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月几号中日开火:论曾国藩的“五到五勤”说与洋务实践

论曾国藩的“五到五勤”说与洋务实践

2011年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现场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五到”理论，又被称为是“五勤”理论。他在谈到人才培养时说：“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这里虽然说的是“四到”，但在同时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又说：“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这里已明确提出了“五到”论。曾国藩在论为官之道时又说为官者当有五勤：“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五到”虽然就人才培养而言，“五勤”虽然就官员培养而言，但它们俱出于《曾国藩家书》，可见他所主张的“五到五勤”说也是对家人子弟提出的一种修身乃至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的要求。事实上，曾国藩不仅以此作为家训教育中的一种要求，他自己也是“五到五勤”说的忠实实践者。曾国藩是湘学名宿、实学大家，所谓湘学，所谓实学，所谓《挺经》，最讲究知行合一，曾国藩一生的功夫即在“知行合一”四字。所以，看一下曾国藩自身的实践，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的“五到五勤”说。事实上，最能体现曾国藩“五到五勤”实践的就是他开辟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若从他开辟洋务运动的实践来看，我们有必要打破他家书中“身、心、手、口、眼”的“五到五勤”顺序，进行一个重新的编排，这个编排的依据就是洋务运动这场改革的时间逻辑。
   
    第一，眼到与眼勤。
   
    在这一点上，与曾国藩最有可比性的就是他的前辈林则徐。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对林则徐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后来这个论断家喻户晓，在闭关锁国的落后时代“睁眼看世界”，也成为林则徐这位民族英雄为后人、尤其是被有识之士称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范文澜的评价也确实不过分，林则徐在到广州主持禁烟运动之前，举朝上下，包括他林则徐在内，对西方世界都可以说是茫然无知的。林则徐本人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以为西方人之所以喜欢中国的茶叶，是因为他们平常吃得全部是牛羊肉磨成的粉，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再加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华夏乃天朝大国的唯我独尊的思想，要想让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睁开眼来看世界，这在当时是难比登天的。这只要看一看一直到洋务运动中后期，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墨守陈规，夜郎自大，死抱住“我为天朝、尔乃蛮夷”的心态不放，就知道在当时即使只是“睁开眼”也已经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可林则徐确实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的勇气就在于他敢于跨越儒家知识分子固有的自信与自大，承认不足与差距。这种勇气的来源，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眼到”与“眼勤”的功夫。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他逐渐意识到那些洋商的身后有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世界，或者说有一个被自己、被国人误解了的世界。所以他虽然不懂外语，却立刻想尽办法招收虽然出身低下但却懂外语的人来帮自己翻译西方的报刊，这在当时的环境里基本上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也向来是被士大夫阶层所不齿的。
   
    可没有“眼到”与“眼勤”的实践工夫，又怎么真正做到“睁开眼”呢？所以林则徐不顾顽固派的非议，组织大量人手搜集、翻译与西方有关的情报。他先是派人把外国人在澳门出版的《澳门月报》译成中文，并编辑成册，然后还派人翻译了英国人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并译名为《四洲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与人文社会状况的重要译著。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在流放途中遇到了好友魏源，林则徐以书相赠，魏源就是在这本《四洲志》的基础上才编撰出著名的《海国图志》，并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之所以评价说林则徐是一个有大勇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不同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只知道目空一切，只习惯目中无人。他能眼勤，能眼到，究其本质，这不过是一种行为习惯，但却是大多数人或缺的一种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在晚清自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数十年内，就政府官员而言，做得最好的当数林则徐与曾国藩。如果说林则徐上是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曾国藩就是近代史政坛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人”。
   
    曾国藩论“眼勤”时说：“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说明他说的就是一种行为习惯。哪怕只是看一个人，也不急着下判断，而是仔细详尽地观察；哪怕只是读一篇文章，也不急着树自己的观点，而是反复阅读，细审详辨。很多人以为这种仔细观察的良好行为习惯是西方科技文明环境下所特有的，其实这种认识大谬不然。宋明理学讲究“格物致知”，仔细观察就是“格物”必备的一种行为习惯。曾国藩号称晚清理学大师，他在“格物致知”这一点上自然下足了功夫。但理学所强调的“格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了追求事物背后的规律性真理，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在实践中跳跃了“格物”一层，直接想当然地去“致知”了，这也是理学为什么既强调科学观察却又未能衍生出现代科技文明的关键。
   
    曾国藩算是看到了理学家的这个通病，所以他特别强调观察、了解与认知，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眼到”与“眼勤”。比如他被当时及后人津津乐道为晚清相面大师，甚至连《清史稿》里也信誓旦旦地说他“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如此夸张地说他相人、相面的功夫，因此彻底造就了曾国藩晚清相面大师的称号。其实，哪有什么相面大师，其本质不过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遇一人，必详细察看”，其本质不过就是“眼到”与“眼勤”，其本质不过就是仔细观察、深入了解的行为习惯。
   
    所以曾国藩看人如此，看书如此，看事物如此，看世界更是如此。如果说，林则徐首开中国近代史翻译西方资料的先河，那么曾国藩则是把这种翻译提升到了一个伟大事业的高度。他在建立中国第一个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的同时，命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旁边专门建造翻译局，然后组织大量专业人才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学名著。这种针对性与学术性就比林则徐翻译《澳门月报》与《世界地理大全》要高出很多。后来，上海翻译局翻译的西方科技名著大多成为翻译史上的经典，日本名治维新之后，把上海翻译局的大量译作转译成日文，这样，日本明治维新才有了大量西方科技知识的奠基与储备。
   
    第二，心到与心勤。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与林则徐则更具可比性。范文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我们说曾国藩可以算是近代政坛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人”，这个“睁眼”只是一种纯客观的描述。然细细想来，若论真正的“睁眼”，也就是通过观察、探究和研究，从而产生深刻的认识、意识和思想，恐怕在近代政坛上，曾国藩还是要远远超越林则徐的。
   
    眼，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称其“从目从艮”，艮起到声旁的作用，但艮字在这里多少也有会意的功能。艮是八卦里的一卦，它的卦象是山，它对应的方位在东北方，而它对应的时间是丑时到寅时，也就是夜里三点到五点之前，这个时间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正是一天里最黑暗的时间段。按道理“眼”是用来看的，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正是最看不清、看不明、看不见的时候，为什么“眼”这个字倒偏偏从“艮”呢？
   
    此正见汉字伟大之处。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具有辩证法思维的族群，这从易经的阴阳学说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越是黑暗，越需要睁眼去看！而这时睁开的眼，恐怕不是生理器官的眼睛，而是心灵的眼睛！所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的背后是心灵，“眼到”的背后是“心到”！所以曾国藩是这样解释“眼到”与“眼勤”的，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这里提到了两个方法论与两个终极目的，即“心到”与“心勤”的方法是“积苦思”与“至精诚”，而“心到”与“心勤”的目标则是“开”与“通”。“积苦思”就是反复思考、思索、思想，“至精诚”则是全身心地融入与追求，这样对于你要了解的事物与对象才能最终有“开”与“通”的把握。开，就是真正了解；通，则是彻底把握。在“睁眼看世界”这一点上，曾国藩与林则徐的差异也正在这里。
   
    林则徐虽然对西方科技文明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乃至翻译工作，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他在研究了这些材料之后，并没能达到“开”与“通”的地步。比如他在禁烟过程中还曾信誓旦旦用不提供茶叶让英国人便秘而死来要挟对方；又比如鸦片战争开战之前，他曾花巨资从美国人那儿买了一艘重达1080吨的大船，名曰“剑桥号”，并加以改装，还配置了34门大炮。这看上去像是装备了一首豪华战舰，倒是可以跟英国人一较高下。可林则徐如此大费周章背后的思路却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他把这条巨资打造的“战舰”横在珠江口，并把它固定住，以此来作为阻拦英舰进出珠江口的障碍物与固定炮台。结果战事一开，英国人即轻而易举地连船带炮全部抢走。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林则徐，他在他的那时代已经算是伟大的先行者，但通过这些表现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确实做到了“眼到”，但还是没能做到既“开”又“通”的“心到”。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所以他在“眼到”、“眼勤”之外，特别强调“心到”与“心勤”。而他“心到”与“心勤”的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曾国藩曾有“平生三耻”之说，第一耻就是说自己不懂天文算术，说明他对自然科学并不甚了解，他的功夫基本上全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那套文以载道。大数学家李善兰来投奔他时唯一的要求是让曾国藩帮他出版自己翻译的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曾国藩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却慨然允诺，自掏官俸600两白银为李善兰出书。曾国藩虽然看不懂，却深知这部数学名著的重要，所以他想用自己的声名为李善兰做一些宣传，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一代大儒的身份为李善兰此书作序。可曾国藩对书里的内容丝毫不懂，又怎么作序呢？曾国藩自有他的办法！
   
    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在老爹的影响下，知道只学习儒家的经史子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渐渐喜欢上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后来甚至为此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示要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唯有父亲曾国藩对此却表示大力支持。现在曾国藩让曾纪泽拜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大科学家为师，然后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为李善兰这本《几何原本》的译作写一篇序。序写出来之后，曾国藩又反复审阅、学习多次，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为李善兰成就科学家之大名，甘愿做一颗大大的铺路石。后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容闳这些科学家帮他办兵工厂，整个过程中曾国藩自己也是全身心投入的，他的洋务意识正是在这个“心到”与“心勤”的漫长过程中才渐次形成的。
   
    还有一个小例子更能说明他的“心到”与“心勤”。李善兰写的《几何原本》是数学译著，他实在是读不懂，但即使这样，他也试着反复揣摩了许久。后来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将自己所著的《校邠庐抗议》寄给了曾国藩，并乞序文。其书放眼世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曾国藩读后像着了迷一样，整日手不释卷，反复揣摩。最后他由衷的赞叹冯桂芬的观点乃“名儒之论”，不仅欣然为之作序，而且在学习、揣摩、赞叹、“眼到”、“心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采西学”、“制洋器”、“徐图自强”的洋务思想。
   
    第三，身到与身勤。
   
    曾国藩的《挺经》中最有名的一个观点就是要“挺身入局”。什么叫“挺身入局”？宽泛地说当然包括临事、临难时的全身心投入，但狭义地来说，这个“挺身入局”就是挺身而出，就是行动力与实践精神的一种表现。
   
    曾国藩解释“身到”与“身勤”说：“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验“险远之路”，这叫行；品“艰苦之境”，这叫知！所以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曾国藩也是这个意思，做事情首先要能入乎其内，不要做局外人，这是行，是以身“验险远之路”。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当然，彼时并没有公派留学，容闳也完全是凭着个人“身勤”与“身到”的品质和毅力，在美国大学史上留下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认为腐败的清政府并不值得他效力，所以他最先投奔的是太平天国。可等到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交战区来到太平天国当时的都城天京后，当容闳看到天京城里有着1200个有特权的王的时候，他彻底失望了。再加上他的七条救国主张，最终也石沉大海了无消息，容闳由失望而心凉，最后悄悄离开了他曾经寄予无限期望的太平天国。
   
    这时候，曾国藩从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口中听说了容闳，因为容与华、李等人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他们彼此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虽然曾国藩知道容闳曾经去投奔过太平天国，但他对容闳的七条救国主张却大为赞赏，所以想方设法让李善兰、华蘅芳把容闳请来。容闳勉强来见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然后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而容闳居然也就答应了这个匪夷所思的请求。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
   
    容闳为此感激莫名，誓报曾国藩知遇、信任之恩。可是他到了美国之后，正赶上长达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所以他耗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曾国藩的使命。容闳离开后，年余不归，很多人都对曾国藩说，容闳一定是携款私逃了，可曾国藩却一直认为容闳定不我欺，而容闳之所以迟迟不归，只是因为他要走的是“险远之路”，他要遇的是“艰苦之境”而已。曾国藩能如此信任容闳，固然有他“眼到”的准确观察，“心到”的精神共鸣，但一定还有他自身“身到”的经验感知。因为他知道，容闳也一定能和他曾国藩一样，是一个能做到“眼到、心到、身到”的人。果然，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如果说以身“行险远之路”是入局，是入乎其内，那么临事时以身“尝艰苦之境”则蕴含着某种调查研究的精神。
   
    在容闳出国购买机器的同时，曾国藩不等不靠，全力支持华蘅芳、李善兰、徐寿这一批在当时中国最为优秀的科学家首先在安庆搞起了兵工厂，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安庆内军械所。而安庆内军械所的成立之日，也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洋务运动的开启之时。开始安庆内军械所只是生产一些枪支和炮弹，后来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他们开始试图制造和西洋军舰一样的火轮船。但这样白手起家式的建造实在难比登天，接二连三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作为三军主帅，在每天要处理千头万绪的军务之外，还是抽出时间要到军械所生产的第一线去考察，他虽然不懂科技，却也经常与华蘅芳等人一起讨论，并为之打气。他算是亲自目睹了这批科学家摸索建船的“艰苦之境”。后来，当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中国人自己制造出的军舰“黄鹄”号试航的时候，曾国藩走上船，从船头到船尾只走了一遍，立刻就说出了船身的长度。可见他平常调查研究之细致，可见他这种“身到”、“身勤”之中的用心与投入。
   
    正是曾国藩自己的“身到”、“身勤”精神感染了他身边的人，华蘅芳、李善兰、徐寿这些杰出的科学家才努力为他建造中国人的第一艘军舰，容闳才为他甘愿远涉万里购买机器，后来容闳更提出一个有关民族命运的“身到”计划--即选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让中国人亲身体会与西方科技文明的差距，从而改变一代人！这个计划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所以容闳费了很大劲也招不满首批留美的30个留学幼童，可见这种见识在当时是多么超前。可曾国藩理解容闳，因为他们都是讲究“身到”与“身勤”的人，正是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容闳的公派留学生计划最终得以实现，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而他教育救国的梦想也最终因此而得以实现。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容闳作为中国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他的眼光是独到的。他开始认为清政府没有指望，所以才去投奔太平天国。后来因为太平天国让他失望，在好朋友的劝告下才来投奔曾国藩。后来，因为与曾国藩本人的惺惺相惜，他做了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又做了清政府的官员。可在曾国藩死后，他又渐渐与革命党人走到了一起，最终又走上了反清救国的道路。可见不是清政府吸引了他，而是那个叫曾国藩的人吸引了他。所以容闳在晚年也曾深情回忆说：“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
   
    第四，手到与手勤。
   
    曾国藩在解释“手勤”时虽然只是说“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看上去只是很小的生活习惯，但它背后折射出来意义却是非凡的，因为这种“手到”与“手勤”意味着对动手习惯的提倡与培养，而动手习惯则意味着创造意识的形成与确立。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尤其是在那个封闭、愚昧、落后、缺少科学精神与创造意识的时代里，这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曾国藩之所以要建安庆内军械所，之所以后来要建江南制造局，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阿思本舰队事件。当时因为战争需要，曾国藩上书朝廷，建议在长江下游设一个造船厂，以供应湘军水师。结果时任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的奕认为建船不如买船快，还不如直接向英美买。当时奕的好友英国人赫德自告奋勇，代替清政府在英国购买铁甲战舰。曾国藩看奕态度明确，也不好出面反对，于是他就购买军舰一事上书朝廷说：“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先购买西方先进科技产品，然后再试验、仿造的思路来。曾国藩甚至认为这样的结果不仅可以用于战争，还可以造福于民生，甚至最后奋起直追，乃至超越西方科技文明，这就是“勤远略”了。回想中国近150年来的科技文明发展，难道不就是像当初曾国藩所设想的那样子吗？
   
    结果赫德折腾了两年，又经过当时正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花费了巨资才买了七艘中级和小型级的兵轮。李泰国擅自作主，聘任参加过两次侵华战争的英国人阿思本为舰队司令，所以这支舰队又称阿思本舰队或中英联合舰队。而阿思本又命令舰队所有官兵只许招募外国人，不许招募中国人。这一来清廷上下哗然，自己掏了巨资，打造了一支全由外国人掌握的舰队，这不是荒唐透顶的事吗？所以双方后来吵来吵去，阿思本舰队最终解散，而清政府为此白白损耗白银达七十余万两。曾国藩自始自终都主张，不论是买还是造，控制权一定要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样才能“师夷长技以制夷”，才能不失去主动权。而在“师夷长技”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只要肯努力，肯埋头苦干，肯卧薪尝胆，肯“手到、身到、眼到、心到”，就一定能缩小和西方列强的差距，甚至最后超越西方列强，一雪国门洞开之辱！曾国藩为此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徐图自强”！后来，这四个字成为了曾国藩洋务运动的出发点。本着这种意识，他全力支持华蘅芳这一批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科技人才自主研究，筹建安庆内军械所。而容闳也正是感受到了曾国藩如此沉重的使命意识，才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作终身的追随。
   
    当然，“徐图自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一般的难。曾国藩开始组建安庆内军械所时，广纳天下英才，以信仰感召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像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与物理学家徐寿父子，这批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来到他的幕府。曾国藩鼓励他们放开手脚，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军舰来。这些科学家日以继夜，居然只用短短七个多月的时间，完全靠自己动手摸索，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因此感慨地说：“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
   
    可制造出发动机到制造出轮船，还有相当的距离。后来，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庆内军械所的这批科学家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曾国藩从来不责备他们，只是不停地为他们打气，因为他相信，如此一批有信仰的人在一起，能如此“手勤、身勤、眼勤、心勤”地做事情，那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所以当历时两年之久才造出来的中国第一舰军舰“黄鹄”号试航的时候，曾国藩虽然在日记里冷静地说这艘船还是“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他却对这批科学家说，他坚信既然中国人能自己造出轮船来，然后“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中国很快就会有自己的舰队了！
   
    就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先是安庆内军械所，然后是江南制造局，然后是福州船政局，然后是天津机器制造局，然后轮船招商局，然后是开平矿务局，然后湖北织布局……先是军事工业，然后是民用工业，然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才得以一步步发展起来，而这个“徐图自强”的漫长发展历史，它在历史上的名字，就叫--洋务运动。
   
    第五，口到与口勤。
   
    曾国藩的明强挺经智慧里有一条叫“言多必失，做多必得”，所以他个人向来强调是“戒多言”的，怎么又会在“五到”与“五勤”里有“口到”与“口勤”呢？
   
    其实，曾国藩“口到”与“口勤”里的“言”并不是“戒多言”里的“言”，这里的“言”恰恰是“做”的一种。他自己在“五勤”里解释“口勤”是“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这里的规劝与训导正是曾国藩为人的可贵之处。事实上曾国藩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章太炎说他“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可虽然争议如此大，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却曾经说，不论恨他爱他的人，大家倒都承认曾国藩算得上一个标准的教育家。原因就在于他的“口到”与“口勤”，就在于他的“规劝”与“训导”。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不仅对曾家子女、子弟进行规劝与训导，他为了要办有主义的军队，也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幕府成员、对自己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进行“口勤”式的规劝与训导，这样一来他的家训就从家庭教育的范畴迈向了社会教育，所以曾国藩家训在中国传统家训中非常独特，就是因为它不仅具有家庭教育意义，更具有非凡的社会教育意义。
   
    当然，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这种“口勤”是与“身勤”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调查研究的方式。比如在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初期，他总要在繁忙的军事乃至公务之余，到军械所生产第一线去视察，去问询，去给那些科学家鼓劲、打气。后来他到南京做两江总督，而江南制造局设在上海，虽然两地相隔甚远，他也异常繁忙，但他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过问江南制造局的发展情况。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之所以在江南制造局上下那么大的气力，也是因为那是他老师曾国藩最关心的期望所在。说起来，曾国藩的死也与他的“口到”与“口勤”有关。他晚年在两江总督任上，虽然身体羸弱，却十分关心江南制造局的发展。1871年年底，他专门到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视察，当时江南制造局的总工程师美国人科尔与傅兰雅接待了这位曾大人。后来在曾大人热情而细致的询问下，科尔与傅兰雅终于说出了对江南制造局的失望，他们说以江南制造局的条件，在国外这样的工厂，它的效率一定能提高很多倍，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简直是浪费。当曾国藩再次追问这一现状的原因时，科尔直言--这是因为体制的问题！
   
    曾国藩突然意识到，体制不变革，他的洋务运动，他的“徐图自强”，不过终将是浮云一场！曾国藩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再也没了视察的兴致。自上海回到南京后，一下就病倒了。这一病沉疴难愈，拖延了三个月后，一手开辟了洋务运动的曾国藩终于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

郦波教授在2011年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纵观曾国藩一手开创洋务运动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曾国藩的个人智慧在洋务运动之初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这种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尤其是传统儒家文化环境中，是极其稀缺并难能可贵的。传统儒家文化穷理究变，虽然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却缺乏以逻辑精神为基点、为支撑的实践精神，尤其是实验主义所倡导的创造与创新精神。曾国藩能摆脱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认识习惯，从“五到五勤”说入手，放眼世界，学习创新，勇于实践，这才有了鼎故革新的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曾国藩一手开辟的实践学习论主张毫无疑问已为中华文明向科技文明的迈进引入了第一缕曙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才成为容闳口中所说的“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的“曾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