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手机壳有味道:制度变迁下世界经济增长极的形成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

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对全球经济发展起控制、决策、协调和服务作用的大城市。由于它总是处在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极所在区域，所以我们从世界经济增长极含义出发，以制度变迁理论取代增长极理论内含的制度不变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城市群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兴起。
一　世界经济增长极含义
法国学者佩鲁最早提出以“发展极”为标志并以“不平等动力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他看来，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的，经济在＿些地区或城市的集聚和优先发展会形成发展极。它不仅能促进自身发展，并以推进效应即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发展，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但在佩鲁理论指导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区域经济开发实践并不成功。这既与它们从功利主义出发推行增长极战略有关，也与经济学家将佩鲁理论限于﹁国或一地区有关。在经济全球化下，增长极理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立足于全球经济空间研究世界经济增长极。
世界经济增长极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限于篇幅，直接给出世界经济增长极定义：世界经济增长极是全球经济空间的中心，经济增长最快、动力最强、潜能最大、最具活力、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同时也是外贸出口增长最快、引进技术与吸纳国际资本最多的地区。
二　制度变迁与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极形成
佩鲁增长极理论框架的前提是创新，其观点直接来自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动力，而创新出现的可能性取决于适宜的“社会气候”，按今天的语境，就是指制度环境。虽然佩鲁发展了熊彼特的思想，并一直反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反对其制度不变的理论前提，结果滑向了技术决定论。对技术决定论来说，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存在两个突出的“悖论”：一是科技进步没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二是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依赖科技进步。前者如11世纪的欧洲和古代的中国，制度僵化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后者如17世纪的荷兰、英国以及19世纪；的日本，通过制度变革充分调动了各种要素的积极性。因此，悖论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科技来说，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基础和重要。科技只有在合适的制度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诺斯对制度的含义做了一般性概括，他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中，制度变迁才是根本变迁。如诺斯指出：“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等，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在不同制度下，经济发展各因素的组合方式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人是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能动因素，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却是由制度决定的。
李斯特早在1841年就指出：“历史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出来的。”但制度又是怎样决定经济绩效的呢?在这方面，杨小凯等人的研究非常重要，他们运用超边际分析，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是经济增长源泉的思想，并从其模型中内生出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使经济增长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将上述理论结合，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经济增长极的形成首先是因为一个较大的地区在制度及制度环境中取得了优势，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科技及各种创新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并最终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占据中心地位。
17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经历了几次重大变迁。它先在英国形成，然后转到欧洲大陆，再转到北美大西洋沿岸及五大湖地区，目前正向亚太地区转移。这一历史路径深刻表明，最能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和以市场经济制度为总框架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如私有产权制度、股份制、竞争制度、银行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正是这些制度安排解开了封建体制强加于社会的束缚，使全社会各种要素都充分活跃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英国率先建立了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从而在分工和专业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欧洲大陆、北美大西洋沿岸及五大湖地区和亚太地区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极不是因为它们创造了比市场经济制度更优越的制度，而是因为它们相继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从而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发展了自己的分工和专业化。
但为什么同是市场经济制度，原世界经济增长极地位会相对降低，而新世界经济增长极会崛起呢?当一个地区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会产生大飞跃，促使深度挖掘经济发展潜力，使经济实现超常增长，取得超额利润，而这正是世界经济增长极的内在含义。但经历一段时间后，如果原有制度保持不变，其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也进入到比较成熟阶段，经济增长会恢复到常态，实现稳定增长。但这时如果一个新的地区承接了这种制度，由于经济发展起点较低，其分工和专业化的动态比较利益就很高，经济发展潜力就大，从而可能实现经济超常增长，并吸引国内国际资本争夺新的超额利润，再现昔日世界经济增长极的辉煌，而这一过程并不必然要求该地区也成为科技革命的中心，技术贸易和转移完全可以满足其需要。
三　城市群的成长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
在世界经济增长极形成过程中，由于其制度环境宽松、分工和专业化的动态比较利益高、经济发展潜力大等优势，使之成为接受产业、资本、技术、贸易转移最多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巨大的经济增量所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直接推动分工和专业化快速发展，改进交易条件，从而拉动快速城市化，逐渐形成城市群。但分工和专业化受市场限制，在市场经济下，分工的自发演进会形成社会最优的分工层级。因此，城市群中各个城市并不处于同等规模和同等分工层次中，其中必形成核心城市，一般称为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它在城市群分工和专业化中居于支配地位，其经济辐射力可以影响到整个城市群甚至更广的范围。
由于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内的功能分工中居于最高位置，因此集中的主要是那些辐射力强、影响范围广的产业部门。在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部门分工日益深化的情况下，服务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现代城市经济中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在服务业中，金融保险、贸易等功能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倾向更为强烈。中心城市的这些功能特征使其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大大强化，它们交织在一起，大大促进了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世界经济增长极是全球经济空间的中心，这意味着在世界经济增长极形成中产生的城市群，其分工与专业化本身是立足于全球经济空间的，是在全球经济联系中产生的。所以，这个城市群能够成长起来，本身就意味着它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而其中心城市也就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当这个中心城市在世界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中心，并具有协调和控制全球经济的中枢作用时，它就发展成为了国际中心城市。
由此可见，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否则即使一个城市发展得很大，其功能也可能是扭曲的，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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