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卷皮采集:陈祖甲：患癌色不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0:15:48
患 癌 色 不 变
陈祖甲
一
有句成语叫“谈虎色变”，意思是遇到某些可怕的事情便情绪紧张。在上世纪七十后期到八十年代初，这句成语演变成“谈癌色变”。确实，那时我国的医疗条件还不够先进，连周总理患癌都治不了，何况一般老百姓呢。所以，那时的媒体上常称各类癌症为“不治之症”。
哪知道，我也摊上了癌症。其实，在1988年我已经发现右侧颚下颈部有一个鸡蛋那么大的肿块。当时去单位医院就诊、体格检查都说是炎症。协和医院外科大夫检查得格外仔细，在肿块上作记号，量尺寸，但也说是炎症。注射了一个星期的青霉素，肿块没有消除。外单位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胖了，我自己认为是缺碘的大脖子病，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既不疼，也没有流血，加之工作繁忙，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1989年6月2日，我还准备去兰州参加星火计划会议。因政治风波，会议停止。我这个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人员变得“失业”了。趁此机会，我抓紧时间治病。这一回我不找外科大夫，考虑到脖子上的肿块通淋巴有关系，所以找了专治淋巴的大夫诊断。他用手摸了一下，当机立断，要“强制执行”做活体检查。可是，他属于内科大夫，做活检是外科的活。转到外科，大夫说，肿块太大，没法做。怎么办？当时有朋友跟我建议，去口腔科看看，那里有颚面外科也许能治你的病。现代的医学分科越来越细，不是朋友提醒，我还以为口腔科只治牙病的呢。
来到口腔科，科主任赖欽声大夫说：“我这里现在有病床空着，你住下，我为您做手术，切出来看是什么东西。”好吧，反正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治病为先。
住进医院，先化验血，发现血沉稍稍偏高。难道是淋巴结核？大夫没有马上下结论。他们让我去耳鼻喉科会诊。张华大夫说，鼻咽腔里有蚕豆大的肿块。他立马拿起一把头尖上是勺型的剪子，“咔嚓、咔嚓”，夹出三小块肉做活检。我这时已经明白自己得什么病了。所以，当教科文部的罗、蒋两位主任来探望时，我告诉他们自己得了癌症。罗似乎想宽慰我，说：“得了吧，开什么玩笑。你会得癌症？”他们不知道，我在淋巴大夫提出要求“强制执行”时，已经有了预感。活检结果同我预料的一点不差。为了更加可靠，确定肿瘤的部位和大小，医院又让我去肿瘤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确诊无疑。这使我感觉到，医院的大夫确实相当认真、细致、负责。后来，肿瘤医院头颈科主任屠规益大夫看了片子同我说，：“你患的是鼻咽癌第三期。”他把我的病情写进论文，作例证，与台湾同行交流。大病临头，我毫无“谈癌色变”之意。因为记得周总理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不治之症’，癌症是可以治好的。”周总理的宽大胸怀激励着我。
这里说一段小插曲：我们单位曾经为一些同事做过耳血的测试，看看里面有没有EB病毒。如果有，则可能犯鼻咽癌。测试的结果有九位同事的耳血中发现这种病毒。于是，得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支持，他们每人都喝预防药。而我的耳血中没有发现这种病毒，当然也不吃有关的预防药。谁知道我却首先发现鼻咽癌。这使那几位同事很紧张。不过预防药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几位同事中除一人之外，以后都没有患鼻咽癌。其实，医务界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在某种条件下才会衍变成癌瘤。至于这种条件是什么，因人因时因境而异。所以，医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癌症形成的机理。那样就只能是谁摊上谁倒霉了。
二
病情确诊了，下一步是放射治疗。本来，协和医院的放疗都是门诊做的。好在我已经住院，不用天天从家里来回往返。放射科大夫先为我拍X光片，确定肿瘤的位置，然后在我脸上划线。我的脸上像交通图似的划了几条红线，到室外行走时，人们见了以为我在唱净、丑角，总用惊奇的眼光看我。
我每天去放射科做放疗。治疗用一台电子加速器，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报道，明白这类仪器比用放射性元素作治疗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平躺到床上，脸部正对着一块有机玻璃，上面放几块铅块，防止射线扩大照射，伤害别处的肌体，再上面是放出射线的探头。都准备完毕后，医生退出治疗室，只看见探头上有光亮点，耳朵听得“嗞、嗞”的声音。一分钟左右，光灭了，大夫走进来，挪开设备，一次放疗完成。看来很简单，但大夫嘱咐，需要经常验血，如果白血球下降，就喝一些加冰糖的银耳汤；如果红血球下降则喝花生米皮煮的汤；如果发现呕吐等不适，请提出，采取别的措施。也许我的体质允许，只是喝了几次银耳汤，白血球没有降到4000以下，其他的不良反应也少见。放疗几天，感觉病灶明显缩小。现状给我一种一切顺利、前途光明的感觉。可谁知，病灶看来似乎很顽固，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放疗到一定的剂量，病灶依然故我，还在那里摆架子，没有彻底消除。怎么办？放射科大夫在肿瘤医院大夫商议后，决定加大剂量。这是无可奈何的举动。一天，妻子来问，你剃头啦？怎么衣服上有头发渣？我说，没有啊，说着顺手摸了右后脑勺。哇！一撮头发在我手上。再摸掉头发处，只有皮肤，没有头发了。
当即我把这个情况向大夫反映，大夫说这是放疗的带来的副作用，因为肿块的部位在右侧，那样放射性便穿过的地方都可能受影响。没有关系，不用担心。确实，过了几个月这一块头发长出来了。不过放疗的其他副作用，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比如，放射线的焦点对着鼻咽腔，以后这里红彤彤的，血管膨胀。一次不知受到什么刺激，打起喷嚏。“啊嚏”一声，糟了，鲜血从鼻孔不断流出。好在有护士在，护士长当机立断，说：“不用抬头。”她马上拿来麻黄素，涂在鼻咽腔的创口上，血马上制住了。
这还是小事嘞。以后副作用还慢慢地显示出来，首先是我的味觉变异，喝盐水感觉是甜的；喝银耳汤、西瓜汁觉得酸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味觉恢复正常。其次是唾液腺被破坏，至今我还离不开经常喝水或含某些润喉糖，以刺激唾液的分泌。还有眼底出血血管瘤，影响视觉，当然吃了“明目地黄丸”等药，时间长些也会消失。最主要还是进食困难，总是卡在喉咙口嚥不下去。从此我只能吃带汤水的主食，吞咽下去。
最让我感到烦恼的是，牙冠开始酥松。开始也是没有感觉，不知怎么的吃饭时一颗牙掉了，过不多天，接着又是一颗，直到第二次手术时，成了真正的“无齿之徒”。这些后话，下面再表。我在病房里好像无事一样，照常看报、读书、继续爬格子，锻炼身体，有时还同护士聊天。当时有几位护校的学生在病房里实习，她们待我都不错。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位在实习结束之后，还带着男朋友特意到病房来探望我。人到，心到，真情到。这给我治病增加不少亲情和信心。当然负担最重的是父母和妻子。父母都已是古稀高龄了。但他们爱子心切，不顾劳累，时常由母亲把青菜或肉剁细做菜，有时还做银耳汤或西瓜汁，由父亲送到医院。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仅是我的亲生父母，还是我的再生父母。在他们故去之后，我都写了纪念文章。
回过头来再说我的治疗。经历近一个月，放射剂量达到了顶点，可“敌人”还是没有被“彻底消灭”。协和医院的大夫出于无奈，要求我转到肿瘤医院，它们都从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何况，我在做放疗时也有肿瘤医院的大夫作指点。到了肿瘤医院，头颈科的主任屠规益大夫决定做手术。由他亲自操刀，从口腔里打洞进入鼻咽腔，切除病灶。这与一般的鼻咽癌手术不一样，不用翻开鼻子，弄得破相。当然，难度更大。可是，技术创新哪有难度不大的。
1989年7月的一天早上，我按照大夫的嘱咐，把腹腔内的垃圾排空，光着身子在病床上等待。八点过后，我被护士“请”到车上，乘电梯到医院的九楼。然后，出了电梯左转右转，我晕头转向地进入手术室。过后，一位护士把一根管子插进我的气管，为了手术时帮助呼吸。之后，又给我带了面罩，这一下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下午2点左右，我缓慢地醒来。只决定脚是和鼻子里插着管子，蒋副主任和我妻子站在边上。蒋副主任安慰我几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便离开了。这时，我只觉得下腹胀，无法排尿。只得求助妻子，请她按摩我的肚子，费了大劲才把积攒的尿液排干净，这下舒服了。
当时，我不能进食，只得靠输液保持营养。到第二天，我咳嗽，把鼻咽腔里的积血都吐出来。好兆来了，经过几天的休息，输液解除、创口拆线，算是解脱了。经过屠大夫的检查，顺利地出院了。
三
回家之后，麻烦事可多了。特别是鼻子刚做手术，里面时常有分泌物，也就是日常称的鼻涕，怎么让它出来？擤是不行的。因为鼻咽腔还红肿着，如果硬擤很可能像在住院时出血。不擤，等干了再扣？以往我是有扣鼻屎的陋习。现在不行，同样可能引来鼻咽腔出血。那样只能按照医生的嘱咐，用稀盐水冲洗。每天自己烧一锅盐水，等凉了，灌进瓶中。然后，联上带木制葫芦头的胶皮管，倒着吊起来。把葫芦头塞进鼻孔，张开嘴，盐水带着鼻涕和鼻屎一起从嘴里流出来。开初还有点恶心，后来习惯了，倒觉得很痛快。就这样，自己给自己护理，差不多有两三年。当然，进食问题都有家人、主要是母亲帮助照顾。每天煮面或熬粥，加上菜末或肉末。这样一天生活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可是好景不长。到1991年一次看电视，漫不经心地把手在脖子上摸了一下，又发现脖颈上有肿块。同以往一样，既不疼，也不流血。是什么？警惕性叫我赶紧去医院检查。屠大夫先用自己发明的鼻咽镜观看，鼻咽腔壁比较光滑，没有发现鼻咽腔里有复发现象。用手摸脖子，认为是复发，关照我住院。我自然听大夫的。经过研究，大夫们决定做颈部淋巴大清扫。
一切都按过去做手术时的程序进行着。屠大夫进入手术室，在我的脖子上画个小圈，表示进刀的范围。那知道险情在此时发生了。同以往一样，大夫需要给我插气管。管子从口腔插进去。我的咽喉细小，难以插入，大夫稍使劲，疼得我哇哇叫。我躺在手术台上，像当年革命者受刑似的，全身被捆绑着，挣扎也不行。我稍摇摇头，糟了！最后一颗门牙被碰下来并掉进气管，卡住了。顿时，我的呼吸局促，脸色可能也有变化。大夫赶紧拿来一把锃亮的长钳子，屏住气，小心翼翼地把掉下的牙冠从咽喉里夹了出来。“啊哟，妈呀！”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弄不好是可能出人命的。屠大夫在一边当机立断：“切开气管！”于是，我被蒙上一块纱布，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自然躺在病床上，打点滴输液。可是，已经不能说话了。因为气管切开，插进的是一根不锈钢制作的喉管，通过它进行呼吸。它在声带的下部，所以不能发音。如果想说话，必须用手指按住其出口。这倒没有什么。大麻烦在于气管里时常有些分泌物，即我们常说的痰液。这些废弃物可不能够像正常人那样从嘴里吐出，只得用呼吸器吸。可恶的是自己不能动手。尤其是在夜里，咳嗽得胸部疼痛，没有别人帮助是办不到的。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请护工，即便有也请不起。那就只得由家人帮助。可是，唯一可选的是我的兄弟和侄子。我的孩子刚上初中，不能影响他的学习。这时，单位的同事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几位同事轮流为我值夜班。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可能受到肺部感染，引发别的病症。
手术的结果出来了。大夫说，为我切除了九的淋巴结，有三个发现有癌细胞。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条命又一次被保住了。但带来的后果是头颈不能向后转，从此我不能骑自行车，连向后看也不方便。经过多日的挣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我与往常一样看书、写日记、爬格子。过了几天，大夫把不锈钢气管也拔掉了。真奇怪，喉头只贴一块纱布，慢慢地自己愈合长好了。从此我可以恢复与人的语言交流了。在头颈部拆线之后几天，我又回家了。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不过，没有牙冠是麻烦事。进食只能用舌头舔，不方便是小事，不能装假牙是大事。难道就这样当“无齿之徒”吗？我同协和医院口腔科的杨晓大夫商量。原本按程序，需要等两年才能拔牙，然后安装假牙。杨大夫说，破个例吧，先拔几个观察一下，有没有危害。按照杨大夫的大胆设想，我也不顾一切，同意上马。差不多一两个星期要去一趟医院。杨大夫虽是个女流之辈，可手劲力足。因为牙冠都掉光了，所以每次拔牙主要清除牙根。这是一个大难题。有时比较顺利，切开牙肉，用钳子使劲夹住，摇晃几下，往上一提，牙根出来了。可常常是切开牙肉，不能摇动牙根。大夫不得不使用不锈钢凿子，外加锤子，像艺术家似的细心雕凿，拔出牙根再精心缝上。这样，我几乎拔了一年牙根，如同又经历一次大手术。不过，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很快我按上假牙，与正常人基本一样了。我稳妥地度过五年，达到国际医学公认的五年存活率标准，“不治之症”治愈了！之后，我没有做化疗、也没有吃治癌的药，至今还正常地活着，已经十八年啦！
四
经历叫人清醒，我以为同患其他病一样，遇到癌症必须考虑三个方面：
治病首先是依靠正规的医生。现代医学分科日见细致，作为病人需要了解，切忌病笃乱投医。有针对性地找医生，治愈病情便快一些。我的病不是找对医生才确诊，并得到较好的治疗的吗？当然，这里还有医患配合的问题，多学些医学知识可以配合医生的治疗。常言道，久病能成医，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其次是营养问题。有病人除了吃药之外，需要补充一定的营养，以增强体力，提高对疾病的抗衡能力。这时不一定靠什么营养品，仅每天有足够的有针对性的饮食也就满足了。我的家人对我负责，精心照料，提供我需要并且能够吃的食物，花费许多心血。我的父母都已七十岁了，他们还经常跑医院，或者上菜场为我采购食物。我的亲朋、同事也只是送一些食品，送营养品往往会被我谢绝的。
最关键的是精神上的放松和自我锻炼。得癌症，我并不怕，有周总理关于癌症的名言支撑着我；曾经接触过的医学家的教诲也是精神上的支持。亲朋、同事的探望同样给我更大的支持。我曾经采访过的单位，许多得到信息之后，便派代表来探望。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让秘书常平与科委政策司司长张登义、国防科工委的宣传部长等都来医院探望，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励。人活在世上，得病时难免的，就怕不能放松，老是顾虑重重，精神萎靡不振，不仅无力抗病，而且不能长寿。
为了抗病，还需要锻炼。这主要的是坚持不懈，常练不怠。因为活动可以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我在住医院时，向同病房的一位老裁缝学习了打太极拳。回家后还坚持了大约有十来年。以后，我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编制多种活动，作为每天的锻炼项目。比如，唾液腺被破坏，缺少口水，难以吞咽。我每天早晚揉自己的腮膀子，使其复原。现在，只要含一点润喉糖就够了。再如，进入老年血压升高，但睡觉时会降低，早上醒来觉得浑身乏力。于是，我的晨练在床上做。先是伸臂膀，接着做20下仰卧起坐，再是坐在床上前后左右转脖子各100次，最后两手挠头皮100下。这样下床很舒服，眼睛睁开了，走步有劲了。到晚上上床前，还有另一种活动方式，比如，甩甩膀子、打太极拳云手等，有利于安稳地睡觉。有时，还可以随机应变。这时自我保健的主要方式。
十八年了，一个人有几个十八年啊。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2007.12.3.定稿
附记：此文发表于2007年12月24日《健康时报》，也许是版面关系，删节较多，这里献上原文。
五柳村2007年12月25日收到
陈祖甲
一
有句成语叫“谈虎色变”，意思是遇到某些可怕的事情便情绪紧张。在上世纪七十后期到八十年代初，这句成语演变成“谈癌色变”。确实，那时我国的医疗条件还不够先进，连周总理患癌都治不了，何况一般老百姓呢。所以，那时的媒体上常称各类癌症为“不治之症”。
哪知道，我也摊上了癌症。其实，在1988年我已经发现右侧颚下颈部有一个鸡蛋那么大的肿块。当时去单位医院就诊、体格检查都说是炎症。协和医院外科大夫检查得格外仔细，在肿块上作记号，量尺寸，但也说是炎症。注射了一个星期的青霉素，肿块没有消除。外单位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胖了，我自己认为是缺碘的大脖子病，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既不疼，也没有流血，加之工作繁忙，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1989年6月2日，我还准备去兰州参加星火计划会议。因政治风波，会议停止。我这个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人员变得“失业”了。趁此机会，我抓紧时间治病。这一回我不找外科大夫，考虑到脖子上的肿块通淋巴有关系，所以找了专治淋巴的大夫诊断。他用手摸了一下，当机立断，要“强制执行”做活体检查。可是，他属于内科大夫，做活检是外科的活。转到外科，大夫说，肿块太大，没法做。怎么办？当时有朋友跟我建议，去口腔科看看，那里有颚面外科也许能治你的病。现代的医学分科越来越细，不是朋友提醒，我还以为口腔科只治牙病的呢。
来到口腔科，科主任赖欽声大夫说：“我这里现在有病床空着，你住下，我为您做手术，切出来看是什么东西。”好吧，反正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治病为先。
住进医院，先化验血，发现血沉稍稍偏高。难道是淋巴结核？大夫没有马上下结论。他们让我去耳鼻喉科会诊。张华大夫说，鼻咽腔里有蚕豆大的肿块。他立马拿起一把头尖上是勺型的剪子，“咔嚓、咔嚓”，夹出三小块肉做活检。我这时已经明白自己得什么病了。所以，当教科文部的罗、蒋两位主任来探望时，我告诉他们自己得了癌症。罗似乎想宽慰我，说：“得了吧，开什么玩笑。你会得癌症？”他们不知道，我在淋巴大夫提出要求“强制执行”时，已经有了预感。活检结果同我预料的一点不差。为了更加可靠，确定肿瘤的部位和大小，医院又让我去肿瘤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确诊无疑。这使我感觉到，医院的大夫确实相当认真、细致、负责。后来，肿瘤医院头颈科主任屠规益大夫看了片子同我说，：“你患的是鼻咽癌第三期。”他把我的病情写进论文，作例证，与台湾同行交流。大病临头，我毫无“谈癌色变”之意。因为记得周总理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不治之症’，癌症是可以治好的。”周总理的宽大胸怀激励着我。
这里说一段小插曲：我们单位曾经为一些同事做过耳血的测试，看看里面有没有EB病毒。如果有，则可能犯鼻咽癌。测试的结果有九位同事的耳血中发现这种病毒。于是，得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支持，他们每人都喝预防药。而我的耳血中没有发现这种病毒，当然也不吃有关的预防药。谁知道我却首先发现鼻咽癌。这使那几位同事很紧张。不过预防药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几位同事中除一人之外，以后都没有患鼻咽癌。其实，医务界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在某种条件下才会衍变成癌瘤。至于这种条件是什么，因人因时因境而异。所以，医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癌症形成的机理。那样就只能是谁摊上谁倒霉了。
二
病情确诊了，下一步是放射治疗。本来，协和医院的放疗都是门诊做的。好在我已经住院，不用天天从家里来回往返。放射科大夫先为我拍X光片，确定肿瘤的位置，然后在我脸上划线。我的脸上像交通图似的划了几条红线，到室外行走时，人们见了以为我在唱净、丑角，总用惊奇的眼光看我。
我每天去放射科做放疗。治疗用一台电子加速器，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报道，明白这类仪器比用放射性元素作治疗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平躺到床上，脸部正对着一块有机玻璃，上面放几块铅块，防止射线扩大照射，伤害别处的肌体，再上面是放出射线的探头。都准备完毕后，医生退出治疗室，只看见探头上有光亮点，耳朵听得“嗞、嗞”的声音。一分钟左右，光灭了，大夫走进来，挪开设备，一次放疗完成。看来很简单，但大夫嘱咐，需要经常验血，如果白血球下降，就喝一些加冰糖的银耳汤；如果红血球下降则喝花生米皮煮的汤；如果发现呕吐等不适，请提出，采取别的措施。也许我的体质允许，只是喝了几次银耳汤，白血球没有降到4000以下，其他的不良反应也少见。放疗几天，感觉病灶明显缩小。现状给我一种一切顺利、前途光明的感觉。可谁知，病灶看来似乎很顽固，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放疗到一定的剂量，病灶依然故我，还在那里摆架子，没有彻底消除。怎么办？放射科大夫在肿瘤医院大夫商议后，决定加大剂量。这是无可奈何的举动。一天，妻子来问，你剃头啦？怎么衣服上有头发渣？我说，没有啊，说着顺手摸了右后脑勺。哇！一撮头发在我手上。再摸掉头发处，只有皮肤，没有头发了。
当即我把这个情况向大夫反映，大夫说这是放疗的带来的副作用，因为肿块的部位在右侧，那样放射性便穿过的地方都可能受影响。没有关系，不用担心。确实，过了几个月这一块头发长出来了。不过放疗的其他副作用，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比如，放射线的焦点对着鼻咽腔，以后这里红彤彤的，血管膨胀。一次不知受到什么刺激，打起喷嚏。“啊嚏”一声，糟了，鲜血从鼻孔不断流出。好在有护士在，护士长当机立断，说：“不用抬头。”她马上拿来麻黄素，涂在鼻咽腔的创口上，血马上制住了。
这还是小事嘞。以后副作用还慢慢地显示出来，首先是我的味觉变异，喝盐水感觉是甜的；喝银耳汤、西瓜汁觉得酸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味觉恢复正常。其次是唾液腺被破坏，至今我还离不开经常喝水或含某些润喉糖，以刺激唾液的分泌。还有眼底出血血管瘤，影响视觉，当然吃了“明目地黄丸”等药，时间长些也会消失。最主要还是进食困难，总是卡在喉咙口嚥不下去。从此我只能吃带汤水的主食，吞咽下去。
最让我感到烦恼的是，牙冠开始酥松。开始也是没有感觉，不知怎么的吃饭时一颗牙掉了，过不多天，接着又是一颗，直到第二次手术时，成了真正的“无齿之徒”。这些后话，下面再表。我在病房里好像无事一样，照常看报、读书、继续爬格子，锻炼身体，有时还同护士聊天。当时有几位护校的学生在病房里实习，她们待我都不错。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位在实习结束之后，还带着男朋友特意到病房来探望我。人到，心到，真情到。这给我治病增加不少亲情和信心。当然负担最重的是父母和妻子。父母都已是古稀高龄了。但他们爱子心切，不顾劳累，时常由母亲把青菜或肉剁细做菜，有时还做银耳汤或西瓜汁，由父亲送到医院。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仅是我的亲生父母，还是我的再生父母。在他们故去之后，我都写了纪念文章。
回过头来再说我的治疗。经历近一个月，放射剂量达到了顶点，可“敌人”还是没有被“彻底消灭”。协和医院的大夫出于无奈，要求我转到肿瘤医院，它们都从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何况，我在做放疗时也有肿瘤医院的大夫作指点。到了肿瘤医院，头颈科的主任屠规益大夫决定做手术。由他亲自操刀，从口腔里打洞进入鼻咽腔，切除病灶。这与一般的鼻咽癌手术不一样，不用翻开鼻子，弄得破相。当然，难度更大。可是，技术创新哪有难度不大的。
1989年7月的一天早上，我按照大夫的嘱咐，把腹腔内的垃圾排空，光着身子在病床上等待。八点过后，我被护士“请”到车上，乘电梯到医院的九楼。然后，出了电梯左转右转，我晕头转向地进入手术室。过后，一位护士把一根管子插进我的气管，为了手术时帮助呼吸。之后，又给我带了面罩，这一下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下午2点左右，我缓慢地醒来。只决定脚是和鼻子里插着管子，蒋副主任和我妻子站在边上。蒋副主任安慰我几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便离开了。这时，我只觉得下腹胀，无法排尿。只得求助妻子，请她按摩我的肚子，费了大劲才把积攒的尿液排干净，这下舒服了。
当时，我不能进食，只得靠输液保持营养。到第二天，我咳嗽，把鼻咽腔里的积血都吐出来。好兆来了，经过几天的休息，输液解除、创口拆线，算是解脱了。经过屠大夫的检查，顺利地出院了。
三
回家之后，麻烦事可多了。特别是鼻子刚做手术，里面时常有分泌物，也就是日常称的鼻涕，怎么让它出来？擤是不行的。因为鼻咽腔还红肿着，如果硬擤很可能像在住院时出血。不擤，等干了再扣？以往我是有扣鼻屎的陋习。现在不行，同样可能引来鼻咽腔出血。那样只能按照医生的嘱咐，用稀盐水冲洗。每天自己烧一锅盐水，等凉了，灌进瓶中。然后，联上带木制葫芦头的胶皮管，倒着吊起来。把葫芦头塞进鼻孔，张开嘴，盐水带着鼻涕和鼻屎一起从嘴里流出来。开初还有点恶心，后来习惯了，倒觉得很痛快。就这样，自己给自己护理，差不多有两三年。当然，进食问题都有家人、主要是母亲帮助照顾。每天煮面或熬粥，加上菜末或肉末。这样一天生活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可是好景不长。到1991年一次看电视，漫不经心地把手在脖子上摸了一下，又发现脖颈上有肿块。同以往一样，既不疼，也不流血。是什么？警惕性叫我赶紧去医院检查。屠大夫先用自己发明的鼻咽镜观看，鼻咽腔壁比较光滑，没有发现鼻咽腔里有复发现象。用手摸脖子，认为是复发，关照我住院。我自然听大夫的。经过研究，大夫们决定做颈部淋巴大清扫。
一切都按过去做手术时的程序进行着。屠大夫进入手术室，在我的脖子上画个小圈，表示进刀的范围。那知道险情在此时发生了。同以往一样，大夫需要给我插气管。管子从口腔插进去。我的咽喉细小，难以插入，大夫稍使劲，疼得我哇哇叫。我躺在手术台上，像当年革命者受刑似的，全身被捆绑着，挣扎也不行。我稍摇摇头，糟了！最后一颗门牙被碰下来并掉进气管，卡住了。顿时，我的呼吸局促，脸色可能也有变化。大夫赶紧拿来一把锃亮的长钳子，屏住气，小心翼翼地把掉下的牙冠从咽喉里夹了出来。“啊哟，妈呀！”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弄不好是可能出人命的。屠大夫在一边当机立断：“切开气管！”于是，我被蒙上一块纱布，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自然躺在病床上，打点滴输液。可是，已经不能说话了。因为气管切开，插进的是一根不锈钢制作的喉管，通过它进行呼吸。它在声带的下部，所以不能发音。如果想说话，必须用手指按住其出口。这倒没有什么。大麻烦在于气管里时常有些分泌物，即我们常说的痰液。这些废弃物可不能够像正常人那样从嘴里吐出，只得用呼吸器吸。可恶的是自己不能动手。尤其是在夜里，咳嗽得胸部疼痛，没有别人帮助是办不到的。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请护工，即便有也请不起。那就只得由家人帮助。可是，唯一可选的是我的兄弟和侄子。我的孩子刚上初中，不能影响他的学习。这时，单位的同事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几位同事轮流为我值夜班。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可能受到肺部感染，引发别的病症。
手术的结果出来了。大夫说，为我切除了九的淋巴结，有三个发现有癌细胞。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条命又一次被保住了。但带来的后果是头颈不能向后转，从此我不能骑自行车，连向后看也不方便。经过多日的挣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我与往常一样看书、写日记、爬格子。过了几天，大夫把不锈钢气管也拔掉了。真奇怪，喉头只贴一块纱布，慢慢地自己愈合长好了。从此我可以恢复与人的语言交流了。在头颈部拆线之后几天，我又回家了。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不过，没有牙冠是麻烦事。进食只能用舌头舔，不方便是小事，不能装假牙是大事。难道就这样当“无齿之徒”吗？我同协和医院口腔科的杨晓大夫商量。原本按程序，需要等两年才能拔牙，然后安装假牙。杨大夫说，破个例吧，先拔几个观察一下，有没有危害。按照杨大夫的大胆设想，我也不顾一切，同意上马。差不多一两个星期要去一趟医院。杨大夫虽是个女流之辈，可手劲力足。因为牙冠都掉光了，所以每次拔牙主要清除牙根。这是一个大难题。有时比较顺利，切开牙肉，用钳子使劲夹住，摇晃几下，往上一提，牙根出来了。可常常是切开牙肉，不能摇动牙根。大夫不得不使用不锈钢凿子，外加锤子，像艺术家似的细心雕凿，拔出牙根再精心缝上。这样，我几乎拔了一年牙根，如同又经历一次大手术。不过，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很快我按上假牙，与正常人基本一样了。我稳妥地度过五年，达到国际医学公认的五年存活率标准，“不治之症”治愈了！之后，我没有做化疗、也没有吃治癌的药，至今还正常地活着，已经十八年啦！
四
经历叫人清醒，我以为同患其他病一样，遇到癌症必须考虑三个方面：
治病首先是依靠正规的医生。现代医学分科日见细致，作为病人需要了解，切忌病笃乱投医。有针对性地找医生，治愈病情便快一些。我的病不是找对医生才确诊，并得到较好的治疗的吗？当然，这里还有医患配合的问题，多学些医学知识可以配合医生的治疗。常言道，久病能成医，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其次是营养问题。有病人除了吃药之外，需要补充一定的营养，以增强体力，提高对疾病的抗衡能力。这时不一定靠什么营养品，仅每天有足够的有针对性的饮食也就满足了。我的家人对我负责，精心照料，提供我需要并且能够吃的食物，花费许多心血。我的父母都已七十岁了，他们还经常跑医院，或者上菜场为我采购食物。我的亲朋、同事也只是送一些食品，送营养品往往会被我谢绝的。
最关键的是精神上的放松和自我锻炼。得癌症，我并不怕，有周总理关于癌症的名言支撑着我；曾经接触过的医学家的教诲也是精神上的支持。亲朋、同事的探望同样给我更大的支持。我曾经采访过的单位，许多得到信息之后，便派代表来探望。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让秘书常平与科委政策司司长张登义、国防科工委的宣传部长等都来医院探望，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励。人活在世上，得病时难免的，就怕不能放松，老是顾虑重重，精神萎靡不振，不仅无力抗病，而且不能长寿。
为了抗病，还需要锻炼。这主要的是坚持不懈，常练不怠。因为活动可以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我在住医院时，向同病房的一位老裁缝学习了打太极拳。回家后还坚持了大约有十来年。以后，我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编制多种活动，作为每天的锻炼项目。比如，唾液腺被破坏，缺少口水，难以吞咽。我每天早晚揉自己的腮膀子，使其复原。现在，只要含一点润喉糖就够了。再如，进入老年血压升高，但睡觉时会降低，早上醒来觉得浑身乏力。于是，我的晨练在床上做。先是伸臂膀，接着做20下仰卧起坐，再是坐在床上前后左右转脖子各100次，最后两手挠头皮100下。这样下床很舒服，眼睛睁开了，走步有劲了。到晚上上床前，还有另一种活动方式，比如，甩甩膀子、打太极拳云手等，有利于安稳地睡觉。有时，还可以随机应变。这时自我保健的主要方式。
十八年了，一个人有几个十八年啊。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2007.12.3.定稿
附记：此文发表于2007年12月24日《健康时报》，也许是版面关系，删节较多，这里献上原文。
五柳村2007年12月25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