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青青的草原上舞蹈视频:重温南周03巨献：前中国总理朱镕基（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4:21:43
重温南周03巨献：前中国总理朱镕基（三）
2011-10-31 21: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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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曾发表文章说，“当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组织部申报，准备提拔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时，却再次遭遇小小麻烦。中组部一开始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无论如何，朱曾经是个‘右派’，让‘右派’担任副部级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历史上尚无先例。当时的经委党组‘不屈不挠’，坚持说明情况，坚持继续申报。于是，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朱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一位熟悉中共组织工作的同志介绍，朱镕基是不是第一个出任部级干部的前“右派”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55万“右派”中最早出任部级干部的人之一。
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如果55岁的朱镕基还不能进入高层，再过几年，那么无论他有天大的本领也只能长叹一声“时运不济”，而由于党内正直人士和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能够升任副主任，从而进入更高领导人的视野。
出任副主任的朱镕基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要处理至少5封群众来信，对下属要求甚严格，但他有一个优点：只批评人，绝不整人。
据原经委工作人士介绍，在朱镕基担任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说朱镕基要对某项工作失误负责。朱镕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后，这位干部被朱镕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镕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任，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朱镕基的这种性格到底是好还是坏，应该怎么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我觉得这是双刃剑，当他还是副主任，甚至是上海市长的时候，还可能有人敢当面批评他，甚至打他报告。但他出任副总理或者总理后，他就很难接触到这些年轻干部，而他接触的多是只比他级别稍低的干部。我们知道，干部越是到高级，越是谨慎。那么，还有谁会敢于向他提出批评呢？”
但无论如何，朱镕基在经委的经历对他熟悉中国经济运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时朱镕基对企业运作非常熟悉，据了解，他曾经对企业积压问题很重视，为提高企业效益，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思路。熟悉他的人说，他在经委工作非常细致，而且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提出过严厉批评。
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
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
“当时《人民日报》发谁的照片，用什么规格，要求很严。以朱镕基的职务，就只能发一张一寸相片。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朱镕基第一次以政府主管经济的负责人的身份，向公众陈述他的思想。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篇采访的珍贵。”当时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说。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在这篇专访中，朱镕基对当时的经济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效益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问题所在。“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据我记忆，这是高层领导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不仅超前，而且很超前。”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从右派到总理 朱镕基"破格"晋升的"根据"
1998年，朱镕基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海内外不少评论认为，从“右派”到总理，其间所受的煎熬和所承受的委屈，非常人可以忍受，没有过人意志不能成就。
有过人的意志是一方面，但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以朱镕基的个性和经历而能成为总理，仅仅是因为他的过人意志吗？
李锐说，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那样的气氛里，人们要做“驯服工具”，哪敢有独立见解，说一个“不”字？“朱镕基的性格是敢讲话。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敢讲这个话，也能讲这个话。而这种讲话方式在过去绝对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能不说现在的体制比起毛时代有进步。”
一位熟悉组织工作的人说，“确实，以朱镕基的性格升任共和国总理的‘难度系数’极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经济学家对记者说，“按照传统的组织路线，朱镕基不可能走这么高。‘文革’时期朱镕基职位就比较低，不像有些干部，‘文革’以前就有很高的职位，‘文革’结束后被平反，职务被恢复，还是很高的职务。而朱镕基在‘文革’后是从比较低的职务干起来的，他和一般的领导干部确实不一样。”
为什么朱镕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成为共和国的总理？这位学者提出了4点根据：
第一，他始终在逆境中坚持学习。在20年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忘记学习，甚至翻译过西方的微观经济学。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不是挂名的，是需要学术修养的。可以说20多年来，他一直和学术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一旦条件好转，这些优势就用上了。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奇缺，尤其是懂经济的人更少，如果在正常的干部队伍中找，可能很困难，那就需要领导人拿出魄力，打破各种条条框框。而朱镕基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相当多的赞成改革、欣赏他这种性格的领导人。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很复杂，这就对领导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修养。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才俊之士，但既有能力又有道德修养同时意志坚定的人却很少。朱镕基恰恰是属于能力与才华出众，道德修养又很高的人。
第四，作为政治家，在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要有公心，要置个人安危于一边。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明知搞治理整顿会被打倒，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选择了牺牲自己。朱镕基也是这样的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总有一些人在挥动“左”的大帽子，如果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断送政治生命，而他坚定地支持皇甫平，“不问姓资姓社”，坚定地站在改革开放这边，从而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朱镕基上海施政:甲肝没病死人 倒把市长快累死了
年近花甲的朱镕基1988年任上海市长，面临的是上海发展滞后的严峻考验，而该年的“甲肝风波”就是让他头疼万分的难题。“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朱镕基夫人劳安说。
掌声，让演讲延长了95分钟
1987年底，中央决定调朱镕基去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第二年召开的上海九届人大会议上接替江泽民任上海市长一职。
此时朱镕基的名字仅列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年纪却已经接近60岁了，即使干一届上海市长，5年下来，65岁，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
因此当时人们认为这已是朱镕基跌宕人生的最高峰了。
然而正是在上海的几年里，人们充分地看到了朱镕基在地方工作的领导才能。给人第一印象的，就是朱镕基那次让上海市民眼睛一亮的110分钟“竞选”演说。
1988年4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上，在美国刚刚攻读完博士学位的王伯年(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提出：“能不能在正式选举以前，让候选人和代表们直接见面，每人作个发言？”这个提议最后被接受，而这在上海是第一次。
但主持人似乎让大家有点失望。他宣布，每个候选人演讲的时间只有15分钟。
作为市长候选人的朱镕基最后一个与人大代表见面。他身着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沉稳地走上了讲台。
“我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可这个丑媳妇迟早要出来见人的嘛。”朱镕基幽默的发言引起全场的笑声和掌声。
“新的一届市政府应该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率的、廉洁的政府！”他在“高效”和“廉洁”两个词上用了很重的音，立即点燃了代表们的情绪。
“现在，上海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走到谷底，要有这种危机感，从而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朱镕基的发言中肯而坚定，会场上时不时被掌声打断。
眼看15分钟到了，朱镕基转过身，“主持人，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还没等主持人回答，代表们已经用掌声表示挽留。“要打破过去程序繁琐、办事拖沓的工作作风，市政府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工作机构，用一个图章对外，作为提高工作效率的突破口。
“要选拔一批有志于振兴上海，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卡人，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懂技术，又懂业务与管理的人到政府机构工作。
“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上海办事效率高，环节少的新形象。”
代表们多次用掌声回应朱镕基的讲话。
他还情真意切地坦陈了自己的缺点：“性格刚硬，容易得罪人”，“缺少地方工作的经验”。
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我有一个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承担责任。但愿这一点能为大家所了解。为了上海的振兴，我将兢兢业业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场面很感人”，一位人大代表回忆说，当朱镕基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人大代表们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
朱镕基的这次演说持续了整整110分钟，事后，有媒体记者统计，会场上共响起了30余次掌声。
当天下午5时30分，大会执行主席吴邦国宣布选举结果，朱镕基正式当选上海市的第七任市长。
上海市徐汇区原区委书记诸后仁说：“从后来几次讲话看，朱镕基市长几乎没有拿讲稿，侃侃而谈，胸有成竹，而且话语平易近人，很容易理解，因此我听过之后记忆深刻。而当时一般领导作报告都是念东西，我还要录音后进行整理，费事，印象也不深。”
“面对数百名人大代表公开讲述自己的身世以及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此坦率，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于漪回忆说，“他在任上海市市长的第一年，当年市财政比较困难，到处在伸手要钱，可中小学教师退休后仍可享受100%的工资待遇，就是他当时在人大会议期间拍板决定的，这很不容易。”
第一个严峻考验
朱镕基当市长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如何控制1988年春天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以及引发的城市危机。
当年4月，感染甲肝的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个月的其中16天，日报告发病数超过了1万例。
放到朱镕基办公室桌上的报告简直让这个新市长寝食难安。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巫善明回忆说，在持续了半年多的甲肝风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万人感染，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
150万人！1988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不过1200万。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停车棚里，浴室里，都已经睡满了病人，老百姓拎着钢丝床挤在病房的外面。
更让市长挠头的是，甲肝风波已经影响到了城市运转：生产一线减员十分之一；仅上海市柴油机厂就有500多个职工受到感染；上海销售出去的副食品，纷纷被退回来。因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
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本来就难得一笑的朱镕基脸上更是日日布满愁容，从4月到6月，朱镕基绝大部分的夜晚是在办公桌前度过的，他办公室的灯火经常通宵不灭。他的夫人劳安当时曾担忧地对他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市政府在紧急调动医护力量的同时，还决定敞开言路，让公众知道真相，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决策，对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起了重要作用。巫善明当时得到的指示就是，频频在电视台和电台中亮相，告诉公众甲肝病毒传播的真实情况以及相关的预防知识，稳定情绪。
1988年的夏初，上海市的甲肝风波终于得到控制，全市运转趋向正常。
这次“甲肝危机”考验了朱镕基的地方执政能力。上海市工农业生产在1988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仍保持增长势头，这让上海市民觉得新市长果然没有忘记他的选举演讲。
新市长面临的困境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上海已难觅昔日辉煌。
1987年12月，朱镕基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后，到这个曾经被称为“计划经济大本营”的工业城市调研，对城市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一翻梳理。
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建国后，上海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规律，到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然而上海的产品却不能提价，造成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众多的企业难以为继。
80年代初期，上海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第一，但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到了80年代末，由于体制和优惠政策，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上海，上海的情况更加严峻了。
1988年，《解放日报》记者毛用雄在两会采访期间发表了“两会采访沉思录”，在报道中，他直言不讳上海的现状——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一边是‘金星’、‘上海’大屏幕彩电票暗中以四五十张‘大团结’的高价成交，一边是许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造成的声声抱怨……不安的民意涌进市人大、政协会议，人们在思索——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啊，你将如何在‘阵痛’中振兴？！”
这些问题在朱镕基上任前的上海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来了，朱镕基说：“至于存在的问题，并不都是主观造成的，有它的客观原因。因为上海的工作条件十分困难，问题由来已久。”
“菜篮子”
为官之道，先存百姓；执政之要，合乎民心。
为官一方，朱镕基深谙其中的道理。“菜篮子”、交通、住房是朱镕基在上海执政贯穿始终的三件主要民心工程。
朱镕基有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菜篮子”满，上海的形势就好；不满，形势就不好。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拎的是民心。
上海的蔬菜供应问题决非一日之寒。1989年12月到1990年3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朱镕基亲自跑到金山、川沙、嘉定三个县的农村蹲点，下决心研究解决城市蔬菜供应的问题，同时也自称补上不熟悉农业问题的课。
市长跑到了农村，而且一泡就是三个月。市里的其他干部也都不敢闲着，纷纷联系地方，下去蹲点。
回来后，朱镕基写了此次农村之行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一揽子解决蔬菜供应以及农业问题的想法。在他的努力下，到1991年，上海的蔬菜供应品种、价格基本稳定了下来。
朱镕基提出“要提高务农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待遇，给他们以极高的荣誉”。1991年3月18日，在上海这样一个极度重商的地方，110名农民第一次被政府请进了五星级的锦江饭店，朱镕基给他们颁奖，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这么高级的地方，亲眼看见自己的市长，激动得手足无措。
缓解交通
1989年，朱镕基将整顿交通放在12件实事的首位，他说，“市内交通紧张已经成为上海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一次市人大会议上，市总工会副主席蒋明道说：如果开展世界“挤车大奖赛”，上海人可稳拿冠军。
1991年4月份，带领上海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朱镕基介绍说，“上海人多，房子挤，连上公共汽车，每一平方米要站十多个人，幸好，上海人的肚子没有你们的大。”
话说起来幽默，但在具体执行时，却繁复琐碎，阻力重重。
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小组会上，对交通问题，他讲到：拿上海整顿秩序混乱的出租汽车业来说，刚开始时，要吊销4个乱收费司机的执照，就是难落实。这怎么行呢？我问3家主管部门负责人，卡在哪里？明天一定要吊销这4个人的执照，并要见报。谁想不通，到我这讲道理。现在已吊销100多个执照，漫天要价的情况有所收敛。
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最近报载，一公共汽车售票员殴打孕妇。我看了报纸，批了“害群之马，开除”。但公交部门却打报告“解释”，建议作“停发三个月奖金”处理，还说“请朱市长决定”。现在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层层开脱，不肯得罪人。
他还让市里的官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如何解决交通的问题，同时接受市民的质询和建议。
在多方努力下，不久上海的这一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缓解。
引入“公积金制度”
最令朱镕基头疼的可能还是上海居民的住房问题。
当时上海市居民住房的紧张程度已经引发了空前的社会矛盾，“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非常形象的比喻至今还在市民口中听到：一家几代挤在几平方米的屋子里的比比皆是。
1985年，全国住房困难户平均26.5%，上海却近50%。全市180万户家庭中，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近27万户，无房可住的近2万户。
1990年3月，原上海市建委副主任叶伯初被朱镕基调去搞住房改革。他当初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路子怎么走？此前房改始终没有一个明朗的思路。
全国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有人提出提高房租，烟台、蚌埠都开始搞，但走不通。因为提高房租，增加了住房开支，当时本来就是低工资，老百姓没有支付能力。又有人提出将公房低价卖给住房者，政府可以抛开房屋维修保养的包袱。但也不行，不管怎么低价，老百姓还是没有承受能力。核心问题是老百姓没有支付能力。
朱镕基最终肯定了“公积金制度”的方案，在建立公积金制度的同时，提高房租(政府发补贴)，低价将公房卖给住房者。除此之外，他提议成立了住房委员会，负责管理、推动住房改革工作。
而且，住房委员会不完全由政府官员组成，还必须吸收民间人士参与。
理由是：房改涉及千家万户民众切身利益，应该有民间代表参与，这样才能兼顾各方利益，也容易听到民间的意见。
在叶伯初的印象中，朱镕基对此项工作大刀阔斧，却又细致入微，有时候休息时想到一些建议，立即打电话让他考虑。
比如上海住房改革的思路包括：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买房给优惠；分房买债券；建立房委会。
其中，“分房买债券”这句话就是朱镕基忽然想到，马上打电话给叶伯初说的。
“菜篮子”、交通、住房三件事构成了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为民做实事的“老三件”。直到1991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依然坚持强调要用3年时间继续办好交通、住房、菜篮子三件大事。有人统计过，朱镕基在任期间，每年在报纸上公布和解决的实事累计超过40件，每年的人大会上，当他告诉人大代表，去年的实事工程已经得到了落实时，都会迎来代表们的一片掌声。
“他的最大特色就是心中永远装着老百姓，说的也是为老百姓所说的话，从不打草稿。”于漪说，“第二个特点就是雷厉风行，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绝不放弃，而且一定要抓出效果。”
朱镕基上海铁腕治吏: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朱镕基对上海506名局级干部说。受到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这些部门主管还多，弄得他们很紧张。
市民的火气
上海普通百姓更关注的是官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
在一封信中一位市民这样写道，“机关作风拖拉是致命伤。现在我们工作中，设想都很好。但这些设想谁去实现？为什么都不落实？检查时也不知是谁的责任。这样长期下去，难免恶性循环。”
一位政府官员形容当时上海的社会现状是“市民火气很大”。
朱镕基说：“我有缺点，缺点就是对干部批评太严厉。”朱镕基的电视讲话播出后，在市民当中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市长办公室每天收到市民直接写给朱镕基市长的信达140封以上。
上海媒体曾经公布了部分信件的内容，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朱镕基的这次公开讲话赢得了不少市民的信任。
一位市民说，“上海急需建立一种信任感。我看了您还未当市长时的一次亮相，一次包括您的经历的‘立体演说’。我感觉效果特好。”
一个中学生说，“新当选的上海市长，你说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
要是我是代表，我也会选你一票……”
但上海市民更实际，他们看多了夸夸其谈式的干部，也习惯性地保持着“警惕”。他们写信给朱镕基：“不是我打消您的士气，刹住吃喝风、受礼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您能扭转这种场面吗？您能重新恢复上海蓬勃向上的面目吗？”
放权力，明职责
上海话中，朱镕基的名字发音与“雄鸡”相同，有上海市民小声议论，看看新市长怎样“雄鸡一唱天下闻”。
朱镕基透露过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设想：“市政府要下放权力。光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管不好城市的。我希望12个区的区长，能成为12个‘市长’。”
张正奎，徐汇区原区长，回忆起十几年前与朱镕基共事时的往事：朱镕基决定改革上海的市政府一级管理体制，市级部门委办局的权力要下放，实行两级管理，市管大的，区管小的。
当时，徐汇区集中了市政府各部委办局许多机构和宿舍，官员们意见最大、最多的便是居住环境卫生状况差。也因为这个原因，每次市里开会时，张正奎总是不愿早去。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对张正奎说，“老张，市政府门口的两条路就在你徐汇区，你能不能将那里先弄干净？”
张正奎发牢骚：“这可不只是区里该管的事情啊，按理应该市容局分管。但徐汇区54平方公里，要一个地方管，实在管不过来。老百姓区长市长一块骂。要把管理权下分。”
市容局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不同意将垃圾车下放到区里。
设备不下放，治理几乎是一句空话，张正奎极力争取。这次，市容局表示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设备到了街道，没有几天就要被搞坏。”
两方争执不下，朱镕基笑着插话：“能不能先试几个街道？张正奎有勇气，就让他试一下，一个区乱不了上海。”
通过这次放权后，徐汇区的环境质量果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由简单到复杂，朱镕基一步步地推行着政府的两级分权。行政和社会事务，市分权给区；经济上，委办局分权给企业，政企分开。
财权下放
杨浦区委书记顾灯曾向市政府抱怨：区级以下医院的工作责任在区，但连街道医院的危房翻建却要市里审批；零星危房改造的任务在区，新建5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要市里层层转批……
其结果，想做一件好事要磨上两三年嘴皮，甚至更长。更令人沮丧的是，有时从区长到有关工作人员为一个建设项目忙碌一年半载，做好了各种准备，市里一个联络员只要说个不字，便竹篮打水一场空。
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这是对当时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在财政上的关系最贴切不过的比喻。
1988年，上海市终于向中央争取到一定的自主政策：全市每年上缴中央财政105个亿，其余的归自己。
朱镕基借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将财权下放，并给了各区四句话，“核定收支，包干上交，增收分成，一定五年。”
以徐汇区为例，核定的财政收入是2.1亿，交1.5亿，区里留6000万，超过部分二八分成，区里可以拿大头。
在这种政策激励下，各区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徐汇区财政收入超了2000万，按政策区里可以拿到1600万。
可这笔钱怎么花？张正奎不敢自作主张，就向朱市长请示。
朱镕基手一挥说，“这个我不管，但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许盖办公楼。”
张正奎就此定出了四条政策：第一，给企业放权，免去一些财政任务，让企业喘口气，有能力扩大再生产。第二，将钱用于基础教育，教育支出一下子增长了34%，稳定住了教师队伍。第三，投入城市养护。第四，把一部分钱给了急需用钱的街道办事处。
后来，朱镕基到徐汇区视察时听取了张正奎的有关汇报后说，“你们区里的钱比市里用得好，知道怎么花，刀刃在哪，我给市里一些部门的钱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1988年的上海本是多事之秋，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因为采取了得力的财政和公共政策，当年上海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仍完成6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国民收入完成5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8%。
从严执政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一次会上动情地提到了3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并送给参会的正局级干部三句话：一、要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他说：“局级以上的干部如果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处一级干部，要求一般的工作人员？只要我能做到，我相信局级以上的干部也一定能做到。”
在朱镕基的提议下，上海市实施了建国以来一次从未有过的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60位委办局主任、局长的任命由他亲自提名，并在市人大常委会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之后，这些局长还要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当面质询，并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得到任命的局长们询问上任后的施政方略，认可后再颂发任命书。
此举切断了许多“混混干部”的得过且过，尸位素餐的“等、靠、要”幻想。
铁腕治吏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局长们很快就领教到了朱镕基的严厉。
上海的一位中高级干部回忆说，“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没被他训斥过的中层干部几乎没有几个。”
在一次会议上，他让建委的同志汇报一下情况。那位领导可能是没有准备好，一时语塞。
“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朱镕基生气了。被训斥的干部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他一时的气话，战战兢兢地打算坐下。
“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朱镕基厉声说道。
在众人吃惊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个局级干部的官员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受过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这些部门主管还要多，几个问题一问，如果没有好好准备，马脚就露出来了。
这让官员们对这位市长既佩服，又害怕。官员们起初不适应这种开会氛围。于是每逢市里开会，前几排座位总是空的。参加会议的官员都抢着往会议室后排的椅子上坐，因为越靠近朱镕基，被他提问的几率就越大。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说：“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种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
诸后仁说，虽然朱镕基对下属的要求很严，市政府有些官员很怕他，但区政府的官员不怕，“因为我们长期在基层工作，与人民群众接触较多，关系密切，因而在开会时即使问再多的问题，也不会被问题‘将’住。”
1989年5月份，汛期将至，朱镕基对当时上海的防汛设施十分牵挂。龙华机场边上有一条机场河，因为河道两旁的违章搭建很多，对泄洪的压力很大。
他打电话给徐汇区区长张正奎，问他能否在汛期前将这些违章建筑清理掉。
张正奎说，“有些我可以保证拆掉，但河道上许多仓库是市里的委办局搭建的，我无能为力。”
“那这些你给我个名单，我来想办法。”朱镕基说。5月17日，朱镕基带着市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河边现场办公。
朱镕基指着河道上那些违章搭建说，“依法办事，第一是依法治官。法要管做官的人，法要管有权力的人！河道是公共的河道，谁也没有权力搭建！”
接着，他让在场的官员挨个表态，有人当场答应拆除，也有人讲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月内，全部拆掉！到6月17日，我再来检查。”
此时，全国正面临着非常动荡的政治形势，区里干部问张正奎，“市长应该不会来检查了吧？拆除违章建筑的事情要不放一放？”
张正奎说，“我知道他的风格，说来就会来的。你们还是继续弄。”
在河边，当看到还有很多违章建筑没有拆除时，朱镕基立即将一些局、办官员叫过来，严加训斥，“再给你们一个月，不然，撤职！”
雷霆万钧！官员哪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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