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杨乐谈中国恢复职称三十年

•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到了1977年2月，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1977年2月26日几家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我和张广厚在函数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以下是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搞研究

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58年大跃进时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那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准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邢：“文革”开始以后呢？

杨：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1970年初回来以后，情况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但是，即使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实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能做的。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成为“又红又专”的宣传典型

邢：您还能回忆起对您和张广厚大力宣传的情况吗？

杨：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

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六十多个报告。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5位是搞基础数学的，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一百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

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基础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我和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的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但是很快，就是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简报也就搁置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到了1977年2月，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1977年2月26日几家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我和张广厚在函数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研究没有差距

邢：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

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年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A.C.Offord(相当于科学院的院士)与我们的会见，他是函数论的专家，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身份，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但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还有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1978年春天运作我和张广厚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

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或1978年1月，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邢：“文革”前，数学所的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我和张广厚上世纪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我出访的底线是国外能负责来回机票和相关费用

邢：请您谈谈当时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情况。

杨：科学院的人对胡耀邦比较怀念。1975年他和李昌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几个月，但他们工作非常务实，给科学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形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对这个提纲是很肯定的，但拿到毛泽东那里，毛不表态，总的感觉是他不满意。

1977年初，华国锋并不太同意全面采用邓小平的一些设想和做法，所以并没把胡耀邦派回来，而把方毅派来了。方毅来后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记得1977年3月，方毅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把我和张广厚约去，叫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前他们有所提示，让我们在发言中要充分肯定老科学家的作用。那时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针对“文革”中对老科学家不公正待遇的一次纠正信号吧，表现出上面在对待老科学家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政策调整。

邢：接着就该是恢复职称评定了吧。

杨：当时是一件大事，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职称评定。我们在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职称是不明确的。那时人们也不提职称。我和张广厚1966年没有经过论文答辩，也没有宣布我们毕业，“文革”浩劫就来临了。后来把我们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66年6月。“文革”以后，正式场合要填表时，我们就填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一档。

陈景润1953年厦门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1956年至1957年间才到科学院。1963年他被提到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是80元左右。从1958年到1966年8年当中，除了1963年有部分人调整升过一级工资外，工资再也没有动过。而1952年到1956年差不多每年都会调一级工资。因此，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到1956年工资可达月薪108元那个级别。而1959年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1977年月薪还是56元。近20年没有变化。

1977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条消息，四栏标题，引题：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主标题两行：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等于让我们从研究实习员跳过助理研究员到了副研究员这一级。陈景润跳过副研究员到了研究员这一级。后来，中央还直接批示给十几个人每月50元的津贴，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有。

邢：您提到正研究员是哪一年？

杨：1977年给我们评副研职称时，科学院当时的领导钱三强对我和张广厚比较了解。他知道我们在国外同行中水平是不错的，所以1978年评职称时，钱三强表示应该评我们为正研。但是数学所希望缓一缓，觉得我们两个已经提为副研了，比同龄人高出许多。所里提职称是有比例的，钱三强虽然那么说了，所里还是以此把我们的提升推后了。

为这个事情，我和张广厚还找了一次李昌。我们强调数学所比较特殊，其他所因为有实验人员，基数大，而我们全是研究人员，按相同比例，不大公平。后来李昌在院里也提到，像数学所不应该受比例限制。没有多久，我和张广厚在1979年1月提为正研究员。

1980年，科学院内部要恢复学部委员制度，让老院士像华老这样的人提名选举。那时我还在美国访问，等回来后得到正式通知知道被评为学部委员。

邢：现在的院士有没有另外的待遇？

杨：待遇并不高。国家规定院士一个月补贴200元。两年前科学院有一个文件，意思是院士一个月可以增加1000元钱。但是在外地，可以规定给很高的年薪。有的省给院士3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的省给院士一辆别克轿车。

邢：科学院对院士的住房有什么规定？

杨：科学院规定院士是130平方米。我们现在的住房不够130平方米，科学院要给我们在红楼小区那里扩大一下，我们没有搬。

邢：那您1978年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出国是对方付的钱吗？

杨：对方付相当一部分，科学院出了一部分。

邢：那么多政治局委员画圈，国家也得出点吧。

杨：对。我在科学院长期做数学所所长。数学所那时的经费，除了人员工资，那是比较低的，还要订阅图书和期刊，剩下的钱就很少很少了。如果使用一点钱支持一两个人出国交流还能做得到，但我身为所长，自我约束不能用这个钱。那时，我出去的底线是国外能负责我来回的机票和在那边的费用，否则就不去了。现在条件好多了，一些年轻人一年的科研经费三四十万元并不少见，出去交流用两三万元就容易了。（摘自《中国青年报》 邢小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