沢木えりか个人资料:胡绩伟自述(十一)从黑夜唱到天明

民先队开展的宣传活动，就是组织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把抗日救国的最新消息和最基本的道路，及时告诉更多的群众。各种名目的宣传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金钱板、道情等）、讲演、活报剧等民间艺术流传的形式。群众学会了一首歌，就从被宣传者的身份变成了宣传者，也就等于扩大了宣传队伍。民先队中几位热爱歌咏的同志，在“七七”以前就酝酿成立一个专门的歌咏队，定名为“天明歌咏团”七月七日这天，大家一听到抗战爆发的消息，立即决定在第二天下午到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沿途高举着“天明歌咏团”的大横幅，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枪口对外》、《毕业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举行游行示威，在路过少城公园和中山公园时，围观的群众很多，歌咏队就停下来教歌和作简短的讲演。队伍到春熙路时，跟随在歌咏队后面的群众已达到数百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激昂嘹亮的救亡歌声，有力地显示了抗日救国力量的壮大和深入人心。沿途，我们及时地对警察作争取团结的工作，他们很自觉地为歌咏队站岗，维持秩序。

在结束这次歌咏游行时，大家决定从七月九日起，分成十来人的一个一个小分队，分散在全城几个主要地区的街道上，学报晓的雄鸡，从黑夜一直唱到天明。歌咏队越唱越有名，几个主要的电影院、剧院都请我们在开演前去演唱，官办的成都广播电台也专门请歌沪队去演播。“天明歌咏团”的名声很快传到全国，著名的音乐家、诗人任钧特地为我们谱写了《天明歌咏团团歌》，对我们是一个很宝贵的鼓励。《团歌》的歌词是：
我们歌唱——

在街头，在农村歌唱：

用歌唱唤醒睡梦的人们，

让他们从梦中惊醒！

我们是报晓的雄鸡——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我们歌唱——

热情地雄壮地歌唱：

用歌声鼓舞清醒的人们。

让他们向战场迈进！

我们是报晓的雄鸡——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要从黑夜唱到天明！

我分管民先队的宣传工作，是歌咏团积极的倡导者，也是歌咏队的一员。我们大家一起歌唱，一起游行，到人多的地方，我还常常站在高处进行简短的讲演。我还为歌咏团写歌词，记得我曾用麦新作词、吕骥作曲的，《保卫马德里》的曲调填写了一个《保卫大上海》的歌词，可惜，事隔六十年，歌词的具体词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公然侵占我东三省，日本侵略势力节节扩张，我们亲爱的祖国开始陷入了殖民地的茫茫黑夜时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抗日将士的声援。七七抗战的第二天，成都各界联合会改名为“成都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简称华抗）。在它的领导下，青年、工人、妇女、文化界等各界抗敌后援会，也相继成立，除了宣传活动以外，还特别发起援助抗日将士的募捐和捐献棉衣棉鞋的活动。

抗战前夕，二姐从北平回到成都，她是妇女抗战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我随她到妇抗会去过几次，看见她们募捐棉衣棉鞋的热情。

在这同时，我还给其他宣传队写歌词，随同一些宣传队到郊区去作宣传。我曾经有意识地作过比较，同是一个宣传内容，如果用四川方言作口头演说或用“金钱板”唱词演唱。两者的效果差别很大，演唱比演说的效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较突出。群众对“金钱板”这种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十分欢迎，这也加深和鼓舞了我从事通俗化、大众化宣传的决心。

华北抗战推动着全国全民加紧开展全面抗战。民先队把主要工作放在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上。同时，也加强对四川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地方势力中进步和中间力量，参加到抗日救亡战线行列里来。七七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队一再失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决定由南京迁到重庆，这一消息的传出，激化了国民党中央同四川地方势力的矛盾，促使刘湘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态度由观望转向支持。刘湘一方面赞成国共团结，共同抗日；一方面是想把运动纳入他的控制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湘派人同“华抗”谈判，要求“华抗”结束，组成一个在四川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各界抗战后援会（简称“省抗”）。“华抗”的民先队对这一建议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建立统一的救国组织，取得合法地位，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救亡活动。同时也要警惕地方势力的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讨论的结果是同意结束“华抗”，建立“省抗”，但“华抗”的领导成员必须参加“省抗”的领导班子，“华抗”的各级组织基本上原封不动的转为“省抗”的各级组织。

这是有关“华抗”和“省抗”领导权的争论，反复商量达不成协议。在这中间，二姐和我作了一点促进工作。我的叔祖父胡素民，这时正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设计委员会的委员（设计委员会是省党部的高级顾问组织），二姐和我特地到叔公家去过几次，劝他对省党部决策人做些工作。

叔公对二姐和我从小就十分喜爱，他也是我们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带路人。我到成都以后，多次拜访过他。他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和贯彻执行者，他是国民党在四川势力中的革命派。他还把新生的小儿子取名为“来苏”，他向我们解释说，他希望苏联的今天成为中国的明天，成为我们的未来。他对我由华大转学到川大、由学数学转变为学政治的志愿是支持的。对我们组织民先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也是支持的。这次，对于成立“省抗”，“华抗”和民先队争取掌握领导权，他也是支持的。为了这事，他在省党部内部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分化顽固势力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促进省党部同意“华抗”和民先队的条件。这些事，他没有张扬，对我们也没有具体讲述过，但他这件不为人知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七月十七日，成都各界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大会，原来“华抗”的领导总部全部搬到省党部，“华抗”的领导成员参加到“省抗”的领导——常委会之中，而且掌握了组织和宣传组的具体领导权。

“省抗”成立之初，成都市各地各行业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一时间，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指挥部竟然设在四川国民党省党部里，原来无人敢去的阴森森的地方，突然变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了。青年人到此，也不再小心翼翼，怕这怕那了，而是扬眉吐气、雄纠纠气昂昂进进出出的地方。我作为民先队负责宣传的领导成员，自然也经常到这里的宣传组去商量工作。

当然，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编辑刊物方面，只是为了适应析形势的需要，我们把编辑工作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救亡团体——星芒社。星芒社先后出版了《星芒周报》和《星芒报》（三日刊），编辑方针逐步转上通俗化大众化的轨道，从此，我的新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致力于办一张通俗化大众化的新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