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六大解放的论文:彭德怀精神世界的深处

    彭德怀刚刚接近成年，为着寻求个人出路，就投入旧军队当了兵。从士兵干起，逐步升职，直到当上团长。总共在旧军队中生活了12个年头。 在旧社会里，旧军营中的风气是最污浊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个意思是说，当兵的没有好人，另一个意思是说，好人当了兵也一定变坏。彭德怀就亲眼看到过，当时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派到旧军队里充当见习军官、排长或连长，初到部队时期朝气蓬勃，满腔热血，向士兵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教唱爱国反帝的歌曲，有时激昂慷慨，甚至痛哭流涕。可是天长日久，随着地位和薪金的提高，加上旧军队恶习的薰陶，便逐步腐化堕落，口头上的爱国爱民变成满脑子升官发财，吃喝嫖赌。旧军营是个败坏人的大熔炉，只有极少数人才经得住那种严酷的考验。

    彭德怀、黄公略、李灿等就是具有抵抗旧军营腐化堕落风气侵袭“免疫力”的人，他们开始在湘军的同一个营里当兵，相互结识后，针对旧军官的恶劣习气，即共同约定：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

    1921年彭德怀当了代理连长，当时他23岁，还没有结婚，率领一个加强排驻防湖南华容县注滋口镇，镇上的绅士、商会、公教团体为了求得驻军的保护，对彭德怀这位驻地的“最高军事长官”经常宴请，每宴必有歌妓陪酒。在镇上一座酒楼里，彭德怀每次赴宴都看到一个叫月月红的歌女，才十三四岁，出唱时不苟言笑。彭德怀问起她的身世，得知她原名张素娥，父死母改嫁，靠叔叔抚养。两年前因遭水灾，无以为生，被叔叔抵押到酒楼来，押金200银元，卖唱不卖身。有一次镇上商会宴请驻军王连长，王连长要她留宿，她未答应，被堂婆毒打一顿。彭德怀听后甚表同情，问她为什么不逃出这个“火坑”，使她感到彭德怀的一片好心，便与他攀谈起来。她问彭德怀说，你到这里已有一个多月，为什么还没有相好的女人？后来又向彭德怀表示：“如果你能替我赎身，我情愿服侍你一辈子。”彭德怀回到连里，立即写信给黄公略、李灿和那位王连长，要他们解囊相助，为张素娥赎身。他们三人共拿出100多元，彭德怀自己凑上70元，把歌女张素娥赎了出来。但是彭德怀没有让他服侍自己，而是派人替她买了船票，送她仍回叔叔家里去了。彭德怀从此再也不去赴宴。

    彭德怀在旧军队里不仅不嫖、不赌、不搞钱，而且对旧军队中的某些陈规陋习也不愿随波逐流，连他的上司都知道他的这种脾气。在他被提升团长时，师长周磐找他谈话，说是原来的团长辞职已被批准，由你接替第一团团长，你先到职，委任状后发。还特别嘱咐说：“如果委任状近两夭来了，就跟我一道去长沙活动活动吧。”意思是要彭德怀趁提升的机会到省长等上司那里去拉拉关系，当时叫做“谢委”。彭德怀当即表示，“我不去谢委”。周磐还谈到就职那天，上边发有就职费1200元，地方上的公教团体、本师师部和各团的同事都来道贺，应设宴招待，以便争取他们以后捧场。彭德怀更加反感地说：“这么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周磐深知彭德怀最讨厌这类应酬，只好向师参谋长交待说：“师部各员，二、三团官佐都不要去道贺了，免得石穿（彭德怀当时的字）又犯了他的犟脾气。”

    人们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是不能由个人任意选择的，但是个人在任何社会环境中的道德取向，却是完全可以自己作主的。彭德怀和许许多多革命家，就都是凭着自己强烈的道义感，从旧社会的滚滚浊浪中斗争出来的。

    任尔东西南北风

    彭德怀追求自己的理想很执著，他从幼年讨饭受辱、为人放牛、下煤窑、当堤工受苦的切身体验中，产生同情穷人的朴素感情，进而相信打富济贫，富国强兵，信仰三民主义，直到28岁才找到马列主义，最后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正因为理想的获得来之不易，因之他对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终生不渝。

    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处于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在敌人到处杀戮共产党人，许多人因而消极动摇甚至叛逃的情况下，他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参加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就是对自己的理想无比忠诚的一次重要见证。

    彭德怀对理想的那种忠诚，对于那些争名夺利之徒来说，自然是无法理解的。蒋介石在第二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失败后，就曾使用对付朝秦暮楚的军阀的手段去策反过他。当时蒋介石委任黄汉湘（黄公略的族兄）为湘鄂赣“剿匪”总指挥部视察专员，主要任务就是策反黄公略和彭德怀。黄汉湘又派黄梅庄（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哥哥）和一随从人员，带着蒋介石给黄公略的亲笔信和1000元（纸币）来到红三军团驻地。警戒部队问明来人姓名，报知彭德怀。彭德怀因在湘军时见过黄梅庄，知道此人是个地痞流氓，预感来者不善。遂将黄留在军团部，热情接待，虚与委蛇，逐步使黄解除疑虑，从黄的口中套出他的真实来意。彭德怀立即将情况报告红军总部，总部征询黄公略意见，黄公略要总部转告彭德怀，“应就地将黄梅庄处死”。彭德怀便召开群众大会，由总部贴出布告，将黄梅庄公开处决，并把黄的头颅割下装人铁筒，交黄梅庄的随员带回南昌，向黄汉湘复命。蒋介石对待军阀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在共产党人彭德怀、黄公略面前碰了硬钉子。

    时隔6年半以后，蒋介石也许对这件事已经淡忘，也许是想再测试一次彭德怀的政治坚定性。1938年1月，在日本侵略军进攻徐州前夕，蒋介石准备组织一次会战，电召第一、第二两个战区师长以上将领在洛阳开会。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三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都参加了会议。席间，蒋介石约彭德怀单独到武昌继续商谈具体问题。在武昌交谈中，蒋向彭德怀征询意见说：“我已决心在徐州与日军决战，，徐州得失关系中原全局，八路军应当努力配合，可否在青纱帐长起时，派部队袭击津浦路，进行声援？”彭德怀当即回答：“为了有利于徐州会战，不等青纱帐起，即可派部队开始行动。”彭德怀积极配合作战的态度使蒋介石不禁心中暗喜，立即伸出诱惑触角。会谈结束时，蒋关切地问起彭的家庭情况，并说如有困难，可告张主席（张治中）关照。彭德怀深谙蒋的用意，直率答道：“承委座垂询，职家早蒙何键主席关照过，连三代祖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流落他乡。”蒋只好佯作气愤说：“不像话，不像话，我马上下令保护，你让他们放心回家就是。”又命侍从支付5万元给彭德怀，以示抚慰。彭德怀起立正色道：“德怀一家素以劳动为生，我身为抗日军人，每月有八路军规定之津贴，共产党也决无私自受财之理，这5万元职绝对不能领受。不过八路军在敌后作战，部队不断扩大，衣食不继，枪弹两缺，希望委座按部队实额拨发粮饷才好。”蒋忙接上说：“那是另一回事，那是另一回事！”经过这次交谈，蒋介石对彭德怀似已绝望。在同年12月的又一次蒋彭单独会谈时，气氛就大不相同了，当时蒋介石背着共产党在陕西武功召开西北和华北师以上将领会议，布置防共、限共、限制入路军活动后，到西安接见了彭德怀、王明和林伯渠，只字不提武功会议内容，只约彭德怀去重庆同他详谈河北的磨擦问题。彭德怀到重庆，蒋向他大谈“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责怪八路军建立冀南、冀中敌后抗日政权是破坏国家的行政系统。彭德怀寸步不让，针锋相对，答道：“八路军以血肉之躯从日寇手中夺回主权，是恢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系统，否则，恐怕就是日军又来破坏中国的行政系统了。”会谈中，彭德怀以攻为守，要求八路军的3个师扩编为3个军，按数按期发饷，补充武器弹药。蒋顿时面带温色，一口回绝：“你们扩军没有得到过我的同意，不能承认！”彭德怀反问道：“如不扩军，八路军又怎么能牵制日寇的15个师团？”最后，蒋只好推托说，八路军编制问题待下次重庆军事会议再议。彭德怀在同蒋介石交往中所表现的原则性和骨气，不禁使人记起郑板桥的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无愧无悔心坦荡

    彭德怀的性格接近于暴躁类型，嫉恶如仇，爱发脾气。不论在他管辖范围之内，还是管辖之外，那些歪风邪气，只要被他发现，无不当场批评，不留情面，这在党内军内是出了名的。

    彭德怀在党内是常被误解的人。因被误解而挨批评、受批判，甚至受处分，在党内也是非常突出的。而他每遇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却往往表现得很理智、有涵养、高姿态，坦然处之，不多计较，坚持“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的态度。这种态度同他那火爆的性格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就更表现出他的胸怀坦荡和无比忠诚。

    他最早被严重误解挨批评的一次，是在1935年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

    那一次，他被严重误解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后，有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为了甩掉敌人的追堵，指挥部队迂回运动，只行军，不打仗，引起不满。红一军团长林彪便写了一封信，埋怨红军尽是“走弓背路”，说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泽东等只主持军政大计，另由彭德怀担任总指挥。第二件被误解的是，在这期间，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向他介绍部队情况和自己的某些想法，说是部队在大踏步运动中很疲劳，减员严重，干部不了解指挥意图，战士意见也不少。刘少奇把这些情况写成电报准备发给军委，让彭德怀签名，彭德怀没有签，最后由杨尚昆、刘少奇两人署名发出。

    对这两件事，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说林彪写的信是彭德怀鼓动的；说杨尚昆、刘少奇给中央的电报，是彭德怀对于失掉中央根据地不满，是右倾情绪，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且暗示张闻天也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彭德怀事前根本不知道林彪写信，也没有什么心中不满的右倾情绪，当然觉得挨批评非常冤枉，“但是在会上、会下他都没有争辩”（见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又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去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吧，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

    彭德怀在历史上第二次挨严厉批评，是1945年中共七次代表大会前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座谈会开始是根据整风的要求总结抗日战争中华北地区的工作，有北方局领导同志和八路军将领参加，共20余人。令人不解的是，会议开了几天之后，忽然增加了一些不在华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参加进来，会议的内容也以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集中对彭德怀提意见，最后演变为对彭的批判。会议断断续续总共开了44天。

    批判彭德怀的主要问题有：说他1940年打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日军对解放区的报复；说彭的民主作风不够，批评人过于严厉，坚持己见，个人英雄主义；说他对毛泽东的领导不尊重、不服气等。当年主持过座谈会的薄一波在43年以后讲：对彭德怀“批评的激烈性，至今记忆犹新”。彭德怀对于这些牵强附会、夸大失实的批判，虽然不愿违心认错，但还是作了三次检讨，认真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的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18年来没有好好清算过”。表示今后要“增加一些马列主义，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实际上，彭德怀对这次受批判是心存委屈的。

    可是彭德怀即使遭到如此严重的误解，受到如此严重的批判，在心里留下了严重的不平情况下，他在会后作战和工作中，依然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百分之百的忠诚。一年多之后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临危受命，出色地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是铁证。

    彭德怀对于自己被误解，不斤斤计较；对于误解过自己的人，不计前嫌，唯独以大局为重，这是革命者人生的大境界。他在建国后同薄一波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最能说明这一点。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等对薄进行点名批判，薄思想不通，去找毛泽东，毛要薄去找彭德怀谈谈。

    彭德怀说：“一波，我了解你这个同志，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懂啊，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点不同意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要准备多受点批评。党内生活是复杂的，并不那么简单”，“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毛病错误也不少，8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评吗？！受了批评怎么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照样吃饭，照样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评当作包袱背着，那我早就走不动了。对于批评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时不可能争清楚的，那就留给历史去评判好了。”

    薄一波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是积极批判过彭德怀的，所以他最后感叹道：“彭德怀同志的谈话，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这次见面，总得敲打我几句吧，可他显得比平常还平和，真是肝胆照人！”

    忠言逆耳情更殷

    在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集中批判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一次是抗日战争末期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一次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所有提出批评的问题，从理论上都不可能驳倒彭德怀，因此，只有在对待领袖的态度和感情上来批判。今天来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才真正表现出彭德怀作为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和风格。

    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批评最尖锐的是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大家指责彭在敌后作报告引用毛主席的话少，回到延安说有人投机捧毛泽东，说自己不愿“捧场”、不愿盲从等。对这次批判，当时参加过批判的薄一波在回忆中评论说：“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其实彭德怀一贯对毛泽东都是尊重的，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彭德怀就主张过应当请毛泽东来领导。通过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通过8年抗战的实践，他更深感毛泽东的英明，认为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但他在对待领袖态度上仍保留着自己的看法：“毛泽东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么？”他说他从不反对毛泽东，只是对毛泽东无话不谈，同毛泽东一致的意见他要谈，不一致的意见也要谈，“从来不看别人的脸色讲话”。华北工作座谈会受批判之后，他仍然坚持只拥护真理、不盲从个人的态度。

    1953年夏，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期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向他说，最近中央有个电报，中南海要调文工团员，条件要求太高不好选。彭德怀即要来电报看，上面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政治上可靠；二是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三是容貌端正。彭德怀当面向李志民讲，这个电报不是中央写的，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不会知道。并说，你们能选就选，不能选就等我回国查明再告诉你们。返京后，在军委例会上谈到这件事，肖华说这个电报是他签发的。彭德怀指责说，不应该以中央名义去向下面调文工团员，特别是第三条，使人觉得像选妃子似的。

    后来，“选妃子”这句话，在庐山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几个同志就说这是诬蔑毛主席是皇帝，是攻击毛主席。

    彭德怀后来解释说，他当时对于调文工团员这件事的想法是，事情虽小，如果被下面误认是中央这样做的（其实中央并不知道），日久天长沿袭成风，事情就不小了。我们党是执政党，在这方面应该十分注意。这是为了维护党和毛泽东的威信。他特别声明说：“至于这种想法对不对，我自己负责。我绝没有攻击和诬蔑毛主席的意思。”

    让彭德怀最感委屈的另一件事，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说他不赞成唱《东方红》这首歌，认为他是受了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企图在中共党内也要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东方红》这首歌，在50年代全国已经广泛歌唱，到了六七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是全国无人不唱、无时不唱。当时谁如果提出异议，就会被认为“罪该万死”。

    彭德怀最初对这首歌有“想法”是在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庆祝中国共产党30周年生日，大家唱完《国际歌》，又唱《斯大林颂》、《东方红》和《金日成将军之歌》。这时他忽然感到《东方红》歌词中“他是人民大救星”一句；同《国际歌》中“全靠自己救自己”一句的意思有矛盾，不如把“他是人民大救星”改成“他是人民的好领导”，这样还可以同第二段中“领导我们向前进”一句相衔接。可是他又想到这首歌已经唱得那么普遍，突然修改歌词也不好，加上他自知理论修养不够，即使提出来，也不会被人重视。所以这个想法他没有向任何人谈过。

    后来，有一次外国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欢迎晚会上没有唱《斯大林颂》和《东方红》。彭德怀感到，过去这些歌曲在晚会演出前是照例要唱的，现在为了照顾中苏两党的关系，《斯大林颂》不好再唱了，因而《东方红》也不再唱，可以表现出毛泽东谦逊朴素的作风。这同他倡导的“不做寿、不送礼、不以人名命地名”，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因此彭德怀提出过两次：一次是在毛泽东召集的书记处会议上，另一次是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应当说，彭德怀的主观动机是纯正的，提出意见的方式也是光明磊落的。

    彭德怀感情炽热，性格刚烈，语言爽直。以其爽直的语言表达其炽热的感情，特别是在他认为有损于人民利益和党的威信的问题上，他的意见和方式就往往令人有一种良药苦口的感觉。他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其实他对毛泽东并非反对，而是真心诚意的爱戴。

    在我国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各种社会思潮滚滚而来，各种生活方式、行为标准、道德观念、处世态度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我们从彭德怀精神世界深处采撷如上的几束花朵，捧献给广大读者，特别是正在选择人生价值取向的青年读者，作为小小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