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时雨小说裕森:彭德怀评冈村宁次：很厉害的人 许多地方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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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18日 07:3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核心提示：对冈村其人，彭德怀曾特别提到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合区川、东条)，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按：应为副)，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文章摘自《彭德怀全传》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回合

    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中几经转移，从武乡县的砖壁村改驻于辽县的武军寺村，在清漳河源、太行山脊如武士般矗立的巨石峰下，迎接了抗战的第4个年头。

    在这里，彭德怀送走了又一个亲密的战友。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于11月上旬奉中央指示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自此，彭德怀实际上全面担负起华北敌后党军政民的领导重任。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和1942年，是全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两年。1941年6月21日，德国法西斯全面进攻苏联。同年12月9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全世界人民被迫和法西斯强盗展开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空前惨烈的战争。

    在这一场世界范围的殊死搏斗中，亚洲中国战场上的八路军在日军占领圈内的战斗，与整个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日军在侵华战争之初，虽然在华北吃了八路军的几次苦头，但它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尚未特别重视。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开展，日本的认识方逐步升级。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提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在于共军”。在该方面军制订的1940年“肃正建设计划”中，确定“讨伐的重点是在于剿灭共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逐年升级。

    1940年4、5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它的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之间，由于对华北形势的看法分歧，发生了一场争执。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对他的上司抽调华北兵力南下华中的要求，不但不予满足，反而派人去南京大诉其苦，强烈要求增兵华北，来对付共产党。一直闹到日本大本营派员来调解。在大本营的压力下，多田骏才不得不执行上司的意见。但华北方面军自认为“对完全不同性质的中共战略一再苦心研究……逐渐掌握了实际情况”，埋怨他的上司“对于华北所发生的根本不同性质的变化，完全没有认识”。

    埋怨未了，彭德怀在华北敌后点了一把大火，掀动了一场地震，使华北敌寇的全部神经都紧张起来。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番疯狂报复之后，总结其痛苦经验，筹谋新策。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追述当时的情形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日本华北方面军一面请求增兵华北，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扫荡”升级为“剿共治安战”。将此列为“方面军空前未有的大事”。

    百团大战的兴奋冷却下来后，彭德怀和敌后军民面对的是新的更残酷的斗争。

    日军的报复“扫荡”给抗日根据地留下了极凄惨的景象，太行山区的富庶之乡沁源县，“房屋全部烧光，被杀死者七千人，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子”，根据地“许许多多的村庄成了废墟”。

    国民党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于1940年11月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度缓和的国共矛盾又处于破裂边缘，加剧了八路军在敌后所处的严峻形势：经济上，完全孤悬敌后；军事上，日军的压迫变本加厉。在115师344旅等部奉中央和总部之命南下开辟华中根据地后，八路军在抗击日寇之际，还要用一部分主力来准备应付蒋介石对延安下毒手。

    彭德怀经历了苏区的艰难创业和撤离、转移，备尝长征中无根据地作战之苦，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在百团大战的紧张战斗中，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上，就巩固抗日根据地问题做过长篇报告。他根据中央的方针，总结根据地三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和加强财政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敌后条件的具体政策措施。抗日根据地依靠自力更生，在敌人的封锁下支持抗战，扶助被敌人摧残地区的民众重建家园。敌后200余县的农村陆续进行了村民普选，把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政权，建立到社会的最基层。

    形势的发展使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敌后军事建设上，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进而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

    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主力转移)保卫根据地。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干校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红军十年斗争和八路军三年抗战的经验，提出建立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对三者各自的性质、任务、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彭德怀的这一方案，使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略的思想指导下，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这一武装体制，遂成为抗日战争以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体制的雏形。

    百团大战后的半年多内，敌后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整顿工作，在彭德怀雷厉风行的领导下加速进行。彭德怀常常提醒干部说，在敌后，从战争上说，是没有相持阶段的。敌人天天在进攻，不战则亡。只有这一个战役和下一个战役间存在相持的时间。敌人的这一次“扫荡”和下一次“扫荡”之间，就成为敌后建设的黄金时刻。敌人怀着深刻的恐惧在其情报中说：“共军……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的工作”。

    在同一个时间内，敌人也在加紧制定新的谋略。

    日本华北方面军通过加强其情报系统，在几个月内收集整理了关于中共区党委以上至中央局、华北抗日根据地县以上、八路军团以上的组织系统和负责人名单。其中很少阙漏及差错。对八路军的抗日意识、战斗力、干部士兵素质、武器、装备、战术动向和所实行的旨在改善生活、推进民主的各项政策，以至国共关系的细微变化，都做了细致调查，进行了“彻底的讨论”。然后制订出一个以灭共为目标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

    这一计划的起草人，当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室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回忆说：

    “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了如下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合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

    对于能否“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岛贯回忆说，“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

    日本大本营在华北不得不换马了。

    棋逢对手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得到情报，华北敌酋多田骏卸任回国。

    八路军的新对手将是谁呢？

    日本大本营给它的华北方面军派来了新司令官——一个中国通、反共老手冈村宁次。

    受百团大战打击的多田骏，名义上被晋升为大将，其实是黯然归国。接替者冈村宁次大将，则在大本营特意安排的殊荣下，一派风光地走马上任。

    7月10日，在日本东京车站，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日本陆相东条英机率日本陆海军将领、达官贵人数百之众，亲来为冈村送行。

    冈村十分得意。他经常往来于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之间，以前总是乘飞机，这次却特地乘船，如他自己回忆的：“一边享受着也许是最后一次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

    历史嘲弄了这个得意忘形的战争贩子。1949年1月，冈村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得免一死，被从上海遣送回国。为他送行的是愤怒的中国人。在冈村行经的黄浦滩头，到处张贴着“不许把战犯送走”的标语。他这真正的最后一次航海，自然没有丝毫乐趣。他只能带着彻底覆灭的痛苦，眺望大海，“痛感今非昔比”。

    从七·七事变以来，冈村是第五任华北敌酋。这时，华北战场上阎锡山的晋绥军早已丧失抗战意志，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杂牌军20余万众，在5月间日军发动的中条山战役中，被俘、溃散、投降占其大半。一向与八路军团结抗敌的国民党98军军长武士敏，在作战中牺牲。38军军长赵寿山早因亲共之嫌被褫夺军权，卫立煌则因而被蒋介石革衔撤职。国民党的中条山抗日局面宣告结束。华北战场上，冈村思考的“重任”，主要的就是消灭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冈村一到华北即出行巡视。经周密策划，以5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持续“扫荡”，号称“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同时，发动了第二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大吹大擂开展了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加强伪军、伪政权，发展特务组织。开始，未引起各根据地的充分重视。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后，过去广大地区在日军不知不觉中变成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变成了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的局面。彭德怀注意到了冈村，这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老练、更为阴险毒辣的对手。

    彭德怀曾经分析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说，这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加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湖南军阀上承曾(国藩)、左(宗棠)，以曾国藩所创的湘军后继者自诩。彭德怀有着12年的湘军戎马生涯，懂得曾国藩总结的“结硬寨，打呆战”6个字，不仅把深沟高垒用于防守，还用于长期围困太平军的坚城，也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多田骏利用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受到了百团大战的打击。冈村继其前任的经验，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又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更为狡猾、更为狠毒的一套办法。

    彭德怀很赞成邓小平的一个看法：“敌人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能大胆地抛弃不合用的东西，一点不守旧、不顽固。”从敌人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以后，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都注意到，敌人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战略指导上有很大的发展。

    为弄清敌人的新阴谋，彭德怀建议中央军委给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由他直接领导。同时要求各战略区加强对敌人的战略情报的收集研究，弄清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占领，使华北变为巩固的殖民地。其方针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

    在第二次治安强化中，日寇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主要为城市、交通命脉及其附近)、准治安区(八路军的游击区，为敌我争夺地带)、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分别施策。

    对所谓“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统治。

    对所谓“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逼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楼，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

    对所谓“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军事进攻为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在“治安强化”中，日军清乡、蚕食、扫荡三者配合，以清乡巩固其占领，以蚕食缩小我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利于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冈村这一套手段着实恶毒。1945年，彭德怀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华北敌后以冈村为对手的一段严酷斗争时说：

    “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特(国民党)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冈村，这个从青年时期即效命日本侵略政策的中国通，曾18次以“旅行调查”为名，进入中国内地，收集情报。1938年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时，以攻占武汉有功，曾受日本大本营殊奖。他常常自诩：日军在武汉作战中所用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大部是他在给北洋军阀孙传芳当顾问时秘密搞到手的。对冈村其人，彭德怀曾特别提到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合区川、东条)，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按：应为副)，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冈村固然厉害，但冈村遇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的著名将领，还有他们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这对手，却是冈村和他的20余万华北方面军无法征服的。彭德怀冷眼注意估量着冈村，冈村对自己的对手却是估计不足。

    1941年，这是华北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八路军也从各方面转变了自己的战略，寻找对付敌人的办法。5月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致电前方，提出：对敌寇实行蚕食最严重的冀南平原，可采取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保护民众的方针。要中共党组织、八路军各部帮助群众想出办法来对付敌人，使民众不吃亏。特别提出，在这些地区可以采取两面派(明维持、暗抗日)的政策，避免尖锐对立、痛快拼命，引起敌人对群众的残酷镇压。针对敌人大量发展伪军的情况，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对伪军反正者不缴枪，不编散，帮助其扩大的三原则。为适应根据地日益被分割的局面，八路军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纠正过度编并地方武装的偏向；大量制造适合民间生产和民兵使用的地雷、手榴弹。

    在一段时间内，从总部到各师、军区都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新谋略，采取相应的对策，但彭德怀深感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地的退缩还在加剧，冀南平原根据地已大部变成游击区，过去的游击区很多渐渐成了敌占区。对于敌人的一整套新阴谋，八路军尚未形成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和办法。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

    1941年11月1日清晨，初冬的第一场雪给太行群峰披上淡淡的银装。彭德怀骑着他那头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红战马，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

    得得的马蹄声和彭德怀与左权不时侧首交谈的轻快神情说明，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总结、研究，总部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成竹在胸。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一个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狭街小院，石块堆砌的低矮围墙，木格窗，土炕、陶缸，瓦盆……一切是上千年留传下来的模式，看不到现代文明的痕迹。但村头的标语，村民的活动，却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希特勒法西斯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领导苏联军队和人民展开莫斯科保卫战。日本东条英机叫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实现其吞并亚洲的野心……村里的男人组织起民兵游击队，妇女也走出家门，成立了救国会……日本人用现代文明生产的武器，对太行山千百个村庄倾泻兽性；八路军则用现代文明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农村民众与之展开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的斗争。

    新的斗争即将从这里开始。中共北方局定于这天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同日，日寇在华北开始了第三次“治安强化”，并以万余日军集于太行区周围，准备发动大“扫荡”。其情报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侦察八路军的首脑机关，准备实行“捕捉奇袭”。

    在一间普通农舍里，会议开始。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师政治部主任)，冀(南)太(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李雪峰(主任)等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是关系华北敌后抗战前途的报告。

    彭德怀指出，华北日军实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战略指导上标志着一个基本的转变，在具体政策上则较前更加毒辣、野蛮。他坦率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的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敌人“治安强化”的内容和实行情况后指出，敌人的阴谋固然是十分毒辣的，但不论其如何善于以华治华，如何善于总结经验，日寇进行的民族压迫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们仍然不能跳出威胁与利诱的老套之外，因而并不是无法打破的。

    华北总人口8800万，抗日根据地人口约2200万，敌占区约6000万，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敌我争夺区。彭德怀提出应把对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与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成为今后布置工作的着眼点，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到敌占区去捞一把的做法。

    敌人掠夺华北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其大东亚战争。仅据日方公布，从1937年到1940年，强拉华北壮丁出关就达298万，1941年预计是111万，总计达400万。彭德怀沉痛地说：我们必须对敌占区青年加以救护！

    针对敌人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三个基本任务，并对其相互关系作了详细说明。

    一、关于伪军伪组织的工作问题。彭德怀分析说，由于敌人的残酷压迫，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坚持，伪军伪组织发生不安和动摇。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使得一般汉奸尚不愿立刻跑到我们方面来，这就产生了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动摇于敌我之间，既照顾敌人，又照顾我们。彭德怀指出，过去对这种人一律打击是不对的。正确做法应当是，推动其进步，使他们从两面照顾到对敌应付，而对我真诚。要替这些人寻找办法应付敌人，替他们保守秘密，尊重其人格。而对于伪军伪组织这一傀儡组织本身，则应反对之、打击之、孤立之，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还要坚决镇压之。彭德怀说，要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爱护中国人的口号下，去争取两面派，“七擒七纵”的办法是有极深刻意义的。

    二、对于敌占区和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彭德怀提出要广泛运用革命的两面派的政策，打入一切有群众的组织，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救国工作；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一切中国人的利益，人民少受一分损失，即民族多保存一分元气；和群众一起共同商讨应付鬼子、欺骗鬼子的方法，从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反对痛快一时，使群众遭受不应有的打击。敌寇特别注意收买和胁迫知识分子参加汉奸特务组织。彭德怀强调，知识分子联系的社会阶级面最广，是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桥梁。他坚信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执行正确的政策，进行艰苦的工作，必能争取其为民族服务。

    针对敌人对华北实行自首政策以瓦解我抗日组织的阴谋(如强迫群众写反共口号，填反共自愿书，买回心票，胁迫党员和抗日干部家属逼干部回家，策动秘密自首等)，彭德怀提出要加强气节教育，同时对被胁迫叛变者，仍争取其回头抗日或保持中立。改变过去对自首者一律打击的做法。

    三、关于坚持根据地的工作问题，彭德怀着重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利用乡村的散漫性，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11月3日，当会议继续进行之际，从黎城出动的2000余日军直扑根据地中心，作战参谋不断地报告敌情：敌人距开会地点40里，35里……傍晚，日军进至30里处，左权、刘伯承已进入作战指挥，会议暂告结束。彭德怀和开会的人从容离开下南会村，转入反“扫荡”作战。

    11月10日，日军坂垣师团一个精锐旅在“扫荡”中突袭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严密防守的总部黄崖洞兵工厂，彭德怀和左权直接指挥特务团坚守。在日军重炮、山炮、迫击炮的猛轰下，特务团凭险抗击，鏖战八昼夜，歼敌1000余人(其中击毙850人)。特务团伤亡160余人。日军攻入工厂区时，兵工厂工人已将机器掩埋转移。其后，总部兵工厂撤离黄崖洞。

    黄崖洞保卫战中，总部特务团以6∶1的歼敌战绩，创敌我伤亡对比的最佳记录。黄崖洞战斗成为八路军历史上一次光辉战例。

    日军这次撞入根据地“扫荡”，对北方局在下南会村刚刚举行过的这一次重要会议却一无所知。几个月后，日方才从另一次“扫荡”中获取了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即将它作为研究八路军战略的重要文件。然而，由彭德怀这个报告掀起的八路军敌后斗争的新浪潮，敌人已无法阻挡。

    由于敌人的“扫荡”，这次会议没来得及展开讨论。但彭德怀报告中的基本分析和各项斗争方略，在各军区、根据地的执行中，得到创造性的发挥。八路军在敌后，除抗日根据地这一主阵地外，又开辟了新的阵地。这个新战场出现在敌后的敌后，即在敌人构筑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围的封锁沟墙、堡垒、据点、交通线后面，在敌人的治安区和准治安区里。这个由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和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而开始的新的进军，在敌人的心脏里播下了抗日火种。华北到处都是抗日军民斗争的前线，华北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成为日寇的对头。这一场没有固定战线的战役，自不像百团大战那么迅猛，那么轰轰烈烈；对敌人却是致命的，其激烈和尖锐程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后，华北敌后的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构成敌我之间空前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其中，突出而带有转折性的，是反蚕食斗争。

    1942年的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经过深入的分析，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日寇的蚕食政策在表面上不像军事“扫荡”那么猛烈与显著，它以缓慢的、隐蔽的、零星的进攻，使根据地不知不觉地变质。震荡小，容易被忽视。有的地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摸不清敌人是怎么搞的，不知道怎么去对付。

    在1942年2月反“扫荡”作战中，彭德怀和左权就特别注意考察行军所过辽县、黎城、武安、涉县等县的接敌区的状况。彭德怀感到在模糊不清的状态后面，隐藏着敌人精密策划的一套做法。和对付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敌人进行蚕食的具体策略。

    3个月后，敌人的蚕食政策对八路军来说，已不再诡秘莫测。彭德怀和左权以其丰富的经验和锐利的目光，从各地的经验和大量情报中研究分析，得出结果：敌人的蚕食政策在实施上十分灵活，变化多端，但仍有其一般的步骤可循。大体是：

    第一阶段：向准备蚕食的地区——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寻求可以利用的对象，建立特务组织，发展暗“维持”。配合残酷的“扫荡”、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做蚕食的准备。

    第二步：准备完成后，依托其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30到40里建立新据点，将被蚕食地区变成一个个被敌封锁包围的方格，称为格子。一个个格子连接起来，形成格子网。在格子网内公开其秘密组织，捕捉抗日干部。先以很低的条件迫使群众建立公开“维持”，上钩后即行强化，这是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即敌所谓“准治安区”)敌我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阶段。

    第三步：敌第二步如得手，即深入巩固，使这些地区变为完全的敌占区。抗日组织和民众遭受严重摧残，而敌人又利用这些地方再向根据地内进行新的蚕食。

    敌人格子网的外壳，则是敌人继续强化的“囚笼”。1941年到1942年，敌人新筑和修复的铁路有700余公里，公路发展至3700余公里。1942年10月，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十三，曾得意地宣称：“华北碉堡已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的两倍，地球外围的1／4。”

    为了修路、挖沟、筑碉堡、造据点，敌人拆民房、毁民田、抓民众劳工，耗尽民力。

    1942年5月4日，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文件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敌人蚕食政策给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三个步骤之后指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指示》抓住敌人的根本弱点——兵力不足，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可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活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在敌人急剧蚕食造成根据地干部民众恐慌不安的形势下，《指示》坚定地指出，目前在军事上的敌强我弱仍未改变。但政治上的我优敌劣是确定了的，号召全党全军组织全面的力量，通过艰苦斗争与各方面工作的密切结合，停止敌占区的扩大，粉碎敌人的蚕食阴谋。

    指示针对敌人的蚕食步骤，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办法。在敌人准备蚕食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反奸细斗争，杜绝暗“维持”。在敌人蚕食阴谋已实现的第二阶段，以武装斗争为主，乘敌立足未稳给以有效打击，阻挠敌建立据点，肃清敌伪组织，镇压汉奸，发动群众反“维持”。在敌已达到蚕食目的的第三阶段，则转变斗争方式，深入秘密工作，积蓄力量，待机恢复，打击敌之出扰部队和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停止敌之继续扩张。

    《指示》强调，在反蚕食斗争中，要以坚强的武装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坚守阵地。为此，决定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在晋西北，一二○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是敌人蚕食政策的克星，对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被习惯地称为“五四指示”。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中共北方局野战军政治部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

    令人痛心千古的是，左权没有能够看到“五四指示”开花结果。同一个5月最后几日的反“扫荡”作战，使“五四指示”成为他为保卫根据地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1942年，在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打破敌人蚕食中，武装工作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曾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的设想。这一设想在他的心中尚未形成具体的方案。他极力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设想。

    很快地，他从各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386旅旅长陈赓告诉他，该旅有一个连，在太谷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等，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干部回答：“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

    晋察冀军区报告说，1941年夏，军区曾组织过一种宣传队，在武装队的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的地方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1月，彭德怀向各军区、军分区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工作队经过训练，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或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武装工作队使敌占区的群众抗日活动有了政治核心和武装支持。这年春天，冀南区部分根据地被敌摧毁控制，但同时，在武工队的支持下，这部分地区有一部分村庄的抗日政权，仍然公开存在。彭德怀对这一情况十分兴奋，总结武工队的经验，给武工队制定了更成熟的方案。对武工队员的要求、数量，工作队的性质、任务到活动方法，应掌握的政策、纪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最重要的是，武工队由一般的宣传抗日、调查敌情、保护民众、打击汉奸，进而至担负起在被敌人蚕食变质的地区，再度恢复抗日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彭德怀亲自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各部派出的大批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强、觉悟高，又熟谙军事，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做政治工作。他们潜越封锁线，进入格子网，三五人一个小组，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却和老百姓经常见面，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方法来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如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直接通话——上夜课；突袭占领敌之会场，宣传盟军和我军的胜利；访问伪军属，通过伪属给伪军伪组织人员发“回心抗日证”，记“善恶录”等，促使其少做坏事，争取进步；对破坏抗日的分子则发出警告。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秘密帮助和争取下，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分子实行“身在曹营心在汉”，采取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如敌人要“自卫队”(伪军)放哨，两面分子就盘假不盘真，放走抗日分子，却故意与特务汉奸为难；敌人命伪军去“扫荡”，烧民众房屋，两面分子不得已，就实行烧杂(猪羊圈、牛房等)不烧正(人居所)；敌人到游击区去清乡，两面分子就把那里的抗日干部弄到据点内去隐蔽；伪情报机构中的两面分子，则向敌人报假不报真，或“借刀杀人”，以假情报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为保护民众，有时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小组在敌岗楼附近四处打枪，叫各村伪情报点一致报告：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得敌人不敢外出骚扰，群众减少损失，抗日组织则可乘机活动。

    在敌人据点内，武工队站住了脚，甚至可以夜间开群众会。有的地方创造了“无人大会”形式——夜间选村内中心地点登高讲话，群众不出门，在自己院子里听。对知识分子则由武工队秘密拜访，个别交谈，告以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段时间，就在敌占区、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名称各异，有的叫“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团”等等。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

    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以上都是他常常谈到的一些例子。他衷心称道说：“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129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之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

    1942年末，敌人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其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在1943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而他的下属就更加忧惧了。新任日军63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京，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1943年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总起来看，在敌人强化治安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强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