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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科的第一特工----顾顺章
发表于：2009-02-14 18:36:40   点击: 852





中共特科第二创始人、“特务大师”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顾顺章的特点进行如下描述：
１、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高明。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２、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３、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善于揣摩人的心理，
４、生活浪漫。“说话很风趣，很富人情味，
从顾顺章的特点看，首先，他灵活性强，能够对相关事物做出恰当反应。
其次，表明该人有城府，不看文件可能由于他了解更广泛的内容，细节就不必掌握了。
最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侵蚀，而且，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接触社会黑暗面。因此，他属于反应较快，办事稳妥，嘴巴严实的干部。
综合顾顺章的简历和特点，他因能干、嘴紧、办事稳妥且是少数的工人干部而得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认可。
顾顺章的人物特征
他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高耸，眼光凶狠，满口上海腔。此人自幼沾染流氓习气，喜欢拿枪舞棒，能够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还爱弄旁门左道，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并在斜桥路22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意。
特 工 人 生
江湖好汉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化广奇。是上海宝山县白杨村人，现该地已改为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907年2月12日（即马年腊月三十日生）出生，幼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上海开设的华童公学读过几年书，当时，英国人一共办了4所华童公学，一所是老华童，于1904年开设属于最早的一所。接下来办一所育才，也是华童公学。还有一所格致。还有一所就是我们聂中丞华童公学。四所华童公学至今保留下来的还有两所，一是育才，一是格致。)在校期间，由于顾顺章的性格顽皮，因旷课太多，且成绩太差被校方开除。1918年，旋入杨树浦由广东南海人简照南、简玉阶两兄弟于1916年在上海设分厂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学徒，由于双手灵巧喜欢机械操作，不久就升为机修工。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做工七年。在最后的几年他是在厂担任工头的工作,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的“青帮”，他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顾顺章1924年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还组织纠察队，热心于买枪，搞武器；同时，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表现比较勇敢。“五卅”运动后，被调上海市总工会工作。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国，参加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
中共特工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他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
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使之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他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科之父，那顾顺章就可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中共要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随着形势的逐步发展，顾顺章的思想中日益严重地暴露出了他原有的劣根性。一时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得他得意忘形，以恐怖行动为乐，自我陶醉。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他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因而被人视为“杀人魔王”。这种做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根本背离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造成严重后果，以致丧失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使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境地。特别是处决叛徒白鑫以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此时，顾顺章狂妄的个人野心也更为发展。他曾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也许会做皇帝。他自认不可一世，在党内骄傲蛮横，飞扬拔扈，同党的关系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中只有陈赓可以去。陈赓到顾家去过两次，发现此人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希望他能较好地把握自己，不能因奢侈享受而给革命造成不良影响。但顾顺章阳奉阴违，屡教不改。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恶劣的个人品德决定了顾顺章迟早会背叛革命。这种可能性于1931年4月变成现实，也正应了陈赓的预言。
顾顺章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人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
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恽代英立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向忠发，因顾的叛变需要转移到江西，但他临行前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
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个草包流氓，在中共党内也不过是傀儡。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残杀。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自食其果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被捕后的纪实
1931年3月，沈泽民和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中央特科派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苏区。顾顺章在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于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下榻，他刚愎自用，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又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小把戏。
武汉有个叛徒叫王竹樵。他叛变后，特务机关利用他原先的身份，命他到街上四处认人抓人，并规定限期内必须找到共产党员。王竹樵如疯狗一条，伸长鼻子到处搜索，寻找猎物。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差，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从武昌乘轮渡回汉口，下船到江汉关门口，被正徘徊于此的叛徒王竹樵一眼认出。王竹樵喜不自胜，总算找到了可以交差的猎物。他十分谨慎地暗中钉梢，一直跟到顾顺章的住处，然后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时为1931年4月24日。带领特务逮捕顾顺章的叛徒王竹樵，属于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
顾顺章被捕的当天就叛变投敌，先将武汉的党组织出卖。这个可耻的叛徒还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等中共特工人员的内情，以此可以作为他出卖自己灵魂的资本，可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因此，当他被押送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便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
在一旁的侦缉处长蔡孟坚听到此问，不觉一愣，但他毕竟是搞特务工作的，随即镇静下来，眼睛滴溜一转，狡诈地反问：“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为显示出他不同一般的叛徒身份，淡淡一笑：“我何尝只知道蔡孟坚，我还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
顾顺章如此卖弄，并非毫无凭据，因为当时中统的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都是经过钱壮飞和李克农安排的，所以中央特科对此了如指掌。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自然也知道这一详情，记得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的姓名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蔡孟坚答道：“我就是蔡孟坚。”
顾顺章居高临下，轻蔑地瞥了蔡孟坚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你就是蔡孟坚。好，你马上安排飞机，将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我到达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
24岁的蔡孟坚被顾顺章的这种气势镇住了，他也明白顾顺章的身份，所以客气地说：“我可以为你引见行营主任何将军。”
顾顺章断然拒绝：“不必了！见到他我也是这几句话。”然后，无论对方如何发问，他皆不再开口。
蔡孟坚将审问情形报告给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并要求火速派人将顾顺章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何成浚听了蔡孟坚的汇报后，先是一喜，继而冷静下来，不免担忧起来。顾顺章是中共要员，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但顾顺章是否真的投降，他拿不准。如果其中有诈，擅自送到南京去，不仅得不到任何结果，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到那时，且不说他何成浚不可能邀功，弄不好还会丢掉乌纱帽，甚至有性命之忧。所以他将信将疑，迟迟做不出决定。后转念一想，计上心头：武汉地面肯定也有共产党在活动，何不让他将其招供出来，这样不就会弄清他的投降是真是假吗？
顾顺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见何成浚不急于将他送往南京，反而先让他指出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地址，马上便明白了何成浚的用心。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所以很轻易地将红二方面军驻汉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全部供出。何成浚立即派兵按图索骥，果然破获了共产党的这两个地下机关，并将这两个机关的数十名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全部逮捕。
因为顾顺章十分清楚中央特科的内情，所以从被捕叛变一开始，他就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要就此事向南京拍发电报，但又闭口不谈个中原因。他担心如果拍发电报，就有可能会落到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阴谋便顷刻落空。他如果说出钱壮飞，让何成浚、蔡孟坚知道了这一重要情况，他们必然会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何成浚、蔡孟坚对顾顺章的吞吞吐吐深为不满，认为顾顺章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所以对顾顺章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的一再告诫根本不加理会。
为了抢得头功，他们分别向南京拍发加急电报，向徐恩曾、陈立夫报功，并决定由蔡孟坚押送顾顺章乘兵舰前往南京。
4月26日，顾顺章已经弄得极不耐烦，一再询问兵舰是否到来，蔡孟坚还以为他是报功心切，所以安慰他说：“马上就到，南京方面一接到电报，定会大喜过望，恭候先生光临。”
顾顺章一听“电报”二字，犹如兜头一盆凉水，继而急得捶胸顿足，颓然哀叹：“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蔡孟坚见状，不解地问：“为什么？”顾顺章回答：“你们调查科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船太慢了，快换成飞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顾顺章依然没有说出钱壮飞的名字，不肯过早地打出这张邀功的“王牌”。但蔡孟坚还是坚持把顾顺章押上兵舰，只是自己改变计划，先乘飞机到南京，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上飞机前，他又发出一份密电，告知南京，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顾顺章叛变之事切勿外传。
然而，一切都已为之晚矣！当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电报送达南京的时候，已是4月25日--星期六晚上，徐恩曾早已到上海找姘头去了。这天夜里，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他接连收到从武汉发来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注明“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这么急迫呢？前面说过，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想法搞到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想到此，就趁徐恩曾此时不在，偷偷地将电报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整个党中央机关。
何成浚的电报，是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的（当时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么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实际上，敌人仍用兵舰将顾顺章解至南京）。
钱壮飞译完这些电报，心情异常紧张。他虽然没有见过顾顺章，但清楚地知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了如指掌，对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方式也一清二楚。因此顾顺章的叛变，无疑是将党的中央机关和负责人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况万分危急。但钱壮飞还是沉着地看完了电报的内容，记下了电文，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把原电封好。
面对这千钧一发的危局，钱壮飞在考虑该如何去应付。根据电报的内容，敌人将用飞机解送顾顺章来南京，至迟明天晚上（即26日）或后天早上（即27日）即可到达，蒋介石和陈立夫再对此作一番部署，也需一些时间，但不会很长，敌人一旦了解了真情，当然不肯放过这一良机，因而4月27日敌人极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尽早将情报送出去。想到此，他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发现当晚还有一班特别快车，20点开，明早6点25分到上海，这是除坐飞机外，从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但派谁去好呢？
经过急速的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别快车到上海，把这一有关党的生命安危的情报交给李克农转报中央。他自己则暂且留下，看看动静再说。因为李克农曾经对他说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由于明天（即4月26日）是星期天，刘杞夫是否在明天一定能找到李克农，他不敢保证，万一不能按时找到，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送走刘杞夫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紧迫的时间已不容他再做更多的考虑，但他又不忍心使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茹苦含辛、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加上受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迟迟下不了走的决心。可是经全面的分析、冷静的思考，他最后还是决定赶快离开南京。
为了不给徐恩曾留下任何把柄，他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里。天亮以后，他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赶快离开。但没有见到人，他便拿起桌上的一张地图，用约定好的暗号，在地图中间用刀子划了一道缝，表明今后要“切断”联系。
次日清晨（4月27日），他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然后像往常一样，装做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登上返沪的列车。临行前，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将把掌握的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公布于世。在到上海的途中，为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然后步行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4月26日清晨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且事关重大，刘杞夫当时神色极为紧张，李克农虽然也深知此事的分量，但毕竟是在秘密工作战线上工作有年的同志，因此，他极力使刘杞夫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李克农嘴里这么劝着刘把夫，心里又何尝不着急，但他必须沉着、冷静，处变不惊，才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一突发事件。
在这一时刻，李克农首先考虑的是党中央及战友的安全。他想到钱壮飞机智地送出情报，自己却仍处于险恶境地，十分担心。因他与钱壮飞的交往已非一日，他相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措施。但当刘杞夫提出要回南京时，一向果断干练的李克农十分犹豫起来，钱壮飞还不知是否脱离险境，刘杞夫又再入虎口，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李克农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刘杞夫的要求，因刘杞夫的妻子钱椒还在南京。
分手之时，李克农紧紧握着刘杞夫的手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送走刘杞夫，他开始考虑怎样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中央负责人手里。这天是星期天（即4月26日），不是他和陈赓接头的日子。但这事绝不容等，晚一秒，党中央及同志们的安全就会增加一分危险。他正在想着如何去找陈赓，忽又转念一想，陈赓是一个人，行踪不定，找他肯定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而江苏省委总不会随时都在挪动吧？对，去找江苏省委，只要找到江苏省委，就不愁找到陈赓，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
李克农立即行动起来，急而不乱，想方设法找到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找到周恩来，马上将情况详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时间紧迫，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领导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特科工作人员，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阴谋：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关全部安全搬了家。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李克农等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昼夜紧张战斗，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赢得了宝贵时间，终于抢在了敌人的前头。
星期一（4月27日），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这个无耻的叛徒，不仅将自己所知有关中共中央的秘密全部供出，而且勾结敌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大阴谋。
徐恩曾当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上海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
星期二（4月28日早上），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在上海开始了。当时各机关安全搬家后，为了了解敌人的搜捕情形，中央电台留下专门人员在附近观望，看到电台原址被抄了，随后，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
事实证明：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李克农向中央的转达是神速的，党中央的对策是英明、果断的，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们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钱壮飞安全回到上海后，周恩来让陈赓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置。
星期一晚上，李克农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电报，“潮（钱壮飞的别名）病重速返”，暗示局势严重。胡底接到电报，也立即赶回上海。
由于李克农平时出面活动较多，许多特务都认识他，所以也暂时隐蔽起来。但是南京的交通机关遭到破坏，刘杞夫、钱椒不幸被捕。或许是钱壮飞离开南京时给徐恩曾留下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加之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徐恩曾害怕他的秘密被真的公布，所以将刘杞夫、钱椒关押了三四个月后无罪释放。钱壮飞在上海的家人，由于及时得到李克农的通知，早已做好了准备。
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时，派了一卡车警、宪到法租界钱壮飞的家里去搜查，其爱人张振华机智地应付了敌人的搜查，家里只剩下钱壮飞的老母亲。敌人只好去纠缠老太太，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老人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清楚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悻悻而归。
顾顺章本想通过出卖中共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及其他革命同志，作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不甘心他的阴谋破产，狗急跳墙，亲自跑到监狱，将关押在那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随后又相继出卖了邓演达和杨登瀛。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李克农在芜湖时曾受到过他的很大影响。1930年4月19日，当恽代英带着宣传文件走在马路上时，突然碰上特务搜查，他因回避不及，机智地抓毁自己的面容，化名王某，以致在监狱中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他先被关入漕河港模范监狱，后被解到南通军人监狱，以后又转到南京军人监狱。国民党军官中有些是他教过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根据口音谈吐虽然知道是他，但由于过去受过恽代英的教育，竟互相密誓，决不泄漏。所以他仅被判二年有期徒刑。1930年8月周恩来从国外回来后，曾用各种方法营救，同时，陈已通过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释放。不料在恽代英行将出狱时，突然被顾顺章认出出卖，第二天（4月29日）即被国民党杀害。
杨登瀛是中央特科发展起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曾在历次重大事件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4月底也被顾顺章出卖而被捕。但由于杨登瀛始终没有供出他和中共科特的工作往来情况，敌人抓不到把柄，加之他和张道藩的特殊关系，所以被关了半年多，就由张道藩把他保释出狱。
顾顺章初到南京时，原拟亲自到上海实施破坏党的罪恶计划。周恩来当即指示陈赓在火车站部署力量，准备等顾顺章一下火车，即把他明正典刑，让他措手不及。但顾顺章深知自己对党犯下的滔天大罪，更清楚我们革命的同志决不会放过他，所以他心怀鬼胎，不敢来上海。
同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通令，通缉顾顺章这个罪大恶极、危害革命的叛徒，号召革命军民将其缉拿归案，给予应得的惩处。
在这场与叛徒顾顺章及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惊涛骇浪里，有赖于大智大勇的钱壮飞、李克农的情报的传送，有赖于党中央的英明果敢，有赖于同志之间互相关怀、团结一致的革命精神，胜利地扑灭了这场灾难，保住了党中央机关，并使地下党在危局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且在短时间内稳定下来，继续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进行工作，创造出一个惊人的历史奇迹。
但是，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三年多来冲破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大部分遭到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无法继续存在，而且在上海也难以存身。李克农、钱壮飞等，相继离开上海，转到中央红色区域。
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的影响
顾顺章叛变后中共的反应
（一）中共中央的反应。中央当即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在陈云协助下，如今中央特科的李克农、陈赓、聂荣臻、李强等举行紧急会议，商定对策，采取应变措施，包括转移中央机关、改变领导人住处、斩断顾顺章已知道的工作线索、改变秘密工作方法、销毁机密文件等。当夜，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陈云连夜派人找了一个印刷厂，出四倍于当时的工钱，在两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一百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的组织，通知他们防范。
（二）掌握顾顺章叛变后，中共情报机关的反应。顾顺章叛变的几封急电，正好被在那里值班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接到。钱壮飞心急如焚，立刻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特快列车从南京赶往上海，找到平时同他单线联系的李克农，请他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但那天不是李克农同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陈赓联系的日子，一时无法找到中共中央。李克农立刻想起同他经常有联系的江苏省委。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找到了江苏省委，也就可以找到中共中央。这时，江苏省委书记已由陈云担任。……李克农找到陈云后，陈云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
（三）中共中央交通局的反应。顾顺章的叛变，使我党长江线的交通联系受到完全破坏。中央交通局的人员（包括吴德峰、连德生、刘蜀夫等同志）凡是顾顺章熟悉的都作了调动，并废止过去的秘密工作方法。由于采取这一紧急措施，才使我们华南交通线没有受到影响，得以安全继续工作。
顾顺章叛变对中共革命的影响
●顾顺章叛变后，对党造成重大威胁，使党的组织和地下机关遭到了重大破坏顾顺章叛变以后，对我党危害甚大。
其一，顾顺章供出了中共驻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使机关遭到破坏，许多同志牺牲。顾顺章供出了中共驻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机关全部遭到破坏，使十多名同志被捕牺牲。顾顺章还以知道中共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的地址为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报告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并且提出因有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官僚急于抢功，没有理睬顾顺章的要求，连续发出六次特急绝密电报，向南京的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报告。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将电报译出后，立即派人连夜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第二天，钱壮飞处理了在南京的一切善后事宜后，立即赶火车赴上海，找到党中央。面对险恶的形势，周恩来在陈云、陈赓、李克农等人协助下，抢在敌人前面，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其二，在顾顺章的告密和指认下，一批被捕的中共党员被害，我党建立的一些机关和特殊关系遭到破坏。
1931年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在顾顺章告密和指认后，被捕一年还未被敌人发觉真实身份的恽代英立即被害。
曾经起过重要作用、隐藏在敌人内部的特情关系杨登瀛，也因顾顺章的出卖而被捕，但杨没有供出任何情况，又因与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有特殊关系，未遭杀害。因顾顺章的叛变，我党在南京的交通机关也遭到破坏，刘杞夫等地下党员被捕。虽然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陈赓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党的骨干都不能继续在白区工作，被迫转移到根据地。
其三，顾顺章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党的组织。
1932年初，顾顺章与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些报纸上大肆刊登，以达到诬蔑周恩来、瓦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力量的反革命目的。我党及时采取措施，散发传单，并在《实报》、《申报》上刊登启事，消除影响
其四: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的人。
据张文反映，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的共产党人有陈庆斋（即胡大海）、胡洪涛、王国栋等。他们多数都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其五:出卖蔡和森。
据穆欣反映，（1931年）这年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这种群众性集会，可能混进坏人，本未安排他（蔡和森）去参加。但他认为会议重要，“我不去不放心”。他决定稍迟一点赴会，近午时分临走时，他对夫人说：“下午1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不幸，“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带着4个特务将他逮捕了。
其六:追捕陈赓。
据穆欣反映，陈赓是1933年3月24日被顾顺章派特务抓捕的。其后顾顺章还到囚禁陈赓的监牢里劝降，派他手下的特务到法庭上指证。
大致统计，顾顺章的叛变导致800多共产党员被捕。据穆欣反映，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在其所著《周恩来传》中，称顾顺章“供出了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和组织的情报，其结果是800多共产党员遭逮捕” 。
影响了中共的历史
顾顺章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大事。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在上海滩上再怎样长袖善舞，再怎样适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离开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