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心跳好看吗:【何新谈话录】我的思想之路（四）：穷通自转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78年进校门，但是三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记者：当时，对你们这一代老知青来说，在1978年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为什么要退学呢？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东北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记者：这与您退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新：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记者：这是好事呵。
何新：然而，福兮祸所伏。其结果是我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学除名，最终是我不得不从这所大学退学。
记者：这个事件在您的个人经历中相当重要。您可以更详细谈谈吗?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
记者：改革逻辑体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约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这个体系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没有取得发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谓“先验逻辑”的存在，发动起对传统逻辑学革新的潮流。19世纪初黑格尔从根本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了彻底改革传统逻辑的一系列新的逻辑思想。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的真正理解。
记者：这是您的论文的主题吗？
何新：是的。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有一些发表后收入到1987年出版的《何新集》中。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倡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似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一种概念系统树（历史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但还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现在我也还未作整理和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以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种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很难得的，我请求学校批准我去。但学校说，你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和李宝恒先生。
记者：这个会议开得怎么样?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列席参加者。在与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我也期望我的研究会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电话也追过来了，要求会议动员我回去上学。第二，是因为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有盛名的逻辑学界前辈，例如金岳霖、莫绍揆等先生。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十分难堪的，在会上我没有得到正式作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话，当时也不会引起任何重视。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
记者：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
记者：那是当然。
何新：但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就到医院去搞了一个有病的证明，作为一个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识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记者：您回到北京后应该是失业了，您如何谋生呢？
何新：很幸运，我有一位非常爱我的父亲。我在文革期间写过很多东西，异端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读者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位处世待人很柔和，但内心则相当有信念、有原则的正直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他读我写的那些东西，不表态，只是警告我不要轻易给别人看。但他有时却把它们送给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当时曾请托他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本来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而重新组建。当时师资非常缺乏，这位教授就把我作为一个具备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人们作伯乐去发现人才，社会上开了这个风气。这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带来的，他鼓励大家当伯乐，鼓励破格用人。而幸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先后遇到了几位伯乐，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领导人闵庚尧先生。宁可先生推荐我后，闵先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对我表示兴趣。他组织几个老师考核了我一下，然后组织人员让我试讲了一次课，人们觉得还可以。于是闵先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处，这个学院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入大学三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向和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我在内心中深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在此前，在兵团生活的后期，我曾担任过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哲学和中文教师，我当时作得很成功。但是中财院的校方，学校领导层中，对我能否胜任以及是否有资格做这份工作却仍具有很大的争议。当时多亏闵先生为我力争，最后人事处同意暂时办一个招聘临时工的手续，先予试用。结果，就让我担任了古汉语和写作课，还有《古代财经文选》(古代经济史论)这三门课的代课教员。但我当时的身份仍然只是个临时工，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记者：“三十而立”，你的学生们对您怎么看？
何新：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来历。不要忘记，我本来是和他们同一届应考和入学的大学生(笑)。我在大学被退了学，结果反而来到北京作这些新大学生的教师，人生中命运的某些转折真是不可思议！一些学生，特别是几位年龄和我相仿或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对我很不服气。但多数学生们还是接纳我，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我比男同学更友善。(笑)我那时正年轻，风华正茂，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用现在的说法也许是跟我“泡”。(笑)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我在批改她的第一篇作文时就发现她具有出色的想象和文字表达能力。 那女学生当时学的是会计专业，我劝她改行，建议她尝试写小说，我认为她将可以成为一位好的作家，后来也是我将她的处女作推荐给《北京文学》杂志。当时她对自己似乎还并没有信心，但是后来这位女士真的成了著名的女作家，听说最近已出版了全集。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嫉妒，一些流言开始传播。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请求调动。校方显然也耽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结果，因祸又得福，在1980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学院，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从事新的工作。
记者：这也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您在这个学校前后一共工作了多久？
何新：从1979年到1980年，大约一年，其中正规教课大约只是一个学期。
记者：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时间？
何新：那是1980年。在这之前，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作教员。1980年初，我已故父亲的一位朋友(楼静波女士)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刚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处在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
记者：您当时以什么资格而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听说是经院长胡乔木特批的？
何新：我刚进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身份还不是干部编制，实际身份只是一个临时工。那时在人事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在此前，虽然我已经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教师，但是我的身份却是工人，而且还是未转为正式员工的临时工。根据当时国家人事制度的规定，临时工必须要工作满三年后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又必须有非常特殊优异的表现，才能由工人提升为干部。因此，当时以我这种身份，调入社会科学院的中枢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是必须经过院长办公会的特批。那次是科研组织局要调我，关于我的情况被报告给梅益秘书长，在院长办公会上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办理手续。我调进社科院一年以后转为正式干部。由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临时工而直接转成国家正式干部，这在当时应该是非常破格的。
记者：那您是不是靠私人关系或某种后门呢？
何新：不是。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好，干部任用审核制度非常严格。我的晋升并不是靠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不是靠私人关系。
记者：那就表明您具有特殊的业绩。
何新：也许我在学术上当时已有一些表现，可能是有一些业绩。但这也难说。因为对我的学术成就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我已经不指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得到定论了。(笑)
记者：为什么，何必这么悲观？
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编年事辑》第158页)，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者：那么，您以什么资格调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
何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名尚未转正的临时工。但是在那一年当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系列东西。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11届3中全会特别是理论务虚会后，在中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过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异端思想可以说适逢其时，际会风云，于是顷刻喷发而出，一发不可收。这些东西发表后，我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一些知名度，这是我能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记者：人们还是会感到有些奇怪。从你的经历看，你并没有受到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和训练，你是如何……
何新：我应当说，上帝对我是十分厚爱的。在1978-1981年的这几年里，我惊人地幸运。这种幸运甚至使一些厄运也不断转化为幸运和机会，例如我从大学的退学，例如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遇。实际上，如果没有在中财院发生的那些绯闻，那所学校是不会轻易同意让我调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错过这些幸运的机会，又与我此前的多年积累、多年磨练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去的长期努力，为后来遭遇的那些转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