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克星敦 舰娘本子:中国人最易误解的48个文史常识【上】

 　　中国人最易误解的48个文史常识(上)

　　春风夏雨教化人

　　春秋时期的管仲不仅以其思想成为众多学者孜孜不倦研究的对象，而且他的日常言行也成为中国成语宝库中的经典，并世世代代影响着后人。其中，“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一词别有深意。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记载了这个典故。梁国宰相孟简子因罪逃亡到了齐国，受到了管仲的热情接待。当管仲看到跟随孟简子的只有三个人时，就问：“难道你在梁国时候就只有这三位门客？”孟简子说：“岂止是三人，共有三千多人。”管仲感到很迷惑：“你现在逃亡，那他们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离开你呢？”孟简子就介绍了三个门客：其一是父亲死后，是孟简子帮助安葬的；其二是母亲死后，孟简子安葬的；其三是兄长被抓进监狱后，孟简子设法营救了出来。因为孟简子对他们都有恩德，所以他们才追随着他同患难。

　　管仲闻言感慨万千，想自己辅佐齐主变法革新，虽然让齐国国力强盛，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安顿好孟简子后，管仲说：“嗟兹乎!我穷必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意思是说，我不能像春风一样吹拂人心，也不能像夏雨一样滋润人们，以后一定会穷困潦倒的。

　　管仲发出这样的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古语有云：“己欲利，先利人；己欲达，先达人。”帮助了人，人家自然也会给回报的；而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袖手旁观，自然是会失去人心的。后来，这句话就比喻为及时地给予人帮助和教益，也作“春风夏雨”、“春风化雨”。

　　但是，也有人把这个词用错，比如：“喝罢酒，他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春风风人，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切勿乱抛“橄榄枝”

　　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葡萄牙国家队教练斯科拉里因为辉煌的执教经历，吸引了很多国家足协的青睐。有些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用上了“辉煌纪录晃人眼，四国足协争相伸出橄榄枝”的标题。无独有偶，还有媒体对荷兰前锋范尼世界杯结束后的去向给予广泛关注，报道是这样说的：“就在比赛取胜后不久，德甲豪门拜仁俱乐部总经理鲁梅尼格就向范尼伸出橄榄枝，希望范尼能够在下赛季转会拜仁。”

　　有关“橄榄枝”的典故，出自《圣经·旧约·创世纪》的第八章。为了摸清洪水泛滥的情况，诺亚放出鸽子去试探。当时世界上一片汪洋，鸽子无法落地，便又飞回方舟。七天以后，诺亚再次放飞了鸽子。等到晚上，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还叼着一片橄榄叶，诺亚由此获知地上的洪水已退。后来，人们便把橄榄枝作为和平的象征。双方交战，一方求和，便可说伸出橄榄枝。比如，去年《新民晚报》有则题为“美国向伊朗伸出橄榄枝是作秀”的报道，便揭露了美国对伊朗政策改变的虚伪性。

　　上文所引的例子中，四国足协显然是向斯科拉里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出任主教练一职，而不可能是和他讲和，更不可能是在绿茵场上停止比赛。而鲁梅尼格邀请范尼转会拜仁俱乐部，也绝对不是想让范尼不射门得分。所以，不如直接说是邀请加盟，少“伸出橄榄枝”。

　　另外，还有一种用法。比如，前不久在俄罗斯召开了八国峰会，中国也应邀参加了峰会。媒体报道时，所用的题目是《八国集团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同样是用“橄榄枝”，意思是说其余七国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建立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战略关系。所以，这里的“橄榄枝”倒没有用错，可“抛出”一词，却是不太礼貌。

　　古时已有“走后门”

　　“走后门”一词据说出自北宋年间。宋徽宗即位后，以蔡京为相。蔡京上任后，拼命贬斥哲宗朝的旧吏，规定其子女不得为官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蔡京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民间对此多有讥嘲。

　　在一次朝廷宴会上，聪明的艺人们借机演出了这样一幕戏：一个大官坐在公堂上，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可是由于其所持的戒牒是哲宗年间的，结果被判令还俗；一个道士遗失了度牒请求补发，但是由于他是哲宗年间出家的，所以立即被剥下道袍，复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问道：“今国库发下的俸钱一千贯，皆为旧时钱文，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

　　在上述语境中，“走后门”一词既是对蔡京所作所为的一种嘲弄，也是对官家牟取私利的一种讽刺。后来，这个词比喻为通过托熟人、拉关系、送礼行贿等不正当手段，来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私下获取某种利益。

　　对照中国特定的观念，在汉语语境中，前门喻指正规的法定的规则，而后门则喻指各种各样的非正规途径，特别是指人情关系。

　　问鼎没有拿第一

　　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是一项全球关注的赛事，精彩的比赛不仅让全球观众看得过瘾，更吸引了无数媒体参与报道。一时间，有关世界杯的报道不计其数。

　　7月10日，新浪网体育频道刊发了一篇文章，对世界杯决赛进行了报道，题目是《决战柏林：意大利问鼎

　　成也齐祖败也齐祖》。先不说文章写得怎么样，单从这个标题来讲，已经让人很失望了。本来意大利已经夺冠，偏偏用了“问鼎”一词，显然这是错误的。要是按照作者写的那样，很容易让人犯嘀咕：莫非意大利和法国的决赛还没有结束？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等特殊意义。

　　“问鼎”的典故出《左传·宣公三年》，说的是楚庄王率军来到洛阳，在周天子眼皮底下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遭到王孙满的斥责。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而代之的意思。

　　随着词义的发展，“问鼎”已经扩大了它的意义范围。本来“问鼎”是指“图谋夺取政权”，只限用于政治斗争中，现在则可以用在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在体育比赛中使用频率更高，一般表示运动员或者运动队“力争夺取冠军或第一名”。

　　岂可随便就出家

　　时下热播的一些电视剧中，看破红尘的男主人公往往即兴宣布自己皈依佛门，之后就退出江湖，从此不再介入是非恩怨，在青灯古佛之下了却余生。

　　其实，在古代，出家哪有如此容易？

　　在古代要皈依佛门，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持有度牒。度牒就是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古代，度牒一般由尚书省下的祠部颁发，故亦称祠部牒。唐代的度牒都用绫素、锦素、钿轴制成。宋代一度改用纸制，至南宋仍旧用绫。度牒上一般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职衔)、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诵经典、师名等，并有祠部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会被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得到政府的保护。

　　为增加财政收入，官府经常出售空名度牒。据宋代《燕翼诒谋录》等书，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价钱二百二十千，后来每年卖三万余纸，价大跌，于是停止发行若干年，已发行的也毁弃作废。南渡之后政府严格控制，不轻易出卖，但允许加价转售，度牒涨到每道八百千，需要者多方经营而后得之，费用当然还要上涨。卖度牒成为官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至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宋政府重新开始印制发放。因为得之不易，大家也都重视，《水浒》上说鲁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可见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锤似粗莽手脚”的孙二娘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出家绝非一件容易事，不是自己宣布出家就出家了，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否则就是“非法”出家。

　　“劳燕”最惯是“分飞”

　　第一次见到“劳燕”这个词是多年之前，那时，高考在即的我们是如此惴惴不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天，教室的黑板突兀出现的“劳燕纷飞”四个字一下子就深深打动了我。该毕业了，我们这群“辛劳的燕子”将被高考惊起，纷纷飞去，落下一地羽毛。

　　后来我飞到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读到“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的诗句时，我才知道了自己从前的误读。

　　原来，“劳燕”代指伯劳和燕子两种鸟类，“劳”是伯劳的简称，和“辛劳”无关。 “劳”和“燕”分别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因此，它们的姿势是“分飞”而不是“纷飞”。

　　伯劳俗称胡不拉，是食虫鸟类，大都栖息在丘陵开阔的林地，为我国较为常见的鸟类。因为较常见，所以在古诗中出现得较多。和伯劳一起走进诗里的还有燕子。譬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燕各西东。”

　　当伯劳遇见了燕子，二者就相互完成了身份的指认，共同构成了全新的意思，在传统诗歌的天空下，伯劳匆匆东去，燕子急急西飞，瞬息的相遇无法改变飞行的姿态，因此，相遇总是太晚，离别总是太疾。东飞的伯劳和西飞的燕子，合在一起构成了感伤的分离，成为了不再聚首的象征。

　　“先喝为敬”有渊源

　　在社交场合尤其是晚宴、午宴之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社交辞令就是“先干为敬”。有些人也许以为这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不然，

　　“先干为敬”的劝酒方式是从传统文化里延伸出来的，堪称源远有自。

　　古人居所一般都是堂室结构，这种建筑有堂有室。堂在前，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堂上不住人，是古人议事、行礼、交际之所在。举行礼节活动时，室内以东向为尊，即席上最尊贵的人面东而坐；堂上则以南向为尊，最尊贵的客人南向而坐。按照这种尊卑长幼排序坐好之后，酒席就可以开始了。

　　喝酒时，主人必须先于客人饮酒，是为“献”。这种礼俗起源很悠久，主人先饮，包含了向客人暗示“酒里无毒”，可以放心饮用之意(这一点，与通过握手表明双方手里都没有暗藏凶器的思路很接近)。主人饮过之后，客人亦须饮酒以回敬主人，是为“酢”，亦称“报”。之后，主人为劝客人多饮，自己必先饮以倡之，是为“酬”。客人在主人饮过之后也举起酒杯畅饮，是为“应酬”，即以此回应主人的厚意。

　　这样的礼俗慢慢延伸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先喝为敬”。现在人们在酒宴间也都是先进酒于宾为敬，为了劝客人饮酒，主人常自己先干一杯。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之具体而微的体现吧。

　　知道了这样的规矩，我们不仅知道了“应酬”的来历，对于我们在酒席之上如何应对才不失礼貌也会有所帮助。

　　“五服”并非五件衣

　　“五服”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出现的频率虽然不算太高，但在传统文化里，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

　　“五服”本身又是一个词义十分复杂的词。它可以作为计量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用的时候，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分别称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同时，五服也可以指礼仪中的“吉服”和“凶服”。吉服之五服，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之服装样式。而凶服之“五服”是丧服的五种依亲疏差等分出来的五等服装。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需要服丧。亲者丧服重，疏者丧服轻。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就是所谓的五服：1，斩衰，用极粗生麻布为丧服，不缝衣旁及下边。2，齐衰，用次等粗生麻布，缝衣旁及下边。3，大功，用粗熟布为丧服。4，小功，用稍粗熟布为丧服。5，缌麻，用稍细熟布为丧服。缌麻是最轻的服，表示边缘亲属。“五服”之外，基本上就不用再穿丧服了。因此，“五服”在实际上也代表了血缘的亲疏远近。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五服”这种说法，只是这种说法更偏重于指家族血缘关系的远近。譬如，有时人们说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时，往往这样说，我们两家已经出了“五服”。这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至少已经是五代之前了。

　　“冠冕”并不皆“堂皇”

　　“冠冕堂皇”是一个成语，比喻外表很体面然而实际并不如此。但在古代，“冠”和“冕”二者的词义所指并不太一样。

　　帽子古代称首服，“冠”在古汉语里第一个意思就是首服的通称。古时，人的社会身份不一样，“冠”也就不一样：庶人戴的为缁布冠。缁为深黑色，缁布冠就是深黑色的布所制的帽子。而大夫和士戴的是玄冠，用黑缯制成。玄也是一种颜色，是浅黑色。冠的第二个意思是冠礼。冠礼是男子的成人礼，士二十而冠。

　　与冠相比，冕的地位要高得多，冕为首服之最尊者。冕的大致规格如下：上面是木板，木板外包麻布，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红色。一般来说，只有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有资格戴冕。

　　因此“冠冕”虽然连用，但二者却有严格的区分，冠和冕内部又有很多差别，所以冠冕并不皆堂皇。

　　“此致”乃到此结束

　　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写过信，几乎所有写过信的人都会用“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敬礼”的意思比较明白，“此致”到底什么意思，“此致”和后面的“敬礼”到底是什么关系，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

　　先看一个例子，此例出于《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六册》，在《1935年4月1日致徐懋庸》的结尾，鲁迅先生这样写道：“此致，即请道安。”在《1935年8月3日致李霁野》的结尾，鲁迅先生写道：“此致，即颂暑祺。”鲁迅先生这样的用法，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此”者不是指后面的“道安”、“暑祺”，因为在“道安”和“暑祺”前还有“即请”、“即颂”一类的词来引领。既然如此，“此致”和后面的“暑祺”就不可能再有动宾关系。同理，“此致”和“敬礼”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动宾关系，或者说，二者在词义上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

　　那么，“此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从古文传承下来的一种用法。这里的“此”，其作用在于概指前文，而“致”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尽”、“结束”，“此”、“致”连用，表达的意思是“我要说的事情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理解了“此致”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下发通知的公文末尾要用“此通知”，发布命令的公文时末尾要用“此令”……所有这些，其实都是煞尾语。

　　所以，从惯例上讲，信件的结尾，“此致”和“敬礼”都必须单独成行。

　　“笑纳”并非笑着纳

　　中国自古就号称礼仪之邦，说话讲究一个“礼”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远离了繁文缛节，一些文明礼貌用语也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去，但偶尔看到和听到的却常常是误用。

　　比如“笑纳”一词，“纳”是“接受”、“收下”之意，“笑”则是“嘲笑”、“哂笑”之意。“笑纳”的意思是说，自己送给对方的东西不好，不成敬意，让对方笑话了。所以应是“自己送礼物请对方笑纳”。而有人把“笑”错误地理解为“高兴”，是因为高兴而笑，所以会说对方送的礼物自己笑纳了。

　　“笑纳”被用错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在某地曾见到道路上悬挂着这样一条横幅：“做好东道主，笑纳远方客。”客人可以“笑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笑纳”一词本义来看，它是有专指范围的，只能纳物，不能纳人。“笑纳远方客”，从字面上解释，即要对方把“远方客”作为礼物收入。这不成了笑料了吗？把人作为礼品请对方“笑纳”，这多少有点不人道了吧！相信这是误解了“笑纳”一词的真正意思，如把“笑纳”改为“笑迎”，应当是正确的。

　　用错这类谦辞的原因首先是不理解词义，其次是赶时髦。有人一看见别人用，便连忙跟着上，似乎用上几个敬辞谦辞就显得文雅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即使运用对象没错，也未必可以处处运用。在一般场合，还是运用大众化的礼貌用语为宜，它更有一种亲切感。

　　“蓬荜生辉”是谦辞

　　一位朋友刚把新房装修好，就叫上几个哥们儿去参观。参观时，其中一位看得很认真，边看边问装修的材料，并用羡慕的语气说：“你们家用的材料真不错，设计得很合理，装修后真是蓬荜生辉啊!”他刚说完，大家就在旁边笑，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问原因。

　　“蓬荜生辉”又可说成“蓬荜增辉”、“蓬荜生光”、“蓬闾生辉”，其中，“蓬”是“蓬草”；“荜”通“筚”，即用荆条、竹子等编制成的篱笆等物。“蓬荜”连用，是“蓬门荜户”的略语，比喻穷人住的房子。如杜甫在《客至》中写道：“花径未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虽然只是诗歌中的比喻，但也说明他当时的生活很贫苦。

　　用错这个词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种为不了解该词的意思，如北国网的北国体坛栏目曾经有一篇题为“葡英大战：任意球蓬荜生辉，英格兰险复仇葡萄牙”的报道，显然是错误的。任意球踢得再好，也不能够“蓬荜生辉”，更何况是在足球场上。还有人声称“让我的2006年蓬荜生辉”，也许他本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可别人就有些发懵了。

　　第二种是不知道“蓬荜生辉”是个谦辞，表示的是“简陋的房屋也发出了光辉。是谦词，多用于对他人来访或题赠诗人字画等表示感谢”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只能出于自己之口，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否则就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意思。例如，“在您的房间内种些花草，一定会蓬荜生辉的。”还有人会说：“用灯饰装扮你的家，让你的家蓬荜生辉。”诸如此类的错句子，很多场合都可以见到听到。上文中那位朋友，就是错在这里了。

　　庾信文章老更成

　　2005年，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回到了阔别五十六年的大陆。在一次讲话中，李敖说自己“人老，文章更老”。初听这话，许多人以为这是李敖的自谦之语，还有学者拿这句话来证明李敖的文章已经不行了。

　　其实，曾经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他并不是难得地谦虚一下，要知道，文章的老乃是说文章老到、老练，杜甫就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诗句。

　　庾信，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早年曾在南梁为官，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萧绎被杀。他因此被强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

　　庾信被强留于长安，内心非常痛苦，因为他从此永别了江南；同时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不仅是屈事二姓，并且是在杀他“旧君”的鲜卑族政权做官，这是“失节”。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许多不幸。这些原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后的思想及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经历独特，思乡情切，他的诗赋悲劲苍凉，清新隽永，《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南北朝赋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也因之成为南北朝文坛的泰斗。后人评价他“集六朝之大成，导初唐之先河”。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传诵千古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是从庾信的《马射赋》 “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脱胎而来。

　　杜甫颇为佩服这位前辈，因而在《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由此看来，李敖称自己的文章“老”，仍然是狂傲不减当年。

　　“慈母”曾是伤心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

　　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我们自然地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对于这个“慈母”来说，“慈母”之“慈”与“慈祥”无关，

　　“慈母”本来是件伤心往事。

　　“慈母”最早出现于《仪礼》。《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作了诸多令人张口结舌的限定：“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由此可知，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可以成为慈母，也不是哪个儿子随便都可以拥有慈母。

　　要想成为慈母，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至少是没有生育男孩)；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知道了这些，我们在读到《仪礼·丧服》中“慈母如母”时，才不会感到过于突兀。所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但和“慈祥”无关，“慈母”本来是一段伤心往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其词义的内涵慢慢发生了演变，至少在唐代，“慈母”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的诗中就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

　　“胎教”自古不新鲜

　　“胎教”似乎是件新鲜事，是个新名词，然而，我国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论，并且“胎教”这个名词也是古人创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大戴礼记·保傅》对于胎教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据《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孩子进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效果似乎还不错，周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是接受过胎教之后而生，长大后也是智力超常。周朝就是这样用胎教的方法来培养一代代的理想接班人。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胎教的内容，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就有专篇“胎教论”。贾谊《新书》也有专门的《胎教》篇。《颜氏家训》也记载了相关的内容：皇后怀孩子三个月时，就要搬出皇宫，让她住在别宫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所听音乐和所嗜口味等，都要按礼仪进行节制。到了明代，胎教学说更进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陈梦雷等人把历代胎教学说汇集一起，立为“小儿未生胎养门”。

　　古人还曾这样总结过： “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真可谓，“胎教”自古不新鲜。

　　古人不敢自称“我”

　　古人有很多第一人称的代词，譬如吾、余、予、我，但在社交场合或者是公共场合，真正自称为“我”、“吾”、“余”的，却是少之又少。在古代，公开自称“我”、“余”甚至会被大家讥为不懂礼仪。

　　据考证，至少从晋朝开始，各级官僚已经不习惯于用第一人称代词来指代自己了，他们热衷于自称“下官”来显示自己的谦卑。唐人虽然旷达，但在相互交往之时依然羞于自称“我”，而是用略显青涩的“小生”来指代自己。宋朝则再进一步，那时的官僚喜欢自称“卑职”，普通人则更愿意自称“晚生”。

　　当然，也有人不循此例。《梦溪笔谈》卷十八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人，此人姓许，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用谦称，什么“小生”、

　　“晚生”统统与他绝缘：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讥称其为“许我”。此人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不论面对何人，这位许姓老兄都敢自称“我”，这在当时居然引起轰动。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当时人们看来，能自称“我”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这也反衬出，自称“我”是多么难得，以至于一个人可以因为自称“我”而被传扬一时。

　　“内子”专指你夫人

　　在网上曾看到一个自称“老男人”的网友发的帖子，内容大致如下：该网友的“内子”今年18岁，即将参加高考，因为心中无底，特意将自己“内子”的生辰八字公布了出来，请求高手依据生辰八字作一预测，看自己的内子能否金榜题名。

　　此网友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弄错了一个词，那就是，他以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自己的“内子”。

　　根据约定俗成的理解，“内子”不是儿子，而是妻子。“内子”是丈夫在别人面前提到自己的妻子时用的一个谦词，和这个词同义的还有“贱内”、“拙荆”、“糟糠”等，这些称呼的意思接近于今天的“爱人”、“夫人”、“老婆”、“老伴”……需要补充的是，今天，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妻子称为“太太”，而“太太”一词在古代却是敬称。尤其是明清两代，

　　“太太”专指一、二品官员的妻子，一般人的妻子是不能被称为“太太”的。和今天的“爱人”、“老婆”等称呼相比，

　　“内子”少了一份肉麻，多了一份谦逊。因此，也可以说，古人比今人更像谦谦君子。只是这份涵养和谦逊，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先人曾经还那么谦虚过。

　　和“内子”这个词相对的是“外子”，是妻子用来称呼丈夫的。当然，因为古时，妻子很少有自己独立社交的机会，“外子”这个词被派的用场也就相对少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外子”和“内子”，都不是指儿子。

　　“岳父”原来是敬称

　　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称呼岳父为爸爸了，似乎喊“岳父”显得疏远，只有称呼岳父为爸爸才能显得更加尊敬，更加亲切，更加和妻子一心一意。有时，因为到底叫不叫“爸爸”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殊不知，“岳父”一词其实比“爸爸”一词更含有敬意。如果知道岳父一词的来历，我们就会发现，岳父一词里面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尊敬在里面。

　　关于“岳父”一词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古代，帝王常登临名山绝顶，并在山顶堆土为坛祭天，是为“封”；除地为坛而祭地，是为“禅”，二者合称“封禅”。改朝易代，帝王即位，常行“封禅”之礼，以报天地之恩。“封禅”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都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史书记载了大量这类事例。由于泰山被视为“五岳独尊”，所以也就成了“封禅”之地的首选。

　　在唐玄宗李隆基的一次泰山“封禅”中，中书令张说做“封禅使”。“封禅使”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于是，张说借机把自己的女婿郑镒由九品超拔为五品。唐玄宗察觉此事之后，曾当面质问过郑镒，弄得郑镒面红耳赤，无言以应。在旁边的同僚黄幡绰含沙射影地讥笑道：“此乃泰山之力也。”玄宗对于张说的徇私大为不悦，不久就把郑镒降回了九品。后来此事传到了民间，时人认为郑镒之妻父虽然有徇私之嫌，但其对自己女婿的感情却不可谓不深，于是人们就把妻父称“泰山”。又因泰山乃五岳之首，又称为“岳父”。同时，也把妻母称为“岳母”。

　　因此，“岳父”这个名词，包含了一段特殊的典故。对妻子的父亲称“岳父”还是“爸爸”用不着大费周章，一个正式，一个亲切，但尊敬与否，关键要看对待老人是不是有发自内心的真诚。

　　才思如泉涌，祢衡文不加点

　　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曾有过诸多有名的才子。他们文思敏捷，写下了很多名篇佳句，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典故。

　　唐代诗人崔颢留下了著名的《黄鹤楼》一诗，其中有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千古名句，点出了古代武昌人文景观的一处精华所在———鹦鹉洲。鹦鹉洲处在黄鹤楼下长江岸边，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十分有名的赋体作品———祢衡的《鹦鹉赋》而知名。

　　祢衡(173—198)，字正平，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才子，性格刚毅傲慢，狂放不羁。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然曹操又不忍杀之，便罚祢衡做了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以《渔阳三鼓》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他人手杀之，便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祢衡终被杀。

　　祢衡少有才辩，长于笔札，孔融深为其文采折服。在江夏，黄祖的长子黄射在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他就叫祢衡写赋以娱嘉宾。祢衡揽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甚丽，这便是有名的《鹦鹉赋》。萧统曾这样评价祢衡：“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从此留下了“文不加点”这一典故。

　　所以，成语“文不加点”里的“点”是改动、修改的意思，整个成语是指写文章一气呵成，无须修改。现在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文不加点”中的点是“标点”之意，实在是可笑。如果知道了“文不加点”这个成语的由来，就不会用错了。更何况，中国古代典籍本来就是没有标点的。

　　千古痴情，尾生蓝桥抱柱

　　翻阅《史记》，见《苏秦传》有语：“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不由得想起两个成语，一是“尾生之信”，一是“尾生抱柱”，都喻指人坚守信用，不违约定之意。那么，尾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尾生抱柱又是为何呢？

　　庄子曾经用简短的话语概括过这个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盗跖》)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流传的时间久了，便成了传奇。如果把时空倒转一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尾生翘首企盼的样子，也许会有些暗自着急，有“我等的人她不来”般的急切，有“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般的牢骚，但是他还是不肯离开。直到洪水淹没他时，他的眼光所指之处，应当还是那位女子来时需经之径。

　　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重视追求人格的圆满。在期待中被洪水淹没的尾生，实在是信守承诺的贤者。尾生所抱的梁柱，也和他一道成为守信的标志。

　　历代文人对尾生多有褒扬之语。三国时嵇康在《琴赋》中写道：“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如《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更有李白在《长干行》中慨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有语：“尾生般抱柱正题桥，做倒地文星佳兆。”

　　后世有人考证，尾生所抱之桥位于陕西蓝田县的兰峪水上，称为“蓝桥”。自此，有了“魂断蓝桥”一说。只不过，看到如今新潮人士对感情的儿戏态度，比照尾生，倒叫人生出不少感慨。

　　 至今讹传，孔明草船借箭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人们一提到他，便想起了《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七擒七纵”等故事。然而“草船借箭”之人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作为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对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是极其生动的。小说中，诸葛亮借着满天大雾，把二十只战船开到曹军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妄动，便派弓弩手放箭。结果，诸葛亮轻易地得到了十万多支箭，不仅挫败了周瑜的谋害，又直接削弱了曹操的军事力量。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虽然突出了诸葛亮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过于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据史料记载，“草船借箭”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孙权与曹操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没分胜负。一天，为了观察曹军动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孙权起初料不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弄得船要倾覆，他只是急中生智，设法让船身得到平衡。

　　罗贯中把“草船借箭”这件事从孙权移到诸葛亮身上，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而已。自从有了《三国演义》之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孔融小时了了，被讥“大未必佳”

　　在电视上，曾听证券分析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小规模的投资组合能够取得这样成就，最多也不过应了‘小时了了’这句话!”从当时的语境来看，他的意思是“投资初期收益小”，但是“小时了了”可不是这样随便用的。

　　“小时了了”出自《后汉书·孔融传》。讲的是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了洛阳。时任司隶校尉的李元礼名气很大，孔融很想拜见，于是到李家门前，对看门的说：

　　“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看门人只好让他进去。见到孔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拜您的祖先李聃为师，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来的亲戚关系。”李元礼和在座的宾客对这个孩童的话感到惊奇。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也来拜访，得知孔融刚才说的话，陈韪随便说了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岂肯在嘴巴上吃亏，遂反唇相讥：“我想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陈韪被孔融的一句话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人们便引用这段故事中的“小时了了”，来说明小孩子生性聪明，懂的事情很多。但因为下文有“大未必佳”一语，放在一起的意思又变成了：小时虽然很聪明，长大了却未必能够成才。因此，如果对他们的孩子用个“小时了了”，估计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

　　顾悦未老先衰，自嘲“蒲柳之姿”

　　说到“蒲柳之姿”，不得不提到东晋时期的顾悦。

　　顾悦性情爽朗，为人重义守信。扬州刺史殷浩请他做官，让他全权处理州内大小事务。感激于殷浩的知遇之恩，顾悦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起早贪黑，兢兢业业。长期劳累，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才30多岁就显得很老，满头白发。

　　有一次，顾悦因故谒见简文帝。简文帝得知他与自己年龄差不多大小，就问：“我们年纪相仿，你的头发为什么比我先白呢？”顾悦回答说：“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意思是说，水边柳树的资质差，一到秋天就凋零了；而松柏质地坚实，经历过秋霜反而更加茂盛。顾悦的回答，既没有直接谈到自己未老先衰的外貌，又趁机拍了皇上的马屁；再没有比顾悦更好的回答了，简直把马屁拍绝了，既明白晓畅，又比喻贴切。简文帝是什么人？他是皇上，同时他又是一个文人。顾悦投其所好，他的回答首先在文辞上博得了简文帝的好感，典雅得如同诗赋一般的语言，让简文帝感到飘飘欲仙。如果顾悦没有这么高的水平，或者直接回答：“臣日夜工作，操劳过度，以致华发早生。”皇上虽然会同情，但绝对不会开心———你顾悦累，我难道就不累了？若是顾悦打哈哈，随便说：“谁知道呢，它就白了。”虽然实话实说，但没有一点新意，说也是白说。

　　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居然让那些妙龄少女说什么“贱妾蒲柳之姿，愿以身相许”之类的，实在是滑稽。未老先衰的模样，还敢拿出来自荐，岂不是吓倒一大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