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梦见两个陌生人打架:[俄]弗·马卡宁/李冬梅译：老头们和白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13:48:29
老头们和白宫
作者：[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李冬梅译
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傍晚的时候，鳏居的老斯捷潘内奇给儿子瓦西里开了门。瓦西里已经成年，自立门户另过了。瓦西里是和老婆一起来的。瓦西里的老婆打老斯捷潘内奇，瓦西里打老斯捷潘内奇的女朋友。老斯捷潘内奇的女朋友好像叫安娜。经过就是这样，两个小的一进屋就开始打两个老的，两个对两个。
当然都是因为这套房子，这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这对小的对老的什么也没说，动手就打。哪怕是先骂几句或者指责几句再打也不迟啊。但是没有。显然，有时候语言是多余的。还是来真格的，动手打吧。
已经说过了，不用解释，大家心里都明白。瓦西里和他老婆在这关键的战斗时刻考虑的是他们的孩子。老斯捷潘内奇死后，这套房子只能留给他们的孩子，决不能留给别人——那个不久前出现在老斯捷潘内奇生活里的安娜。这个“还年轻”的安娜刚刚年过五十，如果最后她把自己的下半生安排在这套房子里的话，他们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呢！
瓦西里和他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住在一套不大的两室的房子里，老斯捷潘内奇住的房子也是两室，但是这套房子要宽敞得多，而且是一个人住。你住就住吧。你尽管住你的吧，老爸，愿上帝保佑你。瓦西里从来没往外赶过父亲，一句怨言也没说过，老爸，你就住着吧。甚至连拿自己的小房子换父亲的大房子的想法都没有。你就住着吧，老爸。瓦西里过去很爱自己的父亲，现在也一样。但是你想慢慢地把房子给那个娘们，老爸，那就对不起了！
瓦西里打的是安娜，这个他父亲未来的老婆，但他没有用力，也没用拳头，只用巴掌，像玩似的。两只手打的，先啪地一下打在了安娜的左肩上，又啪地一下打在了右肩上。安娜的身体先往右歪了一下，接着又往左歪了一下，被打得像一只小鸟，但她没有飞起来，也没有摔倒，是瓦西里没让她摔倒，因为他用力均匀，左手用了多大的劲，右手也马上用了多大的劲。可瓦西里的老婆打他父亲那可是真打。而且这个女人身体健壮。斯捷潘内奇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青也就青了，最主要的是连脸上也青了。
打完了，这两个小的就走了。当天晚上，被打后，斯捷潘内奇两人往安娜的房子里搬家的时候，一直小心翼翼的，惟恐让哪个邻居无意中看见斯捷潘内奇的脸。等长好了，看见就看见吧。而且老斯捷潘内奇穿得也不怎么样。邻居们要是看见了会怎么想呢？这个独身女人，像个知识分子似的，可现在不知从哪个污水沟里领回来一个流浪汉。准是耐不住寂寞了！现在先让他吃饱，再给他洗洗澡，然后就一起钻到被窝里去了！我们明白，我们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
一切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不管怎么说，这都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没有解释，没有威胁，什么也没有。来了就打，打了就走。现在你们自己琢磨房子的事儿去吧。你们自己想吧。这没什么不明白的，这又不是什么拉格朗日定理。
斯捷潘内奇搬走后，过了一、二天，他终于打开了话匣子。是他主动跟我说的，这是一个老头儿对一个老头儿的倾诉。
“安娜现在当然一步也不肯踏进我的房子了，一分钟也不会再呆了，她说什么也不会再来了……她一想起来这事就哭。”
他还说，连那只狗，就是他家里养的那只小狗莫西卡，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儿子和儿媳妇打他们的时候，它一直在一旁低声尖叫。虽然这只狗不经常看见瓦西里和儿媳妇，但它在家里看见过他们，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它知道他们是自己人。对它来说，这是它的主人们吵架了。它非常害怕。它觉得它也不能幸免，也得等着挨打。如果它真有错的话，它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
“安娜那儿怎么样？房子好吗？”
“一室的，但是挺大。住着还行。”
“那就好，那就不错。”我本来以为就聊到这儿了。
可老斯捷潘内奇还在继续说。就这样了，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他已经搬到安娜那儿去了。那儿能住，但是他在那儿，在安娜那儿，不舒服。那是市中心，那个地方太吵，离白宫很近。
“是吗？”我问。
“对，正是市中心。”
老斯捷潘内奇又接着说，最重要的是房子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桌子，自己的衣柜……已经去世的妻子的照片总是摆放在老地方……他在那儿过了一辈子了。每个墙角旮旯都亲切，每个小东西都熟悉，那盏灯，还有那个挂衣钩……
我理解他，怎么能不理解呢。但是不是斯捷潘内奇想要的太多了？
老斯捷潘内奇甚至哭上了，他只不过是想在自己的家里慢慢衰老，慢慢死去。
“彼得洛维奇，你要理解，我只是想死在自己的家里。”
“我理解，”我温和地附和着说，可心里却不住地叹息：“咳！咳！”
而对斯捷潘内奇的妻子，对新婚的安娜来说，家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都亲切。他的亲戚虽然不好，儿子不是东西，还打了他们，但生活还在继续。只要老头儿好，生活就没问题，而斯捷潘内奇正是一个大好人，所以安娜一大早起来就快乐得像一只小鸟似的，而且还是一只可爱的小鸟。
但对斯捷潘内奇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柜子是别的样子的，还有那张床，不知道哪个男人在上面躺了多少年。墙壁纸都被烟熏黄了，也该换换了。又要换！这最让人心烦。人老了的时候，什么也不想改变了！特别是早晨。早晨的时候，我们的心灵需要宁静。
因为心情郁闷，斯捷潘内奇那天早晨连茶都没喝。为了避免因为什么小事引起不快，他一大早就一个人出来散步了（好离开那些他还不习惯的椅子和陌生的小地毯）。“我出去走走，”他对安娜说。他好像是要去看看这个新地方，熟悉熟悉这条街上的各个路口。他自顾自地走着。因为这条街正在市中心，斯捷潘内奇就来到了白宫附近。而且正是那一天。
他从坦克旁边走了过去。外围的封锁线刚刚开始布置。从桥上过来的大兵、坦克已经准备开火了。有坦克！一定是要出大事了！等他从桥上拐到左边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天哪！那有一大群老头儿。好大一群啊！有几百人。他们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
斯捷潘内奇在这群须发苍白的老头儿们中间挤来挤去，但他对他们聚在这儿一点也不惊讶。也许他觉得，这里需要这群老头儿。正是因为需要，所以这些“老蒲公英们”才来！来就来吧，就让他们在这儿吧。这种罕见的情景，这群偶然从桥左边聚到白宫附近的老头儿们为什么而来，斯捷潘内奇那天不知道，后来也说不清。而且他自己也站在那儿了，和他们紧挨着。
他们什么目的也没有，他说。真的什么目的也没有。他们不过就是站在那儿，看看热闹而已。没举标语，没喊口号（没抗议，也没支持）。他们不过就是一群老头儿。他们在那儿站了很长时间。坦克对准白宫开火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站着。看炮弹怎么飞出去。有几个懂行的老头儿还给别的老头儿讲，在瞄准目标的情况下，弹道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
那儿的老头儿们有的比斯捷潘内奇年龄大，有的比斯捷潘内奇年龄小，还年轻。一个挨着斯捷潘内奇站着的老头儿在跟另一个老头儿（也许是跟自己）讲他每次是怎么小心翼翼地用他那点退休金。他津津有味地讲着那点钱都买什么了，讲得详详细细，一样一样地讲。坦克还在射击，他也一直在讲，讲他在哪儿买的什么，什么价钱。既不抱怨，也不诉苦。他只是不停地倒着脚，听他讲的那些人也倒着脚，因为老头儿们不能长时间站着讲话，但这儿又没地方可坐。
因为这些老头儿们的腿都没劲了，不停地倒着脚，所以斯捷潘内奇觉得，老头儿们晃动的头像起起伏伏的白色浪花。
如果说斯捷潘内奇结识的女人五十岁还年轻的话，伊利亚·瓦西里伊奇找的女人更年轻，这个叫然诺奇卡的女人才四十岁。这个年龄正当年，正是好时候，说真的，多多少少，还有点生猛。
早就死了妻子的伊利亚·瓦西里伊奇准备结婚了，孩子们也通知了，还买了一件新上衣。可他的大儿子和他老婆，也就是伊利亚·瓦西里伊奇的儿媳妇突然来了，他们突然跑到他郊外这个别墅来了。伊利亚·瓦西里伊奇长年住在郊外，他在市内的房子早就给他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小儿子了（他的小儿子混得不怎么样），所以，伊利亚·瓦西里伊奇现在所有的一切就是郊外的这个别墅了。
现在，这个旧别墅突然成了争抢的目标。不，不对，他们可没走极端，没动手，也没打。问题就解决了。那个才四十岁、模样姣好的然娜，在这个家里她是个外人，当然被吓着了，马上就钻进厨房里去了，去做吃的去了，而且临走时还想到（也是因为害怕）把儿媳妇也拉去了。我们去做吃的，你们男人商量吧。我们给你们男人做吃的。还要多做点！
这事我们这个小村子都知道。儿子没打父亲，没发生那种事。他只是走到父亲眼前，离父亲很近很近，然后对他说：
“你还想结婚？我让你结婚！”
接着又用一根手指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伊利亚·瓦西里伊奇马上就不知所措了。
他们两个继续站在那儿，目视着对方。儿子还像个亲人，像个儿子似的给父亲解释了这个动作。他告诉自己的老父亲，甚至可以说是很温柔地告诉自己的父亲：老爸，不管你是跟然娜，还是安娜，还是马丽安娜，你跟谁过到死都行，哪怕是你跟三个人一起过呢，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不要注册，不要登记。你要是登记结婚，这个房子就会被烧掉。你登记结婚会让我们大家都不好过。你只要不登记，跟贞德过都行。
他就像儿子跟父亲开玩笑似的说着。他老婆，伊利亚·瓦西里伊奇的儿媳妇，也从厨房里（她是被拉到那儿去的）出来了，来听他们谈话。她静静地站在镜子前，轻轻地抚摩着脸上的一个小粉刺。她可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没参与两个男人之间这段已经接近尾声的谈话。她静静地站着，望着自己，是在看自己长得怎么样？不知道她站在镜子前望着自己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这两个小的走了。
然娜可真没少准备吃的，准备了一大堆，但她自己一口也没吃。她一直没说话，好像突然失语了。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晚上，她哭了。伊利亚·瓦西里伊奇除了吃还是吃，吃然娜做的吃的，吃得很香。然娜的手艺真棒！第四天然娜就和他告别，走了，彻底走了。她告诉伊利亚·瓦西里伊奇，她是指望着他们能登记结婚，以后别墅能留给她，尽管这个别墅不值什么……她打算侍侯他十年、十五年，给他洗一辈子衣服，一直到死。但是，她把半辈子都给了他，她也希望能得到一点奖赏，哪怕是一点点。
家里就剩下伊利亚·瓦西里伊奇一个人了，他一整天都在默默地跟大家说话，跟匆匆忙忙离去的然娜，跟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还有，跟那个混得很成功，但却不允许他结婚的大儿子。他的大儿子是那么不理解生活。
伊利亚·瓦西里伊奇也和儿媳妇谈了（也是在心里），就好像她还一直站在镜子前，还在那儿抚摩着那个小粉刺一样。
老头儿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了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他自己对自己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就动身来到了莫斯科。伊利亚·瓦西里伊奇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也来到了市中心。他感到空气中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他走啊走，好像前边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据后来他自己说，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吸引着他往市中心走……直到走到人群中，他才停下来。他往四周一看，发现都是老头儿，没有二百，至少也有一百多，大家都不说话，目视着一个方向。
老头们注视着白宫，注视着那些炮口已经微微抬起对准了白宫的坦克。
这是一个温暖的秋日，有一个老头儿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针织帽，还有几个老头儿戴着老式的呢帽。但大多数老头儿光着头，露着满头白发。“一群老蒲公英，”伊利亚·瓦西里伊奇脑子里一闪。他甚至有点惊讶，怎么周围都是老头儿！这些老家伙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来干什么？他也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噢，我的头发也白了……
他突然笑了起来，可能这儿的每一个老头儿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自己还年轻，可周围为什么都是老头儿呢。
关于这群老头儿为什么聚在这儿，后来有一种解释（在一份报纸上）是这样的：如果提起1991年莫斯科市中心的各个广场，首先到那儿的是年轻人。1991年，一群年轻人吵吵嚷嚷地钻到了坦克下面。那是一群愤怒的、英俊的年青人！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充满生机、朝气蓬勃的脸庞。但是，1993年，最先出来围观的是老头儿们。
1993年的那一天，街上的人群后来当然渐渐混杂了，年龄不一，身份不同，但最先来的，还是这些老头儿。不管怎么说，先来的是我们，是我们这群“老蒲公英”。这和1991年扯平了（1991年有一个政权被摧毁了，1993年这个政权又卷土重来了）。这个又苏醒过来了的政权让老头儿们紧张，让老头儿们不安！这一点报纸大概猜对了。这些老头儿们，真了不起，怎么也不肯按时死去！
但是，关于我们那份迟到的虚荣，报纸说得不对，我们根本就没想“最后一次”（报纸上就是使用的这个词）载入史册。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们这些老头子根本就不再奢望什么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早就把那份虚荣心都吃了，用自己的牙齿，就着那些在地窖里发芽变色了的土豆。我们已经没用了。我们该进坟墓了。还说什么是事先商量好的……我们不过就是从自己的窝里爬出来就来了。我们自己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还不合时宜地顶着过了时的呢帽，戴着怪模怪样的针织帽。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一些行为、一些天气变化是我们不知道的，你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老头儿们就是来看看这些轰鸣的大炮，看看白宫被炮弹打得发黑了的墙，看看射击，看看流血……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我们就是来站一站，我们就是为了什么也弄不明白而来的！
在白宫封锁线周围，桥左边，这二百个晃动的“蒲公英”（老头儿们站着，摇晃着。）我是从汽车里看见的。是碰巧了。
车接近白宫的时候（达莎开的车），我们加快了速度，但是我还是看见他们了。我发现了他们，心里一阵发紧：那儿都是老头儿！那也应该有我一个位置。我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发现了一个缝隙，一小块空地。但站不下我。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儿还有我一块小小的地方……”我要和他们在一起！我要和他们在一起！我也是个白发苍苍的傻瓜。我还在这二百个老头儿中认出了伊利亚·瓦西里伊奇，那真的是他吗？
我在这辆拐来拐去的汽车里，坐立不安，我甚至像个傻瓜似的往外冲了一下，难道冲不出去吗？
“彼得·彼得洛维奇，你别扭来扭去的。别害怕。”达莎厉声说道。
老头儿看见坦克了，害怕了，她就是这么认为的。老头子们每次都被低估了存在的价值，甚至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在遥远的童年。
我一次又一次回头看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不该离开他们。这么做不对，这么做不诚实，这么做可耻。我坐在那儿，不停地从座位上欠起身来，我的心渴望和他们在一起。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坐立不安，但心里越来越清楚，我和他们擦肩而过了，我从他们身边急驰而去了！我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事情只能这样了，因为我来这儿也没和任何人事先商量过，也没和什么人串通过。我也是被吸引来的。这也是个谜。虽然是擦肩而过，但我总算是到过那些莫名其妙的老头儿们站过的（还停着坦克的）地方了。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是这样：老斯捷潘内奇和五十岁的少妇走到了一起，他很明智。老伊利亚·瓦西里伊奇想娶四十岁的女人，也还可以。可老傻瓜彼得·彼得洛维奇却（毫无希望地）喜欢上了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她也就二十一岁多一点，我猜）……她叫达莎。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这件事。只要她对我挥一挥手指，就一个小手指头，甚至指尖，我就准备为她奉献一切。
这不，她刚一挥手，我立刻就钻进了汽车（她已经在方向盘后坐着了）。至于她找我干什么，我们要去哪儿，我根本就没想过要问她。可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那儿，白宫。达莎在那儿有几个小朋友，是几个刚在那儿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她的父亲——那个著名的N，也在白宫里工作。作为经济学家，N得到了各派政治人物的赏识，威望极高，才华出众，是个真正的大人物。他们家的别墅是我们那个小村子里最好的别墅（我确信那绝不是他们家唯一的别墅），还有汽车，就是我现在和达莎坐的这辆（我确信这也不是他们家唯一的一辆豪华车）。
在九、十年级读书的时候，达莎只是说她来白宫找N，后来则公开说她来白宫看望她爸爸。大家都认识了这个漂亮的姑娘，都很宠爱她。这个漂亮姑娘可以在楼上楼下随便逛——跑跑跳跳，调调皮什么的。（因此，她现在一点也不害怕，熟悉这里的每条走廊和办公室。）白宫里有上千个官员和各种各样的职员。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几个达莎认识的年轻人也在这里工作，他们经常抽空在一起吸毒。追求时尚嘛。都被宠坏了！
达莎就是来取毒品的。她的毒瘾上来了，身体已经感觉不舒服了。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只是跟她在一起而已。我还记得，我坐在车上的时候是那么兴奋（能不兴奋吗！和一个瘾君子在一起！）一个老头子要是和年轻的女人搅和在一起，总有一天会倒霉的。
对达莎来说，一个老头子简直就是个累赘，应该尽快把他甩了。
“怎么，爷爷，你还没害怕哪？”她心情愉快地问道（语气中不禁流露出那种希望尽快拿到毒品的紧张和迫切）。
她真急了！我们刚一接近白宫，她立刻就扔下汽车，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去，这时白宫的封锁线还没有完全形成。达莎勇敢地朝着那群士兵冲了过去。她紧紧地抓着我的一只手，好像是在拉着我走。
她连拖带拽，就好像我是个瘸子，或者根本就不会自己走路似的。我们直奔白宫大楼。路上有两次她还对迎面过来的带肩章的人大喊：“我们是从市政府来的！”“我们是从市政府来的！”她的语气严厉，步履执着。可我自己能走，我不是病人！我想挣开，可她像只猫似的紧紧地抓着我，又像猫似的对我低声狠狠地说：“嘘，爷爷！你再挣来挣去的，咱们会被抓住的。嘘！嘘！”
我只好和她一起走，因为我想和她在一起。我当时还不是特别明白，她是拿我当掩护，好让她能顺利地进去。而且当时路上产生的那个念头还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我眼前还是那块站满老头儿的空地，那些“老蒲公英”，他们就站在封锁线那儿，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伊利亚·瓦西里伊奇在那儿吗？或者这是我的幻觉？
达莎还是老一套：“我们从市政府来的！我们从市政府来的！”她领着我这个“重要的老头子”继续往白宫里走。
“老实点儿。别挣来挣去的，爷爷。”达莎说，“我们已经进来了。”
我不再挣了。我是个痴情的老头子！
在白宫里面，我们挤进了一群威风凛凛的议员堆里。电已经没了。只亮着几盏小小的应急灯。另外还有一些人。这是一个由一群行行色色、慷慨激昂的人组成的反对叶利钦的小派别。有些人手里还拿着冲锋枪。达莎迅速从人群中径直穿了过去。她非常清楚自己为何而来。我呢，也很怕落在后面。
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从楼上下来了。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儿，可她怎么在人群中找到她要找的人呢？那个人在这儿吗？达莎是要找这里的理发师斯拉维卡和微机管理员米什卡取毒品（她的毒品藏在他们那儿）。但她问过的人谁也不认识米什卡，斯拉维卡也很长时间没露面了，那些人回答的语气都很粗鲁。
达莎决定自己去找。她的眼神已经迷乱。她开始沿着楼梯往上跑，往已经空空如也的楼上跑。我呢，当然是跟她在一起了，我跟在她后面跑。我们，用那句话说，真幸运。就在我们往上跑的时候，炮击开始了。
第一次排射的炮弹好像就在我左耳边爆炸了，紧接着整个大楼都颤抖了，脚下的地板开始颤动，开始发滑。我摔倒了，站起来，又摔倒了。但是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并没能阻挡达莎的脚步，她根本就没当一回事！她满不在乎地在一个楼层上跑着，逐个钻进那些已经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达莎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现我。她现在还要我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她跑得那么敏捷。不知道在哪儿（我记不清是在哪儿了），我还把膝盖碰伤了。
楼上各层早已人去屋空，空荡荡的。偶尔走廊里会出现个迷路的家伙，达莎就赶紧跑过去打听。达莎东一头西一头地跑着。我们两个看上去都像精神不正常了。下面那些坦克还在迫不及待地朝白宫开炮，排射一阵接着一阵。
她重点寻找那个微机管理员米什卡，这个多面手可能就藏在八楼或者九楼（可能他给她留下什么痕迹了）。达莎边走（是跑）边想起一个小房间，那儿通常有三四个职员在办公，米什卡也在那儿值班。达莎直奔那个小房间而去，去找米什卡，去找他藏起来的东西。（小房间里已经空了，一个人也没有。）我在九楼追上她的时候，她正在那个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翻着一张又大又重的桌子，她把抽屉都抽了出来，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到了桌面上。为了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她把那些光盘、分线盒、插排、一捆一捆的电线扔得到处都是，还有那些电脑配件、软盘、调制解调器什么的也都扔了出来……一点也不客气。她真是给惯坏了！
“咱们自己找？”我走近她问。
她回过头来说：
“爷爷，你知道找什么吗？你傻呀？走开。”
她继续搜，她在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有目的、有选择地翻弄着。我发现她对那些纸包、纸袋、信封格外注意。纸包马上就撕开，纸袋和信封里的东西立刻都倒在桌子上。
我走到窗前。玻璃当然早就没了。微风吹到脸上。我看到了下面封锁线外的情景：人群小小的，坦克也小小的，像玩具似的。
“你过来看看！”我说。“坦克还没熄火呢。还能再开炮吗？”
“你想呢？”
我用不着想了，我已经看见了，坦克的炮口正对着我呢，现在只不过是暂停，所以才没开炮。
达莎朝我大喊：
“下去，下去！往下跑，笨蛋！从右面楼梯跑。”
我还站在窗户旁，心里一点也不害怕。我真高兴我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下面那些昆虫似的小人和蟑螂似的坦克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许，我这个老头子现在的勇敢是因为我累了。本来嘛，我沿着台阶又跑又跳的，年龄不饶人啊，我现在累得顾不上害怕了！而且，我多半是因为震伤了才这么勇敢。我已经感觉到我被震伤了。
一提起震伤，我又立刻对自己愚蠢地笑了笑。这不是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新意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台阶上停留时飞过来的那颗炸弹和随后发生的爆炸。当时的感觉是这样：旁边的那面墙开始慢慢地倾斜，但没倒下去，我也没倒。我和那面墙只是来回晃，东倒西歪的。眼前瞬间变白了，就像面对着一张白纸。
脚下还突然出现一堆砖头，暗红色的，不知道是从侧面的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还有耳朵。我耳朵里有些发痒。我用手指伸进去一摸，手指上有一滴血。一小滴！呸！为了新俄罗斯，我也总算是流血了！我的心情随之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我像个醉鬼，像个迷路的傻瓜似的，摇摇晃晃地跑着，但心里高兴。我跑进了一个空办公室，踩到了地上的碎玻璃，这些从窗户上掉下来的碎玻璃无声无息地散落在地上，像一片片静静的水洼。
达莎呢，我看见她刚奔到窗户前就大叫了一声，紧接着往后一仰，差点没坐在地上。又大又宽的窗帘被风鼓起来落在她身上。我走过去看，到底是什么把她吓着了。可我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只是桥上那些坦克还在对着这边。
这是不是幻觉？突然，我从窗户往下看，远远地看见他们了。我确信我是看见他们了。看见那些老头儿们了。那群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们。而且我还看见了彼得·伊万内奇（但这我不敢肯定），我的老朋友。
“他们都在那儿，达莎！他们就站在坦克后面，他们在等我。”
达莎立刻火了：
“爷爷，离开窗户！”
我还站在那儿。我被震傻了！我歪着嘴，用一只手捂着嗡嗡作响的耳朵。
“彼得·伊万内奇怎么也来了，他是咱们村的。他就在那儿！就在那儿！你不是也认识彼得·伊万内奇嘛！”
“认识。他是个大傻瓜。”
我还继续看着那些老头儿。达莎拽着我的袖子把我从窗前拉开了。窗户上的薄纱窗帘被风吹得飘来飘去的。
又是一阵巨响。那声音大得让人无法相信。墙被炸裂的声音冲进了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嘴，我觉得我也变成了一个轰轰作响的怪物。我的四肢也好像没了似的。
达莎哪，她没怎么样。她还好好的，胳膊、腿都没缺，而且还用一只手把我从窗前拖开了。我这个老蠢货、笨蛋！
浓烟四起。灰白色的粉尘在周围扩散开来，就像下了一场大雾。达莎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大概又钻到哪个办公室去了。正在什么地方翻桌子抽屉，找她要找的东西呢）。
我还站在长长的、空空的走廊里。整栋大楼被炸得轰轰作响，不停地颤抖。
她还是没找到。现在她那两只眼睛、瞳孔让人看着都害怕！就在这次扫射的时候，毒瘾也开始折磨她了。我当时就在旁边。她丑态百出，脸上肌肉不停地痉挛。痛苦中，她有肉欲，有愚蠢的诱惑动作，还有其它一些吓人的举动：咬嘴唇，尖叫，腹股沟剧烈地颤抖。这些女人的本能都展示在了我的眼前。炸弹爆炸的地方离我们非常近，达莎有两次全身都颠了起来。她双手着地爬到一块棋盘状的地毯下面。“不！不！”我机械地对她大喊，想阻止她。
被震傻了的我坐在达莎旁边，我（很投入很兴奋地）幻想着这应该拍一部电影。对，对，这个电影中要有这样情节……在我的号召下，老头儿们热情高涨（他们肯定从没想过，他们暗淡的生活有一天会变成电影），我也一样兴奋不已……我幻想着，要是把现在发生的一切拍成电影给这些小年轻，给这些糊涂的下一代看看多好啊。这该是一部多么精彩的电影！外面正对着白宫开炮，（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炸弹轰轰作响，走廊里到处都是砖头……又是一声巨响，窗户上的玻璃哗哗地落了下来，而在这个小办公室的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痛苦地呻吟。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正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她的毒瘾发作了。
仿佛这就是年轻漂亮的新俄罗斯正在饱受永恒的毒瘾的折磨，当然了，这毒瘾就是极权主义。毒瘾也罢，电影也罢。可在少女旁边的却是一个老家伙，而这个老家伙想，年老的我是老俄罗斯，我不反对新俄罗斯，一点也不反对。但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只能用杯子里的一点点水润润她的唇，一滴！一滴！像一个老人在用枯干的手举着杯子举行宗教仪式似的。你看？这个仪式搞得怎么样？
这个被震傻了的老头儿笑了。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笑，甚至还很让人扫兴地哼了一声。我这个老头子觉得很幸运，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在这个电影里出现了，留在这个电影里了，尽管是个没有台词的配角，尽管是个群众演员。
炮弹一颗又一颗地爆炸，排射一阵又一阵。可我一点也不在乎，像在棉花糖中，我和达莎坐在一起，幸福地感受着自己的震伤，面带微笑地继续想象着我的这部电影的情节。这一切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炮击停止后，达莎的痛苦还在继续。已经傍晚了，在那块棋盘状的地毯上，达莎折腾得死去活来！她尖叫着，整个身体不停地往地板上摔打着。直到深夜，她才在那块半展开的棋盘格地毯上真正安静下来。我一生中见过无数次酒鬼，看够了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遇到过许多年迈痴呆的老年人，还亲眼目睹过注射吗啡上瘾的瘾君子。但是吸毒成瘾的年轻姑娘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我才得知，是沙菲片和白粉害了她，她一时糊涂……这个夜里，我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经受了怎样的折磨。“呜——呜！哇——哇！”她叫得声嘶力竭。真是太漂亮了！
毒瘾发作、毒瘾、毒品，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这都是后来的事，这都是下一代人的事。因此我不知道，我应该帮她干点什么。但是老年人头脑里总有一种防火意识和冲动，正因为如此，所以总是先想到水。我急忙去找水。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一个水杯，是在一张桌子上。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空办公室，那里有一个托盘，一个长颈玻璃瓶和几只杯子。我冲了进去，找到了！我抓起那只长颈玻璃瓶，跑到了卫生间。卫生间我也知道在哪儿。我由卫生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还算幸运，水龙头里流出了细细的水流，断断续续的。灯光早就没有了。水流虽然断断续续，但毕竟是在流。
我试着把水举到达莎唇边时，她差点把玻璃杯咬碎，她的牙齿把杯子敲得咯咯直响，一、二，喝……
她终于睡着了，在夜里三点的时候。我又去弄了一次水（以备夜用）。我拿着瓶子在空空荡荡、残垣断壁的走廊里走着。走廊里有几盏应急灯。
我走着，脚不时地踢到翘起来的地板块，一块接一块，都是无意的。有一块地板滑了出去，飞到了前边很远的地方。突然，我听到前边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对面有人走过来了。
朦胧中出现了一个推着小
我佩服她。但又突然很不客气地问她出来干什么！她可真会找时间！
“他们吩咐我来的。”她像鸭子似的短短地叫了一声，语气相当镇定。
我又说：
“外面开炮呢！刚刚扫射完。怎么，你这个老家伙聋了吗？”
她又嘎嘎地叫了一声，更短：
“关我什么事！”
她推着她那辆载着历史的小车继续往前走。
那辆装满各种各样表格的软轮小车推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抓住了车沿。
“达莎在哪儿？”我问。我问得非常突然，像被震傻了似的。
老太太回答：
“谁？啊，在那儿，往前走。”
“那儿是哪儿？”
“你能找到。”
这个出来收集被历史淘汰的人名的又老又丑的女人，用瘦骨嶙峋的手和下巴一起指了指走廊深处一个半明半暗的地方。
“在哪儿？哪儿？”显然，是我抓紧了她的车，老太太推开了我的手。这个老太太还挺有劲。
“别打扰我！”她火了，甚至还往旁边吐了口唾沫，然后又继续朝黑洞洞的走廊里走去。
黑暗瞬间把老太太吞噬了，因为这时灯灭了，又传来一声巨响，但不是炮弹爆炸的声音，而是被击中的墙倒塌的声音。墙是自己倒的，但声音震耳欲聋，像排射似的，而且还带着一个巨大的回声。老太太就这样在黑洞洞的走廊里消失了。她走了，推着她那辆小车。
达莎还睡着。现在还是深夜。我在旁边坐着。这时，我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念头。
那些老头儿们，那些“老蒲公英”还没从我脑子里消失，我和达莎坐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去的时候，他们站在那儿，站在白宫旁边，站在开火的坦克旁边，他们在期待着什么，是在期待自己的生活中会出现什么新变化吗？这些老头儿们现在还站在那儿吗？一直站到深夜吗？他们还在等待吗？
这时周围彻底静下来了。这正是我这个老头子思考的好时光。楼里没有了脚步声，也没有了喊叫声，一片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如果我现在能在黑暗中看见他们（从窗户里？），我要向他们挥挥手，我要告诉他们：这里一切正常，一切都解决了。我还要对他们大声喊出我现在的想法，老头子们，这里什么新俄罗斯也不会诞生。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就在里面，就在心脏部位，那个推
什么炮轰，什么断壁残垣、脚下的碎玻璃、还有电梯旁那个被打死的家伙（他坐在那儿，双脚叉开，像个“V”字），什么鲜血，什么死人、伤者，这没什么，老头子们，这根本不算什么，这不过就是一个新政权在产生，一个新政权在苏醒。这不是新俄罗斯，只不过是一个新政权而已。就这么回事。没什么特别的，老头子们。这种事常有。这种事时不时地就会发生。
这不过就是恐吓。没有什么不同寻常。
我得告诉他们，万一他们还在那儿呢，他们当然还在那儿呢！我异常紧张兴奋。我鬓角的动脉都隆起来了（我甚至不用手摸那弯弯曲曲的血管都能感觉到）。我暂时离开了熟睡的达莎。她的呼吸已经均匀了。我沿着楼梯往上走，经过好像两层楼，来到了楼顶。
这个城市就在我的脚下，但看上去很远。而下面，白宫附近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清。我正处在紧张亢奋之中，我一个人带着我那个非同寻常的想法站在楼顶上。呜呼，我谁也看不见。可他们看见了我。探照灯把我照得通亮。
据说，我在上面还撒了一泡尿。这没什么，我自己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件事。我不过是像其他老头儿们那样突然感到了有这个生理需要。我就从上面往下撒了。其它的什么也没想。根本就不是想嘲弄什么。我当时满脑子都是那个非同寻常、突如其来的想法，我哪儿还顾得上嘲弄什么！可我没能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我沮丧极了。我没喊出来！我一直在思考着那些老头儿们，思考着整个那一代人。我就是为了他们才有了这个想法，不，是为了我们（别再折腾了。我们的尝试够多了！就让我们的余生过得轻松点吧）。年轻人，让他们去适应新政权吧，让他们去接受锻炼吧。或者，像我们说的那样，让他们去为一次次政权的更迭而兴高采烈、逍遥自在吧……等等，等等。可老头儿们在哪儿呢……如果我的想法不能告诉他们，那该多遗憾啊！那这个想法还有什么意义呢！
达莎毒瘾最后一次发作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更凶。她的呻吟声和叫喊声响彻了整个走廊和这个空无一人的楼层，回声在那些办公室里飘来飘去。这可是一曲回荡在白宫里的雅歌……但后来她总算是睡着了，睡着前还上气不接下气地喝了几口瓶子里的水，才终于平静了下来。
早晨的时候，达莎的脸色很不好，惨白惨白的，但是人已经正常了。这时候的她可真漂亮！
“爷爷！你可真行。你救了我。谢谢你，太谢谢了。应该让我们站起来了，爷爷。咱们该离开这儿了，是不是？”
她唧唧喳喳地像只小鸟。
可我饿了，已经是清晨了。我又在这层楼上四处寻找冰箱，看看能不能有点什么吃的。还真找到了。有一个小办公室里正好有一个小冰箱。里面有面包和奶酪。
在电梯旁，我又看到了那个被打死的家伙。他坐在地板上，后背靠着电梯门。双腿叉开，成拉丁字母“V”形。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可以把他编成一道竞猜题！而且血从他嘴里流出来的形状也不够经典。他的血不是从嘴角流出来的，也没有形成花结的样子。他的血像鼻涕似的流到了下巴上，这让我想起了遥远的童年时一个小男孩儿被打出血的鼻子。
死人就死人吧。就让他死了吧……我边看着他，边嚼着面包。我已经老了。我饿坏了。
走廊里微微发亮了。有一
我边走边咬着面包，远处又传来了达莎的呻吟声，又像是央求声。好像她在喊，让我别在路上把面包吃光了。但原来不是这么回事，是她醒过来了，完全清醒过来了。她是在为早晨的到来而高兴呢。她真像一只早起的鸟啊！
这时，这只早起的鸟唧唧喳喳地说：
“爷爷，快打起精神来吧！咱们溜出去。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
达莎边从被打碎的窗户里往外看，边用手指着那些垂头丧气、举手投降的白宫保卫者们。
我和达莎吃完东西就追了上去，随他们一起溜出了白宫。
在街上，我和达莎分道扬镳了。她坐车走了。我步行。我想去找那些老头儿们。
那些老头儿们不知哪儿去了。我在桥边徘徊着，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站在那个我要找的地方了。就是这个地方。我来了。我到了，我已经站在这里了。可那些提心吊胆、惊慌失措、又脏又破的白发老头儿们不知为什么不见了。他们走了……只剩下了这块空地。“老蒲公英们”到底在哪里啊？周围当然还有其他人。人还很多，都是来看热闹的。这些偶然出现在这里的人取代了他们，不，是取代了我们，取代了老头子们。
这些跑来取代我们的人在我眼里就是一群混蛋，一群败类。这些人才是战争的胜利者。胜利者从来不是那些开枪射击的人，更不是那些击中目标的人。现在这里聚集的就是一群好奇心强、喜欢凑热闹（如果能得手的话，也喜欢抢劫）的动物。他们站在那儿，看着白宫……白宫已经被昨天的大炮轰得千疮百孔，脏得惨不忍睹！墙上那大片大片的烟黑异常抢眼！那可是这场没有打起来的战争留下的硝烟！
一缕淡淡的清烟从一扇窗户里袅袅升起（这才显得结局完美）。
我呢，最后跑来的这个小老头儿，在这个和我年龄迥异的人群中东张西望，像一只小虫子似的前钻后跳。是这里！就是这儿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曾站过一个老头儿。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些摇摇晃晃、白发苍苍的“老蒲公英”原来就站在这里。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我的目光还在搜寻着他们。他们来过这儿，就是这儿。我发誓，他们真的来过。
我懊悔不已，我来晚了一会儿。我在人群中四处张望，苦苦地找寻着他们，像个傻瓜似的伸着酸痛的脖子，心里还默默地对已经离去的他们一遍遍地重复：“哎，怪老头儿们，我在这儿呢。我和你们在一起呢！”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1937年生于奥尔斯克。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1965年，以处女作《直线》一举成名。马卡宁至今共出版过20多部小说，比较有影响的有：《没爹的孩子》（1971）、《男兵和女兵》（1971）、《克留恰耶夫和阿里姆什金》（1977）、《在大城市》（1980）、《先知》（1983）、《太阳底下的地方》（1984）、《跟不上的人》（1988）、《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1993）、《高加索俘虏》（1997）、《出入孔》（1998）、《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远去的爱情故事》（2000）、《命运线和生命线》（2001）、《女人们》（2005）等。获得过多种文学奖，如布克奖（1992）、杰普菲拉基金会普希金奖（德国，1998）、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金的文学艺术奖（1999）、笔会奖（意大利，1999）、《新世界》杂志奖（1995，2002）、《旗》杂志奖（2000）等。马卡宁的作品已经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波兰文、法文、瑞典文、日文等多种语言。
中国文学界对马卡宁也非常熟悉。国内已翻译出版了马卡宁的多部作品，如：小说《路漫漫》，《审讯桌》（漓江出版社），《出入孔》，《一男一女》（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马卡宁是俄罗斯当代文坛最有声望、最有实力的作家之一。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迁，个人命运发生怎样的变化，马卡宁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想，从不放弃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思考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动荡和制度的变迁，把作家们无情地抛向了市场。每一位作家都不得不接受考验，重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存方式，很多作家创作转向。但马卡宁初衷不改，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创作追求，远离政治斗争，不参加任何组织，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写作，如实地记录俄罗斯民族在这一沧海桑田巨变中的生存景观和心灵轨迹。
在很多作家忙于娱乐读者、消遣受众的时候，马卡宁仍执著于对社会的责任，专注于对文学的探索。阅读马卡宁，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位俄罗斯作家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独立民主的精神和他关注普通人命运的人道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