”，他们那一代人除了“无比仇恨”以外，其实还深怀着一种隐秘的好奇。“工人都有小汽车”，“餐厅里跳脱衣舞”，“二流演员当总统”……这些印象错综在一起，形成一种霓虹灯似的光怪陆离的效果，让他们那一代在义愤填膺的同时，又不免滋生一点深藏心底的困惑、羡慕甚至憧憬。
　　是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令中国人不解并向往。当世界的大门打开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飞往美国的机票。美国代表了整个西方世界。从八十年代之初起，几乎每个会写字的中国人从美国回来后都要写一点游记或者感想，迫不及待地报告种种令人震惊的发现：美国人成天大鱼大肉，沙发彩电坏了，不修，往大街边一扔，换新的！成人用品商店公然开在路旁，各种“不堪入目”的物件公开买卖，红灯区里到处“上身脱光”的大幅广告！高速公路遍布全美，四通八达，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看不到一个红灯！的一切都在中国人的经验之外，“富”得、“黄”得、“发达”得几近不可想象，似乎与中国不在同一个星球上。
　　没有想到，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居然是落后。
　　与中国一座座挺拔、亮丽、巨大而喧闹的新兴城市相比，美国大部分城市小，矮，旧，静。十八、十九世纪的石砌教堂与三三两两的两三层小楼沉默寡言地蹲踞在狭窄的街道两旁，实在缺乏气势。美国人似乎没有以高为美的观念，他们的城市建设原则似乎是不到迫不得已，不拆旧屋，不盖高楼。除了曼哈顿这个事出有因的例外以外，大部分大城市，都是在市中心才无奈地拥挤起几座高楼大厦。在东海岸旅行，高速公路两边永远是各色树种混杂的树林，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怀疑美国是不是整个就是一片大森林。
　　事实上，还没有踏上美国的国土，美国的“落后”就已经初露端倪。刚登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就发现向你微笑的居然不是所谓的“空姐”，而是“空姨”。这些中年妇女大多相貌平平，个别人还体型硕大，以致在过道行走都有些困难。对于已经习惯于在飞机上饱餐秀色的中国男人来说，不免会有些诧异。
　　到了美国之后你会发现，不仅是飞机上，美国的所有服务场所都缺乏美女。中国的饭店、酒楼、商场、甚至银行的储蓄所，经常有“领班小姐”、“导购林肯纪念堂小姐”、“导储小姐”笑靥迎人，让男人们享受“养眼”这一超值服务。而美国人似乎没有把相貌、年龄与职业联系起来的习惯，上述场所大把大把地充斥着中年男女。甚至电视主持人中也鲜有俊男靓女，打开电视，经常是四五十岁的大叔大婶坐在那里侃侃而谈。美国许多著名的专栏节目主持人都是越老越吃香，据说观众欣赏的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口才、气质，乃至性格魅力。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裔朋友对我抱怨说：“中央四台美女太多了，让你注意力分散。因为除了脸蛋出色之外，她们的出色之处并不多。”从这一点来看，美国人甚至对美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歧视心理”。除了“养眼”机会缺缺之外，对于在中国惯于享受生活的成功人士们来说，不方便之处还有太多。比如，为了环保，所有的美国宾馆都不提供拖鞋和一次性牙刷牙膏。如果你想出去买这些东西，你又会发现，美国城市不像国内那样，走两步就能在街头巷尾甚至居民楼头发现一个小卖点。美国城市规划刻板严格，一般情况下，你走过好几个街区，才能发现一个超市。
　　以前对那些携款潜逃美国的官员我一直满怀愤懑，到了美国不久我就开始对他们产生同情。美国人的生活太不适合他们了。在美国，似乎很少有人能像国内的领导干部以及白领们这样天天为饭局所困扰，一顿饭吃几个小时之后还有什么洗头洗脚唱歌推油这些数不清的“潇洒”项目。在美国，如果哥几个想按照国内的习惯出去潇洒潇洒，就会发现可去的地方寥寥无几。美国可绝不是像中国那样遍地洗头房足浴城歌厅按摩中心，甚至连饭店酒楼都不多。美国饭店里一般没有包间雅座，人们通常都是吃完就走，很少见到中国这样一顿饭可以吃上几个小时，甚至通宵酣饮的场面。夜晚的美国城市，比中国要冷清安静许多。没有耗资巨大的亮化工程，没有持续到深夜的车水马龙，也没有供哥几个坐在街边吆五喝六喝啤酒的大排档小吃摊。偶尔有几个路人，也是行色匆匆。在这样一个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的所在，那些贪官们除了蜷缩在新购置的豪宅里，看看中央四台外，还能做什么呢？
　　禁欲的美国
大部分中国人的美国观是由好莱坞大片、摇滚乐、现代美国文学拼接而成的，在我们的印象里，美国似乎是一个“开放前卫”的、“热情奔放”的或者说得直接点，是个“放纵”的国度，红灯区和赌场遍地，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美国人在我们的印象里似乎都是白天刚刚结识，晚上就可以上床；街上每个人都可能手持武器，身藏毒品；大部分人似乎都忧心忡忡，神神叨叨，不得不依赖心理医生度日。
　　其实大谬不然。
　　美国社会远比当代中国保守、古板。举一个例子，时到今日，美国的某些小城小镇（当然是极少数）仍是实行“禁酒”。2001年5月29日，总统布什的女儿詹纳和芭芭拉在奥斯汀一家墨西哥餐厅买酒时被警察抓获，成为当天的重要新闻。因为得州法律规定，21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买酒或喝酒。
　　在美国，政府抵制“黄色”比中国要认真得多。比如，性用品商店里未成年人绝对进不去。在电影大国美国，情色片“色”的程度在西方情色片中是最保守的，比如，他们规定，即使是情色片，也不允许出现男子正面裸体镜头。甚至连画报上的美女穿衣时胸可以低到什么程度都有严格规定。
　　来美国前，想象中的美国人生活中应该个个我行我素，崇尚个性。谁知与美国人接触，完全不是如此。绝大多数美国人衣着整洁，举止严谨，十分讲究礼仪。与美国人谈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开口必先微笑，交谈时，总是笑意盈盈。熟悉美国人的华人朋友说，美国人生活中的繁文缛节，种种穷讲究，比中国人多多了。在公共场所，一个人进门时发现后面不远有人，他一定会替后面人把门开着。后面的人一定会对他说一声“THANK YOU”，他也一定会回一声“YOU ARE WELCOME”。男士和女士一同出门，男士一定会为女士开门，说“你先请”。在人群中，一个人不慎打了喷嚏，一定会对周围的人说对不起，周围的人也一定会对他说“上帝保佑你”。
　　一般中国人也许不太了解，美国是一个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新教认为，努力工作就是对上帝的侍奉。这些被称为“清教徒”的美国创始者，提倡禁欲，克己、节俭，敬畏上帝，辛苦工作，他们工作压力之大，劳动强度之高，敬业精神之强，不但远甚于中国人，也甚于欧洲人。大多数美国人是没有夜生活的。他们住在城郊，附近根本没有娱乐场所，一下班就赶紧开车回家，看一会儿书或电视，就早早洗洗睡了。有一次我们夜里从城中回到郊外朋友家中，发现时间虽然不过晚上十点，车窗外却已经家家灯火全无，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因为第二天早上他们要早早起床，去为自己和家人的前途辛苦打拼。
　　普通美国人强调家庭价值，强调把时间留给孩子。有了闲暇时间，他们的休闲方式不过是修修草坪，晒晒太阳，陪陪老婆逗逗孩子。我在参观美国博物馆的时候，最深的印象是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带着孩子来参观，大人们弯下腰或者蹲在地上，对孩子们谆谆讲解，那份亲子之情，令人颇为感动。
　　我到美国的那一天，2004年11月2日，正是美国大选的日子，朋友特意载我到一个投票点去看了一下。第二天大选结果出来，与国内看到的预测不同，布什以较大的优势胜出。我问美国朋友，为什么布什能胜出？朋友回答，因为现在的美国人更保守了。在物质进步与道德完善两者中大部分美国人更重视道德价值。他们宁可自己失业，也支持布什捍卫美国人的传统道德，也就是提倡上教堂，提倡青年人保持贞洁，反对同性恋，反对坠胎。当然，也包括去攻打伊拉克，“解放生活在暴政下的人民”。
　　果不其然，布什成功连任后，美国政府宣布将在“禁欲”式性教育项目方面投入更多资金。所谓禁欲式教育是指只教育青年人如何保持婚前性纯洁，不提供避孕知识甚至禁止提及避孕。
　　苍蝇蚊子到底是从哪飞来的(1)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全体中国人都有一个深重的忧虑：国门一打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苍蝇蚊子飞进来了，怎么办？
　　然而，在美国浮光掠影地走了几个地方，发现美国并没有那么多的苍蝇蚊子。
　　到美国前，我最大的担心是我的英语如此之“破（POOR）”，一个人在东海岸游荡，障碍重重，会不会找不到路？会不会吃不上饭？会不会订不到旅馆？会不会被纽约地铁里的黑人抢劫，然后流落街头，再被同性恋者挟持去强迫吸食大麻之后再残忍地强奸？
　　在美国呆了几天，这些担心烟消云散。我发现美国人不像一些中国人那样对熟人朋友像春天一样温暖，对陌生人像冬天一样冷漠。美国人对陌生人通常不设防，对任何人都随时准备主动展露微笑，道一声“HI”，并且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美国的国家公墓
　　抵达华盛顿的第一天我想去白宫看看，可是不知道怎么走。我拦住了一位匆匆行走的高大白人。
　　他停下来，说了一大堆纯正而悦耳的英语，我百分之九十没听懂。我说，对不起，我英语很差，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再问别人吧。
　　他遗憾地耸耸肩，却不甘心，站到路旁，打开了身上的大包，掏出了一张地图。他在地图上比划了半天，我听明白他的意思是坐地铁最方便，不过要倒一站。
　　看着我为难的样子，他收起地图，“FOLLOW ME”。
　　他在前面匆匆地走，我在后面紧紧地跟。进了地铁站，他教我在售票机上买完了票，仍然不放心，干脆自己买了张地铁票，和我一起上了车。他说，他要去的地方，也大致顺路。
　　在地铁里我们简单地聊了会天。他尽量用最简单的英语，说他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公司派他去过日本，他知道许多中国城市的名称，比如北京，上海，香港。
　　下了地铁之后，他匆匆地带我出站，看起来他是有点着急。我告诉他不必出地铁站了，我到地面上再问别人。他却说没关系。
　　到了街上，他详细告诉我走哪条街，确信我听明白了，才放下心来，匆匆大步离去。
　　在美国呆了几天，发现美国“活雷锋”还真不少。有好几次，我在路边打开地图，都有人主动走上来微笑着问我：“我可以帮你吗”？
　　另一个难忘的“活雷锋”出现在曼哈顿。那是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时，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估计有八十岁了，满脸皱纹，佝偻着身子，颤微微地比划说，前走，再左拐，见到一座有特殊标志的大门，就到了。记住，门口有两块特别大的标牌。
　　我道了谢，就迅速朝前走去。因为我知道有些美国人习惯帮人帮到底，如果我走得慢些，老太太说不定还要坚持带我去呢。这么大年龄了，行动不便，还是别麻烦人家了。
　　前行了三百多米，左拐，路边有一个竖着天体模型的大门，嗯，就是这里了。我刚想进这个大门，身后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不是这里，还在前面。”我一回头，吓了一跳，原来老太太正倒着小步，一直努力在后面跟着我。她说这是天空博物馆，再往前走一段，那个有两块大标牌的，才是自然博物馆。“我估计你就会错走到这里，果然让我料到了。”老太太微笑着说，气喘吁吁。
　　因为有了这些乐于助人的美国人，所以以我如此恶劣的英语，居然能横行东海岸。渐渐地，我有了一个感觉，美国并不险恶，特别是和中国相比。你不必像在国内旅游那样，时时提心吊胆。在华盛顿，我在郊外朋友家里住了几天，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朋友说，他们上班时经常忘了锁门，因为这个小区几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出过盗窃案。在美国，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成本也许比中国人要低，起码在日常生活中，他不必长那么多“心眼”，花那么多精力用于相互提防。我们国内大力号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八荣八耻”，原来都被美国人悄悄实践了。
　　当然，在美国，也不是没有人不排队，也不是没有人随地吐痰，也不是没有坑蒙拐骗。然而，在我有限的美国旅行经验里，看到的上述现象，都是发生在唐人街。
　　苍蝇蚊子到底是从哪飞来的(2)
在美国期间，我去过三处唐人街。从其他街区进入唐人街，差别一目了然。走在唐人街，你会发现这里如同国内一个落后的县城一样脏乱差，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没有草坪，没有松鼠，也很少见到鸽子。
　　美国一家博物馆里的游人
　　只有在唐人街，行人面容冷漠，行色匆匆，视红灯如无物，惹得司机大声地揿喇叭。只有在唐人街，街边摆满了小摊，摊主一边剔牙一边大声吆喝。
　　在唐人街的小吃店里吃饭，店主少找了一块钱。我一问，店主立刻面无表情地递过一块钱过来，倒是不用废话。在一家华人旅行社刚刚订好到大瀑布的旅游，回到旅馆，就被熟悉行情的华人老板告知，旅行社多收了你们三分之一的价钱。我们马上回去找，旅行社老板也和那位店主一样，不做解释，痛痛快快地把差价找给了我们。
　　据说唐人街里的中国人，百分之八十是没有身份的偷渡客，其中以福建农民居多。替这些人办“身份”的华人律师，花招之多令美国政府防不胜防。几乎所有的证件都是伪造的，许多还是委托国内单位伪造的。很多人就用百分之百的假材料获得了绿卡，最后入籍。
　　在唐人街拜访一位在这里居住多年的远房亲戚，他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从中国来的新移民给美国人的印象大都不佳。他们不但大笔地用现金买房，把房价炒到普通人无法负担，而且会在开车时任意抢道，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他略有些夸张地说，许多人都说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污染源，最起码他看到，中国的非法移民已经把美国社会风气带坏了。在其他地方规规矩矩的白人，到了唐人街，就学会了闯红灯。
　　他说，如果他是美国总统，一定严格控制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
　　他的话让我大笑不已。我说，看来苍蝇蚊子的起源及飞行方向，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中国人身上有羊性
　　亦有狼性
　　我们历史上曾经是狼
　　渐渐被驯服为羊
　　通过对比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命运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文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失去它的现实、理性与活力而陷入僵化、保守和昏愦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天命。“兴于忧患”和“衰于安乐”，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永恒规律。
　　朝鲜日记 一
赴朝鲜前三天，丹东国际旅行社发来一张传真，是《赴朝旅游须知》：
　　新义州到平壤的沿途不允许向窗外扔任何纪念品和食品，以免引起朝鲜人民的误解。
　　沿途景物不许拍照。
　　不许携带手提电话、望远镜、朝鲜币进入朝鲜。
　　对朝鲜政治、经济状况不要妄加评论，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特别是对朝鲜人民爱戴的领袖不要加以评论。向金日成主席献花和照相时要保持严肃，不能模仿领袖的姿态照相。
　　到了丹东，导游又告诉我，最好不要带有文字的东西进入朝鲜。因为朝鲜海关检查时紧时松，遇到紧张时，这些东西都要被没收。路上看的几本杂志只好存放在朋友家。
　　朝鲜日记 二
新义州不大，车辆稀少。一路上喧闹兴奋的游客都静了下来。过鸭绿江大桥前，导游已再三嘱咐，到了朝鲜，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们乘坐的是朝鲜的国际列车。外表比较陈旧，不过车窗很宽大，里面全部是包厢。车出了新义州火车站，忽然看到街道上一位妇女面带笑容，朝列车挥手。再往前走，三三两两的人站在在铁路两边路边看火车。不少人向火车招手致意。原来，他们是向“外国朋友”表示友好。
　　从新义州到平壤，路上再没经过城市，只有农村和小镇。朝鲜的每个村庄房屋样式非常整齐划一，一般是灰瓦白墙的平房，也有的是别墅式小楼，不过施工比较粗糙。一路所经过所有的院落周围，都是一米左右高的白墙，可以看得出全部是刚刚粉刷过不久。可能是因为刚刚过去的几大节日，也可能是为了迎接外国旅客的到来。
　　农田里没有防护林，望过去坦坦荡荡。村庄里也很少见到树木。许多山坡上植上了树，不过都还没有长成材。看来成材的树木都被砍掉了。没见到柏油路，也没有见到沙石路，我们看到的只有土筑的公路，仅容一车通过。不过我们并没有见到汽车，上面走着的都是牛车，偶尔还可以见到拖拉机。一路所见的牛车都是木制车轮，粗犷朴拙，连铁皮都没包。
　　一个老人挺着胸膛站在田间小路上，一只手背着，另一只手向火车频频挥舞。穿着蓝色制服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也专门停下来向火车招手，等火车过去才继续走路。
　　我拿出照相机想拍几张照片，和我同包厢的一位老人劝我不要惹麻烦。他是锦州市人大的主任，前锦州市长。一上车他就说车厢里可能有窃听设备，因此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发表言论。和他同行的锦州朋友一致表示同意。
　　朝鲜导游学生模样，看上去十分憨厚，也很乐于和我交谈。他是平壤旅游学校的学生，这次是上车实习。他说今年对朝鲜人民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四月十五日是伟大领袖金日成的生日，是朝鲜人民最大的节日“太阳节”，今年又是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生六十周年，四月二十五日是朝鲜人民军建立七十周年。“几天前在平壤隆重地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伟大的领导者亲自检阅了军队。晚上，朝鲜青年举行了盛大的主题游行。”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年份。你们能在今年来到朝鲜，是非常幸运的。
　　今年是“主体”九一年。朝鲜从一九九二决议废除了公历纪年，以伟大领袖出生的那一年为“主体元年”。有了金日成大元帅的朝鲜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太阳民族，伟大领袖金日成是太阳民族的始祖，所以，伟大领袖的生日被定为“太阳节”。
　　导游和我讨论了国际问题。他说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是朝鲜问题的原因。９１１事件说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在都遭到了惨败，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到处都是敌人，所以，他们迟早是要失败的，朝鲜很快就会统一。
　朝鲜日记 三
在平壤郊区的公路上，看到一辆公共汽车，不但里面挤满了人，外面的车门上还“挂”了七八个人，看起来相当惊心动魂。这是进入朝鲜境内看到的第一辆公共汽车。
　　下午三点半，火车“正点”抵达平壤。听说朝鲜现在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电力火车经常会因为停电而晚点，这段路走上八个小时、十个小时都有可能。我们一路顺风，二百二十公里的路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到了，不可不谓顺利。
　　平壤是一座宽敞、整洁、高大的城市。马路动辄一百米宽，车辆稀少，一尘不染。高层建筑很多，居民楼动辄二三十层高。所有的建筑都是水泥本色。
　　第一站是“主体思想塔”。车过大同江桥，宽阔的江面两侧，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疏朗有致地林立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江面上整齐地腾起几柱雪白的喷泉，据导游讲高度达一百多米。壮观、平静、美丽。江边上那座高耸入云的宝剑型纪念碑就是主体思想塔。
　　所谓“主体思想”，也就是“金日成思想”。其大概意思和中国的“自力更生”相近，强调一个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本民族的命运要掌握在本民族的手中。导游讲，朝鲜人民就是在“主体思想”的光辉指导下，独立自主地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
　　主体思想塔是在金日成大元帅七十周年时建立的，高一百五十米，连同上面的红色火炬高一百七十米。下面是一面墙，上面镶嵌着一百五十多块铜牌，是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在建设主体思想塔时赠送的，上面用不同的文字刻着“伟大的主体思想万岁”、“主体思想无限光辉”之类的文字。两边有六组人物铜雕，分别代表大丰收、知识至上、铜墙铁壁等意义。朝鲜的国徽，由镰刀、斧头和毛笔构成，毛笔位于中间，表示朝鲜劳动党特别重视知识的作用。
　　阳光特别好，主体思想塔前的广场开阔整洁，人的心情不由得不愉快。在别人照相的时候，我脱离大部队，来到塔身左侧。这里有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树荫下休息。他们衣着都很整洁，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眺望，还有一对穿着深蓝制服的高中生模样的学生，在雕塑下说着什么，两个人的表情都有点害羞，像是在谈恋爱。应该也是早恋吧，朝鲜人一般都是二十八岁以后才结婚的。穿着红裙子的小孩子正在蹦跳玩耍，看到戴着“朝鲜之旅”牌子的我，立刻警惕地跑开了。大人们则对我视而不见，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下一站是万寿台。中间不知道为什么在一处广场上停了一下。正是五点多钟，马路边上突然出现了无数下了班的平壤人，排着长队在等公共汽车。队伍起码有二百米长。广场的一端有一面画壁，上面是微笑着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镜片明亮，牙齿洁白，笑容慈祥，完美无瑕。我把“朝鲜之旅”的牌子摘下来放进口袋，拦住一个过路的青年，请他给我照一张相。他好奇地看着我的傻瓜相机，拿过去摆弄了一下，又还给了我。不知道是不会用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突然，他用手托住自己胸前的金日成像，比划着问我为什么不戴领袖的像。我对他大声说着汉语“中国”，他好像通一点汉语，用汉语问我“你的民族？”这时，周围已经围上了十多个朝鲜人，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都好奇地看着我和我手中的相机，其中一个青年还往地下吐了口痰，粉碎关于朝鲜人不随地吐痰的说法。眼看全广场的人都向我涌来，我急忙冲出重围，回到了大部队那里。这时我才注意到，朝鲜人衣服上都别着领袖像，无一例外。所以一个外国人在朝鲜很容易被区分出来。
　　朝鲜日记 四
晚上住在“西山宾馆”，是市郊一座三十层高的大厦。第一顿晚餐比游客们想象的要丰盛。有烧牛肉、炸鱼、炒狗宝、烧菠菜四样菜，还有饺子、米饭和啤酒。每一样饭菜都分盛四个小盘，所以摆到桌上，共二十多盘，显得丰盛无比。一开始大家以为米饭是限量的，所以一上来赶紧每人盛了一碗。然而吃完试着再要，很痛快地就端上来了。以后几天的经验也证明，在朝鲜如果你饭时努力吃，就没有饥饿的威胁。那些背了大包小裹面包、方便面、饼干的人看来失策了。
　　吃完了饭，到总台换了十元外汇券，在商品部买了一本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我所认识的金正日》。朝币对人民币的比率是一比四，十元外汇券相当于四十元人民币。而这本书不过四百多页，小开本，纸张比较粗糙。由于是关于领袖的，定价和别的商品比起来，还算是相当低廉的。中国人在这里终于尝到了当“老外”被宰的滋味。据说在黑市上，一元人民币可以换几十朝币。
　　房间的电视也是从日立牌的，还是手动的那种。有三个台，都播送着歌颂节日的歌舞节目。报幕员的声音颤抖而激动，台下的掌声热烈而整齐。看不懂，关了看书。床头灯是二十度的灯泡，昏黄暗淡。
　　拉开窗帘，窗外的巨大的平壤城一片漆黑。没有路灯，没有霓虹，甚至居民楼里也没有电灯。只有零零星星的楼房闪着灯光。这些三四十层的住宅建筑因为没有电，下班后人们得一层层爬上去。
　　朝鲜日记 五(1)
第二天的第一站是平壤地铁。平壤地铁长度达三十公里，我们要去的是复兴站，应该是最漂亮的一站了。电梯足足有三百米长，因为这个站深达一百米，在世界上应该是最深的地铁了。壁画自然是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领导者。我问导游为什么要修这样深，导游说这个他不太清楚。估计是为了备战吧。
　　第二站是大学习堂，藏书可达三千万册，全国十七岁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入内学习。当然，整个大学习堂里人并不太多。
　　第三站是凯旋门。高六十米。和平壤市的大部分建筑一样造型呆板。据说六十米的高度是为了比巴黎的凯旋门高一米，主体思想塔的高度也恰比美国华盛顿纪念塔高一米，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朝鲜人对高度的崇拜质朴可爱。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平壤的建筑一座比一座高。凡是路过纪念性建筑，导游都要提一下高度。在市中心，还耸立着一座金字塔型的水泥大厦，高三百多米，因为资金不足，已经停工多年，一直没有封顶。
　　下一站是中朝友谊塔。相比主体思想塔及旁边的电视塔，这个一九五九年建筑的纪念塔就显得太矮小了。塔室里面有两本手写的纪念册，上面是一些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志愿军英雄的名字。一个自费旅游的志愿军老兵颤抖着手，从名册上找他战友的名字。在大家的帮助下，不久他找到了。他说，朝鲜战争时他是副排长，这个战士是他排里的。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中午回到西山饭店吃午饭。下午要参观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即朝鲜战争纪念馆。我们参观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馆，在毛主席像边上，一幅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朝鲜语写着：“在中国的五星红旗里，有朝鲜人的鲜血。”
　　大家听完了导游的翻译，都小声说，是翻译反了吧。
　　回去研究朝鲜外文出版社的书，才发现导游翻译的没有错。那本书上说：“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共和国民党时行内战时期，由于蒋介石军队的美国的援助下向中###队发动进攻，中共面临了危机。在这紧急关头，约２５万名朝鲜青年参加中国东北解放战役，英勇战斗，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可以说是以德报德。”
　　在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馆不过是一个分馆，导游甚至连“黄继光”、“邱少云”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参观完纪念馆，下一站是万景台金日成故居。这是平壤市郊的一个园林，中间是金主席家的三间草房。周围古木参天，鲜花遍地，风景十分优美。
　　晚上还有一个重头节目，就是“阿里郎”文艺演出。本来赴朝三日游的报价是一千八百元，但由于朝鲜举办了这个“阿里郎”演出，外国游客必须观看，票价是二百六十元人民币，所以整个团费就变成了二千零六十，几乎相当于从辽宁到海南双飞五日游的价格。
　　演出在能容纳十万人的五一体育场。这个带遮阳蓬的巨大体育场确实十分壮观，在整个亚洲也应该是一流的。所谓阿里郎演出，实际上就是大型团体操表演。我们进场时，全场正响起热烈的掌声，原来第一幕已经接近尾声，背景台上出现了一轮巨大的太阳，场地里人们也站成阳光幅射状。
　　接下来的一幕一开始阴风四垂，背景台上打出了旧社会朝鲜的悲惨景象，乞丐、孤儿、死尸¨¨¨场中团体操队员也悲天抢地，捶胸顿足。然后，背景台上映射出两条巨大的铁索，一道道闪电劈向索链，场地中，队员们朝着一个方向齐心协力地舞动，做竭尽全力状。突然，铁索断裂，阳光迸发，金日成将军微笑的画像出现在背景台上，整整齐齐坐在两侧看台上的朝鲜人民齐刷刷热烈鼓掌。
　　接下来的几幕，分别表现北朝鲜的“苦难的行军”，朝鲜人民如青松翠柏屹立在大雪之中；朝鲜的儿童，祖国的未来；朝鲜的农业和畜牧业，一群鸡鸭兔子之类地场地中欢快地跳舞；南北统一；朝鲜的体育；朝鲜的军队，一群军人进行枪刺肉搏表演。
　　朝鲜日记 五(2)
朝鲜的团体操确实是世界第一，其整齐准确规模庞大编排精心让人叹为观止。旁边的上海人说，上海八运会的团体操，就是请朝鲜人去进行指导的。
　朝鲜日记 六
第三天的上午没有什么安排，只有购物一项。然而，平壤的外国人商店确实没有什么可买的。工艺品做工有些粗糙，标价却不低。我想买一枚金日成或者金正日的像章，商店里却没有。我问导游怎么才能得到一枚领袖的像章。
　　导游郑重地说，一般外国人是不能得到领袖像章的。不过，如果你是真心敬爱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领导者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请，如果朝鲜政府审察合格，会派一名部长发给你领袖像章，不过这个周期最快七天，最慢十五天。因此，很遗憾，你没有办法得到领袖的像章。
　　真是很遗憾。
　　回国的车十一点准时发车。这次随车的是另一个导游，他到新义州接下一个团。一路上和他聊了很久。和他聊起朝鲜历史，他所知道的朝鲜历史名人除了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淑、金九之外，只有檀君和李舜臣。前者是朝鲜始祖，后者是李朝的抗日英雄。关于朝鲜的始祖，这位导游又提出了新的说法。历史上，朝鲜是以五千年的檀君为始祖。但解放后，朝鲜已经成为太阳民族，和以前有了质的不同。太阳民族的始祖是金日成大元帅。因此也可以说朝鲜有两个始祖：传说中的檀君和现实中的金日成大元帅。
　　他对中国显然很隔膜。他不知道什么叫英特网，他认为北京只有一个五星级宾馆。他问我是不是被因为工作出色思想先进被建行选派出来到朝鲜参观。
　　回去的路上，又和锦州市人大主任坐在了一起。谈起对朝鲜的观感，他一路赞不绝口。这倒不是说给朝鲜导游听的，看得出来他确实很感慨。他一路指着窗外说：你看，人家这农村搞得多整齐，房前房后干干净净，你再看中国，前头一个柴火垛后面一个粪堆。你看平壤市多干净，市民素质多高。这说明人家管理上有一套办法，人家思想统一，劲往一处使。你再想想中国，到处是办证的广告，和人家朝鲜怎么比。虽然人家穷，但人家精神状态好，走路都刷刷的。
　　大家纷纷点点称是。
　　对“阿里郎”表演他更是叹为观止，认为比奥运会开幕市还要好看。
　　朝鲜导游立刻坐到他身边，记下了他的单位和他的话，说要回去汇报。
　　摩托车
2007年3月1日到7日，我应台湾“中国哲学会”的邀请访问台湾。
　　到台湾的第一个早晨，是被摩托车的噪音叫醒的。拉开窗帘，不远处是一个十字路口，数十上百辆摩托黑压压地停在人行道后面，骑士们都戴着安全头盔，绿灯一亮，一拧把手，比赛一般齐齐向前射去，马达声震耳欲聋。
　　在台湾几天，耳朵里灌满了这种巨大的轰鸣声。台北称摩托为“机车”，其数量之多几乎赶得上大陆的自行车，速度极快，与其他车辆并驾齐驱，毫不谦让。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前几个月，广州刚刚通过了“禁摩令”，成为大陆又一个禁摩的城市。“禁摩”似乎成了城市发展和进步的象征。可是台北的摩托居然还如此“猖狂”。
　　去开会路上，鉴于“机车”影响我的安眠，我热心地向同行的台湾学者、台湾大学的杜教授介绍了大陆的禁摩情况，并问台北市有没有考虑要禁掉？
　　杜教授很惊讶，他说，这怎么可以，这是人民的行路权啊！机车是有很多缺点，噪音大，不安全，污染重。但是，它方便，占道少，价格低廉。你考虑过没有，使用机车都是什么人？主要是中低收入者。仅凭这一点就决定它不能被禁掉。因为制定公共政策，要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你都禁掉了，他们买不起汽车，怎么办？
　　物价
台北的物价很贵。
　　一“粒”普通的富士苹果30台币，约合人民币7元。芒果一“粒”60元，人民币15元。为了保护果农的利益，这个水果大省的水果可一点也不便宜。连地瓜都16台币一斤，合人民币4元。
　　至于其他日用商品的价格，也基本是大陆的三倍左右。一瓶纯净水25台币，约合人民币6元。一碗普通的面条60台币，人民币15元。水饺一“粒”5台币，人民币1元多。书更是贵得离谱，我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人民币28元，台湾版的价格是480台币，换成人民币，是120元。
　　可是也有一些价格比大陆便宜，比如风景区和博物馆的门票。开完会，政治大学的曾教授驱车带我们去野柳地质公园玩。这里是一片风蚀海岸，处处是磨菇石，风景优美，景观独特，差可比拟为大陆的石林。票价40台币，约合人民币10元。荷兰人在淡水建的“红毛城”，也是这个价格。唯一贵一点的，是“故宫博物院”，160台币，合人民币40元。不过，相对于台湾每月16000台币（约合4000人民币）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价格也不能算高。
　　风景区和博物馆，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公共产品”，应该惠及所有国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大陆大部分风景区和博物馆的门票，对农民、下岗工人及其他城市低收入者来说，是太高了些。
　　为什么台湾的穷人可以享用这些“公共产品”呢？同行的台湾教授说，原因很简单，在台湾，一个人再穷，他也和那些亿万富翁一样，拥有一张选票。这个答案也许过于简单化了，也算聊备一说吧。
　　一切向钱看
在野柳地质公园游玩，印象最深的是诺大个风景区，居然没有一个卖旅游纪念品的摊子，也没有一个流动小贩。没有人来向你兜售纪念品，没有人来拉你照像，纠缠你骑沙地摩托车……你所看到的，只有清可见底的海水，天工造化的奇石，你能听到的，只有天风、海涛。整个海滩安静惬意。
　　在台北至高雄的火车上，四个小时的车程中，卖食品的小车只来过一次。
　　在台北和高雄机场的候机厅里，商店、咖啡厅的密度要远远小于北京机场。
　　三月六日，我乘火车从台北去高雄。去火车站前，我背着沉重的大包，先去超市买了水，又到街上买了“便当”（盒饭）。按照我的大陆经验，这些东西进了车站就要翻倍。等到了车站，我惊讶地发现，站内的物价居然一点也不比超市贵。上了车，巡回手推车上的“便当”也和外面是同一价格。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火车站里的东西，是可以和外面一样便宜的。
　　钱是好东西。然而，钱可以，也应该挣得优雅些。当“一切向钱看”的口号公然在所有场合喧嚣，当“市场原则”冲决一切罗网，甚至冲决基本社会正义，当为了一点点小钱，人们急赤白脸，你抢我夺时，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显得过于粗鄙、浮躁、冷漠？
　　人文关怀
登上香港到台北的飞机，在入口处取了两份台湾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
　　打开报纸，首先看到的不是政治新闻，两份报纸的头题不约而同：“多吃维生素可能致死”。
　　在台北捷运站（地铁站）坐电梯，电梯上方的电视里播放的广告不是洗发水和减肥药，而是这样的内容：老人小孩上街，要穿明亮衣服（这样会降低交通事故率）。老人安心，全家放心。配合着动画提示和一家台湾人灿烂的笑脸。
　　在台北街边，有时会看到警察局帖出的招帖画，用漫画的形式告诉你如何防止街头的诈骗者。
　　在捷运站月台候车时，队伍面前，有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着下一班车的目的地，以及还有多少秒到站。这样准确的告知让旅行者很安心。
　　在台北火车站买去高雄的车票，意外地收到两张票。一大一小。问旁边的人，这张小票是做什么用的？回答是，如果你上车想睡觉，可以把这张小票插在前排椅背上。这样，乘务员在查票时就不用叫醒你了。
　文明素质
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大陆学者，不约而同地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第一次过马路时，看不见对面的红灯，只要路口无人无车就要往前冲。直到旁边的同行者提醒，才看到那么多人齐刷刷地站在白线后等着。
　　第一次出席欢迎宴会，拿起筷子就夹菜。吃了几口之后，才发现别人都是用菜盘中的公筷和公勺来取菜的。
　　第一次在台湾坐电梯，很自然地挑人少的左侧站立。站了一会儿，才发现不对劲。原来，这里的人都自觉地按提示，站在右侧，把左侧留给有急事的人通行。
　　……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只不过这些常识因为“无用”而被忘记了。
　　在台湾，有无数细节折射着人们的文明素质：
　　火车车厢里，提示牌上滚动着这样的提示：在火车上请把手机调到振动，谈话请小声，以免影响他人休息。
　　如果你向一位女孩问路，她会马上向你展示温婉的笑容。如果你不小心碰到了他人，总上他先转过来对你说“对不起”。
　　台北市政府那一站的十字路口，有一个残疾人，被人用手推车推着，兜售手帕纸。有时，他会很不礼貌地从背后用手里的纸条捅你。但是很少有人对他怒目相加，大部分人都会微笑着对他说，对不起，我不需要，谢谢。
　　和气生财
因为被摩托车吵醒，我去找招待所的管理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很瘦的女人。
　　她检查了一下我的房间，发现上面有一个小窗没有关严。她奋勇地踩着桌子椅子上去关好，然后不停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第二天早上，她特意跑到我的房间来问昨晚休息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她冷不防地给我鞠了个九十度的躬，连声说，谢谢您！昨天实在对不起了！
　　以后每天遇到我，她都会问我休息得怎么样，然后给我鞠上一躬，弄得我十分地不适应。
　　台北的大部分商家，从商场到小吃摊，在接到付款后都会向你道声谢谢。找你零钱时，许多人都是用双手奉还。
　　在台湾宾馆住宿，退房的时候，是没有“查房”这一环节的。
　　传统节日
这次去台湾，我留心的一个重点是观察“传统文化”在台湾的留存情况。
　　三月四日是元宵节，这一天，台北街头非常热闹。台北市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灯会，许多文艺团体上街表演。锣鼓喧天，人来人往，人山人海。看当天的电视，高雄也举行了灯会，###出席开幕仪式。南部的一个城市还燃放长达十三公里的鞭炮，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纪录。
　　当天中午，我们在野柳。正好遇到野柳举行“迎神轿”活动。十几个穿着传统中式服装的男子，抬着一座打扮着花花绿绿的轿子，上面坐着一个金面的神像，一路吹吹打打，向海边进发。同行的台湾学者说，这是“迎神赛会”，与其他地方的迎神赛会不同的是，这个神轿，要由四个人抬着，在海里游上一圈。
　　在地质公园参观时，恰好遇上当地渔民举行“开渔仪式”。十数艘渔船在海面上兜着圈子，并且不停燃放烟花爆竹，以祈祷今年渔业丰收。
　　在台湾，清明、端午、中秋，都会放假一天。虽然没有赶上其他节日，但仅据元宵节的观感来看，台湾的传统节日味道确实很浓。
　　台湾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温良恭俭让”应该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在大陆，我到访过一些原本文化发达，因交通形势改变而衰落的小乡镇。比如以前的西塘，乌镇，福建的永定，山西的几个小县城。这些地方的人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待人和气，温文有礼，客套十足。到了台湾，感觉也是如此。和台湾人说话，是是是，对对对，对不起，谢谢不离口。台湾人的文明素质较高，不仅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民族传统”传承的结果：其实，我们的祖先们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代人这样鄙俗、冷漠、无知、“一切向钱看”。
　　保护传统文化，是台湾文化政策的核心部分。
　　做为一个政党，国民党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为已任的。
　　孙中山在与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谈话时强调，“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
　　1952年，从大陆溃退台岛后的国民党，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所谓“复兴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其中，“保卫中国文化”，又因为扫除台湾岛上日式教育文化遗存的需要和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刺激而愈为台当局所重视。当然，这一切者是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体下实施。蒋介石的手段不外乎新生活运动的那老一套。蒋介石时代，自小学至大专院校，均讲授《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及《国民思想》等课程，冀使中国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阐扬”。
　　虽然民进党执政后，学校教育中“中华文化”的内容有所减少，但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我曾经专程去查阅过台湾的中小学教材。在高中阶段，台湾的学生课本里有六册“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书前的编辑大意说，此教材的目的，“在于陶铸高中学生优雅之气质，高尚之品德，并启导人生意义，宏扬中华文化。”一、二、三册是伦语选读，四、五册是孟子选读，第六册则是大学、中庸讲读。这一套书，基本上涵盖了“四书”的所有主要内容。这次开会，与会台湾学者中，也以研究探讨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居多。
　　迷信
传统文化留存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迷信盛行”。
　　台湾的电视台，有一百多家。节目形形色色，无所不有。
　　跳到一个频道，叫山水台。节目名“奇门遁甲断天机”。
　　一位女观众打电话进来，说自己的老公有了外遇，怎么办？
　　屏幕上的“老师”说，那你就要“斩桃花”，“造合和”。
　　“斩桃花”不能乱来。那些书上说的招术，比如说，把自己的月经偷偷放进老公的饭里让他吃下去，这样的方法，是不能乱用的，必须在有老师指导下用才管用。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先生用手帕吗？不用啊？那么你买一条给他用。他用了一百八十天后，你把他的手帕和你的四个角系在一起，放在他的枕头下，就可以了。
　　至于造合和，你到寺院里找那些会密咒的法师，他们都会做。
　　又跳到另一个台，主持人正在那里大谈风水。说他三年前在一个舞会上遇到巨商王又曾。那时候王又曾红光满面，身体很好。可是现在犯了事，被追捕，身体也垮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祖坟出了问题。
　　原来，王又曾家的祖坟风水很好，是“麒麟金龟穴”，非常非常好。可是，前几年，那里建了一个电塔，一下子，王就倒运了。
　　第二天开会时，我和台大一位副教授聊起这个话题。我说你信风水吗？他说，我信。风水里其实包含着很多道理的，不过你要深入研究，才能有心得。电视上许多是胡说八道的。
　　据说，台北的101大楼的设计中处处体现着风水原理。101的大门开在信义路上，这个方位“左青龙、右白虎、后有靠”。楼体八个倒梯形方块的设计原型來自中国的“鼎”，是风水中的“聚宝盆”的隐喻。
　　后来到哲学系二楼，参观他们的研究室。在公用书架上，插满了《因果报应之理论与事实》、《甘露法雨》、《新紫微斗数》、《新手相术》之类的书。在“无神论”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看着这些书名，总有些惊心动魄之感。
　　台大的那位副教授说，台湾佛与道两家特别流行。信佛的人，占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而信基督教的人，不过百分之三。
　　在台湾的行程中，寺庙是最频繁出现的景观。几乎每个镇上，都会有一座大庙。在台北市的低收入者聚居区，“开庙如开店”，庙堂和商店一样，开在门市里，招牌上写着什么“姜王庙”、“王母娘娘庙”、“同玄宫”……门前放着一个大大的香炉。同行的台湾学者说，许多庙，供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新神”。比如，这一带有一个人死了，后人梦中遇到他指点什么事，很灵验，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信奉起来，给他盖一个庙。这些庙，现在许多演变成了非法敛财的地方。
　　电视政治
在其他场合，台湾人都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女人说话嗲兮兮，男人都有点娘娘腔，文明得有些“文弱”。只有在有关政治的论坛上，火药味实足。
　　台湾的电视乏善可陈。那些滥得不行的综艺类节目对大陆人来讲一点也不新鲜。因此每晚只好锁定在政治类的节目上，听台湾人在电视上唇枪舌剑。
　　好在这样的节目不少。在台湾的那几天，正好赶上“中正纪念堂”改名。四五个频道长篇大论地讨论这个话题。有一个频道的节目名就是“有钱改名，无钱为学生提供营养餐”，意思是说，民进党在台湾开展的正名运动，浪费许多台币，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请的来宾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反对改名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反对派呈一面倒的压倒之势，对在坐的民进党政策会副执行长极尽嘻怒笑骂之能事。这位副执行长连话都抢不到，十分可怜。
　　这位副执行长好容易抢到发言机会。他说，要把“蒋庙”改掉，是因为这是一座象征“威权政治”的建筑，建筑理念充满专制精神。
　　旁边的一位民意代表马上拦住说：“胡说！现在的‘总统府’不也是威权政治的建筑吗，要知道，那是日本总督府啊，为什么###还住在那里？还有台北的许许多多建筑，这个部那个部，不都是威权时期建的吗？你们都要改名吗？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为了台湾前途，还是为了###？”
　　那个戴眼镜的民进党说：“所有这些威权时期的建筑，都应该改名。因此，党内的主流意见，是迁都，迁到中南部去，把台北的老建筑进行统一规划，取消它们的政治功能，代以文化旅游功能。”
　　民意代表又打断他：“纯粹放屁！迁都？迁到中南部？这明显是为了选举。中南部是你们的票仓，你们提出这个建议，不过是为了讨中南部的好。你们只说中南部，让每一个中南部的人都感觉他们有希望成为首都人。中南部有那么多城市，为什么不明确说要迁哪一个？”
　　打进来的电话也多是反对改名的。有一个观众说：“你们要拆蒋介石的庙。请问，如果不是蒋介石来台湾，是毛泽东来台湾，有你们民进党吗？”
　　那个民进党回答说：“为什么总要别人来呢？为什么不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管自己呢？”
　　又有观众打电话进来说：“如果不是蒋介石带来那么多美元来，台湾的经济能发展得起来吗？蒋介石也不是一点好事没做嘛！你们是数典忘祖！”
　　看台湾的政治类节目，一言以敝之，就是“百无禁忌”，谈什么都可以，怎么谈都可以。越是老百姓，越是民意代表，越是要骂人。越是骂，越是激烈，越出惊人之言，就越受欢迎。
　　估计台湾人的这种政论风格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从长时间的威权统治下解脱出来，物极必反的“反威权”的心态正盛。长时间不许开口后，“嘴瘾”现在正浓。这也是台湾议会打架风盛行，“政治乱象”不断的一个原因吧！
　　陈水扁和马英九
在台北，我遇到的学者对###都没有好感。人们普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权力狂，为了谋取选票不择手段。
　　不过，在高雄，到火车站接我的司机却激烈地为###辩护。这位司机说，所谓###的贪腐案，性质和马英九的特支费案是一样的，都是制度上出的问题。在这些特别经费，大家原来都误以为是津贴性质的，所以才会用于个人消费上。
　　谈到礼券案，他说，礼尚往来嘛，朋友要送陈淑真东西，又不知道她喜欢什么，就送些礼券啦。
　　我问他，###任内，经济发展乏善可陈，民生领域问题很多，这总是他的败笔吧？
　　他说，经济问题啊，他有许多想法，做不到啊！国民党在国会和他捣乱啊！
　　我说，国民党控制国会，是###第二个任期内的事。第一个任期，国会是听他的啊！
　　司机想了想，说，###刚上台那阵，基层权力还不在民进党手里，他想做事，做不了啊！
　　似乎###毫无过错，所有的问题，都是环境和他人造成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深绿的典型心态。
　　台湾的政治地图是北蓝南绿。收入高、教育高的人集中于北部，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有执政经验的成熟大党，而民进党从上层到下层，素质都很差，除了搞选举，一无所能。一位教授曾这样和我说：“###，不过就是一个本科生嘛！”
　　“两低一高”的农民、“本省人”，南部居多。“年龄高，学历低，收入低”，他们是民进党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坚定地认为，民进党是从民众中出来的，是和民众心连心的。他们认为，台湾的困境，都是因为大陆的“打压”才造成的。民进党要搞###，要制宪，都是基于“台湾人”的根本利益。而那些国民党的外省领袖，关键时刻，是有可能“出卖台湾”的。
　　政大的一位教授曾不屑地说：“民进党执政这么些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受伤害的就是支持民进党的人。可是，他们还是听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长脑子，没有分辨利害的理性，只会受意识形态催眠。”
　　民进党搞民粹主义，搞族群分裂，尽显民主的弱点与漏洞，这是我接触的台湾学者对台湾式民主的普遍看法。谁掌握了用意识形态迷惑老百姓的技巧，谁就可以获胜。他们说，这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台湾式的民主”让他们对政治不想过问。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认为，民主毕竟也有收获。毕竟，一切都被放在了阳光下。毕竟，他们相信，台湾人交了学费后，总会明白过来。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运作，是要付出时间和代价的。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台湾的学者大多数对以清廉自持的马英九也没有什么好感。政大的那位教授就说，马英九才具平平。如果做一个大学教授，或者是一个律师，会做得很好。可是搞政治，他缺乏魄力，也缺乏手腕。台湾需要的是蒋经国那样有大心胸的领导人。至于王金平，只不过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另一位学者则说得更极端。他说，国民党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气息的政党，他们的领导人，是要靠上一代提拔的。马英九就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这样一个政党，是期待圣人贤王的，马英九就是要做这样的道德领袖。其实，一个民主社会，是不需要道德领袖的。谁也不可能做一个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