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为什么杀沙条爱歌:说中国近代史之返本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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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国近代史之返本开新
　　1/31/2012 4:15:03 AM 孙见坤　　--------------------------------------------------------------------------------
　　去年曾有出版社约写辛亥革命，于是写了《漫漫中山路——国父孙中山前传》，但后来此事无疾而终。本文即在此书通论部分的基础上充实、扩展而来。
　　此三千余年一变局也。　　实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
　　——陈寅恪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不同的领袖，甚至是最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如我辈者，彼此间的答案也一定会是千差万别的。而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史的历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返本开新。返本者，沿着明末诸贤未竟的事业再前进；开新者，撷取西方文化之精粹，使之与中华固有文化相融合，由此而开出一个内圣外王的大格局，为中华再立数千年不朽之根基。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而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则是“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换言之，即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但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却并不是自发的，至少就后来的历史来看是被动的，是在列强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化，却依然是磕磕绊绊，几次误入歧途，几次从头再来。直到今天仍远未完成，以至于被人称作是“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其中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已溢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暂且按下不表。而且我也不打算由英美等国的历史来返观我们自己，这并非我之所长，还是藏拙为妙。我要做的，是反过头来，从我们自身的历史中来探求中国何以未能自发地产生一个本应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李慎之先生指出：秦始皇一统天下所建立起来的那个超级专制帝国，才是“中国停滞论真正的历史起点”。秦帝国开启和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国传统，是“中国两千余年间所有苦难和罪孽的总根源”，也是中国之所以未能自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本质上是压抑个性，违背人性的，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的国家怎么苦难自主地步入现代化的行列呢？
　　中国未能自主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原因在于其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换句话说，专制制度——直白点吧，专制主义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们不得不问：这个专制主义的源头在哪里？或曰，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根源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热爱中国的人都想要搞明白，而且必须搞明白的一件事。唐德刚先生在其名作《晚清七十年》中专列一章曰：“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唐先生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经典意义上的“封建制”崩溃（指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以后，中国为什么没能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出资本主义，而是产生了一个极端的专制主义怪胎——唐先生称之为“秦制度”——而且一行就是两千多年？唐先生最后的解释是：自商鞅变法提出“强本抑末”的口号以后，轻商主义便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秦始皇受惠于商君之政而统一全国，自然要在全国的范围内推行轻商主义。秦承汉制，在轻商问题上自然也是一脉相承。而这种轻商主义在超级强大的中国专制机器运作下，得以一直推行两千多年，将中产阶级也好，资本主义也罢，一律碾死在萌芽状态。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那个超级强大的专制机器本身就是“秦制度”的一部份，甚至可以说是“秦制度”的主体。而轻商，打压商人，消灭中产阶级萌芽等，都只是这个专制机器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与利益所使用的手段罢了。所以，唐先生只解释了中国何以没能顺利产生资本主义这一个问题，而且还仅仅是从其中的一个侧面来解释的。因为正如顾准先生所阐明的，资本主义并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是一种上层建筑，而这种上层建筑只产生于希腊——罗马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东正教等文明都没能产生出来。而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
　　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根源还是要从专制主义的源头上去寻找。换言之，“秦制度”这只专制主义怪兽的父母，就是致使中国近代落后与无法实现自主现代化的千古罪人。早在十九世纪之末，谭嗣同就已经发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这才是中国两千年超级专制主义的源头。商鞅制造了这头专制怪兽，而荀子给它注入了灵魂。他俩一个败坏了自黄帝以来中国政治的正脉，一个败坏了自尧舜以来中国学术的正脉。而这两个本该千夫所指的异端却在秦始皇的手里授受结合，而且变本加厉，集其大成。十五年间，“天下卷甲，神州遽成鬼域，日升天而黑暗，江东去而悲滞。浩劫奇变，史无前例。”这才是中国落后与无法实现自主现代化的真正根源，这才是造成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真正元凶！
　　读者诸君或许要问了，既然这奉行了两千多年的“秦制度”是造成中国落后与无法实现自主现代化的真正黑手。那你前面所说的那个“返本”为什么还要返回到明末诸贤未竟的事业上去呢？
　　各位要知道，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会主动将有害的毒素排出体外一样，社会也会主动将不利于其前进发展的事物清除出去。“秦制度”这套反人性、灭个性的专制制度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是要被这个社会清除掉的。这套制度，除了专制君主，以及附益于君主周围以求得到几个人血馒头的帮凶外，是没有人会喜欢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就是很显着的一个例子。“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暴秦帝国十五年而身死国灭，他活该！
　　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学再次进入到中国政治的中心以后，“秦制度”就不再是那个真正的“秦制度”了。儒学虽不能消灭它，但通过“清议”、“礼乐”等方式与手段对它不断地进行改造与驯服。就例如东汉的那批君子党人们那样，不畏强御，耿耿忠（指对理想与信念的忠诚）直，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在秦朝是绝对想象不到的。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都是不允许作为个体的个人反抗政府或集体的，但儒学恰恰坚决地反对这一点。究其本质而言，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恰恰是一剂防范中国走向绝对的、不可救药的专制主义的良药。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儒学始终对“秦制度”进行着改造与驯服，终于在宋朝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君相共治。陈寅恪先生称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如果从儒学对“秦制度”的改造与驯服来看，确是如此。
　　钱穆先生早就指出：自汉朝起，中国政治就分出了两条线，一是中央集权，一是帝相分权。虽然各朝各代相权大小有所不同，但皇帝都难以一手遮天，大权独揽，而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元朝的异族统治可以不论）。所以“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但若要以此来概括自汉以下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则是万万不可的。
　　但在这里，明与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明朝的皇帝虽然专制、独裁，但却只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恶化，可比之于英国的都铎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实际上应当追溯到弗朗西斯一世）：在皇（王）权或衰落或被分割或受限制多年之后，突然又一下开始了君主的个人集权独裁。这似乎是近代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经的一段路程。而且在明朝的时候，中国也的确已经开始迈出了自主现代化的步伐。
　　在经济上，全汉升先生早已指出，作为贫银国的中国，却自明英宗正统元年开始直到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奉行了整整五百年的银主币制。这些白银从何而来？自然是对外贸易。实际上自隆庆开关到崇祯殉国，七十二年间，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涌入到了中国，保守估计也有三亿五千多万两。而且当时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贸易都与中国有关。以至于有人惊呼：大明这哪里是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是一只脚已经踏进资本主义了！至于被我们各种教科书反复提到的雇佣关系什么的，就无需我再多说了。
　　在文化上，朱维铮先生指出，清末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曾从盛行于晚明的阳明学中汲取“批判中世纪传统的诗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以及革命党人大量翻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因为晚明东南大批的文人学者已经“将阳明学否定纲常名教的议论推到极致，甚至除朋友一伦外，什么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都视作蔑如。”这样的一种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其对封建伦理与思想批判之激烈，之深刻，即使放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恐怕也不嫌其落后。故葛兆光先生以为，阳明学的盛行给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带来一种自由的风气，人们趋向于怀疑主义的思路，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被各种怀疑态度所瓦解。而同时，阳明学“使人们趋向普遍主义真理观，又为一个新的多元思想世界提供了基础。”而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问题则更为深刻与重要。余先生发现，自十六世纪初叶起，“儒家正缓慢但又无可置疑地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而这一转变的明显标志正是王阳明的“良知”说。与此同时，儒家的社会思想也同样产生了个人主义转向，到十六世纪中叶，余燮公然提出了“若人皆知私为第一，则公亦可建矣。”而顾炎武更是认为“公”是建立在“私”的基础之上的，并由此透露出了“他对帝制国家深刻的不信任”。我在前面说到，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全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晚明的阳明先生及其后学们，无疑在这一方面上迈出了异乎寻常的一大步，远远超越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甚至超过了前期的启蒙运动。而当儒家开始这一极其重要的转变（姑且称之为传统儒家的自我现代化）的同时，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正式交流也几乎同时开始了。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入华，这些被历史课本讲烂了的故事正彰显着中国知识界世界意识的觉醒，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就是“从天下到万国”，“从想象的天下到实际的万国”。否定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与独立，肯定思想自由，趋向怀疑主义，奠定多元思想基础，尊重私权利，认定“私”是“公”的基础，觉醒了世界意识，与西方文明平等地交流、对话，这样的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实现自主现代化的话，那反倒还真是怪事一桩！至于汲古阁已经有了近代出版社的雏形，李时珍、徐霞客、王士性、宋应星、徐光启等人的科技成就与科学精神，以及二百年后仍然不失先进的火枪大炮等，则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虽说明代政治黑暗，被称作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恶化。但有刺经济，有此文化，若假以时日，则政治上之进步革新必不远矣！到那时，中国自主现代化的第一步基本上就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但是，满清入关却彻底打断了这一切。
　　李自成与张献忠，说他们是农民起义也好，是流寇作乱也罢，这些都无关紧要。以为他们所推翻的只是明朝这样一个政府或曰政权，对作为国家的“中国”没有任何撼动——国家与朝廷是两个概念，这是常识——对于之前所说的那些经济与文化也只可能有暂时性的影响，并不会使之动摇或改变。相反，推翻明王朝这一行动甚至有可能成为政治进步与革新的一个契机。但是，满清入关毁掉了这个契机，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之前本已开始自主现代化的经济与文化。有明近三百年自主现代化的努力前功尽弃，自两汉以来一千八百多年中华文化与政治的正脉，摧残殆尽。
　　此处不欲详谈满清是如何的摧毁中华文化与政治正脉，只说一点：满清不但使儒家积数十代心血才完成的对“秦制度”的改造与驯服前功尽弃，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复辟了那个最原始，最血腥，最恐怖的“秦制度”，而且后出转精，不但变本加厉，更奇迹般地使得这一切“看上去很美”。更通过皇权对话语权的绝对掌控，通过“治统对道统的兼并”，彻底阻塞了儒学对专制主义防范与改造的可能性。
　　清朝的问题，郭廷以先生总结的较好，即“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可谓直击要害。而当年惹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的马戛尔尼的总结可能更为准确而直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态，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腐败永远是与专制相伴而行的，清朝的吏治腐败几乎与他的王朝一样长寿，这已经人尽皆知。军队的腐败则同样源远流长：八旗虽然号称骁勇，但人数毕竟有限，在关外与明军叫叫板还行，真要是让他们来征服中原，他们还真力有不逮。入关、平寇、灭南明，大半靠的是汉族降将的功劳。中原刚刚略为安定，八旗就开始奢靡淫逸，失其勇锐。以至于三番乱起，康熙不得不以汉制汉，用绿营为主力才平定了下来。可随后绿营也开始腐败。乾隆帝自鸣得意的“十全武功”，郭廷以先生说他是“半数以上是将就了事”，钱穆先生说他是“强弩之末，徒为粉饰，自耗国本”，真是一点也没冤枉他！而乾隆以后，清朝的军队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我姑且将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国史纲》中有关的话抄录于此
　　绿营饷糈菲薄，侵蚀成风；训练不施，兵卒疲弱；战守不足，扰民有余。嘉庆初年，教乱大起，将帅视出征为致富之道，玩兵养寇。道光时军纪愈为废弛，勾结盗贼，吸烟、开赌，一旦征调，雇无赖代充，见敌即逃。
　　大家看看，这样的一支军队，要是能打赢鸦片战争的话，那才叫活见鬼，没天理呢！
　　其实清朝的这些问题若是放在明朝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无非是老百姓多受点苦，而这个王朝的寿命短一些就是了。但清王朝不幸而生于中国自主现代化起步不久的阶段，那么它所带来的就不只是百姓受苦，王朝短命（其实清王朝寿也不短，不过那跟王朝统治者的能力高下无关，也不关天命什么事，只不过是后期的侵略者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傀儡罢了。中国近现代史最大的悲剧，在于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几乎每一次的大变局都无奈地受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简单的事了。它阻断了中国自主现代化的路程，使得中国长期陷于停滞甚至倒退，最终在枪鸣炮响中走上了被迫现代化的道路。走上了一条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九死一生的漫漫长路。
　　如同朱维铮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清朝不败于敌强而败于己弱，大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在英国舰炮前面立刻显得陈腐到无药可救。于是就有不少志士仁人立志挽救危亡，戮力匡扶天下。从林则徐到左宗棠，从李鸿章到康有为，但无一不失败，其中道理何在？
　　其实晚清的这些先贤们的，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他们总的路数是没有问题的，即张之洞所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来作为认同归宿，价值基础与缓冲带的话，都必然是一场灾难，甚至是浩劫。那么，为什么这些先贤们还是失败了呢？甚至演出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忽略了那个万恶之源的罪魁祸首——清王朝。
　　清王朝是一个异数，他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相同，他是个“一族专政”的王朝（详细的此处无法展开论述，见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论述）。就是上文所引马戛尔尼说的“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梁启超当年就曾经说过：“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这话放在这里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一族专政的特点，在于清王朝的统治并不全在皇帝手里，而是在满洲亲贵集团手中。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超级专制独裁权力，但那是因为此时的皇帝是满洲亲贵集团的族长和利益总代表，当皇帝的政策有损于满洲亲贵集团的利益时，事情就不那么好说了。更何况，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几代皇帝数十年风风雨雨，无数次丧权辱国，原本坚不可摧的皇帝权威也有所动摇。这个时候进行大大有损满洲亲贵集团利益的改革，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大家又都知道不改革是不行的，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荒唐可笑的争论—— “保中国”还是 “保大清”，登场了。
　　一方面是彻底的超级专制制度，一方面又是空前绝后的“一族专政”，清王朝的灭亡此时已经注定。当雍正皇帝得意于他那至高无上的超级专制权力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然会是日后大清覆亡的前奏。专制制度必然倒台，因为它不具有自我清洁的能力，恶人不会自己退出，恶法也不会自己废除，整个体制只能越来越肮脏，越来越臃肿，最终彻底崩盘。同样的，“一族专政”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一个家族（或阶层）的专制与一个种族的专制而已。
　　或许有人会将清末的“预备立宪”等所谓“新政”拿来说事，但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提开国会、立宪法的戊戌变法尚且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那预备立宪又怎么可能成功？——当然，前提是他们是真心想要立一部真正的宪法。别忘了，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欧美各国逛了一圈，依然没有搞明白宪政是什么东西，就连回国交差的考察报告都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这帮流亡海外的“乱臣贼子”们代写的。所以他们回国后所说的立宪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并不是他们在宪政国家考察出来的，而是他们依据自己多年政治“智慧”，以上投主上之所好，下顺民众之舆论，中抚百官之忧虑为目标而总结出来的。正所谓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是也。
　　要知道这预备立宪本身就是被内外压力逼出来的，清廷本身就对其缺乏应有的诚意，一旦这些压力有所缓解，立宪的步伐必然停滞。更何况朝中上上下下那些主持立宪、参与立宪的衮衮诸公中，竟然找不出一个能够明确地知道宪政为何物的人。他们所抱的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用立宪这样的改革举措来消灭革命。那么他们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是要让皇帝牢牢地把握住大权，于是有了荒唐透顶的《钦定宪法大纲》。因为在这里，皇帝的利益，就是满洲亲贵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即便将来立了宪法，开了国会，组了内阁，但满洲一族专政这一根本国策不能也不会改变，满洲亲贵集团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最完整的保护。结果，历史以严禁再次请愿和皇族内阁验证了我们的想法。很可惜，近代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场旨在消灭革命、避免革命的专制改革，最终必然以诱发革命、助长革命而告终。
　　历史给了各色人物轮番上阵来挽救大清抑或是中国的机会，但却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最终大家恍然大悟地发现，中国的现代化与大清朝根本就是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要改革，而改革又势必要损害甚至摧毁代表大清的满洲亲贵集团的利益。满洲亲贵集团虽然基本上都是纨绔子弟，但全都不是善罢罢休之辈，他们别的本事没有，但绝对能把你的改革给你搅黄。从戊戌到预备立宪，来来回回走的不都是这同一条路吗？
　　结果呢？
　　此路真不通啊！
　　既然此路不通，那么我们就必须另寻出路，毫无疑问，这条出路就是革命。
　　“革命”这个词现在往往被人与”暴力”相联系，伟大领袖就告诉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伟大领袖到底与众不同，扯淡都扯得这么有水平。“革命”一词《周易》，实际上它的本义应是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故《周易》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从这个角度讲，只要能做到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那就是革命，至于采用的是什么手段，那无关紧要。那些将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的人简直是智商有问题。因为孙中山自己就说过：“中国式之革命家，终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主张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所以，“革命的意思与改良完全一样”。这些话都是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前后说的，可见终其一生，他都认为“革命”、“改良”、“改造”是一个意思。而且事实上，“改良主义”和“改良派”这些称呼是三十年代左派书刊根据马列主义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与革命党和孙中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辛亥前的革命刊物对他们的称呼有“变法派”、“保皇派”、“立宪派”，就是没有“改良派”一说。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起来，完全是一种只会看教科书与新闻联播而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言乱语。
　　辛亥革命是中国的“光荣革命”。辛亥没有屠城，没有断头台，更没有持久的动荡与恐怖（军阀混战的起源在于袁世凯断送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开启了全国范围的丛林状态）辛亥的精神直接上承商汤与周武王：革命的起因不是官逼民反，更不是为领袖争夺权力，这是在继承三代圣王的遗业——吊民伐罪，解民倒悬！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可以说，因为辛亥，孙中山直接复活了中华的道统！孙中山曾经坦言：“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蒋介石也在《中国之命运》中说：“到了明末清初，则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颜习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辈出，皆斥玄虚，重实用，以经世之学救民族，以性命之学导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从此蕴积于民间，历二百余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可见国民党始终认定他们是晚明诸贤的继承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论述，姑且先借用他本人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的夫子自道。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世界绪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关于民权主义：“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掸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如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质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政治、法律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主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逐圆满而无憾。”
　　关于民生主义：“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由是参综社会诸家学说，比较其得失，觉国家产业主义，尤深稳而可行。且欧、美行之而焦头烂额者，吾国行之实为曲突徙薪。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
　　可以看出，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调和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民族主义主要是传统思想而修正之的产物；民权主义则是用传统政治补救欧美民主制度之不足的结果；民生主义虽未明言所受传统文化之影响，但“患不均”与大同思想的影响却已跃然纸上。可以说，三民主义是恢复晚明诸贤事业，重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最好方案之一。
　　1921年10月10日梁启超发表了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非常伟大的革命：第一场是汤武革命，结束了黄帝、尧舜以来的部落政治时代；第二场是秦汉革命，结束了三代的贵族政治；第三场就是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人的自觉。梁启超所谓的“自觉”包括两点即民主精神与民族主义。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带给中国最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实在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下了最最重要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才是中国式现代化重启的第一步。之前所做，探路而已。
　　但中国最后并没有沿着孙中山的这个套路往下走，三民主义在大陆最终没有机会实现，虽然在台湾结出了美丽的果实。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可能全都说出来，但有一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的激进主义盛行。
　　正如周策纵先生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论得如此之多、如此之烈，但又如此不充分的历史事件。”这个“不充分”一是对当时的世界局势和国际背景讨论得不充分，二是对五四的反思与批判不充分。五四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即使不大于也至少是与内部影响相持平的，而它的负面影响也一如它的正面影响一样深远。
　　五四的起因，本身就是积压七十余年的屈辱，在被辛亥革命所激起的民族与民主意识引领下的一场总爆发，巴黎和会不过是诱因而已。抛开日后五四因为十月革命而走上歧途不谈，单就五四本身以及作为五四前身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就存在着至少两大致命缺憾：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与妖魔化，二、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全面与功利化。
　　关于第一点，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大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过如五四一般地批判与否定。五四先贤们对传统文化的种种否定，种种妖魔化，一方面是其个人经历使然，如鲁迅；另一方面方面则由于他们所受的传统学术训练大都仍是八股试帖或“汉学”：精于词章或考据而昧于真正的义理，如陈独秀。再加之多年来的屈辱与自强复兴运动一而再的失败，以及民国建立后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等诸多原因，于是在苦闷与彷徨中，将一切的罪孽推到了传统文化的身上。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至于第二点，五四先贤们大都对西方文化与学术缺乏全面的认识与了解，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全是他们的反对者，如吴宓、马一浮等等。于是他们只拿出了“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旗号来（其实这二者都已蕴含于三民主义之中），实际上这二者并不是西方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民主，有法国大革命雅各布布布布宾派专政的血型教训；科学，一战本身证明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的彻底破产。但这些都没能引发五四先贤们的警觉。实际上，五四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有着极其强烈的功利性，王康先生曾用杜威、罗素、泰戈尔在中国的遭遇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五四先贤们而言，他们只关心什么东西能尽快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至于这个东西有什么负面作用他们是不管的，而其他的东西无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只要对解决中国眼下的问题没有用，他们也都是不理的。这样的一种功利心态，注定他们无法把握西方文化的精华，即使把握了也消化不了。
　　当然，这些不能全部由五四的先贤们来负责，他们也负担不起。如我之前所说，除了辛亥革命之外，中国近现代史几乎每一次的大变局都无奈地受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五四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五四产生的激进路线或许不会这么猛烈。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列主义这样一副“包治百病”的药方也许不会传播地那么快。即使这些假设都不存在，只要如果没有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话，中国依旧会走回返本开新的道路上来。实际上五四的那些代表人物，在他们后来的人生中都以不同程度地对自己当年的思想进行了反思与否定。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胡适。自从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对这场运动冷眼旁观，后来更是认为五四打断了新文化运动的既定道路。实际上作为“文学革命”鼻祖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博士，已经意识到自己和自己这些同志们的所作所为或许将会铸成大错。而唯一能够对此起到阻遏作用的，只有保守主义，只有传统文化。于是在五四运动两个月之后的1917年7月，他提出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同年12月更提出了对中国学术与思想都影响深远的“整理国故”口号。而到了1933年，他发表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对奉他为祖师的“古史辨派”的基本方法做了全盘地否定与自我批判。可以说标志着胡适与激进主义的彻底决裂。如假以时日，能够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有较长的时间和一个较稳定的环境的话，重回返本开新的道路指日可待。可惜随后的历史却是在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中国大陆，中华文化被犁庭扫尽，反是几个边陲小岛，勉强延道统之一脉。
　　前文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来作为认同归宿，价值基础与缓冲带的话，都必然是一场灾难，甚至浩劫。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恰恰否定甚至妖魔化了传统文化，其后果之可怕不言而喻。缺乏了传统文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保守主义的制约，五四的激进主义与功利主义犹如脱缰野马一样不可收拾。虽然如学衡派，如新儒家等等等等这样一批人仍在苦苦坚守返本开新的道路，但却抵挡不住整个民族出现出的那种狂热与浮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古训早被抛诸脑后，恨不能一步登天。中国终于再次可悲地走向了建设地上天国这个大悲剧的道路，最终，这个悲剧在“大跃进”与“文革”期间发展到了顶峰。在作为中国主体的大陆，传统文化成为被批判、被糟蹋、被焚毁的对象，返本开新的道路被彻底打断，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不计其数，以至于我们今天依然要为这些问题买单。梅尼克当年的追问：一个民族即使征服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天依然在拷问着所有的中国人。
　　然而，就像熊十力先生当年在四顾苍茫中依然寄希望于将来，希望后世君子能够“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一样，我们对未来依旧充满了希望。就像中国五千年历史，特别是近二百年的近现代史所昭示的那样，中国的未来，一定会重新回到返本开新的道路上来，继续他未完成的使命。
　　我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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