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全集磁力链接:地理发现与意识形态

从“李约瑟之谜”谈起

中国经济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发问：

第一个是“李约瑟之谜”。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

第二个是所谓的“韦伯疑问”。提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曾经孕育过资本主义胚胎的中国？

如果我们再补充一些背景数据，那么读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引人关注并因此让各个学派著书立说。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曾经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解释。因为儒家文化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因而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与此同时，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又是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着与资本和资源相比，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减少。所以，尽管14世纪中国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门槛，但人口数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资源的装置了。同时，人均剩余也因为人均耕地的减少而下降，使得工业化所需积累不足。与此相反，欧洲人地比例合理，其节约劳动的需求十分强烈，农业剩余也足以支持工业化所需资金。

但仔细琢磨，这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却经不起推敲。第一，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者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自身为假设前提的，这就如拿问题的结论充当条件，然后推导出这个结论，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即使中国早期达到了很高的物质文明，也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缺乏，因而不能穷尽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对技术进步的需求。

类似于此的假说层出不穷，无论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解释，还是从客观环境方面上入手，默认的一点都是欧洲的或者具体说是英国的经济发展优于中国。而在经济思想史上，大家普遍认同发展得好自然有她的道理，从此以欧洲的规则和经验来审查其他非欧洲国家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在学术中如一个地基，各个学派争论的只是构成这个地基的建筑材料的异同或者在这个地基上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建筑，没有人想过这个地基是不是打错了位置，甚至有没有必要打下这个地基。

“加州学派”的声音让经济史的研究增加了别样的色彩。反对西欧中心论，也不赞成中国中心论，加州学派试图在中心论与二元对立的标准以外，以历史发展的现实来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这究竟是另辟蹊径还是哗众取宠，怀着尊敬、欣喜和疑惑的心情我拜读了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

英格兰和江南的“本是同根生”

在《转变的中国》关于经济史的章节中，作者试图从三个角度来阐释中国与欧洲的共性基础。

第一，明清及近代中国经济变化。斯密的《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发展动力市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较高生产效率。在16至19世纪，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着斯密型动力（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经济成长动力），表现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在早期欧洲，随着银行与交易机构的完善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复杂交换方式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的斯密型动力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开展特别是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扩大了中国的市场从而产生了劳动分工和高效，却不知中国产品主要由市场驱动产生，而这仍然属于斯密型动力的变种，且外来推动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斯密型动力并非由欧洲引入而是中国自发产生。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商品行业侧重、交易方式和消费文化等有诸多不同，但背后支持这一系列经济行为的动力是相同的，即大家都在斯密型动力的内核下发展经济。

而上述时代的中国与西欧，共同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两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所组成的经济循环中。同样的发展动力必然导致同样的发展瓶颈，中国与欧洲同时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的资源匮乏的经济困境。

第二，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欧洲由早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逐步发展为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并为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工业时期打下基础。农村工业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通常产生于那些市场机制良好、耕作地块狭小的地区。由于提供了新的劳动机会，使结婚年龄更早，拥有更大家庭。而在16—18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与欧洲相似，越来越多农民转向纺纱织布或丝织。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地区背景下呈现了类似的经济变化过程，即商人长途贩运小家庭生产的产品。对于欧亚农村居民来讲，农村工业创造的经济机会也明显相似：农村居民没有普遍把劳动力转移到乡村以外，但却可以得到非农业性质的收入来源。同时，农村工业都促进了欧亚两地农民的早结婚和高结婚率。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众多学者开始探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工业化缓慢的问题，但提出问题本身就默认了欧洲的发展是正确的规则，而这是“加州学派”所不赞同的一元论调，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命题，在单元条件下提出的问题从多元角度来看是狭隘与片面的。

如果说中国与欧洲的关键性差异出现在哪一步，我想就是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欧亚各地对所谓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增长极限”的反应了。欧洲的成功首先表现在推迟了斯密所说的“增长极限”的到来，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创造的资源基础远远优于中国人开垦荒地创造的资源基础。其次更重要的是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找寻到了规模巨大位置优越的煤炭资源。

在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煤炭资源的开采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技术变化的力量造就了欧洲的突飞猛进。单方面评论中国的停滞不前缺乏理论基础，正是因为难以预料到得欧洲发展让这场工业革命的胜利来得如此出乎意料。

第三，从欧洲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作者希望以19世纪欧洲经济的变化启发于中国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欧洲的国家力量起了更为活跃与积极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保护了欧洲大陆市场，使之免于英国的竞争，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也促进了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发展。德国取消地方关税的关税同盟导致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兴建交通运输基本设施以及将货币标准化都促进了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当然，仅靠自身并不会创建新的基础设施，调集资本的新工具不可缺少，同时财政制度的发展又将私人和政府两者卷入其中。因此，在造就欧洲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纯粹的私人动力，又包含了国家积极性。对于后进国家来讲，国家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扩大了。

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在彭慕兰的《大分流》中， 首先作者比较的是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等，作者通过比较，提出在这些所有因素中，西欧在１９世纪前都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世界其余地方都不具备的优势，中国或日本的一些经济核心地区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英国。作者提出了英国唯一的一个优势——煤，煤作为矿物质燃料，成为工业革命的新能源。但作者强调的并不是煤的使用或煤的产量，而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以及地质状况。作者认为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使煤可以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与江南和岭南的经济发展核心区距离遥远。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大，开采时需要不断抽水，导致蒸汽机的发明。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煤层自燃，需要通风技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中国的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作者认为这并不是西欧的先进之处，而是西欧的幸运，是大自然给西欧的恩惠。

其次，作者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作者认为１７、１８世纪中国的市场比西欧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和土地买卖都比西欧更少受各种制约，产品市场也很少有卖主或买主的独家垄断；提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在１８世纪已形成一种“内卷性经济”。

第三，作者比较了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消费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开拓殖民地、上层社会（资本主义企业最可能的投资者）的观念变革等都有关系。作者把奢侈品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耐用消费品，如首饰、住房、高档家具、艺术品等，一种是所谓“日用奢侈品”，如糖、烟草、咖啡之类。西欧和中国、日本在１７和１８世纪都经历了这两类奢侈品消费逐渐扩大的过程，而中国普通百姓糖和烟草之类的消费水平都不低于西欧。

第四，作者研究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提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西欧优势的东西，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正先进。比如股份公司，它是把分散的闲置资本集中起来的一种企业形式。但工业革命初期，铁路时代之前，一般的工商业企业并不需要规模很大的资本，所以股份公司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必要的。股份公司真正的优势都表现在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事业中，在不能动用武力的场合，西方股份公司与中国商人竞争时，胜利的次数与失败的次数同样多。而且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股份公司的商业企业。再如西欧一些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保护商人利益和私有财产方面未必比清政府的政策更有利。

最后，作者认为，从１９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这是作者理论的两大支柱，而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重要。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１９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本书最后部分分析了新大陆即美洲殖民地的作用，提出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

横看成岭侧成峰

合上书扉，中国和欧洲在摸索中发展得历程却依旧历历在目。除去学术性的观点不谈，这种敢于走出固有围城的学术勇气和研究经济史的多元方法令人尊敬与钦佩。打破“欧洲中心论”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见解，更重要的是，“欧洲中心论”暗示了某种准种族义，认为西方天生是优越的，不可战胜的。而同样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的东方文明却是停滞不前的。

其次，尊敬于作者的历史格局。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外围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而是在于中心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一种偶然联系。

最后，我想最值得称道的是研究方法，王国斌教授提倡的前瞻法和追溯法的相互运用。所谓追溯法就是站在现在的历史结点上探求导致如今历史发生的关键因素，而前瞻法是置身于历史当时的结点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前瞻法更侧重于可能性而追溯法更强调现实性。过去历史学家过于注重追溯性方法，这种结果导向会令研究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失去历史本身的偶然与多样性。不以一种标准去审查另一种模式，不以欧洲发展否定中国进步，在《转变的中国》中，王国斌教授客观地以欧洲视角看待中国同样也以中国视角看待欧洲。看似简单的角度变化背后却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格物致知，“不以成败论英雄”，并非对弱者对落后模式的同情，而是尊重历史的选择，尊重历史的多样性。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回到学术观点上来看，无论是彭慕兰还是王国斌，在观念上的突破是很值得后来的经济史学家学习的，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但无论是读者还是专家恐怕对于“偌大中华文明却功败垂成于英国煤矿”这个观点多少都有些不能接受。两书都存在着过于关注相似性而不能客观看待差异性的瑕疵。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即便有偶然性事件，这个偶然性事件必然存在必然基础的。《大分流》中稍过片面的论证回避了这个必然基础，而《转变的中国》分别讲到了经济、国家和社会运动，却少了一根线把这些珠子串起来，所以虽然对这个必然基础有涉及，但令读者有隔靴搔痒之感。合上书本扉页，我看到了不通风筝不同的飞行轨迹，却没有触碰到那根拴着不同风筝的欲说还休的线。

那根线是矿物资源美洲大陆吗？没有挖掘工具航海技术再好的矿物或地方都会被埋没。是科学进步？没有激励科学研究的制度和产生工具的土壤没有人会理会苹果为什么掉下来。是政策制度？要知道所有政策制度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被制定出来的，没有决策者愿意定下用不到的规章，制度是用来解决问题和对方外部反应的。

才疏学浅，不能说我定论了什么，只能讲我看到了什么。那个时代的明朝通过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奖励荒垦使得农业生产恢复，政府收入增加，永乐年间政局稳定国力强大。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进行赋役改革，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上都高于宋元时期，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在世界上，明朝是16，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华国家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试丝绸纺织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生产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晚明时期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殊不知，这种强大的国力优势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固步自封。因为中国的农业主导以致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足，少了许多对外贸易的需求，过度的重农主义以及平均主义倾向愈发严重。况且明吸取宋覆亡的教训，中央集权过度发展，而清随明制，这样陷入过密化陷阱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亚大陆两端政治版图的不同同样为大分流埋下了伏笔，欧洲的不统一，各国之间互相的竞争，要求其重视技术的进步。而英格兰这个岛国，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1500-1750年间，依靠斯密型动力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并通过技术的进步而走向工业革命。与之对造的中国江南地区，由于整个国家环境的统一对稳定的追求，即使发生变革也会被中国其他地区的稳定所终和。

那么如何解释更早期的中国依旧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有过“四大发明”的科技辉煌？依我陋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分为两大类，一是满足生活需要的，二是高于生活需要的。第一类的产生方式是自然而缓慢的，因为其进步与改良更多的是依赖于农民工匠等不断对生产工具的改造，而在这种方式下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早期能取得众多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但第二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单单靠农民工匠等的摸索是远远不够的，得有一部分特殊身份的人有意识的进行创造、试错和实验，这样的特殊身份我们今天称呼他们为工程师科学家。这类群体的产生更多依赖于文化传统环境体制而不是人口优势，人口优势能让中国变成劳动力大国，科技优势却让欧洲蜕化成为了人力资源和资本大国。

无论是国力强盛农业主导导致的固步自封，还是生产发明方式的改变导致工业革命的流产，这只是事物呈现出的结果，尽管许多人愿意理解其为原因。真正的主导是造就进步也好落后也好的人，而真正主导人的是这个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在工业大革命发生前的“文化大革命”——欧洲文艺复兴，为欧洲的思想意识定下了自由开放的基调，其强调人性的崇高，重视实验注重教育崇尚科学，努力培养人们的求知欲。而反观中国的哲学思想，审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入世”的儒家注重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出世”的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看似南辕北辙的论调却都以精练的文字凝萃的思想宣扬了社会的伦理形态，这种形态的建立更利于统治阶级，更多依靠人们去体悟，而非科学所注重的具体数字公式和实验。形态意识的差异导致了传播继承方式的不同，而这种传承方式的不同又进一步放大了形态意识的差异，除非出现客观的历史重大事件让两者的差异显性化，比如外族入侵的鸦片战争，否则看不到别人的风筝永远认为天空只属于自己。

深深受此影响而建立的中国政权以及颁布的政策没有能够有力地发展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提供适合科学进步的有利土壤，而且事实上控制和塑造了中国的意识形态，道德，公共秩序，和民族认同诸领域。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出现“焚书坑儒”那样的愚民政策了。以至于如今改革开放后新世纪的中国，在舆论自由和宗教信仰上不如西方国家那么开放，当然，这与具体国情有关，我们抛开民族利益，只是单纯从技术层面剖析中国政府对社会意识控制欲强的根源。

最后回到这两本书，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所推崇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相比来说更客观更深刻，而他对国家政权的形成和社会运动的比较已经触碰到了那根欲说还休的线，这本身就和彭慕兰《大分流》中归结于地理因素纯技术层面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差异。至于王国斌老师为什么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可能是因为提出“二元中心论”的学术侧重不在于“立”，而在于“破”，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自以为是；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达成目的的“途径”，即研究方法，不以追溯法的标准评价历史，不以单元的模式批评多元的发展。

不过犹不及，也不矫枉过正，不急于证明中国的平行性和优越性，而是深入探讨双方各自内部的动力和制约。我想这是应该有的经济史观，也是超越了民族主义学派之争的关乎人类发展的大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