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世界未击穿:我只养你18岁__献给所有做父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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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退学
在子轩上初一的时候，我把他领出了校门，在子轩18岁的时候，我把他赶出了家门；从此，我也没有了家。我的观念与行为显得出格，由此引来媒体的一连串报道。
自序 解放宣言(1)
我是老周。有个儿子叫子轩。
在子轩上初一的时候，我把他领出了校门，在子轩18岁的时候，我把他赶出了家门；从此，我也没有了家。我的观念与行为显得出格，由此引来媒体的一连串报道。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我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一句是“我只养你18岁”。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本是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口语，被记者捕捉到，最后定格为报道的标题见诸媒体。这两句话不是豪言壮语，但是它像诺言一样铸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生活事实。
一位书商找来，约我以“我只养你18岁”为题做一本畅销书。起初觉得这个话题挺不错，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也有话可说，就应承了。记得我还写下这样的文字：“将'我养你18岁’定为书名，不仅仅是因为此话上过媒体，为众多读者熟知，更重要的是能传达出我的教育理念，这里包含着我对为人父母应尽义务和责任的理解，包含着对终身教育的思考，也隐含着我对现实社会国人'早衰晚熟’现象的忧虑。以我对教育的理解，18岁是一个新生代独立生存的倒计时转折刻度，教育如果完不成这个使命，我有足够的理由另辟蹊径。”
进入写作状态后，我渐渐发现，有关18岁的话题本来就不是个问题。大道理谁不知道？如果有问题完全是因为社会出了问题，结果使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
我还发现，“我只养你18岁”并不能构成子轩当年退学的终极理由。如果只是为了打发他另立门户，实无必要把孩子从13岁开始就早早领出校门。我扪心自问：你的“教育理念”又是从哪里来的？你“另辟蹊径”究竟想找到一条什么样的出路？
怎样“自圆其说”？我必须远离话语的干扰，哪怕是自己说过的。我似乎只能退回到生活事实，回到事件发生的原点上，对经历过的一桩桩生活细节重新审视，拷问每一次生活重大转折的起因与动机。
子轩退学事件发生的时候，只是当日他所在班级的头条新闻。几天后，校方只是来过一个电话，知道人没出什么恶性事件，就没再过问。事情本身很小，而且周围的人也渐渐淡忘，但是对当事人和他的家庭的影响就大了。因为我们此后注定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在主流教育面前，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反差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那时我方才体验到什么叫“内心深处爆发革命”。此前，我的脉搏曾有过46次/分的记录，健康状态盛极，后来心脏出了毛病，老是感到胸闷，时而心悸。我没有求助医生，因为我很清楚我根本就没病，完全是内忧外患的日子把人怄的。我坚信我并没有失道，只是寡助，假如上天能给我一个自由支配自己的机会，我会重新振作。
一个初一的孩子就退学显然是新闻，一个升初中时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从一所省重点中学退学更是新闻，一个教育硕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则是闻所未闻。在海南只是有人说我有病，没有人把它看成新闻，直到1999年我们漂到北京才引起媒体关注。
媒体持续报道与其说是主流社会对我们父子二人命运的关注，不如说是大多数常态人群也都有自己心底的隐痛。在对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大家都有心病，只是谁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老周你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痛在哪里？我们都有生存困惑，甚至已经到了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我的做法之所以惹眼，也许是与大家熟悉的社会舞台背景反差强烈。有些人指责我自私、冷酷、盲目、偏执，对此评价我与其为自己辩护倒不如表示谅解，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充盈着利他、温情、从众、中庸的色彩，大家也许都有所遭遇，但似乎不到“最危险的时候”，谁都不愿率先做出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些传统的文化特征正在国际化、市场化的浪潮中逐渐淡化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相信时间终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和行为。等待太久，我必须行动！行动已经完全体现了我“活着”的目的。也许是社会文化转型引起的
“集体无意识”恐惧，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一个先跳下海的逃生者，接下来想知道这爷俩儿是否还活着，是否能找到生路。
生路？对！是求生。活就要活在时时处处，最好是不要目的不要理由。我就是以自己对生活的这种理解来对待教育对待孩子的。“渺小的目的，造就伟大的人” 。
“你不是活着吗？”
“《活着》被枪毙了。剩下的是苟活。”这就是我遭遇的生存现实。
十多年的煎熬，拉扯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好累呀！家长，难道就是孩子的牺牲吗？除了为了孩子，生活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我发现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在跪着。他们或是跪倒在金钱面前，或是跪在子女的脚下，或是跪在搓板上……有些是被绑架跪着的，而更多的是作茧自缚，跪得是那么虔诚，那么心甘情愿。
“活着”对中国人不算新闻。苟活者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幸福地活着”恐怕也没人关心，因为幸福生活大同小异。这些活法都与我无染，如果人活着只能是这样，我宁愿去找死！死也没那么容易，上帝还让我活在世间。
我们父子的生活仍然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中。当下苦乐参半，未来充满悬念。孩子已经自食其力，遂了属相，金鸡独立。我已经彻底“减负”，只剩下养活自己的任务，胡乱划拉些小钱就把小康的作业交了。心脏不治自愈，脉搏49次/分。躺下一分钟就没了思想，开始打呼噜，睡到自然醒。思想的重担交给起大早
食的儿子，我的任务是做美梦，为这个缺少想像力的种群生产快活的生活样式。我不想惹那些和我有同样冠以“父亲”职称的同龄人生气，我们小时候都挨过饿，失过学，下过乡，进过厂，成家，拉扯子女，熬到这份儿上也都挺不易的……让我把你们全都解放了算了。
自序 解放宣言(2)
老 周
2003年11月20日
狗拿耗子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
“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没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子轩退学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海南，初秋的一个下午，晴。老师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学校。我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一路上都在考虑该说些什么，怎么回家。想着想着就烦了，我们当家长的招谁惹谁了，凭什么动不动就被老师召来唤去？
牢骚归牢骚，我还是尽量让自己镇静再镇静，但心跳不止，像是走向拳击台。
照面的第一眼，我看见孩子正在接受罚站(后来才知道被罚站过N次了)。他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从门窗探出头来看热闹，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请到学校来，子轩的同学感到新鲜。子轩神情木然，下意识地抠着手指甲，不知那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老师远远地站在子轩的对面，看上去还在生气。
我和老师打过招呼后场面就僵住了，双方都在端着。我心想，不是叫我来吗？人来了干吗又不说话？她也许在想，你总算来了！那些当领导的家长电话里一声传唤都得乖乖地来听吩咐，你摆的是什么谱？看今天的残局你怎么收拾！相持了好一阵，还是对方先开口了。
“你说怎么办吧？”老师扭着头，眉宇微皱，不耐烦的表情里略带一点委屈，但手是背着的。
这个姿态让我想起了中学的一个同学，她上学的时候经常挨老师训，一哭就抽鼻涕，后来当了小学老师，训起学生来也背着手。不过那个时代的老师也就敢对学生有脾气，出了校门挺自卑的，找对象打分超不过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训家长没自信，更不敢训工人阶级的家长。此一时，彼一时，在今天有些名气的学校里，工人阶级家长几乎连挨训的资格都难得有了，想挨训的起码也应当是个中产，比比昔日的老大，我似乎该庆幸自己没沦落到“弱势群体”才是。
我们谈了几句，互相找不到感觉，那种错扇子怎么也合不拢的感觉。
老师在等我承认家教不严，教子无方，似乎在等我求情许诺三番后再酌情拿捏。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家长的必须听从老师传唤，可是明摆着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矩，随叫随到，我这不是也来了吗？此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教育学者的耻辱，更是一个当家长的耻辱，一个普通人的耻辱。
既来之，我还是想和老师商量着解决问题，我想听她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只是说她横竖教不了这个孩子了，让我带到校方发落，另请高明。我本来想跟她解释我们家长没有教唆什么，真的！孩子也不至于成为什么“犯”，事情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还有许多措施能让他重新改好，只要我们学校家庭达成共识、好好配合的话。其实我真想质问她：“子轩可是以全校拔尖的入学成绩进到你的班上来的，怎么才半年工夫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我们家长有责任，难道你们当老师的就没一点责任？这样的学生你们教不了，你们想教什么样的学生？”知道这话一说出口肯定要吵架，到头来不仅不解决问题，只能吃不了兜着走，最终倒霉的还是孩子。我忍了。
老师看上去压根儿就没有跟我谈话的意思，她背靠的教室里摆了70张桌子！子轩从原先的第一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调整到最后一排的墙旮旯里。
这是一所省重点学校，超编的名额一个卖价3万块钱，行情看涨，供不应求，还有若干附加条件，成绩太差不行，调皮捣蛋不行，家长不懂事也不行，就算花了钱还要托关系。这样的学校不缺钱，中学老师的奖金收入比我们大学老师高，在社会上虽然没当官的牛，但是在校门里面可以训那些当官的家长，有足够的理由自豪。
尽管是重点中学，可毕竟是这所师范学院的附中，大学里的老师怎么没那么牛呢？大学生一旦进了大学似乎也不及在重点中学里那么受宠。我的同事们自嘲自己是“附师”的，虽说是本末倒置现象，但是见怪不怪，整个社会都这样认为，硬要去追究什么道理，就等着吃眼前亏吧。
老师还在那里等我出牌，以逸待劳。
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此时此地该扮演的角色，我是她传来的，她今天传我来是要拿我找找某种感觉。面对此情此景，除了调整心态低头当一回孙子发誓赌咒再多放点血，我估计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于是，我说出了憋了好久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 “这是一个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没有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家长的问题出在哪里(1)
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
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子轩是我牵着手把他领出校门的，我对退学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一点我从不否认。但是必须说明我当时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时冲动。
退学事件发生之前，他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已经影响到家庭的安宁，他的母亲曾被老师传到学校多次，每次都带回满腹牢骚跟我吵一架，抱怨我从来不去学校见老师。终于有一次，子轩母亲说，她再也不去学校了，以后让我看着办，她受不了这份难堪。我因此郑重其事地向子轩出示了黄牌：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让学校传过，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因为早打过招呼，决定退学实际上是履行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如果再让老师把家长传到学校，立即退学没商量！记得我们事前商谈关于退学的约定时都很平静，无奈的平静。老师有最后通牒，我把老师的话转达给了孩子，接着向他交代清楚了我将采取的行动。我也给他讲了种种后果，他做了检讨和保证，游戏规则就这样定了。打这以后，我们的心都悬着，子轩老实了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又滋事了。上自习课他在教室里面带头捣乱，站在桌子上起哄的时候，让老师逮了个正着。接着就发生了我和老师之间的冲突。约定的事情当然要执行。快刀斩乱麻！当事情没完没了，扯不清的时候，我喜欢找这种调子。我的初始动机是想设一个底线来解决问题，希望这张黄牌能起到威慑作用。作为当事人，子轩已到了知道后果的年龄,说不知后果是装糊涂。因为退学是一个约定，我们事前有商量,
在他领红牌的一刻我们都没有感到突然。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下这样大的决心让孩子退学呢？
直接的原因出在孩子身上。孩子一上中学，就搬到学校里住，学校就在家跟前，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本来无必要住校，孩子想获得更大的自由，编了许多理由。当时我们当家长的都在忙各自的事情，没有觉察到他变化的苗头。当他提出住校要求时，我们还都往好处想，希望他在集体生活中能早些学会自理。谁知住校后不久，这个孩子就判若两人，成绩直线下滑，成了班上的动乱之星。老师告状日渐频繁，发展到后来，老师开始传家长到学校接受再教育了。内容无非是历数孩子调皮，上课睡觉、不按时完成作业等等，然后就是让家长做保证，说白了就是想让家长把孩子收拾一顿，再往下就是带有通牒口气的话语。我能体会到他母亲曾经蒙受过的难堪，更感到无辜。我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不应当接受的骚扰，我们招谁惹谁了？我很想报警，真这么想过。
心烦意乱中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就像李春波的《此致敬礼》歌词中写的那样，一辈子干革命工作，哪里理睬过我们的学习，哪里遇见过这么多破事！他们没什么文化，更不知道还有教育学、心理学、营养学，家训只是平淡的一句话：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活人。他们像同代人一样放养着自己的孩子，收获的却是人前的荣耀……
想到这儿，我真正感受到了事业和人生的挫折。事实明摆着，我学到的教育理论千好万好不如上一代的老套家教得出的结果好。我的困惑并不因自己是一个教育学者就比别的家长少。
在处理家里家外的事情上，我和上一代一样，并不是护犊子的那种家长，也从不惯孩子。子轩的臀部已经为老师的状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似乎是家长管教孩子的最后招数。总不能打牛千鞭吧，我的确再也下不了手了。我也是当过老师的人，遇到过更顽劣的学生，听一个讲求师道的前辈说过，为师者不能像军人一样指挥家长按教育的要求行事，哪怕你是正确的；向家长告状的老师是无能的。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我当老师的时候从来没找过任何一个家长的麻烦。怎么我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家长？我当然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子轩的所为，为什么这么不懂事？为什么非要逼我痛下杀手？你知道未来等着你的是什么吗？我又怎么向世人交代？子轩在学校的表现可谓不良，但是就事论事，他还谈不上恶劣。单从处罚尺度上讲，他的所为不足以按退学论处。也许他当时也知道这一点才胆敢一次次试探家长的爱有多深，老师爱你有几分。聪明不是错，知道自己聪明玩聪明大祸就要临头了。《圣经》里的主祷告词说：不要试探。子轩是为试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可以违抗父训，我们之间也可以讨论更低的底线，但不可以走私承诺，底线不能是橡皮筋。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履约行为本身不是错误。
如果追究责任，也许更应该追究到早前，我愿意承认对他的早期教育不够，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性格中大概也有DNA，从童年就开始成型了。子轩自小是由双方的老人带大的，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如果有谁说我们不负责任，我们有主流社会提供的现成理由：一切罪孽都是“四人帮”造成的，没见到我们正在忙着抢夺“四人帮”给耽误的青春损失吗？我们理直气壮地把孩子推给了老人，老人也是心中暗喜半推半就。老人与孙子之间享受天伦之乐虽不能说是坏事，但是过度的宠爱总是给孩子的过失留有退路。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家教从来是严厉的，但是对孙子的态度正好相反。我对子轩小时候的管教勉强算做严格，但是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小小的孩童就会看眼色，孩子总是倾向于温情，只要爷爷奶奶在跟前便有恃无恐。代沟的裂痕也许从那时就开始发育了，致使后来的家教事倍功半，甚至油盐不进。
家长的问题出在哪里(2)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大学死了(1)
精英学子们不堪忍受大学里面的迂腐和屈辱，纷纷下海、从政、出国，剩下了一群怕杀头怕领导怕老婆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办大学。
大学里面的主人被“逼良为娼”，卖身的钱又要掏出来送后代进去“坐台”，什么事嘛！作为当事人的我感觉到现实的荒诞。
大学已经死了，你们还上什么？
退学意味着什么？这对我这样一个学教育专业出身而且一直从事教师职业的家长来说不可能没有考虑过。
那一段时间，我正在家闭门写作。我站在一个自由人的立场上对当时的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对滞后于市场经济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严厉抨击，写了一组题为《市场化：中国教育的选择》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其中的许多超前预见今天已经应验，有些观点仍然鲜活。写教育文章对搞教育理论的人来说理所应当，但是我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我是为寻找思想出路和子轩的前途而写作的。他在现实中接受的教育让我绝望，他的发展前程让我忧心忡忡。
退学的选择我早就考虑过了，子轩即使不调皮捣蛋，正常地接受学校教育，其发展后果我也并不看好。最后不就是为了考大学吗？大学我读了十年，教了十年，总能算是个知情人吧。莫谈中国的大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和过去比只能谈数量，质量只能说是每况愈下。当年我考研究生的时候，17名考生竞争到最后只招了我一个，看看今天的研究生，成班招，几乎是能考上就能毕业，考不上的舍得掏钱也能混个文凭。导师就更不要比了，我的导师一辈学贯中西者大有人在，今天的研究生导师且不谈学问见识之短长，能写好白话文的有多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大学里面无英才，而是说，这年头的职称、名头太“水”，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今天的学校里未必能受到重用。无论从一个教育学者还是从当家长的角度看，我的教育理想总不能满足于供养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式的人才吧！你就是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就算是成了人才又能怎样？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是这样的：
海南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椰子从树上掉下来能砸着3个老板。言是皮包公司多，什么人都可以当老板。下海人自嘲续写了这个笑话，椰子砸到谁也砸不死，因为都顶着博士帽，其他两个人穿着宽大的黑色安全套，款款地兜住从帽子上滚落的椰子，就地打开当早餐吃了。多熟悉的笑话，多形象的刻画，那就是我们。1987年，当时中国大陆学历最高的一批人来到海南，世称“十万人才闯海南”。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抛弃了到手的一切，怀着19世纪美国西部牛仔淘金的激情，聚集在这个小岛上寻求自由的梦想，他们张开想像力憧憬着：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变成一个更大的香港，中国的曼哈顿。可是苦涩的海水很快就洗白了学子们刚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学来的最后一点浪漫，这里是有着千年流放配军贬官历史的蛮荒之地，这里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地方，这里的官位、人命都可以标价。找不到在编岗位的人为谋求生存只好以出售自己的方式寻求打工机会，海口东湖自发形成了人才交易的集散地，不远就是红灯区。大钞票在这里兑换成了小零钱。通过走私和土地房产租售获得的金钱可以在这里置换为配权——交配权、支配权和分配权。有钱就可以买劳力、买批文、买官印，有钱就可以打炮。配军的命运如此轻而易举就改变了！上流的感觉找到啦！这一发现极大地满足了一些爱岛主义者的欲望和自尊。他们发明了一个可以在同类喝茶聊天时诱发淫笑的词汇——人才。应当说这是幽默，颜色暂不讨论。这个发明代表着当时本土文化的最高建树，因为它的确使许多心怀惊恐自卑的本地人尤其是领导同志顿时感到高大起来……
我是恢复高考后最早毕业的教育硕士，一直在高校里面搞教学与研究。在读研期间我就张罗了一群年轻学者想办一所自己想上的大学，为此我还找过兰州市主管教育的市长和工商界人士，想得到社会力量的赞助，行动之后我陡然发现没有社会也没有企业，我的想法来到世间太早，于是下海的念头在听说“下海”的话语之前就萌生了。我心目中的大学是老北大、西南联大那样的大学。“梁效”（“梁效”是“文革”期间北大、清华两校组合起来的写作班子，由“四人帮”控制）当然不能算，鼓噪什么“理解万岁”的也不能算，这些家丑事得经常提着点，不然总是有人喜欢拿块牌坊吓唬人。我看见的大学，教授分房子还要排在处长后面，像我这样的老资格讲师还不如副科，单凭这一条精英就留不住。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精英学子们不堪忍受大学里面的迂腐和屈辱，纷纷下海、从政、出国，剩下了一群怕杀头怕领导怕老婆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办大学。
这就是我当时经历的生活，是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先锋分子的共同遭遇，我们以自己的生活遭遇在历史中默写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民间话本。这些遭遇难道在下一代真能变成轻喜剧？我不信。我不信我们这一代人不行下一代就行了，我也不信我们没出国的人才不行出了国的就行了。是“海龟”又能怎样，别以为穿上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有本事就别回来呀，就地领导美国人民解放全人类不好吗？我的希望无处寄托，也找不到出路。当时正在播放《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那个拉大提琴的主人公在国内毫无疑问是人才中的人才，一出国门连红颜不再的老婆都看不住，女儿又那样，爱心有余救非洲……我当时为剧中的主人公及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命运而困惑。我们曾以精英自居，之所以下海，是对预定的命运感到绝望。一旦下海，等于走上不归路。我们最早下海的人，钟情于市场，先把自己卖了，历经商海沉浮，居无定所，相当多的人仍在漂泊，少有人成功。我不成功，但我还不至于去假装成功。尽管走投无路，但是让我们牺牲自己的一切供孩子步自己当年遗弃之路的后尘，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讲不通。不上学不行，上学到头不也就我这样？反正让女人看不起，锅底刮得让你书都没法看进去，大学里面的主人被“逼良为娼”，卖身的钱又要掏出来送后代进去“坐台”，什么事嘛！作为当事人的我感觉到现实的荒诞。
大学死了(2)
大学已经死了，你们还上什么？现在中国的大学里有哲学吗？有艺术吗？有思想自由吗？我知道中国的大学言必称科学技术，也就是小康版的，在我看来是在饕餮科学史上的干尸。你们知道什么是大学，自己又是在干什么吗？
AA鸡蒙太奇
AA鸡是美国人用遗传选育技术培育的一个人造的生物品种……此物种生长的惟一目的是增磅增磅再增磅，达到料肉比的最佳值时接受人类的集体屠宰。我一进子轩的教室就会产生蒙太奇联想，我对这种图景的恐惧甚于退学。
我知道我儿子在学校学了些什么，也能想像得出他能学些什么。
我听他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英语发音差点没让我晕过去，我之所以能撑得住完全仗着我从革命样板戏里学来的坚强。
这是小问题，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忍无可忍。
单说那些美其名曰重点的学校的作息时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孩子早上六点钟起床，爬起来顾不上吃早点就要赶去学校上早操，晚上六点才能回来吃晚饭，晚饭后接着要上晚自习。大部分的节假日都被名目繁多的补课挤占了，学生难得有一点闲暇时间。我有过上山下乡的体验，我敢说农民的日子也没这么苦。语文教学现状令人作呕，到学校里去听一听看一看吧，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文字，一派八股习气，言不由衷，苦练饶舌，公然撒谎。书面语训练问题尤为严重，成套路说话，没心没肺，千人一腔，完全是盗版分子训练。科学教育就是题海极限训练，本来一年可以掌握的知识偏要熬上五六年，把好奇心和求知欲都磨没了，结果都训练成了“二傻子”，除了会思考赵本山式的问题还酷爱抢答。各科教学都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之下认识规律，学到的都是正确的定论，学到最后以没问题而告终。相当于学棋死背棋谱，不摆谱就不会走棋。棋谱都是九段下出来的，让学生背熟了棋谱还真自以为教出九段了。道德教育从根本上就缺德，看表面是在教“好孩子”，实则培养抓紧一切机会犯坏的“伪君子”。道德教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着“信仰”真空，缺少心灵的监控，好话是说给人听的，好事是做给人看的。素质教育就更别提了，搞来搞去都是在玩表演秀，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却被忽略。这都是目前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要你不出这个国家，到哪里都躲不过。
总之，学校教育是好孩子教育，教出来的孩子没个孩子样，从小就长得像真理似的，没什么缺点，也没什么特点。学校完好地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生产特征，它计划的不是经济，计划的是新生代的思想，有计划、有模式、高速度地批量生产着人造新品种，其习性跟我在海南办养鸡场养的AA鸡差不多。
AA鸡取义不详，望文生义就当它是好上加好的东东，美国学校的优等生成绩也就一个A。AA鸡是美国人用遗传选育技术培育的一个人造的生物品种，从出壳到上市不足两个月，料肉比接近2∶1，笼养，只吃全价饲料，早熟，几无性别特征，群居，安定团结无动乱倾向。大脚，广东人派之为早茶料理，美其名曰“凤爪”。麦当劳、肯德鸡取其大腿过油烹制，催肥效果甚佳，口味肤浅通俗，甚吸引缺乏美食经验的未成年人，小孩吃上瘾后发福，多有产妇症状。AA鸡脱毛后下身裸露，毫无掩饰，一步一拽，不知羞耻。此物种生长的惟一目的是增磅增磅再增磅，达到料肉比的最佳值时接受人类的集体屠宰。我一进子轩的教室就会产生蒙太奇联想，我对这种图景的恐惧甚于退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可能会检点反省我所作所为中的过失，但永远不会为孩子当不上AA鸡而后悔。至今，我一见AA鸡仍会引起条件反射性呕吐反应。子轩也许对他的学生时代有所留恋，但是我敢说这只是在交往方面对同龄人群体生活的感情依恋，必不会是因母校教育的魅力所吸引。
谁无过(1)
我还没找谁算账呢！凭什么要让家长对孩子的未来负“全部责任”？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
退学事件发生后，我不断受到所谓“不负责任”的谴责，亲戚朋友中有人直截了当地指责我断绝了孩子的人生前程，如果孩子因为没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应当负全部责任。
说实在的，所谓对孩子的未来负责，恐怕只能在动机、愿望层面使然。我很想承担“全部责任”，如果真有可能负起“全部责任”的话。可惜我没有能力担负这个责任，当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我总不能让时光倒转，从头再来，此时谈论“负责”对当事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好比说，一个当经理的人把老板的生意做砸了，赔得一干二净，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就算欠你的钱，你能把我怎么样？纵然你能把我怎么样了你又能怎么样？口罗嗦，我还没找谁算账呢！凭什么要让家长对孩子的未来负“全部责任”？
我该找谁算账？
找子轩的学校和老师算账？理由似乎不充分。子轩所在的学校好歹是一所省重点，高考成绩在省内名列前茅，如此绩优行情引得当地家长考生趋之若鹜。前面说过当时子轩所在班级有70余人，严重超编。超编一个座位就意味着多收3万元钱，而且许多人想进都进不来，有人想走，校方和老师何必强留。再说，人家也没有开除你，是你自己把孩子领走的。话说到此，似乎责任也不能都推给当事的老师和学校。
问题就在超编这样看小实大的事情上显现。
在我看来，学校超编招揽学生跟卖酒的往酒瓶子里面掺水没什么两样。超编显然会影响教学质量，超额的工作量使教师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管理。刚上初中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展开始突变，另外，中学的学习方式也亟待教师引导，养成自觉的学习习惯。许多耐心细致的学生工作本该教师去做，但教师没有精力去做，于是一股脑推给家长。我们家长是什么人哪？按照市场经济的说法是教育的买方，换句话说是学校和老师的衣食父母。衣食父母是可以随便叫到学校训话的吗？凭什么可以超编？为什么学校对超编的做法心安理得，为什么绝大多数家长对超编现象敢怒不敢言？说到底，根本的问题出在子轩实际接受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教育是国家垄断的卖方市场，既然是卖方市场买方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垄断教育的卖方只须伺候好“皇帝”，用不着伺候“上帝”。不是吗？你们哪个当家长的享受过当“上帝”的待遇了？教育的消费者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遇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及家长有苦没处诉，更不敢轻易退学或转学，因为社会上缺少教育消费者选择受教育的机会，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是采取自认倒霉息事宁人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市场经济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经济领域早已是买方市场，教育依然例外。尽管教育市场上购买力强劲，但就是不允许社会办学力量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展。究竟谁没为孩子尽到义务？我们当家长的把该缴的税缴了，该缴的学杂费缴了，甚至说不出名堂的好处费、小费也都缴了，给孩子义务早已尽到，还叫我们干什么？
基础义务教育本来是国家对国民尽的义务，为每个适龄少年儿童提供社会均等的教育机会。家长的义务是缴纳税费，送孩子上学校，学校要代国家尽教育孩子的义务。可是在中国，国家该担负的责任相当大的部分是由家长分担的。以我们的事件为例，子轩退学后如果还想上一所同等水平的学校，就要多花几万元钱，假使我是纳税人，就等于双重纳税。现实生活中，那些被称为“议价生”的家长以及随工作流动需要将孩子转学的家长无可奈何地缴纳着双重教育税费。为让孩子能上一所条件稍好的学校，往往要支出超出正常工资收入的高额学费。这不是在诱导家长们去走歪门邪道吗？不然我怎么缴得起呀？好歹我还是大学老师，我不去挣分外的钱无论如何也供不起孩子当“议价生”。“议价生”对那些出身在农村或是城市下岗职工家庭的孩子恐怕就无从谈起了。
前些日子，媒体连续报道了几起家庭贫寒的考生高考中榜终因缴不起学费放弃上大学的事件。考上大学本来是件喜事，但是这样的喜事却给一些家庭造成了麻烦，甚至有的酿成悲剧，有人想不通自杀了，自杀者当中有考生也有父母。考上大学的孩子有没有权利上大学？家长有没有义务资助孩子上大学？围绕这些问题互联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生普遍同情学生，家长普遍同情家长。我想为家长们说两句公道话，这并不因为我是家长就偏向，我只想讨个公道。中国的大学不是义务教育，中国的高中也不是义务教育。父母当然没有为子女缴大学学费的义务。上大学是好事，但是当家长无力承担这项投资时强人所难，就失去更大的道理了。实际上，对那些贫困生来说，尤其是农村学生，能上到高中毕业已经让家长应尽的义务超支了，换句话说，孩子上小学、初中本来是国家拿钱的，否则就免谈什么义务教育。可实际上，家长也都没少掏腰包。
谁无过(2)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显现出城乡国民待遇的不均等。这个社会历史问题让家长来承担显然不合适，让一代人来解决也没有可能。
这里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即教育的潜投入，我更愿意把那些开不出票据的教育实际投入称作教育的“灰金”。中国官方公布的教育经费支出在统计数字上很低，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统计的方法就有问题。你们想想中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内容里孩子的教育经费、家长的后勤劳务以及注意力的支出占多大比重就知道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教育投入远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教育经费问题的要害并不是“低投入”，而是低效益。换句话说，给你教育行业投入大钱你也没本事好花。有报道说，去年单是中国民间的出国留学外汇就“流失”了177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教育档次低，就没本事办出高水平的学校来留住外流资金，让这么穷的国民才刚有俩小钱儿就没处花。
基础教育在实际运行中，动用了市场经济杠杆。在缺少社会监督机制和职业道德约束的环境中，相当多的学校和教师与灰色收入有染，以至于没有这部分“暗物质”，教育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尽管获取准确的“灰金”数据很难，但是每个家长的心里面都有明细，甚至小学生的心里都清楚。像我这种铁公鸡家长是少有的，遇见麻烦的家长普遍采取“绥靖”政策，不是采用贿赂手段就是硬杵上笑脸讨好老师，就怕自家的孩子吃亏。学校、老师本来都不是歹人，愣是你们当家长的一个劲儿发贱把老师都惯坏了。什么勾当嘛！不就是想把老师的注意力分配多一点给自己的孩子，把别的孩子本该享有的均等的教育机会往自己的孩子身上多追加一分。爱子心情谁没有？为什么都要像做贼一样？我对这样的国产亲情深表怀疑，我宁愿把这种行为视作教育走私。我不相信孩子在如此小家子气的呵护下能出息成胸怀广阔志向高远的人物，就算能洁身自好，甚至能一时出人头地，但是这种带有“原罪”的亲情与爱心教育迟早会把侥幸的幸运儿拖回到原点。
积极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没有，可就是没有人出来处理这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家长，似乎习惯上更愿意私下处理问题，低调者“各人自扫门前雪”，高调者居然还不以为耻地相互间攀比“摆平”“勾兑”或“搞掂”的本事，都不去想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之道。家长处于学校与孩子之间，有着大量的公共事务，其中有许多问题是政府管不到的，本应当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存在，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成立一个家长协会一类的机构？这种公共机构的存在形式相当于消费者协会或工会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当然是西方的那种，中国的工青妇之流根本就不算数。它的基本功能是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另外还应当发挥督学的社会职能，即对学校的办学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
我还知道有相当多的家长，在孩子退学和走“应试教育”之路中间犹豫彷徨，他们能够看到“应试教育”中的种种弊病，但是找不到可以替代应试教育的可行方式，最终“难得糊涂”，无奈顺从现实，随大溜。这些家长往往是有知识、对事对人都不像是糊涂的人。他们明明知道“应试教育”就是现代科举，与时代的发展未来的需求背道而驰，明明知道那些对孩子未来的种种确定性承诺——比如包分配、包就业、包出国之类——是虚妄的，还要慷慨解囊，赞助他们本来在理智上反对的事情，这种装糊涂的心态与其说是承担某种道义不如说是逃避责任，就怕有一天孩子们长大了回头说家长没有献身精神。于是，许多情况下明明是在当冤大头，还要把这种异化的教育行为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孩子！学校更能煽：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孩子，一说到孩子好像所有的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偏要说上一说。
中国的世道变化快，从独生子女的一代开始，本来倚老卖老的文化专利悄然转让给了倚小卖小。愤青不时兴了，奶嘴子是这一代人战斗的号角，从摇篮里叼到大学的校园，有奶就吸吮，没奶就鼓噪。不吹牛逼吹教育，制造条件反射让他们的老爸老妈努力吃草拼命挤奶。
有这么一批考试族，高考的，考研的，考托福的，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式限制，我想一定会出现一个“范进”辈出的时代。这些上进青年向上迎合着主流舆论导向，下面勾结着发行绑票的学校，高举着科教兴国的旗帜在他们的老爸老妈面前呼拉拉地舞动，吓得这一茬下过乡、进过厂的老红卫兵们晕头转向，豁着老命去为子女腐败一把，宰谁一把，没机会损人利己的只好砸锅卖铁四处背债。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盼到高校扩招分数线降低了，大批的赶考难民终于进了大学校门，这时候，那些真正用人的企业发话了：现在的本科毕业生不算人才，在大学都忙着谈恋爱了，接着考吧！
这边厢，学校的生意火得不行了，还有哪个行业能像卖文凭的生意这样牛气冲天呢？在书市风声鹤唳一片萧条的景象中，独有专卖教材和考试辅导材料的出版社大红大紫，还要自称是什么什么“奇葩”。这话我是从《教育研究》杂志的一位资深老编的口里听到的，那哥们儿的普通话说得不准，开始我把这两个字听成了ji
ba，但是觉得搞教育的人不至于如此粗鲁，往好处想，于是想到“奇葩”。“翠花，上酸菜！”谁在说呢？我总觉得不像是东北卡车司机的口气，分明是今天的孔乙己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谁无过(3)
这算什么公学？这算什么教育？
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不说等着谁来说？
我算是豁出去了，我不仅要让孩子退学，我还要算账。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对那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人，我还是劝其学学癞蛤蟆敬礼——露一手留一手。否则，管你们自诩什么“国家”“义务教育”“事业”“园丁”“灵魂工程师”“花朵”，任你怎样涂脂抹粉我等消费者就是不把你们丫的当大房。
我孩子的未来就不用别人来瞎操心了，谁要是有工夫还是多操心操心教育者也需要受教育的问题，我要拷问那些自诩为教育者的合法性究竟是谁给的？你们哪个屁股是干净的，又有哪个是无辜的？
我相信孩子退学之后的生活不是真空。上帝在黑暗的夜空中撒下星斗，在人的心底安放着良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书有的是，还有更好的无字书。
阳光灿烂的日子(1)
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
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我经历过没学上的日子，胆小怕事的人们，还是让我来说出你们暗恋又不敢说的真实的感受吧。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学了。大孩子们在毛主席的鼓动下搞“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打砸抢、斗走资派，小孩子整天价就是玩。我那时才上小学五年级，比子轩退学时的年龄还要小。
停课的两年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年。春天来了，我们自己动手糊风筝，上房揭瓦掏鸟窝；夏天我们整天价泡在黄河里，戏水垂钓，在河滩的回水湾石缝里摸鲫鱼；秋天瓜果成熟，我们集体配合行动，白天“观敌
阵”，讨论研究“作战方案”，夜里偷摸老乡的瓜果，得手后大家围着战利品论功行赏，就地分赃；冬天，我们自制冰橇、滑板，在冰上做各种竞赛，较量各自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才能。两年里我们玩腻了所有的孩童游戏，弹玻璃球、背三角（叠成的三角形香烟盒）、打皇帝（也有称打包公、打碑）、跳方、抽陀螺、摔泥……
我们开始对大孩子们玩的游戏产生好奇，我们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带锡纸的香烟当作贡品，尾随着他们钻进窝藏着秘密的“老窝”，围在一架抄家抄来的手摇唱机旁抽烟，无数遍听着当时被称作“靡靡之音”的音乐：鸽子、宝贝、星星索、苏联歌曲、广东音乐、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这是我歪打正着接受的素质教育。当时我们也说不出来其中的名堂，就是觉得比革命歌曲好听。还有，我们敢听大人们都不敢听的“反动歌曲”，试看天下谁牛逼！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打群架。交战总是与周边的工厂、农村、学校的子弟在边界地带展开，战争总是不断升级，从仨仨俩俩的拳脚相向到几十人的石头仗，最后发展到械斗，从冷兵器到鸣响钢砂枪。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不能制止，只有双方仰慕的球星出面调停才有和平。这个经验让我深信国家地理地缘政治原始于人之初，通融于游戏。
除了集体游戏，孩子们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投入到玩具和工具的制造上。矿石收音机、小马达、航模、望远镜、车模、渔具、弹弓弩、匕首、钢砂枪、雷管、瓦斯瓶……这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研究性学习”。制造过程中所用的材料、工具、方法都是最原始的，假如拥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市场资源，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折腾出大炮、飞机来。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人们在没条件的时候，贼心贼胆俱全，当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贼却没了。这个“贼”就是隐藏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创造力。看看现在的贼当得是何等的堕落，直接对准成人的钱袋生掏，连指法都不练了。
我似乎是在怀念那段令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岁月。没错，我在讲我个人的经历与体验。
因为就在那个时段，卷入“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的成人与新生代在时间上出现了分形。成人们在愚昧与罪恶的社会舞台上相互倾轧，未成年人却在远离社会规范监控的自然环境和游戏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分形的人群走着不同的生活轨道，也给历史留下了不同的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用血泪写下了“伤痕文学”，“伤痕”划开了深深的代沟，在代沟这边的瓦砾场上，站着拎着板砖的王朔和唱着摇滚的崔健。我认为王朔与崔健留下的是没有伤疤有伤痛的文化原创，是更具代表性的时代符号。
我之所以怀念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让我不能不怀念。这段自由自在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们在好奇心和兴趣的引导下来认识周围的世界，靠尝试错误和冒险来调节自己的行为。相比之下，以后“复课”的岁月乏善可陈，所学的东西名曰文化，多为垃圾，三机一泵、政治学习、阶级斗争、学英雄还要见行动。都是些什么玩艺嘛！怎么没有人来清算这一段历史？搞过和被搞过这种教育的人怎么不脸红？也许大家都觉得学生就得学习，不管学什么也比什么也不学要强。
与现在享受着宠物般待遇的独生子女相比，我也同样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失学后当野孩子的经历感到不幸。
尽管现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比起上一代大大提高，但是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成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为下一代预设了一个自以为安全又能通天的管道，前面撒上诱人的糖果，中计的孩子们爬进去就再也看不到太阳，在迷宫般的专业分支中一脑门子往里钻，直到出口吸到了外面的清新空气，恢复了嗅觉，才发现原来钻的是一个下水道。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是“人造的”，没有自然生态，没有游戏，没有属于孩子的“亚文化”，直接成为“小大人”。可怕的“小大人”！女孩子们急不可耐地化妆成妇女，为什么嘴唇都那么红？那是抹了口红，为什么要抹得血赤呼啦的？因为嘴唇是苍白的。男孩子花钱充大，真当了大人又要做小，上了大学还让老妈陪读。陪读陪考也来潮了，倒！
阳光灿烂的日子(2)
“好马不吃回头草”，子轩既然被我领出了校门，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么小的孩子，离成人还有好几年，没学上怎么行呀？我脑子里也闪过能否让孩子转学，可是往哪里转呢？子轩上的学校已经是省里重点学校里的重点，再转学只能考虑出省或者出国了。可是谁来当监护人？高额的转学费用或留学费用怎么办？最要紧的是再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
望断天涯路，没有路可走了。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的心反倒一下子放宽了。下海吧！老子下海就是现身说法，小子你就跟上学吧！
记得我领着孩子走出校门，太阳把大地照得明晃晃、热烘烘的。路旁挺拔的椰子树为我们支起伞盖，伺候着我们回家。我搂着儿子，心里想感受一下舔犊之情，却不料生出另一种奇妙的快意：给你们腾出一个名额搞创收，偷着乐去吧！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第二章 梦中飞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苦命(1)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
子轩从小似乎就和苦命相连。他像林妹妹一样，还在不会说话的年纪，就开始喝中药。
子轩患的是乙型肝炎，病情是在上幼儿园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的。那时我正借调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驻北京从事国家教委主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不在孩子身边。蒙同学的关照，本来准备把子轩送进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全托，不料检查出禁止入托的病症。这个事件一下子打乱了我们预想的生活节奏，也给子轩的身心发展蒙上了阴影。
子轩的病是怎么得的？
起初我们都猜测是他爷爷传染的。子轩的爷爷是个老肝炎，病根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落下的，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小的时候也都被传染上了肝炎。子轩当时让他爷爷奶奶带着，爷爷似乎难逃嫌疑。其实，子轩的病究竟是不是爷爷传染的并无确凿证据，一是爷爷从来单独用餐，二来爷爷的病症是肝硬化，子轩得的是乙型肝炎，得的不是一种病。子轩的母亲断定子轩的爷爷就是传染源，因为她是医院里搞化验的，结论都是术语，显得毋庸置议。在被嫌疑的情况下，爷爷无法为自己辩解，他也从不辩解。那段时间，只要家人提起子轩的病情，老人就避到窗前，久久地向远山凝望。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我们患上肝炎以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与孩子们玩耍，总是遭受歧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常常被小朋友们从游戏圈中剔除，有些孩子简直就像反犹分子一样，追着我们叫喊：“肝炎！肝炎！”那声音就像是高音喇叭失控后发出的尖叫，刺穿耳鼓，直戳神经，以至于几十年过后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刺伤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着回到家中抱着被子默默抽泣。
我们整个家庭已经饱受了肝炎的折磨，现在病魔又沿着血脉延伸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全家人的心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子轩说话晚，三岁还不会说话。每次给这个哑巴孩子喂中药都让家人费力又费心。每当我看着被药汤苦得哇哇乱叫的子轩总是黯然神伤：这只是口苦，心苦还在后面。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本来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健康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他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军工，原先在湖南的一家著名的老军工厂工作。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国家开始部署“三线建设”，他自告奋勇要求去建设大西北，是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登上西去的列车的。一到兰州，那拨人都还带着“大跃进”年代的热情，为国家做贡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紧缺，他不忍心孩子饿着，勒紧裤带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他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送进医院检查，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开始腹水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忠告即使缓过来也活不出五年，抓紧最后的时光好吃好喝少生气，能多活一天算一天……结果他靠着豁达心灵的支撑和全家人的倾心照顾，奇迹般地挺过了病危期，又活了三十年
！何等艰难的三十年呵，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外，事业的挫折，世态炎凉，还有捉襟见肘的日子他都忍了，认了。他至死都对全家人带有负疚心情，惟独不见他对自己有丝毫的委屈或自怜。他眼看着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都上了大学，又都成了家，终于盼到了孙子。孙子曾经带给他希望和欢乐，但是很快又化为难言的惆怅。子轩确诊为肝炎后送给姥爷去带了，爷孙从此很少见面。
子轩是在我上大学时出生的。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我们那一茬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龄大，大学上完了接着读研，没有精力带孩子。子轩的母亲也在上学，都在忙着弥补“四人帮”造成的青春损失，找老人帮忙带实属无奈。毕业后本该好好过日子了，但是我的心静不下来。一方面，我已经是大学讲师，教学的主力，但是在学校却分不上房子。平反的“老右”们还都挤在筒子楼里苦着呢，我等小字辈只能排队等，长成人了还要寄人篱下，而且住的是长辈的房子，甚感人生荒唐；另一方面生活还有奔头，可以读博，可以公费出国留学，可以找个好地方调动……能奔为什么不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子轩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了过来。一来到海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椰风海韵，而是蚊子的热烈欢迎。海南有“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夸张说法，可知海南蚊子的厉害。海南的蚊子并不大，咬起人来却一点不客气，也许是小孩子皮薄肉嫩，蚊子专门叮子轩，咬得子轩浑身没一块好肉。我当时住在海南师范学院的一间平房里，每天晚上照例熏蚊子，我们在灯下放上一盆水，把成包的熏蚊片点燃后就躲出去，回来后水面上总是漂满了一层蚊子。我说有一千只，子轩不信，我愣是一只只数过了一千。生活中这样的苦有很多，但是可以化解，我对子轩说：“我们以后就别熏了，蚊子那么馋你，就拿你当灭蚊器得了。”子轩哭笑不得追着打我，把小手拍得通红。有些苦就难以承受了，比如生活中遭遇到的莫名其妙的歧视。
苦命(2)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是个曲调平淡的流行歌曲，在当时的处境下听起来却让人感慨万千。房子房子房子！我需要一套哪怕是最小单位的房子。
在西北师范大学就没房子，调到海南师范学院我要求的惟一条件就是房子，人一进来还是没房子。
学校开始分房子了，打分排队我分到一套两室两厅的旧宅，房子虽然比不上兰州的好，但这是我应得的，我心满意足。原主人一走，我急不可耐地搬进去了。打开门第一件事干什么？该举行隆重的庆典！于是揽过女人来就地正法。
刚把家搬完，总务科来人让我搬出去，理由不告诉我，说是组织决定。撅你个腚呀！我不睬。
院长找来了，令我搬回去。显然是听了汇报。
“屎都拉出来了，怎么又缩回去了？我要是不搬呢？”
“你不搬就强迫你搬！”口气听上去像列宁。
我怒了：“谁敢进我的家我就用斧子劈谁！来——嘛，来嘛来嘛。”我最后用四川话说。
日瓦格蔑视列宁。丫挺的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人，说了声“你等着”，气呼呼地走了。
我等着，斧子就放在门口。
当天没有人来，以后也没人过问，事情就这样了了。
“贱货！非让老子给你们丫的端出黑缨枪来！”
大学老师就是这副德行，因为大学就是那么一副操性。
子轩受到的欺负更是无辜，因为他没有反抗能力。到一个生地方，地头上总会遇到欺生现象，受欺负的所有理由只因为你是个外乡人，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西北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一个小蛮子是个小地头，没完没了地欺负子轩，手段恶劣，居然逼孩子叫他爸爸，不叫就打，打完了还要押着孩子到家里搜钱。我到学校报案，回答说是不算案。那好，不算大家都别算，小蛮子终于让我撞上了。“你叫我是啥？”我想起了真假李逵见面，乐了。小蛮子还挺硬，大概是脚下的土地给他的勇气。两巴掌过去嘴还硬，我还就不信了，怒不可遏，把几年来积攒的怨气都发泄到拳头上，只当练沙袋，一直练到这个可怜的孽障跪地求饶为止。小孽障回去找来一群大些的烂仔声称要玩大的，一盘道，这帮烂仔知道当时名震海岛的前全国散打冠军童德勇是我的江湖知己，惹不起，请我喝酒。喝你大爷！我打骨子里厌恶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就是这个盛产菜狗的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砌起了长城，把原本好端端的人，变成了打边炉的材料。
学校里不该有地方主义，但是，我在大学都避之不及，别说孩子在小学里。
子轩转学到当地算是“重点”的一所小学读书。学校离家有两三公里路，中间要转几道弯，路过几条拥挤混乱的老街。接送孩子是件头疼的事，我们最担心的是怕孩子过马路出事，为此我还专门领上他训练过马路。第二天，孩子没等我们去接自己就回来了。再过些日子，他又发现了一条我们都不知道的小路，斜插进入一个村庄，穿过迷宫般的狭道，省了五分钟的行程。当年我也是这样独往独来，也喜欢另辟蹊径，子轩的发现让我高兴，心想有其父必有其子。又过了两天，老师叫我们去学校谈谈，说是这孩子的智力有问题。我差点没晕过去。问孩子都干什么了，他说老师的话听不懂。这时我才想起老师的话的确不好懂，让我顿时联想到越共。
我们开始为子轩上学的事发愁了。
子轩的母亲向在河北涿州教书的姐姐求助，看在亲姊妹的份儿上，子轩的姨妈爽快地答应了。子轩的姨妈是个小学教师，家庭和睦亲情融融。子轩姨妈家中有三个哥哥，他幸运地成了家中的老四，无论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上都备受关照，出门在外玩耍不再受人欺负。子轩在那里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是年级的短跑冠军。
我还半开玩笑地跟子轩的母亲说过，孩子在他姨妈家寄养比我们自己带要好，我们没能力带好孩子就干脆别当父母了，以后也就再别接回来了。我们怕孩子跟着我们吃苦，托付给亲戚实际上是采取了逃避现实的策略。可事实上，孩子的苦命并没有到此终结，真正的苦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灾难。
大难不死(1)
X光照片显示， 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公分，险些截瘫！
那是一个冬天的黑夜，孩子在冰天冻地的北国，我们在草木常青的海南。
一阵电话铃响，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子轩的母亲起身去接电话，只听见她连问了几句“什么，什么”，就哭出声了。我意识到一定是出了大事。
电话是子轩的姨父从河北涿州打来的，他告诉我们，子轩出了车祸，让一辆手扶拖拉机给撞了，伤势严重，昏迷不醒，现在已经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结果怎样还不清楚……我们反反复复地询问出事过程，问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对方说，活命估计问题不大，残疾肯定会落下，程度就难说了，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后果，只能抓紧抢救，在治疗上寻求最佳效果。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们一时间不知该干些什么。
我们想马上就去机场，可是这个时间没有任何航班，外面还是一片漆黑。看看闹钟，才是夜里四点钟。
灾难突然降临，我们方才体验到孩子对一个家庭是那么的重要，拉扯一个孩子长大成人是多么不容易！
在这之前，亲戚帮我们拉扯着孩子，我们偷过着“自由”的日子，各自为自己的“事业”终日忙碌。大难突然临头，生活中貌似重要的种种事务顿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自由”和“事业”的意义被瞬间颠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报应：我们逃避家长应尽的责任，老天有眼，自作聪明者在劫难逃。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时钟还在走，家中的一切如故，而支撑这个家的精神支柱垮了，家的基础崩陷了。
我想坚强些，但是身体和意识却如同大醉过后般虚软，有如飘荡在虚无之中，双脚支撑的身体如同行尸走肉。灯光不能带给我们任何温暖和希望，只能让我们看到对方充满恐惧和绝望的眼神。我们熄了灯，任由黑暗笼罩，在沙发上互相依偎着，谁也说不出话来。子轩的母亲泪水涟涟，全身颤抖。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孩子的音容笑貌与种种车祸的惨状在脑子里轮番闪回，我在不停地懊悔自责自己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想像着子轩半身截瘫靠在轮椅上消磨余生的悲凉景象……
理智在不断地提醒我该想些必须要做马上要做的事情。从哪里能迅速筹得子轩住院治疗需要的大把开销？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海岛上，谁来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上哪里去筹款呀？首先想到的只能是朋友，我在脑海里搜索着一切可能借到钱的熟人，想着我亲自输血救孩子……想着想着心里开始搓火了，凭什么呀？好赖我还是国家的人，国家这阵子哪去了，姥姥！
天刚蒙蒙亮，我就开始到处跑着借钱。
闯海南的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在海口能要到饭，但是借不到钱。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借出去的钱有一半还不回来。赖账的倒是罕见，一般遇上的都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情况，也有的甚至最后人都找不到了。这回出乎意料，跑了几个朋友，都不是大款，但是言明事由都慷慨解囊，这一场景感我何深，至今不忘。揣着这笔救命钱，我上了早班飞机飞往北京。
当我赶到积水潭医院时，孩子已经做完了手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受创的胳膊腿上敷满了石膏，眼睛微睁，看样子是从麻醉休克状态中刚刚苏醒。我贴近子轩的脸仔细打量，子轩声音微弱地叫了我一声：“爸！”
分别两年了，又刚刚经受九死一生的重创，孩子居然还能认出我，证明孩子的大脑没有遭到严重伤害。
我哭了，庆幸多于感伤。
一直陪伴着子轩的姨父这时候才给我讲了实情，夜里电话里说子轩让手扶拖拉机撞伤，是善意的谎言，怕我们知道实情后想得过多再惹出些意料不到的麻烦。其实，子轩是从五层高楼上坠地的！
子轩是梦游跳下楼去的。
他从来没有梦游的前史，谁也想不到会出这个意外。出事前，他白天在外面玩了一整天，累得浑身出汗，见风着凉了，回到家有些发烧，吃完晚饭早早就上床了。跳楼时已经是后半夜，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自己在睡梦中起床穿衣，摸到窗前拉开窗闩，推开窗子，神差鬼使地就跳下去了。
后来我问过他对梦游是否还有记忆，子轩说，以前也做过跳楼的梦，每次都像飞一样，慢慢地落地，这一回也和做梦一样，就是落地特别快，唰……就那么一下，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楼下是水泥地，平时总有自行车停放，子轩幸好坠落在两辆自行车之间的空当里，中间的空隙不足一米，子轩落地刹那间居然没有碰到自行车！
那天有寒流，地上覆了一层薄雪。子轩着地后就休克了，后来不知是被冻醒还是疼醒的，他凭着求生的本能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敲击一楼住家的窗户。屋里的人被惊醒后跑出来一看，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地上流着一大摊血。子轩的左前臂断裂性骨折，白骨从肉里面戳了出来。邻居认出了子轩，大吃一惊，赶紧跑上楼去喊人。家里人闻讯后起初难以置信，明明眼看着子轩睡觉了，怎么会还在外面出事？再看子轩的床上确实没人了，寒冬里平时紧闭的窗户大敞着，但是还是想不明白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从高楼上跳下去。和子轩同屋住着他的表哥，睡着后没听到一点动静，被唤醒后让大家问得莫名其妙，反倒像做梦一般。子轩的姨妈慌忙赶到楼下，一见子轩的惨状，当时就晕倒了。人来了，子轩半睁开的眼睛又闭上了。
大难不死(2)
子轩被连夜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治疗，直到医院诊断结果出来才让他姨妈家里人松了一口气。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子轩在这里得到了最及时也是最好的抢救治疗。
X光照片显示， 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公分，险些截瘫！
最终没有生命危险也没有给以后留下残疾，算是子轩不幸中的万幸。医院的人都在向我道福。多年来，医院里接收过许多从五层楼坠落的人，子轩是摔得最轻的一例。
医生也解释不通为什么从这样的高度坠落能摔得这样轻，只能推测子轩是在梦游中跳下，全身处于放松状态，缓冲了身体着地的下降冲力。这也不能算是科学的解释，说来说去，最后还得说这孩子的命大！
释梦
人啊，真是奇妙的生灵。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了事情已经成了过去。
定然是先人积了德，上天让我们后人得善报。撒旦诱惑着孩子想入非非，上帝宽恕无知者的罪过，饶迷途之羔羊遭大难而不死。
子轩为什么会梦游，梦游的情节为什么会选择跳楼？我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解释，梦是愿望的达成，与童年的性压抑及挫折有关，童年的泛性行为通常可以在无意识行为中解读出来。
我没看出来这个孩子有什么性挫折，只是看到他平时喜欢跳楼梯。子轩喜欢往下跳，一次能跳六个台阶，他是年级的跳远冠军。他大概不喜欢中间过程的繁琐，这是不是想飞起来的愿望的达成？他说过他经常做跳楼梦，没想到这回的梦成真的了。
我小时候也喜欢跳楼梯，不过喜欢往上跳，单脚跳。我可以清晰地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是平足，我憎恶自己长得像吸盘一样的脚掌，它的立场实在稳定，压抑了我想腾空的愿望。我也做过飞起来的梦，梦中的我不受地心引力束缚，久久地滞空，爽极了！以至于在半梦半醒之间明知是梦却不想醒来。
我们的愿望应该说都不坏，差异在哪儿呢？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神秘的象征或暗示？再想下去只好胡猜了。人啊，真是奇妙的生灵。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了事情已经成了过去。
我一直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无神论者，从这个无解的事件开始，我相信了神的存在。定然是先人积了德，上天让我们后人得善报。撒旦诱惑着孩子想入非非，上帝宽恕无知者的罪过，饶迷途之羔羊遭大难而不死。
子轩出院后，我们把他接回海南。回到家中，“组织上”没有人前来慰问，人五人六的基本上也都不来看望，来的多是些江湖上不三不四的人。不是我招的，他们想来。我想组织上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只是想考验考验我，大概是向组织靠拢申请补助什么的吧。我缺少这方面的早期教育，压根就没考虑过谁会来照顾我。考虑了也没用，我这种人也许长得就不像是让人照顾的。子轩需要照顾，由于他的伤势严重，疗养时间漫长，又起不来床，需要有人在身边料理吃喝拉撒，这事只能由家人来做。但是最喜欢他的爷爷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一次老着脸皮求助于子轩的奶奶，奶奶似乎是为救难而生的，她来到了海南，满怀慈爱拉扯着孙子重新站起。
子轩整整养了一年，也休学了一年。伤愈后，他的右脚成了一个平足，脚踝处膨大，原来的鞋都穿不成了，只好两只脚分别穿着两个号码的鞋，走起路来有些跛脚。为了不让他落下残疾，我们想尽了办法帮他校正，除了药物理疗，我借了本按摩书，亲自给他按摩了几个月，手法都练成专业的了。为了刺激他的足部生长发育，还专门编了一套运动操，鼓励他忍着疼痛练，天天坚持。好在他年龄尚小，正处在发育期，最后终于康复了。
武汉学球
1987年第一次去海南，返回时，我在海安县前往湛江的长途车上，见到几个人在玩三张牌，我开始觉得好奇就凑上去押了10块钱，转眼就输了，又掏出10块钱，又输了，再押还输。一支烟的功夫，我随身带的盘缠去了一半。这时的脑子已经有些发蒙，光想着把输掉的钱赢回来，表面上还故作潇洒。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庄家倒牌，确信看准了，于是掏出了剩下的所有，重重地拍在一张牌上。掀开一看，傻了，顿时汗流满面。钱输光了，我也清醒了，这是一群骗子。
愚蠢的教育(1)
……孩子可能有特异功能，对股市行情预测得比股评家还要准，可惜没听孩子的话，几次大行情都错过了。
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更愚蠢。
我曾经把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掩埋在心里多年，这时翻出来讲给了孩子听。
子轩退学后的几天，一直在家里面呆着。出了学校门，只能在家学习了。
我帮他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为保证计划能够落实，我放下了外面的生意，坐镇家中盯着。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这不是做文章。眼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管不了许多了。
受我下海的影响，子轩自打上小学就“留学”，前后调换过四五所学校，从兰州到河北又到海南，要在古时候可谓周游列国了。但是不管在哪里，在校的学习成绩总是排名靠前，虽然有些调皮，也没让我们家长太操心。
到了六年级下半学期，他每天放学都回来很晚，说是功课忙，作业多。可是到了期中考试，子轩的成绩一下子落到了全班倒数之列。一查原因，他沾上了赌博。
子轩起初是跟孩子们玩赌博游戏，输赢只是些有印刷图案的纸片，孩子们管这玩艺儿叫“洋画”。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觉着小孩子玩得不过瘾了，胆子也放大了，逐渐发展到跟社会上的赌徒玩真的，筹码还押得挺大，一把就能输赢几百块！赌资是他从我们家长口袋里摸走的，因为我们从不设防。另外我当时在外面干工程，口袋里老有钱，也从来不数。子轩的这个行为，以我年少时的家法论处，毫无疑问会遭到严厉的杖责。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对此也都不能容忍。但是，子轩这一回没有挨揍。因为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巨变，我们身在海南，海南全民皆赌，我们当家长的屁股就不干净，没有理由在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上惩罚孩子。
在这之前，子轩曾经在钱财上让家里大出了一回血。子轩的母亲做股票，他舅舅也做，每天都要在电视上看行情听股评，家里面少不了谈论这方面的话题，都不避孩子。子轩经常插嘴大人的意见，有许多次子轩蒙得比大人准，嚷嚷着家里的股票应当由他来做，他母亲跑来悄悄告诉我孩子可能有特异功能，对股市行情预测得比股评家还要准，可惜没听孩子的话，几次大行情都错过了。他母亲当真还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从来就把股市的散户视为撞大运的赌民，只因不愿意为钱财闹不愉快便不与之争锋，但是让孩子玩股票我是万万不答应的，也没什么可以商量的。无论如何不该让孩子去撞大运，就是真能蒙到钱也不能干。
一天，子轩母亲声称她在股市上的存款让人动用了，账户上的钱都买成了股票，而买入的股票统统下跌，市值上已经损失了上千元钱，她起初还以为是子轩的舅舅干的，姐儿俩理论了半天，让舅舅生了一肚子冤枉气，最后才查出是子轩所为。股市密码怎么会泄漏呢？他母亲还在猜子轩有特异功能，想着是不是藏在大脑海马沟褶缝里的密码让子轩看见了，最终子轩坦白交代了谜底：他是在母亲打电话时偷看到了压键的顺序，默记在心，上手一试居然通了！于是就把账上的余款全买成了股票。后来他眼看着股票下跌也害怕了，不敢吭气，心存侥幸想等着反弹行情涨回来，没想到一跌再跌，直到事情败露还在看跌。
这一跌把子轩的母亲跌痛了，她想打孩子，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个后果只应当由我们当大人的自己吞吃，因为孩子不知不为过，论不上挨打。再说，大人起始动机就出了问题，假如孩子一把中彩了呢？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说，难道还要给孩子提成？事情到这一步，我以为赔钱只能责怪自己愚蠢，教育孩子不能以结果论赏罚。我给他们讲了个儿童心理学的经典测量：一个孩子因为偷吃糖果翻箱倒柜打掉一个杯子，另一个孩子在家宴后帮着家长洗杯子，一不小心摔了盘子，打掉了15个杯子，该惩罚哪一个？这是一个儿童心理学的经典实验，后来演变成心理测量题，用以测量孩子的道德判断发展水平。正常情况，12岁的孩子应该答对这道题。子轩马上听出眉目来了，他说他买股票还不是为家里赚钱，生意有赚就有赔。我说，子轩买股票可以无罪赦免，甚至某些地方还可以获得表扬，因为他的出手有手笔，以后没准还能干大生意。该挨打的是他太聪明了，小小年纪就学会拿着标准答案说事，开脱自己的责任。
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更愚蠢。
1987年第一次去海南，返回时，我在海安县前往湛江的长途车上，见到几个人在玩三张牌，我开始觉得好奇就凑上去押了10块钱，转眼就输了，又掏出10块钱，又输了，再押还输。一支烟的功夫，我随身带的盘缠去了一半。这时的脑子已经有些发蒙，光想着把输掉的钱赢回来，表面上还故作潇洒。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庄家倒牌，确信看准了，于是掏出了剩下的所有，重重地拍在一张牌上。掀开一看，傻了，顿时汗流满面。钱输光了，我也清醒了，这是一群骗子。
他们在设赌局的时候装得互相不认识，赢了钱后原形毕露，聚到车尾的空座处狂饮易拉罐啤酒，操着广东话乐得前仰后合，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也许是在议论北方佬怎么这样傻，就扛着这么个傻大头还要跑到海南来淘金，可能海南还有更傻的吧，不然他怎么会带过来钱呢？骗子们赢了钱后不久就下车了，坐庄的家伙还挺有江湖风度，给我甩下两张10元。我干脆地说了声：“不要！”我把钱丢给了他。到了湛江，我身上还剩两块钱。我乐了。离家还有几千里地，此地举目无亲，能回去当然又是一段离奇的故事。此乃后话，在此不表。
愚蠢的教育(2)
事后，我想明白了，十赌九诈，之所以骗子能得手是因为有心存侥幸又自以为是的傻瓜买单，我认了，还有必要领教第二次吗？这次赌钱是我下海的第一课。刻骨铭心！以后我再没有沾赌。我情愿把那伙骗子看成是我的老师，学费不贵。
我曾经把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掩埋在心里多年，这时翻出来讲给了孩子听，并没觉得当家长的这么做有失尊严，因为我说的是大实话。我另外告诉他，你用偷别人的钱做赌资的行为比赌博还要恶劣，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别人的。好一个聪明脑袋！今天就算不知不为过放你一马，但是替代性惩罚是必须要有的。在升学考试之前，必须把心收回到学习上来，剥夺自由，放学就回家。子轩也许为这次没挨揍感到意外。
此后三个月，他放学后就在家复习，结果，获得小学毕业升学考试全校第二的成绩。
放飞(1)
子轩突然问：“武汉体院在哪里？”我指着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它解决。”
子轩过了安检口，回头冲我们招了招手，我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挥手示意让他快走，背影迅速消失了。子轩就这样孑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孩子升学考试过关，将功折罪，我们可算是松了口气。这个表现让我看到他的学习潜力，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也许是他在学校吃不饱才跑到社会上找刺激的，我想引导他发展一项能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用一个健康的爱好把他套牢。另外，我也感到自己多年来只顾忙自己的事情，疏远了与孩子的交往，有心利用一个没有作业负担的假期陪着他玩个痛快。
我开始教他下中国象棋，每天陪他打两三个小时的棋谱，进步非常明显，两三个月就能和外面的成人下了。但是，我没敢放他，怕他再赌。他是个好动、乐群的孩子，坐不住，打谱时间一长就厌倦了。看来，游戏少了伙伴不行，或许他根本不是学棋的材料。
一天，我骑着摩托带着他四处兜风，无意中看见一个乒乓球馆就进去了。这一去不要紧，以后他天天都闹着要去。刚好，那个球馆有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小教练，正在招学生，我给他报了名。教练试了试他的反应和球感说，这孩子有天赋，只是到小学毕业才开始练，年龄有些大了，不过事情不是绝对的，庄则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纪才开始正规学球。听教练这么一说，我们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
子轩随后开始接受业余训练，算有了一项正当的爱好。教练的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当地也找不到更好的。跟他学球的有一帮孩子，他最大，进步也最快，自然成了那里的娃娃头。打球给他带来不少生活的欢乐。
让子轩学打球的原本想法就没指望他以后吃这碗饭，我的决定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退学事件发生之后，我不管他不行，把他关在家里学习显然也不是那么回事。他手捧书本，目光却不时地瞟向窗外，每当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也难受，我感到他活像个囚犯。以前关他禁闭三个月还有个盼头，也有具体的升学目标和内容。退学后再关他简直像判无期徒刑，不知什么时候能放他出来，就算能关住我也陪伴不起。我们也设想过让他转学，往哪里转？省内升学率名列前茅的重点校都上不下去还能上什么更好的学校？何况我们还要掏上高价学费说好话求情。就他当时的状态，进哪所学校也不能保证再次被踢出来。于是，我们想找个正经事让他做，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他在外面赌博学坏；
其二，子轩因坠楼造成的创伤虽说已经痊愈，但是，右脚很容易疲劳，一疲劳走路就跛。医生建议在发育期加强运动治疗，我非常赞同；
其三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时我没发现他在某方面表现出稳定的兴趣。他打球的兴致正高，走路都在比划动作，也肯吃苦。恰好我也有朋友关系向高人推荐，这样，送他去学打专业球似乎成了当时最好的选择。
子轩投奔的是武汉体院的滕守刚教练,他训练很有一套,每一茬选材总是招收一些专业队筛选剩下的苗子，而且是半日制训练，还有半天学文化课。就在这种条件下，滕老师栽培出不少少年国手。子轩当时对可能获得的这个机会当然感到兴奋。在音、体、美的各个专业领域里，能获得专业训练的资格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肯定比考大学难，何况子轩打的是“国球”。
当时我和子轩更操心的问题不是在考虑走这条路值不值，而是在担心人家教练收不收。这年头的乒乓竞技早已不是庄则栋时代的水平，专业队的选手一般都是五六岁开始摸拍子，10岁左右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而他已经13周岁过了，以前的训练也不正规，按专业人士的看法,这时才开始正规训练，必须先废弃以前的动作定型，然后从基本动作起步，相当于从头开始，这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竞技的巅峰。滕教练开始在电话沟通的时候也向我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最后看我心情迫切，表示先看看人再说。
子轩就要离开家门，北上千里去拜师学艺。这一去，无论能否被录取都会让我们家长难过。如果录取不上，白跑一趟不说，孩子无疑会经历一次挫折，也许以后球拍都不愿意再摸了；如果录取了孩子也许会一去不复返，以后全家人想吃一顿团圆饭都难了。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躺在床上，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鸽子。
那是一只美丽的雄性“雨点”，额头宽大饱满，两眼炯炯有神，高傲地挺着胸脯，羽毛整齐发亮，前腿上裹着一圈打上了号码的铅皮，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只有身价的鸽子。它从千里之外的北京飞了回来，在市里的信鸽比赛中获得过名次，我儿时的邻居花了大价钱从主人手中请来，用以育种。小鸽子孵化出壳了，羽毛日渐丰满，会飞了。该放飞了，这是养鸽人最兴奋也是最提心吊胆的时候，邻居一次次把鸽子带到更远的地方，鸽子总是比他先回到家中，每次成功的放飞都让他的鸽子升值，也给他增添了人前吹嘘的资本。在一次信鸽比赛中，邻居带上最好的一只鸽子报名参赛，但是信鸽没有飞回来。邻居伤心得欲哭无泪。我们都说路太远鸽子迷路了，邻居厉声反驳，他不容别人怀疑爱鸽识途与飞翔的天赋，他只是担心鸽子可能遇上天敌鹞子，更害怕遭遇到黑心人的枪子。邻居痴迷于养鸽，他说鸽子高雅。
放飞(2)
养鸽人总是想把自己的鸽子送到更遥远的地方放飞，一撒手就开始惦念着鸽子的平安，鸽子在路途中承受多大的考验，养鸽人的心灵便会经受多少折磨。为什么人要这样自寻痛苦？因为鸽子会飞。
我最终还是铁下心来让子轩独自北上武汉试训。子轩这一去不正是放飞吗？他已经受过一次大难不死的考验，上帝该保佑他了吧……我不是跟养鸽人一样吗？鸽子属于蓝天，为了让属于大自然的生命能自由地飞翔，为了人生的欢乐与荣耀，我向上帝祈祷：主啊，佑我无知的孩子避开天灾人祸不测风云，独让我承受内心的折磨吧。阿门！
记得当时我把他的机票、行李、零花钱准备好。该出家门了，子轩突然问：“武汉体院在哪里？”我指着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它解决。子轩这时候显得有些犹豫，我半开玩笑地对子轩说：“该当男子汉了。”子轩下意识地挺了一下腰杆，天真幼稚的动作让我看着很舒服。猛然间，我感到一阵酸楚：他能挺得住吗？我的目光从正在收拾提包的子轩身上迅速游移开去，从沙发上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匆匆地走进了卫生间，丢下一句“我要冲个凉”。打开的是热水，热腾腾的细水珠洒在脸上，冲洗掉我一时冲动夺眶欲出的泪水，但是暖不了我离别骨肉时内心深处的悲凉……
我把子轩送到机场，候机的时候，为冲淡别离的气氛，我尽量找些轻松的玩笑开心，好让子轩无牵无挂地上路。检票了，子轩过了安检口，回头冲我们招了招手，我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挥手示意让他快走。背影迅速消失了，子轩就这样孑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当天晚上，滕教练打来电话说，你的孩子我们收留了。后来滕老师告诉我，按照子轩当时的条件，他实在不想收留，但是，这孩子能千里走单骑，独自一个人找上门来，这一举动令他刮目相看。所有的孩子都是家长亲自送到学校的，床都要让家长铺，有的家长甚至住在学校边上陪读。日后滕教练与我把盏闲聊时放开说了，他当时充满好奇，这孩子的家长怎么如此大胆？不是少根弦必是高人。他说愿意和我这样的人交朋友。
孩子有了着落，算是了结了一件心事，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我该想费用的事情了。海南的房地产衰败得一塌糊涂，哪里还有生意能挣到钱？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未遂族(1)
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普遍比孩子急切，梦比孩子多，而且爱做怀旧梦……我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未遂族”。
我知道子轩肯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我希望能尽可能冲得高一些，冲到自己的极限就满足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用这句话来描述我们这些送孩子在特殊领域发展的家长别有意味。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普遍比孩子急切，梦比孩子多，而且爱做怀旧梦。当初孩子在海南学球的时候，每次训练都由家长接送，别的家长也一样，而且都是全程陪伴，帮着捡球、打杂、现场助阵。性子急的家长往往是孩子一失误自己就失态。不等教练发话自己就开始指手画脚训孩子了，结果闹得孩子情绪很坏，心情越发紧张，无所适从。还有些家长自己以前曾有过某些兴趣爱好，因为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致使心志未酬，往往寄希望于下一代来实现自己未遂的理想。我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未遂族”。
我承认自己也是“未遂族”中的一员。
我的少年时代正赶上“乒乓热”席卷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砌有水泥乒乓球台，几乎所有喜欢体育的孩子都能打上两板。我曾经为之迷恋，和几个同样发烧的同学天天泡在水泥台上，放学后不打到天黑不回家。虽然是瞎打，但是同样享受到竞赛的乐趣，同样梦见庄则栋。后来代表校队外出比赛，结果被训练有素的师大附中校队打得落花流水，才知道打好球要有教练栽培才行。后来到区体校去集训过一段时间，遇见一个当年和徐寅生一起打过球的教练，他说：“你别打了，你的动作已经形成了错误的动力定型，很难再改了，再打下去也不会有出息。”我当时听了难过得简直想哭出来，几天都没心情吃饭。后来我再也不打乒乓球了。而且后来玩所有的运动项目，知道了先要找教练，而且要找高手。
……当我昔日的愿望在孩子身上实现以后，开始觉得很兴奋，似乎就等着收获了。但是不久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要想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远远不是找个教练就能解决问题的。不要谈什么世界冠军了，单说国内的少年专业队伍就有几十个，哪个队伍没教练，哪个选手不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淘汰剩下的精华？除了个别天才，能打进前16名的选手个个都有杀手锏，谁也不敢说包打天下的话，仅仅是国家少年队选拔赛的竞争激烈程度，就比考大学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国家队只有一个，世界冠军只有一个。谁能成为最后的王者，除了天赋、勤奋、教练、训练条件等等所有可知因素外，还有机遇、运气、天时地利人和等数不清也说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也许正是难，世界冠军才显得珍贵；也许正是因为珍贵，获此殊荣才无比艰难。
现在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家长送孩子走竞技运动这条路没有错，但是一旦有所指望就大错特错了。
“国球”难打，足球更难踢！也许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捷径只有指望“国粹”了。据说当今全国注册的武馆武校就有两万家，少林寺的一条沟里就屯着几万慕名而来的习武后生，肯在这个行当上投资的家长大概是把金庸的电视剧和张艺谋的《英雄》当真了，以为中国功夫真能打败泰森，甚至刀枪不入。幸好我老周没有爱上金庸！否则让孩子去练功，一旦上了层次麻烦更大了。
竞技运动是游戏，又是名利赌场。如果一个家长仅仅只是从追求功利的动机出发，指望在投资上获得回报的话，这个家长也许是在做世界上最愚蠢的一笔投资生意，造就一个邓亚萍，也许比摸到足球彩票的头等奖还要难。换句话说，从事竞技运动的人好比登山，是花大钱自讨苦吃的行当。为了解释自己并不愚蠢，我必须找到功利之外的所得来填平心态。
只能从过程中去寻找精神价值，寻找意义。
从事竞技运动虽然从功利角度看得不偿失，但是种种体验刻骨铭心，因为他获得的是生命的高峰体验。有过高峰体验，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值得一生自豪的财富。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我宁可把他打球的经历视为课程。我看重竞技运动过程冲击人生极限的经历，看重公平竞争的游戏精神，看重游戏规则的教养价值。我知道子轩肯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我希望他能尽可能冲得高一些，冲到自己的极限就满足了。
出乎我的意料，子轩的运动生涯不到两年就结束了。
为什么会断送自己喜爱的学业，这对我来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这个谜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解开。
刚去的那一年，困难最大，吃苦最多，长进也最大。起初，他在队里垫底，有个现在在八一队打球的女孩，队里排行最小，当时只有9岁，也嫌他的球臭不想和他打。子轩忍气吞声，埋头苦练，半年后，先把小师妹灭了，又默默地追赶其他人，排名逐渐上升，基本技术开始有了模样，已经进入中游行列，冲击上手也能不时打出两板好球了，用教练说的话，打疯了也嗷嗷直叫，也混不论。实际上他已经度过了最难熬的过渡期。只要他不要背上以胜负论英雄的包袱,只追求自己每一天有效的训练积累,一步一个台阶地上进，打到专业水准完全是有可能的。子轩后来不想打了，原因很多,主要是自认为年龄大了，对前途没有信心；还有，竞技圈里不相信眼泪，实力是硬道理。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总是围绕着尖子球员的比赛训练计划进行，下手给上手当陪练是行里面不成文的规矩，板凳队员的心情总是压抑的。教练不重视他也合乎情理，教练有任务，总不能扔下整个队伍单抓一个后进。否则，全队人的饭碗都要砸。子轩的处境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和教练都不认为困难到练不下去的地步。
未遂族(2)
在我看来，他所谓打不下去的理由实为借口。这个借口如果成立，邓亚萍有一百个理由不能打球，而且每个理由都能上教科书。邓亚萍只有一个理由：格杀勿论！我怎么看邓亚萍盯对手的眼神怎么像警察抓小偷，怎么看邓亚萍手中的拍子怎么像掂了把菜刀。
邓亚萍也许谁都不可比，但是她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学。哪怕经过卧薪尝胆的努力之后在拼搏中败下阵来，也是一个虽败犹荣的经历。这样的失败至少我完全能够接受。
子轩后来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上不能打下去，也不是缺少天赋。应当说他的天赋就适合于打乒乓球，我认为半途而废是生活和意志方面的问题。起初，他拒绝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害怕我会追究他的失职，现在时光退后，他承认了自己当时在训练中不够投入，打球以外的事想得太多了。比如：他和队里的一名主力队员打训练比赛，曾经有十多次打到赛点，愣是没有拿下一局，明摆着这是心态问题嘛！他太想赢了，以至于一到这个关口就不会打了。后来，他练了一手花哨的发球，高抛、抖腕的小骗招都会了，动作模仿的是瓦尔德内尔，还挺像那么回事，但是遇上不吃球的就歇菜了。还有别的捷径吗？子轩又想法子在球拍上动心计，换上长胶让对手吃球，以这些办法来提高胜率，这些“花招”一开始果然奏效，但时间一长，对手适应了，又把他打回原形。这些举动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在游戏中的价值取向和性格中的特点，而竞技运动的精髓又恰恰是与这样的心理品质格格不入的。
我为他退却的理由深感失望，同时，更为他的未来忧虑。读书读不进去，打球打不出来。人生有捷径吗？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还能干什么？
荷尔蒙冲动
眼睛喝红了，板砖备好了，只等着夜深人静把冤家堵在床上灭顶一拍。
我也不主张凡遇上一点事就告老师告家长，告习惯了长大了就爱告领导告老板还有告老婆，这样的操行很不好！
为什么不打球了？也许正是这个问题没有问，导致了以后的无限退却。
我也不想简单地把他看成是一个逃兵，
想必他也有难言之隐。他在那段日子里，毕竟独自承受了许多同龄人都没有承受的东西。再者，他一直没在我的耳边提起过自己的遭遇，仅此一点，我都愿意高看他。
竞技体育是一个特殊人群的游戏。体育学院里聚集了众多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半大小子，什么人都敢打。我的好友，出自武汉体院的前全国散打冠军童德勇说，体院周围没有黑社会，体院就是黑社会。一个练跆拳道的大孩子手痒痒，老是无缘无故地欺负子轩，练乒乓球的子轩显然打不过他，这成了子轩在生活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告状恐怕也没用，这样的事情在体院内几乎天天有，校方是管不过来的。他也到了青春期，不想绕开走。他选择了孩子世界的政治手段进行报复，居然开了一桌酒席，拉扯了更大的一帮孩子，没命地灌酒壮胆，眼睛喝红了，板砖备好了，只等着夜深人静把冤家堵在床上灭顶一拍。幸而被教练及时发现制止了，否则后果难以想像。
我曾长时间为这险些发生的一幕而后怕，也只能面对事后的结果庆幸！
我怎么能料到这条鲜花盛开的路上埋藏着这样的危机？那些千千万万个父母们都知道孩子们成长中的危机吗？我为此感叹一个生命的偶然，同时，也对那些深藏在新新人类成长的躯体中的非理性冲动感到无奈。
我不希望孩子遭受伤害,也不希望去伤害别人，但是，愿望毕竟是愿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体育这个行当的背后隐藏着暴力、黑哨、兴奋剂、欺诈和种种不正当交易，连明星都要受到黑势力的骚扰，就别提孩子之间的游戏性冲突了。
我明明知道这些黑暗面为什么还要送孩子来这里？在我看来，一些麻烦事情在人的一生中是躲不过的，
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知道路上有危险就不走路了，只能敬畏上帝掷出的骰子，冒着黑暗中抛来的石块和口水匆匆赶路，鼓足勇气，目不斜视，朝着充满阳光的地方祈祷而后行。
子轩的报复举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报复性行为幸亏没发生，否则这帮半大小子下手没个轻重，很可能会出人命。我当然不赞成他这么干。但是，我也不能容忍就这么永远受欺负，或者摧眉折腰，甘当强人的狗腿子、马屁精。屈服于暴力的心灵同样是可怕的，要么孩子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屈服于强暴，要么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更弱小的孩子来寻找心理平衡。打架是野蛮的原始行为，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但在孩子成长的亚文化里，游戏规则就是原始的。也许，孩子之间打架本来就是正常的，孩子之间的矛盾应当以孩子的游戏规则加以解决，寻求外部帮助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能导致战争升级，最终冲突双方无论较量结果如何都将自我毁灭。
我也不主张凡遇上一点事就告老师告家长，告习惯了长大了就爱告领导告老板还有告老婆，这样的操行很不好！
按自然法则解释，受欺负的根本原因是自己不强大。我主张正当雪耻，雪耻之志能促使一个弱者强大起来。子轩的这段遭遇唤起了我在年少时的记忆，我小时候一直不长个，又没有哥，经常受大孩子欺负，没办法，只好躲着走。为出这口恶气曾数年玩命打熬筋骨苦练拳脚，当有一天看到昔日的冤家在自己青筋暴起的老拳下瑟瑟发抖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欺软怕硬的强人都不过是些菜狗，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单挑决斗的骑士风度。都是软弱惹的祸。当自强产生的威慑力彻底镇住冤家之后，我不仅除却了一个心病，而且获得了一生的自信。
人也许就没有敌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最后，是子轩的母亲把他领出了武汉体院的校门。
他母亲本来就反对孩子打球，她的教育观跟大多数家长一样，认为孩子的正道是学好文化课，考上名牌大学，然后有黄金屋，然后有颜如玉，然后白领，然后下班就回家，再买一束花。子轩的球打不成了正中她的下怀，她找了她所认同的应试教育专家做了咨询和设计，决定把他送到内地的一所私立学校去读书。
我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即使不打球了，我至少也要搞明白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打球了？也许正是这个问题没有问，导致了以后的无限退却。子轩可以随随便便地说想要干什么，也可以随随便便地半途而废。
中国的家庭普遍对既成事实是不追问什么道理的，日子得过且过是普遍准则。事情过了，我一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问，打球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这年头，在多数场合下，人们都拥有“自由”“民主”“人权”“宽容”“多元价值”的保护伞，想在谁的头上棒喝，首先要触及保护伞，一碰上保护伞麻烦可就惹大了。你马上会被人指责为“专制”“男权”“家长作风”“语言暴力”“精神暴力”，一说起来还都带着套。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这年头的教育基本上是女人的领地，上到国家下到学校、家庭都时兴女人说了算，不是女人的也装成女人的样子说个没完。烦得我不能说也不想说什么了。跟女人有什么可讨论的？女人一辈子读的最多的是镜子，最大的学问是化妆，最大的成就是有人喜欢。我想讨论也碰不上真问题，只能心不在焉。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不能剥夺那半边天，应该是大半边天的权利。但是我可以不参与，免得以后扯不清。不过，只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利，我倒宁可希望自己的意见是错的。
网吧成瘾
面对近在眼前的毒品威胁，我对孩子的期望值，已经从望子成才堕落到避免孩子犯罪。他有朝一日也会拿起斧头与我们相向吗？这样的期望值对一个学教育学出身的父亲是难以启齿的，但是，生存现实迫使我必须以此为底线来考虑我可能采取的措施，因为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孩子犯罪的可能。
你到底要什么
打这以后，我对他上大学的指望几乎没有了。惟希望他哪一天突然懂事，能自己去求学。在我看来，学生理应求学，老师只能劝学，实无必要乞教。
子轩从武汉体院出来， 跟着母亲去了他的出生地兰州，在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读初中二年级。
由于他在体院打球期间学的文化课形同虚设，等于没学，因此，一开始各门课程都跟不上，也坐不住。他母亲又请老师在课外帮他补习以前的课程。起初，他也做过努力，经常补习到深夜，有一次，甚至熬了一个通宵。老师说，他的脑子很聪明，一点就通。只要不懈努力，到期末考试赶上大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家长听到这个消息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以为浪子回头了。可是，还没等我们放下心来，他又开始滋事。
子轩本来就比同班的孩子大，在体院的一段生活如同混江湖，心里面想的和生活经历比所有的孩子都要复杂。住校期间，很快就拉扯上了几个孩子，经常领头翻墙到校外去吃夜宵、喝酒、抽烟。不久，这一伙孩子的学习和表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别的家长不干了，找到学校要求严肃处理害群之马，否则就领孩子转学。
子轩的母亲除了到学校向老师说好话，还找到意见大的家长一个劲地赔礼道歉，为子轩争取一个改过的机会。最后好歹算是平息了这次危机。回到家里，她母亲打他打不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招儿也用了都不好使，只好流着眼泪向他下最后通牒：如果再有过犯，学校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被学校开除了，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子轩也许拿他的表现和体院相比，可能还会觉着没干什么大不了的坏事，甚至觉得自己还挺委屈。此后，他虽然没有捅出太大的娄子，但小麻烦总还是不断。好不容易熬到学期末，老师无奈向家长最后摊牌，你们的孩子实在难管，还是想别的办法吧。他母亲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个孩子已经无可救药，她再也不管了。
责无旁贷， 我只能接手对子轩的管教，子轩就这样又回到了海口的家中。
这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小伙子。子轩在外生活了两年多，打球半途而废，重新上学又被学校撵出来，花了那么多的钱，一事无成，不光让他母亲恼火，也让我感到失望。我不仅为他虚度的年华惋惜，更为他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深感焦虑——难道他真的不想想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吗?
子轩一回到家我就问他，你是否想过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怕自己问得太迂了，最后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你打算以后靠什么吃饭？他对我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是一脸茫然，回答说，没想过。看起来真是没想过。我想和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但是，这个天窗就是打不开，我甚至连天窗在哪里都不知道。
即便到这步田地，我对子轩以后能上大学仍然抱有希望。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笨，只要他把心放在学习上，赶上并完成普通中学的课程是完全可能的。以前耽误的两三年时间不算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不都耽误过吗？子轩在小学期间，曾经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但在平时的数学训练中，表现还不错，大多数习题都能独自解出来，思维非常敏捷，为此经常得到老师的赞赏。在我看来，他不存在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只有想不想上的问题。
为了让他能够把书读进去，我开始把他的学习负担减低到最低点，只给他安排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课程，打算让他把冷板凳坐热了再加量不迟。语文和英语我亲自教，数学先后请了两个大学数学老师教，为让他学英语，还特地为他买了台电脑和一堆光盘。但是，过去小学毕业前曾经有过的家教效果没有重现，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过去了，我考了他一回，结果一塌糊涂。
这个结果在过程中我也有所预料，他学习中最大的问题是没问题。我感觉不到他对读书的兴趣和对生活的危机感，只是感觉到别扭，双方都好像是为谁完成一桩差事。他好像什么都懂，每天似乎都在为我交差做作业，完成约定的学习时间或任务，多一分钟都坐不住。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了大孩子，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他认为我语文教得不好，数学老师也不行，口气俨然像个天才，这让我感到恼火。因为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得到学生如此不满的评价，而我请的数学老师，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都是大学里的骨干教师。更让我恼火的是，几个大学老师围着你屁股后面转，纵然把你连哄带拉送进大学，这样的教育成本也未免太高了吧？我心里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的人，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人均就这么点点资源，机会有限，出了这个村，再没这家店，你小子凭什么这么牛逼哄哄！我们都不行，权当你小子是天才，就自己学去吧，有你哭的时候。
打这以后，我对他上大学的指望几乎没有了。惟希望他哪一天突然懂事，能自己去求学。在我看来，学生理应求学，老师只能劝学，实无必要乞教。
两难困境(1)
海南是口大染缸，黄赌毒出门便是。指望孩子用自制力抵御各种侵害，出污泥而不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时我考虑的不仅是教育的底线，而是生存的底线问题了。
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陷入了两难困境。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但我知道他不能做什么。子轩书读不进去，让他到外面打工又不到年龄，我只能采取消极的办法把他关在家里让他自学。我很清楚采用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治学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之所以要坚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看到有更坏的结果出现。
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精力旺盛，心不能放到读书上，必然要寻找发泄过剩精力的出口。海南是口大染缸，黄赌毒出门便是。指望孩子用自制力抵御各种侵害，出污泥而不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有责任，但是无助。这时我考虑的不仅是教育的底线，而是生存的底线问题了。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海南，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
曾几何时，海南尚未进行经济开发，孤悬海外、交通闭塞，外人罕至，民风之淳朴有如世外桃源。据当地人说，海南人本来不会讨价还价，贩盐的马帮来了，想换什么东西随便拿，看着给。现在不行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纯朴善良的岛民让大陆仔坑蒙拐骗苦了，久而久之也学会了种种招数。改革开放后，外来的商品和移民大量涌入，为这块土地带来了文明和财富，也带来了祸水。海南的“文昌鸡”以地方名吃闻名，海南街头的“鸡”更是天下闻名。也许是巧合，用海南普通话说招商引资四个字听上去就像是“招娼引鸡”。更要命的是毒品，而且一水儿是海洛因。我们刚上岛时几乎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在我离开海南时，吸食者已经有成千上万，公安局不仅限于警力抓不过来，而且执法队伍里也不乏数以百计的瘾君子。毒品泛滥造成的社会危害绝不逊于色情业，哪个家庭一旦有人染上海洛因，这个家庭也就差不多要完蛋了，财产、亲情、尊严、意志迟早会全面崩溃。子轩的母亲是医生，恰好在一家戒毒所工作，经她亲手治疗的患者至少有半百，经我数年观察，只有一例彻底戒断。绝大多数吸食者都是屡戒不止，戒后又复吸。我亲眼见过许多患者毒瘾发作时要死要活的惨相，周围的亲人束手无策、万念俱灰。人一旦堕落到这个份儿上还能谈什么教育？绝不能让孩子沾上毒品，万万不能！
是谁让我们当家长的如此提心吊胆地拉扯孩子？是谁把我们的社会搞成这个样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解决这些问题要花的时间就更长了。我只能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生活现象，用非常规的办法来解决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
海南建省前的汽车走私狂潮和建省后的房地产热让许多当地人转眼暴富。暴富让人头脑发热，海南的暴发户似乎比中国内陆其他地方的暴发户更有理由头脑发热。因为这里是历史上配军贬官的流放之地，世代的穷困、屈辱积怨甚重，郁闷啊！发财了干什么？膨胀！无论干什么都要显示膨胀。
先是生存空间膨胀。
盖房子，盖大房子，盖楼。于是家家户户盖楼比高低，临街楼房都最大限度地在空中向外挺出，看上去像是两排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吵架。海口的城市规划也许经过科学论证，但就是没风水，到处都是丁字路口邪门歪道，形不正。弯弯曲曲的街道，描绘着贪婪腐败分子们扭曲的心路，狭窄昏暗的民巷，是市井小民相互依傍又相互倾轧的生活写照。
房子盖完了是胃口膨胀。
吃呀！吃山珍海味，哪个受保护就吃哪个。把肚子吃起来，吃成领导的模样。海南建省，当官的皆升一级，肚子还没老板的大怎么像领导呢？
吃饱喝足了该轮到老二膨胀了。
去歌舞厅、卡拉OK翻身道情，朝来自大陆的“黄色娘子军”打炮。大陆人嫖妓叫“泡妞”，海南人嫖妓叫“炮妞”，水泡温吞耐久，于是有了“泡妞泡成老公”的段子；火炮猛烈急促，遂有“不去海南不知身体不好”之警句。
炮打完了干什么，还有什么能膨胀的？赌钱，让胆子壮大起来！
海口大街小巷全民皆赌，小赌麻将锄大地拖拉机，中赌老虎机扑克机百乐门二十一点，大赌彩票股票期货，豪赌“梭哈”摇骰子大小一瞪眼。还有更刺激的吗？
吸毒是彻底膨胀。
毒品带给吸食者以无限膨胀的幻境！吸食者的欲望随着一缕青烟升腾，化成白蒙蒙的雾在空气中弥漫，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最终烟散魂销，尘世间留下的是行尸走肉般的躯壳。吸毒用当地话说叫“吃粉”，吃粉的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有钱的买着吸，没钱的贩烟吸，吸毒者往往群居在一起共享极乐，他们比传销商更积极更露骨地发展“下线”，一旦谁被海洛因套牢，就难以自拔。从戒毒所里出来的人，心瘾尚存，寂寞难耐，只要离开监护，马上会得到“粉友”们无微不至的关照，让你重新回到队伍中来。既然入伙了，总要“自食其力”吧，钱！哪里有钱？钱在哪里？为牟取赌资，粉友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一个毒瘾发作的孩子，在向他的母亲索要钱财时遭到拒绝，这个孩子居然抄起斧头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活活劈死！
面对近在眼前的毒品威胁，我对孩子的期望值，已经从望子成才堕落到避免孩子犯罪。他有朝一日也会拿起斧头与我们相向吗？这样的期望值对一个学教育学出身的父亲是难以启齿的，但是，生存现实迫使我必须以此为底线来考虑我可能采取的措施，因为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孩子犯罪的可能。
两难困境(2)
子轩曾经背着我向他母亲要钱遭到拒绝，他抄起一把刀就把她母亲的摩托车座给豁开了，令他母亲伤心透顶。事后他母亲曾经问过他：
“你也会像那个烟鬼一样为要钱杀我吗？”子轩说不会。
“如果有一百万呢？”
子轩眼看着天花板不经意地说：“我想想……”
天哪！他居然真的还要想想。
子轩说这些话时我都没在跟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惧于老爸的淫威才不敢放肆，假如有朝一日他能打过我了呢？我从书本里得知人的罪恶本性中有“恋母弑父”的经典之说，实在无法想像这种事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不仅仅“弑父”，还要“弑母”。这是一个孩子能说出的话吗？我最终想明白了，只要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管男女老少，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环境里，都有的是理由说这种话。就冲这句话我也必须把他关在家里，我必须强制他读书。
我的书尽管不少，但是基本上是专业用经典藏书，除了少数文学书籍，他能读懂的书并不多，让他感兴趣的只有王朔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子轩似乎对王朔最感兴趣，这让我欢喜又让我忧，欢喜的是他总算有了可以让我能够接受的兴趣，我也喜欢王朔。忧的是他的前途，王朔不喜欢数理化，是教育的反叛人物，看来他以后真的要当“坐家”了。把他关在家里，外面的麻烦算是躲避了，但他失去了交往的伙伴，也失去了读书的兴趣，一个精力旺盛的小青年被关在家里无所事事，整天显得萎靡不振。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陷入了两难困境。
发现新大陆(1)
他成家了，成了网络游戏玩家，他成了一个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网上都有人追捧的MUD“大腕”，也成了电子海洛因患者。
生命中总有一股无名的探究力量为自己无处消耗的精力寻找出路，他终于发现了做梦都想去的地方——网吧！严格的管教不结正果，倒发展出了他干特工的才能，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巧妙地运筹了上网的费用和时间。为了给他找点事干，我让他买菜做饭，本以为他会反抗，要么至少是敢怒不敢言，没想到他满口答应，表现积极得有些夸张，每顿饭前都主动请求要上菜市场买菜，说是吃菜要吃新鲜的。后来才知道他每次利用买菜外出的机会，挤出一二十分钟到菜市场旁边的网吧小泡，抓紧时间过把瘾，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成了附近街头网吧里的“腕儿”。
也没有人教，他很快就学会了DOS系统操作和各种常用的个人电脑工具软件。当时的电脑才刚刚进入奔腾586时代，网络热才刚刚兴起，全国上网的人数只有几十万。进网吧的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玩游戏，当时游戏的高级玩家在玩一种叫MUD的网络游戏。子轩只玩MUD。
子轩开始极力解释MUD的种种好处，他说这是电脑玩家的顶级游戏，高级玩家都是些高智商的人，他的网上玩伴都是北大、清华、华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还说电脑和网络操作知识根本就不用学，MUD高手都是电脑技术高手，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被说服了。子轩的口才的确不错，更因为我不懂。
什么是MUD？
MUD是英文 Multiple User Dimension、Multiple User Dungeon或Multiple User
Dialogue的缩写，可以译成多人世界、多人地下城或多人对话，俗称“泥巴”，说白了是一种网络环境中的虚拟现实游戏。
MUD的游戏形式是纯文字交互，它能够充分展现网络游戏的基本特征——玩家在线互动。它没有画面，玩家只能用键盘输入文字命令，电脑也以文字做出应答。 MUD
游戏具有虚拟现实的特性与功能（Virtual
Reality），游戏中玩家所接触到的，是一个由电脑构造出的广阔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游戏角色背后，都有一个现实中的玩家在操作，他的性格特征、气质才能、情趣爱好、价值观念，都会淋漓尽致地投射到游戏角色身上，并影响游戏的进程。由于MUD
玩家所面对的不是固定的电脑程序，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游戏伙伴，是活人之间玩的游戏，玩家面对的是既充满幻想又真实的生活空间。
玩家在MUD 中可以任意扮演一种游戏角色，这些游戏角色有其独特的人际关系和特定的行为特征，比如巫师、侠客或是杀人狂PK，所有这些虚拟的游戏角色在现实生活（MUD的术语叫RL，即Real
Life）中往往是不可能或是没有意义的，但可以使玩家们在另一个世界中体味现实生活里不敢或不可能实际去体验的人生。
子轩在MUD里扮演的角色是PK，PK在游戏中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言行，逢人便杀，格杀勿论，所以被称之为杀人狂。
杀人狂的行为是游戏的程序设计使然，你如果不杀人便会被别的杀人狂杀死，PK发展到最后必然是笑傲江湖的寡头。然而，游戏中还有帮派，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帮派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人，所以PK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饿虎难敌群狼，一般情况下是会让某个帮派群起追杀致死。
加入帮派能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但也有问题，且不说一入帮会就受帮规约束从而失去自由，还得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地层层向上爬，就算是爬上了帮主的角色，也仍然难以获得自由。帮主也要在与各个帮派的交往中察颜观色，见风使舵。何况还要统治管理手下的喽罗，摆平内部的利益冲突。最要紧的是必须提防身边的亲信在紧要关头投敌反水，甚至密设阴谋，投石下井。
侠客这个角色相对PK来说，在道德上是完满的。但是，好人在游戏中也难做。武艺高强的侠客往往不是死在对手的刀下，而是死在同伴的阴谋里，这个结局似乎更让玩家伤感，所以，多数玩家承受不起道德的重负，宁可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彻底的坏人——PK，或死在PK的刀下。
我读过一部写MUD游戏的小说，是一个大学生玩家以第一人称写的。笔法生动感人，其情节说的是他的武功已经玩到天下无敌，以至于帮派都奈何他不得，但是他最后还是栽到“自己人”手里。
侠客曾经在路边救起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厮——是侠客就必须见义勇为，不能见死不救，这是“道”上的规矩。获救的小厮将息过来离去，被帮派绑架收买变节，又重返侠客身边拜师学艺，潜伏数月，习练武功，言听计从，后来也成为一个武林高手，与恩师相处情同手足。在一次与帮派的厮杀中，侠客与对手都遭受了重创，在喘息之机，“徒弟”露出了线人的真面目，冷不防给了救命恩人致命的一剑，一代笑傲江湖的侠客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庸版的中国网络游戏。尽管游戏是在西方人发明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平台上进行的，但是游戏的文化内核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造，与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大相径庭。别以为上了网就成现代人了，网络荷载的文化劣根性比现实中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现新大陆(2)
游戏虽然是虚拟的，然而游戏中发生的情节却不是空穴来风，它是真人演绎的，是玩家的内心世界在游戏中的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MUD游戏又是真实的，它通过网络游戏这样一个表演环境宣泄出了人性恶，当然也不乏有人性善。游戏为所有玩家提供了在虚拟世界中自由扮演角色的舞台。
堵塞不如疏导，最后我想了个办法让子轩效仿以土地换和平的阿拉法特，以功课换自由，每天完成功课后去网吧。在我的默许下，子轩泡网吧合法化了。
子轩玩上MUD以后，精神焕发，两眼放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如此倾心。他每天都是连跑带颠地去网吧，回来则是带着不加掩饰的各种表情。
刚开始，他的角色屡屡被PK无缘无故地杀死，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等级分瞬间化为乌有，每次失败，都能透过他的眼神看到气恼、无奈、沮丧、绝望、企盼等复杂心情。有时危难中遇到大侠慷慨解囊，得到“银两”或“食物”资助，又让他觉着虚拟世界比现实还要美好，网络英雄比爹还亲。子轩的所有天赋似乎是为这个游戏准备的，不久就成了一个大PK，“杀人”的手法干净麻利，他在向昔日的冤家复仇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找回了心理的平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残暴，他说这是游戏法则，网络游戏在初级阶段就是这样。还有，他说“杀”大学生很开心。
出于好奇，我也想玩玩，想体验一下个中奥妙，但是屏幕上滚动的文字实在是太快了，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游戏里用的指令好像威虎山里的黑话，玩家们心领神会，外人两眼一抹黑。我先后去了几次网吧盯着看，看了几次都没摸着门道。
子轩这时候得意了，终于有机会给老爸“上课”了，他像瘾君子一样希望我也上瘾，这样就不愁经费和时间了，而且还可以找找当老师的感觉。这小子的教育方法比我更粗，我被他训了几次终于学不下去了，只好放弃监管的打算。
子轩去网吧得到了我的许可和资金支持，开始每天玩两小时，后来因为他数次与我谈判，摇唇鼓舌巧于辞令，声称他在网上可以学习外语和练习写作，吹嘘他的文笔如何如何受网友们的称赞，最后，他争取到每天四小时上网的权利。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子轩终日泡在不见阳光的网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飞快滚动的字幕，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废寝忘食。肉体在这个时候已成了躯壳，他和在线的玩家已经幻化成虚拟世界里的角色，在游戏中兑现着生活中得不到的光荣与梦想。在这段时间里，网吧事实上成了子轩的课堂。他成家了，成了网络游戏玩家，他成了一个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网上都有人追捧的MUD“大腕”，也成了电子海洛因患者。
双刃剑(1)
大家都在教孩子学好，等他们长大再学坏。我等不及。反正早晚要学坏，早点坏与晚点坏有多大区别？进网吧算什么？我都不怕进还怕孩子进吗？
在我眼中，现实世界里的正统教育存在的弊端，并不比网络游戏看上去更美。
我并不反对他玩游戏，但是我坚决反对人被游戏所玩。
大多数的家长都是谈网色变，社会舆论也一直对网吧贬多褒少。我怎么能宽容孩子泡网吧呢？
我研究了网吧和子轩玩的MUD，还和有关专家讨论过，没有觉着网吧比海口的成人娱乐场所更黑或更黄，只是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自制力差，一旦放任自流孩子会泡吧成瘾，玩物丧志。
我也考虑过MUD游戏对孩子将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与主流教育截然不同。哪怕在西方自由世界，MUD的游戏方式也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社会在对待网络游戏的认识上有同一性，仅就教育普及程度和键盘打字习惯而论，东西方家长就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在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上的天壤之别。内行人有能力对新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外行人只能靠话语霸权实行控制。中国的家长与美国的家长在反对网吧的认识上恐怕不是一回事。电影《黑客帝国Ⅲ》就是一个例子。美国人马上从网络游戏中汲取到新的艺术灵感，通过银幕形象演绎出网络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我觉得《黑客帝国Ⅲ》与其说是感性的艺术想像，毋宁说是理性的哲学思辩。中国人对网络的评判和教育学者、文化学者们的作为，似乎只是借助官方媒体，为广大家长如何限制孩子进网吧支招。
中国的家长在计算机网络面前大多数是外行，行使话语霸权统统在行，对吃不准的新生事物宁可因噎废食也不敢放手尝试。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好心好到不讲理的程度。
他们怕孩子学坏并不妨碍自己谈论起黄段子来眉飞色舞，打麻将泡歌厅吃保护动物，包二奶换绿帽子礼尚往来，贪污腐败造假撒谎成套路。个个都奋不顾身地挡在孩子的前头，摆出“让坏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架势，这是何等彻底的自我牺牲精神呵！
我没有这等自我牺牲精神，我不属于这一类人群，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讲求机会均等。我的五脏六腑盛不了那么多坏水，孩子要是孝顺也该分担一点吧，为什么不？！大家都在教孩子学好，等他们长大再学坏。我等不及。反正早晚要学坏，早点坏与晚点坏有多大区别？进网吧算什么？我都不怕进还怕孩子进吗？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这种游戏好不好，而在于我们家长老师提供的教育究竟有多好？我们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个更能吸引青少年注意力的去处。学校的学科教学不是游戏，但是好的教学能够体现出游戏精神，能够让学生体验到有用又好玩，当然这不是一般教师能够达到的境界，我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既然做不到，就应当保持沉默，少些说教，多研究点问题。我们不能保证学生兴趣盎然地投身于文化课的学习，至少也应当保留学生拥有生活兴趣的权利。
网络游戏有可资利用的教育价值，以MUD为例，我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它至少能为网络环境中教育模式的探索提供先行的范本。
MUD是一个崭新的认知环境。
玩MUD
的过程就如同是在阅读一本超文本小说，没头没尾，扑朔迷离，变化无常，跌宕起伏，玩家们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又像演出一部剧中剧，玩家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游戏尽管是由文字构成的，但是它的信息含量和刺激程度超越任何图形游戏。
互联网创造了语言文字实时交流互动的交往环境，在我看来，这当然也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环境。我看过玩家们的文字，比起应付高考的高才生们的范文描红更像人说的话。语言是历时性演化的，网络兴起的话语范式，正在悄然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的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文化思考在哪里？中国人似乎更关注网络对自身现实利益的影响，商家借助网络概念圈钱，文化范本好像有个什么“轻舞飞扬”，电子泡妞嘛！对那些拒绝网络的人们，不用多少年，看新新人类的文字恐怕比看文言文还要困难了。这不见得全是好事，但是会成为新的话语环境这一事实，无论怎样我们都将要面对它。
网络产生的超文本，与我们习惯了的用逻辑方式构成的叙事文本大相径庭，超文本是动态的知识形式，它消解了认知过程中主体与对象、认知与交往的边界，更趋近于思考的本真状态。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颠覆了我们习惯了的逻辑思维方式，解构了知识的标准和意义。超文本是网络出现之后人类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认知环境，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下结论，它至少是一个有趣的哲学、心理学研究课题。
MUD是一个全新的交往环境。
它的好处是摆脱了物理环境的局限，可以直接以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智力在游戏的虚拟空间自由地与人交往。每个玩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游戏人生和玩伴，他（她）可以在这幻想的世界上自由行事。这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各种性格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所爱与归属。子轩在网吧里通过游戏认识了许多他想结识的玩伴，这些玩伴多数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和这些玩伴相处，至少免去了我对他最坏的担忧。
双刃剑(2)
从积极的方面评价，可以用“物以类聚，人与群分”来肯定，游戏洞穿了他在失学之后与同龄人交往的障碍，也给了他交往的尺度和自信，这个收获也许比当一个小地方的高考第一名更有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子轩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在陌生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要超出同龄人，他虽然没有文凭，但是比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工作，他已经跳了N次槽了。我相信网络给了他许多积极的影响，网络交往超越了“地缘政治”的局限，对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社会舞台，他可以充分地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交往对象和生存环境。
网络游戏对新生代的影响是利是弊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游戏是孩子们成长的社会亚文化，我们可以强行阻止自家的孩子接触网络，但是无法阻止新生代统统远离网络，也无法阻止网络游戏对未来社会文化的影响。何况在我眼中，现实世界里的正统教育存在的弊端，并不比网络游戏看上去更美。
事实上，许多网络高手出自于游戏高级玩家，现代最前卫的网络教育模式，在形式上无外乎都是网络游戏的翻版，在技术操作层面上，玩家比专家精通。一般的家长认为由学校教出来的知识技能更放心，因为老师只教正确的知识，我更倾向于把网络游戏看成是试误学习行为，我对试误得来的知识更放心。
但是，网络游戏是一把双刃剑，它造成的危害至少也跟它的益处差不多。
从消极的方面看，玩网络游戏最大的问题是泡网成瘾，不少玩家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像草一样不能自拔”。俗话说“玩物丧志”，当玩到置现实的一切都不顾的地步，就很难说是创造生活还是逃避现实了。子轩有一回居然在网上连续泡了48小时没有下机，为此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揍，子轩的脸上至今还留着我的毒手掴出的疤痕，更严重的是，这一恶行还不知道给他的心灵带来多么深重的伤害，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我对自己的粗暴行为深感内疚，但又不得已要去当这样的恶人。
站在自由人的原则立场上，我并不反对他玩游戏，但是我坚决反对人被游戏所玩。
我的底线并不苛刻，还是那句老话，要让他接受的仅仅是“说话算数”的家训，但是，我没能如愿。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再不玩了，但是，没过几天，他又回到了虚拟世界中。此后我再也找不到一个非强制性的办法把他拉回到现实的世界中，只好任由他有朝一日去面对“饥饿纪律”的惩戒。
在后来的日子里，子轩泡网的心瘾一直难去，但是面对“饥饿纪律”还是老实了。
子轩后来谋生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他宁可找一个收入低的网络游戏的行当，也想把MUD玩下去。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在联众网掌点实权，想来让他帮一个游戏高手找个饭碗的面子总会给，但是我觉得他的游戏玩得还是没名堂，不足以说服我这个段位的玩家给他拉赞助。我说，你还是不行，玩到这个份上还要脸干啥？若是我要饭吃都要玩，你可以满天下忽悠嘛！那你就不仅仅是高手而是个高人了，成了一个创造活法的教主式的人物。那样的话我也不支持你，但我会佩服你。说到底你还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伪自由主义者，追求的不过是有人买单的自由。
我怎么会反对你玩游戏呢？是你自己对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你还没搞清楚！
我本想“客观叙事”，写完回头看却感觉似乎倾向于在为子轩泡网吧的合理性辩护，就算是吧。子轩不知道为自己的行为合理性辩护，这让我深感遗憾。本书这部分内容本该他来写，我相信他带着玩家的体验一定会写得生动感人，至少会让他的同龄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我知道自己越俎代庖写得有些不着四六，一下笔就写成带有理性色彩的文章了，让玩家看了兴味索然，不懂网络的老人们又看不明白。但我又不能不写，因为这一段经历与子轩的成长密切相关。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谈及MUD不在于评价游戏本身，真正关注的是子轩的心理问题。
因为是玩家，子轩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心理上可能已经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他在现实世界中采取消极的逃避策略，反而加深了对虚拟世界的依赖。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采取逃避的生活态度有碍于一个人自信心的成长，甚至会使内心世界越来越趋向封闭。我愿意给他提供有限的帮助，这个态度也许会让他感到意外。尽管我自知写得太“业余”，但还是相信能给子轩以鼓励甚至启发。我希望他能把游戏里说的话都说出来，说出来心病就去了。
电 影 课
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
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到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1999年，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春节，有朋自远方来。人才学家雷祯孝先生来海南度假，经老朋友肖远介绍与我相识。
论辈分我该是他学生。他自称老雷，也习惯所有的人都称他老雷。老雷不喜欢别人称呼他雷老，尤其不喜欢听女士这样称呼。
早在思想解放年代，老雷就活跃在社会文化思想潮头，和王通讯一起创立人才学。大学期间，我们还上过人才学选修课。这门课的内容接近社会现实问题，深受学生欢迎，老雷在报刊上发表和正在持续发表中的系列文献事实上成为这门课的教材。
双刃剑(3)
在人才学问世之前，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人生自我价值的讨论，一个署名“潘晓”的作者撰文，公然反驳主流意识形态多年宣传的“工具论”和“螺丝钉”理论，提出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意志和权利。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实际上是人生自我价值讨论的继续。人才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事实，总结出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人才的成长起因来自于人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设计。这一观点公然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的社会决定论，强调个性自由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才观、价值观和教育观大相径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学起到不小的社会启蒙作用，也影响到我对人才成长的理解。
雷祯孝当年的名气很大，人才学一炮打响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奔走演讲，所到之处反响热烈，经常受到青年学生抛起欢迎的礼遇。这厮是性情中人，演讲一旦进入状态声情并茂。
在创立人才学期间，老雷还有一个颇有想像力的教育理念。老雷在看电影时萌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这么好的影片为什么不让孩子看？拿全世界最好的电影给孩子看，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吗？他想把电影当课来上，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人类文化真善美成果的熏陶，如果可行，将是一个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其影响将盖过夸美纽斯开创班级授课制，甚至超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这个宏大的创意曾让老雷感动得不能自制，后来他竟然放下呕心沥血十多年的人才学研究成果不搞了，整天专门搜集观看儿童影片，逢人便讲电影。直到今天，老雷还在矢志不移地进行他的电影课教学运动。
老雷坚持认为，最丰富的想像力和最深刻的哲学都蕴藏在电影里，我是电影发烧友，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老雷特别推崇日本的一个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影片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一窝小狐狸出生了，在老狐狸的呵护下成长，小狐狸渐渐长大了，外形已经显得跟父母一样高大。老狐狸一朝突然变脸，驱赶小狐狸出门。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骄傲的人类面对这样的生存困惑该做何感想？老雷发问。
老雷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字发表在报纸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反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仅仅为故事情节和编导的艺术匠心所感动，我对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产生由衷的敬畏。再看子轩，我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怜的小狐狸。我也终于扮演了那该诅咒的老狐狸。此乃后话。
话说老雷来到海南，不等我迎候，直接就找到了家门。几句寒暄，老雷就开始神侃他的电影课理想。
起初我本想利用这个见面机会，好好讨教一下他的人才学理论，对他的天方夜谭并不在意。再说当时海口那块弹丸之地理想主义者过剩，从大陆过来淘金的人多数都是空手过来的，个个都会忽悠，随便聚一桌人就能找出一个大忽悠，什么都敢卖，进出口批文能卖，土地开发红线图能卖，美国土地也能卖。在听老雷忽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曾经闪过用什么法子把这个名人给卖了。
老雷毕竟是重量级人物，岂是我等无名之辈可以炒卖的崩豆。这时候的老雷已从一个文化学者，摇身一变为京城一家文化公司的股东。老雷的股本就一句话：“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老雷就凭着这个理念，“路漫漫兮其修远，上下左右而忽悠”，从国内忽悠到国外，成为一个国际大忽悠。先后忽悠了几个国家部委的大印，几十家媒体，几百个社会知名人士、高级学者、官员，几千个老师，几万名小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课实验。
老雷在讲他的理想事业时，神情笃定，两眼放光，俨然像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
我本想卖老雷，一看这阵势忙改主意：“还是你来卖我吧，我帮你数钱！”老雷这时候来劲了：“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是骡子是马有本事跟我到北京去遛遛，以后……”一席话吐哺握发，意味深长，只是觉着耳熟。
子轩见了老雷，我问他有什么印象，子轩在我们侃大山时留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发亮。以前，他还以同样的话评价过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人无名，囊中如洗，当时在卖美国土地。
编辑部的故事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能去北京当然好，但是端了将近30年的铁饭碗还要不要成了问题。我在海南已经呆了12年了，虽然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无论成与败，对熟悉了的环境和身边的朋友总还是有些留恋。
想当年来海南时壮怀激越，带着书生意气下海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初的“走私热”“皮包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全赶上了，而且我总是赶在最前头。可是，发财的大好机遇在眼前一次次地闪过，自己干过的“事业”一次次地屡败屡战，最终也没发上一笔可观的横财。这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行为中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我常常忘情于过程的体验以至于不顾结果。所有的朋友最后都给过我几乎同样的评论：大家都现实地活着，目的很明确——发财！就你在找感觉。
双刃剑(4)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下海过程中，有许多生活的经历曾经惊心动魄，过后反思又觉得乏善可陈。一个时代弄潮的结果最后总是要聚焦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戏剧性的人和事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没有做大事的人那样侃侃而谈的资本。但是换上一个角度看，哪怕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着值得回味的地方。毕竟还是老百姓多，平凡的事多。《编辑部的故事》写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平凡之中见精彩。我也有过当编辑的经历，我觉得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是以人才引进方式直接调入海南师范学院的。开始当老师，因为遇上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顶头上司，大小事都喜欢向上级汇报，这让我好烦。久了，我才知道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习惯。海南有那么一族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出乎意料，当领导的眼睛也有雪亮的，校方反倒给了我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当编辑的美差。这个工作可以晚上干，我可以放开手脚在外面搞第二职业。
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关系到师资的晋升。中国的大学里都有学报，学报编辑部就是教授的生产线。教育部有规定，能在省级以上学刊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就有评副高职称的资格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报里掌握着采稿生杀大权的几位编辑，除了主编，都没有高级职称。这并不是校方用人失误，我等没职称是因为都谢绝评职称。我们的共同点是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不需要职称这样的劣质化妆品，抹上了反倒脸红，青春痘那种红。这年头的职称里有多少含金量我们当编辑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质量好些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约来的，其次是外稿，本校的投稿大多数都没法看。但是又不能统统枪毙，因为其中有些是领导或准备当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有的拿着领导写来的条子，没有关系背景的就靠人情了。处理这些事情比审稿编辑业务吃力，我们总是做完了采稿意见，推给主编去周旋。
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学报质量在当时全国的师范院校里还算是优秀的。这不值得吹，我为这个时代的大学感到羞耻。学报在今天高校发挥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照顾知识界的弱势群体，在科研成果的包装下无耻地贩卖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思想垃圾。
我反正是油盐不进，该崩的统统崩。我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朋友。
能得罪的也许就根本不是朋友。我又不缺朋友，老周是什么人，交的朋友当然个个顶用，但从来不用。如果是我来办刊物，我崩得更狠，得罪人更多。有没有哪个大学的学报想上层次请我去当主编的？估计没戏。也许我真当上了主编，干上一期就让明枪暗箭给放翻了。
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事都可圈可点，这也是我在学校能呆住的重要原因。
主编陈剑晖搞文学评论在文坛中朋友甚多，不愁稿源，加之刀笔娴熟，办刊物如摆弄小菜。有他顶着，我们可以享受到不坐班的自由。
负责理科版的是研究过数论的黄向阳，研究的是什么纯负数，深了！我们天天要胡扯一通，全是没有用的话题，我们讨论过海南特区的发展模式究竟是邓小平猫还是薛定谔猫抑或是桑代克猫，彩票中奖有没有数学方法可以破解。他坚持说有，我说没有，如果真的有，我想足能办一所世界上收费最高的学校。向阳学过数控，我们商量着怎么给子轩造一个有自动统计功能的数控乒乓球台，怎么把刊物变成比特杂志。黄向阳还给子轩手把手辅导过数学，结果他们之间互相不来电就算了。这本书到最后是在海南完成的，“周疯子回来了！”黄向阳闻讯马上张罗酒局，用自己投资酿造的咖啡酒盛情款待。咖啡酒令人唤起青春最美好的记忆。老友重逢，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味道天下无类。
另一位编辑是作家晓剑，下笔不大节制，情绪来潮可日出万言。写过七八部长篇，电视剧十几部，中短篇不计其数，但都不及在当地报纸上发的一个豆腐块文章牛逼。晓剑对女流成功人士和女权主义日渐猖獗的表演秀吐哇吐哇的怎么也不习惯，当她们在媒体上大谈一流的男人如何如何，晓剑生气了，就说她们理想当中的老公情人什么的充其量不过是三流男人，一流的根本就没见过。尔等良家妇女能攀上三流男人就己经很不错了，不在家好好过小日子，满世界瞎聒噪的什么呀，好烦。自尊心大受挫折的女流成功人士居然组织了起来反戈一击，强烈要求晓剑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质问晓剑何为一流男人？晓剑招了，他说他的文字不够严谨，明明是四流，因怜香惜玉手一发软就写成了三流。这说明他不够一流，也愿意把言不由衷的话改过来。愤女中有对一流男人甚感兴趣者，穷追哪个是一流男人欲想见识。晓剑摊开手说：你永远看不到，我能望其项背，一流不是说的，说了你们也不懂，懂了吧？
晓剑的价口如此正，足以让我在四分之一炷香内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平日里这厮的二审稿子送来跟没审差不多，省下的眼神就跑到我这里盯黑白子。晓剑认为他有业余初段，还有中国棋院颁发的证书，为捍卫其尊严，这厮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执着挑战，只许我让他两子，几年下来屡败屡战好像四子也没赢过。晓剑拿到的业余初段的证书跟现在的学位职称证书的水分差不多，估计是用茅台贿赂老聂了，要是没水分，我至少也应当是业余六段。
双刃剑(5)
我问过他为什么对纠正稿件的错别字那么不耐烦。“需要吗？”他反问，“不需要吗?”我问， “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
晓剑年长，语重心长对我说：“咱们都不是教授，但是担负着为人民大众提拔教授的重任，不是担负为教授改错别字的重任有 搞错,教授都不怕丢人你怕丢什么人？”
到现在我也不大清楚晓剑为什么要求教授和女人比我要求儿子还要严格。我对教授和女人没什么要求，因为我根本就管不住他们，就任他们撒欢吧！
实话说不是我清高，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多年来，关于职称的事好像只有一个人来找过我。主编陈剑晖除了管学报，还是学院和省上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头儿，不止一次劝我申请副教授职称。我很为难，就像村里的大姑娘面对媒人提亲一样口难开。
老大哥绝对是好心，见我住着破房子不忍，想让我有个高级职称住进教授楼。顶头上司如此关照我该掉泪花子才对，
本该说：“大哥你看我已经人老珠黄了，你还看我顺眼吗……”但最后还是以达不到当年师父立的标准为由婉言谢绝了。师父的戒律里有一条是不要写病句错别字，这一条我现在也做不到。教授也不是不能当，等我有机会上小学进修一下再说。
我心说：撒欢我也会，不过是撒野的撒，狂欢的欢。你们成功人士一撒欢就莺歌燕舞舒广袖，我怎么一撒欢就弄得鸡飞狗跳警车叫，影响安定团结，还是别瞎鸡巴掺和了。就让我好好撒泡尿吧，舒畅的一泡！再说了，副的是什么东东，我怎么听上去像是当小的，拿我这皮糙肉厚的当二房说什么也不像呀！
教授们看了这些文字估计心情会很坏，那不管。有本事你就别写病句错别字呀！
行为艺术
我想试试，准备在工龄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老雷回去后真的给我找了个可进京谋生的差事，是走是留，球踢给我了。
小地方的人按规定落户北京是大工程，至少比考大学当教授还难。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割舍，工职、家庭怎么办？掰指头一算我的工龄已经二十有七，该退休了。
朋友们一致好言相劝，有的建议拎上钱袋走门子，为了孩子的未来，买个户口当北京人总不算亏。我对这种赎买方式从来鄙视，管你是什么牛逼的地方，我喜欢篡改一句名诗送上，好像是你轻轻地进去如你轻轻地出来，肯定不会赖着不动弹。有的建议要么还是先熬两年，凑够了三十年工龄退休，拿一份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再出去混不迟，人总要对自己的后事有个托付吧。三十年啊！人一生掐头去尾这不就是一辈子吗？那些在各级考试流水线上的娃娃们不都是为了奔这三十年而终日辛劳吗？
这三十年我干什么了？我怎么觉着还没活动开手脚这场人生的马拉松就到了该向儿子递交接力棒的时候了！
这哪里是什么马拉松？我们分明是在一条传送带上，向秦俑一样排列整齐，用形形色色的裹尸布蒙面，悄然不知地通往吐着肉馅的绞肉机。一路上掠过的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让你觉着自己好像是在运动。风在动，卷裹着平克·弗洛伊德撕心裂肺的呐喊，吹落了蒙在我脸上的裹尸布，我窥见机器在动人没有动。临终不远了，我想换个死法。
我想试试，准备在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昭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他们都吃了药，融化在蓝天里，我没吃药，坠落在大地上。我和儿子都还活着（废话）！我能听见滚滚人流中因我离去引起的躁动，有人在骂：傻逼！
傻就傻吧，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我没有绑架飞机的能力，但是可以绑好自己的鞋带。
三十年差一天来一个大逃亡，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为艺术构想，我舍不得说给艺术家，想留着自己过把瘾。但是还要熬上两年。我等不起。孩子的发展这两年很要紧，我的生命什么时候不要紧？为了生命的自由，让艺术也去见鬼吧！我只要行为。
告别海南，没有任何人送行。我穿了双拖鞋出了门，留下了钥匙，儿子跟在后面。我心说，老子什么都不要了。
流浪开始了！
我们刚刚路过的不过是在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开店的老板霍布森强行让过路人买马。“看，我给了你们挑选的权利。”霍布森立下的规矩是，马可以选择，但是必须挑槽头的第一只。我不买账，领上儿子一走了之。
这只是一次拙劣的绑架，结果未遂。前面还会有许多不可遇见的遭遇，唐僧也不知道。那些昔日森严壁垒阻隔交通的城堡、要塞早已断了烽火炊烟，只剩下残垣断壁，但是外面的世界和人与人之间仍然处在分割状态，那是些由概念、话语建构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它们扼住了所有的咽喉要道，蒙着面孔向在这个世界上旅行的人索要买路钱。我没有可以通用的货币，但是我要自由地行走，轻轻地进去如同轻轻地出来。尽管我还会不断地遭遇绑架。
双刃剑(6)
我们溜溜达达地路过深圳、广州，拜会了一些老友同学，走马观花浏览了市容，无心久留，直扑北京。
我们又将是北京人了！北京人民过得怎么样了？提了速的列车让人心情爽快，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景象，自己对着自己逗着闷子，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幅幅蒙太奇场面。
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群人跪倒在地，又一群人被打倒在地。他们是“右派”、“走资派”。
又过来一茬人跪倒在地，他们是当年曾经摁着走资派下跪的红卫兵，当中还有不少和父母划清界限的，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父母。没人强迫他们下跪，他们自愿跪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权势的奴隶，饭碗的奴隶，土地的奴隶，关系的奴隶，私情的奴隶，书本的奴隶，名分的奴隶，传媒的奴隶，时尚的奴隶，药物的奴隶，技术的奴隶，婚姻的奴隶，孩子的奴隶，房子的奴隶，车子的奴隶，票子的奴隶……
有些人站着。
最抢眼的是贾桂。贾桂有名言：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还有，在田间默默耕耘的农民；
公共汽车上找不到座位的老弱妇孺；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随地小便的男人……
车厢里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北京到了。
出了站口，不知怎么我心头一乐突然想起了胡汉三，我对子轩说：“儿子，你该对北京打个招呼——当年大难不死的周子轩走到天涯海角又回来了！”
子轩没反应，我很失意，好一阵才想起他不认识胡汉三。显然是我兴奋得有些不察。
我把鞋换了，以示对首都的敬重。
从北京站乘出租车奔西客站附近的公司，吃午饭顺便与久别重逢的老友对吹一瓶燕京啤酒，就近租民房讨价还价，买居家用品挑三拣四，打扫卫生收拾入住……从下火车到上班报到这段时间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
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我把刚刚发生的这些经过说给人事经理听，权当一个土“海龟”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句：“还需要看文凭和简历吗？”
儿子一路都在我身边，我说的做的与其是给公司露一手，不如说是给儿子上一课——流浪汉的基础课。
北漂进京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电影课
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
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到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1999年，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春节，有朋自远方来。人才学家雷祯孝先生来海南度假，经老朋友肖远介绍与我相识。
论辈分我该是他学生。他自称老雷，也习惯所有的人都称他老雷。老雷不喜欢别人称呼他雷老，尤其不喜欢听女士这样称呼。
早在思想解放年代，老雷就活跃在社会文化思想潮头，和王通讯一起创立人才学。大学期间，我们还上过人才学选修课。这门课的内容接近社会现实问题，深受学生欢迎，老雷在报刊上发表和正在持续发表中的系列文献事实上成为这门课的教材。
在人才学问世之前，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人生自我价值的讨论，一个署名“潘晓”的作者撰文，公然反驳主流意识形态多年宣传的“工具论”和“螺丝钉”理论，提出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意志和权利。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实际上是人生自我价值讨论的继续。人才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事实，总结出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人才的成长起因来自于人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设计。这一观点公然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的社会决定论，强调个性自由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才观、价值观和教育观大相径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学起到不小的社会启蒙作用，也影响到我对人才成长的理解。
雷祯孝当年的名气很大，人才学一炮打响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奔走演讲，所到之处反响热烈，经常受到青年学生抛起欢迎的礼遇。这厮是性情中人，演讲一旦进入状态声情并茂。
在创立人才学期间，老雷还有一个颇有想像力的教育理念。老雷在看电影时萌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这么好的影片为什么不让孩子看？拿全世界最好的电影给孩子看，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吗？他想把电影当课来上，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人类文化真善美成果的熏陶，如果可行，将是一个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其影响将盖过夸美纽斯开创班级授课制，甚至超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这个宏大的创意曾让老雷感动得不能自制，后来他竟然放下呕心沥血十多年的人才学研究成果不搞了，整天专门搜集观看儿童影片，逢人便讲电影。直到今天，老雷还在矢志不移地进行他的电影课教学运动。
老雷坚持认为，最丰富的想像力和最深刻的哲学都蕴藏在电影里，我是电影发烧友，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老雷特别推崇日本的一个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影片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一窝小狐狸出生了，在老狐狸的呵护下成长，小狐狸渐渐长大了，外形已经显得跟父母一样高大。老狐狸一朝突然变脸，驱赶小狐狸出门。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骄傲的人类面对这样的生存困惑该做何感想？老雷发问。
老雷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字发表在报纸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反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仅仅为故事情节和编导的艺术匠心所感动，我对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产生由衷的敬畏。再看子轩，我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怜的小狐狸。我也终于扮演了那该诅咒的老狐狸。此乃后话。
话说老雷来到海南，不等我迎候，直接就找到了家门。几句寒暄，老雷就开始神侃他的电影课理想。
起初我本想利用这个见面机会，好好讨教一下他的人才学理论，对他的天方夜谭并不在意。再说当时海口那块弹丸之地理想主义者过剩，从大陆过来淘金的人多数都是空手过来的，个个都会忽悠，随便聚一桌人就能找出一个大忽悠，什么都敢卖，进出口批文能卖，土地开发红线图能卖，美国土地也能卖。在听老雷忽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曾经闪过用什么法子把这个名人给卖了。
老雷毕竟是重量级人物，岂是我等无名之辈可以炒卖的崩豆。这时候的老雷已从一个文化学者，摇身一变为京城一家文化公司的股东。老雷的股本就一句话：“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老雷就凭着这个理念，“路漫漫兮其修远，上下左右而忽悠”，从国内忽悠到国外，成为一个国际大忽悠。先后忽悠了几个国家部委的大印，几十家媒体，几百个社会知名人士、高级学者、官员，几千个老师，几万名小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课实验。
老雷在讲他的理想事业时，神情笃定，两眼放光，俨然像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
我本想卖老雷，一看这阵势忙改主意：“还是你来卖我吧，我帮你数钱！”老雷这时候来劲了：“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是骡子是马有本事跟我到北京去遛遛，以后……”一席话吐哺握发，意味深长，只是觉着耳熟。
子轩见了老雷，我问他有什么印象，子轩在我们侃大山时留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发亮。以前，他还以同样的话评价过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人无名，囊中如洗，当时在卖美国土地。
编辑部的故事(1)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能去北京当然好，但是端了将近30年的铁饭碗还要不要成了问题。我在海南已经呆了12年了，虽然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无论成与败，对熟悉了的环境和身边的朋友总还是有些留恋。
想当年来海南时壮怀激越，带着书生意气下海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初的“走私热”“皮包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全赶上了，而且我总是赶在最前头。可是，发财的大好机遇在眼前一次次地闪过，自己干过的“事业”一次次地屡败屡战，最终也没发上一笔可观的横财。这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行为中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我常常忘情于过程的体验以至于不顾结果。所有的朋友最后都给过我几乎同样的评论：大家都现实地活着，目的很明确——发财！就你在找感觉。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下海过程中，有许多生活的经历曾经惊心动魄，过后反思又觉得乏善可陈。一个时代弄潮的结果最后总是要聚焦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戏剧性的人和事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没有做大事的人那样侃侃而谈的资本。但是换上一个角度看，哪怕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着值得回味的地方。毕竟还是老百姓多，平凡的事多。《编辑部的故事》写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平凡之中见精彩。我也有过当编辑的经历，我觉得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是以人才引进方式直接调入海南师范学院的。开始当老师，因为遇上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顶头上司，大小事都喜欢向上级汇报，这让我好烦。久了，我才知道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习惯。海南有那么一族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出乎意料，当领导的眼睛也有雪亮的，校方反倒给了我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当编辑的美差。这个工作可以晚上干，我可以放开手脚在外面搞第二职业。
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关系到师资的晋升。中国的大学里都有学报，学报编辑部就是教授的生产线。教育部有规定，能在省级以上学刊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就有评副高职称的资格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报里掌握着采稿生杀大权的几位编辑，除了主编，都没有高级职称。这并不是校方用人失误，我等没职称是因为都谢绝评职称。我们的共同点是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不需要职称这样的劣质化妆品，抹上了反倒脸红，青春痘那种红。这年头的职称里有多少含金量我们当编辑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质量好些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约来的，其次是外稿，本校的投稿大多数都没法看。但是又不能统统枪毙，因为其中有些是领导或准备当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有的拿着领导写来的条子，没有关系背景的就靠人情了。处理这些事情比审稿编辑业务吃力，我们总是做完了采稿意见，推给主编去周旋。
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学报质量在当时全国的师范院校里还算是优秀的。这不值得吹，我为这个时代的大学感到羞耻。学报在今天高校发挥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照顾知识界的弱势群体，在科研成果的包装下无耻地贩卖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思想垃圾。
我反正是油盐不进，该崩的统统崩。我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朋友。
能得罪的也许就根本不是朋友。我又不缺朋友，老周是什么人，交的朋友当然个个顶用，但从来不用。如果是我来办刊物，我崩得更狠，得罪人更多。有没有哪个大学的学报想上层次请我去当主编的？估计没戏。也许我真当上了主编，干上一期就让明枪暗箭给放翻了。
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事都可圈可点，这也是我在学校能呆住的重要原因。
主编陈剑晖搞文学评论在文坛中朋友甚多，不愁稿源，加之刀笔娴熟，办刊物如摆弄小菜。有他顶着，我们可以享受到不坐班的自由。
负责理科版的是研究过数论的黄向阳，研究的是什么纯负数，深了！我们天天要胡扯一通，全是没有用的话题，我们讨论过海南特区的发展模式究竟是邓小平猫还是薛定谔猫抑或是桑代克猫，彩票中奖有没有数学方法可以破解。他坚持说有，我说没有，如果真的有，我想足能办一所世界上收费最高的学校。向阳学过数控，我们商量着怎么给子轩造一个有自动统计功能的数控乒乓球台，怎么把刊物变成比特杂志。黄向阳还给子轩手把手辅导过数学，结果他们之间互相不来电就算了。这本书到最后是在海南完成的，“周疯子回来了！”黄向阳闻讯马上张罗酒局，用自己投资酿造的咖啡酒盛情款待。咖啡酒令人唤起青春最美好的记忆。老友重逢，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味道天下无类。
另一位编辑是作家晓剑，下笔不大节制，情绪来潮可日出万言。写过七八部长篇，电视剧十几部，中短篇不计其数，但都不及在当地报纸上发的一个豆腐块文章牛逼。晓剑对女流成功人士和女权主义日渐猖獗的表演秀吐哇吐哇的怎么也不习惯，当她们在媒体上大谈一流的男人如何如何，晓剑生气了，就说她们理想当中的老公情人什么的充其量不过是三流男人，一流的根本就没见过。尔等良家妇女能攀上三流男人就己经很不错了，不在家好好过小日子，满世界瞎聒噪的什么呀，好烦。自尊心大受挫折的女流成功人士居然组织了起来反戈一击，强烈要求晓剑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质问晓剑何为一流男人？晓剑招了，他说他的文字不够严谨，明明是四流，因怜香惜玉手一发软就写成了三流。这说明他不够一流，也愿意把言不由衷的话改过来。愤女中有对一流男人甚感兴趣者，穷追哪个是一流男人欲想见识。晓剑摊开手说：你永远看不到，我能望其项背，一流不是说的，说了你们也不懂，懂了吧？
编辑部的故事(2)
晓剑的价口如此正，足以让我在四分之一炷香内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平日里这厮的二审稿子送来跟没审差不多，省下的眼神就跑到我这里盯黑白子。晓剑认为他有业余初段，还有中国棋院颁发的证书，为捍卫其尊严，这厮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执着挑战，只许我让他两子，几年下来屡败屡战好像四子也没赢过。晓剑拿到的业余初段的证书跟现在的学位职称证书的水分差不多，估计是用茅台贿赂老聂了，要是没水分，我至少也应当是业余六段。
我问过他为什么对纠正稿件的错别字那么不耐烦。“需要吗？”他反问，“不需要吗?”我问， “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
晓剑年长，语重心长对我说：“咱们都不是教授，但是担负着为人民大众提拔教授的重任，不是担负为教授改错别字的重任有 搞错,教授都不怕丢人你怕丢什么人？”
到现在我也不大清楚晓剑为什么要求教授和女人比我要求儿子还要严格。我对教授和女人没什么要求，因为我根本就管不住他们，就任他们撒欢吧！
实话说不是我清高，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多年来，关于职称的事好像只有一个人来找过我。主编陈剑晖除了管学报，还是学院和省上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头儿，不止一次劝我申请副教授职称。我很为难，就像村里的大姑娘面对媒人提亲一样口难开。
老大哥绝对是好心，见我住着破房子不忍，想让我有个高级职称住进教授楼。顶头上司如此关照我该掉泪花子才对，
本该说：“大哥你看我已经人老珠黄了，你还看我顺眼吗……”但最后还是以达不到当年师父立的标准为由婉言谢绝了。师父的戒律里有一条是不要写病句错别字，这一条我现在也做不到。教授也不是不能当，等我有机会上小学进修一下再说。
我心说：撒欢我也会，不过是撒野的撒，狂欢的欢。你们成功人士一撒欢就莺歌燕舞舒广袖，我怎么一撒欢就弄得鸡飞狗跳警车叫，影响安定团结，还是别瞎鸡巴掺和了。就让我好好撒泡尿吧，舒畅的一泡！再说了，副的是什么东东，我怎么听上去像是当小的，拿我这皮糙肉厚的当二房说什么也不像呀！
教授们看了这些文字估计心情会很坏，那不管。有本事你就别写病句错别字呀！
行为艺术(1)
我想试试，准备在工龄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老雷回去后真的给我找了个可进京谋生的差事，是走是留，球踢给我了。
小地方的人按规定落户北京是大工程，至少比考大学当教授还难。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割舍，工职、家庭怎么办？掰指头一算我的工龄已经二十有七，该退休了。
朋友们一致好言相劝，有的建议拎上钱袋走门子，为了孩子的未来，买个户口当北京人总不算亏。我对这种赎买方式从来鄙视，管你是什么牛逼的地方，我喜欢篡改一句名诗送上，好像是你轻轻地进去如你轻轻地出来，肯定不会赖着不动弹。有的建议要么还是先熬两年，凑够了三十年工龄退休，拿一份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再出去混不迟，人总要对自己的后事有个托付吧。三十年啊！人一生掐头去尾这不就是一辈子吗？那些在各级考试流水线上的娃娃们不都是为了奔这三十年而终日辛劳吗？
这三十年我干什么了？我怎么觉着还没活动开手脚这场人生的马拉松就到了该向儿子递交接力棒的时候了！
这哪里是什么马拉松？我们分明是在一条传送带上，向秦俑一样排列整齐，用形形色色的裹尸布蒙面，悄然不知地通往吐着肉馅的绞肉机。一路上掠过的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让你觉着自己好像是在运动。风在动，卷裹着平克·弗洛伊德撕心裂肺的呐喊，吹落了蒙在我脸上的裹尸布，我窥见机器在动人没有动。临终不远了，我想换个死法。
我想试试，准备在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昭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他们都吃了药，融化在蓝天里，我没吃药，坠落在大地上。我和儿子都还活着（废话）！我能听见滚滚人流中因我离去引起的躁动，有人在骂：傻逼！
傻就傻吧，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我没有绑架飞机的能力，但是可以绑好自己的鞋带。
三十年差一天来一个大逃亡，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为艺术构想，我舍不得说给艺术家，想留着自己过把瘾。但是还要熬上两年。我等不起。孩子的发展这两年很要紧，我的生命什么时候不要紧？为了生命的自由，让艺术也去见鬼吧！我只要行为。
告别海南，没有任何人送行。我穿了双拖鞋出了门，留下了钥匙，儿子跟在后面。我心说，老子什么都不要了。
流浪开始了！
我们刚刚路过的不过是在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开店的老板霍布森强行让过路人买马。“看，我给了你们挑选的权利。”霍布森立下的规矩是，马可以选择，但是必须挑槽头的第一只。我不买账，领上儿子一走了之。
这只是一次拙劣的绑架，结果未遂。前面还会有许多不可遇见的遭遇，唐僧也不知道。那些昔日森严壁垒阻隔交通的城堡、要塞早已断了烽火炊烟，只剩下残垣断壁，但是外面的世界和人与人之间仍然处在分割状态，那是些由概念、话语建构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它们扼住了所有的咽喉要道，蒙着面孔向在这个世界上旅行的人索要买路钱。我没有可以通用的货币，但是我要自由地行走，轻轻地进去如同轻轻地出来。尽管我还会不断地遭遇绑架。
我们溜溜达达地路过深圳、广州，拜会了一些老友同学，走马观花浏览了市容，无心久留，直扑北京。
我们又将是北京人了！北京人民过得怎么样了？提了速的列车让人心情爽快，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景象，自己对着自己逗着闷子，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幅幅蒙太奇场面。
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群人跪倒在地，又一群人被打倒在地。他们是“右派”、“走资派”。
又过来一茬人跪倒在地，他们是当年曾经摁着走资派下跪的红卫兵，当中还有不少和父母划清界限的，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父母。没人强迫他们下跪，他们自愿跪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权势的奴隶，饭碗的奴隶，土地的奴隶，关系的奴隶，私情的奴隶，书本的奴隶，名分的奴隶，传媒的奴隶，时尚的奴隶，药物的奴隶，技术的奴隶，婚姻的奴隶，孩子的奴隶，房子的奴隶，车子的奴隶，票子的奴隶……
有些人站着。
最抢眼的是贾桂。贾桂有名言：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还有，在田间默默耕耘的农民；
公共汽车上找不到座位的老弱妇孺；
行为艺术(2)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随地小便的男人……
车厢里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北京到了。
出了站口，不知怎么我心头一乐突然想起了胡汉三，我对子轩说：“儿子，你该对北京打个招呼——当年大难不死的周子轩走到天涯海角又回来了！”
子轩没反应，我很失意，好一阵才想起他不认识胡汉三。显然是我兴奋得有些不察。
我把鞋换了，以示对首都的敬重。
从北京站乘出租车奔西客站附近的公司，吃午饭顺便与久别重逢的老友对吹一瓶燕京啤酒，就近租民房讨价还价，买居家用品挑三拣四，打扫卫生收拾入住……从下火车到上班报到这段时间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
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我把刚刚发生的这些经过说给人事经理听，权当一个土“海龟”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句：“还需要看文凭和简历吗？”
儿子一路都在我身边，我说的做的与其是给公司露一手，不如说是给儿子上一课——流浪汉的基础课。
接触媒体
子轩这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编导，又匆匆环顾了一下旁边的人，大概是感觉到谈话气氛对他不利，干脆犯混了：“反正，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等我有了情绪再给你们说，这样的谈话效果实在太差！”说完，子轩转身进了卫生间再也不出来了。
引子
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我上班的公司在北京西客站背后的亚视大厦，临时租的房子就在公司写字楼下面的村子里，是一间违章砌起的小耳房，6平方米，月租260元，合乎我当时的预算。带子轩从海南来到北京，盘缠是家里的电脑卖出来的，一路上已花去了CPU加CD-ROM。好在来到后“卖身”顺利，剩下的钱刚好能续到下月开支。“一级战备”状态已告结束，该走动走动，找老朋友们喝两杯了。
第一个想见的人是肖远，他是我来北京的始作俑者。是他介绍老雷找我，老雷煽我来北京的。
肖远是教育界最早的硕士，有“京城最后一个骑士”的美誉。认识肖远是因为他有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肖远为了一只麻雀，挨了一顿打。肖远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在校园里见到两个校工拿着气枪打麻雀，肖远上去把气枪没收了。这个行为在当时相当于今天在高尔夫球场球童把老板的球杆没收一样不可思议。那时的工人没人敢惹，一声呼哨能唤来一个阶级。双拳难敌四条腿，肖远被这两个校工打了。挨打也不撒手，肖远死揪着这两个人连人带枪拖到了学校的保卫部，硬是逼着两个工人道歉了事。
当年我的同学杨彬在华师读书，是肖远的同门师弟，回家过年的时候在酒桌上讲了这个故事。当时也喝大了，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这个愿望最后还是实现了。
在电话里与肖远联系上了，相约周末去京西一个艺术沙龙聚会。
肖远带来一个女孩，名叫郑琼，记者出身，京城自由人。
聊天过程中，肖远提起子轩退学之事，只当自我介绍，我说了个大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琼凭着记者的敏感，当即就给我来了一通采访，然后说，你这可是条重要新闻，你等着。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冯玥打来的，冯自我介绍说是郑琼的朋友，想对我们父子做一个采访。
头一回见面我有些失望，来者像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我对她的能力有所怀疑，但是对她的诚恳我还是报以信赖。冯玥的采访更像是搞新闻调查，先后采访了我几次，然后又找子轩单独面谈，光是录音就录了几十个小时。整理录音写报道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像是做学问，这种态度让我感动。
冯玥的报道最后以《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为题在1999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发表。冯玥在报道中，写我用了真名实姓，对子轩则采用了化名。这是我们的约定，子轩当时说他在自学，我曾经担心见报后子轩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建议她不要用子轩的真名，冯玥考虑周全，报道中，她把小轩化名为“小宣”。事后看，我的担心并不多余。我对冯玥的报道很满意，冯玥的文字干净利落又非常老道，不像是一个年轻人的出手。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过电(1)
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
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的编导史唯女士通过电话找到我，史唯年轻漂亮，还知道哈耶克，有兴趣制作带挑战性的片子。短短的面谈之后，史唯决定拍我们父子。跟史唯合作的摄像师据说是个腕，叫李晓明。
史唯和李晓明断断续续地跟着我们拍了两个多月，贝塔带就用去了几十盘，拍摄期间我有两次外地出差任务，他们也扛着机器跟去了。我没过过电，有了这次经历才知道用镜头说话比写字还难。有时为了一个不到一分钟的镜头，摄像机架在那里要等上半天。
最让编导们为难的是我们父子之间当时所处的微妙关系，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并不和谐，故事情节仍处在发展中，结果扑朔迷离。编导始终抱着纪实原则和“把事情搞清楚”的创作态度跟踪拍摄，有时还要想法子把我们爷俩儿往一块撮合，不仅费力而且费神。
有几个场景是让我难忘的。
一次是在我的住所谈话，编导想了解我行为的思想背景，我敞开说了，不知不觉讲了三个小时，机器架在那里拍下了全过程。谈话内容很沉重，史唯后来告诉我，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史唯感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另一次是拍子轩找我要钱上学，这个情节是编导采访过子轩后设计的，我全然不知，结果当子轩提出要上学的要求时我毫不留情地当场拒绝了。因为是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话题尖锐，时至今天依然历历在目----
子轩18岁生日终于到了，我本想隆重地为他过个生日，但是我联系不上他，他也没找我。生日的当天正好要去外地出差，一路在火车上还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他一直没有开机。不知他的生日是怎么过的，成人仪式有何创意，可曾开心？我回北京后一段日子，出我所料，子轩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谈谈。
听到“谈谈”这两个字我满心欢喜，心想着拉扯了十几年的孩子将以一个男人的姿态与我平起平坐地交谈了。
子轩这一回手里又拿了一本书，见到我满面笑容。
“找到工作了？”我问他。
他的脸沉了下来。他说他想上学。
我心说，小祖宗，你还没编够哇！我把摁在心头多少年的话都吐了出来：“到这时候了还跟我谈什么上学的事情，明摆着是弱智问题嘛！你早干什么了？这些年你跟我玩小花花肠子还不够呀？你不仅早已花光了你的学费，而且透支了我对你的信任。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话？另外，讲到上学，建议你不要想着上什么大学了，对你做人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最适合你上的学校是麦当劳。你去当一个跑堂，一小时挣3块钱，然后你拿上挣来的血汗钱去思量，是买点好吃的，还是买书，还是积攒学费？只有这样，你的所有想法才是真实的。你上学不就是要学些道理吗？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即使上了学又有什么用……
”
子轩被这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他要了根烟默默地抽着。
我说咱们还是聊聊找工作的事吧，兴许我还能帮你支两招。他说不想谈了，场面沉默。
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他在北京工作的叔叔供职的一家软件公司的小会议室里。他叔叔目睹了这个场面，说是很像给孩子强行断奶。他知道当事人泪流在心里，疼在心里，无言的结局令他感慨万端。
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场面。后来我才明白过来编导是撮合我们父子“谈话”的始作俑者。
他们也许本想拍一个自立谋生碰了壁的孩子重返学堂的结局，也许在等待现场出现一个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戏剧冲突。他们等到了一场“逆父”割心头肉的现场演出，当抓到他们想要的镜头后，在场的人都一脸严肃，居然谁都无心说话。
拍片子是编导的职业，这样的戏剧性冲突对纪实拍摄来讲是求之不得的镜头，然而，两位编导似乎比我更富有人情味。史唯在分手时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老周，赶紧让子轩去上学，否则这个孩子就毁了！”
史唯与李晓明在许多方面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但是在工作过程中他们较好地把握了职业电视人的“干预”尺度。片子播出之前，他们在《中国电视报》上还写了篇文章谈了拍摄中的复杂感受，直言对我的某些做法表示不解。晓明是个汉子，他对我在被采访期间经常表现出所答非所问的随意状态深感不满，拍摄工作杀青后，在酒桌上把我一通臭训。我当时的感觉像在拳击比赛的终了重重地挨了一顿组合拳，无力反击。我的脸色苍白，两眼发直，只留下一口挺住的力气。我认了。其实，我不是不想说实话，但是有些话的确是难以简单说清楚的，有些话则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只因为我是个男人，是父亲。子轩该不该上学这本不是一个编导该操心的事情，史唯女士的忠告和晓明的批评我也没觉着真有那么耸人听闻，但是他们能诚心诚意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还是心存感激的。再有，他们干的是见证历史的工作，行当的要求就是动真格的。他们想拍出真实又有看头的片子，也希望选择的拍摄对象能有一个前景广阔的生活空间。
过电(2)
《生活空间》拍摄期间，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邀请我们父子二人去上海制作节目，史唯和李晓明也跟去了，套着拍节目里的节目。
住进宾馆后，上海电视台的节目编导和节目主持人前来熟悉采访对象，开门见山向子轩提了一连串问题，主要问子轩退学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当问到子轩在北京干什么时，子轩说在玩MUD。编导追问子轩的正业是什么？子轩回答说这就是正业，就是玩游戏。编导又问玩游戏能得到什么？比如知识、交友什么的。
子轩被问毛了，一时语塞，脸色沉了下来，锁起眉头，半闭着眼睛，手摸着空气缓缓地比画着，大概心里想着怎么措辞。停了几个休止符后开口了：“那是一个虚拟世界，我在里面扮演一个人物，干自己在现实中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入党、结婚什么的……我们那个圈子（指那些有正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玩友们）都玩的是这个游戏。”
子轩这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编导，又匆匆环顾了一下旁边的人，大概是感觉到谈话气氛对他不利，干脆犯混了：“反正，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等我有了情绪再给你们说，这样的谈话效果实在太差！”说完，子轩转身进了卫生间再也不出来了。
编导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能猜到子轩的心思，对子轩的做法也能理解，但是为了圆场措辞比较含蓄：“大概是问话中已有潜台词在说他不务正业。”
节目主持人是现在主持央视《实话实说》栏目的和晶，她看到这个场面担心出场后会砸锅，临走嘱托我多做做工作。
子轩听见外面没动静了才从卫生间出来，头一句话就说：“我想回去了，这里的人怎么跟土老冒一样，除了知道考大学找工作什么都不懂。”
我想不出好办法哄他，突然冒出一句：“你就留在上海开网吧好了，有这样的免费广告支持，肯定火爆。”晚上，我没带子轩去逛灯火通明的外滩和南京路，因为我知道子轩更喜欢他的虚拟世界。
不知是讲求效率还是花钱仔细，我们第二天就被派上场了。出场前，子轩问我该说些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来个实话实说吧。
现场的效果不甚好，尽管当时上海台拥有风头正劲的主持人和晶，但是节目制作水平与央视有天壤之别。当谈起MUD来在场的人几无人知，难以想像这里是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会。现场的气氛有些像考场，老师、学生说起话来像背课文，请来的有些专家、教授讲话义正词严，让人觉得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搞完。主持人凭着伶牙俐齿张罗着台上台下，经常要像小学教师一样启发大家发言。我总也找不到畅所欲言的感觉，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捱到完事。回到宾馆后自责不迭，我感觉自己无聊透顶，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触电”我知道谨慎了。有一次找《实话实说》总策划杨东平谈一个选题，事没谈成，但杨表示对我的事情感兴趣，问我是否有意在《实话实说》做一期节目，我找了个借口推掉了。
我说子轩正在学习过程中，《实话实说》影响太大，他可能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一个没有养成内定品格的人活在舆论的压力下未必是好事。
事后看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子轩当时思想动摇不定，还没实话实说的自信，总怕别人捅他的痛处，说话有遮掩，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说为好，对谁都好。
关于我们父子之间的故事制作了三期，这在央视很少见，2000年的春节前，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中播出了。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片子播出之后，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进地铁就有人认出了，当然不会有明星那份感受，我是另类。我能从人们的眼神中读出各种态度，支持者少反对者多，不理解者更多。
几位在京的大学同学年前聚餐，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意思是干吗要像小丑一样作贱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劝我认清潮流端正心态好自为之。同学们都混得不错，即便不算是成功人士也都能在小康中排名靠前，孩子们也都上了大学或考出了国，在这种场合，我似乎无言以对。
我和子轩从此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估计那几天找他的人不会少，人们肯定会问他一大堆问题，他心里没底无法回答，于是一躲了之。他母亲反应强烈，认为我拿着孩子当道具做电视表演秀，为出名不择手段。
他的奶奶看了电视以后打电话来对我好一顿责备，问我为什么要拒绝子轩想上学的要求，让我带上子轩回老家烟台过年。她不仅仅是在感情上心疼孙子，更是不愿意看到她曾经带过多年的孙子沦落成文盲，她想亲自干预孙子的教育。我的姨妈刚从美国带孙子回来不久，对美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之发达感触颇深，亲笔写信给我，语重心长地劝我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上大学。我知道长辈们的好意，但无法用书信和电话说清楚，只好用礼节性客套敷衍。
当时我似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处境，很郁闷。还好这是在北京，永远不必发愁，总会有能理解你的朋友邀着去喝啤酒。一个忘年小朋友子鹏比子轩稍大几岁，看了片子后说：“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你看看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就这么跟大人说话。
过电(3)
这就是媒体给我个人带来的全部好处。
在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我找到李晓明想请他核实一下这部分内容，晓明告诉我，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史唯和李晓明也该拿这个奖，因为下足了功夫。再者，当时我和子轩迫于生存现实，在拍摄过程中根本就没考虑过镜头，全然是在无意中演出了一场充满了冲突与绝望的现实生活悲剧。看过的人说，子轩的形象比我可爱，言外之意是我有些可憎或是可悲。我对镜头记录下的状态着实不满意，我当时的气色很不好，似乎显得走投无路前景灰暗。
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就是那个样子，撑也撑不起来一个得意的形象。但我需要得意也自信有得意的一天！因此埋下了一个心愿，我早晚要用自己的新生活和文字亮出镜头拍不到的心迹，让所有的人都看个明白。
一厢情愿
老板也在海南淘金起家，想必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沧桑岁月中经历过无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他不喜欢讲故事，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他喜欢古诗，李商隐有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乃千古绝对，毛泽东以“人间正道是沧桑”应之，因是伟人，似乎鲜有人说三道四，惟这厮对毛诗的帝王之气耿耿于怀，写出一句“心如无恨心常青”。我以为这诗好，因为伟人和女人都写不出来。
马要是上了户口成什么了(1)
同志们呀！你们说马要是上了户口成什么了？”大家好一阵子没反应过来。突然有人说，“是驴”！
北京户口是个大红灯笼，谁行房事给谁挂。本爷手拎一把小红灯笼,爱往哪挂就往哪挂。
进入北京，我开始学习当白领。一上班，令我惊诧的是遇见两位也是从海南落荒流窜过来的浪人郑某蔡某，好像身上都有股子海腥味，相互间一见如故，遂感慨命相之大，天下之小。
寒暄起来才知道大家还都是1987年海南建省前上岛的，同属海南一期。不用问，二位肯定是公司骨干，我们是谁呀？海南一期的！这拨人哪个没练过空手道开过皮包公司？虽是打工，所作所为和白领小生全然不是一个路数。
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公司为了鼓励大家卖命干活，提出一条鼓励措施，凡是外地来京的人才，只要贡献突出，公司将为其办理北京户口。这等好事要是让时下想留在北京的外地人赶上，还不感动得掉泪花子。
没想到我等老几并不领情，老郑先发话了：“户口制是种群歧视，可恶至极！老子当年闯荡海南，早把到手的文凭、户口全扔了，到现在再捡回来，无异于对青春理想的背叛，打倒户口！”老郑是湖北黄岗人，这个地方历史上出过许多大人物，最为知名的是上个世纪这里出了上百个将军，是有名的将军县。老郑操着一口永远也改不正的乡音，一激动起来俨然有暴动倾向。在公司的会议桌上，老郑出人意料的言论让在场的人全傻了。
老蔡在一旁乐不可支，拾起话头继续煽：“关于人才嘛，我是这样理解的。雷老的人才学曾将人才比作千里马，马是青鬃马，刀用菜刀就可以了，同志们呀！你们说马要是上了户口成什么了？”大家好一阵子没反应过来。突然有人说，“是驴”！又一片哗然。
轮到我表态了，我说：“北京户口是个大红灯笼，谁行房事给谁挂。本爷手拎一把小红灯笼,爱往哪挂就往哪挂。谁给谁挂灯笼有冇搞错？”
“有冇搞错”是广东、香港、海南一带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在北方人看来，南方的语言少幽默，其实不然。我在南方多年的民间语文实践中，发现“有冇搞错”在某些语境中的使用契合可以滋生某种原始的情绪性快感，绝非是关乎对错的理性判断。据说某公举行房事，因缺乏有关知识，不得其门而入，错把大肠头当成目标大举冒进，结果方向性、路线性、目的性全错，乃为基本错误。因为是基本错误，故具有普遍意义，足以涵盖形形色色愚蠢行为。随着广为流传渐变，最后凝练为“有冇搞错”乃至“搞错”。“搞错”有明知故犯之意，比错误的性质更严重。于是“搞”字成为南方幽默的基本概念，为寻开心，不是搞错就是搞笑。干事情就不弯弯绕了，“搞腚”便是！以上推断有旁证，比如在下海人当中，有人在特定场合说一个“整”字，圈子里的听者就会报以一笑，达成契合反应。原因是大家开始都说只有东北人才能编出来的顺口溜：“瞎鸡巴整，能出省；瞎鸡巴干，能提干。”后来说多了就没人笑了，于是有人将其河南化，长话短说最后一言以蔽之。于是，哪怕吝啬一笑之人，再为一个字计较，也太嫌小气了。
我的说文解字新论，让在座的有些人笑屁了。有些人笑不起来，我注意到有北京户口的人都笑不起来，想办北京户口的人一边笑，一边在看大家的反应。老板在一旁听着坐不住了，清了清嗓子要发话，会场顿时肃然。我心想，完了，我把公司的会议桌当成海口街头大排档的啤酒桌了。说“搞错”时浑然不知自己在搞错，最新版的幽默诞生了。开心这一把，等着炒鱿鱼吧！
没想到老板接着户口的话题有感而发，干脆掏出了身份证放在会议桌上给大家看，农民身份证！籍贯写着浙江省温州市某乡某村。老板说，他既然能给别人办北京户口，当然也能给自己办，甚至还能办美国绿卡，他不屑于办所以没有办，不过结婚证还是办了。老板说：“都是假的！真户口、真文凭、真结婚证、真护照样样都能买到，赢到钱是真的。”他没有说挣到的钱也是真的，大概是因为挣钱用手争，辛苦且来得慢。老板自幼嗜赌，逢赌必赢，桥牌、中国象棋皆有专业水准，商战中善合纵连横动态博弈，常坐庄施展谋略通吃台面。这厮的一大癖好是公司例会之后即兴演说。不谈生意经，狂侃谈哲学、经济学和古诗文，也不管下面的听众爱不爱听、懂不懂，反正他愿意花钱买单，把所有的中层白领当陪练，一直练到大家拍巴掌都拍不动了为止。老雷的掌声如雷，环顾四座，他以身作则教育小的们：你要是不拍他就不管饭！
老板也在海南淘金起家，想必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沧桑岁月中经历过无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他不喜欢讲故事，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他喜欢古诗，李商隐有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乃千古绝对，毛泽东以“人间正道是沧桑”应之，因是伟人，似乎鲜有人说三道四，惟这厮对毛诗的帝王之气耿耿于怀，写出一句“心如无恨心常青”。我以为这诗好，因为伟人和女人都写不出来。
过了吗？那你来试试。
伟人之伟大也不能样样都伟大，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为崇拜者跪着。
女人要是心常青，洪常青去干什么？
马要是上了户口成什么了(2)
老板写诗纯属票友之好，老板搞的是知识经济，但不是知识精英。他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高中。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
“你儿子长大后让我来当教父。”他没忘记自己在十几年前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愿意收留子轩为徒完全是为了履约。
子轩拜见过老师，回来在出租车里跟我说：“我算是知道什么是高人了。”
我心说，算你小子命好，你可知道老子十几年前就把教你的人找好了！
我的工作有了着落，工资虽然不高，但是供子轩吃饭读书不成问题。我开始带他去拜老师。
我为他找的老师是昔日的一位棋友，北京大学的教师李晓东。
这厮一贯以天才自诩，说起话来疯疯傻傻，只要有骆驼从不吹牛。十年不见，今天已是成就非凡的量子物理学家。一个人跨着几个领域搞研究，声称不是世界级的课题不值得一做。
他说他的科学灵感都是从棋盘上来的，我相信。黑白世界就是干净，没那么多世故，一不小心就上了层次，想清高想洗脑想离婚入棋道则灵。老友见面没二话，抓起子先拍了几盘，烂柯时光再续。当年我们的棋力差不多，现在他的棋也长了，一气把我打到让三子。据他说张文东九段仅授他两子。那些日子马晓春老是输给李昌镐令他郁闷，闭门不出研究棋道，他说想改行下棋。这我可得劝他，我劝呀劝，陪着他半真半假的神经发作，终于他说不郁闷了。
我问他的本行研究的是什么，能不能用外行人能意会的话说出来，我是想让子轩听听科学家的大山是怎么侃的。他说，这一行里有句名言：得克萨斯州的蝴蝶翅膀扇动，引起了纽约州的风暴。换句话说，你拿上一块钱进股市，就可以挣到数不过来的钱，因为你能预先知道每一次涨落。相当于每次涨跌都能以最低价买进股票，又能在最高位卖出是什么感觉！子轩听得眼睛直了，不知是股市让他激动还是量子让他神往。晓东接着说，这是理想境界，想赚钱最佳路径还是去竞选证券会主席的女婿，六根未净的人学不到这等技术。
子轩拜见过老师，回来在出租车里跟我说：“我算是知道什么是高人了。”
我心说，算你小子命好，你可知道老子十几年前就把教你的人找好了！高人又不是晓东一个，老雷不是高人吗？你见过的支玉恒老师难道不是高人吗？还有……
说到支玉恒，这是我领着子轩离开海南北上途中，在深圳拜见过的一个退了休的小学老师。
这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他曾经和年维泗在一个球队踢过球，百米速度有过11秒的记录。他坐过牢，当了八年“反革命”。他40岁才登上小学语文教学的讲台。他拥有二百余万字的原创教育文献。他是中国小教界现场公开教学次数最多的人，几乎各个省市都邀请过他去做“支氏教学法”的现场演示。他的教学法被大学的教育专业列入教材。他的教学实录被中央电视台数十次播放。他是中国“下海”最早“跳槽”最多的教师。他是中国小教界知名度最高也是身价最高的教师……
拥有以上一两条记录的人，足以算一个大腕，这些记录集于一身，毫无疑问应当称为大师。
大师曾经当过我的学生，这是辈分儿，没办法，大师也从不否认。可以拿来自吹的佐料还有，大师出书不找名人作序，偏偏找一个没有高级职称的地方院校学报的编辑写。
他让我把一些趣事写进去，我没答应，现在想来还是该这么写。这就补上。
那是在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举办的一期全国优秀小学教师培训班上，我作为辅导教师，大师作为学员，朝夕相处了一年多，还共同承担了一个研究课题。
除了差事，我们的共同爱好是喝酒。一次，我偷喝大师的二锅头被同室的一位来自山西的“老特”告了密。大师抓住了本老师的把柄，我从此在学员中成了人人皆知的“偷酒的老师”。丢人归丢人，我不会在乎，反正我比“撒烟丝的孩子”来得实惠。
大师的教学是超一流的。他的板书出手就是范本，粉笔可写出毛笔的笔锋。大师的“读功”有过让听课的师生哭成一片的佳话。大师的公开课从来不搞“彩排”。
大师的语言充满幽默。一次，在张家口大师的家中做客，大师自己动手砌自家院墙，我当下手和泥。干活当中他突然煞有介事地问我：“猪八戒的妈是怎样死的？”我搜肠刮肚地回想《西游记》的阅读记忆，怎么也想不起来。
“猪八戒有妈吗？”我还在寻思，一边自言自语。
大师乐了，说：“笨死的！”
大师不吊线能砌墙墩，有准四级瓦工的手艺，还会做木匠活，还会机械制图，弹起脚踏的老式风琴还会玩两下子和声，都是无师自通，能耐大了。他在编故事，拿只能当小工的我开涮。
有这样的“日常训练”，大师在课堂上的妙语信手拈来。
记得在北京海淀区上的一堂公开课上，讲《飞夺泸定桥》，课文描写大渡河水用了“浊浪”一词。大师问学生何为“浊浪”？学生们回答准确迅速。又问为什么作者用“浊浪”二字描写？学生们开始发挥了，有的说是为了突出大渡河的险恶，有的说是为了突出红军面临的革命形势的险恶，有的说是为了烘托红军战士的勇敢。大师把包袱兜了足有五分钟，最后来了一句：“水本来就是混的。”顿时引起哄堂大笑。大师意在教孩子们实话实说。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2)
大师教过的学生，留下的作文比今天的许多大学生的出手强。子轩读小学的时候就读过那些学生习作，口服心服。
可是子轩在大师家里住了一天连个问题都没问。我们在热烈地交谈，子轩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这不是老师吗？这不能受教育吗？我又想起了AA鸡，它们除了颗粒状的全价饲料，其余的食物一律不认识。
是因为年龄小不懂事吗？
话说回来，十几年前，晓东还不满18岁，他手把手辅导了一个比他还要年长的孩子。
这个孩子叫季涛，是我的恩师西北师大季成家教授的孩子。
当时季涛在西北师大附中读书，成绩垫底。西北师大附中在当地的名气相当于北京的人大附中，季涛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心情压抑得话都说不利落。家里的人对他考大学都不抱希望了。但是晓东愣是把这个让所有人都说笨的孩子教开了窍。我亲眼见过他是怎么辅导的，这厮顽固地说一口定西话就是没一句废话，迫使你不得不竖起耳朵听，他具备那种大师特有的整体观照知识体系的气度，把季涛几年学过的教材放到一起教，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一晚上要解几十道，从原理到技巧融会贯通。我在旁边看着像是在听聂卫平讲棋。季涛后来考入了大学，现在是一名气宇轩昂的校级军官。
子轩那时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幼童，调皮但不显顽劣，人见人爱。晓东抱着子轩对我说：“你儿子长大后让我来当教父。”我只当是那种指腹为亲式的玩笑，谁能料到此话当真。晓东的性格中具有古希腊先知的传奇色彩，在俗人看来他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可他从来是说话当真的。他没忘记自己在十几年前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愿意收留子轩为徒完全是为了履约。
晓东对子轩说，按我的计划学，两年读完研究生的数理课程，以后你走遍天下想干什么都有底子了。
我利用周末休息时间，陪着子轩满北京跑，给他买齐了教材。子轩又提出要在中关村附近找房子住，说是这样可以离老师近一些。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又忙着给他置备家居用品。一切准备停当，他开始了当年季涛接受过的训练。
头一回辅导摸了摸底，子轩的小聪明被彻底地镇住了，子轩也明明白白地知道，跟上这样的老师学习，将会像打比赛一样紧张，容不得半点杂念。晓东说子轩的天资远胜过季涛，只要用心就能学好。我平时上班，没时间陪伴他，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我的心一直悬着，因为在电话中我隐隐地感觉到无论是老师还是子轩谈起学习的事情都有些敷衍。
约有一个月的光景，晓东叫我带上孩子一起来家里坐坐。按我对晓东性格的了解，我预感到情况不妙。
见面之后，晓东直截了当地说子轩的学习态度有问题，以后想学就拿出学生的样子，不学就算了。子轩想辩解，他说自己想学习，他想像他的网友们一样，既是高才生，又懂得计算机软件。
晓东一听就烦了，说：“你说的那些软件知识大概是些挣钱小巧，在我看来狗屁不是。用我们下棋人的话说，那不过是些小招数、小把戏，连个手筋都算不上。你在我这里学的是棋理，是大道，是思考方式。你是不是看那些学生挣到钱了挺风光？要说挣钱的话我又没管你要钱，知道我的身价吗？中国科学院请我的出场费也得一小时一千块。你就是进了哈佛也听不到我给你讲的课，你还要上什么样的学？”
我很尴尬。晓东转过脸来对我说：“学习的事情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还是下咱们的棋吧。”
子轩走了。晚上，晓东留我在北大的一家餐厅吃了晚饭，胡乱聊了些家事。我老是走神，他看出我的心事，安慰我别把孩子看得那么重，也别把教育看得那么重。他说这事要怪只怪你一厢情愿，人各有志，不可强勉。就随他去，也未必是坏事。
我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懂。
晓东说：“你不懂！我的孩子我从来不教，听任他自己去学，随便学什么。6岁的时候偶然教了他一回对数，孩子马上学会了，到学校做给老师看，老师说他是神童。孩子受了表扬来了兴趣，死缠硬磨还要让我教，我就是不教。不能教孩子这些，教下去这孩子就毁了。我有我的道理，你们搞教育的不懂，也许修行的人能意会。”晓东的话里似乎有禅机，我听了有些发蒙。
晓东的儿子我见过，长得很帅，又聪明过人。听过他这番话我深为感慨，虽然是老友，以往只知他对自己放达，对孩子也看得这样超然，令我刮目。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好俗。
晓东说，他大学之前上过的学断断续续，总共加起来不足六年。大学的课基本上也没怎么听，都下了棋了。考硕士研究生跨着不相干的专业，考博士又从地理学跳到物理学。现在搞的研究与所学课程的关系极小。你怎么解释这些?
我认为这只能归因于个人天赋，不具有普遍意义。
晓东说，也不完全，除了天赋，兴趣、气质、想像力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很重要。现在这个社会发瘟了，都想着做大，都想着成功。量子有多大？你想要多大就能有多大，肉长的眼睛看不到，只有天眼才能看得到。“蝴蝶的翅膀”无所不在，时时处处都有机遇。不会想问题的人读多少书都没用。就像学棋的人，不下自己棋的人，打多少九段的谱也还是臭棋。别赶“韩流”的时髦了，你还是让他从学“扭羊头”开始吧，被扭两回就明白了。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3)
回到家中，我问子轩究竟还想不想学了，他支吾了半天，最后说不想学了。表面的理由是自认为不是块材料，真实的原因在他心里面埋着，不说我也能料到，想必是他耐不住网络游戏和霓虹灯下哥们儿扎堆儿灌啤酒侃大山的诱惑，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就没完成，因此讲课的节奏跟不上。大师所以是大师，因为谁也不伺候。到这时我才明白，子轩为什么不想和我住在一起而要在中关村租房子，为的是离他的网友更近，他们基本上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也许看着这些人和自己在游戏中酒桌上一起厮混，还真以为大学生的德行不过如此，要么真的把自己也看成是北大清华的了。
看着眼前的儿子还是得过且过的样子，我的心口开始阵阵发痛，我感到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我像是一个老农，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面孔，脸上突然起满了皱纹，模样就像罗中立画的《父亲》。手捧着自己培育的籽种送给儿子播撒，期待长出来年的庄稼，谁知儿子一副京城阔少派头，接过口袋都懒得打开看看，随手就拎出门去抵了酒钱。老农来不及心痛自己多年来处心积虑付出的劳作，还要把心放在注定绝收的来年。
来年，造孽的人呵，你吃什么？！
老家补课
北大、清华的网络玩家自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谁找上门来须先开出价码后说事，没见大家都忙着吗？他们很会说话：“丢自己的人事小，丢学府的脸事大。挣个吃大排档的钱，还叫我们在学校里怎么混嘛，是不是？”
强行断奶(1)
……他一反常态，理直气壮地跟我说：“爸，你把该给我的钱都给我，以后也省着让我一趟趟跑了……18岁以后，你再不用管我，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打发完了我在思量，我保留的这一大嘴巴子该攒到什么时候，用什么姿势，是原地抡呢，还是像掷铁饼一样加转一圈？
2000年的春天，欢度完新千年第一个春节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北京街道两旁的商铺都开了张，学生们返校上课，大批的民工又像潮水一样涌进京城。子轩在这时登上去烟台的列车，坐着硬座，去投奔告老还乡的奶奶，烟台还有从小哺养过他的姑妈。
听子轩的姑妈说，子轩到了烟台给她留下的头面印象惨不忍睹，衣冠不整，瘦小干瘪，面无血色，眼神游移，活脱一个丧家之犬。子轩说他已经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了。
在这之前我有将近半年没有见到子轩了。子轩18岁生日过后大概有一个月，我们见了一面。
记得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北京刚刚修整一新的平安大街上的一家餐馆里请他吃了顿晚餐，分手的时候，他说又没钱了。我掏净了口袋，大概有一千元，递给他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这可是世纪末最后的晚餐，你可是过了18周岁了。”
后来，我还说了许多为他鼓劲的话。大致的意思是，你去找工作，能吃饱饭就行。有困难来找我，不过再别提钱，借也不行。
半年前，他辞别了李晓东叔叔的家教，混迹于北大清华校园里蹭网，当时我就想断绝他的生活来源。但是他还在挖空心思编故事，说是他身边的朋友愿意教他，他跟这些人沟通没有心理压力，他还说，“我也不能光学物理数学呀，我得为以后就业着想，我缺什么就学什么”。
这些话听起来挺在理呀！我如果不继续给钱似乎不大可能，那样以后总有人会说，我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又是违背了教育学、心理学的哪一条了。特别是他还是个“孩子”!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理解，只要没结婚、没工作就是孩子，只要是孩子就要有人承担责任，而且是无限责任。现在孩子成长到了紧要关头，在这时候釜底抽薪，到头来我还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再说，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他不向往“阳春白雪”，甘当“下里巴人”也行呀，我说的可是“甘当”！我既不想带上什么“精英教育”“望子成龙”的大帽子，也不能剥夺谁选择当“下里巴人”的自由。就照你理解的知识去学，看你能学出个什么样？
我终于被“顾全大局”的念头套牢，子轩保全了他的“收入”，每月从我这里取走一千块钱。
他也就是每个月来看我一两次，每次来都至少要带上一个网友，然后介绍给我：“这是北大的软件高手×××”，“这是清华的才子×××。”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当然不会是中学的教材，这个月拿的是C语言，下个月变成了C++，开始我还真以为他在学这些机器语言，为自己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但是经过几次不经意的提问，我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当面揭穿，因为他不过是为了让我掏钱掏得利落，“假动作”做大了些，再说，离18岁的生日也没有几个月了。
子轩的“假动作”让我想起了他过3岁生日的那天，我的家中来了一大帮同学，子轩闹着要和一个同学下象棋，摆好子后，他跑到书架上抽出一本棋谱，翻开了一页看了一眼，然后回到棋盘跟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再看一回棋谱。另一个同学跟过去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按谱走棋，结果发现他看的书是倒过来的，顿时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如此琐屑的生活细节之所以能记忆犹新，是因为我当时对这个行为就有所忧虑。细小的行为，一旦成为模式，会不断地推演，放大，如果得到持续的强化，很可能就成了性格特征。他爷爷常陪他下棋，而且经常打谱摆棋。他没学会下棋先学会了架势，而且非要赢，爷爷总是让着，并不当回事。为这事我还和他爷爷红过脸，遭到家人的一致谴责。
也许是朝我要钱从来没遇到过麻烦，他开始得寸进尺。
有一次他一反常态，理直气壮地跟我说：“爸，你把该给我的钱都给我，以后也省着让我一趟趟跑了。”
“那读书呢？你不读书了？以后怎么办？” 我有些吃惊。
“这是我自己的事。以后缺什么就学什么，你也再别为我操心了。18岁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子轩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流畅，跟我说话的口气也比以往坚定。听得出他是有备而来。
好哇！你小子翅膀还没硬，嘴先硬起来了。我抽了口气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
是个当父母的人听了这样的话恐怕都难以接受，我当时险些没有被气晕过去，我真想犯混回上一句：“就冲你今天对我这样说话，老子一个子儿都不给了你奈我何！”
话到嘴边我忍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在钱上翻过脸，也从来没有小处拿人的习性。不就剩下几个月了吗？答应的事情早晚要兑现，何必节外生枝。我耐着性子说了句大实话：“咱们可是卖了电脑来到这里的，现在我的工资有多少你也知道，能不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你自己算算。我只能答应你钱照月给，而且每月再多给一笔房租，不过你要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有意加重了语气。
强行断奶(2)
打发完了我在思量，我保留的这一大嘴巴子该攒到什么时候，用什么姿势，是原地抡呢，还是像掷铁饼一样加转一圈？
在以后的几个月，我不断提醒他该认真地考虑自立的问题了。为让他体面地混江湖，我除了按月支付答应给他的“收入”，还为他买了身不错的西装和一双名牌皮鞋，借给他了一台旧电脑。
18岁的生日一天天逼近，我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他在忙什么，只知道他的手头越来越紧。他老是说没钱了。我马上有所警觉，见面时问他是否在外面借钱了。他说他从他的表哥那里借了2500元买了部手机，还借了我的一个当软件公司老板的老友800元，电脑也让他给卖了。我当即就拿出钱给他，让他去还债。
又给了他一笔买二手电脑的钱，借我朋友的钱他在我眼皮子底下还了，但他没有向他的表哥还钱，现在还没还我不知道。
子轩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我也在时常考虑，尽量把他往好处想。他交的朋友大多数是大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有研究生。这些孩子的手里都有钱。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网络泡沫，互联网一哄而上，比着“圈钱”“烧钱”。早年在网络游戏中驰骋的寂寞高手、“黑客”，这时被媒体追捧成了数字英雄、网络精英。这些人中，有经营头脑的办起了公司，想起个点子编成动人的故事就能贷款、融资，不少人发了大财。没大想法的小精灵们，凑鸡毛攒掸（胆）子，打出了“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旗帜，招摇过市，要了高薪还要股份，转眼一个个都成了“成功人士”。金钱的诱惑搅得高校的穷学生们再也坐不稳冷板凳，纷纷出外兼职打工，只要懂一点编程，在中关村的公司里找个活儿挣些小钱很容易。
北大、清华的网络玩家自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谁找上门来须先开出价码后说事，没见大家都忙着吗？他们很会说话：“丢自己的人事小，丢学府的脸事大。挣个吃大排档的钱，还叫我们在学校里怎么混嘛，是不是？”
确实是，当时清华的学生中月收入上万的比比皆是，一个月挣两三千的哪还敢放声。子轩赶在这个聪明人头脑发热的时代，混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想必也是被大把的钱烧糊涂了，他也许在想，当不上万元户当个千元户也行呀。于是尽管日常消费的压力巨大，他也要打肿脸充胖子硬撑着。他不愿意蹭吃蹭喝，我给他的钱估计几顿酒局就造光了，剩下的光阴，逼得他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今天给这个打下手写两行简单的程序，明天又跑去给另一位“攒书”，制造文字垃圾，以苦劳抵了吃喝。
等他在我这里再也拿不到钱的时候，他没法再撑下去了。毕竟是一群酒肉朋友，“AA制”是交往的基础，可以想像在他“买单力”出现疲软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非常警觉地作鸟兽散。这时候，他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咀嚼世态炎凉，实在无路可走，他想起了亲人，想起了教育。
要完了我答应给他的最后一笔钱，子轩再也没有找过我。18岁的生日到了，我以为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能够见到他，我准备叫上朋友，开上两桌，为他举行一个成人典礼。但是，连打了几天电话都打不通。不知那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后来是在电视上知道的，他在中关村找过一份工作，每月900元。
回想从进京到现在这段日子，我突然发现我们见面有一个规律，他有钱从不主动来找我，来我这里很少空手而归。以前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现在的大学生写家信惜墨如金：爸，没钱了。落款都省了。是不是都这样，这茬孩子怎么了？我一直没想明白。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底。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栏目组找到我们，邀请我们父子二人去上海做了一期节目，回北京后，在火车站，我把上海台给邀请嘉宾的500元出场费给了他，子轩接过钱，消失在人流中。不久，央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播出了有关我们的报道，当时许多媒体找到我想进行采访，尤其对子轩感兴趣，但是找不到他。
年关在即，我打了多次电话终于见到子轩，我转达了老人的意思，约他一起回老家过年。他说把路费留下就行了，他可以自己走。子轩看上去像是有心事，说话吞吞吐吐，但是什么都没说，拿到路费转身就走了。
我独自回到烟台，到家后老人头一句话就问：“子轩呢？”我说可能过一两天来。到了大年三十没见人来，我想他是去兰州母亲家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没说什么，但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了，她对我说：“这也没有不好，你不是年年来看我吗？”春节期间，子轩的奶奶想和我商量子轩来烟台上学的事情，我坚决表示反对，由此招致家里人的轮番“攻击”，面对亲人的不理解我有口难辩，郁郁寡欢返回北京。也不知道子轩的新世纪第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
一个都不能给(1)
我本该制止这场注定失败的教育，但我挡不住老母的大慈大悲；我本该奉养老母，但是我的老母却在教养我自己的孩子，上面还要服侍一个百岁老人；我口袋里有钱却让没有任何义务的姐姐承担学费；我有许多话要对子轩说却不能说……
纯粹的游戏精神就是一个都不能给，有骨气翻身的人劝你一个都不能要。
我就是不办“无限责任公司”。
过了年后，子轩的奶奶一直打他的传呼，直到4月份的一天，子轩才回机。奶奶请他来烟台上学。
子轩的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靠自己的退休金抚养着一个更老的老人——接近百岁的姥姥，没有能力再供养一个上学的人。子轩的姑妈不看僧面看佛面，
二话没说就为子轩联系了一所当地的私立寄宿学校，一次就拿出三千多元，把子轩一个学期的学费给垫上了。子轩又进了校门，开始几天还可以，不久问题就一个一个地出来了。
都是钱财惹的祸，他的母亲寄钱来了。寄来人民币500元，还有一句汇款留言：子轩喜欢吃肉。
子轩的奶奶把取汇款的任务交给了子轩，让他自己去银行取。子轩取到钱，分文没有交给他奶奶，径直回了学校，就再也不回家了。半个月之后，他姑姑到学校去找他，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的年龄比同班的同学大一截，功课不行，行为举止又与大家格格不入，自觉着很没面子。这下子兜里有钱了，终于又有了风光的机会，于是充大款，猛请客，拉人进网吧一展他的游戏才能。他姑姑找老师想了解一下子轩的表现，老师很有耐心，她说子轩的情况她都清楚，因为才刚刚来，耐心教育一段看吧。
子轩本来最多能上初三，他被送到初四年级，相当于普通高中的一年级。当时他姑妈考虑他已经是胡子学生，就这样读到高中毕业也还要两年，只能采取边上边补的策略追赶着学。子轩没有他姑妈着急，他没有自觉地去补习功课，甚至现学的功课也成绩平平。但是他的知名度却丝毫不减当年，不出早操、旷课、不交作业是常事，他居然在校园里谈起了恋爱，弄得一个本来品学皆优的女孩子心旌摇摇，成绩一路下跌，女孩子的家长察觉到了，找到学校要求严肃校纪
。子轩本来就麻烦不断，还有黄牌在身，校方有心将他逐出校门。他姑妈不顾耻辱，到学校哭着向校领导求情。子轩就站在一旁看着，不知他是否还能想起这一幕。他姑妈倒是想起了我，她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支持子轩上学。久后，他姑妈回忆在这一段经历时说，当时她真有心像我当年一样，把子轩领出校门，甚至想领着他到农村去种地，但她想到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尽管她在子轩婴儿期缺奶的时候还哺育过他小半年。她只能忍，她怜悯这个没有家的孩子。她要让子轩看一看亲人们为他付出了什么，让他看一看一个正常家庭里的人伦是怎么个样子。
我虽然当着甩手掌柜，但是内心却时时承受着几条无形绳索的撕扯，以至于我经常感到胸闷，时而心悸，心脏出现漏跳。我不想朝医院的方向去想，一根筋准备着轰然倒下的一刻。
我本该制止这场注定失败的教育，但我挡不住老母的大慈大悲；我本该奉养老母，但是我的老母却在替我担负教养孩子的责任，上面还要服侍一个百岁老人；我口袋里有钱，却让没有任何义务的姐姐承担学费；我有许多话要对子轩说却不能说……
一天，《中国教育报》记者周飞与我聊天，他说最近遇上一个令人头痛的教育现象，主编让他报道一下贫困生，他在调研中发现情况复杂众说纷纭，他找不到一个报道的调子，想听听我的看法。我说我有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说法，就怕你们官报不敢登。周飞笑着说：“你别砸哥们儿饭碗就行。”我回去后在电脑上敲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把稿子传给了周飞。周飞把稿子给同事们看了，大家都说这不像是搞教育的人写的文字，在主流媒体上刊登有些不合适，不过不登也让老记老编们心头郁闷，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嘛。最后这篇小文还是在《中国教育报》上登了，一些有心的读者把电话打到报社，问弹弓是何许人也，说话这样无遮拦。写的是贫困生话题，其实写作过程我满脑子想的是子轩，这是我想对他说的话。
今天大学校园里的贫困生到底有多贫困？从衣食最基本需求看，他们的营养状况比当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要好得多。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刚刚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基本上消除了贫困，已经迈入了小康社会。贫困生的贫困是相对的。相对小康，不挨饿也划入贫困之列说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准的确大大提高了；相对出现在学生中的高消费恶俗和“笑贫不笑娼”世风，贫困生的心态不平恐怕比物质匮乏更严重。再说，关于贫困生的报道是人写的，没有挨饿经历的记者总是“心太软”，本来一些当事人也没觉得有甚大不了的事，一旦见诸媒体，便会煽出情来，往下就有人张罗大家掏钱了。小学生特别爱干这种事，当然是有人教的。小手一伸向你要钱献爱心你给还是不给？这个世界的美好明天就缺“人人献出一点爱”了。谁不认捐准遭报应。小孩子交不上爱心钱，受到的待遇比贫困生还要惨。不信你试试！
与上一辈子的大学生命运不同，现在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贫困生的前途一下子没了悬念，只有可能致富，不太可能更穷。有盼的日子，动心忍性苦读几年书何尝不是件好事。可是现在的上进青年崇尚实际，对传统、道德、精神、理想一律烦，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拉网圈钱的故事。贫困生也有“谱儿”：据说一些学校为贫困生提供了打工挣钱的机会，但是却很少有人响应，原因是这些活儿不那么“知识经济”，有损于人生价值或自尊。真是这样的话，一些老话就太要说了，能流传的传统比流行风更有价值。劝贫困的朋友别把价值不当钱。
一个都不能给(2)
你以为钱是什么东东。《百万英镑》原本是穷光蛋，聂耳曾贫困到只认得饭票，《一无所有》代表了中国的摇滚精神，贫穷孕育了中国现代最阳刚的诗歌：“穷，但有一个冰凉的鼻尖”！这是比富贵更高的价值。这些价值都不认，纵然把钱给你，除了进歌厅乱献花你还能干什么？说卷舌半径过大的北京话，杂拌些许英语、计算机语和白领分子的一切牙慧，有心发财、没胆退学，觊觎美色、卑琐自惭……反正不是没戏就是盗版，外国版大凡难出那个郁闷而终的“小公务员”其右——夹塞儿混入上等人的陪列，当几陪都行；中国版则是毛主席最不待见的嘴脸，这是一群拿城市户口当绿卡等待招安的小混混，不得志便不敢言志，
没钱充好，一有钱就学坏。
贫困生并不是最贫困的人，贫困生心里最清楚至少供养自己的父母日子熬得更艰难。不就因为上了个大学吗？身价不抵国脚吧？中国足球就像足坛上的“贫困生”，不长骨气请来米卢大叔治脚气，还要寄托挤占一席欧美列强参加世界杯的入场券。忒可悲！如此混进世界杯赛场也是垫底，只能献丑挨骂，不仅因为脚臭，重要的是坏了游戏精神。人家玩了上百年了，中国足球却打算花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就搞掂，靠！靠什么？只能靠假打。劝贫困生读书自强莫假打。小钱也是人挣的，不想挣就忍一忍鼻涕眼泪。鼻涕眼泪粘到人身上就不好了，粘上小朋友怎么办？就是粘不上小朋友，粘到花花草草上也是不对的嘛！凭什么要花小朋友攒起的硬币？凭什么花小朋友的爸爸和你老爸的银子？纯粹的游戏精神就是一个都不能给，有骨气翻身的人劝你一个都不能要。
我就是一个都不给，我就是不办“无限责任公司”。养到18岁扫地出门没商量，别拿教育到我跟前玩假打，我可是专业打假的。我不想跟家人解释，我相信他们早晚会明白，因为纸包不住火，子轩是怎么上学的，学到些什么用不着我说，他自己会说。朋友们也有好心来劝的，要么说大人不计小人过，要么说家家一本难念的经，能糊涂处且糊涂，要么替我以后操心——你老了孩子对待你也是一个都不能给怎么办？我得感谢这些朋友的好意，但我这人就是心太软，该说的话老说不出口：“这大概是你们的共同遭遇吧？你们干吗不离婚，干吗要养小人？看看你们好死不如赖活的样子，我该怎么劝你们吧？”
子轩总算读完了一个学期，最大的成就是没有被学校开除。假期到了，他没想着补课，他不存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没钱。他告诉奶奶要利用假期出去挣钱，烟台的劳务市场工资太低，他说他想去北京，开学就回来。他向往大都市的繁华，但也没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成熟，我从来是绝了后路再说。奶奶对孙子出外闯荡不放心，怕他去了北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钱吃饭，临走时给了他路费和一个月的生活费。
传统家教(1)
有一次他奶奶多给他10元钱，他谢绝了，说他如果多花10元，奶奶就少花10元。
子轩的奶奶听了孙子的这番话感动得不得了，打长途给我讲10元钱的故事，电话费就花去几个10元，日后又给我念叨了不下10遍，知道我在写书，老太太非要让我把这件事写进去。
暑假转眼就过了，子轩说没找到工作，还想回烟台上学。奶奶在电话中告诉他，上个学期的学费是你姑妈垫的，再让你姑妈供你上学恐怕不合适。我的退休金还要养太姥姥。你恐怕要张嘴求一下你母亲。子轩照着去做了，他母亲立即就把5000元汇往烟台。
子轩这次回到烟台与第一次判若两人。他不知因何故冲着他的姑妈指名道姓地大骂我是个骗子，一会儿又骂是个大傻逼，越骂越激动，最后咬牙切齿地说有朝一日要找我算账。他的姑妈实在听不下去了，拍案怒斥：“放肆！这个家庭里没有人能说出这种话，我也不想听这种话。你不了解你的父亲，但是我了解我的弟弟。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仇恨？你给我说！”子轩被镇住了，没敢再吭气。奶奶过来对孙子讲：“你上回来是我请的，这一回是你自己要来的。还是多想想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你并不了解你爸爸，再说，你爸爸也轮不到你来骂。”其实，子轩假期在北京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仇恨是哪里来的呢？我无心追究，老天肯定知道。
新的学年，子轩的姑妈又为他找了所稍好些的学校。交了4000元的学费，教材、书本和其他杂费又用去几百元，子轩上了烟台大学外语系的预科班。预科班就设在烟台大学里面，依山傍海，远离都市的喧闹，有大学的校园、图书馆可以利用，学习环境很好。学的主要是高中课程，稍偏重外语，最后还是要通过高考上大学，这所学校也采取寄宿制管理，只是膳食自理。这一回家里吸取了上学期的教训，一开始就对他的零花钱开始实行严格管制。家里给他每天10元的伙食费及零花钱，每个周末回来领取。有一次，他奶奶发现枕头底下压的钱少了10元，这钱本来是给他留的。奶奶没有挑明，说：“子轩，你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也知道。”子轩不好意思了，说：“我知道奶奶是为我留的。”此后，家中有钱乱放也没丢过。奶奶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是地下党，钱乱放不是糊涂。
子轩从小过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猛然回到“供给制”时代，心里大有“落汤的凤凰不如鸡”的感受。过去，他穿过的衣物很少有穿坏才扔的，现在我的柜子里还放了一堆他的衣服，都还能穿，其中不乏名牌，可能他早就忘了。这阵子他却在为一双鞋发愁，他去北京时穿的凉鞋就已经破了，回来还穿着，秋凉了还穿着。实在没办法了，他勒紧裤带从伙食费里挤出钱来买了双60元的皮鞋。奶奶见他买鞋了，又送给他一双。这双鞋是他姑夫实在看不过去了买来送到家里的，老太太狠下心来，硬是压着没给，就看他怎么办。老人历尽艰辛，自有道理。在她看来，人不可攀比虚荣，也不能没骨气。说到底这就不是一双鞋的事儿，穿破鞋的人是因为应该穿破鞋。老人爱说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没有远虑，必患近忧，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子轩捧着奶奶送来的鞋有些感动，这一回感谢不是客套，有点感恩的意思。
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把子轩逼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就不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吗？子轩的奶奶事后反复跟我唠叨，她这样逼子轩“计划经济”实在心疼，当时也确实有些撑不住了。我心说：得！不就因为是孙子吗？当初我们小时候怎么过的？我上到高二才吃第一根冰棍！这是我有生第一笔零花钱，4分。我怎么没有感觉到丧失自尊？我怎么没觉着丢人？那阵子尽管全社会都穷，但是谁家再穷也没穷到这个份上，穷算什么，我还可以“玩穷”！别人的好日子我从来没羡慕过，我向往的生活是更好的，靠自己创造的，哪怕到一无所有我还有想像。小时候我姥姥无意中讲出一句话，说是好汉不挣有数的钱。这话大概是从水泊梁山传下来的，让我给记住了。有这句话垫底，你还在乎什么家财什么人物？什么“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分明是中国小农的贱人哲学，热气腾腾的还在唯物主义的“正桶”里发酵。放了那么多年的毒，早该连根铲了。以后改说志短人穷，毛长马瘦好不好，总得让穷人们活着有个盼头吧。
穿上新鞋后，子轩的生活态度有了变化，他至少知道节俭了，学校方面也再没有传来不好的消息。子轩打乒乓球受过正规训练，虽然挂拍多年手生了，但是混业余还是游刃有余，他在烟台大学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这个收获让他喜出望外，因为这个荣誉让他在同学中有了面子，他体验到当个正面人物也挺得意。他渐渐地融入了集体，也逐步进入了读书的氛围。烟台小地方的孩子比京城学府里的才子们要土气得多，也淳朴实在得多，这正是子轩该好好学的品行，受这里风气的熏染，子轩做人开始有了变化。有一次他奶奶多给他10元钱，他谢绝了，说他如果多花10元，奶奶就少花10元。按照心理学大师皮亚杰的理论，这样的道德现象应该在七周岁的孩子身上出现，其学名叫“守恒”，是从牛顿那里借来的，大致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意思。“融四岁，能让梨”就是很好的例子，之所以流传千古，不是因为孔融有他人没有的美德，而是因为四岁让梨显出了孔融超乎常人的天才。子轩的奶奶听了孙子的这番话感动得不得了，打长途给我讲10元钱的故事，电话费就花去几个10元，日后又给我念叨了不下10遍，知道我在写书，老太太非要让我把这件事写进去。老太太不知道皮亚杰是何方神圣，她只知道孙子的做法现在的许多大人都不懂，孙子的善根还在。
传统家教(2)
子轩在这一学期里的学习多少还是有些收获，因为有外籍教师上课，他的口语进步很快，加上他多年玩网络游戏学到的一些词汇，已经可以跟老外进行简单的日常会话。但是摆在他前面的路任重道远，一方面，他还要学习两年才能等到高考，另一方面，他的基础实在太差，从初中开始的每一门功课都需要补习。即使最终他通过高考进了大学，也到了别人大学毕业的年龄。不知他这样想过没有？理应想过，但是肯定没想明白。如果想明白了，他会像我们当年高考那样，为了赶上最后一班车疯狂地补习功课。以他的智力，补课并不难，他缺少的是有志者发奋图强的狠劲，更缺少持之以恒的定力。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为什么要上学，我们那时异口同声地回答：为革命而学习！为“四化”而学习！当时形势之下，言不由衷者大有人在，但是装腔作势自欺欺人的是主流，真正的明白人少，他们面向真理的光辉，居敬持志、不畏险阻、甘于寂寞、虔诚笃行，最终学到了真才实学。现在的孩子们可以不避讳言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说：为上大学而学习，或者是为了出国而学习，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对象而学习，最后一言以蔽之：为了多拿钱少干活而学习！好一个目的明确、态度端正，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新潮时尚。那么过程呢？废话！多快好省，当然是时间越短越好，没看《学习的革命》吗？现在是“知识爆炸”时代，想当一个成功人士一天要看四本书！
子轩为什么要上学？在我看来全然是因为大家都在上学，或者说是为生活所迫而上学。在烟台的那些日子，他的动机是补习文化课准备考学，实际收获的是补了传统家教这一课。
这一课里没有多少可说的知识，仅是一些做人的常识。
自立谋生
我也留意到，《逃离大学》这样的好书，尽管还有名人杨东平作序力荐，也就销售了两万册。相形之下，《学习的革命》能卖到一千多万册，《哈佛女孩刘亦婷》也能卖到二百多万册。我问吴女士怎么看待这种社会怪现象，吴女士只摇头不答，大概是当记者的见得多了，懒得说。
再次退学
“以我之见，你还是信守诺言，自己去找饭吃。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你挣到钱后还可以继续过上学瘾嘛……就怕你以后有钱了反而不想读书了，这种说事的人我可是见得多了。”
转眼间子轩在烟台度过了一个学年。春节到了，按惯例我总要回到母亲身边过年。
在这一年里，我几乎每周都要与家中通话，但是，没跟子轩说过一句。子轩也没给我打过电话。也罢，反正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只有找机会面谈。谈正事我喜欢看着人的眼睛说话，要么全然不看，尽管这种方式会让对方觉得不自在。那我不管，这不是我的问题。
子轩给我开的门，我们的目光碰上了。子轩的脸顿时红了，轻声说了句，爸回来了。然后侧身把我让进门去。这一连串反应让我感到陌生。他脸红得让我感到意外，海南出来的人不知道脸红，我也算在内。记得我从海南出来写过一篇小文，说当时有一种心情是抓紧学会脸红。他以前总是叫我老爸，这回把“老”字给去了。子轩开门前后的身体行动非常柔和，他的习惯性动作跟进台快攻侧身滑步一样灵活。
我进见过老人后，开始听她拉家常。母亲尽说子轩的好处，我听出她的意思，她希望子轩在这里继续读书。
我和子轩开始单独面谈。我们一年没见面也没通话了，我们双方都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子轩开始显得非常尴尬，脸通红，他还是先开口了。“爸，我对不起你……”子轩的眼睛有些发红了。我见不得男人的眼泪，看到这个样子，不想再听下去了，于是打断了他的话，“算了算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就行了。对不起我的事小，耽误了你自己的前程事大，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下面咱们还是谈谈你的打算。你说以后想怎么过？
”
“我想在这里好好读书，以后考大学。”
“以后呢？”
“大学毕业了找工作，或者像你一样考研究生。”
我又问：“那你以前说过的18岁以前由我抚养，18岁以后自食其力的话就不算数了？还有，你不是一直对我说，你缺什么就学什么，这不是挺前卫的学习观吗，为什么就不坚持了呢？”
“我以前错了，现在改还不行吗？”
“知错改错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你现在上学未必是明智的选择。上学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吗，大学我就读了十年。在我看来，你现在的读书状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的学习劲头哪里有亡羊补牢的紧迫感，你的学习动机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找碗饭吃吗？这样悠哉游哉地再混几年，青春全没了，下面紧接着就是买房子娶媳妇养孩子一大堆破事，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作为？”
“那你说怎么办？”
“以我之见，你还是信守诺言，自己去找饭吃。有关读书的事我不想强迫你接受我的看法，你也可以坚持你的意见，但是我不会为你的选择买单。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你挣到钱后还可以继续过上学瘾嘛，没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七八十岁了还有读大学的。就怕你以后有钱了反而不想读书了，这种说事的人我可是见得多了。”
子轩一声不吭，呆呆地坐着，他知道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上学肯定是没戏了。谈话的气氛僵住了。
子轩的奶奶进到屋子里来，岔开话题，又接着对着我说孙子的好话。我明白老人的心思，她是想为孙子争取上学的机会做最后的努力。
我想了想，觉得有必要把我要说的道理讲清楚，让他口服心服，于是把语气缓了下来。
“退一步讲你的学习问题吧，你学的是外语，远的不谈，这个家里就有两个职业翻译，你姑姑、叔叔不仅懂外语，还有专业知识背景，与他们相比，凭你的那点小聪明就算再拼命学四年也赶不上。现在他们也都没有靠外语吃饭。你知道现在有许多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吗？就当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如果找不到工作难道还非要让我再供你读研究生吗？
“能不能换个思路，这年头女人都知道买衣服一定要买别人没有的，适合自己身份气质的，你一个堂堂男子汉为啥要把眼睛死盯在众人都拥有的东西上呢？你总有你自己的优势嘛！就说你玩电脑这些年，难道还没自信吗？高级白领的活儿干不了，蓝领行不行？卖电脑软硬件行不行？遇到不懂的做中学行不行？我对网络多媒体技术几乎一窍不通，现在也成半个专家了。你去借过钱的刘勇叔叔原来也是个计算机外行，现在成了一流软件开发专家，逻辑之严谨让专家们以为他是研究过数论的。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交际能力强，社会经验也远比同龄人丰富，在我看来选择就业的范围太广了。只要你鼓起勇气去谋生，我还是愿意帮你。”
子轩的眼睛开始转动了。
“看看这个，”我从行李中取出一本装帧精美的平面设计作品集递给他，然后说，“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给你提供机会去学电脑平面设计。”
学徒(1)
他的作品曾经屡次获得全国平面设计比赛的大奖，是行里的大腕。想当年，他连续考了六年才进中央工艺美院的大门。
子轩的一个原创作品被老师拿到大家面前大加赞赏，子轩始料不及有些受宠若惊。
我给子轩买了一双耐克球鞋当生日礼物，想给他过个生日。子轩来了，说是要和朋友们一起过，鞋买得挺合脚，他换上走了。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作品集，他的名字叫旺望忘，拼音字头刚好是WWW，如果早注册，和互联网WWW打一场官司毫无疑问是一个绝妙的行为作品。旺望忘的作品曾经屡次获得全国平面设计比赛的大奖，是行里的大腕。
旺望忘有个设计公司取名为旺望忘反设计公司，从名称可见其行为另类。他喜欢跟另类人士打交道，也许另类人群中蕴藏着更为奇妙的想像空间。我喜欢他的作品，他也欣赏我的观念和行为，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臭味相投”“互相吹捧”的趣向，我们又不是反革命，我们是正面人物嘛！别人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想当年，他连续考了六年才进中央工艺美院的大门，而考了进去也并没有循规蹈矩地学功课。当学生期间他的兴趣耽于哲学、宗教、音乐、电影和电脑，特殊的兴趣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创作风格。
旺望忘知道子轩的情况，见到过子轩，也认为子轩大可不必走高考的独木桥，主张扬长避短自由发展为好。他又是热心的朋友，屡次对我说，你把儿子领过来，跟我干两年，只要用心，肯定比上美院要强。
哪里还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我一直做不置可否的表态。由于在晓东那里丢尽了面子，以至于无颜相见。又要托朋友，我一直心存忧虑，不敢替子轩拍胸脯答应。另外，我知道子轩的眼睛有先天轻度色盲，无疑是个缺陷。没想到旺望忘说都不要紧，我有办法，干这一行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知识技能好培养。你只管把人领来便是了。
子轩一页页翻着画册，看得出有些心动。我问他是否有兴趣，愿不愿意去拜师学艺。子轩犹豫着答应了。
在探家之前我已经和旺望忘讲好了，子轩如果愿意来，一切生活费用由我来承担，还是按照老规矩带徒弟。我还对子轩说，你该记得我们有过的18岁的约定，现在我是在帮你，等你自立以后，我支付给你的你要还，无期无息，还钱是你的事情，你自己记着。不要等着我管你要，我这人的记性不大好脾气也不大好你该知道，这种话我从来不想说第二句。子轩听了默默点头。
子轩就这样停止了在烟台学校里的学业，下半年的学费也就算白扔了，再次跟着我回到北京。
在这之前，子轩的艺术审美能力和美术知识几乎等于零，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谁也不知道，惟一能让他自豪的是拥有熟练的电脑操作技能，他的鼠标键盘玩得倍儿溜。子轩就在这种情况下进了旺望忘的设计公司学徒，吃住都在公司里。
旺望忘的公司里还有几个慕名而来的年轻设计师，大都拥有美术专业本科的资质，而且还有一段从业经验。他们已经有一定的独立设计的能力，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跟上名师提高。子轩最初的情况像当年学打球，以前是从捡球开始，现在是在电脑前抠图开始，只能给老师和同伴打下手。
旺望忘以自己的教学方法给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上课，讲的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每次课后都留有创作练习。我与旺望忘有过交流，他的教学方法有哲学水平的理解，似曾师法怀特海，加上自己的创作经验，讲课不拘形式，深入浅出。子轩也跟着听，跟着做练习。
一次，子轩的一个原创作品被老师拿到大家面前大加赞赏，子轩始料不及有些受宠若惊。
那件作品我也看了，不俗！这一件事给子轩带来了自信，我当然也为之高兴。本来可以直接拿来当我这本书的封面向党和人民汇报，无奈这小子不理我，连商量的机会都没有，只好作罢。
子轩以后又陆陆续续出了不少习作，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他在公司里是小字辈，尽管谁也不会把他当回事，但也没有像学打球的时候那么压抑。他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每天都能学到闻所未闻的东西，生活过得挺充实。不长时间，设计公司的业务常识他渐渐熟悉了，公司在外面的一些跑腿业务一般都由他来办。是挺辛苦，但也长了见识。
旺望忘的设计公司多少带有学校的色彩，为了让年轻人开阔眼界，提高艺术素养，他经常领着大家去看画展和各种艺术演出，子轩在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应当说是得到了良好的艺术启蒙教育。
几个月后，子轩随公司搬家去了北京城郊，离我远了，我们的来往渐少。我因为忙自己的一摊子事，也顾不上去看他。他偶尔来过几回，我感觉到他没有刚开始那段时间那么兴奋了，对老师也有了些意见。据老师说，他又开始玩网络游戏了。
半年过后的一天，子轩跟我说，他不想在那里学了，说是最近有的同伴走了，一些事情让他很不开心，他想自己到社会上闯荡。
这是我开始领他来这里就担忧的事情。我反复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珍惜这个学习机会，等到翅膀硬了再独自闯荡不迟。但是子轩好像主意已定，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我恼了，冲着子轩大发雷霆。子轩留着泪走了。
学徒(2)
子轩身上没钱了，他本来是来我这里拿钱的，他这回钱没拿就走了。我开始懊悔，为什么要冲他发火呢？本来他就不开心，想到我这里来找些安慰。我都做了些什么呀？难道我就是让他这样走向自立吗？我错了，我不能让他这样走。
我开始打子轩的传呼机，子轩不回，只好打开电子邮箱给他写信道歉。写着写着，我的眼泪出来了，顾不上找手巾擦，像个小孩子一样满脸涂抹……
子轩回了E-mail，说并不恨我，走是他自己的主意，反正早晚要自立。大概的意思是，他也想当一个设计师，但是更想成为一个男子汉。他对自己在外闯荡也没什么成算，现在只是想自食其力，不想再从我手里拿钱。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负疚。
约莫一周的样子，子轩兴冲冲地来找我，说是找到工作了。我问他找到的是什么工作，他说是个礼品推销员。公司招了一大批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和女孩。老板见他口齿伶俐见过世面，还给他封了个小头头。
我问他工资多少，他说包住宿底薪600元，其余靠奖金提成。
我说，你们老板的屁眼也太黑了，让你当领导才给这么点，劝你趁早躲得远远的。再说，这种职业满天下都是，有什么发展考虑了吗？练到头吃喝请送弄虚作假吹牛撒谎的把戏全都会了。你怎么就不想着去找可以扬长避短的事情做，比如就干你学的平面设计，大活干不了，小活还可以揽嘛。
子轩说，这些想法他也考虑过，本想有台电脑和他从公司里出来的朋友搭伙干，只是不好意思跟我开口。我说如果只是缺少电脑我可以帮着解决。说了马上兑现，我给他购置了一台高配置的电脑，还有能支撑一两个月的花销。子轩谢我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干不下去了，你还可以把它卖掉。”
问题接着又来了。揽不到活。子轩认为事好干，活儿难揽。我听了有些不耐烦，因为这样的话我在劳动人民嘴里听得多了。但为解燃眉之急我还是在朋友那里帮子轩揽了一两单小活儿，结果双方都不甚满意，最后弄得我里外不是。此后，我铁了心再不管了。
天渐渐凉了，转眼又到了子轩的生日，20岁的生日。
我给子轩买了一双耐克球鞋当生日礼物，想给他过个生日。子轩来了，说是要和朋友们一起过，鞋买得挺合脚，他换上走了。
这一走，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18岁话题
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参与讨论者众。这些年大学生找工作难，“学会生存”不再是学者们讨论的观念，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感受到了生存压力。狼已经来了。
要我说这是一个哈的时代，哈日了还要哈韩，哈上了层次就哈佛了，你们丫的就撒着欢儿地哈吧，自以为领风气先，到最后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的。
……
一晃就是两年，子轩一直不来见我。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猜我也会是子轩的心病。
想想我当年也有过躲老爹气老爹的时候，真可谓轮回报应。我的逆反方式与子轩略有不同，我老爹当年老是喜欢给我念毛主席语录，我不想听，就从《资本论》里找理论武器与之争辩；子轩不来这一套，他内心坚持两个凡是：凡是老爸反对的就拥护，凡是老爸拥护的就反对。虽然不公开叫板，但是心里面拿劲。也许父子关系在根本上就带有敌对性质，想到当年在子轩大小的年纪我是如何想着法子气老爹，我也就把他的逆反行为想通了。他独自在社会上闯荡已经够他受了，我不想再耗他的心力。他没再找我要钱，也没找我寻求过帮助，这至少说明他还有男儿的骨气。我也不好帮他，因为我们之间玩的游戏是“一本道”，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一条道走到黑。我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也希望他能活得欢蹦乱跳、无怨无悔。我只能看着他走下去了。对他我只能关注，默默地关注。
朋友圈的人也在关注，经常有人问起。有些朋友想帮他找工作，有些朋友知道他学过平面设计，手头有这方面的业务总是把电话打给我，让我找子轩。我可以找到他，但我从来没有去找过。我估计找去了他也不会买账，想必是他宁愿自讨苦吃，也不情愿生活在我的淫威之下。
也许是成人了，以往退学事件渐渐被人淡忘，但如我当年所料，媒体是不会忘的。果然，又有人来追踪采访，把我们重新搬上媒体。而且又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采访我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吴苾雯。
起初我以为吴苾雯女士还是为退学的老话题而来，我有过疑惑，都是剩饭了，还有必要再热一回吗？另外，我不想再听到有人再问我“你成功吗”之类的问题，业余不入段的问题，实在懒得搭理。与吴苾雯见面不久，我就早早言明自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
吴女士是资深记者，又是作家，头回见面她送给了我一本新作《逃离大学》，我回去一翻觉得合口味便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书中选择的众多案例都是个案，而且大多数是问题个案。但是一桩桩事件背后都隐藏着带有普遍性的教育危机，吴女士以小中见大的笔法从个案中揭露了一个又一个教育的怪现象。读罢我才知道她选择我作为采访对象出于对一些教育问题的长期思考。
我已经离开讲台多年，已经不习惯慢条斯理地叙事，也没有心情说事，只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采访过程显得很随意，在东四十条保利大厦的茶座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像熟人聊天一样漫不经心。在无头绪的漫谈中，吴女士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的一句口语：我只养你到18岁。最后把它作为报道我们父与子之间生活故事的标题。谈话中，我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作为父亲，我愿意对孩子负起有限责任，但负不起无限责任。我对这个观点有着切身体会和长期思考，我跟他讲述了思考问题的起因和过程，没谈任何理论，全说的是亲身经历与感受。我说话的态度带着情绪色彩，显得执着。吴女士听得仔细，肯定认为道理就这么回事，她把这句话放在了文章的题头。
吴苾雯女士的采访报道发表在2002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上，之后《中国青年报》又组织了两期有关18岁话题的讨论。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参与讨论者众。这些年大学生找工作难，“学会生存”不再是学者们讨论的观念，每个人都在市场竞争的氛围中感受到了生存压力。狼已经来了。我想这也是《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展开讨论的用意。
我也留意到，《逃离大学》这样的好书，尽管还有名人杨东平作序力荐，也就销售了两万册。相形之下，《学习的革命》能卖到一千多万册，《哈佛女孩刘亦婷》也能卖到二百多万册。我问吴女士怎么看待这种社会怪现象，吴女士只摇头不答，大概是当记者的见得多了，懒得说。
我想说。
要我说这是一个哈的时代，哈日了还要哈韩，哈上了层次就哈佛了，你们丫的就撒着欢儿地哈吧，自以为领风气先，到最后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的。
2003年初，《读者》转载了《我只养你到18岁》这篇文章。我的一位老友建议我把《我只养你到18岁》写成书，他对我说，上了媒体，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朋友们都清楚，外人怎么能知道？为什么不把你的经历和思想向公众表达清楚呢？再说，你有原创的生活经历又有那么独特的文字，不写太可惜了。
我也早有心想写，可又总觉得那是周老而不是老周干的事情。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充足的写作理由——我失业了。
多余的话
我不承认我的家教是失败的，尽管我饱受非议，甚至子轩对我也耿耿于怀。我犯过错误，甚至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我的家教不是彩排，仅此我与伪善的礼教已有天壤之别。我宁愿当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人，也不愿意当一个真理大爷。错误我犯了，给我机会还想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着吧？
家庭(1)
我想别的家庭的状况也大体相似。不离婚的理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了孩子！
孩子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为了长成大人，长成大人后又是为了孩子。世代轮回，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圈。这个怪圈的名字叫“为了”。“为了”成了人生活的包袱、枷锁、圈套，也成了人逃避自由的口实。
有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那就是我的家庭。家庭不可能对孩子的发展不产生影响，事实上，子轩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家长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他今天的生活。他不见我，也没有和他母亲一起过。我们家庭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到哪里去了？可能细心的读者早已察觉到子轩的母亲在故事中很少出场。为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已经离婚了。我们至少已有五年没见过面，近两年连电话也没通过，我们没有办离婚手续，法律还在庄严地维护着那一纸毫无意义的结婚证书。
我们为什么会离婚，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因此我不想在本书中再节外生枝，再者，我也不想把个人的感情生活当做写作资源。离婚的背后总会带有一些个人恩怨，然而，毕竟拥有过美好。就当我自私，我宁愿把美好的回忆化做得意春风轻舟满帆上路。回避私人感情事件意味着我对对方人格及汉字的双重尊重，我不想用文字来排泻感情垃圾，更不想滋养以排泄物维生的屎壳郎。
但是，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对子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有必要在本书中讨论，我想抛开个人的恩恩怨怨，对我之所以离婚的内外原因做些探讨。
从现象上说，我们在事实离婚之前处于分居状态，在分居状态之前双方都已经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醒来的时候都愿意在外面过，家成了徒有其表的宿舍。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应当鼓起勇气把这个家拆了，除非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我想别的家庭的状况也大体相似。不离婚的理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了孩子！
孩子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为了长成大人，长成大人后又是为了孩子。世代轮回，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似乎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圈。这个怪圈的名字叫“为了”。“为了”成了人生活的包袱、枷锁、圈套，也成了人逃避自由的口实。
我看到过无数文献上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一个观点：离婚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杀手。这个观点曾经吓唬住了我许多年。离婚之后，我留意了一些同类，发现有些单亲孩子确属问题儿童或问题少年，也亲眼见过不少的单亲孩子心理健康，甚至有的堪称心理健壮。尽管这部分人为少数，但是足以证伪离婚将导致儿童心理发展不良的论点。我怀疑持彼观点的论者都是些怕离婚的人，硬是拖出个孩子来给别人说事儿。
我的意思是，离婚并不会必然导致孩子心理不健康，对孩子影响更严重的是家长在孩子面前互相拆台。我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最坏的影响是将个人恩怨寄托在孩子身上，让孩子从小就学着怨天尤人乃至仇恨。这是我永远也不能接受的一种情操，也是我最为鄙视的教育手段，因为它足以让一个家庭世代堕落不能自拔。这样的教育还不如不教育。事实上，越到家庭生活后期，我越是尽量避免制造这种负教育。虽然并不情愿对子轩放任自流，但是出于无奈只能如此。
我们曾经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的家庭不和谐。我们的家庭在观念上是分裂的，两人有着对立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我向往卓尔不群的生活，对方希望小日子过得四平八稳；我崇尚精神富有，对方讲求物质生活实惠；我要有风险的自由，对方要有退路的自由；我对过程和问题充满兴趣，对方只看结果，她说我变了，我说她随环境一起变了……我不能说对方的价值观念就是错的，但我实难认同。
我们的共同点是态度强硬，甚至不愿意妥协。发生冲突后互不退让，针锋相对，在原则问题上谁都不愿意改变自己，以至于在家庭的最后阶段，矛盾发展到我们双方都感到对方跌份。还有别的选择吗？有，打架、装糊涂、组建地下家庭、不回家……对我来说，这些选择都不如离婚。我们似乎都在捍卫一种生存信念，也许我们都认为各自坚守的某种信念重于婚姻。
如果说我有什么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早下决心离婚。顺便说一句，希望广大的家庭战争爱好者们别闹了，到头来没一个赢家。没能力保和平的最好也别妥协，跟上我学吧！
我们的离婚没有仪式，但也算不辱斯文。我无意间在一本文化期刊上看到了朱学勤的一句话：不能相互欣赏，最好相互遗忘。
“在给我们支招呢。”
“是”。
是，该下课了。
遗忘有那么容易吗？忘不了怎么办？那就让我们相互可怜！
这里我愿意为对方辩护一句，对方对我的价值判断来自于我们当时所处的大小环境，她好像更能唤起一些人的同情。我是生活中的另类，的确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在家庭中，我首先是一个“不成功的丈夫”，我似乎是以“不成功人士”的身份来教育孩子，这样的处境已经让孩子对我的教育合法性产生怀疑，当两种观念混合在一起作用于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家教颇像落了枕的舞蹈教练在给孩子示范形体美。
家庭(2)
岁月逐渐拉开了与往事的距离，生活的全貌渐渐呈现。我们家长之间的矛盾对孩子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价值观念冲突这样简单，如果仅仅是认识问题，我相信付诸理性足以解决。而事实上，理性难断家务事，哪怕在教养良好的家庭中，也不乏见到代际之间的严重冲突。根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思索。
书到快收笔的时候，我回到北京，找子轩的叔叔闲聊，他对我说，你是否考虑过对孩子的无意识伤害？你在指责孩子母亲的任何行为时，都有可能让孩子感觉到是在指责自己。
我猛醒。
是这么回事。我自以为在夫妻之间闹矛盾的时候并没有把孩子牵扯到其中，但事实上，孩子已经承受了父母给予的双重打击。因为孩子从小就接受家长的耳濡目染，父亲和母亲的个性已经投射在孩子身上，父母任何一方对对方任何方面的否定，都有可能对孩子的人格造成伤害。子轩正是这样，在我们含有敌对情绪的家庭冷战中左右为难
，在亲情与理性面前无所适从，最终带着一头雾水走上社会。我记起了子轩屡次说过，你说我像我妈，我妈说我像你，我到哪里都里外不是人。子轩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极为委屈。我每次都在是非问题上找自己的理由，而没有去想孩子在心灵深处早已无家可归！
道歉于事无补，何况我也是伤痕累累。指望日本人道歉有用吗？事情已经发生了。有意义的事情是闭门思过，独自舔伤，避免重复的愚蠢。路还要往前走，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难道你们的矛盾结婚以前就没有吗？也许有人会追究到底。
这是我正想要说的问题。
我们结婚以前就有同样的矛盾，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这些矛盾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我们当年结婚时的万元户几乎能让一个城市家喻户晓，在今天却微不足道一样。
我们是按当时的习俗由中介人牵线认识的，那个时代没有中介公司，婚姻市场的资源配置是由一些业余爱好者来实现的。婚姻总要讲条件，老话说门当户对。当时我所在的城市兰州流行着一句方言：“茄子搭辣子。”当时的蔬菜市场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农民为完成数量定额猛种产量高的茄子，产量低的细菜很少种，结果菜市场的货价上堆满了茄子，买一斤辣椒至少要搭三斤茄子。此话是渐渐从菜市场演化到婚姻市场上的，用以表达“图一头”的意思，好比麻子考上大学，一块牌子估计能遮去半脸坑。
这话用来说我当时的状况比较合适，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乏善可陈，就是因为考上了大学，马上就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可爱的人”，其他条件就算是“茄子”也可忽略不计了。对方纯粹是“辣子”，高干子女，老爹计划着半个城市的房子，体面职业，还有天生好相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李春波唱火的时候，我还问：“是在唱你吗？”以当时社会上的打分标准，我似乎要低点儿，后来我上研究生了，在人们看来半斤八两大概齐。
那时计划经济造成整个社会的收入比较平均，我们不至于令人羡慕，也不会去羡慕别人。家庭内部即使有矛盾也不会在利益问题上产生阶级冲突，那算是家庭的太平盛世，尽管也是麻烦不断。
到了海南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的生活跌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游戏规则变了，每个人的价值被重新评估。市场重新洗牌，家庭解构重组，男人论资本实力排座次，女人以相貌年龄寻靠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奉行的价值标准是笑贫不笑娼，钱是老大，有钱就可以兑换到婚姻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权，我将其称之为配权。配权体现为交配权、支配权和分配权，分别统治着性、政治和经济三大件。三足鼎立，我至少缺两条腿。仅剩的合法的婚姻关系，似乎不足以构成美满家庭的基础。拿感情说事就更虚了，人的忠诚度肯定不如狗。
我在海南多年，尽管我也有过发财的机会，也熟知江湖三教九流的套路，但就是一直没发过大财。在常人眼中，纵然算不上垃圾股，也的确让人看不到有什么实用价值。我很失落，但又拒绝向现实妥协，更不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时不时地还来点脾气，这样就难免引起家庭矛盾。尽管矛盾没有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但是双方都对家庭生活渐渐感到乏味而且无望。我无力改变现实，又不能承受互相折磨的日子，于是不想过这个家家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概括我过往的二十年婚姻生活，我好像生活在女人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约束之下：你须成功；流行款式一个都不能少。我努力地想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当说，也挺全面的，好像除了做饭生孩子无所不能。可是面对这条“昏规”，我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该认就得认，我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家庭婚姻生活是失败的。子轩都说我是堂吉诃德。何止。我还是一个逆父。
实话说，闯海南的人没有不想发财的，无奈我在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把这茬儿给忘了。我的心情很矛盾，我对不能为家人带来荣华富贵而感到遗憾，又为自己能为那些缺少欢乐的人民创造一个啤酒桌上的上等笑料而心安理得。
我还拥有胜利大逃亡的成就。
当我拎了一个手提箱走出家门的时候，我有心为自己幸灾乐祸。看着那一个个安了铁栅栏的窗洞，真想对着楼群振臂一呼：奴隶们，跟着我跑哇！
家庭(3)
海南，那个时代的海南不需要我。大学也不需要我，待到需要我的时候，已是满目疮痍。还能让我怎么爱你？我能做的事情至多是学着那个拿撒勒人，劝阻众人丢石头。现在你们丫的只知道一个卖，椰风都挡不住，就任你们可劲地造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孽障们，松开我的手脚！我身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上帝早就给我预留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我的家在路上，在心里。
我不承认我的家教是失败的，尽管我饱受非议，甚至子轩对我也耿耿于怀。我犯过错误，甚至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我的家教不是彩排，仅此我与伪善的礼教已有天壤之别。我宁愿当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人，也不愿意当一个真理大爷。错误我犯了，给我机会还想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着吧？
我的家庭经历的悲欢离合，应当说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一个政治时代走入了一个经济时代，或曰从计划时代走向市场时代。婚姻和家庭的破船载着我们度过了一个时代，都还活着，都自以为是，那么也都应该知足了。我们是否该随着变？或者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我们也许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分形，这种情况颇似北京城的变化，哪里该拆哪里该建设计师们清楚吗？哪怕是一流的设计师。变了，的确变了。到底谁变了？风动、云动还是心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历史将给出答案”之类的陈词滥调我说不出口。我主张说小词，历史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写在人举手投足的每一个细节中。城市的风水不该变，人的本性不该变。
婚姻不过是人的生活形式。结婚离婚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在制度和习俗层面也有约定俗成的范式，但是，这些规范跟语言一样在悄悄地流变。活法多种多样，生命没有定式。人类本来就赤着脚，大脚为什么一定要穿一双小鞋子？我们是男人。男人与女人、父亲和儿子之间蕴涵着人类永恒的秘密。我所理解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人类的战争史上，隐寓在《圣经》的字里行间，表现在古希腊的戏剧里，躲藏在神秘莫测的梦幻中，演绎在奥林匹克的拳击台上。他是他，我是我。我们父子的人生旅途到了一个各自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关口，当我们迎面遭遇一场原则性冲突的时候，需要的是勇气、智慧和想像力来展现自己独立自由的人格风采，什么是非恩怨，什么感情，什么理解万岁统统靠边站着，先来一通鼻青脸肿，悄悄话过招之后进了休息室再说。
父亲
父亲没有哭，腰板挺直，冷冷地说了一句：“亲人上路不许哭！”像一个将军。老周不好当，先父已经定下了格位。
我就是这种性格，它带着我的父母给我留下的烙印。不管我喜不喜欢，我的父亲毕竟影响了我。我父亲是个命硬的男人，一辈子对我不苟言笑，吝用夸奖。我们较了一辈子劲，到最后谁也没有让着谁。父亲在肝癌晚期有过一次肝脏肿瘤破裂，大出血，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我们子女闻讯后都从外地回到他的身边守候。他感到满足，精神好些的时候，给陪伴在身旁的母亲唱歌，唱遍了他会唱的所有，还和全家人一起谈论手术的作用和意义，谈论安乐死的话题，像说别人。他想以这种方式冲淡病房里的凝重气氛，久后我们才想明白他是在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我们陪伴着他出了医院，探亲假满，无奈不能陪到最后。离别时，母亲搀扶着父亲，缓缓起身，一步一步地捱到家门口。开门的一刹那，寒风扑面，撩起了母亲花白了的头发。我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离别，突然浑身颤栗，泪流如泉。母亲也哭了，但是父亲没有哭，腰板挺直，冷冷地说了一句：“亲人上路不许哭！”像个将军。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低下了头。这一刻我才在内心深处对眼前的这个男人生发出由衷的敬畏。与他相比，我简直就是一个还未懂事的孩子。我想倾诉心中的忏悔，但是我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我不敢直面他那目空神定的眼睛，铁了心猛叩一头，扭身踉跄离去。
这最后的一眼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多年来一次次重现，已化做我生命中拥有的骄傲。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在病榻上对她讲过一句话：男人的感情像大海一样。父亲坚持不换刀，最终是在深夜里自己拔掉输氧管撒手人寰的。他留下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骨灰洒向家背后的荒山。甚至嘱托我母亲，丧事办完后再告诉我们这些远在外地的子女，他怕我们为办丧事拉下饥荒。不就是那么一点钱吗？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这个残酷的事件对我的生存尊严打击甚重，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对钱耿耿于怀。奇怪的是我没有被刺激出发财的疯狂欲望，倒是多了一分对金钱的轻慢，以至于口袋里稍有些就想把它一气造光。
老父生前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的是持续几十年的疾病、贫穷，死后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留下，但是我已经感到满足。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他造就了我，把老周的职称传给了我，对他我还需要什么？
老周不好当，先父已经定下了格位。
我还须面对未来，未知的未来，还有最终无法逃避的孤独，像我父亲那样。
我大可不必因自己为父的身份而受某种“原罪感”的困扰，老爸就是硬道理，这个道理有商量吗？我也大可不必为自己的思想逸出了这个时代而惶恐，因为它已经投射在子轩的身上，成了生命事实，仅此足以让我对所有来自外界的种种非议满不在乎。当然他的身上至少还有另一半，分裂的事实在他心中冲撞，因此产生出成长中的痛苦。我能帮助他的实在有限，减数分裂的遗传法则已经决定了我的有限性。我最终帮不上他，只能靠他自己张开想像创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胸怀去包容这些事实。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子轩的未来充满变数。我对子轩的不满是因为老周的价值尺度太苛刻，用老话说是恨铁不成钢。子轩的确不成钢，但是也注定不会是铁，也许会成为一块新材料。子轩再差还轮不上让科举狂们去同情。
给他留下一笔知识欠账去终身求学也没什么不好，上不上学只是个形式问题，重要的是心里要有一张书桌。
他现在想跟我玩较劲的游戏就由他好了，有那么一天他真的拿出了居敬持志的态度，我随时可以给他提供他意想不到的教育援助，他随时可以读研究生。虽然子轩不愿意见我，但我的人生信仰、价值理念、生活格调仍然会在内心深处影响着他。我一直在为他祈祷。我是不管他了，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想管他。我已经把他完全托付给了上帝。他必须牢记家训，“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活人”，否则，上帝早晚会派我的孙子来收拾他。
暴走墨脱
老孙有个儿子比子轩稍大，也是独子，大学刚毕业，在一家网络公司干技术工作，收入颇丰。知道老爸要去墨脱，也一时冲动来潮，干脆把职辞了，坚决要陪老爸走一遭。老孙居然也不反对，遂了儿子的心愿，我们一起上路了。
后无产者(1)
我还有什么？我又成了无产者，一个后无产者。
我还有梦，我还有胆，我有胃口还有老爷们儿的价口，我有一身腱子，我有心跳还有弹跳；我有欢乐，我还有兴趣，我有互联网，我还有话，我有安全感还有自由，我还有明天。这么多的无形资产拎出哪一样来不可以自恃？
人是个什么东东，我把自己看得很低，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家没了，老婆离了，孩子也走了，铁饭碗砸了，事业废了，身份没了，财产没了，退休医疗保险没了，打工的岗位也没了。
我还有什么？我又成了无产者，一个后无产者。崔健老了，今天的上进青年肯定不爱听《一无所有》，下岗职工更不想听，可能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拿它当宝贝。
就喜欢咋拉？咋拉OK。
昔有转运汉倒卖洞庭红，今有老周吆喝《一无所有》。
拥有的好像还是比失去的多。
我还有梦，我还有胆，我有胃口还有价口，我有一身腱子，我有心跳还有弹跳；我有欢乐，我还有兴趣，我有互联网，我还有话，我有安全感还有自由，我还有明天。这么多的无形资产拎出哪一样来不可以自恃？
我还有点积蓄。这不能把它算个数，我要是把这点钱全花掉呢？就一把，我好奇，更觉得刺激。但我总要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我要远行，要去圆我曾经有过的梦。为什么不？我再也想不出还要为什么了。
人是个什么东东，我把自己看得很低，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过客也要有个过客的样子。我要先去西藏，然后创造条件暴走世界。想了就说，说了就做，就这么定了。
西藏令我心仪久矣，早在大学时代，有两个汉人的赴藏行动勾起我对这片神奇土地的向往。一个是艺术家陈丹青，他的《西藏组画》曾在文化圈掀起一阵西藏热，另一个是地质学家杨联康徒步考察黄河。读大学时就有心毕业后步其后尘，然而一次次的冲动都被现实的种种理由消解了。现在的理由充分了，只等机缘来临。
初秋的一个周末，老同学杨彬来电话了，邀我去北京远郊的百花山赏景，说是有旅行家闵奇和“骑士”肖远同行。又是祸娄子肖远，让我想起一次偶然又浪漫的旅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高考后最早毕业的一些中青年教育学者聚集大连开了一次年会，一次又大又空的发誓大会，会场气氛庄严，主导会场的学术带头人信誓旦旦地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大厦，我听得好好累。肖远早知道了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内幕，在大会末了跳到台上即兴放炮，说教育的发展趋势将是市场化，此言一出就把会场搞炸锅了。会后，来自天南地北的新生力量们在酒桌上把盏排座次、分课题，勾兑感情，跟街头的民工围着包工头揽活的场面差不多。我是大西北来的，没人搭理。这倒不至于失落，因为我那阵子以专业酒家自恃，跟业余的小酒混混儿压根儿就不屑于过招，便独自旅游去了。肖远去了沈阳。回京列车上，我们又撞在一节车厢里，见面后击掌欢呼偶然性万岁。有此巧合顿觉径直回北京不够意思，于是投硬币决定是否中途下车去北戴河。我们投中了北戴河，又带来一场兴奋，因为我们的性格和学术趣味都没“规律”，硬币颠覆了“规律”，
遂了心愿。
车到山海关是午夜，下车后我们直扑北戴河海滩，想等着看日出。我们摸到了一个叫“鸽子窝”的地方，那是一个峭壁上的一个石窝，四周黑灯瞎火，我们摸黑爬了上去避风。后半夜天有些凉，怕睡着了感冒，我们就开始对着大海傻乎乎地唱歌，把能想起来的有关大海的歌统统唱了一遍。唱没词了就哼，哼也没得哼了就瞎编，终于编到天亮。
北戴河东方海天一色，辽阔无垠，是观日出的好地方，露出海面的太阳显得格外大，在直射出的光线还没来得及进入人的视网膜前，便急匆匆地跳出了海面，几分钟后就变了脸，不让人再看了。
我们转了转安静下来的海岸线，终于困了，倒在一条破渔船下睡了。那个香，可惜没过足瘾就让烈日晒醒了。我迷糊着眼睛呆呆地看着远方游泳场海滩上花花绿绿的色块，冒出一句，像是自言自语：“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肖远不假思索就接上了茬儿：“那能有什么，艳遇。你要有本事拍上我请客。”
走进游泳场，环顾四周，令人大失所望。没一个美女，甚至没有准美女。肖远指着远方的海滩别墅群说，美女都在那里面。
水面上传来两个女子的呼喊声，肖远说，英雄救美的机会来了。我们迅速起身跳下海游了过去，原来是两个不会游泳的女孩浮在救生圈上，不知不觉随着潮流飘离了海岸，心里害怕了，朝岸上呼救。两个女孩一胖一瘦，胖的被腰里的救生圈箍得紧紧的，瘦的细手如柴把救生圈抓得紧紧的。见旁边来了两个会水的男人，这两个妞不叫了，也不急着回岸边了。我有些懊恼，说，你们丫的喊什么喊嘛！省去半句：又不是美女。又自觉得好笑，不是美女就不能喊了吗？
北戴河之行最后在海边的一家海鲜餐厅里结束，螃蟹、鱼还有扎啤，18元。肖远买单的时候说：“就当此行有过艳遇了，这怪不着咱哥们儿不够英雄。”
这回在百花山上可真是遇上美女了，而且还着实让美女救了一把，补回了当年的遗憾。肖远这些年也学会了“腐败游”，开着一辆桑塔纳车一路颠簸上了山顶，在草丛掩没的土路上，车轮深陷到坑里。忙乱自救中有幸遇上一帮周末玩山的“驴友”，没等我们求助这帮人就上手了，让人感到遇上了侠客。“侠客”中有女流，谈吐中时而闪烁些许酷词和英语，估计是些白领丽人，倒也不显娇柔，没人招呼，一个个都动起手来搬石头填坑。玩过野外的人办法多，心又齐，很快就把车救了出来。分手道谢时我记住了一个网站：www.lvye.org，是一个美女主动介绍的。这是京城的户外运动玩家攒起来的网站，驴友们原本也都不认识，玩的时间久了自然成了朋友。这段插曲让我对“驴友”一下子产生了亲切感。
后无产者(2)
晚上一回家我就上网查找www.lvye.org，无意中看到一个出行墨脱征召同伴的帖子，开出的条件似乎就是在找我。我马上回了一帖。第二天一早，对方回了电话，我们下午就见面了。来者老孙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糙老爷们儿，貌不惊人，还长我一岁，但老哥的一番自嘲却令我肃然起敬，老孙说，他从80年代初就去神农架找野人，这多年钱花去了几十万，走遍千山万水野人没找到，自己快成野人了！去墨脱是他蓄谋已久的想法，他希望找一个同龄人做伴。一盘道，互相都能给劲儿。那就走吧！
暴走墨脱(1)
墨脱人的爬山素质有个著名的记录，1962年中印战争时期，支前的民工中有个4岁的孩子，过多雄拉雪山背了8斤罐头！
“子轩，你知道这里有多么神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父子同行？你想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寻找“木鱼石”的教育。跟我走这一趟，我会让你变成一个自己都佩服的一个人！”
我每看着老孙父子俩走险路时互相搀扶的场景就不禁滋生羡慕之情，过后独自神伤。
墨脱过去只是听说，而且只知道那里有一条著名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为边界争端打过一仗。既然决定要去，我在网上把能搜集到的有关墨脱的信息都浏览了一遍，才知道那里是一个我不能不去的地方。
墨脱地处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它的西、北、东三面被喜玛拉雅山脉、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所围绕，南部海拔走低，与印度接壤，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由此涌入，形成了迥异于藏北高寒的亚热带湿润气候，滋润着异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墨脱境内分布着桫椤、树蕨、云杉、冷杉等3700多种植物，有孟加拉虎、羚牛、眼镜王蛇等珍稀动物出没其间。
墨脱处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相碰撞的焦点，地貌复杂多样，高山海拔达5000多米，谷地海拔则只有500多米，从山脚到山顶，植物出现了从热带雨林到温带针叶林，再到寒带草甸和高山冰雪的垂直分布，故有“一目望四季”“垂直生态博物馆”之说。
除了“麦线”和生态奇观，墨脱还有许多叫绝之处。
墨脱是目前中国惟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
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在墨脱境内。
墨脱是藏传佛教胜地，出过有“风流诗人”之称的达赖喇嘛六世仓央嘉错。
老孙有个儿子比子轩稍大，也是独子，大学刚毕业，在一家网络公司干技术工作，收入颇丰。知道老爸要去墨脱，也一时冲动来潮，干脆把职辞了，坚决要陪老爸走一遭。老孙居然也不反对，遂了儿子的心愿，我们一起上路了。
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吴苾雯女士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我只养你到18岁》的报道见报了。我一个月后回来才看到那篇报道，文章最后还写了一句话：“10月15日晚，我给老周去电话，他说第二天他就要和两位同伴一起启程去西藏探险，去的是全国惟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墨脱。”有幸的是，这没有成为我活着的最后报道，这当然不是我活着的最后报道。
我们出发的时间是2002年10月16日，比原计划推后了一个月，已经过了去墨脱的时令，我们一路上都在听各种耸人听闻的告诫，提心吊胆，生怕遇上一场大雪封山，进去出不来了。直到多雄拉雪山脚下，才从请的背夫口中得到大实话：什么季节都可以走，看你们肯出多少钱！他去年是在大年三十从多雄拉山口趟着齐腰深的厚雪回到派乡的。在这种人眼里，声称来墨脱探险的大多是嘴比腿要硬的人，他们的伟大发现基本是在背夫的正确领导下沿着正确的路线找到的。不背东西不知道腰疼，不背东西的探险家谁不能当？来这里的城里人纯粹是吃饱撑的。
上路之后，我们才真正领略到墨脱背夫的厉害。我们每天大约要走30公里山路，一般都要花10个小时。背夫背上100多斤东西，还要赶在我们前头烧水做饭。老孙也算是资深野外玩家了，四姑娘山、小五台都上过，还有一身颇得真传的硬功夫。这回一路空手，走到离墨脱还不到20公里的雅让村累得尿血了，还好，没有尿糖。我一路基本上是全副武装，负重约20公斤，背夫评价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皮实的城里人。这让我开心，过后又沮丧，实际上我一路瘦驴拉硬屎，也到了强弩之末。负重能力高估点也就是墨脱少年队的水平，而且要划入女子B组。墨脱人的爬山素质有个著名的记录，1962年中印战争时期，支前的民工中有个4岁的孩子，过多雄拉雪山背了8斤罐头！
进墨脱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而且一年中大半时间大雪封山，进去以后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我们平均每天的海拔升降都要超过1000米，每天至少要换一个季节，尤其是从白雪皑皑的雪山顶端下降到郁郁葱葱的山谷只有几个小时，时空变换的速度之快经常引起知觉与经验背景之间的格式塔转换，就像置身于埃舍尔的版画中，场景的转换不知不觉，感受异常奇妙。那些常年穿梭往返的背夫，若按季节纪年，都可以称上千岁爷万岁爷了。随着海拔的不断下降，气温逐渐升高，植物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景色也越来越美。走到海拔只有600米的背崩乡，气候和植被简直就像海南岛一样。我们一路上大饱眼福，贪婪地拍摄，惟一的缺憾是，那些地上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和空中翩翩飞舞的各种彩蝶大多数叫不上名字，面对美不胜收的景色，惟一的表达就是一遍遍地说“卧操”，算是看瞎了。
到这时，我才知道玩家老孙宁可任儿子砸饭碗冒风险也带他来是多么的英明，教子的用心又何其良苦。
“子轩，你知道这里有多么神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父子同行？你想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寻找'木鱼石’的教育。跟我走这一趟，我会让你变成一个自己都佩服的一个人！”我每看着老孙父子俩走险路时互相搀扶的场景就不禁滋生羡慕之情，过后独自神伤。
暴走墨脱(2)
有人说：去过墨脱不言路，意思是这世上再没有比去墨脱更难走的路了。从派乡到墨脱的路基本上都在原始森林里，大多数路段无人修整养护，硬是人
出来的，典型的路况有淌着水的河沟、烂泥潭和乱石滩，行人须在探出头的石头上腾挪，我们戏称其为梅花桩路。我开始穿着解放鞋试走了两天，人一累腿脚就不听使唤了，大脚拇指常常踢在石头上，疼痛钻心，两个大指甲盖让淤血染成黑紫色，左脚也扭伤了，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穿上笨重的登山鞋徐行。埋伏在墨脱路上的另一杀手是旱蚂蟥，这种个头比大头针还小的软体动物无孔不入，无痛作业，吸饱血后能有筷子那么粗，挂彩后的创面血流不止。尽管我们采取了慎密的防范措施，但还是挨咬了。幸好时已深秋，旱蚂蟥少了，我们算是歪打正着躲过了这一劫。从派乡到墨脱120多公里的标准行程是四天，我们步行了整整五天。
墨脱的县城实在小，也就有几百户人家，相当于一个自然村，人口以门巴人为主，其次是汉人，少量藏族、珞巴族和回族。这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是铺着白铁皮的木板房，最高建筑是一幢3层木结构的房子。现在的墨脱人没有想像中那样原始，县里有个希望小学，孩子们穿的衣服不比城里的孩子差，耐克、阿迪达斯、李宁等名牌应有尽有。县城里有电，能看到电视，电话能打出去打不进来。最惹眼的是一个大大的木板房，外面刷的是黄色油漆，门头挂着横幅，红色油漆赫然写着“歌舞厅”三个大字。坐台小姐一水儿S省人，与城里情况不同的是，这里的“歌舞厅”不太专业，其中一家上午卖肉、下午喝茶、晚上载歌载舞，堪称多种经营。小姐也比城里的能干活，毕竟是从雪山爬过来的。我打听了一下墨脱的钟费行情，大约比拉萨的一般歌厅的价码高3倍。这个价差是看不见的手制定的，这里卖的所有商品都要靠人背马驮翻越雪山从外面背进来，因此这里的商品价格贵煞人，国营粮店一市斤大米3块8，一斤猪肉20块，一只鸡100块。最低运费每公斤4元4角。按吨公里的运输成本计算模式，小姐的身价理应比拉萨贵3倍。这个价差也多少能反映出墨脱路上的艰辛，长得太压称也没用，能不能卖出去单说，关键是赘肉过多走不进来。我们在回返途中遇见一个小姐正在一瘸一拐地走向墨脱，据称她的脚已经肿了。说实话，在那种场合下，累得半死的行人不大会有心气思淫欲，平常心应当是帮她揉揉脚。话说到这，我顺便为那些没话找话的电视栏目推荐一个话题：这位小姐算不算女强人？我估计抢答的人不会少。
墨脱不通公路，然而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了两辆卡车。原来这里曾修过路，可是修通后没几天就被塌方、泥石流阻断了，进来的车只好在里面兜圈子开。出墨脱的时候，我们从80k到52k乘了一段卡车，短短28公里路，愣是让一个老司机开着山地柴油卡车跑了4个小时！由此可以想像那些不通车的路段有多糟糕。这两辆车没准儿是连推带拉开进来的，进来时就没打算再开出去。说来有些滑稽，这两辆车烧的油仍然是人背进来的。
当地出产的物品除了石锅、乌木筷子和珍贵野生动植物可资与外来商品交换外，再没有高价值密度的商品能抵得上背夫的脚钱。生活中的一切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盖房子要砍树，烧火做饭要砍树，种庄稼也要砍树，为种上仅仅够一家人吃的玉米先要毁掉上千方的原始森林，砍秃了的山植被很容易遭破坏，酥松的山体只要被暴雨划出个口子，塌方、泥石流就再也挡不住了。一路上，但见有村庄，附近的山就像癞痢头一样惨不忍睹，滑坡的山体有如开膛破肚的孔雀令人触目惊心。上千方的原始林木是什么概念？到了内地换成玉米让墨脱县城里的人一年都吃不完！要致富，先修路，恐怕天下再没有比墨脱人更渴望路的了。一旦有了路，哪怕把这里山上长的野生蘑菇运出去也够墨脱奔小康了。
领导墨脱人民奔小康，是政府操心的事，最近有报道说，墨脱的国道2003年开工，2007年竣工，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在背崩，墨脱境内距离印控区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我们摸黑夜行过了横跨雅鲁藏布江上的解放大桥，遇上边防军的盘查。一个姓Y的军官当班，背夫没带边境证，尽管Y军官认识他，就是不放行。我们软磨硬泡了有两个小时，最后军官还是把背夫遣送到了桥对岸。
一提边境证我就恼火，在北京办边境证，公家朝我要北京户口或暂住证，或者单位证明，我是外地户口，也没暂住证，我拿去的公司证明不算数，因为公司不是国营的。姥姥！你们收税的时候怎么就拿这些没户口、非国营的人和单位算数了？我最终没能在北京办上边境证，我最终还是去了墨脱，咋去的就饶我别泄密了，只告诉你想去就能去，就这么简单。
离开墨脱，我们取道穿越嘎龙拉子山口前往波密，沿着一条废弃的公路一路上升，比进墨脱好走多了，但是到处可见塌方、泥石流险情，沿河满是乱石滩和淤沙，都是从山上坠落下来的，什么时候有塌方泥石流没人能晓得，最保险的办法是避开下雨天，所谓安全事实上是概率尺度问题，对当事人来说则取决于心态。能吹的人可以把一件事说得神乎其神，道深的人或傻大胆对此却认为不值一提。我就是一个傻大胆，你说不行我偏要试试。我们曾遭遇了山上滚石的袭击，猪一样大的石头在距离不到10米的地方滚过，没砸到人，石头毕竟不如猪，你不去找死让它蒙上你也不是那么容易。
暴走墨脱(3)
在墨脱一路上的感受，只有在我们翻过嘎龙拉子雪山才定下神来慢慢细想。我们一路上都干什么了？睁开眼睛就上路，吃饱晚饭就睡觉，整天价猛吃猛喝猛喘猛打呼噜，连续十多天不关心国家大事，国家也不会找谁来关心你，听不到电话铃声，闻不到汽油味儿，没处挣钱也没处花钱，没有娱乐也没有烦恼。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感官和四肢，奔你想去的地方。
这就够了。
尽管我等业余玩家没有科学家的科考成就，没有职业摄影家创作的无可挑剔的作品，没有职业探险家惊世骇俗的历险传奇，但是我们拥有泛滥成灾的探究兴趣、无知无畏的生猛习性、说走就走的行动意志、淡泊功利的游戏精神。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我挑战的行动赋予意义。如是，墨脱之行可作为一头老驴平
天下的仪式存在，无人喝彩，但足以自豪。
非典时期(1)
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彻底洗手不干了。
我就是有病，而且肯定是非典型性的。
我从来就不喝小酒，那是多么庸俗的喝法，亵渎酒神精神！要喝就要对得起酒，喝大酒，无目的地胡喝，喝到浪里头，浪呀么浪打浪。
墨脱回来，人无恙，心却丢了，不知飘在哪片森林，或藏在哪座高山上。
这趟出行终于满足了一把花净积蓄的愿望，没钱了，心里不闹腾了，我等着瞧自己怎么活下去。房东正等着要来年的房租，还有年关在即，这一桩桩在唯物主义者们看来简直像灾难一样的事儿居然还是让我急不起来。我还浸泡在余温尚存的记忆中。我就是想那个墨脱，想大峡谷，想下一回怎么个走法。看来我真的上层次了。
没钱怎么走呢？还要去打工吗？玩野外的朋友们相劝，胡乱找份工先打着，解决酒资问题，剩下的零存整花，也是一种不坏的活法。大部分的驴友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想过，也试过。打出一份简历，自己看了看，不错嘛：高学历，师出名门，阅历丰富，好歹也是个人物。尽管美誉度欠佳，但怎么说也应当算是猎头级的东东，是个骡子当驴卖也应当讨个好价钱。上了51job网站，找了几家搞教育信息化的公司，把简历发了过去，有几家感兴趣的约见谈了谈。可能是因为要价太高，没戏，意料之中没戏。
什么教育信息化？完全是傻瓜化嘛！被媒体炒晕了的股市灾民们不懂，吃这碗饭的企业人能不懂吗？有哪几家搞教育产业的公司挣到钱了？还不是都在花钱挣吆喝。也有挣到钱的，是送出去的多还是挣到手的多，有多少自己的原创，又有多少终端客户自愿买单？有敢站出来实话实说的老板吗？中国的家长们好可悲，听风就是雨，大把的掏钱，给孩子们买了一堆又一堆的洋摆设，结果都锁在专用教室里等上级领导来参观验收。不出几年，莫尔定律的垃圾车准时开来，学校再出上搬运费把这些重金买来的东东倒掉。孩子们学到什么信息技术了？有泡网吧学的多么？
改行吧？干别的行业。就当还有积善的行当，但我找不到善的出口，又要重新张起一张网拉关系，认门路，当副陪，窝里斗，人模狗样……累呀！不就为套房子吗？还有一部车，车里再拉一个女人，女人左手戴一钻戒，右手拉扯一个孩子。还有什么？让人羡慕？我靠！累死了。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彻底洗手不干了。还是海南一期的，跌份哪！以前打工还可以有个借口，为了儿子，儿子现在都不跟你玩了，你还为谁？
老子谁都不为了，就为能喘气，大喘气。老子要选一个谁都玩不起的活法。就当一个“三无”人员吧。过去一直奉行读没有用的书，交没有用的朋友，现在再添一样，当没有用的人。
可笑吗？有用的人、好使的人就不可笑吗？
我曾经是被当做有用之才被家庭和学校培养的。我的名字就是见证。我的出生地在湖南，父母为我取名叫建湘。估计这个名字在湖南有成千上万。在我出生的岁月，为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多少有攀神圣的企图。后来在海南，我当包工头时雇过一个同名不同姓的民工。我跟我妈调侃说，你们当年就是打算把我培养成民工吧？我妈乐了，给了我一巴掌。回想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改了名字，比如“卫东”、“向东”什么的。我爹也想给我改名字，起初给我安了个名字叫“勇”，大概是在湖南生活过，联想到了“湘勇”。我嫌与人重名，拒不接受。老爹说，那就叫“无用”吧，好歹也是水浒里的大人物。我更不愿意接受，与之争辩凭什么说我无用，我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爹再没吱声，他也许在想，如果公然反驳我的说法，眼前的这个傻小子真能把他告了。那时的我的确充满了当炮灰的愿望，也真干得出来大义灭亲的事情。没想到我后来当了老师，又经历了许多不可遇见的事情。最后，历史轮回，命运又回到了老爹为我起的名字上。虽然“无用”这名字起得很不严肃，但我情愿接受这种命运安排，活回去，像个傻乎乎的孩子。
看来我注定要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黑客”，一个非法进入者，没有身份，到处精神漫游。
到了这把年纪，我再也不怕谁笑话我笨，我就是笨咋啦？我挣人民币就像别人挣美元一样难。说自己比金子还纯洁总不大好意思，就当我心太软吧。反正有些酒我是不喝的，有些话我是不说的，有些事我是不做的，于是有些钱我是挣不到的。有人会说：“你有病！”想说什么爱谁谁，我并无心干预别人的钱怎么挣，更不会因为自己点儿背而怪社会。借狗子的话说：“社会没病，我们选择的病。”
我就是有病，而且肯定是非典型性的。
我看见那些掩面而逃的人们心里直乐：胆小鬼，怕传染不是？我得的病也是你得的？你们丫的也就配得个流行病。
总是有胆大的，前来窥探我的病情。就像在“非典”时期我们前去窥探小汤山医院一样。
2003年4月底到5月初，北京闹“非典”的消息管理了全社会的注意力，平日车流如川的大街顿时空空荡荡。夜晚，我滑着排轮在主路上款款滑行奔赴酒局，一路检阅着探头哈腰的路灯和穿梭在都市的巡逻警车。红灯，瞎鸡巴照，照巴甫洛夫的狗去吧！偌大的城市任由我一人恣意穿行，皇上算什么，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吗？新街口天川酒肆，诗人、旅行家大踏的食堂，一群啤酒主义者在这里轮流上岗，挥霍健康、时间和过剩的荷尔蒙，延续着不散的筵席，愣是把曹雪芹的名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给废了。来者都是这个都市的边缘人，昼伏夜出，无厘头聚会，有海量斗酒。这里的酒干净，不含“为什么”，所以，在这里喝酒的人酒量都很长。喝大了人人手里都掂着啤酒瓶子，把自己想像成抗击“非典”的英雄，摆出用手榴弹与“非典”同归于尽的样子，高唱狗子的啤酒主义战歌：“这是最后的啤酒，再来8瓶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它已经实现”，吼声恐怖。啤酒主义在这一特殊时期迅速发展成了啤酒恐怖主义，“非典”懂看人，终不敢与这些亡命徒较量，远远地躲在小汤山与白衣天使周旋。
非典时期(2)
大踏骑着京式三轮板车，拉着旅行家罗艺，电视人子鹏，前往小汤山医院看望，我滑着排轮尾随其后。在医院大门口，我们被带着面罩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大踏说想采访一下张院长，拍些白衣天使抗击“非典”的场面，话说得跟真的一样，结果遭到严厉警告：“别进去，进去就别想再出来！”我等人不惧“非典”怕枪子，不敢再继续逗贫，悻悻地离开了。
这段时间没人敢见我，因为怕传染上“非典”。我敢见人，能见到的人都在喝啤酒。我重新开始喝酒了。我从来就不喝小酒，那是多么庸俗的喝法，亵渎酒神精神！要喝酒就要对得起酒，喝大酒，无目的地胡喝，喝到浪里头，浪呀么浪打浪。
刘阳是国内早几届的教育哲学博士，出自名师名校，1993年闯到海南，历经商海，又回过头来搞文化。刘阳出过畅销书，知道时下读者爱看什么，他说你儿子比你好卖，最好你和你儿子合写一本书。我说，子轩的写作能力倒是有，我几年前就看过他在网上写的东西，语感还行，出手至少不会比那些上了大学的同龄人差。问题是他有没有勇气写自己，这事对他来说如同剜心窝子，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们爷俩儿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不想见我，他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刘阳说他想试试，哪怕我们父子二人不见面，背对背写也行，也许互不影响写出的东西更真实，于是找到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联系到子轩。
子轩找到了，在书商的说服下，他答应背对背地写，这出乎我的意料。书商让我们先拿出样稿，然后签出版合同。我在写样稿的时候，心里想着通过写作能达成我们父子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为鼓励他写作，我给他发了一份E-mail。
子轩：
你好！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我们合作写一本书。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记录曾经历过的生活。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无论对我们当事人自身还是社会，都会带来建设性的后果。这也是我期待中要做的一件事，我期待你有能力站在起来说话的那一天。我不知道这一天以何种方式宣告来临。我以为这是机遇，我诚邀你拿起笔来写作。
实话说，我也没写过书，但我毫不怀疑我的文字将会畅销。因为我的话语是原创的、诚实的，因为我一无所有、无所顾忌，因为我有勇气面对自己。有价值的写作必定是作者本人的心灵独白，写作是面对自我的考验，因此也是痛苦的。但是，白纸黑字一旦问世，将是作者另一条生命的诞生。这是我个人对写作的理解，事先声明，我不强求你写，也不强求你我观点一致，你甚至可以拒绝。但我要写，而且已经动笔。因为我要生存，而且要获得有尊严的生存自由。版税不是我追求的惟一价值，亦不为名，“我要人人都看见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如果你愿意合作，你无须担心我会对你的生活有所干涉，也许我们不见面更好，过程的衔接、协调工作建议由刘靖女士牵头安排，写作过程中的信息交流可以通过E-mail来完成。这样反倒有行为色彩。还有，封面设计、版式设计、出版印刷以及商业运作都交由你来完成，我对你在这方面能力的信任胜过一个有文凭的美院毕业生。这是展示你创作才华的机会，等于给自己做广告还挣钱——我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它也是一种语言，它将会给有心的读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
专此，等你回话。
父 字 2003/3/27
交稿的时间到了，子轩说没写完。书商又等了两周，还没回话，甚至打过去电话也没人接了。
我这头已经开始动笔了，而且写作的欲望与日俱增。子轩的食言着实闪了我一把，我心里闹腾的有两个月写不出字来。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涮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现在时兴玩无厘头。我哭笑不得，心说，你小子玩得也太后现代了。甚鸟后现代，就你们小屁孩儿会玩？老周一疯起来还不把你们的偶像周星星吓得尿裤子。
后现代旅行(1)
一切都是随机构成的巧合，我们吃的是艺术。
大踏在三省的界碑下转圈撒尿，向全世界散布一种带有象征性信息，就像像猛兽撒尿一样，表示这地方是我的了！
狗子想出来一辙，行为命名为“沉默之旅”。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模型，显然比教育有趣，教育若能做到人不在游泳池里撒尿，那将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
大踏正约我参加他策划的一个后现代旅行系列——三省交界轮滑。一个省滑上一个马拉松。
大踏是大巫级旅行家，不可与“驴友”一族同日而语，他也许就是神农架的野人，藏在文明的都市里跟人类开着玩笑。此公从1983年就开始无业流浪，暴走中国，光是西藏就去了11回。玩到这个份上，别人玩过的通俗套路难提起兴趣。他开始玩形式，玩维特哥斯坦式的命名，深了！玩三省交界是他这几年单练的一个旅行项目。谁要是问为什么要玩三省交界，有什么意义？大踏总是说，我怎么知道，玩过了就有了意义。我看还是有意义的，三省交界抽象出来的平面构成点线面俱全，人可以任意想象为其赋予意义。具象的图形也有，奔驰汽车的标识是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图案让我想起自己偶然经历的一次行为。有一次我和旺望忘、豆子俩口在地安门的一家叫“城隍庙”的餐馆吃饭，我点了两个最喜欢吃的豆沙包，店小二端了个平底的大盘子上来了，包子下面垫着一张精美的餐纸，有些西餐的讲究，包子平行摆放，面很白，圆鼓鼓的，上面还有一个红点，看上去有些色情。我说有些舍不得下嘴，他们两人意会地笑了，旺望忘捂着胸口说这阵子有个人该喊疼了，他意指的是一个名校的退役校花，离婚不久正闲着。我们都熟悉，豆子经常拿她开我的涮，能沾的便宜我也犯不着客气。旺望忘拿出笔来，就手在盘中的餐纸上划出了Y字形状的三条直线，从盘子的边缘相交到中心，看上去像似一件开领衬衣，又有维纳斯沟的暗示。旺望忘画完一本正经地说：“成了，就叫'包二奶’吧！”这已经是超平面、超设计了，好就好在作品的所有构成元素都是随机的巧合。我们吃的是艺术。遗憾你不是毕加索，不然这个行为将成为名作。旺望忘说这包子已经不是食物，今天这顿饭的精华已经吃完了，要是再吃就太损了。以后我们可以发明一家精神餐厅，让艺术家当厨子。客人就像今天这样，佯吃，吃一个即兴话题，吃没有设计的设计，餐桌上吃精神，尽兴之后饿了进厨房去吃物质。旺望忘来电了，接着又聊出了一连串精妙的创意。我饿了，更因为想恶做剧，狼吞虎咽把包子咥了，当时很开心，过后想起来确实感到嘴脸可憎。不过也好，现在的美女们手没处放，要是让能她们一个个都捂着胸口，摆出维纳斯捧心颦眉的心疼小样儿，总比冲男人乱抽大嘴巴子的架势要好看。
大踏玩的行为不是吃，是拉。我们可以想像大踏在三省的界碑下转圈撒尿，向全世界散布一种带有象征性信息，就像猛兽撒尿一样，表示这地方是我的了！大踏的行为肯定与褒贬奔驰汽车的标志无染，因为他对汽车没有兴趣。也许其中含有地缘政治意象，但是大踏从不谈论政治。道破玄机，我猜想这事可能与“里比多”有关，大踏要在地缘政治的“维纳斯沟”上撒泡尿。
这是老周的解释。如是，此公的手笔也忒狠了，一泡尿把我们男人的配权统统都给灭了。
后现代旅行是大踏玩的另外一个系列行为项目，不沾文化艺术，带有游戏性质。其基本规则是玩前人所未玩的旅行方式，细则还有许多，比如，一要吃苦，二要怕死，三不要脸，四没文化，五不扰民什么的，不使用现代交通工具，不接受赞助，不接受媒体干预，等等，最重要的原则是可以修改原则！
在轮滑项目之前，大踏已经玩过几个项目，有些项目听起来让人大眼瞪小眼。其中一项是板儿爷之旅，5个人骑着一辆破旧的板车从北京骑往济南，每人轮流骑一个小时，车上拉着行李和一箱啤酒，还抱了把吉他。
另一个生猛的项目是大马拉松，一天跑一个，连跑三天，山地，自背行李，每人最少喝4瓶啤酒。第一天几个人都跑下来了，但是到第二天大家都顶不住了，大踏连跑了两个，第三天也跑不动了。酒可是没少喝，每天6瓶。大踏认为马拉松不过是个规则。大踏在跑步的同时还伴有一个啤酒马拉松。如果按他的规则，先把奥运冠军灌上6瓶啤酒背上行李醉跑，还不定谁能赢。
轮滑就是单排轱辘鞋，早期轮滑鞋是冰上速滑运动员在旱地练习的辅助器械，近年来才作为休闲体育项目在青少年中开始流行，人称这一类玩家叫“66族”，基本上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在玩。轮滑分场地轮滑和公路轮滑，我们玩得是公路轮滑。我们这帮玩家有几个是该当爷爷的人，照玩不误，而且玩得疯狂。
还好，我在少年时代就滑过四轮的场地轮滑，青年时代玩过速滑，有些底子，但是至少有十几年没上过冰了，单排的轮滑鞋还没穿过，不知道滑起来是什么感觉。练了几回以后，技术动作基本恢复，兴趣也跟着起来了，我发现人老了仍然有相当大的学习潜能，只是体力有些不支。大踏给大家当教练，这厮的滑行技术也就是二把刀，但保护技术可让人充分信任。为防止路上有不测，我们专门训练了自我保护动作，全是大踏瞎编的斜招。练得是急刹车、上马路牙子，抱行道树、驴打滚“技术”，倒也实用。第一次上路滑行10公里就感觉撑不住了。大踏远远地滑在前面，其他成员稀稀拉拉地尾随其后。这些人都跑过马拉松，体力都是牲口级的，我哪怕是拼了老命也跟不上。信心来自于进步，准备了一个月，我的体能逐渐恢复，与团队的差距在缩小，可以有间歇地把北京的二环路滑下来了，但心里还是没底，直到上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次带有挑战性的旅行。
后现代旅行(2)
轮滑开始头一天，主力队员狗子就不行了，因头一天晚上透支酒力。我为保存体力酒至半酣就躲了，吆上老何回去睡觉，狗子可能因场子冷清感觉不爽，闷灌了大概有七八瓶，意犹未尽，回来谴责我和老何睡“农民觉”。结果狗子第二天狂拉稀。我心中窃喜，暗自呼唤，让箭杆稀来得更猛烈些吧！大踏不知从身上哪里顺出一条带子，像牵驴一样拖着狗子滑了半程。第二天，另一个老队员篮石的轮子掉了一个，滑起来的样子让人看上去心里直犯抽抽，大家生怕该阶级弟兄半路抛锚。真要是再掉上一个轮子，这个倒霉的家伙得跑到目的地。好在中途遇上一个自行车铺，大踏当过钳工，有了工具，拿出备用轮，配上螺丝就修好了。第三天，老何的脚磨破了，露出了红肉，滑不成了。老何63岁，美国人，体力倍儿好，仅次于大踏，比我们都强，只是因技术太臭挂了彩，否则，亚军该是他不会是我。这趟旅行，发现老何令我喜出望外，他长我15岁，凭什么就比我体力还要好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该问问自己，它也许会让我一下子就能年轻15岁。
三省轮滑回来之后，天气也暖和了，轮滑成了我的市内交通工具。每天午夜，车少的时候，从北方交大附近的住所直接滑到新街口的天川餐厅，和啤酒党人聚会，喝到天将白，路上没车了，摇摇晃晃地滑回来，感觉轻飘。日子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过着，等待着下一个节目的诞生。
想一个前人没有玩过的旅行项目并不容易，可以肯定地说比写篇博士论文要难。所有的人都在挖空心思出新招，但是拿到酒桌上就被一群酒徒轮番挑剔给枪毙了。我常想，现在大学里的论文答辩要是有这种纯粹该有多好！虽然我等不务正业但至少还有一份纯粹。什么叫正业，务旁门左道的正业还不如像这样纯粹地玩不务正业。
终于又有一个好创意诞生了。狗子想出一辙，行为命名为“沉默之旅”。规则规定游戏过程不许说话，说一个字罚款一块钱。狗子出的策划自然成为临时大总统，任期三天。他摊开了地图掷骰子，把我们一行五人掷到了鸭绿江边，几天后到达图们江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毫无疑问，这是大踏的主意，他要在国际“维纳斯沟”撒泡尿。狗总统领导经验不足，完全被挟持。我拒绝绑架，走到延吉就溜了。“沉默之旅”所到之处遇人办事均无人开口，一群哑巴，连我们自己想起来都乐。我被罚款最多，137元。说话的原由一是做好人好事，一不留神就犯规；二是喝酒，喝大了狂说，宁愿挨罚。看来钱和规则根本就约束不了酒。一路上，我们自然会遇到好奇人们的过问，有人问我们是不是韩国人，有人问我们是不是钱挣足了找开心，有人问我们是不是集体打赌，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演员，因为我们带了一部数码摄像机。大踏是指定发言人，不说话，拿出小本子用圆珠笔与人民群众写字交流。问为什么？答曰治病。治啥病？话痨。
“沉默之旅”不能不说是个幽默，但是它的创意本身又具有治幽默的意象。大踏有事为证：
幽默是一种病了
我们装哑巴去图们江旅行
因为我们有病，是为治病
装哑巴能治话痨，能治幽默
幽默到了现代，当然是一种病
全国人民都会贫嘴了
谁话少谁才是真行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海德格尔的语言教也是精神鸦片
——摘引自大踏诗集第七十六辑：荒诞主义的快乐啤酒
什么后现代之旅呀？它已经流变成感官之旅，运动器官成了道具。后现代之旅的新成员、电视人高子鹏看破了，一语中的，你们丫的找辙喝酒不择手段。清澄的啤酒，在肠子里转转，然后……
“沉默之旅”全程被子鹏用摄像机全程记录，剪出一个片子，将参加一个国际记录片大奖赛，没准能拿个什么奖回来。
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大踏又编出来一个项目——赤脚之旅。光着脚从家里出发，乘火车到赣州，走到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再光着脚走回来。中途谁要是脚扎破了可穿一只鞋，另一只脚还得光着。两只脚都穿鞋算退出，早退一天罚一百元，以此类推。出发时间定在12月3日的晚上，集合地点在西四的一家24小时餐厅。我刚刚从海南回到北京没两天，本来早前答应要参加这次活动，但是无奈被书商“绑架”，挟持着我满京城跑着卖书稿。我向书商探了几回口气对方一律装糊涂，知道“请假”没戏，只好转过头来向“组织”请假。哪有什么组织？这个组织根本上就是无组织，还不是大踏一个人说了算。好就好在我们的规则好，规则可以修改，上路之前可以说话不算数。话虽这么说终究有跌份之嫌，我掏出一张充当罚款，后来感觉还是不够意思，干脆脱下了鞋子假惺惺地陪着几位赤脚大仙挨了一个多小时的冻。出发前我们合了个影，大踏直挺挺地把大脚板杵向镜头，我也跟着伸出腿，但是自觉得有些无耻，明摆着是作秀嘛，算什么行为？于是把腿蜷了回来，以示真假有别。餐厅里有好奇的人问脱鞋干什么？大踏还是说治病。治什么病？治脚气。
以上算是我们啤酒党人的“组织活动”，一年总要有那么几回。明年一过完年又要来一次“组织活动”，已经定名为“布朗之旅”，取义自中学物理知识“布朗运动”。大踏把物理学诗化了：
后现代旅行(3)
“布朗之旅”（没谱之旅）
我们从何处来，又去往何处
我们从荒诞来，又奔往荒诞
偶然多么恶美
我爱大偶尔，小的无所谓
布朗先生发现了一粒粉尘
在空气中运动的规律
这个规律便是：无规律
于是，宙宇的哲学定义，有了
我们要旅行去
就叫布朗之旅，或叫没谱之旅
去哪呢
把地图摊平，上置一勺
转勺三圈以上，看勺把的指向
或者，把一张南方地图钉在墙上
飞镖扎在的地方
或者我们匆忙赶到长途站
立即登上马上发车的那班
它去哪我们就去哪
2003/11/18
——摘引自大踏诗集第七十六辑：荒诞主义的快乐啤酒
我的理解与大踏略有不同。作品就是足迹，上帝摆弄分子无序运动，摆弄人有序行动。
据说现在的中小学开展创新教育缺少教材，拿去好了，我们不吝惜。给下一代献点爱心我愿意，可有句话要说在前头，体验一把就行了，千万别玩成套路。尤其是狗子发明的“沉默之旅”，哪个学校要是把孩子弄得真是不会说话了，可别找我老周来算账。
学问大的读者可能会嫌上面的游戏浅，那我再向你们推荐个深的。还是大踏的创意——“酒泳”，已经攒了15年了，至今还没拿出来用。为了给照本宣科的老师和呆读死记的学生们洗洗脑，我顾不上跟大踏商量就把这个旷世经典在此公诸天下。但凡发生知识产权的风险我吃不了要兜着走，这份情你们读者可得记着，没准儿我还要找大家作证。
大踏1988年办《啤酒报》，集主编、秘书、记者、编辑、美工、校对、内勤、外联数职于一身，为弘扬啤酒文化，振作民族精神，扭转阴盛阳衰之不好局面，想出一辙。将啤酒灌入游泳池中，于国人中招猛男自愿者数人，备皮，净身，过磅，投入池中亦游亦饮，凡增磅不足两公斤者，足饮然游不足两公里者不得上岸。岸上有摇滚乐队助阵，背景为好大一块红布，上书“洋人与女人不得入内”，现场由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直播。本次活动将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作为中华狂欢节开幕仪式载入史册，由此一洗东亚病夫之前耻，开吾民众狂欢之先河。
第一次听大踏说这个创意，我的便处下意识紧缩，心想要是有人往酒池子里撒尿怎么办？我小的时候就在游泳池里撒过尿，撒完后作贼心虚地环顾四周，然后等待着看人呛水。那份坏！既然要边游边喝，这个问题就躲不过，人越多，污染的风险就越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模型，显然比教育有趣，教育若能做到人不在游泳池里撒尿，那将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既然如此，何不行动。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8年愚人节。天有些凉，参加“酒泳”的选手都经受过了一个冬天的冬泳的训练。虽有自虐意味，但考虑中国人爱面子的习惯还是定在这一天为好，这一天谁当愚人不清楚，借此机会可以大大减缓社会压力。活动由国内一家目前不愿透露名字的啤酒厂商出钱赞助，我在这里提前透露是因为这家赞助商太抠门，老跟我算计立方米。另外，商人就是商人，死不开窍，我让厂家的老板把“酒泳”过后的啤酒当着镜头喝上一大扎，丫挺的说我骂他。事态逼着我非要郑重其事地写书来解释不可。解释多俗哇，但遇上俗人也真没办法。我的策划理念是，这些酒是粮食造的，不能浪费，得把它喝下去。张罗一池子酒不容易，把这些酒都喝了更难，意义什么的说头就多了。我绝对不在里面撒尿，这话你得信，所谓诚信经济，咱们玩的就是诚信。我的话你都不信还能干什么大生意？禁尿的措施很多，大不了用一个避尿套，再用上一截尕绳绳把那个坏东西扎起来。真要是采取这样的措施还能有意思吗，我觉得乏味，比预先知道了比赛结果的足球赛还要乏味。
我向大家介绍的绝对是一个顶尖行为创意，一个刀锋策划。
“因为比世界上最大的慕尼黑
啤酒节更独到，吉尼斯还是空白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艺术活动
可与伍德科克摇滚节媲美”
——摘引自大踏诗集第七十六辑：荒诞主义的快乐啤酒
中国人搞上一个几十万人的聚会很容易，但是集体喝一池子酒就难了。我觉得这才是泱泱大国该拿出的范儿，这才叫一个精神文明建设。有人报名来干这一池子酒吗？如果够数就不必讨论了。干！干！干！
行万里路
不甘心这个蓄谋已久的想法就这么被枪毙，转身跟喝大了的张弛说，张弛急了，想用啤酒瓶子砸我。他威胁我说，你敢，你要是敢猎鼠，我就扛枪去打藏羚羊。我与他理论，你家的弟兄连草根都刨着吃掉了，我们还吃什么？张弛属鼠，我属羊。
神行太保(1)
我该去寻找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或者，以自己创造的方式走路。
我觉得体验升空的感觉美妙无比，尤其是让青少年玩，玩出兴趣了长大都想当杨利伟。
我的弹弓把人弹不上天，但是能让人的心上天。
我无意间萌生了一个足以耸人听闻的创意。我将张罗起一个“神行太保”世界大赛，和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一起搞。叶茂中说“让生命离生命更近些”，老周说“让野兽和美女更近些”。我应该抽个时间跟岛长谈谈，让他下个命令把路给我腾开。
读千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代士人推崇的生活和学习的方式。自由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不能不想。千卷书早就读完了，眼睛也花了。这是上帝的警告，我不能轻易读书了，尽管还没读够。我的路还没走够。日常生活走的路和乘坐交通工具走的路不能算，古人说的万里路，应当是指未知的旅行。我该去寻找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或者，以自己创造的方式走路。
后现代之旅玩过的几个作品的确口味不俗。我之所以要玩后现代旅行是因为好玩。这好像是废话。那就拿出写论文的口气说，现代化剥夺了人的旅行过程，当然也剥夺了过程体验的享受。现代化透支了人类的幸福，让人舒服过了，以至于感到生活在一场阴谋之中。我们已经被绑架，已经不舒服，已经忍无可忍，我们再也装不下去了，于是放屁、打嗝、出大汗三大法宝一起上，找回人原本享受的一份自在。
能不能玩得纯粹是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好不好玩。另外，后现代旅行也的确存在着玩不下去的危险。发明一个创意容易吗？不信你来试试。按照大踏的定义，后现代之旅要玩前人所未玩，玩原始？什么叫原始？赤脚算原始，总不能裸奔吧，人就那么点儿玩艺儿，都脱了就再也没戏了。
旅行要不要工具？这个问题应当还原成行为要不要工具？当然应该要，我主张旅行除了运动器官可以附加工具。对工具的使用应当倒退到手工自制水平，对工具的工具应当不加限定，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这样，行为的创意空间就大大拓展了，人除了在陆地活动，还可以在空中和水中获取自由。
说到上天，自制工具太难了。在杨利伟上太空之前，我就想搞一个娱乐性的装置。做一个硕大无朋的弹弓杈子，用强力皮筋把人弹射出去，溅落在水里。人在空中感受加速度的刺激，有惊无险。专业的玩法可以采用高山滑雪的空中飞行动作，身体绷直，前倾俯冲，脚上踩着划水板，靠控制身体平衡的技巧溅落水面。这个项目要是玩起来，刺激程度要超过摩托艇牵引划水，肯定能把高台滑雪给灭了。业余玩家可以采用安全舱，达到确保身体安全的程度就行了。高级玩家的安全舱还可以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设计成滑翔器，内有操作装置，或者装有降落伞弹射装置，人可以在空中操作。我觉得体验升空的感觉美妙无比，尤其是让青少年玩，玩出兴趣了长大都想当杨利伟。
这个想法是我在北京拓展训练学校当教练的那段日子萌生的。拓展的训练课程和装置都是从国外拷贝过来的，依照训练诉求的目标和设计的合理性考量，我觉着改进空间很大。当时我想改造一些训练装置，引进中国军人的一些训练科目，还想发明一些好玩的装置，但是，学校的生意兴隆，每人每天收费100美金还忙不过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没有玩原创的兴趣。再说，拓展训练的对象主要是白领，我的兴奋点对这个圈层的人显得过于粗鲁。没有找到共鸣我也就罢了。
我把这个想法推荐给了大踏，大踏感兴趣，但是说这只能算游戏的装置，不能算是旅行。我狡辩说，阿姆斯特朗在太空中一小步，人类迈出一大步。我的弹弓把人弹不上天，但是能让人的心上天。大踏说我想深了，像粪坑一样深。冤哪！我当然不能死心，想想看，哪个男孩子不喜欢弹弓，哪有这么大的弹弓，哪有这么好玩的游戏。杨利伟要是能让我的弹弓发射一把，看上去也一定会很美。
地上的旅行工具我想出了一个“帆车之旅”。
帆车是谁也没见过的交通工具，把帆板上的帆取下来，直接栽在大踏的三轮车上，见风使舵，手控风帆的角度。这个拼凑方法蛮有“后”味，只是三轮的重心太高，闹不好就成了“翻车之旅”。看来必须造一辆小轮子、低底盘的车体，保证运行安全。我去求教帆板专业队的教练，教练说老外有在草坪、沙漠、冰上玩帆板的，没听说过“帆车”。教练说造车有可能，但要解决车体的倾斜问题，否则风大了还是要翻车。麻烦了，看来还要上液压装置调整车体的倾斜角度，还要上减震装置和安全护具，乘员还要像坐“美洲杯”大帆船一样，侧躺在车的外侧压车，肝颤哪！太专业了，破坏了旅行的惬意。估计我们这些菜菜鸟也没人敢玩。再说，这帮穷光蛋也凑不出钱来搞这么浪漫的发明。还是等着哪天我发了大财雇上敢死队来玩吧。
发明太难了。非要发明吗？非要旅行不可吗？哥伦布时代过去了，爱迪生时代过去了。还能有多大的蹦头？就当从头活一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活在尘世，逃不脱衣食住行，饮食男女，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个俗人吧。管它俗不俗，只要不带俗套就行，随便玩什么，只要能自己定义就行。哪个好玩玩哪个，没有人玩就自己玩，玩自己。
神行太保(2)
还是轮滑好玩，它既有旅行的形式感又有实用功能。它能让我产生童趣从而觉着时光倒转，它能让我获得学习的快乐和生活的信心，它能让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三省轮滑回来之后，我几乎把它当成市内交通工具了。可惜北京的车太多，白天就没处滑。而且北京公安局又出了个规定，轮滑不许上路，为什么？官方发言人解释说没有路权。
话说是说，公安局咱惹不起，我连个北京户口都没有，一旦让哪个脾气不好的大盖帽抓住了，抓到昌平去筛沙子也是没脾气。躲着点吧。我想到了一个没人管的地方——天涯海角，在那里可以尽情地偷着乐，我想在这个暖洋洋的地方度过一个冬天。
书写到一半的时候，天凉了。我乘着火车去了海南，渡海时，我穿着轮滑鞋上船下船，算是抢先轮渡了。
在海口，我每天滑一个马拉松，沿着风光秀丽西海岸，像神行太保一样沿着海岸线漫步。这本是我自娱自乐的一种休闲方式，无意中它居然成了我生活状态的某种表征。我在过程中遭遇各种生活碰撞，自然会遇见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产生一些感受，这些无中生有的问题和感受构成了我的生活。
在我看来，轮滑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城市个人交通工具。如果把它定义为纳米时代的微型城市交通工具也许更为准确。我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测试，结果证明：在理想的路面条件下，训练有素的人轮滑速度可以和普通自行车相当；体力消耗是骑自行车的一倍，是马拉松长跑的四分之一。至少对我这种身体状况的人来说，穿越任何一个城市游刃有余。
我想进一步开展长距离测试。有两条线路让我一想起来就怦然心动：一条是唐古拉山口到拉萨，一千多公里，一路大下坡，车少，大部分是柏油路面。沿途领略藏北草原景色，戴上耳麦听摇滚，最好让崔健把大踏的三轮登上，半车人半车啤酒，边喝边唱，边摇边滚。“1234567”，老崔喝大了一遍遍地数空酒瓶子，拉到拉萨的全是空瓶子。那叫一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另一条线路是海南——三亚的东线高速公路，近300公里，如果路面光滑，一路顺风的话，我觉得有希望在24小时之内滑完。如果成功，年青的后生冲击400公里肯定没问题。400公里是什么概念？日行800里，神行太保哇！
我无意间萌生了一个足以耸人听闻的创意。我将张罗起一个“神行太保”世界大赛，和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一起搞。叶茂中说“让生命离生命更近些”，老周说“让野兽和美女更近些”。我应该抽个时间跟岛长谈谈，让他下个命令把路给我腾开。我把海南骂了，该疼的时候还是要疼。我想免费为海南做一条公益广告，据说海南在搞健康岛，阳光岛，生态岛，这些说法我都觉得不错，应当献计献策，大力支持。我想用这种方式广告天下：不来海南，不知身体如此之好。
这些毫无关联、偶然冒出的念头构成了我生活中的想像空间，只要行动它便是现实。
灭鼠运动(1)
灭鼠运动(2)
这是荒山野地里的事情。城里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或者因为有些事情与自己当下的生存状态距离遥远，没有切肤之痛，所以置若罔闻。但是我发现，即使是当下的生存状态出了问题，甚至已经很严重了，人们也是熟视无睹。关心公共问题的人往往是些书生，大不了发发牢骚，遇到现实阻力仍是束手无策。
我住在北京城里，日常生活中最不好的感觉就是交通拥挤。尤其是在上下班，北京的道路简直就是半瘫。在这个时候，汽车的运行速度还不如自行车，这不能不让我们怀念那个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时代。情急无奈之中，我感到极有必要为汽车命名——都市铁老鼠。既然是过街老鼠，就应当人人喊打。
又要回来探讨我的轮滑运动了，它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路权问题。我感到有必要为热爱环保的66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确立一个替天行道的名义——路权运动。
我要提出的质疑是，路到底是人走的还是车走的？
我的观点是，路当然是人走的。
我的依据是，第一，我和许多人的路权遭到剥夺。第二，有“路”的汉字为凭，“路”的偏旁是个“足”字，主体是“各”，代表每个人，意指公共领域。第三，铁老鼠根本就不采取计划生育，也没人能管的住，但是它并没有理由不该让人管。
如何打击铁老鼠就饶我别出主意了，否则我成了教唆犯，引起了社会治安问题我可担当不起。
美臀运动(1)
这个姑娘的屁股是平板，像乒乓球拍子，这种体形应当命名为“板臀”。“小板”是小“板臀”的昵称。这种体形在汉人中有广泛的代表性，后面看有面积，侧面看超平。
轮滑可以美臀！美臀将替代美容。我应当把这个伟大的发现告诉中国的女人。
不管是灭鼠运动还是保路运动，我都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抱任何希望，因为现实中的人受物欲驱动，难以放弃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争得路权任重而道远，我一人孤掌难鸣，只能指望66族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当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社会需求时，社会自然会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维权。我首先希望生育新生代的妇女们能率先放弃对铁老鼠的迷恋，不把男人和孩子往死胡同里引，然后顺理成章地实现社会生活方式的和平演变。
我似乎必须要找到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消费欲望强盛的女人们，我也当真做过一番教化的尝试。三省轮滑之后，因表现突出，大踏册封我任北京市女子业余轮滑总教练。我欣然应承了，而且马上招来了一批女弟子。教练工作开始，我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购买轮滑鞋和运动行头的热情明显高于轮滑运动本身，对商家的挑剔和获得杀价快感的愿望远远超过对技术动作的关注。没有几次训练，这些头脑一时发热的女人们的兴趣就锐减，最后一个个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我在反思我的失败。我没有找到真问题，我没有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经意走到一家美容店跟前，刚好赶上一个刚刚做完美容的女士春风满面地走了出来，麻利地钻进一辆的士扬长而去。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跟随着这一连串动作，突然来了灵感。有了，女人爱美，美就是女人的宗教。只要为了美，女人多少钱都舍得花，多大的罪都愿意受。我应当编出一个美的理由，感召广大女性积极投身于这项运动。
真问题找到了，伟大的目标也找到了。速滑和轮滑运动塑造的形体最符合运动力学和美学原理。轮滑可以美臀！美臀将替代美容。我应当把这个伟大的发现告诉中国的女人，再给我所倡导的轮滑运动起上一个响亮的名字——美臀运动。
轮滑可以美臀的论点不足为奇，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冬季奥运会的电视画面得到实证。但是美臀将替代美容则是一个证伪命题。有什么可信的理由能够支持这一假设？我想到了大学期间读过的一本美国的心理学教材，其中有一个关于异性视觉感知的研究，描述男女之间相互观察的视觉焦点分布。研究结果还附有专用仪器测量出来的扫描图。结果表明，男人视线的第一落点普遍为女人的臀部，其次为胸部，再次才是面部。这项研究足以支持“美臀将替代美容”的假说。女人们花了那么多钱，自以为制造了注意力，其实男人并不关心。我指出这一事实很有可能使得装修热情高涨女人们灰心丧气，甚至有可能牵连各种化妆品销量锐减。那没办法，实话实说有何错误？要说错误让我们来共同追究奸商和媒体的误导，还有那些不说实话的男人们，是这些人的阴谋让女人们的良苦用心和大把的钞票一起付之东流。
为了进一步强调臀部的文化意义，我们还可以罗列旁证。首推艺术品，女人的曲线美永远是艺术品表现的对象，现代的汽车尾部和色酒酒杯酒瓶的设计普遍都有性暗示，临摹的恰恰是女人的臀部。
现实问题恰恰是，中国女人的臀部普遍有欠发达。这个问题很严重，它使得男人对女人的关注从审美降格为怜悯，这也许是一个令男人们郁闷的一个理由。我可以用一个亲眼观察到的情形举证。
天川餐厅对面有一家餐馆，有个跑堂的女孩，农村出来的，憨厚老实，没心眼，长得白净，脸蛋不漂亮，身高还行，但看不到曲线，不大会引起人的注意，唯大踏对这个女孩关照有加，经常掏钱给她买“冰激淋”雪糕，而且每次都掏10元。10块呀，相当于4瓶半“燕京”！问大踏为什么要撒钱，大踏说是为了不为什么。大踏为这个女孩命名叫“小板”。大踏在天川这边一招呼，“小板”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听差。怎么就叫“小板”了呢？大踏说，这个姑娘的屁股是平板，乒乓球拍子状，这种体形应当命名为“板臀”。“小板”是小“板臀”的昵称。这种体形在汉人中有广泛的代表性，后面看有面积，侧面看超平。虽然说得是不为什么，但是我想大踏对“板臀”问题忧心忡忡，而且肯定充满怜悯。
我也非常关注“乒乓球拍子”的问题。当然，不止是女人，男人也有板臀。有“小板”就有“老板”。老板的形体往往还会在前面鼓出一包，肚子，球形的肚子，揣着发达的下水，骄傲地前挺，裤子像似永远也提不起来，提起来就像包着二奶。怎么人成了这副模样？撑出来的，坐车坐沙发坐热炕头坐课椅坐班坐家坐出来的。“老板”们算是没救了，你们丫的就这么着吧，我不管了。救人还是应当先救女人。
我为自己萌生如此伟大的博爱思想而感动。但也不无忧虑，估计我的爱心也有可能会让相当一部分女性误解，甚至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强力反击。她们一定会说，看看你们中国的男人，男人有好人吗，你们是男人吗？我承认这个时代的中国男人表现得差强人意，远不如女性风光。我还能做出更为深刻的自我反省，男人们快绝种了！男人们不是正在努力地向女人们学习吗？你们女人就好好地教育吧，辅导吧，扶倒吧。
美臀运动(2)
我还是要回到屁股的问题继续说。女人也少有不关心男人的屁股的，不过有别，这年头的女人文化水平提高了，更钟情于抽象的屁股。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过去的女人喜欢攀高枝，现在的女人就喜欢能决定脑袋的屁股，当然是越大越好，而且喜欢的还挺文化。好大一个文化大板臀！
与文化的屁股相比，我还是偏爱感性的屁股，比如古巴女排队员的那种样式。要说这是个审美问题或学术问题就见小了，它至少是个社会问题，应当说这也是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甚者是一个人种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比办一届奥运会要重要的多。没有屁股怎么行？没有强健的屁股也搞不好奥运会呀！奥运会的实力项目是田径，田径是所有竞技项目的基础，田径上不去足球肯定没戏。中国人的田径项目上不去，与体能基础有关，屁股是身体最大的肌肉群，是身体运动的发动机，解决屁股问题就是解决身体的基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普遍，肯定是个社会问题，又没有人来重视，我不提请大家注意又有谁会重视呢？
一个教育家，光看到问题是不够的，应当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我倡导用运动的方式来矫正走偏了的社会行为并非杜撰，我的想法是从古希腊教育家那里得到的启示。
奥运会起源于希腊，最早的奥运会只有男人参加，全身赤裸。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与当时古希腊雅典并存的另一个城邦叫斯巴达，不玩奥运会玩教育，斯巴达人非常重视美臀，几乎完全是以运动的方式培养下一代和女人。
斯巴达的男人从小就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女人也统统要上操场掷铁饼、投标枪。斯巴达人用这种教育方式来塑造女人强大的生育底盘，以承载战士的胚胎。严酷的训练也锤炼出了斯巴达女人的英雄主义情操，出征时，斯巴达的母亲给儿子一面盾牌作为礼物。意思是：拿去孩子，光荣了躺在上面；活着回来，是为母亲为你颁发的第一块奖牌。我估计雅典搞奥运会纯粹是让斯巴达人给逼出来的，尽管奥运会刚刚除去了战争的血腥，但是非常野蛮，最早的奥运会是禁止女人观看的，今天的男人也看不下去，拳击赛根本就不带套，干凿！摔跤大力士的耳朵早早就被揪掉了，赛场上根本不会发生泰森咬耳朵这类事件。第一个观看奥运会的女人若不是因儿子带上了奥运桂冠，一旦露出身份，将被处死无疑。
斯巴达人以残酷著称，以文明著称的雅典以今人的眼光度量也显残酷，他们的教育方式至少不及我向大家推荐的轮滑运动优雅。我不能不夸自己心好又温柔，我希望我的美意能够为广大的女性所接受。再说，奥运会是少数人竞技，多数人当看客的游戏，它改善不了我们每个人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问题要靠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参与去解决。我想用运动行为来改变“板臀”问题，我希望有一天“板臀”们能一个个翘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比GDP的增长更能凸现国人的生活质量也更值得骄傲。
轮滑是轮滑，板臀是板臀，本来风牛马不相及，结果让我把它强拉硬扯在一起了。我当然言之有据。谁叫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谁叫我们遭遇，谁叫你们只知道美容不知道美臀？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上帝却给我安装了一个“格式塔”瞳孔，这让我老是聚不住焦。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完形”，这是外部世界本该有的样子，我只认这种样子才是本真。现实中的物象在“完形”的比照下显出缺陷，激发出我想填补的愿望。这是我的错吗？你们尽可以说我的趣味低俗，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如果不承认，我也没办法，我没有丘比特的弓箭，肯定无法射穿你们哪一个的胸膛忍看鲜血直流，我有丘比特的弹弓，能把“乒乓球拍子”打得当当作响。
最后我想说一句，轮滑只是我当前的爱好，我这人容易见异思迁，不知哪天又迷上什么去哪里了，也不知道“完形”的目光投射到在什么人什么事上，丘比特的弹弓瞄向哪里？但我相信，以后会知道。
故事该写的大致就这么多了，编辑希望能再抻一抻，能让一本书厚一些，以显出有分量的样子。我实难做到，只好在这里向读者致歉了，俗话说文如其人，我做兰州拉面的水平也就能扯个“大宽”，压根就没有扯“毛细”的本事，学也不像那么回事，就这么着吧。
后记(1)
书写到大半，策划人刘阳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一本书。羊年之初，他看完《读者》上刊登的《我只养你到18岁》的报道后找到我，让我在此基础上扩充，做成畅销书。他给过我一个提纲，我起初答应了，无奈憋不出来，只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结果写出了一个我自己预先也不清楚的模样。我清楚的是，写作让我的心情豁然开朗，积淤多年的一块心病终于了断。写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用不着动脑子，我动心了，过程中几次泪洒键盘，不能自制。酒量是检验心态的标准，我年轻时喝两斤六十度白酒不倒，领着孩子进京时，喝两瓶啤酒就醉，现在一不小心就过了十瓶，第二天还是十瓶，第三天还是十瓶……而且正在稳步上升。
为了让预定的书名和内容统一，刘阳被卷入了写作过程，他一直提醒我写跑题了。“那你就等着卖5000册，完后喝西北风吧！”刘阳在酒桌上丢给我一句。我说，那不管，没人看我留着自己看。直说了，我不是为了教育，为写一本畅销书活到今天的。哪个绑架我我就颠覆哪个，不要逼我耍流氓（因为我先拿了刘阳的约稿定金，都喝了酒了，而且说这些难听话的时候我已经犯混）。我就是要拒绝一切绑架！刘阳发愣了，突然拍案说了声：有了！书名就叫《拒绝绑架》。
刘阳发现了我的写作过程和发生过的事件有同一根线在牵着。不管是13岁时把儿子领出校门，还是18岁时把儿子赶出家门，这都是现象，现象的背后是我一直在拒绝绑架。这一发现也使我的写作思路豁然明朗。沿着打开的思路向前走，我看到了自由的曙光，那才是我过往生活的朝向。有了这样的自省，书如何命名已显得不甚重要，怎么都行。我们又握手言和。
书写完后，我们心里都没底，拿给几个朋友看，反应不错，就是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
我可是舒服了。想舒服还不容易，下面再写一些我觉着舒服的故事，也许能带给大家一些轻松感觉。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啤酒桌，住进“狗斋”写字。啤酒党接风，添酒回灯重开战，“这是最后的斗争，再来10瓶到明天”。又喝到浪里头。喝得飘飘然，写飘了。写完最后两章，发现前面的文脉到此好像突然断裂，山穷水尽处陡然飘起一片祥云般的文字，让我看着发呆。书好像成了两本，书中的主人公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不是梦，我是以纪实手法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的，以往的沉重心情和当下飘飘欲仙的感觉都是生活事实。如果说书的逻辑发生断裂，毋宁说我的生活逻辑开始转向。我必须诚实地记录，哪怕我的生活如同谎言，哪怕这样运用文字有可能牺牲言说的完整。
我理应成为另一个人，因为我放下了家长角色的执着，摆脱了精神枷锁的我自由了。我的写作已经融入生活，写作让我体验着自由，我觉得有话不吐不快比会说话更重要。说起来这还算是我的处女作，这么老的处女，就这么无师自通了。我想扭捏作态似乎也不大可能，事实如此嘛！不然我没有底气敢说要解放全中国的父母们。
我真要解放你们！你以为我有工夫跟你们开玩笑。
就这么喝，就这么写，就这么活。如果生活如同谎言一般，写作何以诚实？
“天是怎么亮的
喝亮的
呵哈是怎么郎的
喝里郎的”
……
“喝飞了！”
大踏的第七十六集诗集手稿同时诞生了，亲笔在复印件上题字送给每个啤酒队员。大踏是酒仙加诗仙，在失重的状态中，我拿他校验自我感觉的方位所在，发现我的身心已然坠入诗人的酒杯。好大的一个酒杯，我在“酒泳”。
刘阳读了大踏的诗如获至宝，他把大踏送给我的手稿当成文物“收藏”了，回到海南打来电话幸灾乐祸地坦白交代。
写作过程中，我将未定稿不断寄给新朋老友们征求意见，新朋友会写字，老朋友知根底。他们的鼓励给了我写作的动力。也有尖锐的批评从朋友圈中陆续反馈回来，最有挑战性的意见是关于子轩。
在这本书里，我写子轩下笔显得有些狠，把他写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的态度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这样写是否会给子轩造成心理伤害，建议我慎重落笔。
那不管！尽管提建议的人充满善意，而且不乏重量级写手。文如其人，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逻辑。我眼中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因为我也是从孩子过来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孩子，有些方面比子轩强，有些地方比子轩还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说自己还不够狠。我心毕竟是肉长的，比起亚伯拉罕奉子祭神的行为来，我简直是个懦夫。
怎样看孩子？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中国的家长、教育人对孩子的看法往往偏“善”，说起孩子的未来眉飞色舞，遇到问题避重就轻，有意无意地将儿童、青少年天使化。这种现象很普遍，说重点儿叫矫情。我不以为然，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善之处为什么要写完善呢？看一看经典电影《美国往事》吧！神经足够强健的读者还可以看看巴西的新片《上帝之城》，看一看在上帝遗弃的地方，孩子是什么模样！作家张弛勇敢地写自己的青春期“一路上是撒谎、放毒走过来的”。敢这么说自己坏话的人还有王朔、狗子以及近年来涌现的韩寒、肖睿、胡坚等少年作家。但我还是想夸他们一句：这才是能够触及心灵的写作。主流教育界、舆论鲜有人能执这样的勇气与自觉。这可能是一个教育出发点上的问题，文饰心灵的漏洞最终导致了文化界、教育界谎言的泛滥，导致了整个社会虚假与伪善的横行。
后记(2)
“知子莫如父”，我是不是把子轩的痛处点到了他本人最清楚。他躲着不见我，我无法征求他的意见，只好自己写了。我并没有把子轩当成对手，写有关他的经历，我总是点到为止，不加叵测，尽量给他留下说话的余地，由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白。一个有趣的想像诱我发笑：他若无其事地在书摊上买了这本书，心里不再安宁，匆匆回到住所闭门翻看……。他肯定有话要说，我不在乎什么长者的颜面，也不在乎他将说些什么，惟希望他能虔诚祈祷，以诚实的写作了却自己的心病，直面人生。
本书多处写到“行为”。记录下的事件与观念在这个作秀的时代显得另类。我从不觉得自己另类，我怎么看自己也是一个正面人物嘛！我的“行为”是自己经历的生活事实，其中包含着我对生活、对教育过程的追求与思考。对“行为”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包括我的写作也是按“行为”来对待的，所以不必解释。如果有情绪的话，我会写一本学理性的专著給教育界，期限不保。
现在要紧事情是喝酒和旅行，把写作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稿费来了。
老周 书于本命年
2003年12月31日 于北京狗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