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油和发蜡的区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觉察大跃进错误为何不能反对

核心提示：高层的认识，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愿面对三面红旗，可能受挫或是正在受挫的局面。即使是受挫也是暂时的。因此，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三面红旗下的真实现状，勇于上书后，反而遭到了暴风骤雨一般的批判，并随即展开了党内一系列的反右倾运动。

凤凰卫视2012年1月1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62年1月11号到2月7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名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需要县委书记参加呢？又为什么参会的人数是如此之众，以至于这次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呢？这究竟缘由是什么？而且为什么这样的一次大会在北京召开，而北京的市民竟然全然不知呢？这其中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个1962年的初春，是什么让中共中央召集了所有县级以上的干部，在北京秘密召开了这样一个长达28天的会议呢？就让我们抽丝剥茧，进入历史的迷雾，来寻找一下1962年初春的北京，究竟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局面，而它又是如何影响着未来？从今天起，我们将为您带来五集纪录片《变局1962·七千人大会始末》。

解说：“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这首众所周知的《卜算子咏梅》，诞生于1961年12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召开前的半个月左右。诗言志，不难看出，其时的毛泽东在诗作中，仍然有着一如既往的豪气和坚韧的信念。

如果想更进一步判断毛泽东在那个时间段的心情，我们还可以根据他在随后几天，即1961年12月29号，向其他中共中央高层推荐的另外两首诗作中得到答案。“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另一首则为“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如果说《卜算子·咏梅》仍旧夹带着文人义物喻人的含蓄，那这两首刊登于当年《光明日报》的诗作，则直抒胸臆的让大家明白了，毛泽东喜爱的究竟是什么。农业形势大好，祖国处处丰收。然而事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幅经典照，就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给他聚集在一起，毛、刘、周、朱、陈、邓，这个照片还透露出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党内团结，你看看大家的表现，起码是领导核心，领导核心成员，都是跟毛泽东为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显示出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解说：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序依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由于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自己退居二线，以观察国际形势为主，因此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在台前从事实际工作。

在毛泽东心情大好，对当年度的农业形势喜上眉梢之时，其他人又在做什么呢？

肖冬连（国防大学教授）：当时毛提出提倡所有人都下去搞调查究，刘少奇说我也应该下去，到农村去，他就到了湖南，刘少奇是在常委中间，潜到底层是最深、最基层的而且时间最长的一个。

周世华（时任湖南省长沙县县委书记）：少奇同志是1961年4月21号，大概是21号到天华大队去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是了纠正工作当中的错误，来听取农民的意见。

姚立文（时任刘少奇秘书）：在这之前先回他老家，就是宁乡县炭子冲那个生产队，在那儿住了大概有十多天，我在那里住了大概也有五六天。

解说：时任刘少奇秘书的姚立文老人，至今还记得他陪同刘少奇去湖南展开调查时的情景。

姚立文：他召开了一个炭子冲大队的村干部会，他第一句话就是，40年没回家，回家来一看，他说是这个样子，心里一个是很难过，首先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对不起大家。他首先给老乡们鞠了个躬。他当时都是给毛主席负担责任，他说我是在中央来讲，日常工作是我来主持的，我是第一线，毛主席是退居第二线，所以我要负主要责任。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就到了什么地步，当他去查的时候，就拨开人拉的屎，看看里边是什么东西，所以他是这么调查来的。毛泽东也知道情况，但是他没有这样的真情实感。

记者：他没有具体调查过？

王海光：他没有具体调查过，他是让他的秘书下去过，让他警卫员下去过，但是和具体感受是不一样的。

解说：1962年的中国正经历完三年大跃进，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最初朝气蓬勃的上升期后，全国经济突然开始迎来了大踏步的倒退。刘少奇在他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目睹到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真相，而其他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各自去往了基层调研。

肖冬连：刘少奇就讲，他说现在啊，该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看来是不摔跤，不能汲取经验教训，问题是看看大家是不是摔疼了，周恩来接话说，我是感觉摔疼了，因为周恩来也下乡了，周恩来下乡，回来他讲，他说我们原来有一个想法呀，说是不是粮食有这么困难啊，是不是老百姓还藏了一些粮食呢？他下乡专门去了解，而且亲自去揭开人家的锅盖，然后到仓库里看，回来说，真的没粮食，真的没粮食。

刘金田：你比如说全民炼钢铁的时候，邓小平开始也是想，我们要赶英超美呀，也是支持的，但他到下面去一看，他炼过钢啊，恩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在钢铁厂干过，他一看我们搞小高炉炼出来的，他到贵州去一看的时候，他说这叫炼的什么钢，这种烂铁，废铁，废砣子，这能叫钢吗？所以他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慢慢慢慢是有些自己的想法。也正因为这样，他跟主席思想上也有一些距离了。

解说：建国十二年，为何是这样一种局面，这对于刘少奇等人来说，历尽千辛万苦为劳苦大众翻身，最后却换来这样一个结局，极端令人痛心疾首，究竟是什么令农民们的生活，出现了如此惨状，又是什么让建国以来持续上升的整体势头戛然而止，刘少奇等人或许想到了，或许没有想到，人民公社好不好，大跃进对不对，三面红旗还要不要高举，这在当时来说，几乎是一个不能辩驳的问题。

陈晓楠：三面红旗，又被称为三大万岁，这来源于林彪在1959年国庆节的发言当中，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随后这一提法就被各级领导效仿，每次会后都要三呼万岁，而这三个万岁具体来说呢，便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完整提出的，而随后诞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则广为人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三者被并列起来，并且首次在中央文件当中，定义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并且把它誉为是光荣旗帜，在各种报刊上，号召国人民高举这三面红旗，它还曾经被誉为是三大法宝，其实三面红旗，三个万岁，三大法宝指的都是同一个物件。

解说：三面红旗中，大跃进始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热烈的会议氛围感召下，老大哥苏联提出15年赶上并超过西方阵营中的领头人美国。毛东随即提出作为苏联的小弟弟，中国也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而超过的标志就是钢产量，回国之后，中国随即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并在经济建设中，放出一个又一个卫星，夸下一个又一个海口。

陈雪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心脏，其他一切生产都要让路，就以炼钢为主，别的不怎么搞，发展到整个这么大钢铁的，这么搞经济建设，当时最典型一个例子，小姑娘轧头发的夹子都买不到，吃饭喝汤的小调羹也买不到，没有人再做小商品了，大家都去炼钢了，那除了炼钢还有运钢啊，还有运材料啊，都为钢铁服务了，所以这个国民经济建设，这种搞法是，我看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没见过，中国历史上也没见过。这样一个大炼钢铁的，国民生产发展的群众运动，应该说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秩序搞乱了，农业、轻工业被忽视了。

解说：这样的做法，不仅惹得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的冷嘲热讽，也使得中苏关系紧张后的赫鲁晓夫对此提出了怀疑和批评，并指出人民公社政策垮台，大跃进破产，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也要垮台，甚至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对此大加批评。对此，毛泽东曾说美国看不起我们，苏联看不起我们，就连贫穷落后的印度也看不起我们。

王海光：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个国际背景，就是要树立一个我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样板，你这个样板却失败了，国际上的这个赫鲁晓夫啊，还有兄弟党在那儿冷嘲热讽。那这个对毛泽东，他肯定有相当大的刺激了。

姚立文：国际上也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毛泽东来讲的话，他也是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他喜的就是斯大林不在了，激发了他当世界领袖的这个愿望，就是中国革命成为世界的中心了，斯大林不在了，所以这个东西业带来一些问题，因此他要跟苏联竞赛（苏联）要赶美，我们要赶英，所以大跃进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提出来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解说：1963年4月15号，周恩来在国家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七千人大会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我们党非坚持原则不可，高举三面红旗，坚持下去，和它顶着。”

时任中共中央党书记处书记，及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也曾说：“无论如何要把人民公社的牌子树起来，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这样，我们一定考虑这个影响。”

韦明海（时任陕西省安康地委书记）：毛泽东有一个提法，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就是毛泽东经典的语言，后来谁都不说这个话，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这个食堂还能解散吗？你非办不可，心脏嘛，就都提到这个程度。这总结是三，把这合起来叫三面红旗，要维护这三面红旗，就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这是三面红旗，这个三面红旗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文革结束，文革期间批我们这些人的时候，谁跟你当时说人民公社有问题，你说大跃进有问题，你说什么总路线有问题，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反三面红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解说：高层的统一认识，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愿面对三面红旗，可能受挫或是正在受挫的局面。即使是受挫也是暂时的，因此，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三面红旗下的真实现状，勇于上书后，反而遭到了暴风骤雨一般的批判，并随即展开了党内一系列的反右倾运动。

陈雪薇：庐山会议实际上彭德怀同志也没有讲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大炼钢铁提了一点意见，对大办人民公社，觉得没有经过试验提了一点意见，他也不否定三面红旗的，但是这种就事论事的评价，都不好说，不好说。那么要从根本上来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和它的问题的性质更难，这个问题都是每个人闷在心里，不敢多说。

陈晓楠：三面红旗的坚不可摧，或者说不可触碰，使得整个局面无法完全彻底扭转，干部们像盲人摸象一样，没法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就始终在外围徘徊，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人民的生活也就越来越糟糕。1960年的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当中，谈到了粮食情况，说北京只有七天的库存量，天津有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了，辽宁十个城市只有八九天的库存，这也许是建国以来，最令中央领导人感到恐慌的事情，如果几个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而粮店无粮可卖，那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不难想象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告急，这也就意味着基础的动摇，而随后即将发生的就是工业的停摆，社会的动荡。

可是呢，中央领导并没有想到，他们所面临的粮食问题是如此的严峻，他们仍旧以为中央调粮困难，是因为地方上不愿意完成中央下达的收粮指标，犯下了分散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对此大发雷霆，在1961年11月10号，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他专门落实了粮食征购及上调的问题。

肖冬连：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调不上来，就征粮的问题，征粮和上调粮食，这是两个概念，征粮就是全国的征购数量，包括他当地销售的，上调粮是从地方上调到中央的，由中央来调剂全国各地的灾难，或者是调剂的粮食，当时的征购粮食和上调粮食的任务，都完不成，根据材料可以看到，到11月中旬呢，才完成20%的上调粮食，所以中央很着急。

解说：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61年全国征收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到70亿斤，9月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然而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全国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了20%，1962年的征购任务，则比1961年还多了100亿斤，达到820亿斤，上调中央150亿斤，任务不减反增。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是一个大跃进，对此，各个地方开始对中央磨洋工，表示无论如何无法完成任务。

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1961年的中国，用几乎全部外汇进口粮食，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要靠进口粮食吃饭，工业大跃进从何谈起，邓小平为此开始了对各个地方大员的摊牌。

姚立文：粮食到处告急，粮食紧张到啥程度，就是说每天各个省里首先是三大市告急，三大市的供应保证不上了，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大市就是告急了，说你再不给我粮食我这儿就发动市民骚动，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你在农村闹点事不要紧，你要城市一闹事，在国际上的影响，那很快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三大市告急，各个省的告急，然后中央给下边要粮食，它调不上来。

解说：邓小平在会议上举出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第一个是底线，第三个是上限，要求各个地方大员任领任务，他话说完，台下一片沉默。

肖冬连：当时党内的情绪不是那么高的，比较低的，这个当时邓小平包括毛泽东也看出来，叫“气不壮”，比较沉闷，应该要鼓气，为什么当时要征调粮食，这个柯庆施也讲，现在干部的屁股都坐到农民一边了，一提征调粮食，征购就抵触，其他大区书记也这样讲，为什么？实际上是反映干部，这几年感觉到有愧对老百姓。

解说：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他接下了150亿斤的盘子，不高不低，选择一个中等的任务，其他书记随后也好纷纷跟进，用户150亿斤的盘子，但同时又表示不敢打包票，称地方工作很难做，农民一讲征购就抵触。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为此如释重负，并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说北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厉害。

陈雪薇：李先念同志是管财贸的副经理，他的办室一天到晚的电话，连线四川给他的电话，就是1961年的3月，我这里四川，四川就说，我最多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可以调走，两个月后没有了。吉林就说我只有一个月左右，没有了。

王海光：李先念就到处求，拜菩萨一样，就等于求他们地方，说给中央一点粮食吧，但下边这些单位都不敢说话，都不说，就他自己都在饿死，自己粮食都不够吃，怎么再拿出来。

陈雪薇：好，李先念的办公室又收到沈阳，沈阳、鞍钢、天津、北京打电话，向他要粮食，这是要粮食的城市，就说我们最多吃，五天、七天、十天怎么办，一个是调不出粮食，一个是要粮食，所以粮食问题，吃的问题，成为了很严重的问题。

王海光：国务院给四川要粮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就说给四川摊牌，就说到这种程度，说这个问题发生在你们四川，总是要比发生在北京情况要好吧，意思讲你们要顾全大局。这个话后来被传成什么呢，就传成了宁可饿死我们四川人，不能饿死北京人。就传到这个上面，就是饿死四川人总是比饿死北京人要好吧，饿死北京人要出问题的，传成这么一个，这可以看到中央真的是，粮食问题是搞得非常焦头烂额。

解说：最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则提出了一个建议，不如把全国的地委书记都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

王海光：大区书记们就出招，说是不是我们叫省委书记一块来开会，或者说地委书记一块来开会，这样就等于中央一块布置的任务，不是我中央局的问题，是中央的问题，他就有一个让中央，一块给大家做工作的问题，这是比较高明的，就等于把应该自己承担的，中央帮着我们一块做工作吧，我们做工作也难呐。

解说：两天后邓小平将此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时，顺便说到了陶铸的提议，毛泽东的反应是，要开就开个大会，索性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鼓足大家的干劲。他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可以讲一讲。

王海光：这样就从一个粮食的问题，转过来就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所以这个情况就和过去，我们所认识的七千人大会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主动的，去总结验教训的会议，而是一个被动的去应付具体问题的会议。

解说：毛泽东此言一出，立即实行，距离开会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了，没过几天会议人数又从县委书记，增加到各大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直接参会人数达到七千多人，再加上随行秘书等人，这将是一个万余人的大会，如此规模的会议，在当时的中共党史上来说史无前例，大幕就此拉开，演出的计划却在随后一变再变。

陈晓楠：在粮食征调不上来的时候，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曾经为此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并且用各种方式从地方征调粮食，其中有一次他来到江西，江西省委的负责人请他吃饭，那在省委书记向他敬酒的时候，周恩来就端起酒杯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说干一杯酒增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时任省委书记的刘俊秀为此深感为难，一杯酒就是一亿斤啊，这酒恐怕是全世界最贵的一杯了。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可谓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在各省市之间来回地腾挪周转，一国总理呢，最后得了个粮食调度总指挥的雅号。粮食征调告急，也许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原因，然而正如我们在片中所叙说的那样，复杂的国际形势，三面红旗所导致的全面的经济大倒退，这才是粮食征调告急的真正幕后的原因。只是呢，这个原因无人去触及，或是敢于触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本着这样一个思维，毛泽东一声令下，在1962年的1月，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浩浩荡荡来了北京，随后，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此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