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献通考 王云五:文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企业家，谁来引领社会？ 信力建

回顾我们建国六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又主要由操有话语权的人物来体现。仔细分析这些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和主要代表，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这样的时代特色。

毛泽东时代是文人当政，文人主宰中国社会。不仅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而且他手下的文官系统也都由人文类知识分子组成——从周恩来到姚文元、张春桥再到“梁效”、“石一歌”，概莫例外。而在那个时代，对中国社会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也多是作家诗人。这种情形从历史而言，是因为中国有养士传统，把他们的地位抬得很高，给予他们很多的特权，有所谓“皇帝与读书人共天下”的说法。然而，这种文人治国的弊端却十分明显：因为过度地重视一些纯文艺腔的东西，比如诗词歌赋等等。王安石变法时，就想在科举考试中取消诗词歌赋这一科。这种想法绝对不是嫉贤妒能、心理阴暗，因为王安石本人就是诗文大师。他这样做说明，古人当时已经认识到诗词歌赋跟治理国家、管理国计民生这些实事是有距离的。

由文人治理国家的必然结果就是：首先，理想先行、政治挂帅，所谓“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是也。其次，因为自古文人相轻，所以文人掌政极易形成权力垄断，文人高层统治者握有几乎所有权力，特别是生杀予夺大权。与此相适应，中央集中了地方的所有权力，地方政府要打二两油买三斤醋，建个厕所修条路，都要向中央政府打报告。中央报刊打一个喷嚏，地方报刊不能打半个，也不能打两个。所有的地都种同样的粮食，所有的工厂都生产同样的产品，所有的城市都建同样的房子，所有的房子都安同样的门。第三唯我独尊，文人因为自尊自大，趋向剥夺其他人的一切权力。这种体制，是一个文人及其文人集团人对一个党的全面而绝对地垄断，是国家对全社会资源的全面而绝对地垄断，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物质资源到思想资源。但所有这些资源，特别是权威资源，既非神授，又非民授，都象“高峡平湖”一样，落差虽然达到最大，但没有源源不绝的来源，不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没有资源再生能力，资源耗尽之后，黄河断流之后，体制就会瓦解。

当今时代，作为社会主流和社会良心的则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也是学者，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所有的专家都是这样的。而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经济学家着重于经济政策方面。经济学家有很多分工，有人专门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也有偏重于政策方面的。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对社会现象提供经济学角度的分析。经济现象非常复杂，一般人不容易看清楚，这就需要经济学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经济政策做出正确的分析。当然，每个人对分析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自由讨论的场所，使不同的意见都能有机会得到发表。也因此，今天中国经济学家是一群最有自己见解最能讲真话的族群。

譬如茅于轼老人。过去的茅于轼著书立说，异常活跃，退休之后的他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各种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当中。除了天则所的工作之外，他还亲自在山西省临县设立了小额贷款扶贫基金。这项扶贫实验运作不但帮助当地村民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还有效地总结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运作管理制度。在中国诸多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当中，茅于轼是为数不多的思考和行动并举的人之一。春秋时期，曾有一个叫叔孙豹的人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段话后来就成了历史上代代相传的用来衡量个人价值的“三不朽”论：所谓“立言”，就是发现能够造福社会的真理;“立功”，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社会现有的状态，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立德”，就是亲身实践自己发现的道德规范，成为一个影响他人和后世的楷模。茅于轼无疑就是一个最好履行了这“三论”的人。

可以预言的是，在将来，那些拥有深厚人文社会哲学学科背景的法学家应该成为中国主流。所以强调其人文社会哲学学科背景，乃是因为只有熟知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变革历史的经验教训、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调研方法等，才能在发现、分析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更容易抓住问题本质从而对症下药。至于强调法学背景，是因为法律和政治都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如何在自由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等等问题。律师需要具备整理证据、说服陪审团、掌控全局的能力，而这也正是政治舞台所需要的。而且，政坛人物相似的背景更容易产生共鸣。  在选举政治当中，同样会出现相似背景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倾向。包括法国、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王朝，在英国，也按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构建起了不同的政治网络。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律师不仅在美国政坛独步天下，它还是全球政治领袖最青睐的职业，《经济学家》调查称，现今全球近20%的领导人是律师出身。在德国联邦议院当中，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律师。 在由16人组成的法国萨科齐内阁中，多达9人曾做过律师或是法律专业毕业生，其中包括总统、总理和财长，还有一人曾担任过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主席。

除了法学家外，未来引领中国前进的还有企业家。正如鄢烈山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起码有如下六个方面的作用： 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2，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 3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4，相信法治，反对专制和暴力，支持民主宪政 5，重视人才养育，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 6，创新取胜，在科技研发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上永不松懈。当他们与法学家联手，毕竟成为中国社会奋力飞翔之两翼——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比喻：如果企业家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滚滚洪流的话，那法学家就是这股洪流的两岸。企业家积累财富，推动社会；法学家节制资本，维护社会正义。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国未来既波澜壮阔又国泰民安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