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德手机在线播放:闽都文化的基本特质与精神

薛菁　陈永正　发布时间： 2008-02-24 07:59　来源：光明日报
闽都文化是由闽都人即福州人创造的文化。它至少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从地域范围言，闽都文化植根于福州地区；其二，从文化的主体言，闽都文化主要由福州人创造；其三，从时间上言，闽都文化深受2200多年历史的浸润。伴随着历史的变迁，“福州地区”、“福州人”的内涵不断在发生着变化，闽都文化之外延亦因之发生变化。
一
闽都，即今福州市，其渊源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受封为闽越国王，便仿效中原地区在今福州市冶山一带建造都城，谓“冶城”，从此揭开了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序幕。此后的2200多年中，福州或为郡治，或为州治，或为府治，或为省会，始终居于福建的政治中心地位。在历史上，福州地区虽然建制沿革频繁，所辖区域屡有变动，但自五代以来，其主体范围基本稳定在闽江下游入海口的福州平原一带，所设州（府）、县亦相对固定，迨至清代，其建制基本定型，福州府辖区大致与今福州市辖区相同。与此同时，福州作为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其城池屡经扩建、拓展，从闽越王的冶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扩建的子城到唐末王审知扩建的罗城、五代闽国的夹城，福州城的规模趋于定型，“三山”（于山、乌山、屏山）被围进福州城内而成为福州的别称，有着“明清建筑博物馆”之誉的“三坊七巷”于其时亦具雏形。此后，宋代又增筑外城，明代重砌府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促进了福州经济、文化的繁荣，确定了它在福建历史上的重心地位，也奠定了闽都文化在闽文化中的核心、主导地位。
关于福州人，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在《福州六大民系》中指出：“福州人一般是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这里主要是指今天福州人的分布范围。然而，从族群构成看，福州人是在中原汉人与古闽越人长期融合、同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福建省一个具有独特人文特征的汉族族群。从历史上看，福州人的形成始于汉末三国时期，结束于唐末五代时期。经过近700年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作为福建省一支具有独特人文特征的汉族族群——福州人正式形成。
随着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闽江下游及闽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汉语为基础且具地方特色的方言——福州话。“该方言是闽江下游的旧福州府‘十邑’的共通语，整个闽东地区的代表性方言”，通行于今福州市所属5区2市6县和宁德地区所辖的2市5县以及闽东方言区之外的浙江省泰顺县、平阳县、苍南县部分乡镇和闽北地区如尤溪、建瓯、沙县、顺昌、将乐等。因此，从说福州话的居民来看，“福州人”的分布范围较行政区划要广得多。
根据上述几点，“闽都文化”即是由闽江下游和闽东地区一带及其他地区操福州方言的居民共同创造的、源远流长、传承至今、独具特色的一支地域文化，其分布范围是以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为中心，辐射至周边的闽东、浙南、闽北等地区。明代末年，大批福州人涌向台湾，流往南洋各地，进而扩展到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去的华侨将福州话传播到世界各地，闽都文化亦随着闽都移民的足迹流播到海外，区域范围随之延伸，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中的代表和纽带。二
从本质上说，闽都文化是一支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由此决定了福州人的人文性格是以大陆性和海洋性兼具的双重性为特征。这主要由闽都特定的“负陆面海”、“山海兼备”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长期为“都”的人文社会环境所决定。从其历史发展看，闽都文化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远古至秦汉之际为闽都文化初生萌发期，以闽越文化为代表；汉代中叶以后至南宋为闽都文化初步形成期，理学的发展以“海滨四先生”的成就为代表；明清之际至民国初年为闽都文化最终定型期，以船政文化为代表。
从自然地理环境考量闽都文化，“山海兼备”、“负陆面海”的特征孕育了闽都文化的内陆性与海洋性兼具的特质。据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晚期，闽都地区出现了著名的昙石山文化遗址，昙石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名副其实的“贝丘文化”，学术界普遍以之作为闽都文化的源头。降至商末周初，闽都地区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闽越族正式形成，闽越政权亦具雏形。秦统一后，僻处东南一隅的闽越地区在当时所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秦所置闽中郡形同虚设。因此，闽越文化一方面被纳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一致性，其文化形态具有了内陆性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强劲地保留着自身地域文化的海洋性特质，并为后继的闽都文化乃至闽文化所承袭。
闽越王无诸死后，其后代屡屡发生内讧，并不断对外扩张，导致与汉廷关系日益恶化，最终于公元前110年为汉武帝所灭，“其民徙处江淮间”，其地“遂虚”，这在客观上为日后汉人与汉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于闽越故地复立冶县，治所在今福州，闽越族人与中原汉人的融合由此揭开了序幕。伴随着中原汉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大举南迁，闽越文化的主体——原住民被迁徙、被同化、被重组，闽越地域社会一方面在政治上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统治范畴，开始了政治一体化的过程，经济也因此得到全面开发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汉代中叶以来在中原地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亦以其“主流”、“正统”的面目对闽越文化进行全面改造，导致闽越文化中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特征发生变化，至宋代，闽越文化最终从整体上融入中华大陆文化共同体之中。伴随着“闽中四先生”（亦称“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倡道闽中，福州一跃成为儒学文化的发达地区，闽都文化继闽越文化之后迎来了其形成过程中的第二个高峰，其内陆性的特质最终定型。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闽都文化自汉末至南宋虽处在强势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笼罩下，其内陆性特质得以充分显现，但是，其文化中的海洋性特质依旧保持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从历史上看，闽都具有对外开放的传统，海外交通、对外贸易十分发达。早在汉武帝时期，位于闽江口附近的东冶港就是其时闽越国对外海上交通和闽江上、下游航运的重要口岸，“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从汉代至隋朝的800多年间，古东冶港一直是南北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口岸。唐、五代时期，福州港一跃而成为直接对外贸易的港口，与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并列为我国南方的贸易大港，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及至宋代，福州港又开辟了海外航线，与新罗、日本、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大食及西亚、非洲诸国均有贸易往来，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港口城市。不仅如此，闽都还具有发达的造船业。迨及孙吴时期，福州的造船业已经成绩显著，建衡元年（269年）在侯官设立的典船校尉与温麻船屯就是吴国最重要的两大造船基地，所造船只种类多，设备好，规模大，“望之若山”。隋唐以来，福州又成为与泉州齐名的福建省两大造船中心之一。
由是观之，闽都文化在汉末至宋代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原有的土著文化——闽越文化在中原汉族正统儒家文化的全方位改造下，其固有的内陆性质得到充实、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宋儒理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一时期的闽都文化形态以内陆性为主导；同时，闽越文化传统的海洋性特质仍然完好地保留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发挥其影响力，其中的某些因素亦为中华文化所吸收、承袭，成为中华大陆文化的很好补充，进而丰富了中华文化之内涵。
明清以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极端化发展，科举制的僵化，“文字狱”的盛行，“封疆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华文化的发展日趋保守、封闭，中华大陆文化的优越性日渐丧失以至处于停滞状态。相比较之下，闽都面海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却得到凸显，其文化中的海洋性特质的优势得以发挥，从而为闽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创新与转型提供了契机。
明代及清初，福州港仍然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均驻舶福州港伺风起航，福州港成为“补给站”，其影响不断扩大。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省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又从泉州移至福州，福州港成为中琉册贡往来的唯一港口，其地位得到提升。这一时期，闽都的造船业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尤以制造册封舟著称。嘉靖以后，册封舟均在福州建造，具有形大、体轻、坚固、耐水等特点，反映了明清时期福州造船业的技术水平。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闽都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而得风气之先，闽都文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获得了新生而呈现出勃勃生机，最终生成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船政文化。船政文化既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缩影，也是闽都文化最终定型的标志，是为闽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个高峰。三
综观闽都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贯穿始终，二者相互激荡，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果说，闽都文化萌发期的闽越文化已基本确定了闽都文化双重性的基调，且其海洋性特质略显浓重一些，那么，汉末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闽越社会得到全面开发，闽越文化也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浸淫被彻底改造，至宋代闽都福州成为儒学发达地区，内陆性特质成为闽都文化中的主流，海洋性特质略微淡化。降至明清，尤其是晚清以后，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再度得到彰显，而且内涵更加丰富，并将之很好地融进了中华大陆文化的体系之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船政文化即是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完美结合的产物，至此以内陆性特质为基调兼具海洋性特质的闽都文化最终形成。
除却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从闽都文化的形成与历史发展看，长期为“都”的历史地位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是锻铸闽都文化特质不可忽视的因素，也因此塑造了闽都文化独特的品格。2200多年来，闽都福州作为福建省的政治中心，为其文化的形成打上了“正统性”的烙印。至宋代，闽都由“瘴疠蛮荒之地”转变成了“理学名邦”而成为全国“正统性”文化的实践中心。惟其如此，明、清以后日益成长、丰富的闽都文化，其海洋性特质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正统性”的制约，反映在人文精神上，则是福州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尤以晚清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福州籍精英人物为著，如林则徐、沈葆祯、严复、林旭、林觉民等，故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此外，闽都作为中原汉人南迁入闽最早的定居点之一，中原汉族文化传统的积淀丰厚，历史悠久，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闽都文化的“正统性”，因此，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崇礼重教的意识十分浓厚，由此锻铸了福州人和合包容、谨慎儒雅的人文性格。
综上所述，闽都文化内含着一种和合儒雅的精神气质、一种崇礼重教的文化传统、一种稳健谨慎的生活态度、一种经世务实的价值观念，从而锻铸了包容和合、稳健谨慎、爱国自强、经世务实的闽都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海洋愈来愈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的形势下，闽都海洋文化将成为中国走向海洋的一支内发性力量的代表。（作者单位：闽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