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守财务纪律

　　都说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做好中国的什么事情？目前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或称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仅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它非常重要，连许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帮助。

　　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守财务纪律。严守财务纪律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我这里说的财务纪律既包括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既有财政的（fiscal），也有货币的（monetary），还有金融的（financial）。

欧美未严守财务纪律

　　事实上，严守财务纪律不仅是中国应该做的事情，也应该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基石。比较2008年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现，虽然两者表现形式迥异，起因也非常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不同层面上的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机。

　　美国的财务纪律松弛首先发生在微观层面，即在家庭的房屋抵押贷款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次级债券。问题爆发之后政府为此提供救助并刺激经济，又连带产生了政府的债务和赤字等问题。

　　欧洲的问题首先发生在宏观层面，一些国家政府提出的承诺和提供的支出远远超出了财政能力。政府的债务危机又威胁了银行系统，甚至把整个欧元区都拖下了水，并波及全球。

　　美国和欧洲的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机制非常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共同的问题都是没有严守财务纪律。　　都说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做好中国的什么事情？目前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或称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仅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它非常重要，连许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帮助。

　　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守财务纪律。严守财务纪律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我这里说的财务纪律既包括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既有财政的（fiscal），也有货币的（monetary），还有金融的（financial）。

欧美未严守财务纪律

　　事实上，严守财务纪律不仅是中国应该做的事情，也应该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基石。比较2008年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现，虽然两者表现形式迥异，起因也非常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不同层面上的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机。

　　美国的财务纪律松弛首先发生在微观层面，即在家庭的房屋抵押贷款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次级债券。问题爆发之后政府为此提供救助并刺激经济，又连带产生了政府的债务和赤字等问题。

　　欧洲的问题首先发生在宏观层面，一些国家政府提出的承诺和提供的支出远远超出了财政能力。政府的债务危机又威胁了银行系统，甚至把整个欧元区都拖下了水，并波及全球。

　　美国和欧洲的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机制非常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共同的问题都是没有严守财务纪律。

中国的财务纪律值得担忧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目前看上去似乎还是不错的，但是潜在的危机非常值得关注。

　　先说财政。十年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万多亿元，2011年会冲向10万亿元，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会看到这样快速的财政收入增长。如果与GDP相比的话，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一年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十年前财政收入大约占GDP的14%，十年后上升到25%左右。

　　财政收入成绩斐然在一定意义上是好事，但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其一，财政收入增长如此之高，政府却仍然是每年均有赤字。这说明承诺和支出的比收入的更多。

　　其二，在财政收入增长这么高的情况下，仍然还有很多地方财政困难，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问题仍然还在加剧。

　　其三，更关键的是，今后十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不可能再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了，它总会有极限，增速必然会放慢。如果政府继续以过去支出的方式做事的话，矛盾会更突出，会引发大的危机。现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不至于惊慌失措。

　　再看货币。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在2003年达到150%的高峰后，接下来的五年都在缓和下降，这本来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但是，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了M2与GDP之比较大幅度的反弹。这个趋势仍然在继续。

　　再看金融，情况有喜有忧。有些方面我们的财务纪律非常严谨，比如家庭的房屋抵押贷款首付非常高。这与我们的文化有关。中国人喜欢现金支付，而且越早付清越好，这与西方许多国家非常不同。银行做过压力测试，即使房价大幅度下降，这部分贷款对银行的影响远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大。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方面，而是出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一些行业一些贷款类型，特别是牵扯到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贷，体制外循环等等，潜在的问题很多。

　　从宏观到微观，从财政到货币，再到金融，以上的这些例子说明，往前看中国经济确有很多值得担忧之处。

老问题 新概念

　　最早提出财务纪律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制度问题来做系统性研究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从中概括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财务纪律松弛的现象。他早在1979年系统性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专门引进了一个术语，叫做“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这在20多年前在中国和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是非常流行的术语，被广泛认为是计划经济中的严重问题。没想到的是，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终结，这个术语也越来越少听到了，但计划经济时弥漫的软预算约束传染到市场经济，而且造成了全球性的问题。

　　软预算约束的根源是什么呢？在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判断是，软预算约束与企业所有制有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更可能出现松弛的财务纪律，而私有企业不太会出现软预算约束，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目标不单纯是财务的。此外，造成软预算约束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融资过于集中、企业规模过大，即大而不倒等等。

　　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照样产生软预算约束。比如，如果金融机构不按照市场规律借贷，如果政府过度承诺和不切实际地推行福利政策，同样会导致财务纪律松弛。

根本治理是严守财务纪律

　　回到全球治理问题。对于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救助是治标之策，根本的治理是要严守财务纪律。不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不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要硬化预算约束。

　　有趣的是，在过去，财务纪律松弛的问题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目前这样的问题却大规模地发生在发达国家。现在看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类似问题。这值得我们分析和汲取教训。

　　先看美国，它的情况比较特殊。它的特殊性是因为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美元全世界通行，美元资产流通性又超强，目前还没有其他资产能与之相比。因此在货币和金融意义上，美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硬预算约束。

　　再来看欧洲。希腊如果不在欧元区，根据它的经济基本面情况，它的货币早就该大幅度贬值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就是想建立一个硬预算约束的机制，比如政府赤字与GDP之比就设定了一个3%的上限。但是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危机。

　　这里的基本原因是欧元区只有货币的统一，但并没有财政上的联邦制，结果导致没有整体上的财务纪律，导致3%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话。财政联邦制是指“中央”与“地方”之间在财政权力上的一种划分，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相互制衡，共同严守财政纪律。在欧洲，这是指欧盟或欧元区与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关系。财务纪律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货币纪律、财政纪律，以及金融纪律缺一不可。欧洲的金融危机说到底是治理结构的设计上出了问题：只有统一的货币，没有财政联邦制的制约，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无法被约束，随之金融纪律也就难以严守了。所以严守财务纪律根源于制度约束。

　　在我们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那就是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包括财政纪律、货币纪律和金融纪律三个方面。归根到底，家庭、企业和政府都要有硬预算约束。

　　全球治理首先是各国的治理，各国治理的基础是回归实事求是的原则，严守财务纪律。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坚守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既不能超越当前的支付能力做事情，也不能超越未来的支付能力做承诺。 ■

　　钱颖一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详文：http://magazine.caixin.com/2011-12-28/100343553_all.html#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