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何赞美杜甫是“情圣”
大诗人杜甫有“诗圣”之名，这乃人所共知，但他还有一个“圣名”，却鲜为人知，即“情圣”，是梁启超先生惠赠的。老杜泉下有知自己获得两个“圣”，比孔子还多一个，该是多么的高兴啊！那么，启超先生为何要赞美杜甫是“情圣”呢？赵炎体会估计其中是有不少“小九九”的。
杜甫的“仁爱”，有些类似于儒家的“爱有等差”，是由近及远的，妻子距自己最“近”，所以，爱老妻是这种“仁爱”情感的发端。这一点从社会学上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人的情感的投注，也像“认识”一样是由近及远的过程。这种“爱”比西方文化中倡导的、由宗教神学出发的博爱更好理解，更具有可操作性。
启超先生赞美杜甫为“情圣”，即是肯定了这种“仁爱”，或有教化时人情感回归和务实之本意。
杜甫对“老妻”的爱，确实近得可以触摸到，能够打动人心，也难怪启超先生为之感动莫名。
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对老妻的一往情深。
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
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的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
另外，比较孔、孟二老都休过妻，而杜甫没有休妻，也当得起一个“圣”字。
我们知道，儒家除了大谈“夫妻有别”和“夫为妻纲”以外，关于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孔、孟谈得很少（很奇怪，可能是没脸说）。孔子曾说过要“敬妻子”，但这个“妻子”是包括儿子的，而且还是从“妻子”在宗法制度中的位置来立论的，因此，不能算数。这让我想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空谈。在这方面，杜甫做得比孔子与孟子要好，涉及到妻子的篇章也格外动人。
第三，推己及人，启超先生或有自愧弗如杜甫的意思。
在唐代，诗人群体的生活是浪漫而开放的，金屋藏娇、买伎教舞、寻欢艳遇、始乱终弃等等花样，都被视为文人、士人的特权，受到人们的羡艳。然而，杜甫与这些坚决划清了界限，终生与原配妻子厮守而不旁鹜，他在《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中就明确地说：“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赵炎以为，这一句对娶了不少小老婆的启超先生打击不小。
第四，儒生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捧场。
杜甫并非那种“丈夫正色动引经”的迂腐角色，他也有体现儒家近于人情的情趣的一面，其笔下的妻子非常女性化，不是像汉代的孟光嫁了一位有德的梁鸿非得要“椎髻布衣”，隐藏其色相。
比如，“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月夜》）这是杜甫心目中妻子美丽的形象；“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北征》）这是借写小女儿顽皮，调侃久别的妻子。从这些诗篇可以看出杜甫能把儒家的道德情感表现得极富温情。
赞美杜甫是“情圣”，同为儒生的启超先生，娶小老婆的底气就足了。（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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