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菜花cg:报刊舆论与辛亥革命：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核心提示：民国时期，清朝遗老恽毓鼎总结清亡之教训时也认为，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17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本文来源：京报网（《北京日报》2011年2月6日刊），作者：王敏 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题：《“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谈报刊舆论对辛亥革命成功所起的作用》

关于报刊舆论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孙中山曾说过：“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成功”。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成功，一靠“枪杆子”，一靠“笔杆子”。所谓“枪杆子”，即以新军为主的军队，所谓“笔杆子”，即革命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昌起义之后，冯国璋等人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道，此次起义的发生“首恃报纸鼓吹之力”。民国时期，清朝遗老恽毓鼎总结清亡之教训时也认为，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17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如果说辛亥革命中军队之势力的中心是武昌，那么，舆论之势力的中心当然是在上海。

《苏报》及“苏报案”：反清革命先声

清末10年，上海一直是革命党在国内的重要宣传基地。众所周知，反清革命思想酝酿于海外，但是推动革命思想在国内的传播，《苏报》功不可没。

《苏报》1896年创办于上海，起初是一份以外商名义办的报纸，内容以市井琐事、社会新闻为主，后由一清朝落职官员陈范接办。1903年前后，一批来自海内外的革命志士相继落脚上海，并组织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上海爱国学社。此时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汇集了一批激进人士，除了原在上海的蔡元培、章太炎外，还有率领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罢学来沪的章士钊，“成城入学”事件后由日本回沪的吴稚晖以及因剪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被日本驱逐出境的邹容、张继。他们定期在张园演说，更希望能有一“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恰逢陈范正苦于《苏报》稿源匮乏，于是他与爱国学社订约，每日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一篇，报馆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作为报酬。这样，《苏报》有了更多的稿源，爱国学社师生也有了发表言论的园地。不仅如此，1903年5月，陈范又聘请章士钊为主笔，这样，《苏报》与革命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章士钊任主笔后，《苏报》焕然一新，不断发表激烈反清革命文章。此前革命党在张园演说已经引起朝廷的注意，并下旨追查，恰逢此时，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苏报》又大力宣传，先后发表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以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录。清政府由追查张园演说进而追查《苏报》。于是上海道台与上海租界工部局交涉，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7月1日邹容投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但是，清政府的镇压措施并未有效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苏报案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又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激烈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人称“《苏报》第二”。

“竖三民”：革命党的新闻发布机关

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革命党在上海办革命报刊未中断过，特别是被称为“竖三民”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异常活跃，实际上是革命党的喉舌。

《民呼日报》创办于1909年5月。取名“民呼”，意思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批评时政，揭露官员昏庸颟顸。清政府官员罗织罪名，以侵吞赈款罪起诉于右任，迫使《民呼日报》停刊。未及一个月，《民吁日报》创刊。为何取名《民吁日报》？于右任解释说“民呼报被停刊，等于人民的两只眼睛被挖，但我们还有嘴巴，我们还要吁，还要奋斗”。《民吁日报》的宣传风格与《民呼日报》一脉相承，创刊仅四十几天就被查封。1910年10月，于右任又创办《民立报》。《民立报》是同盟会在国内的言论机关，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民立报社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民立报》首先报道了武昌起义，以头号字体刊出有关起义的专电，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报道起义进展情况，发表社论，歌颂革命，嘲讽清政府腐败无能，即将崩溃，号召“同指北廷，挞彼元凶”，建立民主共和国家。辛亥上海起义发生，沪军都督府成立，民立报又鼓吹攻打南京，进行北伐。

除了《苏报》和“竖三民”，清末在上海宣传革命的报刊还有很多，如《俄事警闻》、《警钟日报》、《觉民》、《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等。

上海何以成为辛亥革命的宣传中心

可以说，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是辛亥革命最坚实的宣传基地，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上海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报业中心。晚清至民国，上海一直是中国的报业的中心。报刊数量多，据统计，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有460种在上海出版，占26。24%；办报主体多元，种类丰富，有纯商业性的，如《申报》、《新闻报》；有政治性的，如《时务报》；有社团办报刊，如《农学报》、《新学报》；有传教士办报刊，如《万国公报》、《益闻录》。不仅如此，依托其商业中心和交通便利的条件，上海的许多报纸发行覆盖全国，像《申报》、《新闻报》等均为当时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正是依托其报业中心的地位，上海拥有了信息集散地和舆论中心的地位，其时望平街号称“报馆街”，是名副其实的新闻发布中心。

其二，上海租界的存在。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供外侨居住的租界设立，1854年小刀会起义后，华人亦可以居住。租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域，并且设立了管理机构工部局。工部局按照西方的理念管理租界，言论自由是租界居民不言而喻地享有的权利。据此，这里成为革命报刊的避风港。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设在租界的革命报刊，只要未超过言论自由的限度，工部局一般并不干预。对于超过言论自由限度的报刊，如公开鼓吹推翻现政府、杀人等，通常的处罚方式是罚款、停刊，封闭报馆、严惩报人的事件极少发生，晚清因发表革命言论受到严惩的只有章太炎和邹容。二是革命党报刊可以挂洋旗。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只要有外国人愿意出面，报馆即可以外商的名义在领事馆注册，这样可以规避清政府的管辖。

从当时革命报刊在国内的宣传效果来看，上海的革命报刊比革命党在日本、南洋和香港地区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原因在于上海是国际性的商埠、中国的商贸中心，交通四通八达。革命党往往把这里作为国内的落脚点和中转站，革命书刊也从这里印刷、出版，销往沿江沿海和内地，即使是革命党在国外办报刊，也往往先寄到上海，再由上海销往内地。因此，上海是当之无愧的辛亥革命的宣传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