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我的世界小本拨刀剑45:人的异质性：“经济人”假设的新内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1:53:44
浙江工商大学 刘海生
内容摘要：经济假设是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理论的发展往往首先表现为经济假设的修正、丰富或重新解释。“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格的经济假设，在这两个假设中，人是“同质”的。然而“同质”的“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现实中的人既是异质的又是同质的。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催生了很多新理论。
纵观从亚当•斯密开始至今200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史，无论是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还是现代各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研究和发展其经济学说时，总是在一定的基本假设前提下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一般理论）是在一些基本假定前提下，用一定的方法，借助一定的范畴，来对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进行系统说明和阐述的。因此，经济理论赖以建立和作为理论逻辑分析起点的基本假设是否科学适用，决定着理论的说服力，甚至生命力。[①]可以说，经济假设是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理论的发展往往首先表现为经济假设的修正、丰富或重新解释。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最基本的假设就是关于人性的假设——“经济人”假设。对这一假设的不同态度，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流派。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是经济学说史上历史最悠久、最基本的人格假设。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首先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不朽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最主要的理论前提，他指出：“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随后，李嘉图、西尼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广泛地借用了这一假设。特别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先明确定义了“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②]（P65-66）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经济人”的“个人在他所处的环境中都根据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理智地行动”[③]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内容：(1)个人完全理性。完全理性的人能够：列出全部备选方案，确定其中每一方案的后果；对这些后果进行评价，选出最优方案[④]。 (2)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人”，总是根据主观上的价值判断，追求行为或物品的效用最大化。对于“经济人”来讲，总是预先存在一个完全的、充分有序的“效用函数”。(3)完全信息。对于“经济人”来说，他首先完全了解并掌握外部的经济环境与未来；其次他具有完全的认识能力，可以不需付出任何代价获取全部信息来保证行为的确定性和行为结果的可知性。因此，“经济人”所面对的世界是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而所谓“理性”则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1)适合实现指定的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另一个类似的被广为接受的“理性”定义是阿莱提出的，即当一个人被看成是理性的时候：(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2)他使用的手段与他所追求的目标相适应。[⑤]（P7-8）这里的“理性”用经济学术语来解释则是：“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原则趋利避害优化选择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成本收益原则是“经济人”进行“理性”选择的核心工具。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人”假定往往被理解为“消费者均衡”与“生产者均衡”，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
二、“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越来越丰富。丰富的现实生活要求经济理论与之相适应，于是经济理论与现实的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促使经济学家创造与发展新的经济理论适应现实，这就需要批判与修正作为经济理论赖以建立和作为理论逻辑分析起点的基本假设。寓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中的“经济人”人格假设首当其冲受到了批评和修正。赫伯特·西蒙首先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 [⑥]（P45）——对充分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个人完全理性”进行了批判和修正。西蒙认为有限理性可能是由于人类自身神经、生理、语言等方面的限制，信息的不完全性，或者是人类所处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有限理性是“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包括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内的理性选择。”于是有限理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特征是：(1)经常调整行为目标。由于行为环境不确定、人们知识和理性能力的增进或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行为的目标会随之改变。(2)经常性调整实现目标的行为。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与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会加深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人们会调整实现目标的行为，以便更好地实现目标。(3)在决策中采用“满意原则”或“次优原则”。西蒙根据其“有限理性”引出“寻求满意的人”假说，认为在“满意原则”下的人类决策或选择行为模式就成为“假定决策者对于应当寻找一个好到什么程度的方案，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欲望水平(不一定是最佳的)，一旦发现符合其欲望水平的备选方案，便结束搜寻并选定方案。”[⑦]（P83） 从“经济人”假设到“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学关于人格的假设越来越丰满，也越来越接近现实。
三、人的异质性与“经济人”的兼容：“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作为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对经济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建立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大厦。关于人格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对人的共性进行描述，在这两个假设中，人是“同质”的，人与人之间像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产品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这个人与其他人之间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他们是相同的“经济原子”。至于“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的区别是对人的共性的认识不同，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即“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而“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则认为人的理性由于人的能力的限制、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环境的复杂性而是有限的。因此，在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或有限理性经济人作为同质的人是一个整体或是一个抽象的人。这个“抽象人”或“整体人”的行为、性质或特征，就是整个人类的行为、性质或特征，这可以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中得到证明。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消费者与厂商——的经济行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体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通过经济变量的总量或平均数整体经济行为进行的分析。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作为经济主体的人是一个“抽象人”或“整体人”，经济学家是不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的，或者说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忽略不计的，即作为经济主体的人是“同质”的。然而“同质”的“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现实中的人是既是异质的又是同质的。
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由于遗传基因、教育和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人的素质进而人的能力（或智力）是不同的，即人是异质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千差万别和形态各异的。差别客观存在，区别自古始然。人类是大千世界和物质范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的素质差异性是其必然的存在形态。
费英秋（1994）认为素质是天赋与环境的耦合。他认为影响素质的天赋因素主要是指父母的遗传基因、胎儿在母腹中的营养状况两个方面。素质离不开遗传，已为越来越多的实验与事实证明。心理学家通过智力测验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血缘关系，即使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智商之间的相关性也很低，而先天遗传基因相同的同卵双生子，即使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长大，智商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很高。这表明，遗传是人的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这样，由于人的遗传基因以及胎儿环境的不同，在天赋上就出现了个体差异性。而素质本身是天赋与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⑧]（P1、23）影响素质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环境等附带环境因素。
在社会环境中，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等对人的素质的影响持久、稳定和全面，同伴、邻里和朋友对人的素质的影响则是不稳定的、较分散的。在家庭环境影响中，由于父母的养育态度、父母的教养状况、父母关系的亲疏以及父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会对人的素质造成极大的影响。而在一个社会中，影响人的素质的这些因素是截然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人的素质的差异。在学校环境中，影响人的素质的主要因素包括教师、学生和校风。由于教师的人格、知识水平、追求、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学生和校风的不同，则进一步强化了人的素质的差异。工作环境等其他环境因素的不同同样使人的素质的差异拉大。基于天赋（遗传基因）与环境的不同，由天赋与环境耦合而成的素质成多样化的特征。
这一结论在众多学者的论述中得到证明。比如，英国优生学家高尔顿就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且不说最高的白种人与最低的野蛮人之间的，即使是在英国知识界最高与最低的之间，也极其巨大。世人的天赋才能，从无法想象的高直至无法想象的低是连续的”；美国学者保洛明和德弗瑞斯就认为：“人们在碰巧称之为智能的各个方面差异极大。这些差异不仅在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并且在最为寻常的环境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人们使用和理解的言语方面，在他们看地图或找方位的不同能力方面，在他们记电话号码或预测变化的能力方面。这些特殊方而的差异是如此之普遍，以致于经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为人们所重视”；美国学者欧文·佩基就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智力秉赋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科学家特曼和梅里尔就认为：“智力及人的其他能力都有显著的个人差异，当然对于智力的许多侧面也是同样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查伦科也认为“艺术家大脑的方式不同于那些创造力低于他们的普通人。”[⑨]（P374）
除了学者的论述以外，一个严酷的现实也证明了人的素质的差异性：一头是，一个连自己日常起居都不能自理的、一个连基本语言要素都不能掌握的、一个不管对其诉诸什么样的教育手段都不能改善思维能力和生活技能的、一个充其量只是在形体上是人的人，而另一头却是，一个以其优异的智力活动所创造的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成果来造福于人类的、一个以其科学的认知和深邃的思想来引导社会前行的人；一头是，一些只能靠其简单的头脑所设计的简陋设施来安排单调生活的、一些只能靠其简单的技能所从事的简单劳动来勉强维持生计的族类，而另一头却是，一些以其睿智的头脑和充沛旺盛的精力来进行创造性劳动、一些以其多彩的文化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来愉悦人生的族类。这是一个被人们所忽略了的并确实能够反映来自个体的和群体的人类智力所能分化的程度和差异的水平的典型例证。与此同时，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就有5000万人因大脑受到侵袭而患病或致残；中国也有6000万人染得各种大脑疾患——仅脑性瘫痪的发病率就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十八；智残儿童则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二十二点二，各种类型的老年脑病患者就占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天才人口——如果用所谓的智力测验方法中确定的凡智力商数超过140分以上的那部分人视为一般性天才人口的话，那就可达总人口数的千分之二十五左右——当然采用这种估测方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极成问题的；如果我们采用大数曲线的经验模式来推测的话，大致也可达千分之一左右。[⑩]（P376-377）
人的素质的不同决定了人的能力的不同。人的自制力、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分析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预见力和决策力等能力由于人的素质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所以人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性”的。
四、“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经济理论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理论都隐含着“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首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就是如此。作为“合同关系的联结”，企业包含了专用和通用型投入的提供者，管理、技术及其他劳动服务的提供者，股权和债务资金的提供者，以及客户等之间的关系。[11]（P27-28）在企业中，所有资源的提供者是通过团队进行生产的。在这一团队中，这些资源提供者提供的是企业进行生产所必须的互补资源，正是这些不同的资源才使企业的生产得以进行，而团队的产出使他们的利益得以实现，而且是比他们各自独立生产时所实现的利益要大很多。因为产出是团队创造的，根据定义，它不是各个成员可分离的产出之和。团队产出Z至少包含两种投入品Xi和Xj，且
其次，在我国的分配理论中也暗含着“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目前我国的分配原则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分配原则首先承认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由于人的异质性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技术或管理要素的人的贡献就会大于不拥有技术或管理要素的人贡献，结果是他们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收入。这是对拥有技术或管理要素的人的贡献的承认，这种承认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这样，“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得以实现，使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了保障。
最后，“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依据“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人力资本可以划分为异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由于人的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能力不同，凡是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称为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反之，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称为同质型人力资本（Coessential Human Capital）。异质型人力资本通过微观经济的新生产函数和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性两个方面的互动作用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异质型人力资本作为“人”的资本，并不是一种广泛分配的才能——在各人之间，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培植状况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植类型的差异。各人拥有的异质型人力资本类型困难是不同的，有人拥有技术资本，有人拥有创新资本。另一方面，是培植数量的差异。即使各人拥有的异质型人力资本类型是相同的，在数量上也困难存在和大差异，有人拥有大量的知识，有人只拥有少量的知识。[15]（P47-50）
五、结论
综上所述，“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是符合现实的关于人格的经济假设。“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许多新经济理论的基石。在知识与技术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无疑将催生更多的新经济理论。
发表于《经济学家》2003.5
[①] 韩保江：西方世界的拯救——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②] 转引自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③] 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页。
[④]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和研究（中译本）[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⑤] 转引自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⑥] 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有限理性论(中译本) [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⑦] 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有限理性论(中译本) [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⑧] 费英秋：素质的透视与测评[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版。
[⑨] 转引自于大海：智力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⑩] 于大海：智力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 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12] 如果交叉偏导数为零，即
[13] 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14] 转引自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15] 丁栋虹：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