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龟霸:欧洲的动乱

18世纪法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王室把持了大权，贵族阶层无所事事。这些家伙出身高贵，教养良好，脱离现实，自命清高，把闲暇的时间，都用来进行严肃而高雅的思维，从中取乐。当时，英国的贵族投身重要事物的管理，他们根本不听那些空谈家的鬼话，法国贵族则无知地追随哲学家的步伐，又悠然自得。法国大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的小团体渐渐的把持了法国政权。这个小团体本来是国王支持建立并为其服务的，它却反过来把国王的政权毁灭。一旦国王丧失了威信，国王的政府机构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整个政府就成了空架子，什么样的力量都可以来利用它。你是某个小团体吗？

18世纪的法国，贵族深受人道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对王室的宠臣==拥有特权，却又帮着国王削弱别人特权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并没有多少好感。这时的贵族阶层，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讨论着从第三阶级因袭来的一些话题，也拿社会改革的计划来意淫一下。当然，这些改革的计划无非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似乎是在宣读神谕，句句神秘莫测，妙语连珠，每当触及的问题与法国或自己的时代有关时，他便唯恐避之不及，就像碰到了火炭似的。这不是他惧怕自己大胆的叙述会遇到危险，只是符合他的脱离现实的贵族风格，也符合读者的口味。后来的托克维尔，想到的也只是避免平淡。

18世纪的法国有二个新词十分流行：活力和公民，以至于妇女们为了追上时尚，把这个词当作时髦。公民一词由卢梭引进，在其著作中署名日内瓦公民，他向法国读者表明，卢梭在日内瓦人中是处在上等社会的，因而他有资格拥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相当于一个贵族。今天的公民是什么意思呢？威廉皇帝崇拜外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喜欢英国茶，心仪的诗人是英国人吉布林。他的母亲更以英国血统为自豪，并逼迫儿子英国化。登基后的威廉皇帝希望得到英国尊重。这种心态有些尴尬，更具威胁性。一旦受到轻视，马上会变为极端的仇英者。他想建立强大的德国海军，以此赢取英国亲戚们的尊重。19世纪英国，社会稳定却不平等，自由但乏味，礼貌且贪婪，有趣的平衡。英国社会愿意招待有影响力的外国流亡者，只要他们不是革命者。独特的平庸战胜了激情和辉煌的欧洲。英国是欧洲自由斗士的避难所，也是乌托邦思想的坟墓。思想在被人陶醉的同时，也无意间包围了个人，不可避免的将人束缚。

巴黎，斯塔尔夫人，斜靠在跳色的沙发上，她的自尊闪耀在眼睛，牙齿，还有尖锐的轻蔑笑声里，像沙龙里昂贵的器皿一样耀眼，专注于笔尖之处时，她脸上会出现一种感性的懒洋洋的表情，在她笔下，那些被理性隐藏起来的法则只会不时地被暴力发现，或许就是以文学思考来证明她自己那个时代的优越性。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笑，是默默地嘲讽，在沙龙里，她是个狡猾的评判者，欲望幻化为一种意志力，弥漫在空气中，又无处不在，不时发出尖利的嘲笑声就像冰在破裂，微微拥抱一下，像在安慰什么，就如同母亲抱过了挨过打的孩子，如果不是带着遗憾，也是同情。审美被围在中间，观念也有了身体的温度。美国人说我是美国人，他是在说我是自由人。德国人说我是德国人，其意则指我是奴隶，不过我的皇帝比所有皇帝都强大，掐紧我脖子的德国军人也会把你们也都掐住。黑格尔高喊服从绝对意志。犹太人以集权的反抗抵制千年的压迫。马克思是德国人，黑格尔信徒，犹太人，他是三倍的集权主义者，一种眼光和气质。拿破仑入侵，将俄国带进欧洲，几乎一夜之间，俄国发觉自己是欧洲核心强权，意识到自己是锐不可挡的力量。欧洲人在忐忑而不大情愿中，勉强承认这股与他们分庭抗礼的势力。战胜拿破仑，进军巴黎是俄国观念史上的一次狂飙突进，民族统一，欧洲大国，再也不会被人当作中国长城之外的笨拙模仿外国的野蛮人。战胜拿破仑，一群理性主义的俄国青年开始感到自己与国家有新的连属相系之处，这种连属感，是任何教育都无法鼓动和启发的高涨情绪。爱国的民族主义增长，同时也带来无可避免的附属品，对于俄国的贫穷，野蛮，污秽，油生匹夫有责之感，即使统治阶级中麻木不敏的半文明成员，也染上了这股普遍的道德不安。

目睹法国的剧变，流血，暴力，混乱，俄国鼓励青年留学德国，学习守则公民的模范训练，以成为俄国独裁体制更忠实的仆人。适得其反，这些游学德国的俄国青年，迷上了简单又危险的观念，如魔附身，陶醉忘我，一股狂飙突进的德国浪漫主义向洪水一样，一泻千里，涌入俄罗斯，意志哲学，精神文字，革命。俄国的非典型局势：一个死气不化，压迫的政府，专注于预防改变，确实也是预估到一变可能引发再变，到处是饱尝苛虐，经济破灭的农民，既无组织，也无力自卫，一个人数稀少，受过教育的阶层，深受西方观念影响，仰望欧洲文化中心如火如荼的社会与思想运动，时时刻刻都处于心痒难禁的亢奋情绪中。一个到索可尼基散步的人，是为了将自己投入与宇宙合一的凡灵感受中，途中遇到一个酩酊踉跄的士兵对他说了些什么，这位哲学家断定眼前的人就是民粹本质的偶然体现，他更会热泪盈眶，这热泪有严格的概念指向，定义为心中的悲剧因素。沙龙里，到处是过度提升而浮空的思想气氛，黑格尔俘虏了俄罗斯的思想。自己的影子似乎还能对抗，陌生的影子无法捕捉，可她确实存在，死死的缠绕着你，卢梭的画像挂在康德的书桌前十一年，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只因为卸不下苦难俄罗斯这个自立的道德制高点。1917，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一家自由党人报纸叫《白天》，后改为《傍晚》，改为《夜》，改为《子夜》，最后改为《黑夜》，过了三天，它终于被查封。当时自由党人认为列宁是个狂热的理性主义信徒，托洛斯基是邪恶的机会主义者。列宁和托洛斯基从来都是被连接起来使用，老百姓都以为这是一个公司的品牌。有时会想，如果出现一场危机，出现一场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办的革命，如果我跟随它的话，应该避免干任何卑劣或肮脏的勾当，这样的话即便政治上不安全，在道德上无疑却是安全的。当然，我也会用没有一个道德是安全的来反对自己，或者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包括选择道德。

一个犹太人告诉我，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甚于对输掉那场战争的恐惧，尽管德国犹太人德国化的程度很高，甚至德国犹太人比德意志人曾经更是德国人。黑格尔的民族同化在他眼里就是完全的扯淡。1939年一个逃到瑞士的犹太人说，我不去巴黎，我从未想过生活在一个属于我的敌人的国家，这是一次真的观念显现。路德运动之前，与巴黎的权势和傲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里土气的德意志的谦卑，对外来文化霸权的反应大体一样：感到自己处于劣势，开始模仿先进国家，然后自己又反对模仿，激烈的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模仿别人，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德国人对法国文化第一次强烈的反感表现为路德教派之一的虔信主义。虔信派教徒高喊：让法国人有他们的绘画，音乐吧，让他们装逼的教士在沙龙里跟贵妇人高谈阔论吧，这一切都是垃圾，无聊，唯一真实的东西是精神，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内在的精神，个人的灵魂，至于礼节，文学，教阶制度都是狗屁。这样，虔信派拒绝了基督教会的清规戒律，宗教革命开始。内在精神的探寻，质疑人与上帝的关系，宗教革命，而巴赫，康德，赫尔德和莱辛都是在这一环境下成长的，那个时候，大多数德国教师都深受虔信主义的影响，深受那种追求内在性内心生活的熏陶。赫尔德宣称，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也就是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康德是最后的武士。发端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来自德国人惯常的耻辱感，他们在巴黎低人一头。这种耻辱感让德国的意志哲学用力过猛，德语的半野蛮状态一步要跨入复杂的理性叙述更是加剧了耻辱感的用力过猛，犹太哲学家的刻意德意志化再一次加剧了德国哲学的用力过猛，这是一口气吃下一盒伟哥的金枪不倒哲学。

对马克思而言，欧洲以外的殖民地人民还没有进入成年状态，他也没有考虑这些殖民地人民也应该有自己的议会制国家政权，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承认在西方文化之外还有任何真正的文化。中国，在马克思的心中比在伏尔泰心中要遥远得多。不过，我还是要千恩万谢马克思，是他为我们打开了窥视西方思想的第一页。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摩西-赫斯的尴尬：这个德国犹太人被一首反法诗歌感动==他们向往他们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美丽的莱茵河==，赫斯为此谱曲并寄给作者，作者寄回乐谱的同时还留下了：你是一个犹太人！赫斯坚定的走向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之后与马克思多次发生冲突，指责他刻意回避自己的犹太身份。马克思以强大的自制力回避心中有关犹太的一切耻辱，从个人的绝对困境转向对抗整个世界，把个人永远无法逃脱的恐惧转向对资产阶级的全面出击，把犹太族群的弱小卑微转化为面向整个欧洲，面向全世界召集铁血战士。马克思拼尽全力地加速生产斗争的武器，幻想这些武器杀死一切仇视犹太的民族，或自相残杀。海涅宣称我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我才是犹太人，茨威格说，我是比德意志人还德意志化的德国人，马克思狐狸般的遐想：我从来不会想起我也是个犹太人，我已经把我的犹太身世隐藏了整整一百年，我不会为犹太人做一个字的辩护，潜伏本身就是我的生活，我喜欢潜伏，我永远只宣讲阶级的对立和解放，自杀的武器。犹太拉比自嘲的唱到：我无法拥有的东西，我就宣称它不存在，我无法拥有的东西，我就宣称它无价值，我只会在意我能够拥有的东西，社会的失败意味着精神的胜利，灵魂的自由是犹太人的一切。马克思理解了犹太的现实困境，偷偷地写下:我可以毁掉一切我不拥有的东西，甚至是让压迫我的敌人自己来完成毁灭。说到底，对马克思来说，这些武器是幻想。幻想的武器成了真的武器，是需要武器，选择武器，使用武器的人的事。写书的人，其实就是词汇的局部创新，提供了可选用的词汇群。过去的词汇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相遇==若在若离。巴黎起义不是阴谋家干的，是全体居民对一些人的造反，妇女也参加了。男人开枪，女人准备和运送弹药，即使到了投降时刻，女人还是决心战斗到最后。这些妇女是带着爱家的感情参加战斗的，她们是为了自己的丈夫能够舒适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孩子幸福的成长，幻想胜利，她们就像是买彩票一样来期待这场战争。1848年巴黎街头，一个贵族议员四处躲闪，一个属于中产阶级的又矮又胖的家伙问他，你去哪里？回答：我去占领议会，为了表示自己是反对派，又说，改革万岁，你不知道基佐内阁已经被推翻了吗？矮胖子以得意的口吻回答：先生，我知道，可我想得到的比这个要多。1848年2月巴黎出现小的骚乱，一个制造地毯的暴发户议员向国王提出议案：为了缓和盲目的或怀有敌意的激情，陛下的政府在各项改革中应该首先落实议会改革，把权力交给各种阶层的联合体，就可以没有危险的满足全国人民的精神需求，关键是再也不需要为物质利益的不平等担负任何责任，这是一个好买卖。法国大革命前，全国分成二个部分，应当说是二个不均等的圈子：在可以进行国民的一切政治生活的上层圈子里，这些人们毫无生气，无能为力，死水一潭，无聊至极，在下层圈子里，开始出现微弱的还不能成为气候的政治生活迹象，精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出这样的迹象，还不是明确的人，到处是黑暗的影子。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敌意的凝结，塞瓦的伯爵港，在岸上的枪林弹雨中，1919年4月，纳博科夫与俄罗斯作别。启蒙的俄罗斯被瓦解了，进入神秘主义和理想主义。流亡的铁甲保护了纳博科夫，他有了流亡的节奏。家乡没有了生机，儿时的玩伴大多逃离，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家乡抛弃了所有的人，流浪儿，回家。伯林常常把他对暴力，特别是受意识形态刺激的暴力的恐惧，归结为他七岁时在1917二月革命中见证的一个插曲：当他外出时，他看见一个忠于沙皇的警察，苍白的脸上带着恐惧，被一群暴民私刑处死。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他早年经验的力量，也显示出他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根源。知识分子在俄文原意是喜欢有趣观点的人，以自由，进步来抗争东正教会保守教士的思想压迫，法国，意大利和天主教会对抗的喜欢自由和进步词汇的人也是知识分子，英国新教比较宽松，知识分子也就不明显。苏联知识阶层是有文化修养的人，不算知识分子，当然，中国知识阶层都是有文化修养的，认识很多字。在1848年之前，赫尔岑已对法国革命表示失望，费加罗有一套仆人的制服，他脱掉这套制服便是自由人，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费加罗的制服是他们皮肤的一部分，他们脱不掉这套制服，他们生来就是仆人的命。赫尔岑坚信俄国可以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国家，结果是俄国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革命，也镇压了波兰革命。思想隐藏着利益，虽然不像马克思设想的那么肯定，但确确实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首先应该考虑这类观点，这场运动对谁有利，或者分析一下，谁会因此获益最多。也许没人会考虑这样的愚蠢问题，当一种突变的混乱状态出现后，仅仅因为看看自己的工资单就干了什么。1848年的方法已经过时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明白这为的是什么，自己在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一种方法过去了，新的方法还没有形成。==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