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的组词有哪些:高岗为什么要拔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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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为什么要拔枪自杀?
    1954年2月6日至2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团结问题,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毛泽东因病正在杭州休养,没有出席本次会议。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高岗收到《东北日报》一位同志的来信。这封信中,那“尊敬的高主席”的称呼,那亲切、崇敬到无以复加的问候的话语,那对于曾经几次见到高岗的情景的追述,触动高岗回忆起在东北时的那段灿烂辉煌的岁月。那时候,《东北日报》第一版上,一年之中要出现多少次高岗的名字和照片!各条生产战线重要生产任务的完成,几乎都要给高岗上书、报喜。人们称他“高主席”,“亲爱的高岗主席”、“敬爱的高岗主席”;什么“在您的领导下”,“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号召下”;什么“高岗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考验”;什么“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向您宣誓”……高岗多半要给这些“上书”复信的。于是《高岗主席复信勉励》、《高岗主席复信嘉勉》之类的标题,时有出现。办公桌上批示文件,电话机旁下达指令,检阅台上挥手答礼,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餐厅宴会,舞厅舞会,恭敬的体态,谄媚的笑脸,鲜花、掌声、美酒、女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声色犬马的享受……从今以后,这一切都将云散烟消,成为永恒的怀念了!
  高岗置身于这个座谈会,思绪却萦回在过去的岁月。大家发言中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实和材料,像是一刀一刀地戳着他的心,像是一锤一锤敲碎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像是在他高大而辉煌的形象上一笔一笔地涂抹着肮脏。
  从“九天之上”跌到“九地之下”,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大了。高岗不仅在精神上受不了,肉体上也受不了。他的脑袋要崩裂了,他的心脏要爆炸了。
  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
  这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他交办各种公务,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了。
  大约9点多钟,高岗来到值班室,问值班员:“就你一个人值班?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高岗一边散步,一边向值班员东问西问,问生活情况,家庭情况,问学习情况,打靶情况,然后又问值班员手枪的性能,并且说:“把枪给我看看,我有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值班员说。因为高岗最近心神不宁,尤其是这几天精神状态异常,高岗家人多次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高岗把手伸了过去,样子有些不耐烦。值班员只好取出子弹和子弹夹,将空枪给了高岗。
  高岗把枪拿在手上,一边端详着,一边又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把子弹夹也给我。”
  值班员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阴沉地说:“亏你是个老卫士!怎么,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值班员坚决地说:“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首长!我要负责!”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责!拿来!”高岗一边断然地说,一边从值班员手中夺过了子弹夹和子弹。
  值班员半是无奈、半是哀求地说:“首长,可要当心啊!要注意安全。”
  高岗带着手枪上了二楼。值班员目送高岗上楼,转身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情况。
  卫士长说,要想办法把枪要回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高岗身边时刻不能离人。
  高岗的秘书、家人、卫士、通讯员,好几个人走马灯似地在楼上楼下转,高岗打发走了这几个,马上又来了那几个。
  高岗叫一个秘书到他办公室去,把他刚才封好的几封信,交给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大家又忙乎开了:有人去取信,有人去找机要通讯员,自然,高岗身边还留下了几个。
  秘书到高岗办公室拿了几封信,一个信封上写的是“毛主席”,一个信封上写的是“周总理”,他发现信封上有斑斑点点的鲜红血迹,大吃一惊,便找几个人看,商量该怎么办(原来,高岗刚才刮胡子,刮破了下巴,出了不少血,手指上也沾了不少血。高岗在紧张、慌乱之中封那几封信,手指上的血便污了信封)。
  大家觉得事关重大,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些信不能送出去,得拆开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高岗写给周总理的,竟然是一封托孤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一下他的妻子儿女。
  几个年轻人撒腿往高岗屋里跑,跑在前面的秘书哭着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信,……你决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
  高岗先是一惊,接着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
  高岗一边说话一边站起来,拉着秘书的手,让秘书坐在自己坐的椅子上,高岗挪到左边的椅子上。
  几个人从秘书手上拿走了信件,到壁炉前面去准备烧信。
  秘书拉着高岗的手,流着泪说:“你可千万不要自杀呀!”
  高岗说:“不啦!不啦!没事儿啦!没事儿啦!”高岗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秘书的左肩,一面提高了一点嗓门,催促快点把信烧掉。
  烧信的几个人只顾烧信,高岗身边的秘书,也只顾看着他们烧信。
  顷刻之间,屋子里非常寂静,只有撕信纸的沙沙声,信纸着火后轻微的呼呼声。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裤兜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他身边的秘书本能地将左手猛地往上一抬,击中了高岗的右肘。
  枪响了。
  子弹打飞了。
  手枪掉在后侧的地毯上。
  秘书拦腰抱住高岗,两个人扭在一起,都摔倒在地毯上。秘书拼尽全力抱住高岗,高岗用尽全力伸出左手去抢枪。就在高岗抢到手枪的那一瞬间,烧信的几个年轻人和高岗的家人一齐扑向了高岗,这位历经战火的高级指挥员,被缴了械。
  刚才枪声骤起、大家慌乱的时候,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赶快打电话!”高岗想起这句话,便说:
  “你们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会来人,把我抓走了!”
  中央很快得到了消息。
  为了挽救高岗,使他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不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在发生这次事件以后,中央断然对高岗实行“管教”。
 高岗在2月24日作了一次检查。在检查中,高岗承认自己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高岗认为,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高岗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一时思想胡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毛泽东于2月28日,审阅了周恩来的关于高岗问题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3月4日,毛泽东看到合众社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还有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对政治风向的观察极其敏锐,而且习惯于把国际国内政治动向联系起来思考的毛泽东,对这条电讯稿非常重视。这时毛泽东还身在杭州,便立即提笔写了三条批语,批给同在杭州的几位领导人:
  (一)“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退毛。”
   (二)“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
  (三)“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高岗于4月29日写了《我的反省》。他不得不承认1953年他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高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进行那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从一个共产党员一步步陷入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泥坑,他已经无法想象,重新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切按照党的纪律行事,日子还怎么过?
  高岗在继续被“管教”的情况下,谎称晚上休息不好,在偷偷积累着安眠药片。
  他一边积累着,一边计算着足以致死的安眠药片的剂量。
  终于,在1954年8月17日深夜(距离他第一次自杀正好半年),高岗怀着对党和中央的仇恨,吃下了隐藏好的全部安眠药片,结束了他的生命。
  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死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