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气息论坛官网:《淮南子》注解

 

《淮南子》评价

《淮南子》一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历代名家多有论述，宋代史论家高似孙在其所著《子略》中评论道：“淮南，天下奇才也！《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出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 《玉杯》《繁露》之书。”近人梁启超也说：“ 《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高品位的思想和学术精品，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过程中，由于儒家文化的独尊，长期受到了冷遇。综观《淮南子》的古今注释，古注中只有东汉的高诱、许慎两家。许慎的注本在《唐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记载，可见当时便已散佚。自东汉以后，直到宋代，在我国文化史上一直没有专门研究、整理《淮南子》的著述问世。到明代，著名学者归有光、焦竑等才为该书写评作注，然而在当时也是曲高和寡，反应者寥寥无几。清代兴起考据之学，学者们渐渐注意到《淮南子》这部重要典籍。许多著名的考据家如庄逵吉、高邮王氏父子、俞樾、陶方琦、孙诒让等人都对此书做过艰苦的校勘工作，经过他们的校勘考订，《淮南子》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错误得到修正。民国年间，著名学者刘文典吸收了清人的考证成果，撰著《淮南鸿烈集解》。此书考证翔实，解释精审，汇集各家之长，对《淮南子》作了全面的诠释和考辨。

    近年来，《准南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日益引起学者的注意，牟钟鉴教授撰著《 < 吕氏春秋 > 与 < 淮南子 > 思想研究》一书，系统地对两书的思想做了比较研究，并呼吁学术界加强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研究。胡适曾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子》又集道家的大成。”

    《淮南子》一书适应西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以道家为宗领，对先秦的学术做了最后一次总结。它兼采各家学说，以道家为统领，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它的产生充分反映了西汉前期开明的学术空气和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在此之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学说做为官方的学术，限制其他学派的发展。这一举动，使得汉代的学术思想陷入狭隘沉滞的境地。陈陈相因，比同演述，思想无创见、学术无新意是汉代经学的一个主要特点。

    《淮南子》一书体系博大，思想深邃，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为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书中的许多观点，既考虑了前人的立说，又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首先，《淮南子》在哲学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等篇对“道论”做了系统的阐述，其“道论”既继承了老子、庄子等先秦道家关于“道”的思想，又在许多方面加深了对“道”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道本论与创生论区分开来。道本论讨论道的存在状态及运行过程，类似于哲学上的本体论；而创生论则讨论天地万物的起源及演化过程，这类似于本源论。这种区分反映了古代哲学思维的深入，表明哲学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淮南子》一书 在有些方面还修正了先秦道家的观点。例如在对“无为”思想的看法中，作者批评了先秦道家消极无为的思想：“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象’吾以为不然” （ 《修务训》）。作者历考神农、尧、舜、禹、汤的功业，指出人类社会正是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不断取得发展的，假如束手无为，四肢不动，要想建立功业、维持生存，是不可能的。据此，作者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推自然这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匆伐，功立而名弗有” （ 《修务训》），认为无为指的是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办事，不居功自傲、自矜自夸。这种解释纠正了老子、庄子 “无为”思想的一些消极倾向，使道家的无为思想具有更加积极进取的特性。

    《淮南子》还系统地讨论了形神关系问题，第一次对形、气、神三者的关系做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 “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的观点，指出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观点后来被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所继承，对形神关系做了更科学的论述。

    《淮南子》对战争的论述也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兵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秦的军事家如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子等都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而《淮南子》则对这些丰富的思想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种总结表现在许多方面。书中专设《兵略》一篇来讨论有关战争的问题，对战争的起源、作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自身的规律、兵道与大道的关系，以及各种战术原则乃至将帅的素质等等都做了专门论述。作者认为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上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 “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用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为己用，所得者鲜矣”（ 《兵略训》）。并指出兵有三势、二权，将军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素质。这些观点综合了先秦兵家的有关论述，而统之于“太上之道”。将兵道与大道贯通一体，是《淮南子》总结先秦兵家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也与此书的整体倾向相互呼应。

    对神话传说的记述，是《淮南子》一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淮南子》保存了许多上古神话传说故事，为矾究神话学、民俗学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因此神话学者、民俗学者把它与《山海经》《楚辞》《庄子》一同比观，视之为上古神话资料的一个宝库。《淮南子》对神话传说的记述相当广泛，《天文训》记载了共工触不周山的故事，《本经训》载有弄射十日、大禹治水的传说，《览冥训》则载有女娲炼石补天、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要略》中载有伏羡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的传说。这些故事不但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而且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淮南子》记载了我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科技成果，书中专列三篇来讨论科学技术问题，其讨论的范围广泛，涉及到天文学、地理学、律历学、农学等等。在《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中，作者不仅第一次记述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而且还试图运用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对物质现象做出解释，反映了我国古人的高超智慧与探索精神。《淮南子》在这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国内外自然科学史专家的重视，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所著的宏篇巨制《中国科技史》中对《淮南子》一书极为推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总之，《淮南子》一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从文化上来说，它既保存了先秦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又开启了两汉以后的文化。从哲学上来说，它以道家为宗，综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构筑了一个以道论为主体的哲学思想体系。从政治上来看，它主张积极进取，对无为而治作了新的解释，对治国之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从科学技术上来说，它对天文、地理、节令等都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以道论为宗本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该书还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资料，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淮南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精品。正如作者在此书末尾所自许的那样：“若刘氏之为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玉之风，以储与扈冶，玄妙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珍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这样的伟大气魄和探索精神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

《淮南子》导读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汉代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集体创作的一部道家名著。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淮南子》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大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淮南子》一书内容繁富，包罗万象，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农学、生物、音律、神话等方面，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然而，《淮南子》；也并不是杂而无统，散而无归，全书以“太上之道”为宗旨，统合百家之说，将各篇的内容熔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道本论”是《淮甫子》全书的核心，作者继承了先秦道家学派特别是老子、庄子的思想，对道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与说明。《淮南子》的道论包括“道本论”与“生成论”两个部分。“道本论”主要论述道的至上性、独一性，及道存在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它能覆天载地，贯通四方八极，它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与宇宙大化中各种具体的事物相比，道有着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宇宙中各种具体的事物都有固定的存在特性，有的事物刚强，有的事物柔弱；有的事物高大，有的事物矮小；有的事物天性清静，有的事物则躁动不安。任何事物都是执持着一定的规定，难以兼持它的对立的方面。因此，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有着缺憾和固塞，难以开通流化，与天地大化相追随。而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道则不同，它的存在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它不固定于某种具体的存在特征，而能兼通、综合对立的方面，能将各种矛盾对立的方面巧妙地统合成一体。因此它能应物不穷，贯穿于天地道化的始终。正因为道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以才能成为万事万物的渊源。

作者还秉承老子的旨意，对道的德性做了探讨，认为道具有最伟大、最玄妙的德性，它生育万物却不据为已有、创化万象却不去主宰。天地之间的各种生物都因道的流行而获得生命，但却从来不会想到去报答它；同样，这些生物也是因道的流行而终止它们的生命，但不会因此而怨恨它。总之，道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它的造化，它超越各种赞誉与诽谤之上，有着最渊深、最伟大的德行。这种德行是圣人立德修行的基础，也是圣王为政治国的根本。《淮南子》除了论述道本身的存在特征和运行过程之外，还对道生化宇宙的过程做了认真的探讨。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其道论中的生成论思想。在《俶真训》中，作者对宇宙的起源做了探讨，将宇宙的演化分成皇大阶段，这就是：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在第一个阶段中，万物处于积聚状态，虽已呈现出萌发之兆，但还没有发展完善，没有最终形成。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相比，宇宙更加空灵透明，天地阴阳二气互相交合，“相与优游，竟畅于宇宙之间”。宇宙中和气絪缊，处处酝酿着生化之机、但有形有质的物体还没有生化出来，只有生化的朕兆，而没有生命的形态。从这一阶段继续往前上溯，便进入到宇宙创化的原初阶段，即篇中所说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此时的宇宙虚无寂寥，萧条冷清，“天合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一片寂静。但这种寂静并不是死亡的寂静，而是蕴含着生化之机。对这三个阶段中的物质存在的状态，作者也分别进行了描述。这就是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三种状态：“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其中第一阶段包括有有者与有无者两方面。在第一个阶段中，万物参差错落，青翠茂盛，可以捉摸度量，除了各种各样的物质之外，还有物质赖以存在的空间。这种空间“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们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浩浩瀚瀚，漫无边际，各种各样的物质都在其间繁衍生息。在第二个阶段，物质与空间尚未分化，宇宙还处于棍沌鸿濛的状态，它深宏广大，但却没有内外的区分。由第二阶段再向上追溯，就是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此时“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宇宙万物处于最初的原始状态。

此外，在《天文训》中也谈到宇宙天地的创生问题，作者认为天地万物的生化经历了从道至虚廓，再至宇宙，再至气，再至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过程。“ 天地未形， 冯冯翼翼， 洞洞....， 故日太昭。道始于虚廓， 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至于阴阳、四时、万物的产生，则是由于天地之气合散的结果：“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这种对宇宙万物创生过程的解释极有见地，其基本观点与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创生的假说暗合，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人的智慧以及对自然的探索精神。

《淮南子》对人生观问题也有充分的论述。作者认为大丈夫处世应遵循道的准则，纵志舒节，与时俯仰，针对当时社会人们拘拘于功名富贵、荣辱得失的现象，作者认为真正伟大的人应胸怀凌云之志，以“道”做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拓宽生命的境界，使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活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去凌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靠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 《原道训》）。这种气魄是何等的宏大！作者最羡慕的是“性合于道”的真人，认为真人能还本返朴，与道合体。他们恪守人的本性，无思无为，卓然独立，与宇宙万物相感相应。因此，只有真人才能领略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大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

在论及与生命紧密关联的死亡问题时，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作者认为生命与死亡、成功与毁坏，都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人总是热衷于生命的快乐，而对死亡则心怀恐惧。作者认为这种态度不是达人所持，而是庸人的一偏之见。作者主张对死生不应过于介怀，尤其不能将爱憎喜怒加于其间，应懂得生与死都是天地造化的自然流变，是气化的不同环节。“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然则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间者乎？”（ 《精神训》）天地造化万物就好像陶人制造陶器一样，陶人把土制成盆盎等各种陶器，表面上看似乎与土有分别，但在本质上仍然不过是土；反之，当陶器破碎时，它们不再拥有盆盎之形，似乎是一种毁败。但实际也不过是返回到它们的原初状态，跟它们为盆盎之时，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何况“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 《俶真训》）！在达人看来，死亡对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休息，通人因此无需对生死做过多的关注，而应心存道化，与天地造化共呼息。

对现实人生和百姓疾苦的关注，在《淮南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就是对治国之道的探索。作者认为，终极之道既可用于治身，又可推及于治国，治国之道与治身之道是贯通的。该书始终以至高无上的道做为立说的根基，通过贯通古今天人来探索治道之本。作者首先对所谓“至德之世”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天赋本性朴实纯厚，智诈尚未萌发，因此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天然地与道契合。此时既没有仁义礼乐，也没有君臣主仆。人们仰承天和，隐然自成，享受着至纯至粹的人生快乐。

伴随着宇宙的演化进程，那始初的大朴渐渐离散，世俗的风气也随之衰颓。到了伏我氏统治时期，人类便开始萌发智巧之心，走向与自然分离、抗争的道路。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下去，经过神农氏、黄帝氏、昆吾氏、夏后氏，直到周室之衰、列国争霸，人类在与自然和自身欲望的抗争过程中，建立了礼乐制度。因此，以仁义道德为核心内容的礼乐制度实际上是道德衰败的发展结果，表明人已背离了原初的大朴之道。仁义礼智虽然可以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却是建立在人性堕落的基础上的。作者认为，人主治国应当体察天道，以天道作为终极的依据，“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主术训》）。只有这样，才能上通天道，感化群生，使人们重新回复到原初的纯朴状态。

《淮南子》一书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内容，书中的《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等集中论述了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律历学的有关内容，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在《天文训》中，作者对五星、二十八宿、八风等作了专门研究，对五星的行度、运行周期做了科学测定。篇中还根据北斗星的运行规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及其理论依据。同时根据对木星的研究，制订了岁星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此外，《天文训》还依据对自然现象广泛而细微的观察，研究了自然界中各种物类的感应关系，如“日至而糜鹿解”“月虚而鱼脑流”“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等等。这些发现，为后世人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贵的启示。在《地形训》中，作者还记述了九州、九山、九塞、九薮、六水等山川形势、要塞湖泊。并对四海之内的东西、南北长度做了计算，得出了东西长度为二万八千里、南北为二万六千里的结论。此外《地形训》还记载了东方、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和中央等九地的代表. 物产。同时对人们的饮食习惯与其智慧、习性的关系做了探讨，充分反映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概括能力。此外《淮南子》的《说山训》和《说林训》两篇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格言，这些格言充满了智慧，是对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高度提炼。如“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一人相随，可以通天下”“力贵齐，知贵捷”“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相通”“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闻于千里”“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听”等等，词意隽永，富于哲理，读来耐人寻味。至于该书在其它各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各篇大意中具体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淮南子》一书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相信读者在认真阅读之后，会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和启迪。

卷一 原道训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道”，覆盖天承载地，拓展至四面八方，高到不可触顶，深至无法测底，包裹着天地，无形中萌育万物。像泉水从源头处渤涌出来，开始时虚缓，慢慢地盈满，滚滚奔流，逐渐由浊变清。所以，它竖直起来能充塞天地，横躺下去能充斥四方，施用不尽而无盛衰；它舒展开来能覆盖天地四方，收缩卷起却又不满一把。它既能收缩又能舒展，既能幽暗又能明亮，既能柔弱又能刚强。它横通四维而含蕴阴阳，维系宇宙而彰显日月星辰。它是既柔靡又纤微。因此，山凭藉它才高耸，渊凭藉它才深邃，兽凭藉它才奔走，鸟凭藉它才飞翔，日月凭藉它才光亮，星辰凭藉它才运行，麒麟凭藉它才出游，凤凰凭藉它才翱翔。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毂转，周而复币；已彫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觡生也，兽胎不贕，鸟卵不毈；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蜺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远古伏羲、神农，掌握“道”的根本，立身于天地中央，精神与自然造化融合，以此安抚天下四方，所以使天能运行地能静凝，像轮绕轴转永不停息、水流低处永不休止，与天地万物共始同终。如风起感应云涌、雷隆相应雨降，又像鬼神闪电瞬间即逝，又如神龙鸾鸟显现兴集，还像钧旋毂转周而复始。已被雕琢却又还返质朴。行顺应自然之事来契合“道”，言朴实无华之语来符合“德”。恬静愉悦不矜不骄求得和谐，包容万有不求齐物合于天性。其神既依托于细微毫末之中，又扩充至广大宇宙之内。其德性使天地柔顺而阴阳和谐，四时节顺而五行有序。煦育万物，繁衍生长；滋润草木，浸渗金石；禽兽长得硕大肥壮，毫毛丰泽光亮，翅翼坚壮有力，骨角生长正常；走兽不怀死胎，飞禽孵蛋成鸟；父无丧子悲痛，兄无失弟哀伤；孩童不会成孤儿，女子不会成寡妇；异常虹霓不会出现，萤惑妖星不会运行。这都是广怀德泽所致。

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嚎息，蠉飞蝡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斵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怳兮，不可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俛仰兮。

至高无上的道，生育了万物却不占为己有，造就成物象却不自为主宰。各种奔走、飞翔、蠕动、爬行的动物靠道而生，但都不知这是道的恩德；因道而死，但都不知怨恨道。而因道得利者也不赞誉“道”，用道失败者也不非议“道”；也不因收聚蓄积而富上加富、布施他人而越益贫穷；（这些“道”理）极其细微而无法探究，极其渺细而难以穷尽。累积它也不变高，堕减它也不会低；增益它也不见多，损减它也不会少；砍削它也不变薄，伤害它也不会残；开凿它也不见深，填充它也不见浅。惚惚恍恍，难见形象；恍恍惚惚，功能无限；幽幽冥冥，感应无形；深邃混洞，运动不虚；随刚柔卷缩和舒展，和阴阳俯伏和仰升。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怳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塌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

以前冯夷、大丙驾御，乘雷公之车，驾上六条彩虹为马，遨游于微朦的云雾之中，驰骋在邈茫迷朦之境，历远及高直到渺远之处；经过霜雪而不留印迹，日光照射而不映阴影；如飙风曲萦盘旋而上。经过高山大川，跨越昆仑之巅，推开天门，进入天宫。近世驾御，虽有轻捷车儿健骏良马，并有强劲鞭儿尖利鞭刺催赶，却无法与冯夷、大丙争高低优劣。所以大丈夫恬静坦然，无思无虑；以天为车盖，以地为车厢，以四季为良马，以阴阳为御手；乘白云上九霄，与自然造化同往。放开思绪，随心舒性，骋天宇。可缓行则缓行，可疾驰则疾驰。令雨师清洒道路，唤风伯扫除尘埃；用电来鞭策，以雷做车轮；向上游于虚廓高渺区域，往下出入无所边际门户；虽然观览照视高渺之境，却始终保守着纯真；虽然周游经历四面八方，却仍然返还这“道”之根本。

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绒九野之形埒者，何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不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而景不一设；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万物之至，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

所以，用天作车盖就没有什么不能覆盖了；以地做车厢就没有什么不能承载了；用四季作良马就没有什么不可驱使的了，用阴阳做御手就没有什么不完备的了。所以疾行而不摇晃，远行而不疲劳，四肢不疲惫，耳目不损伤而能知道整个宇宙天地的界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掌握了“道”的根本而畅游于无穷无尽之中。所以天下之事是不能有意人为地去做的，只能顺随事物的自然之性去推求；万物的变化是不能凭人的智慧去探究的，只能按事物发展趋势来把握其真谛。镜子和明净的水能映照物形，却并没有任何的奥妙的设置而使方、圆、曲、直等形状如实照映出来。因此回音也不是声音要它回应，影子也不是物体特意设置，这回音呼声、影子恍惚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人天生喜欢恬静，这是人的本性。是受到外物诱惑后才动情欲的，这样本性也就受到了伤害。与外物接触使精神感应，这是人的智虑活动所造成的。智虑与外界事物接触后，好恶、爱憎之情也就产生，而好恶、爱憎之情一旦形成，这说明人的智虑已受外物迷惑，人也就不能返回本性而天理泯灭了。所以，通达于道的人是不以人间利欲而改变天性的，即使外随物化而内心都不会丧失原有的本性。要知道这“道”尽管虚无至极，但却能满足万物之需求，时时变化却能使万物归返自身。这“道”又具备应付万物的大小长短之能力，所以当万物纷至沓来、淆乱腾踊时，“道”都能处置有序。所以，得“道”者身居上位时民众不会感到有欺压之感，身处前列时民众不会感到有伤害之感，这样天下能归附他，奸邪要惧怕他。正因为他不和万物争先，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能与他争。

夫临不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署争得也。射者杆乌号之弓，弯棋卫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之署，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故矢不若缴，缴不若无形之像。

到江边钓鱼，一整天也不能钓满一鱼篓。虽有锋利的钓钩、细纶的钓线、芳香的鱼饵，再加上有詹何、娟嬛那样的钓技，但所钓获的鱼还是无法与用大网捕捞的鱼相比。射手张开的是乌号之弓，搭上的是棋卫之箭，再加上有后羿、逢蒙那样的射技，但所射得的飞鸟还是无法与用罗网捕捉的鸟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钓鱼者、捕鸟者所用的器具太小。假如张开天穹作笼子、用江海做网罟，哪还会有漏网的鱼、飞逸的鸟？所以说光箭不如具有丝绳的缴（箭），而带有丝绳的箭又不如无形的天地之笼、江海之网。

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好塞邪，乱乃逾滋。昔者夏鲧作三仍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是故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

这就是说放弃大道而用小技来治理天下，无异于用螃蟹捉老鼠、以蛤蟆捉跳蚤，不但不能禁止奸邪堵塞罪恶，反而会更加乱。过去夏鲧修作高的城墙来防范，但结果反而是诸侯叛乱，海外各国也都生狡诈之心。禹看到这点，就拆毁城墙，填平护城河，散发财物，焚烧兵器盔甲，广施仁德，结果四海臣服，夷族纳贡，禹在涂山会见成千上万带着玉器锦缎来朝会的诸侯。所以胸中藏有机巧奸诈之心，这纯白的道（天性）也就不纯粹了，纯粹专一的德也就不完备了；处理自身都不理智了，还能安抚感化其他远处的事和人？所以皮革铠甲坚硬，这兵器也随之锋利，城墙一旦筑起，这攻城战车也随之产生；这些如同用开水浇入滚烫的水中一样，非但不能制止沸腾，反而使水沸腾得更厉害。所以以鞭打咬人的狗、用鞭打踢人的马而想调教好它们，但即使是伊尹、造父这样的人也无能为力，达不到教化的目的。如果心中不存害人的欲念，那么就是尾随饥饿的老虎也不可怕；更何况对付狗、马之类的动物！所以领悟道的人安安逸逸而没有办不到的事，玩弄巧诈之术的人辛辛苦苦却一事无成。

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察箴未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读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

实行严刑苛法治理国家，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所应做的；用椎子、鞭子频频刺激坐骑，不是赶远路的方法。离朱的眼力尽管能看百步之外的针尖，却看不到深渊中的鱼；师旷的耳力尽管能听辨各种声调，却听不见十里之外的声响。这就像单凭一人之能力不足以治理深宅大院一样。遵循道的规律，顺应天地自然，那么天地四方也不够他治理。所以夏禹疏通江河正是以顺随水流低处这一自然特性来进行的；神农播种五谷正是以循守苗之自长这一自然特性来耕作的。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踱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鵰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棒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芄，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浮萍生于水面，树木扎根土中，鸟凌空而飞，兽踩地而跑，蛟龙居于水中，虎豹生于山中，这些均是天地自然本性。两木互相摩擦就会起火，金与水厮守就会熔化，圆的物件容易转动，空的器具容易飘浮，这也都是自然之势。所以当春风吹拂甘露降临之时，万物就生长，长羽翼的开始孵卵，长毛发的开始怀胎，草木开花，鸟卵兽胎：这些并未发现春季在干什么而却恰恰在无形中化育万物。同样，当秋风乍起霜降大地之时，草木就凋零，鹰雕搏击，昆虫伏藏，草木根部忙于吸储营养，鱼鳖开始凑潜深水之中：这些也并未发现秋季在干什么而却恰恰在悄然中挫灭万物。居于树上的筑巢，处于水中的靠窟，兽类卧草，人类居室；陆行适用牛马，水深适宜舟行；匈奴地产粗糙的皮毛，吴越地产透风的葛布：各自生产急需的东西来防备燥湿，各自依靠所处的环境来防御寒暑，并各得其所、各适其宜。由此看来，万物均按其本性生存发展，那么，你人又何必去干预呢！

九疑炎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

九嶷山以南的民众，从事陆地的活少而从事水中的活多，所以这里的民众剪发文身，模仿鱼龙形象；同样只围短裙不着长裤，以便于涉水游渡，着短袖衫或卷起袖子，以方便撑船，这些是由水上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雁门以北的狄人不以谷类为主食，轻视老年人而看重青壮年，崇尚力量，不放下弓箭和不解下带嚼子的马笼头，这是由游牧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禹到裸国去，脱掉衣服入境，出境后再穿上衣服，这是由当地的习俗所决定的。今天，移植树木的人，如果不顾树木对环境四时阴阳寒暖的适应性，那么其树没有不被弄死的。所以，橘移到江北就变成了枳，鸲鹆不能过济水，貉一过汶水便会死去。它们的形性特点是不能改变的，生活居处的环境是不能变移的。所以通达“道”的人必返于清净的天性，探究事物本性的人必归顺自然无为。以恬静养性，用淡漠修神，就能进入天然的境界。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也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差智故，曲巧伪诈，所以俛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故牛歧蹄而戴角，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故圣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

所谓“天然”，是指纯粹朴素，质真洁白，没有掺入杂质。所谓“人为”，是指参差不正，虚伪奸诈，以此曲意逢迎与世交往。所以牛蹄分趾而头上长角，马蹄完整而颈上生鬃，这就是“天然”；而用马笼头络着马嘴，用绳子穿过牛鼻，这就是“人为”。遵循天然就必然与“道”遨游；顺从“人为”就必定与世俗交往。那井中小鱼，无法与它谈论大海，是由于它受环境的局限；生活在夏季的虫，无法与它谈论寒冬，是因为它受季节的限制；寡闻少见的书生，无法与他谈论大道，是由于他受习俗、教义的束缚。所以，圣人是不会以“人为”的事去干扰“天然”，不以欲念去扰乱本性；不用谋划就能将事处理得当，不必信誓旦旦就能显现信用，不必思虑就能得心应手，不必大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这是因为他精气与心灵融会贯通，和大道日夜相伴。

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备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也。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把。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

善于游泳的人容易淹死，善于骑马的人常会落马摔伤，他们各因自己的爱好特长而招致灾祸。所以放纵情欲的人没有不伤损自身的，争名夺利的人没有不穷困潦倒的。以前共工力大无比，一怒之下头撞不周山，使大地往东南倾斜，起因是与高辛氏争夺帝位，结果变成异物潜入深渊中，他的宗族也因此灭绝，后代死尽。越王翳为太子时，不愿继承王位而躲进山洞，但越国人用火将他熏出来，终于被迫为王。由此看来，有所得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争夺，治理天下取决于合道，而不取决于圣明。土处低而不争高，反而安全没有危险；水下流而不争先，反而迅流没有迟滞。

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限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此之谓天解。

过去舜在历山亲自耕种，一年后，耕田者都争着要耕贫瘠的土地而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舜在江边钓鱼，一年后，渔民都争着要在水浅流急的地方打鱼而将河湾深潭让给别人。那时的舜既不喋喋不休地说教，也不指手划脚地干预，他只是保持自然无为的信念和德行而感化民众无比神速。假如舜没有这种信念和德行，即使能言善辩而挨家挨户去劝说，也不能感化一人。因此，不可言说的“道”，能量真是浩大无限！舜帝能治理三苗之乱，使羽国民众都来朝见，徙移裸国的习俗，接纳肃慎人，都未曾发号施令便能移风易俗，大概就是凭着这种自然无为的信念和德行来做事吧！靠法度刑罚哪能收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圣人注重内在本性的修养，而不修饰外表的枝节，保全精神，偃息奸巧，静漠无为按自然本性去办事，因而没有什么事办不成，坦然地不去刻意有为治理什么，反而什么都能治理好。所谓自然无为，是指不超越事物的本性人为地去做；所谓没有什么事办不成，是说顺应了事物的本性。所谓不去治理，是说不改变事物的本性；所谓没有什么治理不好，是指顺应于事物的必然性。万物都有其产生、生存的各种具体特性，百事都有其出现、存在的各种具体根据；圣人就是能掌握这些根本、关键的东西。所以能探究无穷无尽的事物，并能照观事物而不会眩惑，因顺响应而不会困乏。这就叫知晓“天然”。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而高者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事强者，遭变应卒，排患扞难；力无不胜，敌无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

所以得道之人意念柔顺而办事稳妥，心胸虚静而处事得当。所谓“志弱而事强”，是说柔顺虚静，将自己隐藏在不敢有所作为之中，行动上好似无能为力，恬静无思无虑，举动不失时宜，顺随事物变化，不首先倡导，感而应顺事物。因此，高贵的总以谦卑的字眼来称呼自己，高大的总以低下的东西为基础。寄存于小处却能包容广大，保持于中间却能控制左右；行动看似柔弱而实际刚强，以此推移变化，掌握了“一”这道，就能以少制多。所谓“事强”，是说在遭变故、遇突变，排御患难时，没有什么力量不可战胜、没有什么敌手不可制服的；应顺变化揆度形势，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所以，要想刚强有力，必须保守柔弱。积聚柔弱就会刚强，观察这种积聚的过程、状况，就可以预知祸福之所在。以强力取胜，只能胜过力量不如自己的，碰到和自己一样刚强的就只能势均力敌了。而用柔术胜过力量大于自己的人，这种“柔力”才是无法计量的。所以逞强军队一定会遭灭亡，如同坚硬木材容易折断，坚固皮革容易开裂一样，坚实的牙齿就比柔软的舌头先坏落。所以说“柔弱”才是生存的支柱，而“坚强”是“死亡”的同义语；首先倡导，容易导致穷途末路，随后而动，才是通达的源泉。

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蓬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所非。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踰下，则后者蹶之；先者颓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犹錞之与刃，刃犯难而錞无患者，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而贤知者弗能避，也。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怎么知道这样呢？大凡人中等寿命是七十岁，可是人们对自己的追求取舍、所作所为，每天都在自我悔恨，以至到死都是这样。所以卫国蘧伯玉活了五十岁，觉得前四十九年都做得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先行者难以做得明智，后继者则容易取得成效；先行者爬上高处，后继者则可以跟着攀登而上，先行者越过低处，后继者则可以跟着踩踏前进，先行者跌进陷阱，后继者则可以考虑避免陷阱，先行者遭受失败，后继者则可以免蹈覆辙。由此看来，先行者就是后继者射箭的箭靶，犹如那矛戟的柄套和锋刃，锋刃受损而柄套却安然无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柄套处在后面位置的缘故。这些现象、道理，世俗庸民都知道，可是那些“贤达”却就是不能避免这一“争先”。这里所说的“居后”，并不是指停滞不动、凝结不流，而是要求居后者言行符合道数、适宜时势。如果能符合事物变化的道理和形势，那么先行者可以制驭后继者，后继者亦可以制驭先行者，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这样的人掌握着驾御人的东西，所以别人就无法驾御他。

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靡坚，莫能与之争。

时间流逝快速短暂，快速短暂得呼吸间就引起变化，所以你如果争先便超越它太远，如果居后又难以赶上。日月不停地运转，时间不停地流逝而不迁就人。所以圣人不看重一尺长的玉璧而珍重一寸光阴，因为时机难得而易失。夏禹为追随时机，鞋子掉了也顾不上拾取，头巾挂落了也顾不上回头看，他并不是和谁在争先后，只是争得时机而已。所以圣人固守清纯之道柔弱之节，因循变化，处后而不争先，柔弱而清静，安定而舒逸，然后能攻克巨大的难关，没有人能同他抗争。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蛲，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则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错缪相纷，而不可靡散；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区之上，遭回川谷之间，而滔腾大荒之野；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蛲，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

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软的。然而它大无边际，深不可测；长无尽头，远至无涯；它的生息消耗，减损增益无法计量；它蒸发上天成雨露，降落大地滋润草木。万物得不到它就不能生存，百事缺少了它就难以办成；它滋润万物而无偏心，恩泽小虫不求回报；它富足天下而不枯竭，德泽百姓而不耗损；它行踪不定而无法查清，细微柔软而无法把握；砍它不显痕迹，刺它不留印迹，斩它斩不断，烧它不起燃；它流遁消融，错杂纷绕而不消散；它锋利得能穿刺金石，它强大得能浮载天下；它动溶在无形之区域，游翔在迷茫之境界，激荡在山川之峡谷，奔腾在广袤之原野；它的多少，全由天地来决定，它施予万物恩泽而不分先后远近。所以它没有私念也无公心，泛滥激荡和天地相通；它没有左也无右，纷绕错杂和万物始终。这就是“水”的最高的德行。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老聘之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人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无踱有，自有踱无，而以衰贱矣。

水之所以能获得天下最高的德行，全由于它生性柔软而润滑。所以老子说：“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无形是万物的祖始；无音是声音的祖先。无形的子孙是“光”和“水”，光和水都由无形化育而成！这光看得见而抓不住，水摸得着而毁不掉。所以在有形物类中，没有比水更尊贵的了。至于那些有生也有死，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以至衰亡的，就更被贱视了。

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怀囊天地，为道关门；穆忞隐闵，纯德独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所以清静是德的最高境界，柔弱是道的精华要害；虚无恬愉，万物之所用。肃然感应外界，毅然返于根本，就能进入无形的境界。所谓无形，就是达到浑然一体的状态。所谓浑然一体，就是天下独一无二。它卓然独立，昂然独处；它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而无法用规来度量，方而难以用矩来测量；浩大浑然为一体，积累成体而难见根底；它包裹天地为道之关键，静穆混沌独存纯德；它布施恩德而不会穷尽，作用万物而不会用尽。因此难以见到它的形状，无法听到它的声响和无法触摸它的身子。它无形却能产生有形，无声却能形成五音，无味却能生成五味，无色却能形成五色。所以说有形来自无形，实体出自虚空。将天下栏成一圈，使名实同居一处。音阶不过就是宫、商、角、徵、羽，但用这五音调配出来的声音却美妙动听；味道不过就是甜、酸、苦、辣、咸，但用这五味调配出来的味道却美味可口；颜色不过就是赤、黑、青、白、黄，但用这五色调配出来的颜色却美妙无比。所以就音调来说，宫调确立则五音便成；就味道来说，甜味确立则五味便成；就颜色来说，白色确立则五色便成；而对“道”来说，“一”之确立则万物就形成。

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渊，泛兮其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其动无形，变化若神；其行无迹，常后而先。

因此这“一”之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之要义可运用于天地之间。它完整纯粹得像没有雕凿过的林木；它逸散开来像混沌的浊泥。浑浊而能渐渐澄清，由虚空慢慢盈实；它宁静如同莫测的深潭，飘荡若似空中的浮云；似有似无，似存似亡。万物无不例外来自“一”之死穴；百事根据理由出自“一”之门户。它活动时没有具体形状，变化奇妙；它行事时没有任何痕迹，常置身在后，却又常常领先。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若心而无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当。

所以得“道”者治理天下，闭塞目耳，灭毁纹彩，废弃智慧，依道而行，与民众一律公平对待。他简化职守，减少追求，排除欲念，去掉嗜好，俭于思虑。简化职守则容易明察，减少追求则容易满足。相反，如果过分任用耳目视听则劳累身体且不明智；如果过分凭藉智虑理事则劳损心神且无功效。因此圣人一贯遵循法度，不轻易改变适宜的常规，遵循法度准则，尽力依顺事物的本性。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瘤，惊怖为狂；优悲多恚，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中之得，则五藏宁，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悻，坚强而不鞼，无所大过而无所不逮；处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其魂不躁，其神不娆；湫漻寂莫，为天下枭。

喜怒无常是对“道”的偏离；忧伤悲痛是对“德”的丧失；喜好憎恶是对“心”的伤害；所以嗜好欲念是天性的累赘。人大发脾气则会破坏阴气，人高兴过分则会损伤阳气；气短急迫导致喑哑，惊慌恐怖导致发狂；忧悲过分导致怨恨，疾病也由此积成；好恶太多，祸也就随之产生。所以圣人保持内心无忧乐，是“德”的最高境界；通达而不多变，是“静”的最高意境；无嗜好欲念，是“虚”的最高意境；没有爱憎，是“平和”的最高境界；精神不因物累，是“纯”的最高境界。能做到上述五点，就能与“神明”相通。和“神明”相通者，是有内性修养的人。所以用心性制外形，百事不废败；心性修养成功，就能保养外形。心性得到修养，人体五脏便安宁，思绪便平和，筋骨强劲，耳聪目明；通达而不乖乱，坚强而不折断；没有什么太过分也没有什么不及，处窄处不觉得逼迫，处宽处不觉得空旷；心神不急躁，精神不烦扰；清静恬淡可成天下之英豪。

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之近者，往而复反。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物穆无穷，变无开像；优游委纵，如响之与景；登高临下，无失所秉；履危行险，无忘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亏。万物纷糅，与之转化，以听天下，若背风而驰，是谓至德，至德则乐矣。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未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

大道平坦，离你自身不远；在身边寻找，转个身就能得到。得道者，有逼迫就有反应，有感触便有举动；他深邃无穷，变化没有形迹；优游悠闲，委曲顺从，就像回响呼声，又如物影随形；居高临下而不失所秉之“道”；遭遇危机而勿忘玄妙之“道”。能保持这“道”，他的“德”就不会亏损；万物纷糅复杂，也能与之周旋变化；凭“道”处事，就像顺风奔跑轻松快捷，这就是最高的德性。有了这最高的德性，也就有了快乐。古代有人住在岩洞里，但他们的精神道德没有丧失。随着世道衰败，有人虽然身居高位却天天忧愁悲伤。由此看来，圣明不在于治理人事，而在于得“道”；快乐不在于富贵，而在于得到“平和”。懂得重视自身修养而看轻身外之物，那就接近于“道”了。

所谓乐者，岂必处京台章华，游云梦沙丘，耳听《九韶》《六莹》，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钓射鹔鹴之谓乐乎？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故子夏心战而臞，得道而肥，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为欢不忻忻，其为悲不惙惙。万方百变，消摇而无所定，吾独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乔本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无以自得也。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

所谓快乐，难道一定是住京台、章华，游玩云梦、沙丘，耳听《九韶》《六莹》这些古乐，口尝美味食品，奔驰在平坦大道上，或者钓射奇异鸟禽那种快乐吗？我说的“快乐”，是指每个人能够获得他所应获得的东西。但这里所说的“能够获得他所应获得的东西”，是不以奢侈为快乐，不以清廉为清苦；他能身处阴暗逆境能忍让避开，身处光明顺境能开放顺应。所以，子夏由于处在循道还是贪欲的思想斗争而枯瘦，又因由于得道循道而日益肥胖。圣人就是不让自身受外物役使，不以贪欲来搅乱中和天性。所以，他高兴时不忘乎所以，悲伤时不愁云满面。万物尽管变化莫测，我只管胸襟坦荡不予理睬而和道共进出。因此，能够自得快乐之性，即使住在深山老林之中，栖身空旷山洞之内，也足以惬意舒心；如果不能自得快乐之性，即使君临天下，以万民为己臣妾，也不足以保养心性。能够达到“无乐”境界的人，就没有什么不快乐；无不快乐就是最大的快乐。

夫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大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诱慕。解车休马，罢酒撤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内不得于中，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不浸于肌肤，不侠于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滞于五藏。故从外入者，无主于中，不止；从中出者，无应于外，不行。故听善言便计，虽愚者知说之；称至德高行，虽不肖者知慕之。说之者众，而用之者鲜；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诸性也，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耳胜其任矣。

设置编钟组鼓，排列管弦乐队，铺上毡毯坐垫，陈列旄牛尾和象牙装饰的仪仗，耳听朝歌郊野的乐曲，眼看艳丽多姿的舞女，口品香甜的美酒，通宵达旦地饮酒取乐；或者用强弓硬弩来射杀高飞的鸟，用善跑的猎犬来追逐狡兔，这样作乐寻欢真是炽盛显赫，使人如醉如痴难忘这诱人的情景。然而，等到一旦遣散车马，停撤宴饮，心里就会感到惆怅若有所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不是以内心的欢乐去感受外界欢快之境，而是以外界这种的欢快来刺激内心，所以奏乐则喜，曲终则悲，悲喜转换变化，扰乱了精神，没有片刻的平静。察其所以然，在于不懂“乐”之含义，因而日复一日地伤害着心性，丧失了本该有的平和本性。所以在你自身不能把持心性归向，只以外界刺激来装饰自我，这种外界刺激不可能浸滋肌肤，渗浃骨髓，不可能留存于心间，停滞于五脏的。所以从外界刺激感受到的欢乐不可能在心中占据地位，留下而不散逸；而从内部心性所产生的欢乐，因为不产生于外界的刺激，所以也不会散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听到良言妙计，蠢人也懂得喜悦；谈到高尚道德，品行恶劣者也知道仰慕。可是为什么喜欢良言妙计的多而真采纳的少、仰慕高尚道德的多而真实施的少，原因是这些人不能返诸心性。那种不是从本性产生学习愿望的人而勉强去学习，所学的东西是不会进入耳中留于心里的，这不就像聋子唱歌？聋子唱歌只是仿效人而无法自得其乐，歌声一出口便很快就散逸了。心是五脏的主宰，它控制着四肢的活动，使气血流通，并能辨别人间是非和弄清事物的原由。所以，假如不是从内心世界有所得（“道”）而空有治理天下之气概，这就像没长耳朵而想调节钟鼓，没生眼睛而想观赏纹彩那样无法胜任的。

故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夫许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尧者，志遗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彻于心术之论，则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万物玄同也，无非无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

所以“天下”是个神圣的东西，不可人为地去治理，人为地去治理就要败坏它，人为地去把持就会失去它。许由以天下为小而不愿接受尧让出的王位，是因为他将志向寄寓于整个天下。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懂得要顺随自然来治理天下。要取得天道，不取决于他人而取决于自身。自身能够得道则万物均为我所备。透彻地理解心性之术，这嗜欲好恶就不会侵入内心。所以这样的人无所谓喜也无所谓恶，无所谓乐也无所谓苦。万物玄同，无所谓是与非，这均由天道来化育，生死一回事。天下为我所有，我也为天下所有，我与天下之间哪有什么界限！

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

统治占据天下，哪里是一定要抓住权势、操生杀大权而发号施令？我所谓的“天下”，不是指这意思，而是指“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也就得到了我，我和天下融为一体：天下为我拥有，我为天下拥有，又怎么不能容身于天下呢！

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故虽游于江浔海裔，驰要褭，建翠盖，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圃之走兽，此齐民之所以淫泆流湎；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处穷僻之乡，侧豁谷之间，隐于棒薄之中，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揉桑为枢；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滖灖，浸潭苽蒋；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此齐民之所为形植黎黑，忧悲而不得志也；圣人处之，不为愁淬怨忽，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是何也？则内有以通于天机，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乌之哑哑，鹊之唶唶，岂尝为寒暑燥湿变其声哉！

所谓“自得”，是指保全自身的天性，能够保全自身天性的完美，便与“道”融合一体。所以虽然游悠于江边海滩，驰骋骏马，乘坐华丽车子，眼观《掉羽》《武象》之类的乐舞，耳听激荡清朗奇丽婉转的乐曲，高奏郑卫名曲，吟诵清凄高亢的流传民曲，射猎湖泊岸边惊飞的鸟儿，逐猎苑囿内奔跑的野兽，这些是凡夫俗子沉湎放荡的事情，但是圣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却不足以惑乱精神意志，受诱惑而失去本性；同样处穷乡僻壤，置深山溪谷，居草野丛林，住简房陋室，茅草盖顶，柴草编门，桑枝为枢，上漏下湿，阴冷卧室，雪霜铺压，菰蒋蔓延，漂游在沼泽之中，徘徊在山峡之旁，这些都可以使凡夫俗子形体黑瘦疲惫，忧忧寡欢而感不得志，但是圣人处在这种环境中不会忧愁怨恨，并不失掉内心的愉悦。这是为什么呢？在于他们内心已领悟天机，因而不因贵贱、贫富、劳逸的不同而丧失天性。这就像乌鸦哑哑、喜鹊喳喳，哪会因寒暑燥湿的变化而改变它们天生的叫鸣声！

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万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时之变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谓得者，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形备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土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规矩不能方圆，钩绳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为修，居卑不可为短。是故得道者，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处高而不机，持盈而不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儒。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与化翱翔。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贪势名。是故不以康为乐，不以谦为悲；不以贵为，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

因此，一旦已经坚定地得道，就不受外物变化的影响，不因外物一时变化而来决定自我得道的态度。我所说的“得”，是指生命中的本性处在安适的位置上。生命和形骸一起出自“道”；形骸具有了，生命也就诞生了。生命一旦形成，好恶之情也就容易产生。所以士人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女子有不变的行为原则，规矩使他们不能或方或圆，钩绳使他们不能或曲或直。天地是无限的，所以登上山丘不能自以为站得很高，处在低处不必自以为地位卑微。所以得道者，穷困时不颓惧，显达时不炫耀；处高位而不危险，持满时而不倾覆，新兴时不光耀亮朗，长久后不至于衰变；放入火中烧不焦，下到水中打不湿。所以不凭权势而尊贵，不靠财富而富有，不以有力而强大，平和虚静处下不争，与造化一起翱翔。如果这样的话，就能埋金子于山中，藏珍珠于渊底，不以钱财为利，不贪权势名位。所以不以康安为乐，不以清俭为苦；不把尊贵看成安逸，不把贫贱看作危难；形、神、气、志，各得其所，以顺随天地的运转变化。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形体是生命的居舍；气血是生命的支柱；精神是生命的主宰。一旦它们失去各应处的地位作用，就会使三者都受到伤损。就像圣人让人各安于自己的地位，各司其职而不允许互相干扰。所以形体如果处于不适的环境就会伤残，气血如果运行不当就会泄失，精神如果使用不当就会昏昧。对此三者，人们不能不谨慎对待。

夫举天下万物，蚑蛲贞虫，蝡动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离也。忽去之，则骨肉无伦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替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其行也足蹪趎埳、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见也，呼之而不能闻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则忘于大，在于中则忘于外，在于上则忘于下，在于左则忘于右。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是故贵虚者，以豪末为宅也。

天下万物，小至细微昆虫、爬虫，都有喜好憎恶，都知趋利避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本性在身而没有离弃，如果一旦本性从形体中分离，那么骨肉形体也就不复存在了。人之所以眼能看远，耳听声音，形体能承受重力，关节能伸屈，并能辨察黑白美丑，智慧理性能辨别是非异同，为什么呢？是在于气血充满着形体、精神发挥着作用。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一般说来，人的各种志向行为都与精神相联系，如有人脚绊树桩洼坎跌倒、头撞直木而全无感觉，招手他看不见，叫喊他听不见，可眼睛耳朵并没有失去，但就是没有反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精神失去了应有的司职功能，所以精神集中在小处就会忘掉大处，精神集中在里面就会忘掉外面，精神集中于上面就会忘掉下面，精神集中于左面就会忘掉右面。精神是无不充满又无所不在，所以说重视修养虚静平和之神的人就能将精神（注意）贯注到极细微的事物之中。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难而越沟渎之险者，岂无形神气志哉！然而用之异也。失其所守之位而离其外内之舍，是故举错不能当，动静不能中，终身运枯形于连嵝列埒之门而蹪蹈于污壑阱陷之中，虽生俱与人钧，然而不免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贪饕多欲之人，漠于势利，诱慕于名位，冀以过人之智，植于高世，则精神日以耗而弥远，久淫而不还，形闭中距，则神无由入矣。

现在那些疯子不懂得避开水火的危害，敢跨越深沟险地，难道他们没有形、神、气吗？不是，但他们的神和气的运用与常人不一样。他们的神、气失去了应有的职位，与形体分离了，因此他们的举止行为不能做得恰当，终身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尸走肉，而且不免跌进陷阱泥潭之中，虽然他们和常人一样活在世上，然而免不了被人羞辱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形神彼此分离。所以以神为主宰，形依从神则对人生命有利；反之，以形为制约，神依从形则对人生命有害。贪婪多欲的人，被权势迷惑，受名位引诱，希望超常人的智慧跻身于社会上层，那么他的精神每日耗损而偏离应处的位置，长久迷惑而不能返回本位，形体闭塞而内心不开窍，精神就无法进入。

是以天下时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烛之类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者牦以老。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沈浮俛仰，恬然而纵之，迫则用之。其纵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发机。如是则万物之化无不遇，而百事之变无不应。

所以天下常有愚昧狂妄者，患这类疾病者，如同膏烛之类，火烧得越厉害，这种膏烛就消融得越快。精神恬静平和而日益充实，人的身体就强壮；反之，精神躁动烦恼而日益耗损，人的身体就衰老。因此，圣人注重调养自己的精神，柔和气志，平稳身体，和大道一起运转变化，该恬静时就放松它，该急迫时就使用它；放松它就如同垂放衣服那样轻便，使用它就如同击发弓弩那样迅疾。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不能相合万物的变化，没有什么不能适应万事的变动。

卷二 俶真训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

宇宙有一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未曾“开始”的时候，更有一个尚未有那“未曾开始”的时候。

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

宇宙存在着“有”，也存在着“无”，还有未曾产生“有”、“无”的东西，更有尚未有那“未曾产生‘有’、‘无’”的东西。

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萌兆牙，未有形埒垠堮，无无蝡蝡，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所谓“有始者”，是指生命积聚盈满而还未迸发开来，如同新芽萌发还没有清晰形体，蠢蠢蠕动，将要生成而未成为物类。所谓“有未始有有始者”，是指天空的阳气开始下降，地上的阴气开始上升，阴阳二气交错混合，互相流动在宇宙间飘逸游畅，承受着德泽的滋润和蕴育着协和之气，杂糅聚集，将要生成万物但还未出现征兆。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是指天蕴含的阳气还没有下降，地怀藏的阴气还没有上扬，天地间虚无寂寞，萧条幽深，模糊浑混，气只是生成后在幽深昏暗中流通。

有有者：言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萑蔰炫煌，蠉飞蝡动，蚑行哙息，可切循耀把握而有数量。有无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豪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字，而生有无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若光耀之间于无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无，而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至妙何从及此哉！

所谓“有有者”，是指这时万物生成繁茂、错落杂乱，植物根茎枝叶，青翠斑斓、郁郁葱葱、花儿鲜丽，动物昆虫蠉飞爬行，禽兽用脚行走，用嘴呼吸，这些都可以触摸感觉得到，并可以数量计算。所谓“有无者”，是指这时的宇宙空间，视之不见它的形状，听之不闻它的声音，触摸不到它的形体，望而难见它的尽头，广大无边，浩浩瀚瀚，难以用仪器测量计算而与光相通。所谓“有未始有有无者”，是指这时天地包裹阴阳二气化育万物，向上畅通于混沌冥冥的宇宙空间；深远广大，无法弄清它的外部界域，深入微细，无法探明它的内部极限；没有四面八方的界限，但却有生产有形物质和无形事物的根源。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是指这时天地未开，阴阳未明，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寞清澈，没人能见它的形状。就像光耀问“无有”，过后感到若有所失、神情怅惆地说：“我具有‘无’的特点，而不能做到连‘无’都不存在。要是能达到连‘无’都不存在的境界，再玄妙的东西都不能及得上它啊！”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人谓之固矣。虽然，夜半有力者负而趋，寐者不知，犹有所遁。若藏天下于天下，则无所遁其形矣。

自然赐我形骸让我生命有所寄舍，用生驱使我劳累，用年老让我悠逸，用死亡让我安息。羡慕我活着和羡慕我死去的依据是一样的。把船藏在深谷里，把山藏在沼泽中，人们会以为藏得牢固隐蔽。虽然如此，半夜里有大力士背起它逃走，睡着的人们还不觉察，这是因为自以为将小物藏于大处是安全的，但最终还是丢失。假如把天下万物藏存在天下这个大库房，那么就不存在丢失这问题了。

物岂可谓无大扬擂乎？一范人之形而犹喜。若人者，千变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弊而复新，其为乐也。可胜计邪？譬若梦为鸟而飞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今将有大觉，然后知今此之为大梦也。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觇之，则虎搏而杀之。是故文章成兽，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方其为虎也，不知其尝为人也；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也。二者代谢舛驰，各乐其成形，狡猾钝愍，是非无端，孰知其所萌！

事物哪能说没有一个基本的情形呢？造化只是偶而生成人类，如同造化万物一样，人不必沾沾自喜，天地造化出的物类千变万化不曾穷极，何止人一种。破敝的则更新，人为之高兴，这情形能数清吗？比如说你梦中变成鸟儿在天空飞翔，梦中变成鱼儿沉入深渊，当你处在梦里时不知道是在做梦，醒来才知道是一场梦。如果有一天你能彻底觉醒，你就会发觉今天的一切也就是一场大梦。当初我还没降生时，怎么知道生的快乐呢？现在我还没死，又怎么知道死的不快乐呢？以前公牛哀患有“转病”，七天后变成了老虎，他的哥哥推开房门进去探望他，这老虎扑上来将其咬死。因此人外表变成了兽类，人的手脚变成了尖爪，人的牙齿变成了利齿，心志、性情、神形均为转变了。当公牛哀变为虎的时候，并不知曾经是人；当他还是人的时候，并不知将要变虎。两者更换代谢、背道而驰，但各自都喜欢自己既成的形体。所以可见狡猾和愚钝、谁是谁非是讲不清楚的，谁知道它们是怎样产生的。

夫水向冬则凝而为冰，冰迎春则泮而为水，冰水移易于前后，若周员而趋，孰暇知其所苦乐乎？是故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而神壮；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故罢马之死也，剥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犹濡。是故伤死者其鬼娆，时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没也。夫圣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是故其寐不梦，其觉不忧。

这就像水到冬天凝结成冰，冰到春天又融化成水，水和冰前后转易，好像是绕圈转，谁有闲工夫去探究其中的苦和乐。所以形体被寒暑燥湿之类侵害而受伤的人，身形枯衰但精神健盛；精神被喜怒思虑折磨而受伤的人，精神耗尽但身形尚存。因此，疲惫之马死后，剥宰它时就像枯木；健壮之狗死后，割宰它时还很润泽。所以受伤夭折而死的人，他的灵魂还不能安宁；天年寿尽而死的人，他的精神宁静空寂。这二种人皆不能做到形神俱没的境地。而得道的圣人运用心思时依倚性神互相扶持而不分离，所以他睡时不做梦，醒时不犯愁。

古之人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搀抢衡杓之气，莫不弥靡而不能为害。当此之时，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谓大治。于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自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

古代有人处在混沌玄冥之中，精神气志不飘散在外，万物恬漠安静，彗星及妖气也时常有，但从不造成人间的灾害。这个时期，民众肆意而行、自由自在，也不分东和西；一边咀嚼着食物，一边拍打着肚皮游荡嬉戏玩耍；大家一起承受着苍天所赋的中和之气，享受着大地所赐的恩德；不以曲巧、是非互相怨恨，天下浩荡兴盛，这就叫“大治”。这时处高位的人虽然支配民众，役使他们，但不干扰其恬静的本性；镇定四方占有他们，但不改变其天德。所以不必施仁义而万物自然繁衍，不必行赏罚而天下自然归附。这种治理的“道术”，可以像对天地之美那样来颂扬，却难以用具体计算来说明。因此短时间里看似效果不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则效果显著。

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

鱼类处江湖中而互相遗忘，人化于大道而互不交往。古代的真人立身于天地根本，中正平和，优游自得，持抱至德，炙于和气，而万物自行积累，谁肯去干预造作人间之事，让外界事物来扰乱自己的本性和生命？

夫道有经纪条贯，得一之道，连干枝万叶。是故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贫有以乐业，困有以处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据难履危，利害陈于前，然后知圣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员者履大方，镜太清者视大明，立太平者处大堂，能游冥冥者与日月同光。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夫挟依于跂跃之术，提挈人间之际，掸掞挺挏世之风俗，以摸苏牵连物之微妙，犹得肆其志，充其欲，何况怀环玮之道，忘肝胆，遗耳目，独浮游无方之外，不与物相弊檄，中徙倚无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道是有条理脉络的，得到把握这浑然一体之道，就能贯通千枝万叶。所以只要有了“道”，尊贵时有行使号令的本领，低贱时有忘掉自卑的办法，贫穷时有乐于本行的途径，困厄时有处理危难的能力。严寒来临，霜雪铺地，这才能看出松柏的茂盛不凋；处境困难，面临危险，利害关系呈现眼前，这才能看出圣人不弃“道”的本性。因此，头顶青天才能脚踏大地，以天道作镜才能明察秋毫，创太平世道才能处坐明堂，与天道同游才能像日月一样光明。所以用道作钓竿，用德当丝线，用礼乐作钓钩，用仁义当钓饵，投放到江中，漂浮在海上，纷杂的鱼虾之类赶来吞食鱼饵，哪个不被他所占有！倚仗矜持造作之术，提挈人际关系，推动社会风俗，以摸索事物牵联之奥妙，尚可以放松心志，如愿以偿，并能满足其欲望。更何况有人心怀珍贵之道，心智思想不用于外物，独自遨游于无限之外，不与具体事物杂糅，在遨游中凭依着无形的区域，和天地自然相和谐！

若然者，偃其聪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为尘垢，以死生为昼夜。是故目观玉辂瑰象之状，耳听《白雪》《清角》之声，不能以乱其神；登千仞之谿，临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钟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则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无所概于志也。

这种人偃息聪明怀抱质朴，视利害如垃圾尘埃，视死生如昼夜更替。所以他眼见美玉象牙、耳听《白雪》雅乐，是不会扰乱恬静的精神的；登上千仞之溪的山崖，临近蝯都晕眩的峭壁，也不止于会扰乱平和的心志的；就像钟山出产的美玉投炉火中烧炼，三天三夜玉之色泽都不变。这是因为这种人获得了天地之精华。所以生不足以诱惑驱使他，利难以触动他，死又不足以禁锢他，害又无法吓住他！他是明白了生死之分，通晓了利害之变，即使用整个天下来换取他小腿上的一根毫毛，他都不会心动。

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丽也；毁誉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纯粹而不糅，处玄冥而不暗，休于天钧而不，孟门、终隆之山不能禁，唯体道能不败，湍濑旋渊、吕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涧、飞狐、句望之险不能难也。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于此哉！

贵贱对人来说，就像春风从身边刮过一样；毁誉对自己来说，就像蚊虻叮一下而已。秉持皓白而不污黑，奉行纯粹而不杂糅，身处玄冥而不昏暗，顺从自然而不毁败；孟门、终隆这样的高山阻挡不住，急流旋渊、吕梁这样的深水滞留不住，石涧、太行、飞狐、句望这样的险隘难为不倒。所以真人虽然身处江海之上，但精神却仍然内守于心，如果不是获得了“道”这个本原，谁又能够达到此境界？

是故与至人居，使家忘贫，使王公简其富贵而乐卑贱，勇者衰其气，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议，虚而往者实而归，故不言而能饮人以和。

因此，与圣人相处，家居贫寒之士会忘掉贫寒，王公贵族会看轻富贵而以卑贱为乐，勇武之人会减弱锐气，贪婪之人会消除欲望。得道真人静坐而不说教、立而不发议论，但可以使那些空手去学习的人满载而归，他不必言说就能使他人感受到祥和气氛。

是故至道无为，一龙一蛇；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外从其风，内守其性；耳目不耀，思虑不营；其所居神者，台简以游太清，引楯万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门散六衙；设于无垓坫之宇，寂漠以虚无。非有为于物也，物以有为于己也。是故举事而顺于道者，非道之所为也，道之所施也。

所以最高之道就是顺应自然无为，像龙似蛇，盈缩卷舒，随时顺势变化；外虽随风而变，内却持守本性，耳目不被声色诱惑、思想不被外物扰乱。他能把握持守自己的精神，掌握道的原则遨游在太空，促使万物发展，使各种新事物萌生。因此，使用精神过度的人，精神也将会远远离开他，而善养神者，神与形必相守。“道”从本原出发，通过九天之门，散布到四面八方，布施到无穷无尽的领域；它静寂而虚无，不刻意干预万物，因而万物会自然而然有所作为。因此，办事举措顺“道”者，并不是说“道”对他做了些什么，而是“道”在布施中无形地影响了他。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夫目视鸿鹄之飞，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而千万里。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撩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那天所覆盖的、地所承载的、六合所包容的、阴阳二气所孕育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持的，全都产生于一个根源——天地，并共通着和谐之气。所以槐与榆、橘与柚可以结合而成为兄弟，有苗族和三危族可以相通而成为一家。眼看着鸿鹄飞翔，耳听着琴瑟之音，而心思却飞到了雁门关一带，一个人身形中的精神可以飞散到各处，甚至一下子飞千万里远。所以就事物的差异来说，紧挨着的胆、肝就会像胡地和楚越那么遥远；但就事物的相同来看，万物就如同生存在一个角落里那么亲近。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歧异，各有其产生的缘由。像那墨翟、杨朱、申不害、商鞅等学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如同伞架上的一根骨子、车轮中的一根辐条那样，有了它可以凑数，没有它也不妨碍使用。如果自以为离开自己的学说主张就不行，那就太不通天地之常情了。

今夫冶工之铸器，金踊跃于炉中，必有波溢而播弃者，其中地而凝滞，亦有以象于物者矣。其形虽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于周室之九鼎也，又况比于规形者乎？其与道相去亦远矣。

那些冶炼金属的工匠在铸造器物时，金属在熔炉中翻滚熔化，也必定会有熔液翻腾流溢出来，溅落到地下，凝固后也有些和某种器物形状相似。这些器物虽然有点小用处，然而不可能像周王室的九鼎那样贵重，又何况同原型器物的用处相比呢？这些都与“道”相去甚远。

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百事之茎叶条蘖，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若此，则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无授也，而无不受也。无不受也者，譬若周云之茏苁，辽巢彭濞而为雨，沈溺万物而不与为湿焉。

万物如同树枝那样舒展散布，百事就像茎叶枝芽那样繁衍枝蔓，实际都是出自一个根源而有条不紊变化出千姿百态来。如此说来，蓬勃的万物是承受了什么后得以发展的，但其实没有谁有意授给它们什么：万物所承受到的，是没有谁有意授予的，可是没有什么物类不被授予的。所谓没有什么物类不被授予的，打个比方说，就像那浓云密布，翻滚蕴蓄聚集而化成大雨，洒遍大地，淋湿万物，而云本身并没有直接参与淋湿万物这一过程。

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如工匠有规矩之数，此皆所得以至于妙。然而奚仲不能为逢蒙，造父不能为伯乐者，是曰谕于一曲，而不通于万方之际也。

善于射箭的人有仪表作为尺度，就像工匠有规矩作法度一样，他们都是用了一定的尺度标准方达到技艺神妙的境界的。然而造车的奚仲却不能像逢蒙那样善射，善御的造父也不能像伯乐那样会相马，这只是说他们只掌握某一领域里的知识技能，而不能通晓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奥妙。

今以涅染缁，则黑于涅；以蓝染青，则青于蓝，涅非缁也，青非蓝也，兹虽遇其母，而无能复化已。是何则？以谕其转而益薄也。何况夫未始有涅蓝造化之者乎！其为化也，虽镂金石、书竹帛，何足以举其数！

现在用涅石做成黑色染料，这染料的黑色程度比原涅石更深；用蓼蓝制成靛青，这靛青的青色程度比原蓼蓝更深。黑染料已不是涅石，靛青也不是蓼蓝，它们就是再遇到涅石和蓼蓝也不可能变回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经过制作加工后其质量比原体更稀薄了，更何况那些不曾有过涅石、蓼蓝变为黑色青色染料关系的事物呢？它们这些变化，即使用金石刻镂、竹帛书写，也难以记得清楚。

由此观之，物莫不生于有也，小大优游矣，夫秋豪之末，沦于无间，而复归于大矣。芦苻之厚，通于无圻而复反于敦庞，若夫无秋豪之微，芦苻之原，四达无镜，通于无析，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袭微重妙，挺挏万物，揣丸变化，天地之间，何足以论之！夫疾风教木，而不能拔毛发；云台之高，堕者折脊碎脑，而蚊虻适足以翱翔，夫与跂蛲同乘天机，夫受形于一圈，飞轻微细者犹足以脱其命，又况未有类也？由此观之，无形而生有形，亦明矣。

由此看来，事物间的变化，新的物体莫不是从已有的原体事物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事物大小繁多。秋天兽类新生的毫毛末端，尽管细小得能插进没有空隙的东西里，但与无形的“道”相比，又显得太大了；芦苇杆里的一层膜，薄到能飘飞到天空中，但与无形的“道”相比，又显得太厚了。所以既无秋毫之末又无芦苇之厚的“道”能够畅通于四面八方而无止境，又没有什么能遏制伤害它；它能生成精微奇妙事物，能促使万物生长、支配万物变化。天地之间没有什么能和它相提并论的！疾风能将大树刮倒，却不能吹掉长着的毛发；人从高耸入云的高台上摔下来会折断脊骨迸裂脑壳，但蚊虻却能适足飞翔。这些轻微小虫靠着造化的作用，在同一个角落内获得了形体；轻微小虫尚可以靠这造化所赋予的形体寄托生命，更何况没有形体的东西呢？由此看来，无形产生有形的事物这一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而归于万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后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后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所立于身者不宁，是非无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欤？

所以，圣人将精神寄托于内心，而复归到万物初始时的境界。这种境界，看上去幽冥昏暗，听上去寂静虚无；但就是在这幽冥昏暗中能看到光明，在寂静虚无中能听到声音。他的“用”在于“不用”，而正因为“不用”才能“用”；他的“知”在于“不知”，也正因为“不知”然后能“知”。天如不定则日月没有承载的依托，地如不定则草木没有生根的基础；人如安身立命的精神不安定，则是非标准就无法辨明。因此有了“真人”然后才有“真知”，你所持守的东西都不明确，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所认为的“知”不是“不知”呢？

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使知之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挐治烦，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闭九窍，藏心志，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含阴吐阳，而万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杂之以青黄，华藻鏄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断在沟中，壹比牺尊沟中之断，则丑美有间矣，然而失木性钧也。是故神越者其言华，德荡者其行伪。至精亡于中，而言行观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趋舍行伪者，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尽，而行无穷极，则滑心浊神而惑乱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风，所断差跌者，而内以浊其清明，是故踌躇以终，而不得须臾恬澹矣。

积累宽厚的恩惠，将慈爱恩惠披及民众，用声誉和荣耀去爱抚百姓，使他们欣欣然而乐于保全应有的本性，这就叫“仁”；建立丰功伟绩，树立显赫名望，确立君臣关系，端正上下之礼，明确亲疏远近，规定贵贱等级，挽救危难的国家，恢复灭绝的朝代，决断纷乱治理忧烦，振兴被毁的宗庙，择立绝后者的继承人，这就叫“义”；闭绝情欲，匿藏心机，抛弃智慧，返朴归真，茫然游荡在尘世之外，逍遥于无为初始界域，呼吸阴阳之气，和万物融为一体，这就叫“德”。所以，“道”散逸就只能依靠“德”，“德”流溢就只得施“仁义”，“仁义”树立则意味着道德的废弃。百围粗的树木，砍断制成牺樽，用曲凿刻刀雕镂，涂上青黄相间的颜色，花纹华丽、金饰鲜亮，龙蛇虎豹的形象被精心雕刻成图案。然而将另一段被扔弃在水沟中的木头和这被雕成的华丽牺樽相比，尽管美丑相去甚远，但两段木头均失去了树木的质朴本性则是相同的。由此可见，精神流失的人就会表现为言语华而不实，德性荡飞的人就会表现为行为虚假不诚；至精至诚的精神一旦从心中流散，浮辞伪行就会显露在人们的眼前，并难免不受外界物质世界的驱使。人们的言行举止都是精神世界外化的表现，精神是会有耗尽的时候，而行为却不会终止的，假如神不守舍，就会心神不定迷失生命的根本方向。人的精神守持不定，就会沉溺于世俗的风气中，一旦失误失足，内在的纯洁本性就受到污染而浑浊，因而会彷徨一生，得不到片刻的宁静。

是故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所以圣人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而不在乎外表装饰仁义。不宣泄情欲、显示聪明而遨游于精神的和谐。这样他可以下探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四方上下、贯通天下万物。这些就是圣德之人的行为表现。至于那“真人”更飘动在虚无的区域，遨游于无形的境界；他骑着蜚廉神兽，带着敦圄侍从，驰骋于世俗之外，休闲在宇宙之中，让十个太阳照明，使风雨听从使唤，让雷公当臣子、夸父为役仆，纳宓妃为妾，娶织女为妻。天地之间哪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所以说虚无是道的立足点，平易是道的本性。

夫人之事其神而娆其精，营慧然而有求于外，此皆失其神明而离其宅也。是故冻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风于秋。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夫梣木色青翳，而赢瘉蜗睆，此皆治目之药也，人无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圣人之所以骇天下者，真人未尝过焉；贤人之所以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夫牛蹄之涔，无尺之鲤，块阜之山，无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营字狭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无裹之者邪，此其为山渊之势亦远矣。夫人之拘于世也，必形系而神泄，故不免于虚。使我可系羁者，必其有命在于外也。

人们过度劳碌心志而扰乱自己的精神，费尽心思去追求物质利益，这些都会耗损人的精神元气而使精神离开了人的身心。所以，得寒症的人即使在春天还得借助衣服来御寒，而得热症的人就是在秋天还是希望冷风来解热。体内有病者，必定会在气色上有所体现。秽木浸水能治疗青翳，蜗牛唾液能治疗蜗睆，这些均是治疗眼疾的良药，但如果无缘无故使用一定会伤害人的眼睛。圣人之所以惊骇天下，真人从来不去过问；贤人之所以矫正世俗，圣人也从来不去过问。那牛蹄踩出的小水洼是容不下一尺长的鲤鱼的；土丘似的山坡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狭小的范围容不下巨大的东西，更何况要容纳无形的天地呢？它们离深渊高山的规模和气势还远着呢。人们沉溺于世俗社会，必定身形受系绊而同时精神散逸，所以不免会虚弱。如人被名利欲念所羁绊，必定是精神散逸在外，也必定会受系累。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澖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万物，以鸿濛为景柱，而浮扬乎无珍崖之际。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顾顾然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莫之领理，决离隐密而自成，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怀和，被施颇烈，而知乃始，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袭九窾，重九熟，提挈阴阳，嫥捖刚柔，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浇淳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樠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

在道德最纯的时代，人们酣眠于虚无混沌的区域里，遨游在浩瀚无边的领域中，扶持天地而委弃万物，以鸿濛作圭表，飘浮在没有疆域的地方。因此圣人呼吸阴阳二气而众生仰慕归依、内心和顺。那时，没有人有意治理引导，但人和万物循性顺理悄然形成生长，浑浑然然，纯粹质朴的道德没有散逸，磅礴浑然一体而万物悠游自得。因此，即使有后羿的智慧也使用不上。时代发展到伏羲氏的时候，天下道术仍然浑厚茫然，蕴含道德和气，布施德泽颇为盛广，但人们的智慧开始萌发产生，似乎若有所知，并开始失去童稚蒙胧之心，观察起天地间的各种事物。所以伏羲氏的道德杂乱烦多而不专一。到了神农、黄帝时代，他们开始分离道统根本，通理天地，顺循自然法则形制，掌握阴阳变化，调和阴阳刚柔，分解联贯，使万物百事均有秩序条理。这样百姓无不张目直视，无不踮脚仰视聆听君主命令，仰头察看君王脸色。所以神农、黄帝虽然能治理好天下，但却不能够和谐自然。社会延续到昆吾、夏后时代，人们的嗜好欲望被外界诱惑，聪明受外界引诱，因而失去了天然本性和赖以存在的道德。到了周室衰亡时期，敦厚淳朴的风气被冲淡散失，办事行为背离道德、偏离德性，因而奸巧狡诈也随之产生。周王室的衰败使王道废弛，墨、儒也开始宣传标榜起自己的学说来，招聚门徒争论是非。于是各家学说均以博学来比拟圣人，实际是用华而不实的言辞来欺骗胁迫民众；他们行施礼乐歌舞，拿《诗》、《书》来文饰门面，为的是在天下沽名钓誉。与此同时，他们又实行繁琐礼节，装饰绂冕礼服，并使之等级化；聚集民众变化着无穷无尽的花样，积聚财富来满足无法满足的消费。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老百姓也开始误入歧途，不明事理，却又想施展智巧，迎合世俗，不择手段捞取名利。这时人们都奔波于邪道斜路上，丧失了“道”之根本。世人之所以沦丧纯正的天性，并日益衰落，其产生根源由来很久了。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

因此圣人学习，是要将心性返归到最初质朴状态而让心神遨游于虚无之境；达人学习，是要将心性与旷漠无边相通而在寂静淡漠中觉醒。若是世俗之人的学习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拔去德性，扰乱心胸，损伤耳目，老是纠缠、追求着事物的微小利益，为推行仁义礼乐奔走忙碌，在世上自我表现以求获得世俗的名声。这种事情我是感到羞耻而不屑做的。

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而条达有无之际。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之间，犹飞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也？

所以与其占有天下，还不如对此超脱一些；与其有超脱的思想，还不如彻底抛弃天下而逍遥流连在虚无境地、通达于事物有无之间。因此，全天下的人赞扬我，我也不会受到激励，全天下的人非议我，我也不会沮丧。对生死泰然处之，对荣辱通达处置，即使面对天下大火蔓延、洪水泛滥，我内心中的精神不会亏缺。像这样的话，就会将天下及天下之事看得轻如羽毛、浮泛芥草，谁还肯忙忙碌碌将外物当回事！

水之性真清，而土洞之；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夫人之所受于天者，耳目之于声色也，口鼻之于芳臭也，肌肤之于寒燠，其情一也。或通于神明，或不免于痴狂者，何也？其所为制者异也。是故神者智之渊也，渊清则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矣。人莫鉴于流沫，而鉴于止水者，以其静也；莫窥形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睹其易也，夫唯易且静，形物之性也。由此观之，用也必假之于弗用也。是故虚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鉴明者，尘垢弗能藐；神清者，嗜欲弗能乱。精神已越于外，而事复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未也。外内无符，而欲与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释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谓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于虚，则消铄灭息，此圣人之游也。

水的本性清澈纯净，泥土掺入使它混浊；人的天性安寂宁静，嗜欲搅乱使它不安。人的天生本性是耳能听声、目能观色、口尝滋味、鼻闻气味、肌肤感受寒暑，这些天性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有的人神志清醒，有的人不免痴狂？这就是因为制约他们的精神状况的不同。所以说精神是智慧的渊源，这渊源清静，智慧就可明察；而智慧却是心灵的城府，智慧公正不诈邪，人的心灵就平静。所以人都不用流动涌动着泡沫的水做镜，而用相对静止清明的水照形，就是因为它平静；同样人们没有用生铁来照自己的形影，而对着明亮的铜镜看自己的容貌，也是因为铜镜平整。只有平和静，才能显现事物的本性。由此看来，“用”必借助于“不用”。所以说，虚静的心神产生纯白的光亮，这吉祥也就会降临了。镜子明亮，尘埃就不会玷污它，精神心志纯白清静，嗜欲也就难以搅乱它。如果精神心志超越散逸到身心之外，再去想法让它复归回来，这实际上是失去了根本而追求的是枝节。内在精神与外表行为相分离而与外界事物相接触，实际上是遮蔽了精神心志的纯白清静之光，任凭耳目听视来获得智慧，这就是抛弃了光明之道而走向黑暗，这也叫“失道”。人的心志往哪里，精神也会跟着跑去；反之，如心志返回虚静的境界，精神也就随之宁静，嗜欲也就灭息。这就是圣人的行为表现。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达乎性命之情；其举错未必同也，其合于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爱之也，焕有余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简之也，清有余于适也。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趋行求者也。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

所以古代圣人治理天下，一定是通达性命之情，尽管具体的行为措施不尽相同，但合乎“道”的原则是一致的。夏天不穿皮衣，并不是爱惜它，而是对身体来说温暖已是足够的了；冬天不用扇子，并不是因为简朴，而是对人来说清凉已是相当充分的了。所以圣人估量自己的饭量而进食，度量自己的体形而裁衣，对自己的物欲有所节制，恰如其分，这样哪会产生贪婪之心呢！因此，能够持有天下者，一定不是以天下作为追求的目标；能够享有名誉者，一定不是靠奔波忙碌追求得到的。圣人能够于道相通，因而嗜欲之心也必被排斥在外。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平！是何则？其道外也。夫以未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趋舍何足以滑心！

孔子、墨子的弟子们都拿仁义的道理来教导人，然而不免于丧败。他们自身都不能实行仁义，更何况他们所教导的世人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学说是天道本性外的东西。用皮毛末节去谋求归返根本，即使像许由这样的高洁之士都办不到，又何况一般老百姓呢！如果真能通达性命之情，那么仁义自然会依附归顺，举止行为哪能扰乱得了人的心？

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万物，与造化者为人，天地之间，宇宙之内，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经于驱山、太行而不能难，入于四海九江而不能儒，处小隘而不塞，横扃天地之间而不窕。不通此者，虽目数千羊之群，耳分八风之调，足蹀《阳阿》之舞，而手会《绿水》之趋，智终天地，明照日月，辩解连环，泽润玉石，犹无益于治天下也。

假如精神不被掩遮伤害，心志没有压力负担，通畅恬静，淡漠无事，没有凝滞郁结，虚寂静漠对待外物，那么利禄权势就不能使他动心，巧辩之人不能说服他，声色不能使他淫乱，美妙之物不会使他丧志，智慧之人不会使他动摇，勇猛之人不会使他恐惧，这就是真人之道。这样的话，他就能陶冶万物，与自然造化相伴，天地之间，宇宙之内，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化育生命的人不死，促使生物变化的人不变；他的精神经过骊山、太行不受阻拦，进入四海九江不会沾湿；处在狭窄之地不感到挤塞，横贯天地之间不肆意放纵。不能通达天道者，即使眼睛能够数清一群上千只的羊，耳朵能分辨八风之调，脚踏着“阳阿”之舞，手合着《绿水》的节拍，智谋能统贯天地，目光像日月样明亮，口才可以讲清复杂难题，言辞润泽动听如玉石，但对治理天下来说还是没有什么裨益的。

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何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祸福弗能挠滑，非誉弗能尘垢，故能致其极。非有其世，孰能济焉？有其人，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又况无道乎！

静漠恬澹是用以养性的；和愉虚无是用以养德的。外物不诱乱内在本性，那么本性就有安适的居所；性情保持平和，那么德就有安处的位置。人能够养性以处世，怀德以享天年，这样就可以说能够体察天道了。如是这样，人的血脉就不会郁积阻滞，五脏就不会受病气侵入，祸福也不能扰乱，毁誉也不能玷污，所以也能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但是，如果不是处在一个有道德的时代，哪里能做到这点呢？有能体道的人，但如果没有遇上好的世道，就有可能摆脱不了乱世的干扰，更何况那些本身没有道德的人呢？

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手足之疾痒，辟寒暑，所以与物接也。蜂虿螫指而神不能檐，蚊虻肤而知不能平，夫忧患之来，撄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闻雷霆之音；耳调玉石之声，目不见太山之高，何则？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万物之来，擢拔吾性，攓取吾情，有若泉源，虽欲勿禀，其可得邪？

况且人的本能性情是耳目易受外界感应而动，心思天生知道忧愁快乐，手脚会触摸疼痒、躲避凉热，这些都是因为与外界发生接触中必然发生的。被蜂蝎刺咬了手指精神就会不愉快，被蚊虻叮咬了皮肤人的心思就会不平静；而受忧患的骚扰，人更是揪心般的痛苦，就不只是像蜂蝎螫刺蚊虻叮咬那样的皮肉之苦了，因此人就是想静寂淡漠，也只得徒唤奈何！眼睛能观察到秋毫之末，而耳朵却难以承受雷霆的巨响；耳朵能听玉石般的圆润乐声，眼睛却难以看到泰山的峰顶。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已是习惯接受小的地方而不习惯接受大的地方。现在万事万物纷至沓来，扯拉拔取我们这些人的性情，就像泉水源头流淌过来的大水，那河川即使不想接纳，哪能办得到呢？

今夫树木者，灌以瀿水，畴以肥壤，一人养之，十人拔之，则必无余孽，又况与一国同伐之哉！虽欲久生，岂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而不能察方员。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况一世而挠滑之，曷得须臾平乎？

今天有植树育林者，给树苗灌上足够的水，并培上肥沃的土，但如一人培育，却有十人去毁林拔树，那必定是连一枝新芽都保不住的，更何况举国上下一起来砍伐它呢？在这种情形下，虽想活得长久些，但哪能做得到？放一盆水在庭院里，用一整天时间来澄清，清澈度还不足以照清眉睫毛，而要使它变浑浊，只需轻轻搅动一下，就浑浊得连盆底是方还是圆都看不出来。以此联系到人的精神也是容易被搞浑浊而难以保持清明，就像上述提到的盆里的水一样，更何况可搅乱人精神的是整个世俗社会，你哪里可得到片刻的平静啊！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凡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山崩，三川涸，飞鸟铩翼，走兽挤脚。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

古代至德的时代，商人开店买卖，农夫耕种愉快，士人安心职责，处士修养道德。在这个时候，风雨不摧毁万物，草木也不会夭折；九鼎国宝分外厚重，珠玉格外光泽；洛水有神龟送呈《丹书》，黄河上浮显《绿图》。所以这时的许由、方回、善卷、披衣这些贤达之士能够成就他们的道德志向。为什么呢？因为一国君主怀有让天下所有人得利的心愿，所以人们能够在这世间自得其乐。许由等人的才德并非尽善尽美超过今世，但是今世没有谁能和他们相媲美，是因为许由等四人碰上了唐虞的好世道。到了夏桀、殷纣王之时，他们火烧活人，肢裂敢于劝谏的忠臣，设造炮烙、铸造铜柱之类的刑具，解剖忠贤之士的心脏，剖析分解才能之士的脚骨，将鬼侯奉献的女儿剁成肉酱，砍碎梅伯的骨骸。在这个时候，峣山崩塌，渭水、泾水和汧水枯涸，飞鸟折羽，走兽断腿。这个时候难道没有圣贤者？不，只是这些圣贤者没有碰上好世道来实现他们的主张。鸟高飞在天空、兽奔走在草丛，树林尚且有祸难落在它们的身上，更何况编户管理得很严的平民百姓呢！由此看来，能否体现道德不仅仅取决于本人，还与所处的世道好坏相联系。

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顺风纵火，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故河鱼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时，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绊骐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处便而势利也。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乌号之弓，谿子之弩，不能无弦而射；越舲蜀艇，不能无水而浮。今矰缴机而在上，罟张而在下，虽欲翱翔，其势焉得！故《诗》云：“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

那历阳城，一个夜里就变成了湖泊，使勇夫、智者和胆怯之人、不肖之人一样落个葬身湖底的命运；同样，在巫山上烧荒，这其中的膏夏、紫芝和艾蒿一同烧毁。所以说黄河里的鱼无法做到眼睛明亮，稚幼的禾苗无法繁育后代，这都是由它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世道圣明，愚奸者也不能独个儿搞乱社会；反之世道丧败，明智者也不能独个儿治理社会；身处浑浊动荡世道，而责备他实行不了道德，这就像用绳索绊套马的腿，却又要它日行千里一样荒谬。也如置于笼中的猿猴像笨猪一样，实际上不是它不灵巧敏捷，而是在笼中无法施展它的灵敏。当虞舜还是农夫陶匠之时，不能造福于乡间邻里，而当他接受了尧的禅让南面为王后，便施德泽于四海。这可以看出他的仁爱之情并没增加而是所处的地位便于他实施仁义道德而已。所以说，古代圣人尽管有着和愉宁静的天性，但他的志向能否实施运用却取决于“命运”。因此这种天性碰上了好的命运就能实施，好的命运和有和愉宁静天性的人相结合才能表现出清明来。这就像乌号之弓、溪子之弩需要有弦才能发射一样；也如同越国的小船和蜀地的小艇也非得有水才能漂浮一样；现在带有丝绳的利箭在空中乱射，网罟在大地上四处张设，这鸟兽尽管想飞翔奔走，但在这种险恶环境下又怎么能行呢？所以《诗》里说：“采摘卷耳野菜，采来采去不满箩筐。怀念远方的人，箩筐放在大路旁。”这是说思慕远古的清明世道啊！

卷三 天文训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力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混混沌沌，无形无象，所以叫做太昭。道最初的状态是清虚空廓，清虚空廓演化出宇宙，宇宙产生出元气。这种元气是有一定的边涯和形态的，其中清明部分飘逸扩散形成天，浊混部分凝结聚集形成地。清明部分的气汇合容易，浊混部分的气凝聚困难。所以天先形成而地后定形。天和地的精气融合起来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精华融合集中产生春秋冬夏四季，四季各自的精气分散产生万物。阳气中的热气积聚便产生了火，而火气的精华部分形成太阳；阴气中的寒气积聚便产生了水，而水气的精华部分形成月亮。太阳、月亮溢出之气的精华散逸为星辰。天空容纳着日月星辰，大地承载着水潦尘埃。以前共工和颛顼争当天帝，一怒之下头撞不周山。擎天的柱子撞折了，系地的绳子扯断了，天向西北方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西北运行移动；地向东南方陷塌，所以水流尘土都向东南流泄沉淀。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吐气者施，含气者化，是故阳施阴化。天之偏气，怒者为风；地之含气，和者为雨。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

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方的大地主宰幽暗，圆的天穹主宰光明。光明的天吐散阳气，所以火和日的光照耀在外；幽暗的地蕴含阴气，所以水和月的光泽内藏。吐散阳气的管给予，蕴含阴气的管化育，所以阴阳二气分管化育和给予。阴阳二气相偏离，形成怒气便产生风；阴阳二气相交合，便形成雨。阴阳二气相迫近，感应即成响雷，激荡而成闪电，散乱便成浓雾。如果阳气强盛，雾便散开成露水，如果阴气强盛，雾便凝结成霜雪。

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赢蛖膲。火上荨，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

长有羽毛，在天空飞翔的鸟类，因而属于阳类。长有鳞甲，在地下冬眠的龟蛇，因而属于阴类。太阳是阳类的主宰，因此春夏两季兽类都要脱掉旧毛，夏至冬至时麋鹿都会脱落旧角。月亮是阴类的根本，因此月亮亏损时鱼的脑髓便减少，月亮晦死时螺蚌的肉便瘪缩。火往上炎，水向下流，所以属于阳类的鸟往高飞翔，属于阴类的鱼向下潜游。

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虚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蚕珥丝而商弦绝，贲星坠而勃海决。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在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

万物因同类而互相触动，本和末互相感应。所以取阳燧置阳光下就会聚光燃艾起火，将方诸放月光下就会气化成液为水。老虎咆哮就有东风吹来，蛟龙升飞就有祥云聚集，麒麟相斗就有日食和月食，鲸鱼死去就有彗星出现，蚕吐丝时则商弦易断，流星坠落则海水漫溢。人间君主的性情与天相通，所以刑法暴虐就多暴风，法令酷苛就多虫灾，滥杀无辜就多旱灾，政令失时就多淫雨。

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四季是天的差吏，日月是天的使节，星辰是上天的会合处，虹霓彗星是上天的禁忌表现。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万里；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

天分成九个区域，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小区，离大地五亿万里；天上还有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以及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和天阿等。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氏。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什么是天的九个区域？中央区域叫钧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角宿、亢宿和氐宿。东方区域叫苍天，这一区域分布着房宿、心宿和尾宿。东北区域叫变天，这一区域分布着箕宿、斗宿和牵牛宿。北方区域叫玄天，这一区域分布着须女宿、虚宿、危宿和营室宿。西北区域叫幽天，这一区域分布着东壁宿、奎宿、娄宿。西方区域叫颢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胃宿、昴宿和毕宿。西南区域叫朱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觜巂宿、参宿和东井宿。南方区域叫炎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舆鬼宿、柳宿和七星宿。东南区域叫阳天，这一区域分布着张宿、翼宿和轸宿。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徽，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吴，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什么是五星？东方是木星，它的天帝是太皞，辅佐大臣则是句芒，句芒执规尺而治理春季。东方的护神是岁星，它的代表兽物是苍龙，它代表的音是角音，日干用的是甲乙。南方是火星，它的天帝是炎帝，辅佐大臣则是朱明，朱明执衡器而治理夏季。南方的护神是荧惑，它的代表兽物是朱鸟，它代表的音是徵音，日干用的是丙丁。中央是土星，它的天帝是黄帝，辅佐大臣则是后土，后土执绳墨而治理四方。中央的护神是镇星，它的代表兽物是黄龙，它代表的音是宫音，日干用戊己。西方是金星，它的天帝是少昊，辅佐大臣则是蓐收，蓐收执矩尺而治理秋季。西方的护神是太白，它的代表兽物是白虎，它代表的音是商音，日干用庚辛。北方是水星，它的天帝是颛顼，辅佐大臣则是玄冥，玄冥执权器而治理冬季。北方的护神是辰星，它的代表兽物是玄武，它代表的音是羽音，日干用壬癸。太阴处在十二辰次的子午卯酉四辰次时，岁星每辰次行经二十八宿中的三星宿。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与荧惑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惬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天下兴兵。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劾奎、娄，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太阴处在四角相连的辰次时，岁星每辰次行经二十八宿中的二星宿。二乘八得十六，三乘四得十二，所以十二年运行二十八宿一周。岁星一天运行１２分之１度，一年运行３０又１６分之７度，十二年环绕一周天３６５又４分之１度。荧惑星通常在十月进入太微垣，受天帝命令而出巡各星宿，监察无道的国家，使之有动乱、灾害、疾疫、丧亡、饥荒和战争。荧惑星的出入没有常规，自身不断改变亮度颜色，时而出现时而藏匿。镇星在甲寅年正月从斗宿部位开始运行，每年镇守巡行一个星宿。如果它应处在某一星宿时而没有处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一星宿所分野的国家就要丧失疆土；如果还不该处在某一星宿时而处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一星宿所分野的国家就会扩大疆土，粮食丰收。镇星一天运行２８分之１度，一年运行１３又１２分之５度，二十八年环绕一周天。太白金星于甲寅年正月和营室宿一起在早晨运行出现在东方。经过２４０天后消失，消失１２０天后又于傍晚出现在西方，２４０天后又消失，消失３５天后再次出现在东方。它出现时处在辰位、戌位，消失时是在丑位、未位。如果当它应该出现时却没有出现、不该消失时却消失了，那么天下兵戈止息。如果当它应该消失时却没有消失、不该出现时却出现了，那么天下战火燃起。辰星的运行能确定一年四季，它通常在二月春分时运行在奎宿、娄宿之间，五月夏至时运行在东井宿、舆鬼宿之间，在八月秋分时运行在角宿、亢宿之间，在十一月冬至时运行在斗宿、牵牛宿之间。它出现时在辰、戌的方位，消失时在丑、未方位，出现２０天后便消失。清晨候望在东方，傍晚候望在西方。如果哪一季它没有按时出现，那么这一季就不和谐；如果一年四季它都没有按时出现，那么天下就要闹饥荒了。

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候；景风至，则爵有位，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阊阖风至，则收县垂，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

什么叫八风？冬至日以后四十五天立春时条风到；条风到后四十五天春分时明庶风到；明庶风到后四十五天立夏时清明风到；清明风到后四十五天夏至时景风到；景风到后四十五天立秋时凉风到；凉风到后四十五天秋分时阊阖风到；阊阖风到后四十五天立冬时不周风到；不周风到后四十五天冬至时广莫风到。条风来临就要释放关押的轻罪犯。明庶风来临就要修整疆域田地。清明风来临就要派使者拿币帛慰问诸侯。景风来临就要给官员封爵和奖赏有功人员。凉风来临就要报德大地的恩德和祭祀四方神灵。阊阖风来临就要收起悬挂的钟磬和停止弹奏琴瑟。不周风来临就要修缮宫室和边疆城池。广莫风来临就要封闭关卡和桥梁，判决案件和执行刑罚。

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

什么叫五官？东方木星是主持农事的田官，南方火星是主持军事的司马，西方金星是主持刑法的理官，北方水星是主持土木建筑的司空，中央土星是官之都总。

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西、辰戌、巳亥是也。

什么叫六府？是指十二辰中的子午相配、丑未相配、寅申相配、卯酉相配、辰戌相配和巳亥相配。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囿也。天阿者，群神之闭也。四宫者，所以为司赏罚。太微者主朱雀。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名曰一纪，凡二十纪，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八十岁而复故曰。

太微垣是天帝的宫廷。紫微垣是天帝的住处。轩辕是嫔妃的宫室。咸池是水神的鱼池。天阿是群神的城墙。四守则主管奖赏惩罚。太微主管朱雀，紫微宫持北斗而左旋，每天运行一度而环绕周天。冬至这天在峻狼山这方位，每天运行一度，运行了１８２又８分之５度时正值夏至日到达牛首山这方位，然后往回走完３６５又４分之１度，时间正好一年。太岁纪年的开始是在斗柄指向寅的正月初一晨旦，太阳月亮一起出现在营室宿五度的部位。太岁纪年起经过７６年，太阳月亮又在正月初一晨旦一起出现在营室宿五度的部位，而运行的时间没有余数，这就叫“一纪”。而二十纪，即一千五百二十年就是“大终”，这时的太阳月亮星辰又回复到以甲寅年作为纪年的元年位置。北斗日行一度，一年就有４分之１的零头数，所以经过四年就积累１４６１天，北斗星又回复到原来的起点位置，经过八十年，又回复到第一个始用的记日干支。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

子午和卯酉分别连成经纬两条互相垂直的线。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分别组成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角，即“四钩”。东北位于由阴复阳，所以叫阳气恢复之角，西南位于由阳复阴，所以叫阳气背离之角，东南阳气不盛不衰，所以叫阳气徜徉之角，西北纯阴，阳气将萌，需号使通之，所以叫呼号疏通之角。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

冬至时北斗北指子辰部位，与子午经线相合，这时阴气达到极限，阳气开始萌动，所以说冬至是给万物带来阳德的节气。夏至时北斗南指午辰部位，与子午经线相合，这时阳气达到极限，阴气开始萌动，所以说夏至是给万物带来刑杀的节气。阴气达到极限时，北至北极、下至黄泉都充满着阴气，所以这时不宜凿地打井。这时万物幽闭深藏，虫类进洞穴冬眠，所以说阳德在室内。阳气达到极限时，南至南极、上至朱天都充满着阳气，所以这时不宜平整山丘、上房顶做事。这时万物生殖繁衍，五谷开始生长，所以说这时阳德在野外。

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脱毛，麋角解，鹊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黄泽，石精出，蝉始鸣，半夏生，蚊虻不食驹犊，鸷鸟不搏黄口，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冬至时虽阴水旺盛，但阳火也随之相伴，夏至时虽阳火旺盛，但阴水也随之相伴。所以五月火气旺盛而水气渗源出来，十一月水气旺盛而火气伴随上升。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气上升，所以夏至时空气潮湿；火气上升，所以冬至时空气干燥。空气干燥则木炭吸湿少而显得轻，空气潮湿则木炭吸湿多而显得重。冬至时井水上升，盆水也膨胀，羊脱毛和麋换角，鸟鹊开始建窝筑巢。中午树立八尺长的圭表，能测出它一丈三尺长的日影。夏至时地流黄泽，石精也冒水气，蝉开始鸣叫而半夏长成，蚊虻不咬马驹牛犊，猛禽不抓雏鸟。中午树立八尺长的圭表，能测出它一尺五寸长的日影。日影长则说明阴气强而日离地远，日影短则说明阳气强而日离地近。阴气过强则多雨水，阳气过强则多干旱。

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德则刑德合门。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门。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

主刑杀的阴气和主生长的阳气有七处居住地方。什么是七处居住地方？就是指室、堂、庭、门、巷、术、野。十一月份阳气在内室居留三十天，也即冬至前后各居留十五天，然后依次转移至各舍，每在一舍均居留三十天。阳气在内室时则阴气在郊野，阳气在厅堂时则阴气在街道，阳气在庭院时则阴气在巷里。阳气和阴气平衡时，它们便集合在大门。八月秋分和二月春分时，阴阳二气不盛不衰平衡相处则昼夜相等，所以说阴气阳气便集合在大门。阳气由南遍及北，万物就生长，而阴气由北遍及南，万物就萧杀。所以说阴阳二气聚合于二月春分时，万物就生长，阴阳二气聚合于八月秋分时，草木就枯死。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是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放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者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已则小满，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西中绳，故曰秋分雷戒，蛰虫北乡，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钟首。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

东北和东南两角之间各是９１又１６分之５度，而北斗每天运行一度，运行十五天为一个节气，产生出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斗柄指向子位时就是冬至，音律配黄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癸位时就是小寒，音律配应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丑位时就是大寒，音律配无射。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报德之维的丑寅之间，这时表示阴气已散扩到地底下。所以说距离冬至四十六天就是立春，阳气消融冰冻，音律配南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寅位时就是雨水，音律配夷则。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甲位时就是惊蛰，春雷惊动万物，音律配林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卯辰，与卯酉纬线相合，故这是春分而雷鸣发生，音律配蕤宾。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乙位时就是清明风到，音律配仲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辰位时就是谷雨，音律配姑洗。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常羊之维的辰巳之间，这时表示春季时令结束。所以说春分以后四十六天就是立夏，大风止息，音律配夹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巳位时就是小满，音律配太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丙位时就是芒种，音律配大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午位时，这时阳气达到极点。所以说立夏以后四十六天就是夏至，音律配黄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丁位时就是小暑，音律配大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未位时就是大暑，音律配太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背阳之维的未申之间，这时表示夏季时令结束。所以说夏至以后四十六天就是立秋，凉风吹来，音律配夹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申位时就是处暑。音律配姑洗。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庚位时就是白露，露水降临，音律配仲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酉辰，与酉卯纬线相合，故这是秋分而雷鸣收藏，冬眠动物开始钻进面南的洞穴，音律配蕤宾。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辛位就是寒露，音律配林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戌位时就是霜降，音律配夷则。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蹄通之维的戌亥之间，这时表示秋季时令结束。所以说秋分以后四十六天就是立冬，草木枯死，音律配南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亥位时就是小雪，音律配无射。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壬位时就是大雪，音律配应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子位时表示一年二十四节气运转完毕。所以说阳气生于子辰，阴气生于午辰。阳气生于子辰，所以冬至十一月，喜鹊开始筑巢建窝，人之阳气也运行升聚到头部。阴气生于午辰，所以五月有轻微的杀气，荠、麦、葶历这时成熟枯萎，冬天长出的草木这时一定死亡。

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开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徒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而以十二月为岁。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

北斗七星中斗柄三星叫做小岁，它在正月指向寅辰时开始运行，每月从左至右运行，十二辰为一周天。咸池三星称为大岁，它在二月从卯位开始运行，每月从右至左运行，四仲为一周天，终而复始。就大岁而言，如果逆着它就会受辱、顺着它就会强盛；违反它则衰落、顺从它则昌盛。同样，小岁指向东南时万物生长，指向西北时万物萧杀；不可逆违它，只能顺从它；不可左行而只可右行。上述就是这个意思。用来确定大时四季的是大岁（咸池）的运行，用来确定小时月份的是小岁的运行。以太岁来纪年，通常是从寅辰部位开始的。从右运行，一年后移动到下一辰次，经过十二年走完一周天，终而复始。淮南王元年冬，太岁在丙子，甲午日冬至，丙子日立春。二阴一阳成阴气二，二阳一阴成阳气三。阴气二阳气三合成五行之气（水、火、木、金、土）而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二阴合一阳为三（阳数），合二个阳数（三）便得六而为六律。所以五音六律就是这样的。而五音的倍数就是十，也就形成十日干数，六律的倍数就是十二，也就形成十二地支数。所以天干是十而地支是十二（辰）。月球每天运行１３又７６分之２８度，２９又９４０分之４９９天为一个月。一年定为十二个月，这样一年就有余数１０又９４０分之８２７天，所以十九年积累的余数约合七个月，“故十九岁而七闰”。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西。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岁迁六日，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甲子受制则行柔惠，挺群禁，开阖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出货财。戊子受制，则养老鳏寡，行粰鬻，施恩泽。庚子受制，则缮墙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做百官，诛不法。壬子受制，则闭门闾，大搜客，断刑罚，杀当罪，息关梁，禁外徙。

冬至日通常在子日或午日，夏至日通常在卯日或酉日。冬至的日子加上三天就是夏至的日子。而从夏至到下一个冬至则日子移迁六天。这种加三迁六现象一年一循环，周而复始。如果冬至壬午日，那么甲子受命起行主管春季，这时木气为主宰，火烟呈青色。从冬至七十二天后，丙子受命起行主管季夏，这时火气为主宰，火烟呈红色。再过七十二天后，戊子受命起行主管季夏，这时土气为主宰，火烟呈黄色。再过七十二天后，庚子受命起行主管秋季，这时金气为主宰，火烟呈白色。再过七十二天后，壬子受命起行主管冬季，这时水气为主宰，火烟呈黑色。再过七十二天一年结束，下一年庚子受命起行主管春节。每年移迁六天，按这个数字来推算，七十年又回到冬至甲子受命起行主宰春季。甲子受命的春季，应当实施仁慈和恩惠，解除各种禁令，敞开城门，疏通路障关卡，不要砍伐正在生长的树木。丙子受命的夏季，应当推举贤良之士，奖赏有功之臣，封立王侯，颁发财物。戊子受命的季夏，应当赡养老人及寡妇鳏夫，施舍黏稠米粥，广施恩泽。庚子受命的秋季，应当修缮院墙城廓，审察各种禁令，整治兵器装备，儆诫百官，惩治犯罪分子。壬子受命的冬季，应当关闭城门闾门，全面搜查外流人员，判定刑罚，处决死罪犯人，封锁关卡桥梁，禁止人员迁徙。

甲子气燥浊，丙子气燥阳，戊子气湿浊，庚子气燥寒，壬子气清寒。丙子干甲子，蛰虫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鸟虫多伤。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动。庚子干戊子，五谷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虫不为。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壬子干庚子，大刚，鱼不为。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复荣，戊子干庚子，岁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坠。戊子干壬子，蛰虫冬出其乡。庚子干壬子，冬雷其乡。

甲子之气干燥混浊，丙子之气干燥温热，戊子之气温热混浊，庚子之气干燥寒冷，壬子之气清冽寒冷。如果丙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冬眠动物就会提早出来和春雷也提早出现。如果戊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动物胎儿夭折，禽卵孵不出幼雏和虫鸟受伤害。如果庚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会有战事兵祸。如果壬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春有霜冻。如果戊子之气犯丙子之气，则有雷霆出现。如果庚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会发生闪电。如果壬子之气犯丙子之气，则会有冰雹出现。如果甲子之气犯丙子之气，则会发生地震。如果庚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五谷遭残害。如果壬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夏天寒冷甚至下霜。如果甲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介甲动物发育不正常。如果丙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大旱和茭白枯死。如果壬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鱼儿不能正常生长。如果甲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草木死而复生。如果丙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草木再次开花。如果戊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收成或有或无。如果甲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温暖如春冬天不利收藏。如果丙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有流星坠落。如果戊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冬眠动物在冬天会跑出洞穴。如果庚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冬天响雷。

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时之气，以至于促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闭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鸠长鸣，为帝候岁。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远山则山气藏，远水则水虫蛰，远木则木叶槁。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圣人不与也。

季春三月，丰隆便露面，开始行雨。季秋三月，地气向下伏藏，大自然有了收敛的萧杀之气。各种昆虫蛰伏起来，关闭门户静静地待在洞穴里。这时青女便露面，降霜下雪，施行十二时令之气，直到明年仲春二月下旬，才结束伏藏阳气而闭塞阴寒之气。女夷出来踏乐而歌，主管着上天自然温和之气，促使百谷禽鸟草木发育生长。孟夏四月，温和阳气使谷物成熟，雄鸠不断鸣叫，为天帝预报节候。因此，天如果不释放阴冷之气，则万物不能生育；地如果不散发阳热之气，则万物不能成熟。天圆地方，而道则在中央。太阳为德泽，月亮为刑杀。月刑到来则万物死亡，日德到来则万物生存。太阳如果远离山则山气就藏伏，如果远离水则水中鱼就蛰伏，如果远离树木则树叶就枯萎，这就是说太阳如果连续五天不出来露脸，就是失职，连圣人都不会高兴的。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爱始将行，是谓胐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餔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爱止其女，爱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夏日至则阴乘阳，是以万物就而死；冬日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之胜则日修而夜短，阴令胜则日短而夜修。

太阳从旸谷出来，在咸池沐浴以后，掠过扶桑树木，这时叫晨明。升上扶桑树顶，于是开始启程，这时叫黎明。到达曲阿山时，叫旦明。到达水泽曾泉，正是用早点时间。而到达桑野是用午餐时间。到达衡阳山顶，正好接近中午。到达昆吾山时，日在正中。到达鸟次，这时是中午偏西。到了悲谷正是餔时，该用晚饭了。再到西北的女纪，太阳更是偏西。到达渊虞后，已是傍晚舂米时。再到连石山时，太阳也就快要隐没了。而到了悲泉，全天行程将完，于是让御手卸车息马，悬车休息。到了虞渊，已是黄昏时分。再到蒙谷，天已黑，是黄昏之后的定昏了。这时太阳入息于虞渊水边，阳光余辉映照着蒙谷之畔。太阳每天行经九州、七舍，行程五亿万七千三百零九里，可将此分为早晨、白天、黄昏和夜晚四个阶段。夏至时阳气回落阴气上升，所以万物趋于死亡。冬至时阴气回落阳气上升，所以万物向往着而生长。白昼属阳气管辖，夜晚属阴气主管。因此，阳气为主时白天长而夜晚短，阴气为主时白天短而夜晚长。

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指寅，则万物螾螾也，律受太蔟；太蔟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则茂茂然，律受夹钟；夹钟者，种始荚也。指辰，辰则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陈去而新来也。指巳，巳则生已定也，律受仲吕；仲吕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宾；蕤宾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钟；林钟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则；夷则者，易其则也，德以去矣。指西，西者饱也，律受南吕；南吕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灭也，律受无射；无射，入无厌也。指亥，亥者阂也，律受应钟；应钟者，应其钟也。指子，子者兹也，律受黄钟；黄钟者，钟已黄也。指丑，丑者纽也，律受大吕；大吕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西，则阴阳分，日夜平矣。故曰：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

天帝张开周天四角，北斗循之旋转，每月移动一辰，运行十二个月又返回到原出发的部位。正月斗柄指向寅辰，十一月斗柄指向丑辰，一年环绕一周，终而复始。斗柄指向寅辰，寅是万物复苏蠕动的意思，音律用太蔟，太蔟的意思是万物聚集而尚未出土。斗柄指向卯辰，卯是草木茂盛的意思，音律用夹钟，夹钟的意思是种子破壳而出。斗柄指向辰时，辰是震动万物的意思，音律用姑洗，姑洗的意思是洗旧迎新。斗柄指向巳辰，巳是万物生长定型的意思，音律用仲吕，仲吕的意思是中间充实长大。斗柄指向午辰，午是阴阳交逢的意思，音律用蕤宾，蕤宾的意思是安柔阴气将为主、阳气将宾服。斗柄指向未辰，未是阴气已长万物稍衰的意思，音律用林钟，林钟的意思是阳气将止万物衰败。斗柄指向申辰，申是万物萧杀呻吟的意思，音律用夷则，夷则的意思是阳德已去阴气杀物。斗柄指向酉辰，酉是黍成饱满的意思，音律用南吕，南吕的意思是阴气助万物成熟，大收之际。斗柄指向戌辰，戌是阳气微弱万物尽灭的意思，音律用无射，无射的意思是阴气残杀万物尚未终止。斗柄指向亥辰，亥是阳气藏匿地下的意思，音律用应钟，应钟的意思是万物应时聚藏。斗柄指向子辰，子是万物孕育滋长的意思，音律用黄钟，黄钟的意思是阳气自黄泉而出。斗柄指向丑辰，丑是阳气尚未降于万物、万物厄纽未敢出的意思，音律用大吕，大吕的意思是助阳气升腾以萌万物。而当斗柄指向卯、酉时，正好阴和阳平分、春分秋分日和夜均等。所以说，规代表阳气助万物蠢动的春天主仁主生长，矩代表阴气迁落万物的秋天主义主刑杀，衡代表阳气养万物的夏天主礼主成长，权代表阳气伏下万物终藏的冬天主智主收藏，而绳代表的中央是端直通达，所以可成为春夏秋冬四季的总根本。

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纪三踊以为节，兵重三罕以为制。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种也。日冬至，德气为土，土色黄，故曰黄钟。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凡十二律，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徽，南吕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窍。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故黄钟位子，其数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簇之数七 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八，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吕。仲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徽生宫，宫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故为缪。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子，仲吕之徽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

道初始于混沌不分的“一”，但“一”还不能直接产生天地万物，所以要从混沌不分的“一”中分化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和合气便产生万物，因此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运行的时间以三个月为一季，所以祭祀时要以尸受“三饭”作为仪式，丧事要以“三踊”作为礼节，军事上要以“三军”作为制度。以“三”来参验计算事物，三三得九，所以黄钟的律管长九寸，以此来校正宫音的和谐程度。然后用九乘，九九八十一，这样黄钟律管的粗细和长度便确定了。“黄”是土德的颜色，“钟”是气相聚的意思。冬至时五行之气中的土气旺盛，而土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和冬至十一月相应的音律就叫“黄钟”。音律之数是六，分成阴阳雌雄两类，所以一共为十二律，用十二律配十二月。十二律的积数各自都可用三相乘而得之，所以设定一个首律，其余十一律逐一用三来乘，得积数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１７７１４７），这样，黄钟十二律管的积数就确定了。在所有的十二律中，黄钟定宫音，太蔟定商音，姑洗定角音，林钟定徵音，南吕定羽音。万物由（阴阳二气交合而成）“三”所产生，乐音由“五”（五行之气）所形成，“三”加“五”等于“八”，所以用卵繁殖的动物都有八窍。音律最初产生的时候是古人摹拟凤凰的鸣唱声音来确定的，所以音律隔八相生产生，黄钟定宫音，而宫音又是五音中的主音，所以黄钟在（十二辰的）子位，其律管的粗细和长度的数是八十一，主管十一月。黄钟律下生林钟律，林钟的数是五十四，主管六月。林钟律上生太蔟律，太蔟的数是七十二，主管正月。太蔟律下生南吕律，南吕的数是四十八，主管八月。南吕律上生姑洗律，姑洗的数是六十四，主管三月。姑洗律下生应钟律，应钟的数是四十二，主管十月。应钟律上生蕤宾律，蕤宾的数是五十七，主管五月。蕤宾律上生大吕律，大吕的数是七十六，主管十二月。大吕律下生夷则律，夷则的数是五十一，主管七月。夷则律上生夹钟律，夹钟的数是六十八，主管二月。夹钟律下生无射律，无射的数是四十五，主管九月。无射律上生仲吕律，仲吕的数是六十，主管四月。到了仲吕，十二律也就到此为止，不再相生了。宫产生徵，徵产生商，商产生羽，羽产生角，角主姑洗，姑洗又产生应钟，是为“变宫”，它不接近正音，因此称它为“和”音。应钟产生蕤宾，就是“变徵”，它也不合正音，因此称它为“缪”音。冬至起音接近应钟，由冬至到夏至按十二律逆序逐一配合节气，律管依次增长，所以声音逐渐变浊；夏至起音接近黄钟，由夏至到冬至按十二律顺序逐一配合节气，律管依次减短，所以声音逐渐变清。这种十二律的顺逆排列是适应二十四节气阴阳盛衰变化的。以音、律配日，就有甲子为仲吕之徵，丙子为夹钟之羽，戊子为黄钟之宫，庚子为无射之商，壬子为夷则之角，六十律（六十天）为一周。

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黄钟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秋分蔈定，寞定而禾熟。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其以为量，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铢，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而为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觔。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觔为一钧。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古时候制定度量衡的标准，是从大自然的运动法则中产生的。黄钟律管长九寸，万物以“三”（和气）而生成，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所以布帛的宽幅为二尺七寸。音是隔八相生成，所以人身长一般是八尺。寻等于人之身长，所以一寻定为八尺。有了形体事物也就有了声音，音的数量是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所以布是四丈为一匹。匹是指一般人裁制衣服所需的用布量，所以裁制衣服以一匹为定制。秋分时节禾穗的芒尖长成，芒尖长成表示禾谷成熟。音律的数目是十二，所以十二根禾芒相当于一粟，十二粒粟的长度相当于一寸。十二音律与十二辰相配，五音与记日天干相配。日干数为十，所以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用这种相似法制定重量标准，十二粒粟的重量就是一分，十二分等于一铢，十二铢等于半两。衡器分为左右两边，因而将十二铢翻倍，于是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季而成一年，因此以四乘之，四四十六，所以十六两等于一斤。三个月成为一季，三十天成为一月，所以三十斤为一钧。四季合成一年，所以四钧为一石。就音律来说，一个音律可以生五音，十二音律就可以生成六十旋宫音调。以此乘以六，六六三十六，所以有三百六十音，相当于一年的天数。所以说音律历法的制定产生，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十二律中的律吕相生法是，下生是原律数乘二再用三去除；上生是原律数乘四再用三去除。

太阴元始，建于甲寅，一终而建甲戌，二终而建甲午，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岁徙一辰，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前三后五，百事可举。太阴所建，蛰虫首穴而处，鹊巢乡而为户。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西，苍龙在辰。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已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西为危，主构；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太阴纪年建元开始于甲寅年，经过一千五百二十年一终而后开始于甲戌年，三千零四十年二终而后开始于甲午年，四千五百六十年三终而后又回复到甲寅年开始建元。它每年移动一辰，立春后处于新的一辰，顺次运行在应处的辰次。在它到达某一辰的前三天或后五天，什么事情都可施行。太阴建元之时，蛰虫头朝着这个方向而居，鹊鸟也向着这个方向建造巢穴门户。当太阴在寅辰之时，朱鸟就在卯辰，句陈星在子辰，玄武在戌辰，白虎在酉辰，苍龙在辰辰。太阴运行到寅辰时，是时为建，运行到卯辰时，是时为除，运行到辰辰时，是时为满，运行到巳辰时，是时为平，主管生长发育；太阴运行到午辰时，是时为定，运行到未辰时，是时为执，主管陷损；太阴运行到申辰时，是时为破，衡星主事；太阴运行到酉辰时，是时为危，斗杓主事；太阴运行到戌辰时，是时为成，主管少德；太阴运行到亥辰时，是时为收，主管大德；太阴运行到子辰时，是时为开，大岁咸池主事；太阴运行到丑辰时，是时为闭，主管某某。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大阴在辰，岁名曰执除，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较为对。太阴在已，岁名曰大荒落，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岁星舍胃、昴、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岁星舍觜巂、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名曰涒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西，岁名曰作鄂，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名曰阉茂，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名曰困敦，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昂、毕为对。太阴在丑，岁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巂、参为对。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常徒所不胜，合四岁而离，寓十六岁而复合。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而徒于木。太阴所居，日为德，辰为刑；德，纲日自倍，因柔日徒所不胜。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处。凡徙诸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垦乘钩陈，而天地袭矣。

太阴在寅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摄提格。所对应的雄星是岁星，处在斗宿、牵牛宿之间，在夏历正月与斗宿、牵牛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东井宿、舆鬼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卯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单阏。岁星处在须女宿、虚宿、危宿之间，在二月与须女、虚、危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柳宿、七星宿、张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辰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执除。岁星处在营室宿、东壁宿之间，在三月与营室、东壁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翼宿、轸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巳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大荒落。岁星处在奎宿、娄宿之间，在四月与奎、娄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角宿、亢宿与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午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敦牂。岁星处在胃宿、昴宿、毕宿之间，在五月与胃、昴、毕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氐宿、房宿、心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未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协洽。岁星处在觜巂宿、参宿之间，在六月与觜巂、参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尾宿、箕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申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涒滩。岁星处在东井宿、舆鬼宿之间，在七月与东井、舆鬼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斗宿、牵牛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酉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鄂。岁星处在柳宿、七星宿、张宿之间，在八月与柳、七星、张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须女宿、虚宿、危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戌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阉茂。岁星处在翼宿、轸宿之间，在九月与翼、轸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营室宿、东壁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亥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大渊献。岁星处在角宿、亢宿之间，在十月与角、亢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奎宿、娄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子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困敦。岁星处在氐宿、房宿、心宿之间，在十一月与氐、房、心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胃宿、昴宿、毕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丑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赤奋若。岁星处在尾宿、箕宿之间，在十二月与尾、箕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觜巂宿、参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甲子年时，刑与德会合于东方宫。按“刑”以东西南北为序运动，“德”以东西南北中为序运动的规律，“德”入中宫，则“刑”迁移离开它所不胜任的方位而转移到它所应处的方位，这样“刑”、“德”会合同行四年后偏离，而偏离十六年后又会合同行于东西南北四宫。如此算来，这种离、合为期二十年。而“刑”、“德”分离的原因是“刑”运行完东西南北四宫后，按规律不能进入中宫而只能移徙到属木的东宫。太阴所居方位，记日天干为“德”表月地支（十二辰）为“刑”。记日天干为“德”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奇数日为阳日，也即刚日；乙、丁、辛、巳、癸这五个偶数为阴日，也即柔日。作为刚日的阳德凭袭自身的阳刚之气能自处其位，即甲德在甲主东宫、丙德在丙主南宫、戊德在戊主中宫、庚德在庚主西宫、壬德在壬主北宫；而作为柔日的阴德只有通过依从阳德才能运行于东西南北中五宫，即乙德从庚在庚（西宫）、丁德从壬在壬（北宫）、己德从甲在甲（东宫）、辛德从丙在丙（南宫）、癸德从戊在戊（中宫）。“刑”在卯位时，可以使原本属“木”的“寅、辰”变得像“水”辰“亥、子、丑”一样的“木”；“刑”在子位时，可以使原本属“水”的“亥、丑”变得像“木”辰“寅、卯、辰”一样的“水”；而当“刑”在戌申和巳未这二个辰位时，属“火”的巳、未二辰和属“金”的戌、申二辰都能不受“刑”的影响，各守其位。大凡诸神的运行序次和位置，以太阳为标准来确定：朱鸟在太阴所居前一辰，钩陈在太阴所居后三辰，玄武在太阴所居前五辰，白虎在太阴所居后六辰。钩陈如运行到子辰，并与子辰所对应的玄枵次中的虚星相接近，这时天地和顺平安。

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胜生一，壮五，终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应五，故八徙而岁终。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钧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当心；左周而行，分而为十二月，与日相当，天地重袭，后必无殃。

十日天干中，甲为刚、乙为柔、丙为刚、丁为柔，依次类推，一直到壬为刚、癸为柔。五行中的木生于亥月，壮在卯月，死于未月，这亥、卯、未三辰都属木。五行中的火生于寅月，壮在午月，死于戌月，这寅、午、戌三辰都属火。五行中的土生于午月，壮在戌月，死于寅月，这午、戌、寅三辰都属土。五行中的金生于巳月，壮在酉月，死于丑月，这巳、酉、丑三辰都属金。五行中的水生于申月，壮在子月，死于丑月，这申、子、丑三辰都属水。五行相胜，在它们从生到死的整个时期中，生于第一个月，壮在第五个月，死于第九个月，整个时期为九个月。五九四十五，所以北斗天神四十五天迁移一时段（含三个节气，如春分到立夏）。以三辰对五行，即三应五得八，所以北斗天神迁移八个时段，正好是一年（４５×８＝３６０）。凡利用太阴刑德术来考察社会时事的关系，行事取左前方不吉利、取右后方吉利，攻击钩陈星所向星辰方位，一定战必胜攻必克。要想明白天道，应以太阳为主，太阳六个月运行完二十八宿的一半，正好对着天中的心宿，它从左环绕而行，将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如果太阴的运行和太阳的运行和合，这样天地阴阳和协，往后人间一定没有灾殃。

星，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日行的星次是：正月日在营室宿，二月日在奎宿、娄宿，三月日在胃宿，四月日在毕宿，五月日在东井宿，六月日在张宿，七月日在翼宿，八月日在亢宿，九月日在房宿，十月日在尾宿，十一月日在牵牛宿，十二月日在虚宿。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毕十六，觜巂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星六，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二十八宿的赤道距度是：角宿十二度，亢宿九度，氐宿十五度，房宿五度，心宿五度，尾宿十八度，箕宿十一又四分之一度，斗宿二十六度，牵牛宿八度，须女宿十二度，虚宿十度，危宿十七度，营室宿十六度，东壁宿九度，奎宿十六度，娄宿十二度，胃宿十四度，昴宿十一度，毕宿十六度，觜巂宿二度，参宿九度，东井宿三十三度，舆鬼宿四度，柳宿十五度，星宿七度，张宿、翼宿各十八度，轸宿十七度，一共二十八宿计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

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昂、毕：魏；觜巂、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当居而不居，越而之他处，主死国亡。

星部地名，即二十八宿的分野是：角、亢二宿对应诸侯国是郑国；氐、房、心三宿对应诸侯国是宋国；尾、箕二宿对应诸侯国是燕国；斗、牵牛二宿对应诸侯国是越国；须女宿对应诸侯国是吴国；虚、危二宿对应诸侯国是齐国；营室、东壁二宿对应诸侯国是卫国；奎、娄二宿对应诸侯国是鲁国；胃、昴、毕三宿对应诸侯国是魏国；觜巂、参二宿对应诸侯国是赵国；东井、舆鬼二宿对应诸侯国是秦国；柳、七星、张三宿对应诸侯国是周王室；翼、轸二宿对应诸侯国是楚国。二十八宿所在天区对应十三诸侯国所在地区。如岁星所在星宿，其分野地就五谷丰登。如果分野地所对应的是冲犯的星宿，其当年就有灾祸。如果岁星按常理应该到某星宿而没有按时居留，反到别的星宿去了，这就意味着其星宿的分野国国君死亡、国家灭亡。

太阴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太阴治秋，则欲修备缮兵。太阴治冬，则欲猛毅刚强。三岁而改节，六岁而易常，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

太阴治理春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宜推行柔惠温和的政令；太阴治理夏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宜广加施予，宣明圣旨；太阴治理秋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应修缮兵器城防；太阴治理冬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应施行猛严强硬的政令。太阴三年改变一次季节，六年改动一次常规。所以人间社会三年发生一次饥荒，六年就有一次疫疾，十二年就发生一次大灾荒。

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卫，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郑，辰晋，巳卫，午秦，未宋，申齐，西鲁，戌赵，亥燕。

与天干相配的十区域分野说是这样的：甲代表齐国，乙代表东夷，丙代表楚国，丁代表南夷，戊代表魏国，己代表韩国，辛代表西夷，壬代表卫国，癸代表越国。与地支相配的区域分野说是这样的：子代表周朝，丑代表北翟，寅代表楚国，卯代表郑国，辰代表晋国，巳代表卫国，午代表秦国，未代表宋国，申代表齐国，酉代表鲁国，戌代表赵国，亥代表燕国。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西，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胜击杀，胜而无报。以专从事而有功。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堕。以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

甲乙、寅卯属木。丙丁、巳午属火。戊己居中土主四季，属土。庚辛、申酉属金。壬癸、亥子属水。它们的关系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的日子叫“义”日，母生子的日子叫“保”日；子和母投合的日子叫“专”日，母克子的日子叫“制”日，子克母的日子叫“困”日。在“制”日去攻击杀伐，即使胜利了也不会得到回报。在“专”日去从事各种事情就会取得成功。在“义”日去实施主张就会得到声望而不会失毁。在“保”日去养畜就会使万物昌盛繁荣。在“困”日去办事就会失败灭亡。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于岁前则死亡，合于岁后则无殃。

北斗之神分雌雄两神，均是在十一月从子辰开始运行。每月移动一辰。雄神向左运行，雌神向右运行。它们到五月会合于午辰，准备转向阴刑；到十一月会合于子辰，准备转向阳德。雌神行宿所居辰位总在日（太阳）行所居位置的前一辰，对日总有压迫之势，所以将雌神所居辰代表的日月称为“厌”。在“厌”的日子里不宜做任何事情。雌雄两神循天比之道从容运行，虽逆向而行，但因两神有子午辰聚会的时候，所以根据雄神的运行也就可知雌神的行踪位置，反之亦然，故将此称为“奇辰”。记数（六十干支）从甲子开头，天干地支相配成对如同母子，雌雄两神所对的天干地支互相配合，叫做“合”。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成六十干支一周表示六十日周而复始，一年有“八合”。合于太阴经过之前辰位时，是凶年，主会死亡，合于太阴经过之后辰位时，是吉年，就没有灾殃。

甲戌，燕也，乙酉，齐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戌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韩也，己酉、已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雌雄两神三月甲戌之合配燕地，二月乙酉之合配齐地，十一月丙午之合配越地，十月丁巳之合配楚地，九月庚辰之合配秦地，八月辛卯之合配西戎，五月壬子之合配代地，四月癸亥配胡地。这是八大会所对应的地上区域。三月戊辰之合配某地，十月己亥之合配韩地，八月己酉之合配某地，二月己卯之合配魏地，五月戊午之合配某地，十一月戊子之合配某地……这是八小会所对应的地上中原区域。这也就是“八合”分野所对应的天下各区域。

太阴、少岁、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大阴所居，不可背而可向。北斗所击，不可与敌。

太阴、斗杓三星、岁星、日、辰五神会合的时候，就会出现云气、风雨，国君应注意这类异常天象。天神中最尊贵者，莫过于青龙，或称之为天下，或称之为太阴。太阴所处某辰，所对应的区域的人不能违背它，而只能顺应它。北斗斗柄指向区域的对应国家，不能与之对抗。

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歧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数来岁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满五十日，日减一斗；有余日，日益一升。有其岁司也：

辰 卯 甲

丁 午 丙寅

未 火 已火

壮 水 木生

木 土 金土

老 生 生老 壮 老

井东鬼舆柳星七张翼轸角亢氏房心尾箕

丑 子 亥辛 庚 申

戌

金 水 木火 酉 水

老

老 壮 生土 金

壮 壮 生

斗牛牵女须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

天地设定之后，分为阴和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天地四维才能通畅。有生有死，万物才能形成。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中，没有比人类更高贵的，人的孔窍肢体都与天地自然相通。这就是，天有九重，人有九窍。天有四季以控制十二月，人也有四主脉以支配十二经脉。天有十二月以控制三百六十日，人也有十二经脉以控制三百六十小经络。所以办事不顺应天时，就是违反自然的生命养生原则。从冬至日那天数到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如果满五十天，百姓的粮食就充足。如果不满五十天，那么粮食一天就要减少一升；如果多于五十天，那么粮食一天就要增加一升。这可以探候出一定年成好坏的。

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阏蓬，单阉之岁，岁和，稻菽麦蚕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执徐之岁，岁早旱晚水，小饥，蚕闭，麦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兵，蚕小登，麦昌，寂疾，民食二升。已在丁曰强国。敦牂之岁，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不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协洽之岁，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维沼滩之岁，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岁，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寂麦不为，禾虫，民食五升。西在辛曰重光掩茂之岁，岁小饥，有兵，蚕不登，麦不为，寂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大渊献之岁，岁有大兵，大饥，蚕开，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三升。困敦之岁，岁大雾起，大水出，乔稻麦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阳赤奋若之岁，岁有小兵，早水，蚕不出，稻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一升。

如岁名叫摄提格的年份，雨水来得早，秋季又干旱，稻子有病害，养蚕没有收获，而豆类和麦类长得倒茂盛，百姓口粮有四升。这一年寅在甲（甲寅）名叫阏蓬（摄提格）。又如岁名叫单阏的年份，全年气候和顺，稻子、豆类、麦子和蚕都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五升。这一年是卯在乙（乙卯）名叫旃蒙（单阏）。又如岁名叫执徐的年份，春季旱、秋季涝，这样造成小的饥荒；同时蚕又孵化不出，而麦子倒成熟，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辰在丙（丙辰）名叫柔兆（执徐）。又如岁名叫大荒落的年份，会有小规模的战争，蚕有小的收成，麦子长得茂盛而豆类有病害，百姓口粮有二升。这一年是巳在丁（丁巳）名叫强圉（大荒落）。又如岁名叫敦牂的年份，当年大旱，蚕有收成，稻子有病害，豆类和麦子倒长得茂盛，禾苗没有长成，百姓口粮有二升。这一年是午在戊（戊午）名叫著雍（敦牂）。又如岁名叫协洽的年份，会有小规模的战争，蚕丰收，稻子长得茂盛而豆类和麦子没有成熟，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未在己（己未）名叫屠维（协洽）。又如岁名叫涒滩的年份，全年气候和顺，常有小雨降落，蚕丰收，豆类和麦子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申在庚（庚申）名叫上章（涒滩）。又如岁名叫作鄂的年份，会有大规模的战争，闹疾病瘟疫，蚕没有收成，豆类和麦子没有成熟，禾苗受虫害侵袭，百姓口粮有五升。这一年是酉在辛（辛酉）名叫重光（作鄂）。又如岁名叫掩茂的年份，全年会有小的饥荒，并会发生小规模的战争，蚕没有收获，麦子没有成熟，而豆类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七升。这一年是戌在壬（壬戌）名叫玄黓（掩茂）。又如岁名叫大渊献的年份，当年会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大的饥荒，蚕能孵化出来，但豆类和麦子生长不好，禾苗受虫害侵袭，百姓口粮有三升。又如岁名叫困敦的年份，年中有大雾，发洪水，但蚕、稻子、麦子却丰收，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子在癸名叫昭阳。还如岁名叫赤奋若的年份，当年会有小规模的战争，春季雨水多，蚕孵化不出，稻子有病害，豆类生长不好，麦子倒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一升。

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

以朝夕确定东、西方向是：（夏至时面南）先在早晨树立一标竿（第一标竿）于东面作为观察基点，然后手持另一标竿（第二标竿）在第一标竿后（左）十步处配合参照观测，当太阳日升在东北角时，调整手中的标竿，使两标竿（第一、第二标竿）和太阳处一条直线，两标竿的重叠日影投向西南方时就可将手中的标竿（第二标竿）固定下来。到太阳日落于西北角时，又手持一标竿（第三标竿）在第一标竿的东面，以西面第一标竿为参照观测，使太阳和两标竿（第一、第三标竿）处一条直线，两标竿（第一、第三标竿）的重叠日影投向东南方时，将手中的第三标竿尽可能地固定在第二标竿的正南方，这样就可以测定出正东、正西的方向来了，即第二、第三标竿间的垂直线的中点与西面第一标竿的连接线的两端就分别指向正东和正西。冬至时，太阳从东南方升起，向西南方落下。在春分和秋分时，太阳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夏至时太阳从东北方升起，向西北方落下。冬至夏至日太阳在正午（子）的位置正好是正南和正北。

欲知东西南北广袤之数者，立四表以为方一里歫。先春分若秋分十余日，从炬北表参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应，相应则此与日直也。辄以南表参望之，以入前表数为法，除举广，除立表袤，以知从此东西之数也。假使视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积万八千寸，得从此东万八千里。视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则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积寸得三万六千里，除则从此西里数也。并之，东西里数也，则极径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处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处北也。分至而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南北极远近，从西南表参望日，日夏至始出，与北表参，则是东与东北表等也。正东万八千里，则从中北亦万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数也。其不从中之数也，以出入前表之数益损之，表入一寸，寸减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远一里。

要想知道大地东西南北的宽广度，可以树四根标竿组成每边长一里的正方形。在春分或秋分之前十多天，从正方形北前后两根标竿配合看观测刚出现并升临地平线的太阳，以观测随季节变化的太阳日出方位是否与节候相符，如相符合，则说明北前后两根标竿与太阳处同一条直线，然后立即用正方形南前后两根标竿配合着观测太阳，用太阳与南后标竿连线和南北前标竿连线相交的有关数值作为除数，去除南前后标竿的距离，除南北后标竿的距离，从而知道从此地到大地东极的距离了。假定测得出的日出时入前表数（即太阳与南后标竿连线和南北前标竿连线相交的有关数值）为一寸，这一寸就相当于一里，一里合一万八千寸，这样便可知道从观测点到大地东极的距离是一万八千里。用同样的方法观测太阳西落时的入前表数（根据上述，这里是方法相同、方向相反）假定为半寸，那么半寸就相当于一里。用半寸除一里（所合寸数），得三万六千里。此数就是从观测点到大地西极的距离。将东西两极的距离加起来，也就是大地东极到西极的距离了。如果还没有到春分时标竿与太阳成直线，或已到秋分时标竿与太阳不成直线，这说明观测点偏南。如果还没有到秋分时标竿与太阳成直线，或已到春分时标竿与太阳不成直线，这说明观测点偏北。如果春分、秋分时标竿与太阳成直线，说明观测点处南北正中点。如果处南北正中点来测南北极的距离，可以从南后标竿（西南方）朝北前标竿（东北方）观测太阳：夏至那天当太阳初升时，当南后标竿与北前标竿和太阳三者成一条直线时，观测的结果和从北后标竿经北前标竿向东观测日（太阳）成直线时测得的结果相同。测得的正东方距离是一万八千里，那么从南北正中点到北极的距离也是一万八千里。这个数乘上一倍，也就是南北极相距离的数，也即是三万六千里。假如不是处南北正中点来测量，而是处中点偏南或偏北来测量，那就可根据太阳和南后标竿连线进入或偏出北前后标竿连线和南北前标竿连线的多少来获得。如两连线相交点入一寸，入一寸则距离减少一里；如两连线相交点出一寸，出一寸则距离增加一里。

欲知天之高，树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阴。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阴短寸。南二万里则无景，是直日下也。阴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则置从此南至日下里数，因而五之，为十万里，则天高也。若使景与表等，则高与远等也。

要想知道天的高度，可以在南北相距一千里的地方各树高一丈的标竿，在同一天测得它们的日影。北标竿日影长二尺，南标竿日影长一尺九寸，由此可知向南一千里则日影短一寸，向南二万里则没有日影，也就是正处太阳的正下方。已知一丈高的标竿得到二尺长的日影，其比例是１∶５，用观测点向南到太阳正下方的里数（二万里）乘以五，得十万里，这就是天的高度。如果使标竿的高度与日影的长度相等，那么天的高度与标竿至日下的距离相等。

卷四 地形训

地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

大地所承载的范围，包括六合之间、四极之内。有太阳月亮照耀着它，星辰协调着它，四季治理着它，太岁制约着它。

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

天地之间，有九州八极，整个大地上有九座大山，九处要塞，九个湖泽，加上风有八类，水有六种。

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

那么，什么是九州？东南神州叫农土，正南次州叫沃土，西南戎州叫滔土，正西弇州叫并土，正中冀州叫中土，西北台州叫肥土，正北泲州叫成土，东北薄州叫隐土，正东阳州叫申土。

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歧山、太行、羊肠、孟门。

什么是九山？指的是会稽山、泰山、王屋山、首阳山、太华山、岐山、太行山、羊肠山、孟门山。

何谓九塞？曰：太汾、涅厄、荆阮、方城、殽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什么是九塞？指的是太汾、渑阨、荆阮、方城、殽阪、井陉、令疵、句注和居庸。

何谓九薮？曰：越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纡，晋之大陆，郑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巨鹿，燕之昭余。

什么是九薮？指的是越国的具区、秦国的阳纡、晋国的大陆、郑国的圃田、宋国的孟诸、齐国的海隅、赵国的钜鹿、燕国的昭余。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

什么是八风？东北风叫炎风、东风叫条风、东南风叫景风、南风叫巨风、西南风叫凉风、西风叫飂风、西北风叫丽风、北风叫寒风。

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什么是六水？是指黄河、赤水、辽河、黑河、长江和淮河。

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侧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旋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环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荡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

合计四海之内，东西长二万八千里，南北长二万六千里，其中水路有八千里，大峡谷六处，大河六百条，内陆河三千条。于是禹派太章从东极走到西极，推算测量，长达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又七十五步；又派竖亥从北极走到南极，推算度量，长达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又七十五步。又总计大的湖泊深潭，深度在三百仞以上的，就有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个。禹于是用息土填塞洪水，这样就造出了很多大山。禹在挖掘昆仑山土来填平地上的低洼之处时发现了昆仑山中有层叠之城九重，城高一万一千里，城厚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山上生长着木禾，它长三十五尺。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木禾的西边，沙棠、琅玕在木禾的东边，绛树在木禾的南边，碧树、瑶树在木禾的北边。山旁有四百四十道门，每门相距四里，每门宽九纯，一纯是一丈五尺。旁边还有九个用玉做成栏杆的深井，环围在山的西北角。北门敞开着以接纳不周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都在昆仑山的阊阖门里面，是昆仑山的疏圃。疏圃里的水是从黄泉里渗透出来的，这种黄水（泉水）环绕三圈后又回复到它的源头，我们把它叫做白水，喝了它可以使人长生不死。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东北山麓，穿过一处大海，流经禹所疏导的积石山。赤水发源于昆仑山的东南麓，向西南流，注入南海的丹泽之东。弱水发源于穷石山，流经合黎时，余波流进了沙漠，穿过沙漠，向南到达南海。洋水发源于昆仑山的西北麓，流入南海羽民国之南。这四条河是天帝的神泉，用它来调和各种药剂，可以滋润万物。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由昆仑山再向上攀登，就是凉风山，登上凉风山就可以长生不死。再向上攀登，就到悬圃山，登上悬圃山，就有了神灵，可以呼风唤雨。再向上攀登，就到达天庭，能登上天庭，就可成为天神。那儿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扶桑木在东方的阳州，太阳从这里开始照耀天下。建木在南方的都广，众天帝从那里上下天庭，日中心（正午）的太阳照不出影子来，呼喊时也没有回音，这大概就是天地的正中央。若木在建木的西边，其末端有十个太阳，光芒照耀着大地。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元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

九州的面积，四边缘各有千里。九州之外，还有八殥，也是边缘四方各有千里。从东北方起叫无通，叫大泽。东方的叫大渚，叫少海。东南方的叫具区，叫元泽。南方的叫大梦，叫浩泽。西南方的叫渚资，叫丹泽。西方的叫九区，叫泉泽。西北方的叫大夏，叫海泽。北方的叫大冥，叫寒泽。这八殥八泽的云气凝成雨水滋润九州。

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风雨。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八殥之外还有八纮，也是边缘四方各有千里。从东北方起叫和丘，叫荒土。东方的叫棘林，叫桑野。东南方的叫大穷，叫众女。南方的叫都广，叫反户。西南方的叫焦侥，叫炎土。西方的叫金丘，叫沃野。西北方的叫一目，叫沙所。北方的叫积冰，叫委羽。这八?的气流形成气候的寒冷暑热，和八风的风向结合，所以定能兴风作雨。八纮之外，还有八极。自东北方起叫方土山，叫苍门。东方叫东极山，叫开明门。东南方叫波母山，叫阳门。南方叫南极山，叫暑门。西南方叫编驹山，叫白门。西方叫西极山，叫阊阖门。西北方叫不周山，叫幽都门。北方叫北极山，叫寒门。这八极的云气凝成雨水洒遍天下；这八门的风调节着四季的寒暑变化。八纮八殥八泽的云气都凝成雨水降落九州，滋润中土大地。

东方之美者，有医毋阎之珣玕琪焉。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

东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医毋闾山上的珣碢琪。东南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会稽的箭竹。南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梁山的犀角和象牙。西南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华山的黄金和玉石。西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霍山的夜明珠和五色玉。西北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昆仑山上的各种美玉。北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幽都的筋角硬弓。东北方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斥山的虎豹毛皮。中部地区出产的美好的东西，有泰山附近的五谷、桑麻和鱼盐。

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豁谷为牧。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怄；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

大凡地形是，东西方向的叫纬，南北方向的叫经。山因高大沉稳而象征着仁爱宽厚的美德，水因流动不居而象征着奸巧伪诈；高而朝阳处促使万物生长，低而阴暗处加速生物衰亡；丘陵山峰因雄伟而透露阳刚之气，溪谷低洼因幽深而显示阴柔之情。水波圆转的区域藏有珍珠，水波方正的区域藏有玉石；清澈的水域中含有黄金，混浑的龙潭中含有玉之精华。土地各以它们不同的品类而影响着所出产的物品。因此，山中云气多而使人生男孩，沼泽雾气多而使人多生女婴；湿热瘴气多使人喑哑，邪恶风气多使人耳聋；森林之气重使人腿瘸，木林之气重使人背驼，河岸之气重使人脚肿；居岩石地区的人力气大，险阻地区的人易患粗脖子病；暑热之气使人命短，寒冷之气助人长寿，山谷之气吹多使人肢体麻痹，丘陵之气吹多使人骨骼弯曲；平衍之气教人仁爱，土山之气诱人贪婪。土质松软的地方上的人行动敏捷，土质板结的地方上的人行动迟钝。水流清澈的地方上的人声音细柔，水流浑浊的地方上的人声音粗重；生活在水流湍急边上的人身体轻飘，生活在水流迟缓边上的人身体笨重；地处九州中心的人中多出圣人。总之，人的心理生理特征性格都和他们生活的地形气候特征相类似，并和这些地形气候特征相呼应。

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形残之尸。寝居直梦，人死为鬼；磁石上飞，云母来水；土龙致雨，燕雁代飞，蛤蟹珠龟，与月盛衰。

正因为这样，所以南方会有常绿不衰的草，北方会有长年不化的冰，东方会有长寿的君子，西方会有夭残的尸体。睡觉时做梦会有应验，人死后神灵会变成鬼，磁石能吸引金属物，云母可以引来露水。土龙可以使旱天降雨，燕子大雁可以按节气南来北往。蛤、蟹、珠、龟可以随着月亮盈云而盛衰。

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护士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食草者善走而愚，食叶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兽万物贞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走，莫知其情，惟知通道者能原本之。

因此，在坚硬土地上生活的人性格刚强，在松软土地上生活的人性格脆弱；黑硬土质上生活的人身材壮大，沙土上生活的人体形矮小；土地肥沃的地方上的人长得美丽，土地贫瘠的地方上的人长得丑陋。也因为这样，所以食水的鱼类善于游水而且耐寒，食土的蚯蚓类无心而不息，食木的熊罴类力大而爱发怒，食草的鹿类善于奔跑但愚蠢，食叶的蚕类抽丝作茧而最后化为飞蛾，食肉的虎豹鹰雕勇敢而且凶悍，食气的王乔赤松神明而且长寿，食五谷的人类聪明但短命，什么都不吃的倒可以修炼为神。所以，凡人类、飞禽、走兽，乃至一切生物体，都各自有其产生的缘由和适应环境的生存本领，或奇或偶、或飞或走，没有人能够知道其中的奥秘、真情，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探寻出这里的本原。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鸟鱼皆生于阴，阴属于阳，故鸟鱼皆卵生。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立冬燕雀入海化为蛤。

天是一为阳，地是二为阴，人生于天地，是为三，三三得九，九九八十一。是一为阳的天主管为阳的天干，天干数是十，又主管着人类，所以人怀胎十月而出生。八九七十二，二是偶数之首，偶数为阴而不能自主，须承阳（奇数）为主，奇数主管十二辰，十二辰主管月，月主管马，所以马怀胎十二月而出生。七九六十三，三主管北斗，北斗主管犬，所以犬怀胎三月而出生。六九五十四，四主管春夏秋冬四季，四季主管猪，所以猪怀胎四月而出生。五九四十五，五主管五音，五音主管猿猴，所以猿猴怀胎五月而出生。四九三十六，六主管六律，六律主管麋鹿，所以麋鹿怀胎六月而出生。三九二十七，七主管星宿，星宿主管老虎，所以老虎怀胎七月而出生。二九十八，八主管八风，八风主管虫类，所以虫类八天孵化出幼虫。鸟类和鱼类都是卵生但又属于阳性动物，所以鱼类和鸟类尽管是卵生，但鱼在水里游，鸟在空中飞，所以立冬时节燕雀进入海中变成蛤。

万物之生而各异类。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介鳞者夏食而冬蛰，屹吞者八窍而卵生，嚼咽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者膏而无前，有角者指而无后。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夫熊署蛰藏，飞鸟时移。

万物的生活习性是各不相同的：蚕只吃桑叶而不饮水，蝉却只喝水而不吃食物，蜉蝣则不吃也不喝，有鳞壳的龟、鱼又是夏天觅食冬天伏藏。整个吞吃食物的鸟类和鱼类生有八窍且是卵生，而靠咀嚼进食的哺乳类却生有九窍且是胎生；四足动物不长羽毛翅膀，而长角动物却不生上齿。无角的动物（如猪）脂肪松稀且前半部分细瘦，有角的动物（如牛）脂肪紧凝且后半部分细瘦。白天出生的孩子像父亲，晚上出生的孩子像母亲。阴气极盛的生雌性，阳气极盛的生雄性。熊罴冬眠伏藏，候鸟按时迁徙。

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黄水宜金，清水宜龟。汾水濛浊而宜麻，泲水通和而宜麦，河水中浊而宜菽，雒水轻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

所以白色的水适宜生玉，黑色的水适宜产磨石，青色的水适宜产碧，赤色的水适宜生朱砂，黄色的水适宜产黄金，清澈的水适宜龟的生存。这样，汾水濛浊而适宜麻的生长，泲水通和适宜麦类作物，黄河水中和适宜豆类生长，洛水轻畅适宜谷类作物，渭水多力适宜黍子生长，汉水重安适宜竹子生长，江水厚仁适宜水稻生长，而平原上的人聪慧适宜播种五谷。

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商夭；其地宜稻，多兄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楼，修颈卬行，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族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翁形短颈，大肩下尻，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禽兽而行；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东方是河流溪水汇聚的地方，也是日月升起的方位。居住在那里的人体形尖细，高鼻子大嘴巴，鹰肩耸起，走路踮着脚；身体的各个孔窍与眼睛相通，身上的筋络气血也连通眼睛，东方属青色主管肝脏；那里的人身材高大、智力早熟但寿命不长。那里的土质适宜种麦但虎豹很多。南方是阳气聚集和暑热潮气停留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形体修长上部尖瘦，嘴大眼眶深陷；身体的各个孔窍与耳相通，身上的气脉也连通耳道，南方属赤色主管心脏；那里的人成熟得早但也短命。那里的土质适宜种稻但犀牛大象很多。西方高山高原是河流发源和太阳月亮落下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脊背弯曲，脖子细长，走路昂着头；身体的各个孔窍与鼻相通，身上的皮肤也连通鼻腔，西方属白色主管肺；那里的人勇敢但不仁慈。那里的土质适宜种黍子但旄牛犀牛很多。北方幽暗不明，是天地闭合，寒冰积聚，动物蛰藏的地方。那里的人体形短缩，脖子短，肩膀宽而臀部下垂；身体的各个孔窍与阴部相通，骨骼的发育也与阴部功能相关；北方属黑色主管肾脏；那里的人愚笨但长寿。那里的土质适宜种豆类但马狗很多。中部地区四通八达，是风云流通、雨露汇聚的好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脸大腮帮短，须髯美丽但过于肥胖；身体的各个孔窍与口腔相通，身上的发达肌肉与口的作用相关连；中土属黄色主管胃；那里的人聪明有才、无所不通且善于治理国事。那里的地方适宜种五谷，并有很多牛羊及家畜。

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麦秋生夏死，养冬生中夏死。

在五行的关系中，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所以属木的禾生在木气旺盛的春天而衰死在金气旺盛的秋天，属火的豆类生长在火气旺盛的夏天而衰死在水气旺盛的冬天，属金的麦子生长在金气旺盛的秋天而衰死在火气旺盛的夏天，属水的荠菜生长在水气旺盛的冬天而衰死在火气旺盛的夏天。

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天下事物莫不如此：属木旺盛的时间，水处于衰竭阶段，火处于生长时期，金处于抑制过程而土处于死亡时候。属火旺盛的时间，木处于衰竭阶段，土处于生长时期，水处于抑制过程而金处于死亡时候。属土旺盛的时间，火处于衰竭阶段，金处于生长时期，木处于抑制过程而水处于死亡时候。属金旺盛的时间，土处于衰竭阶段，水处于生长时期，火处于抑制过程而木处于死亡时候。属水旺盛的时间，金处于衰竭阶段，木处于生长时期，土处于抑制过程而火处于死亡时候。

音有五声，宫其主也。色有五章，黄其主也。味有五变，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炼土生木，炼木生火，炼火生云，炼云生水，炼水反土；炼甘生酸，炼酸生辛，炼辛生苦，炼苦生咸，炼咸反甘。变官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复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音有“宫商角徵羽”五种，其中“宫”是主音。色有“赤青黄白黑”五种，其中“黄”是主色。味有“酸辛甘苦咸”五种，其中“甘”是主味。位有“东西南北中”（配“金木水土火”），其中和“中”相配的“土”是主位。因此，用土可生木，用木可生火，用火可生金，用金可生水，水又可返回到土。同样，用甘可生酸，用酸可生辛，用辛可生苦，用苦可生咸，咸又可返回到甘。还有，变化宫音可生成“徵”，变化徵音可生成“商”，变化商音可生成“羽”，变化羽音可生成“角”，变化角音又可生成“宫”。所以，以水可以调和土，以土可以调和火，以火可以融化金，以金可以处治木，木又能返回到土。这五行的相生相克就是如此，根据这些人们来制作各种器物。

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讙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凿齿民，三头民，修臂民。自东南至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毛民，劳民。自东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无继民。

海外共有三十六国：从西北到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从西南到东南方，有结胸民、羽民、碮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凿齿民、三头民、修臂民；从东南到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毛民、劳民；从东北到西北方，有碯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无继民。

雒棠、武人在西北贩，硥鱼在其南。有神二人连臂，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树在其东北方，有玉树在赤水之上。昆仑、华丘在其东南方，爱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桃、甘楂、甘华、百果所生。和丘在其东北陬，三桑、无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昆吾丘在南方。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肠谷、榑桑在东方。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濒。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三危在乐民西。宵明、烛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龙门在河渊。湍池在昆仑。玄耀、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后稷拢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流黄、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国在其东。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

雒棠山和武人山在西北角，硥鱼在其南边。有两位神人，手挽手为天帝在西南方值夜放哨。三珠树就在它的东北方，有玉树在赤水边上。昆仑山和华丘在它的东南方，那里有宝玉、青马、视肉、杨桃、甘碷、甘华等神异之物，是各种果树生长的地方。和丘在它的东北角，无枝的三桑树在它西边，夸父山、耽耳国就在它的北边。夸父与日逐走时丢掉的拐杖化为邓林就在那里。昆吾山在南方，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它的北方，伫站在登保山顶。旸谷、榑桑在东方。有娀国在不周山的北面，国君的公主大的叫简翟，小的叫建疵。西王母住流沙边的昆仑山洞中。乐民国、拏闾在昆仑、弱水的洲上。三危山在乐民国的西边。宵明、烛光二女神在黄河的冰洲上，光明照耀着千里大地。龙门山处黄河之渊。湍池在昆仑山。玄耀山、不周山、申池在海边。孟诸泽则在沛郡。少室山和太室山在冀州。烛龙在雁门之北，隐蔽在委羽山中，不见太阳，那里的神是人面龙身，没有脚。后稷的坟墓在都广泽建木的西边，那里的人能死而复生，复生后身体一半是鱼形，处在中间。流黄和沃民在它的北边三百里。狗国在它的东面。雷泽中有种神，是龙身人头，拍打着肚子在嬉戏玩耍。

江出岷山，东流绝汉入海，左还北流，至于开母之北，右还东流，至于东极。河出积石。睢出荆山。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楬戾。浊漳出发包。济出王屋。时、泗、沂出臺、台、术。洛出猎出。汶出弗其，西流合于济。汉出蟠冢。径出薄落之山。渭出鸟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华窍。维出覆舟。汾出燕京。衽出渍熊。淄出目饴。丹水出高褚。股出嶕山，镐出鲜于。凉出茅卢、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号。晋出龙山结给。合出封羊。辽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桥。呼沱出鲁平。泥涂渊出槁山。维湿北流出于燕。

长江发源于岷山，东流会融汉水而流入大海。途中左拐向北流，到达开母以北，又右拐再向东，直到流向东方之极而入海。黄河从积石山流出。睢水出自荆山。淮河发源于桐柏山。睢河发源于羽山。清漳河发源于揭戾山，浊漳河发源于发包山。济水出自王屋山。时水、泗水、沂水分别出自臺、台和术三处。洛河发源于猎山。汶河发源于马耳山，向西流汇合于济水。汉水发源于嶓冢山。泾水发源于薄落山。渭河发源于鸟鼠同穴的鸟鼠山。伊河发源于上魏。雒水出自熊耳山。浚河出自华窍。维水发源于覆舟山。汾水发源于燕京山。衽水出自碽熊山。淄水出自目饴。丹水发源于高褚山。股水出自嶕山。镐水出自鲜于。凉水发源于茅卢、石梁。汝河发源于猛山。淇水发源于大号山。晋水发源于龙山结绌。合水发源于封羊山。辽河出自砥石山。釜河出自景山。岐水出自石桥。呼沱出自鲁平。泥涂河发源于磀山。维湿河北流出自燕山。

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通视，明庶风之所生也。赤奋若，清明风之所生也。共工，景风之所生也。诸比，凉风之所生也。皋稽，阊阖风之所生也。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穷奇，广莫风之所生也。

诸稽、摄提作为天神主管东北方，条风由此产生。通视作为天神主管东方，明庶风由此产生。赤奋若作为天神主管东南方，清明风由此产生。共工作为天神主管南方，景风由此产生。诸比作为天神主管西南方，凉风由此产生。皋稽作为天神主管西方，阊阖风由此产生。隅强作为天神主管西北方，不周风由此产生。穷奇作为天神主管北方，广莫风由此产生。

  [穴+友]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穴+友]者生于庶人。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皇，凤皇生鸾鸟，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奄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媛湿生容。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湿玄生羽风，羽风生暖介，暖介生鳞薄，鳞薄生煖介。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著。

[穴+友]生育海人，海人生育若菌，若菌生育圣人，圣人生育庶人。凡是有容貌者都是由庶人生育发展过来的。羽嘉生育飞龙，飞龙生育凤凰，凤凰生育鸾鸟，鸾鸟生育庶鸟。凡是有羽毛的鸟类都是由庶鸟生育发展过来的。毛犊生育应龙，应龙生育建马，建马生育麒麟，麒麟生育庶兽。凡是长毛的兽类都是由庶兽生育发展过来的。介鳞生育蛟龙，蛟龙生育鲲鲠，鲲鲠生育建邪，建邪生育庶鱼。凡是有鳞的鱼类都是由庶鱼生育发展过来的。介潭生育先龙，先龙生育玄鼋，玄鼋生育灵龟，灵龟生育庶龟。凡是长甲壳的龟类都是由庶龟生育发展过来的。暖湿之气生育了胈，而暖湿之气又是从毛风中产生，毛风又是从湿玄中产生，湿玄生育羽风，羽风生育暖介，暖介生育鳞薄，鳞薄生育暖介。以上五类复杂繁多的物种在外界自然环境下兴盛起来，并保留各自的外形生态特征而繁衍发展。

日冯生阳阏，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

日冯生育阳阏，阳阏生育乔如，乔如生育干木，干木生育庶木。凡是长根的树木都是由庶木生育发展过来的。招摇生育程若，程若生育玄玉，玄玉生育醴泉，醴泉生育皇辜，皇辜生育庶草。凡是有根的草类都是由庶草生育发展过来的。海闾生育屈龙，屈龙生育容华，容华生育蔈，蔈生育藻，藻生育浮草。凡是浮生水面无根的植物都是由萍藻浮草生育过来的。

正土之气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岁生缺，缺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澒，黄澒五百岁生黄金，黄金于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偏土之气御乎清天，清天八百岁生青曾，青曾八百岁生青澒，青澒八百岁生青金，青金八百岁生青龙，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壮土之气，御于赤天。赤天六百岁生赤丹，赤丹七百岁生赤澒，赤澒七百岁生赤金，赤金千岁生赤龙，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气，御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礜，白礜九百岁生白澒，白澒九百岁生白金，白金千岁生白龙，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牧土之气，御于玄天，玄大六百岁生玄砥，玄砥六百岁生玄澒，玄澒六百岁生玄金，玄金千岁生玄龙，玄龙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

中央正土之气上升天空形成黄天的云气，这种云气经五百年化育生成磍石，磍石经五百年化育生成黄汞，黄汞经五百年化育生成黄金，黄金经一千年化育生成黄龙，黄龙潜藏地下之处形成黄泉，黄泉的精微气尘蒸发上升成为黄云。阴气和阳气接触相迫形成雷鸣，激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云气相遇低处云气、冷热气流相交形成雨水，降落大地集中于河流而汇融于黄海。东方偏土之气上升天空形成青天的云气，这云气经过八百年化育生成青曾，青曾经过八百年化育生成青汞，青汞经过八百年化育生成铅，铅经过一千年化育生成青龙，青龙潜藏地下之处形成青泉，青泉的精微气尘蒸发上升成为青云。阴气和阳气接触相迫形成雷鸣，激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云气相遇低处云气、冷热气流相交形成雨水，降落大地集中于河流而汇融于青海。南方牡土之气上升天空形成赤天的云气，这云气经过七百年化育生成赤丹，赤丹经过七百年化育生成赤汞，赤汞经过七百年化育生成红铜，红铜经一千年化育生成赤龙，赤龙潜藏地下之处形成赤泉，赤泉的精微气尘蒸发上升成为赤云。阴气和阳气接触相迫形成雷鸣，激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云气相遇低处云气、冷热气流相交形成雨水，降落大地集中于河流而汇融于赤海。西方弱土之气上升天空形成白天的云气，这种云气经过九百年化育生成白磌，白磌经过九百年化育生成白汞，白汞经过九百年化育生成白银，白银经过一千年化育生成白龙，白龙潜藏地下之处形成白泉，白泉的精微气尘蒸发上升成为白云。阴气和阳气接触相迫形成雷鸣，激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云气相遇低处云气、冷热气流相交形成雨水，降落大地集中于河流而汇融于白海。北方牝土之气上升天空形成玄天的云气，这种云气经过六百年化育生成玄砥，玄砥经过六百年化育生成玄汞，玄汞经过六百年化育生成黑铁，黑铁经过一千年化育生成玄龙，玄龙潜藏地下之处形成玄泉，玄泉的精微气尘蒸发上升成为玄云。阴气和阳气接触相迫形成雷鸣，激烈撞击形成闪电，高处云气相遇低处云气、冷热气流相交形成雨水，降落大地集中于河流而汇融于玄海。

卷五 时则训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昏参中，旦尾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鱼上负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其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

孟春正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寅位，黄昏时参星位于正南方中天，黎明时尾星位于正南方中天。这个月的方位是东方，日干用甲乙，旺盛的德泽在于属木。所属的动物是鳞龙。代表的音是角音，所属的律是太蔟。代表的数是八，所属的味道是酸味，所属的气味是膻味。这个月祭祀户神，祭祀时先放上属木的脾脏。暖和的东风融解了冰冻，冬眠动物开始复苏活动，鱼儿靠近残冰游弋，水獭开始捕捉鱼儿，大雁开始飞往北方。天子穿青衣，骑青龙马，佩青色玉饰，树青色旗帜。吃麦面和羊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豆萁，用阳燧取火。东宫侍女穿青衣，衣裳绣有青色的花纹，弹琴鼓瑟。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矛，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羊。天子在青阳宫左侧室上朝召见群臣，发布春季的政令，布施德泽恩惠，施行庆喜的奖赏，减轻徭役和赋税。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东郊。修除祠位，币祷鬼神，牺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薶骴。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国乃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黎萎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和大夫等文武官员到东郊去迎接春天的到来，修整祭坛清扫神位，献上圭璧祈求鬼神降福，祭祀用的牺牲是公畜。禁止砍伐树木，不准捣毁禽鸟巢穴，不许捕杀怀胎的母兽和幼小的麋鹿，不要猎取禽卵，不征集民众修筑城墙，掩埋好暴露在荒野外的尸骨。如果孟春实施夏季的政令，就会风雨不调，草木提早枯萎，国家就会出现恐慌；如果孟春实施秋季的政令，百姓就会受瘟疫之灾，狂风暴雨一起袭来，各种杂草竞相丛生。如果孟春实施冬季的政令，洪水就会发生，寒霜冰雹一起降临，头茬作物不可能有收成。

正月官司空，其树杨。

这正月的代表官是司空。代表的树是杨树。

仲春之月，招摇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暴萁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太庙。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狱讼，养幼小，存孤独，以通句萌。择元日令民社。

仲春二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卯位，黄昏时弧星位于正南方中天，黎明时建星位于正南方中天。这个月的方位是东方，日干用甲乙。所属的动物是鳞龙。代表的音是角音，所属的律是夹钟。代表的数是八，所属的味道是酸味，所属的气味是膻味。这个月祭祀户神，祭祀时先放上属木的脾脏。这时雨水开始多起来，桃李开始开花，黄莺鸟开始啼叫，鹰化成鸠。天子穿青衣，骑青龙马，佩青色玉饰，树青色旗帜。吃麦面和羊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豆萁，用阳燧取火。东宫侍女穿青衣，衣裳绣有青色的花纹，弹琴鼓瑟。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矛，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羊。天子在青阳宫中厅上朝召见群臣，命令主管官员赦免轻罪囚犯，去除他们的手铐脚镣；停止拷打刑罚，调停诉讼争端；养育幼儿，抚养孤儿和孤老，以使万物在春天都能萌发生长。选择吉利的日子，让百姓祭祀土地神。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发声，蛰虫咸动苏。先雷三日，振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令官市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称，端权概。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功。祭不用牺牲，用圭壁，更皮币。

在这个月中，因春分使那天昼夜长短相等，春雷开始轰鸣，冬眠动物都被振动苏醒。在预计要打雷的前三天，摇动铎铃通知百姓：“雷将要响了，如果谁不检点自己的仪容举止，所生的小孩将会残缺不全，一定会有灾祸降临。”并命令官府管理市场，统一度量标准，检查各种衡量器具是否标准。不要排干河川湖泽及池塘内的水，不要焚烧山林，不要征集民工从事其他事情，以免妨碍春耕春种等农事。祭祀时不必用牲畜，用圭璧、鹿皮和帛等来代替，保护家畜成长以符合春主生长主仁的原则。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残；行夏令，则其国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如果仲春实施秋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发生大水，寒潮不断袭来，敌国盗寇也会乘机侵犯；如果仲春实施冬季的政令，就会使阳气不能取胜，麦子就难以成熟，百姓则因饥荒而互相残杀；如果仲夏实施夏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发生大旱，暖湿气流就会提前到来，螟虫会进一步危害农作物。

二月官仓，其树杏。

这二月的代表官是仓官。代表的树是杏树。

季春之月，招摇指辰，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把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驾，虹始见，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暴萁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天子乌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季春三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辰位，黄昏时七星位于正南方中天，黎明时牵牛星位于正南方中天。这个月的方位是东方，日干用甲乙。所属的动物是鳞龙。代表的音角音，所属的律是姑洗。代表的数是八，所属的味道是酸味，所属的气味是膻味。这个月祭祀户神，祭祀时先放上属木的脾脏。这时梧桐树开始茂华，田鼠变成鹌鹑，彩虹开始出现，浮萍开始生长。天子穿青衣，骑青龙马，佩青色玉饰，树青色旗帜。吃麦面和羊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豆萁，用阳燧取火。东宫侍女穿青衣，衣裳绣有青色的花纹，弹琴鼓瑟。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矛，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羊。天子在青阳宫右侧室上朝召见群臣。主管船只的官员将船翻来覆去检查多遍，确准无损，才禀告天子船只准备就绪，这时天子才乘船出发，奉献鲟鱼给宗庙祭祀，祈求上天保佑夏粮作物麦子颗粒饱满。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命有司发囷仓，助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命司空，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通沟读，达路除道，从国始，至境止。田猎毕弋、罝罘罗网，餧毒之药，毋出九门。乃禁野虞，毋伐桑朽。鸣鸠奋其羽，戴鵀降于桑。具扑曲筥筐。后妃斋戒，东乡亲桑，省妇使，劝蚕事。命五库，令百工，审金铁皮革筋角箭干脂胶丹漆，无有不良。择下旬吉日，大合乐，致欢欣。乃合牛腾马，游牝于牧。令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

在这个月里，化育万物生长的阳气正旺盛，散泄洋溢于各个方面，弯曲的小草和笔直的树木都呈现出难以抑制的蓬勃生机。天子下令官员打开仓库，资助救济贫困百姓。又下令打开财物仓库，拿出丝帛出使诸侯，还拜访名士、礼待贤人。命令司空，告诫他雨季将临，地下水将上升，有必要巡视大都小镇，察看郊外田野，加固堤防，疏通沟渠，清除路障，保证都城通往四方的道路畅通无阻。打猎用的各种弋射网具、诱毒兽物的药物一律不准携带出城门。同时又令主管山林农田的官员不许砍伐桑树、柘树。这时，斑鸠展翅飞翔、戴胜鸟停集在桑林中，表示养蚕季节来临，有必要准备好蚕箔箩筐。然后，后妃在斋戒之后亲自去东方采摘桑叶。视察妇女们的劳动，勉励她们致力于养蚕事业。又命令掌管各种仓库的官员，督促各种工匠检查金铁、皮革、筋角、箭杆、脂胶、朱砂丹漆等材料是否完好，而不许有劣品。选择本月下旬的吉日，让乐师演奏各种乐器，让大家欢欣鼓舞。这时该将公牛公马与母牛母马合在一起放牧。并命令国都举行驱赶疫鬼的仪式，在国都九座城门宰杀牲畜祭神以驱除妖邪之气来结束春季时令。如果能在本季春中实施上述这些政令，那么甘雨就会及时降临在这段时间里。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如果季春实施冬季的政令，就会出现寒冷的气温，草木也因此萎缩，国家会出现大恐慌；如果季春实施夏季的政令，人民就会有疾病瘟疫，该下的雨也就不降临，山上的植物就不能正常生长；如果季春实施秋季的政令，就会出现阴沉的天气，淫雨提早来到，战祸纷起。

三月官乡，其树李。

这三月的代表官是乡官。代表的树是李树。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社，祭先肺。蝼蝈鸣，丘螾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建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乾，其畜鸡，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

孟夏四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巳位，黄昏时翼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婺女星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南方，日干用丙丁，旺盛的德泽在于属火。所属的动物是羽鸟。代表的音是徵音，所属的律是仲吕。代表的数是七，所属的味道是苦味，所属的气味是焦味。这个月祭祀灶神，祭祀时先放上属火的肺脏。这时蝼蛄开始啼鸣，蚯蚓钻出地面，王瓜长出，苦菜开花。天子穿赤红衣，骑赤红马，佩赤红玉饰，树赤红旗帜。吃豆类和鸡，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阳燧取火。南宫侍女穿赤红衣，衣裳绣有赤红的花纹，吹奏竽笙。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戟，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鸡。天子在明堂宫左侧室上朝召见群臣，发布夏季的政令。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还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飨左右。命太尉，先杰俊，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佐天长养，继修增高，无有隳坏。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决小罪。断薄刑。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和大夫等文武官员到南郊去迎接夏天的到来。返回后论功行赏，分封诸侯，举行隆重的礼仪，弹奏高雅的音乐，宴请左右近臣。命令主管军事的太尉，推举智勇超群的人才，选拔品行优秀的贤士，推荐孝悌父母兄弟的人士，授予他们爵位和赏赐他们俸禄。要辅佐上天养育万物，使万物生长正常而不至于出现毁坏夭折。不要大兴土木，不要砍伐大树。命令主管田野山林的官员，巡视田间原野，勉励农事，驱赶野兽和家畜，不使它们进入庄稼地危害谷物。天子将尝过新麦的猪献祭给宗庙请祖先神灵尝新。积蓄采集各种药材。这时诸如葶苈草这样的靡草开始衰死，而麦子将成熟。对那些轻罪犯人进行判决，并处以轻微的刑罚。如果孟夏实施秋季的政令，就会使有害的雨下个不停，五谷不能很好地生长，郊外的百姓就要涌入都城内以求活命。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邻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坏城郭。行春令，则蠢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如果孟夏实施冬季的政令，草木就会过早枯死，不久还会发生洪涝大水，毁坏城廓。如果孟夏实施春季的政令，就会有蝗虫为灾使庄稼歉收，而暴风发生还可使该抽穗的植物不能结果实。

四月官田，其树桃。

这四月的代表官是田官。代表的树是桃树。

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沛。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载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太庙。命乐师修鞀鼙琴瑟管萧，调竽箎，饰钟磬，执干戚戈羽。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天子以雉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阎无闭，关市无索，挺重囚，益其食，存鳏寡，振死事，游牧别其群，执腾驹，班马政。

仲夏五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午位，黄昏时亢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危星位于正南方中央。 这个月的方位是南方，日干用丙丁。所属的动物是羽鸟。代表的音是徵音，所属的律是蕤宾。代表的数是七，所属的味道是苦味，所属的气味是焦味。这个月祭祀灶神，祭祀时先放上属火的肺脏。这时小暑节气来到，螳螂出生，伯劳开始啼鸣，百舌鸟却寂寞无声。天子穿赤红衣，骑赤红马，佩赤红玉饰，树赤红旗帜。吃豆类和鸡，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阳燧取火。南宫侍女穿赤红衣，衣裳绣有赤红的花纹，吹奏竽笙。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戟，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鸡。天子在明堂宫中央厅上朝召见群臣，命令乐师修整好鞀鼙鼓、琴瑟和管箫，并调配好竽和箎，装饰好钟和磬，整治好盾、斧、戈和羽旗。命令主管的官员替百姓祈祷山峰河流和江河源头，举行大雩仪式祭祀上帝，为百姓祈求神灵赐福降雨，并使用盛大的古代音乐。天子用品尝过黍米的小鸡和成熟的樱桃，献祭给宗庙的祖宗神灵。发布禁令，不许割取尚未成熟的蓼蓝来制作染料，不许砍伐草木烧灰作肥料，不要暴晒葛布以免脆裂。巷里大门不必关闭，关卡集市不要征收税赋。缓轻重犯的刑罚，并增加他们的食物。抚养孤寡老人，救济为国牺牲的烈士的家属。将受孕母畜和畜群分开，单独喂养，给马驹套上络头进行调教，并颁布养马条令。

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于斋戒，慎身无躁，节声色，薄滋味。百官静，事无径，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禁民无发火，可以居高明，远眺望，登丘陵，处台树。

夏至这天白天最长，而开始上升的阴气和正处鼎盛的阳气互相争抗着，这使万物生死界限分明，有些植物濒临死亡，有些植物旺盛生长。这时的君子应实行斋戒，做到谨慎恃身，言行稳重，节制声色之欲，并饮食清淡，让身体的所有器官平和恬静，处事周密不粗糙，遇事舒宽不烦躁，这样使自身来适应这阳气阴气相交的季节。同样，这时鹿角开始脱落，蝉鸣可以听到，半夏应时生长，木槿树正在开花。这时同样应发布禁令，要老百姓小心火烛；可以选高而明亮的地方作为居所，这样能登高望远，并能登上建于山坡土岗上的高台榭屋望云物占氛祥。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不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早木零落，果实蚤成，民殃于疫。

如果仲夏实施冬季的政令，就会发生冰雹霰雪砸伤五谷庄稼的事，并导致道路不通，战乱随时会发生；如果仲夏实施春季的政令，五谷就不会成熟，各种虫害就会发生，这时国家就要闹饥荒；如果仲夏实施秋季的政令，草木就会凋零，果实提早长成，百姓就要遭受瘟疫的祸害。

五月官相，其树榆。

这五月的代表官是相官。代表的树是榆树。

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虫赢，其音宫，律中百钟，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为雷，祭先心。凉风始至，蟋蟀居奥，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蚜。天子衣黄衣，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食稷与牛，服八风水，爨柘燧火。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剑，其畜牛，朝于中宫。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重。令滂人，人材苇。命四监大夫，令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行释粥，厚席彦，以送万物归也。命妇官染彩，黼黻文章，青黄白黑，莫不质良，以给宗庙之服，必宣以明。

季夏六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未位，黄昏时心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奎星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中央，日干用戊己。旺盛的德泽在于属土。所属的动物是裸虫中的麒麟。代表的音是宫音，所属的律是林钟。代表的数是五，所属的味道是甜味，所属的气味是香味。这个月祭祀中霤宅神，祭祀时先放上属土的心脏。这时凉风开始来到，蟋蟀转移到房屋西南角的墙缝里，雏鹰开始学习飞行搏击，腐败的草中孵化出萤火虫来。天子穿黄衣，骑黄骝马，佩黄色玉饰，立黄色旗帜。吃谷类和牛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阳燧取火。中宫侍女穿黄衣，衣裳绣有黄色的花纹。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剑，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牛。天子在中宫上朝召见群臣，命令主管渔业的官员捕捉蛟龙猎取鼍龙，收集神龟捉拿鼋鱼。又命令掌管池泽的官员收缴成材的芦苇。还命令四监大夫汇集各地方按规定缴纳的饲草，来喂养祭祀用的牲畜，以便以后用这些牲畜祭奉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灵、宗庙社稷，为百姓祈求福祥。这时还要实施仁慈宽厚的政令，哀悼死者，吊唁丧事，慰问病人，探望拜访长者老人，施舍碅粥，提供蓐垫，使万物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命令妇官染制彩帛，使各种花纹各种色彩的布帛质地优良，以便能制作成祭祀宗庙的、颜色多样、色彩鲜亮的礼服。

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上润褥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

这个月树木正在繁盛生长，所以不能斩斫砍伐。不宜召集诸侯。这个月如果大兴土木，兴师动众，一定会受到老天爷的惩罚。这个季节土地湿润、温度高，并时常有大雨降临，所以可以割草烧灰沤制肥田，以便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多风效，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隅水潦，稼穑不熟，乃多水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挚，四鄙入保。

如果季夏实施春季的政令，那么谷物果实就会早落，人也易受风寒而咳嗽气喘，百姓就要迁徙转移；如果季夏实施秋季的政令，那么不论是高地还是洼地都会受水淹，庄稼就不易成熟，而且还会发生不少对妇女有害的灾病；如果季夏实施冬季的政令，就会使风寒不合时宜地提早发生，鹰隼也会提早搏击禽鸟，四方边远地方的人就会涌入城里谋生。

六月官少内，其树梓。

这六月的代表官是少内。代表的树是梓树。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昏斗中，旦毕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把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乌，用始行戮。天于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狗。朝于总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罚之，以助损气。

孟秋七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申位，黄昏时斗宿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毕宿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西方，日干用庚辛，旺盛的德泽在于属金。所属的动物是毛类的老虎。代表的音是商音，所属的律是夷则。代表的数是九，所属的味道是辛味，所属的气味是腥味。这个月祭祀门神，祭祀时先放上属金的肝脏。这时凉风已经兴起，白露降落大地，寒蝉尚能鸣啼，老鹰开始捕捉鸟雀，这个季节顺秋气而始行杀戮刑罚。天子穿白衣，骑白骆马，佩白色玉饰，树白色旗帜。吃黍类和狗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阳燧取火。西宫侍女穿白衣，衣裳绣有白色的花纹，敲白钟。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戈，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狗。天子在总章宫左侧室上朝召见大臣，发布秋季的政令。要严惩那些不孝父母、不敬兄长、凶残蛮横的人，来张扬秋天刑杀之气。

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命将率，选卒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洁诛暴慢，顺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天地始肃，不可以赢。是月农始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修城郭，缮宫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市，出大使。行是月令，凉风至三旬。

立秋那天，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和大夫等文武百官到西郊去迎接秋天的到来。返回以后便在朝廷奖赏勇武有功的官兵。并命令将帅挑选精悍士兵，磨砺兵器，精选训练中杰出的将士，信用有才有功人员去讨伐那些不义的诸侯，惩治那些凶暴傲蛮的人，以安定四方天下。命令主管官员，修订严明法律制度，修缮牢房，禁绝奸邪，审理案件，处理诉讼。这时的秋季是天地自然到处显示肃杀收敛的时令，所以不许容忍有邪气霸道的现象存在。这个月农夫开始收割庄稼，天子将用新谷进献给宗庙中的祖宗神灵。命令各级官员开始征收赋税，加固堤防，兴修水利以防水患；修整城墙及修缮宫室；不要割地封侯、任命官员和施行重赏及派出使节。这个季节如果实施这些政令，那么凉风就会不时出现。

盂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冬多火灾，寒暑不节，民多虐疾。

如果孟秋实施冬季的政令，那么阴气就会过盛而使甲壳动物伤害谷物庄稼，敌兵就会来犯入侵；如果孟秋实施春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旱灾，阳气就会还复，五谷不能结果实；如果孟秋实施夏季的政令，到了冬天就会多火灾，寒暑失调，百姓会发疟疾。

七月官库，其树楝。

这七月的代表官是库官。代表的树是楝树。

仲秋之月，招摇指西。昏牵牛中，旦觜巂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把门，祭先肝。凉风至，候雁来，玄鸟归，群鸟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太庙。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在挠。决狱不当，反受其殃。

仲秋八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酉位，黄昏时牵牛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觜碐星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西方，日干用庚辛。所属的动物是毛类的白虎。代表的音是商音，所属的律是南吕。代表的数是九，所属的味道是辛味，所属的气味是腥味。这个月祭祀门神，祭祀时先放上属金的肝脏。这时凉风已经兴起，候雁飞来，燕子南飞，群鸟因寒气来临而长出羽毛并飞翔于空中。天子穿白衣，骑白骆马，佩白色玉饰，树白色旗帜。吃黍类和狗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阳燧取火。西宫侍女穿白衣，衣裳绣有白色的花纹，敲白钟。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戈，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狗。天子在总章宫正厅上朝召见群臣。命令主管刑法的官员，严明各种刑律，处死犯人一定要得当，依据事实而不可有一点冤屈；如果判决案件不合事实、处理不当，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

是月也，养长老，授几杖，行稃鬻饮食。乃命宰祝行牺牲，案刍豢，视肥臞全粹，察物色，课比类，量小大，视少长，莫不中度。天子乃傩，以御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是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蛰虫培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称，理关市，来商旅，入货财，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方皆至，财物不匾，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这个月里要赡养好老人，赐给他们可用的几案和手杖，施舍碅粥，保障他们的饮食。还要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巡视检查那些准备用来祭祀的牲畜，察看肥瘦是否适中，是否完好无缺，毛色是否纯正，体形大小是否符合等级类别，重量齿龄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天子将举行驱疫仪式，以抵御秋天的阴气。让狗品尝过黍子后进献给宗庙的祖宗神灵。在这个月中可以修筑城郭，建设都邑，疏通水道和挖好地窖，建造各种粮仓。又命令相关的官员，督促好百姓搞好收割、储藏、畜养和采摘，多多积聚并勉励百姓种好越冬麦子。如果此时谁耽误农时，则毫不迟疑地定这些人的罪。在这个月里，雷鸣将要停息，冬眠动物开始要准备它们的洞穴。肃杀的阴气越来越占上风，阳气将进一步衰竭，江河水资源也开始干涸。秋分日昼夜长短相等，所以有必要统一度量标准，检查衡器并校正重量标准和各种容器，整治关卡集市，使客商自由来往交易，互通有无，以方便百姓的生活。这样，四面八方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里来，随之带来的财物使市场丰富，人不受物品匮乏的困扰，各种事情就能称心如意。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皆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如果仲秋实施春季的政令，则秋雨就不会降落，草木反倒旺盛生长，这时国家就会发生大的恐慌；如果仲秋实施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旱灾，本应蛰伏的蛇虫反倒不伏藏，五谷又长出新苗；如果仲秋实施冬季的政令，那么风灾就会时常发生，雷鸣提前收停，草木过早死亡。

八月官尉，其树拓。

这八月的代表官是尉官。代表的树是柘树。

季秋之月，招摇指戌，昏虚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右个。命有司申严号令，百官贵贱，无不务人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乃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

季秋九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戌位，黄昏时虚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柳星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西方，日干用庚辛。所属的动物是毛类的白虎。代表的音是商音，所属的律是无射。代表的数是九，所属的味道是辛味，所属的气味是腥味。这个月祭祀门神，祭祀时先放上属金的肝脏。这时候雁从北飞来，小家雀飞入大海而变成了蛤蜊，菊开出黄灿灿的花朵，豺在这时开始捕捉小的飞禽与走兽。天子穿白衣，骑白骆马，佩白色玉饰，树白色旗帜。吃黍类和狗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柘木，用阳燧取火。西宫侍女穿白衣，衣裳绣有白色的花纹，敲白钟。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戈，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狗。天子在总章宫右侧室上朝召见群臣。命令主管官员，严明号令，各级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必须致力于收敛纳藏大事，以顺应天地秋季肃杀闭藏万物的旨意，不可有散逸外泄之事。还命令冢宰，农事结束之后，必须统计五谷收成情况及记入账簿，将天子籍田的收入藏入神仓之中。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命太仆及七驺咸驾戴荏，授车以级，皆正设于屏外。司徒措朴北向以赞之。天子乃厉服广饰，执弓操矢以猎，命主词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悦。乃趋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通路除道，从境始，至国而后己；是月天子乃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懈情，师旅并兴。

这个月，霜降开始，各种工匠应该停止工作。还命令有关的官员，对百姓宣明寒冷的气流将要来临，人忍受不了这样的寒冷，应住入家里室内避寒。在这个月的上旬丁日要组织大家进宫学习、练习吹奏竽笙等。举行祭祀上天的仪式，并奉献牺牲请上天享用。召集诸侯，制定百县的各种制度，颁布来年各月的朔日，以及确定各诸侯国税收的轻重、进贡朝廷的多少，均按这些诸侯国所处地域的远近和土质肥瘠的情况来确定。还要教会百姓田猎，使之能使用各种兵器。还命令太仆和七驺全都驾好猎车，插好各种旗帜，天子按不同的等级发给下属，然后让他们整齐地排列在天子营帐屏风外面。这时腰插鞭杖的司徒官面北训诫众官要遵守田猎规定。然后天子一身戎装并披挂打猎所需的饰物，手执弓箭开始打猎。打猎完毕，命令主祠官员将所猎取的禽兽祭祀四方神灵。这个月草木开始枯黄凋零，这时可以砍伐树木烧制木炭。蛰虫也开始伏藏冬眠。于是督促判决刑案，不要留下有罪当杀的人，没收那些不该享受俸禄者的俸禄，取消那些不该享受供养待遇者的待遇。疏通道路使边境到京都的道路都能畅通无阻。这个月天子还将尝过黍类的狗奉献给宗庙中的神灵。如果季秋实施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洪水，原本准备贮藏过冬的物品就会受损毁坏，百姓会患鼻阻塞的疾病；如果季秋实施冬天的政令，国内就多盗贼，边境也不得安宁，国土就会被分裂；如果季秋实施春季的政令，就会不断刮来暖气温风，百姓被吹得志气松懈及懒惰，战争就会到处兴起。

九月官候，其树槐。

这九月的代表官是候官。代表的树是槐树。

孟冬之月，招摇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把井，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人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衣黑衣，乘玄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磐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群禁，禁外徙，闭门阎，大搜客，断罚刑，杀当罪。阿上乱法者诛。

孟冬十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亥位，黄昏时危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七星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北方，日干用壬癸。所属的动物是甲壳类的神龟。代表的音是羽音，所属的律是应钟。代表的数是六，所属的味道是咸味，所属的气味是腐朽味。这个月祭祀井神，祭祀时先放上属水的肾脏。这时水开始结冰，大地将凝冻。雉鸟进入江河变成蛤蜊，霓虹这时隐藏不露面。天子穿黑衣，骑玄骊马，佩黑色玉饰，树黑色旗帜。吃黍和猪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松木，用阳燧取火。北宫侍女穿黑衣，衣裳绣有黑色的花纹，敲击磬石。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铩，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猪。天子在玄堂宫左侧室上朝召见群臣，发布冬季的政令。命令主管官员，执行各种禁令，禁止居民外流迁徙，关闭城门和里门，全面搜查外来流动人员，判决罪犯执行刑罚，处决那些应当处决的罪犯，严惩逢迎上司扰乱法纪的人。

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北郊。还乃赏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祷祀神位，占龟策，审卦兆，以察吉凶。于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行积聚，修城郭，警门闾，修楗闭；慎管禽，固封玺，修边境，完要塞，绝踢径，饬丧纪，审棺槨衣衾之薄厚，营丘拢之小大高痺，使贵贱卑尊各有等级。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坚致力上。工事苦慢，作为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饮蒸。天于祈来年于天宗，大祷祭于公社，毕，飨先祖。劳农夫以休息之。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劲。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侵牟。

立冬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及大夫等文武百官到六里外的北郊去迎接冬天的来临。返回宫后即奖赏为国事献身的烈士的家属，抚恤孤儿寡妇。在这个月内，命令太祝祈祷、祭祀神灵，并用龟和蓍草占卜占筮，审视卦象以观察凶吉。这时天子开始穿上皮裘，下令百官谨慎地贮存好过冬的物品，并命令司徒巡视财力积聚的情况，修缮城墙，加强对城门的警戒，修理好门闩插销，保管好锁匙，加固印封；修治边境，筑好要塞，堵塞旁径小道；整治丧事规则，审定内棺外槨和随葬衣被的厚薄，测定坟垅的大小高低，使它们的规格符合贵贱尊卑的不同等级。在这个月里，主管工匠的官员考核工匠们的工作成效，将所制作的祭器陈列出来，并察看其规格质量，以坚固精致的为上品。如果工匠的制作粗制草率、质量低劣以及过分奇巧、华而不实，就一定要追究他们的责职。在这个月中，将举行盛大的蒸祭，天子向各路天神祈求来年的福祥，还将在公共祭坛举行隆重的祭奠，祭祀天地神灵，然后再祭祀祖宗神灵。要慰劳农夫，在勤劳一年后能休养生息。命令将领操练武艺，练习射箭和驾御车马，比试武艺、力量。还命令水虞漁师，收取河流湖泽池塘的赋税，并不准在这个收税过程中有贪污侵占现象。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多暴风，方冬不寒，蛰早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如果孟冬实施春季的政令，那么冰冻封闭就不严实，地气就会泄漏，百姓多有流亡；如果孟冬实施夏季的政令，就会有暴风发生，冬天也就不寒冷，冬眠动物又会出来活动；如果孟冬实施秋季的政令，那么霜雪就会不适时宜地降落，小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国土就容易被侵占。

十月官司马，其树檀。

这十月的代表官是司马。代表的树是檀树。

仲冬之月，招摇指子，昏壁中，旦轸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把井，祭先肾。冰益壮，地始拆，鳱鴠不鸣，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磐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庙。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室居及起大众，是谓发天地之藏，诸蛰则死，民必疾疫，有随以丧。急捕盗贼，诛淫泆诈伪之人。命曰畅月。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熺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无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把四海大川名泽。

仲冬十一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子位，黄昏时壁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轸星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北方，日干用壬癸。所属的动物是甲壳类的神龟。代表的音是羽音，所属的律是黄钟。代表的数是六，所属的味道是咸味，所属的气味是腐朽味。这个月祭祀井神，祭祀时先放上属水的肾脏。这时冰更加坚硬，大地也开始冻到裂开的程度，碼磂鸟也不鸣叫了，老虎则开始交配了。天子穿黑衣，骑铁骊马，佩黑色玉饰，树黑色旗帜。吃黍和猪肉，饮八风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松木，用阳燧取火。北宫侍女穿黑衣，衣裳绣有黑色的花纹，敲击磬石。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铩，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猪。天子在玄堂宫正厅上朝召见群臣。命令有关的官员：土木工程不要开工，不要打开居家的地窖，更不可调动众多民众服劳役，如果兴土木开地窖就违背了这时天地闭藏的原则，就会导致各种冬眠动物冻死，百姓将会染上疾病，还会有丧事随之发生。这时应抓紧追捕盗贼，严惩诛伐那些胡作非为虚伪奸诈之人。这些就使本月称为“碞月”。命令阉官的头目，申明宫中的禁令，仔细察看宫中各种门户，谨慎看护宫中各种房室，宫中门户都将定时关闭，以减省由妃嫔宫女所引起的一些麻烦事。还命令掌管酿酒的官员，酿酒用的秫和稻谷一定要备齐，酒曲投放必须适时，浸泡蒸煮的器具一定要洁净，酿酒用水必须清香，陶瓦器具一定要精良，火候必须掌握得恰到好处，所有这些都要符合规定，不能有差错。天子还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祭祀天下所有大河名川和名泽。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放失者，取之不诘，山林药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相侵夺，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苔始生，丘螾结，麋角解，水泉动，则伐树木，取竹箭。罢官之无事、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闭。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其时雨水，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疾病。

在这个月里，如果有农夫不好好收藏积聚东西，或让饲养的牛马等牲畜走失，尽管可以认领回来，但必须受到告诫警戒以防往后再发生此类事情。而对那些在山林湖泽中采摘蔬果、猎取禽兽的人，主管山林湖泽的官员必须对其加以教育引导。如果发生相互间侵占争夺，有关部门就必须追究责任加以惩处而不能宽赦。在这个月里，因冬至日白昼最短，阴阳二气抗争转化，所以君子养生必须实行斋戒，居室住处要隐掩安静，身心欲望要清静平和，还要去声色、禁嗜欲，使身体心性安宁平静。在这个月里，马荔破土而出，芸蒿开始生长，蚯蚓屈结蠕动，麋鹿脱角解堕，水泉涌动流淌，这时可以砍伐树木，削制竹箭。撤换无所事事的庸官和弃扔没有用处的器具，修补涂饰城楼、宫门、厅堂、院门和里门，加固修补监狱以符合顺应当时的天地闭藏原则。如果仲冬实施夏季的政令，国家就会有旱灾，到处云雾弥漫、昏昏沉沉，雷声也会又轰鸣起来；如果仲冬实施秋季的政令，雨水就会过多，到时瓜瓠都不能成熟，国家还会发生大的战争；如果仲冬实施春季的政令，螟虫就会危害农作物，水源将枯竭，百姓有瘟疫。

十一月官都尉，其树枣。

这十一月的代表官是都尉。代表的树是枣树。

季冬之月，招摇指丑，昏娄中，旦氏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 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雁北向，鹊加巢，雉雊，鸡呼卵，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麦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磐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渔，先荐寝庙。令民出五种，令农计耦耕事，修来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以供寝庙及百把之薪燎。

季冬十二月，招摇星指向十二辰的丑位，黄昏时娄星位于正南方中央，黎明时氐星位于正南方中央。这个月的方位是北方，日干用壬癸。所属的动物是甲壳类的神龟，代表的音是羽音，所属的律是大吕。代表的数是六，所属的味道是咸味，所属的气味是腐朽味。这个月祭祀井神，祭祀时先放上属水的肾脏。这时大雁向北飞去，喜鹊开始筑巢，雉叫着求配偶，母鸡叫着预告下蛋。天子穿黑衣，骑铁骊马，佩黑色玉饰，树黑色旗帜。吃黍和猪肉，饮八方吹来的露水，烧饭用松木，用阳燧取火。北宫侍女穿黑衣，衣裳绣有黑色的花纹，敲击磬石。代表这个月的兵器是铩，代表这个月的家畜是猪。天子在玄堂宫右侧室上朝召见群臣。命令有关官员在此腊月举行盛大的驱除疫鬼的仪式，将被杀死肢解的牺牲陈放在四方城门以驱赶邪气，并放出泥塑土牛以劝农民勤劳耕作。还命令渔业主管的官员可以开始捕鱼，天子也将亲自前往射渔，将射猎到的鱼进献给宗庙的祖先神灵。命令农民取出收藏的五谷种子，合计筹划好春耕播种事宜，并修理准备好耒耜和耕田用具。还命令乐师举行盛大的音乐演奏会：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还命令四监大夫收聚各地例行缴纳的柴薪，以供以后宗庙祭祀及各种祭祀时作燃料和照明之用。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周于天，岁将更始。令静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饰国典，论时令，以待嗣岁之宜，乃使大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刍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

在这个月里，太阳走完一年行程，月亮也完成了和太阳的最后一次相会，星宿绕天也运行了一周，新的一年也将来临。这时要下令让农民安静下来，为了来年的春耕，不要再增加他们的任何负担。天子和公卿大夫们一起讨论修订国典，并研究讨论与一年四季相应的政令法规，以待新的一年来到。还下令太史官，排定诸侯们的等级次序，并按等级次序向他们征收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祭祀之用。又下令与天子同姓的各诸侯，向天子供奉进献祭祀宗庙用的牛羊猪狗；诸侯国内的卿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也要供奉进献祭祀山林名川用的祭品。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伤，国多瘤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如果季冬实施秋季的政令，那么白霜就会提早降落，甲壳类的虫就会兴妖作怪，四方百姓涌入都城以求避灾谋生；如果季冬实施春季的政令，那么正在怀胎的动物则胎儿夭折，国家就会出现许多顽固难治的疾病，这种反常的现象称之为“逆”。如果季冬实施夏季的政令，那么国家就水灾为害，并败坏国家，该下的雪不下，该结冰冻的却消融化解。

十二月官狱，其树栎。

这十二月的代表官是狱官。代表的树是栎树。

五位：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模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窒，达障塞，行优游，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

东南西北中的五个方位是这样的：东方最远的范围，从碣石山到朝鲜，穿过大人国，往东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即榑桑和青丘树木之野，是太皞、句芒所管辖的区域，共一万二千里。他们的政令是：解除各种禁令，打开关闭的门户，清除疏通堵塞之处，使之畅达无障碍，让万物优悠自在；抛弃怨恨和憎恶，解除劳役的惩罚，免除忧烦和祸患，停止惩处和刑法；开放关卡和津梁，散发库内财物，缓和周边国家的仇怨，安抚好四方的关系，实施柔惠政策，停止恃强凌弱。

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版项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罢疾，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

南方最远的范围是，从反户之外穿过颛顼国，向南到委火炎风之野，那是赤帝、祝融所管辖的地方，共一万二千里。他们的政令是：赐爵位给有德行的人，奖赏有功之臣，优待赠惠贤良之士；赈救贫穷百姓，优惠关心孤儿寡妇，优待照顾疲弱患病者；出高俸禄聘请高官，执行实施奖赏政策来振兴将濒临毁灭的宗族，选定将绝后无嗣的国家的继承者，分封建立诸侯国，确定贤能的辅佐大臣。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汜无私，正静以和，行稃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归。

中央这块广宽的土地范围是，从昆仑山以东，越过恒山，到达日月普照地带，这是长江与汉水的发源地和流域，又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这里的土地适宜五谷生长，龙门、黄河、济水在这里穿过，是大禹用息壤堵塞洪水的地方，它东到碣石山，是黄帝、后土管辖的地域，共一万二千里。他们的政令是：处事要公正不阿、明察秋毫而不苛求，能包容宽怀而无不关心备至，博大而不偏私，这样就能使政治安定平和；要施舍碅粥，赈济贫困，扶养老弱病残，哀悼死者慰问病者，使万物都有一个好归宿。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谨著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雝谿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

西方最远的范围，从昆仑山穿过流沙河、弱水，向西到三危国，那里是石头为城、金属为屋的地方，居民以气为食而长生不死，是少皞、蓐收所管辖的地方，共一万二千里。他们的政令是：谨慎小心使用刑法，诛杀者必是死有余辜者，防备盗贼，禁绝奸邪，整治地方不正官员，慎重积聚收藏，修建城郭，填补河道决口堤防漏洞，阻塞旁径小道，遏止阻绝泛滥洪水，堵填废弃沟渠而不使流水进入，还壅堵山涧，防守城门，陈列各种兵器，选任百官，严惩不法之徒。

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 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蚤闭晏开，以窒奸人，已德，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北方最远的范围，从九泽一直到大海之边，北至令止山谷，那里长年冰天雪地，雪雹霜霰不断，为漂润群水的水源之处，是颛顼、玄冥所管辖的地域，共一万二千里。他们的政令是：重新申述各种禁令，加强固定收藏封闭，修筑设立关卡障碍，修整关口桥梁，杜绝居民流徙，处理判定刑罚，处决那些罪大恶极者，关闭城门，全面搜捕外来流动犯罪分子，禁止交往游玩，不准夜间寻欢作乐，门户提早关闭，以便搜寻奸邪之徒，如抓获这些奸邪之徒，要严加看管拘押。这时一年的节令将结束，执行刑罚要严厉，对死刑不能宽赦，即使是势力庞大地位尊贵的亲族犯罪，也要依法判决。这时不可搅动水源，不要打开动用封藏之物，不要释放罪犯。

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孟春始赢，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所谓“六合”是说：一年之中的十二个月，总有两个相对应的月份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并产生变化。这就是，孟夏一月与孟秋七月相合并对应，仲春二月与仲秋八月相合并对应，季春三月与季秋九月相合并对应，孟夏四月与孟冬十月相合并对应，仲夏五月与仲冬十一月相合并对应，季夏六月与季冬十二月相合并对应。接下来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孟春万物开始生长，孟秋万物开始衰败；仲春开始播种，仲秋开始纳藏；季春万物发育高峰，季秋万物纳藏高潮；孟夏平和舒缓，孟冬肃杀急迫；仲夏日最长，仲冬日最短；季夏阳气将穷尽，季冬阴气将结束。所以，正月政令不当，七月凉风就不来；二月政令不当，八月雷鸣就不停；三月政令不当，九月霜就不下；四月政令不当，十月天无冰冻；五月政令不当，十一月冬眠动物就会钻出洞穴；六月政令不当，十二月草木就不适时凋落。反过来也是这样，七月政令不当，正月则严寒不散；八月政令不当，二月则春雷不响；九月政令不当，三月则春风不止；十月政令不当，四月则草木不实；十一月政令不当，五月则雹霜降落；十二月政令不当，六月则五谷狂长。

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肃。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行冬令，格。秋行夏令，华；行春令，荣；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

由此看来，如果春季实施夏季的政令，春气就发泄失散；如果春季实施秋季的政令，就会有水灾发生；如果春季实施冬季的政令，就会充斥肃杀之气。如果夏季实施春季的政令，就会刮风不止；如果夏季实施秋季的政令，就会田野荒芜；如果夏季实施冬季的政令，就会草木零落。如果秋季实施夏季的政令，草木会开花繁茂；如果秋季实施春季的政令，草木持续茂盛；如果秋季实施冬季的政令，树木就过早衰落。如果冬季实施春季的政令，阴气就会布散发泄；如果冬季实施夏季的政令，便会出现旱灾；如果冬季实施秋季的政令，就会雾气弥漫。

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春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

规定度量天地自然阴阳二气的规则制度有六种：天是绳，地是准，春天为规，夏天为衡，秋天为矩，冬天为权。“绳”是用来度量万物曲直的；“准”是用来衡量万物平正的；“规”是用来衡量万物圆曲的；“衡”是用来度量万物均衡的；“矩”是用来度量万物方正的；“权”是用来衡量万物权变的。

绳之为度也，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市不弊，远而不忘；与天合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广大以容，是故上帝以为物宗。

“绳”作为一种量具制度，它是正直而不弯曲，修长而没有尽头，经久而不弊败，久远而不遗忘；它与天合德，与神合明；它所喜爱的则存在，它所厌恶的则消亡；从古到今，都改变不了它的框架尺度；它的功用德行十分周全缜密，广大而兼容。所以上帝以它为万物的根本。

准之为度也，平而不险，均而不阿；广大以容，宽裕以和；柔而不刚，锐而不挫；流而不滞，易而不秽；发通而有纪，周密而不泄，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谋，怨恶不生，是故上帝以为物平。

“准”作为一种量具制度，它是平整而不起伏，平均而不偏袒；广大兼容，宽裕平和；柔顺而不刚强，锐利而不挫折；流畅而不停滞，简易而不伤害；开通而有律度，周密而不泄散，平稳而不偏失。万物公正平准，人们就没有险恶心机，怨恨也就无从生起。所以上帝以它为事物的标准。

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员而不垸；优而不纵，广大以宽；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优优简简，百怨不起；规度不失，生气乃理。

“规”作为一种量具制度，它是转运而不重复，圆滚而不乱转；优悠而不放纵，广大而兼容；感奋万物而秩序井然，发动万物而开通有序；宽容平和简约舒缓而使怨恨无从生起。有这种“规”度存在，则事物就能气顺理当而通畅顺达。

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吊而不责；当平民禄，以继不足；勃勃阳阳，唯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谷，以实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

“衡”作为一种量具制度，它是缓顺而不居后，公平而不怨悔；给予而不图回报，恤问而不责备；它公平恰当地平衡人们的收入，给济那些收入不足的人们；它清阳蓬勃、施行善德；养育生长，使万物繁荣昌盛；让五谷丰收，使国家强盛。它公正无偏，天地万事万物得以彰显明亮。

矩之力度也，肃而不悖，刚而不愦，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

“矩”作为一种量具制度，它是肃重而不乖悖，刚正而不昏愦；它拿取而不生怨恨，收纳而不会有害；威严而不可怕，令行而不废弛；征伐无不成功，仇敌必定制服。有这种“矩”平正不失的存在，所以使诸多受惩罚者得以信服认罪。

权之为度也，急而不赢，杀而不割；充满以实，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坚悫以固；粪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将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刚，权正而不失，万物乃藏。

“权”作为一种量具制度，它是急迫而不浮躁，伐杀而不剥夺；充满而诚实，周密而不疏散；毁物而不索取，诛杀罪犯而不宽赦；诚实守信决不含糊，坚定谨慎决不动摇；清除奸邪暴虐而不容歪曲。所以冬季的政令一旦实施推行，弱小事物必定逐渐变强，柔弱事物必定变得刚强。有这种“权”度的存在，万物得以收纳隐藏。

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

明堂的制度，静则以“准”为法则制度，动则以“绳”为法则制度；春天则用“规”来治理，秋天就用“矩”来治理，冬天则用“权”来治理，夏天就用“衡”来治理。这样，干燥、潮湿、寒冷、暑热都会按季节适时出现，甘甜雨露也会按时节适时降落。

卷六 览冥训

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雨暴至，平公癃病，晋国赤地。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夫瞽师、庶女，位贱尚葈，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励至精。由此观之，上天之诛也，虽在圹虚幽闲，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阴，其无所逃之亦明矣。

以前师旷不得已而为晋平公演奏《白雪》乐曲，神物玄鹤被感召而从天降临，狂风暴雨骤然发作，晋平公因此得了重病，晋国还因此大旱，赤地三年。同样，齐国一位贫贱的寡妇含冤呼告苍天，引起雷鸣电闪，并击中齐景公的高台楼阁，坠入物砸伤景公的肢体，海水也随之汹涌漫溢到陆上。这些音乐师、贱寡妇的地位比尚还低，权比羽毛还轻，但是由于他们精神专一，意志坚定，精力集中，全神贯注，所以最终上通九天，以诚以精感动神灵。由此看来，当上天要惩罚那些逆天意的人时，即使这些人处圹虚幽僻之中，远远地躲藏起来，或钻入层层重叠的石室里，相隔层层关隘险阻，也无法逃避这上天的惩罚，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秉白旄，瞋目而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济而波罢。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日暮，援戈而之，日为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胁陵，勇武一人，为三军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犹若此，又况夫宫天地、怀万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观九钻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尝死者乎！

周武王讨伐纣王，在孟津渡黄河时，波神阳侯掀起大浪，迎面扑卷过来，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人马都看不清楚。这时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掌着军旗，瞋目喝道：“由我在此，谁敢违逆我的意志！”于是风浪随话音平静而平静。还有过去鲁阳公与韩国结仇交战，战斗正处难分难解、太阳西沉之时，鲁阳公挥戈大喝，太阳竟为之退避三舍。这样看来，那些全性保真、不使身形损亏的人，当处危难时刻，他的精诚就能上通天帝而得到助佑。如果一个人从未曾偏离道之根本，那么做什么事都会成功。那些将生死视为同一的人，是无法将他胁迫欺凌的；同样威武勇猛的人是可以称雄三年的。当然，这样威武勇猛的人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功名，那么，这些追求功名的人都能如此，更不用说有些包裹天地自然、胸怀容纳万物、与造化为友、内心蕴含中和之气的人了，他们这些人真是只将人的形体视为“道”所寄托的躯壳，钻研专一的“道”，就能知道未曾知道的许多事情；他们真正做到了心性与道同存共在。

昔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鹜鱼于大渊之中，此皆得清净之道、太浩之和也。

过去雍门子因善于悲歌而受到孟尝君的接见，见面后，雍门子叙述了人只有在悲切忧愁的环境中才能被悲歌哀乐触动的道理，然后雍门子手抚胸部开始唱起悲切的歌，这正好激发触动了孟尝君的原本悲痛处，于是也就情不自禁地欷歔叹息，后又泣不成声，眼泪纵横不能制止。这说明人如果有悲惨经历就会在内心精神世界形成悲情，以后一旦触境生情就会在言语和歌声中流露出来，并引起有同类经历人的共鸣；因为这种悲惨经历、悲切感情都是每个个人的自身体验，所以是无法传授给人家的；同样无这种悲惨经历的人是无法向人学会这种悲切感情的。所以假使那些平庸的人不懂这道理而一味模仿别人的悲切表情想引起人的共鸣，这非但学不像反而会被人嘲笑。由此，蒲且子能射下百仞高空的飞鸟、詹何能钓取万丈深渊的游鱼，都是在于他们掌握了清静之道、和浩之志的缘故。

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

各种事物间的互相感应，其中的奥秘玄妙深微，靠智慧无法讲清，用辩说不能解释。所以东风吹拂则酒满溢出，家蚕吐丝商弦断绝，这或许就是事物间的互相感应。用芦苇灰在月光照射的地面上画圆留缺则月晕也会随之缺损，鲸鱼死于海边则彗星也会随之出现，这或许就是事物间的互相触动。

故圣人在位，怀道而不言，泽及万民。君臣乖心，则背谲见于天，神气相应，征矣。故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涔云波水，各象其形类，所以感之。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手征忽怳，不能览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敢，此傅说之所以骑辰尾也。

所以圣人在位执政，怀道而无言，不作绝对肯定绝对否定，这样反而恩泽所有大众百姓。君臣乖悖离心离德，则太阳旁就会出现异常云气。这神与气的互相感应，总会有一定的徵兆和应验。所以山中云气像草莽，水上云气如鱼鳞，旱天云气似烟火，雨天云气若水波，各种云气的形状都和产生它们的环境相类似，这就是所谓的“感应”。这阳燧从太阳的日光那里取火，方诸从月亮的月光那里取露水。天地间的神奇玄妙的感应现象，正是使善计巧术者都无法弄清有多少，玄微惚恍不能览其兆。然而如果手中掌握了阳燧和方诸，由九天之上的太阳月亮中引出火与水，这说明阴阳同气同类是能互相感应触动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傅说死后其英魂能飞升九天坐骑辰尾星宿。

故至阴飂飂，至阳赫赫，两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众雄而无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也。故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使无事焉，惟夜行者为能有之。故却走马以粪，而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是谓坐驰陆沈，昼冥宵明，以冬铄胶，以夏造冰。

因此至阴寒冷，至阳酷暑，只有阴阳接触交融合成中和之气，万物才会产生。如果只有雄（阳）性而无雌（阴）性，又怎么能化育生成万物呢？这就是所谓的不言之辩，不道之道。所以召抚边远的四夷靠无为，亲附诸夏的诸侯凭无事，由无为无事推出只有舍弃作为者才能归服人心、占据天下。因为推行无为无事舍弃作为，所以战马有可能从战场上撤下而用于耕田，战事不至于出现在遥远的地方而用于战争。这实际上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犹如静坐而奔驰，陆地而沉没，白天而黑暗，黑夜而光明，冬天熔化胶，夏天能制冰。这也是无为而无不为这种至德所含有的功效。

夫道者，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壁，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难以知论，不可以辩说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以其属骨，责其生肉，以其生肉，论其属骨，是犹王孙绰之欲倍偏枯之药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谓失论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固不可以轻重论也。

天道无私，是说它不会存心亲近谁，也不会存心疏远谁。能够掌握天道的功德有余，不能掌握天道的就功德不足；顺应天道就顺利，违逆天道就凶险。这就好比得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的人富裕，失去隋侯之珠、和氏之璧的人贫穷一样。这得和失的衡量标准非常精微玄妙，难以凭智慧来评价，也无法辩论清楚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就是地黄用来生长骨骼的，而甘草用来生长肌肉的，但如果现在硬要原本生骨的去长肉，硬要原本生肉的去长骨，这就像王孙绰想用大剂量的治偏枯之症的药去救已死的人一样，是违背常理的。若因火能烧焦木而用火去销熔金，这样做是行得通的。但是如果用原本吸铁的磁石去吸瓦，这就既不可能也不合常理了，在这里是否能吸铁或吸瓦不是以物的轻重来决定的。

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力治者，难以持国，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故峣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区冶生而淳钩之剑成；纣为无道，左强在侧；大公并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观之，利害之路，祸福之门，不可求而得也。

对于这种阳燧取火、磁石吸铁、螃蟹败漆、葵花向阳等现象，还是一句话，即使你再聪明有智慧，还是不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所以然。所以只凭耳目感官的考察，是无法分清认识事物这些原理的；同样就靠内心的分析也是无法确定这些事物的感应现象的。由此推衍开来，仅靠聪明或所谓的智力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只有那些精通阴阳变化而又能掌握自然感应的人才能持国治政。峣山崩塌则随之薄落河干涸，区冶出生则淳钩之剑得以铸成，纣王无道则佞臣左强才会出现在他身旁，姜太公与武王同时并世，武王才能够建功立业。诸如此类看出，利害祸福的来龙去脉，是难以把握和预见的。

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远之则迩，近之则远；不得其道，若观鲦鱼。故圣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万化而无伤。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道与德的区别就如同革与韦的不同一样。“道”，你感到它远不可及，却有时又觉得近在眼前，你感到它近在眼前，却有时又觉得远不可及，人们不得其道的感觉就如同观看深水中游的小鱼，可望不可及。所以圣道如铜镜，不送不迎，任凭物来来去去，不藏留物像于镜中，因此事物就是有千变万化也无法伤害到它。它得到的正是所失去的，失去的不正是要得到的吗？

今夫调弦者，叩宫宫应，弹角角动，此同声相和者也。夫有改调一弦，其于五音无 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应，此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于大和者，惛若纯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纯温以沦，钝闷以终。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

那些调整瑟弦的人，当他叩击这一宫弦，则另一瑟上的宫弦也会应和发声，当他弹奏这一角弦，则另一瑟上的角弦也会感应共鸣，这就是同音同声互相应和的现象。同样，如改调一弦，它的声音就和五音不相合，但如果弹拨叩击它却会引起二十五根弦都发声应和，这种改调后的音调就声乐音调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它也能成为一定声乐音调的主音。所以，通达大道太和的人，昏昏然如同醉后酣睡，在这大道太和中遨游，而不深究如何到达这种境界。他纯朴温和隐没在其中，无情蒙混地始终与道同在，就若从未离偏过“道”这个根本，这就叫大彻大悟的通达。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兽不作，飞鸟不骇，入榛薄，食荐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顷亩之区，而蛇鳝轻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云之素朝，阴阳交争，降扶风，杂冻雨，扶摇而登之，威动天地，声震海内，蛇蟮著泥百仞之中，熊罴匍匐丘山磛岩，虎豹袭穴而不敢咆，猨狖颠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鳝之类乎！风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草木不摇，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饮砥柱之湍濑，邅回蒙汜之诸，尚佯冀州之际，径蹑都广，人日抑节，羽翼弱水，暮宿风穴，当此之时，鸿鹄鸧鸖，莫不惮惊伏窜，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类乎！此明于小动之迹，而不知大节之所由者也。

当那赤螭和青虬在冀州大地遨游的时候，天空晴朗，大地安宁，毒虫猛兽不作恶，飞鸟翱翔不惊骇，然后进入树林草丛，寻觅荐梅，品尝甘甜美味，活动范围不超过百亩区域。这时蛇和鳝就因此小看它们，认为赤螭、青虬无法与自己同在江海中争个高低。但待到赤螭、青虬在乌云密布的清晨、阴阳二气交相争斗、暴风骤雨兴起之际，乘风沐雨腾空盘旋飞升，其威力震动大地、其声音振荡四海，这时使得鼍都钻进百仞深的泥潭藏身，熊罴趴伏于山岗岩石间不敢动弹，虎豹钻入洞穴不敢咆啸，猿 狖吓得从树枝上跌落——这些动物都被吓成如此，更何况是蛇鳝之类的小动物呢！同样，当凤凰飞翔在开明有德的国度时，雷霆收敛不发作，狂风骤雨不兴起，河流江海不掀浪，树木花草安稳挺立，这燕子麻雀因此轻侮凤凰，认为凤凰无法与自己同在屋檐梁柱间争雄。后来等到凤凰盘旋升飞到万仞高空、翱翔在四海之外、穿飞过昆仑山的疏圃、畅饮砥柱山下的湍急流水、又漫步徘徊于蒙汜之水洲、徜徉在冀州大地、飞越经过都广山岭、送夕阳回日落之地抑节后、到弱水之地沐浴洗刷羽翼，最后休息在风穴之中。在这个时候，鸿鹄、鸧鹤吓得无不惊慌逃逸，趴在江边藏头嘴于江滨不敢动弹——这鸿鹄、鸧鹤都被吓成这样，更何况燕雀之类的小动物呢！它们平时只处屋檐梁柱间看到的都是一些琐碎小动作，哪里知道豪行壮举大动作是怎么回事！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鹜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然未见其贵者也。若夫钳且、大丙之御也，除辔衔，去鞭弃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过归雁于碣石，轶鶤鸡于姑余，骋若飞，鹜若绝；纵矢蹑风，追猋归忽；朝发博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虑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于胸中，而精神逾于六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过去，王良、造父两位御手驾车，上车后就握着缰绳，马便随着他们的控制整齐和谐起步行进，步伐均匀，奔跑和慢行都不乱套，心怡气和，动作轻盈敏捷，安于劳苦，以进为乐，驾车奔驰瞬间消逝，或左或右如被鞭教过的那样，周旋绕圈似如圆规，世人都以为他们驾车技艺精巧，可人们还没有见到真正高明的御术。像那钳且、大丙的驾御技术才更高明，他们根本不用缰绳马衔，也不用马鞭，车子不用起动就自行运转，马匹不必使唤就自己奔驰向前。像日月运行自然而然，如星星闪烁天体运作，又似电光急驰鬼神腾飞，进退屈伸无迹可寻。所以是无须招呼指挥，不用呵斥吆喝，瞬间在碣石山处超过归飞的大雁，转眼又在姑余处超过鶤鸡。奔跑如飞，驰骋疾速，像踩踏着飞箭大风，能赶上飙，清晨随旭日从扶桑出发，傍晚随夕阳归宿于落棠。他们是凭着“不用”而成其“大用”、借“无为”而取得“有为”，不靠思虑精细、手脚灵巧；他们是将欲念意愿藏于心中，而以精神感化支配六马，这便是用不御来达到驾御，“无为”达到“有为”。

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熟；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博；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皁；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然犹未及虑戏氏之道也。

以前，黄帝治理天下，有力牧、太山稽两位贤臣辅佐他，所以能顺应日月运行、阴阳变化的规律来调节四季的法度，修正律历的标准，区别男女雌雄，明确上下贵贱等级，使社会强不凌弱、众不欺寡。人民百姓能保天命而不无故夭折，年成按时成熟丰收而不闹灾异；各级官吏公正无私、上下协调而无过失；法令严明而不昏暗，辅佐大臣公正不阿；耕田者间不互相侵犯田界，猎渔者间不争夺鱼多水域；路途无人贪拾失物，市场无人哄抬物价；城门昼夜敞开，城镇没有盗贼；穷乡僻壤之处的人还互相谦让财物，这时连猪狗都因粮食丰富而将豆谷吐弃在路旁，所以百姓无争论之心、怨恨之情。这样天下清平安定、日月明亮，星辰运行正常不偏离轨道，风调雨顺而五谷丰登；虎狼不随意扑咬，猛禽不随便搏击，凤凰都飞临庭院，麒麟都闲游郊外；青龙进献车驾，神马安伏马槽，诸北、儋耳等边远国家无不奉献贡品。但是，这些还比不上伏羲氏的道术。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远古时代，四根擎天大柱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天不能覆盖大地，大地无法承载万物，大火蔓延不熄，洪水泛滥不止，猛兽吞食良民，凶禽捕击老弱。于是女娲冶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下鳌足当擎天大柱，堆积芦灰来制止洪水，斩杀黑龙来平息冀州。苍天补好，四柱擎立，洪水消退，冀州平定，狡诈禽兽杀死了，这时善良百姓有生路了。女娲背靠大地、怀抱青天，让春天温暖，夏天炽热，秋天肃杀，冬天寒冷。她头枕着方尺、身躺着准绳，当阴阳之气阻塞不通时，便给予疏理贯通；当逆气伤物危害百姓积聚财物时，便给予禁止消除。到这个时候，天清平地安定，人们睡时无忧无虑，醒时弃智无谋；或以为牛，或以为马，随人呼召；行动舒缓沉稳，走路漫无目的，视物若明若暗；膧朦无知天真幼稚与天道万物和协，谁也不知产生缘由，随意闲荡不知所归不求所需，飘惚不定没有目标。到了这时，野兽毒蛇全都收敛藏匿爪牙、毒刺，没有捕捉吞食的欲念。考察伏羲氏、女娲他们的丰功伟绩，上可以通九天，下可以契合到黄泉下的垆土上，名声流传后世，光晖熏炙万物。他们以雷电为车，应龙居中驾辕，青虬配以两旁，手持稀奇的瑞玉，铺上带有图案的车垫席，上有黄色的彩云缭绕，前面由白螭开道，后有腾蛇簇拥追随，悠闲遨游，鬼神为之引导，上登九天，于灵门朝见天帝，安详静穆地在大道太祖那里休息。尽管如此，他们从来不标榜炫耀自己的功绩，从来不张扬彰显自己的名声，他们隐藏起真人之道，以遵从天地自然。为何这样呢？因为是道德上通九天，所以智巧奸诈就无法生存。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大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偶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而况载；骄主而象其意，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裂，容台振而掩覆；犬群曝而入渊，豕衔藤而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丧不尽其哀，猎不听其乐；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飞鸟铩翼，走兽废脚；山无峻干，泽无洼水；狐狸首穴，马牛放失；田无立禾，路无莎薠；金积折廉，壁袭无理；磬龟无腹，蓄策日施。

到了夏桀统治的时代，君主昏庸不明事理，政道散乱而不加治理，抛弃了五帝恩威并用的施政措施，又推翻了三王治政的正确法规。因此至高的道德被泯灭而无法弘扬，先帝的道统被遮掩而无法新兴。这时君主办事背离天意，号令施政又违逆时令，春秋藏匿起和顺之气，天地也停止了对世间的布施恩泽。仁义的君主身处君位却心神不宁，胸怀正道的大夫也不敢进谏直言，使群臣只能以揣测主上的意图而求迎合、疏离骨肉而求自保；奸佞之徒则三三两两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奔走于君臣父子之间而竞相惹是生非、骄纵主子以便能得宠、混乱中谋取利益达到自身目的。这样一来，君臣离心离德尖锐对立，骨肉疏离各奔东西；庙堂社主因无人祭祀而枯朽破损，礼仪之台受震而动摇倒塌；丧家之犬成群结队哀号着跳入深渊，而猪则自衔垫草躺在室内西南角；美女蓬头垢面不梳洗打扮，歌手自吞炭而致哑不肯歌唱；有丧事也不尽情流露悲哀，田猎游玩也不尽情欢乐；西王母折断美丽的玉质头饰，黄帝之神也长啸叹息；飞鸟折断翅翼受伤，走兽摔断肢骨残疾；山上树干砍尽，水中河水枯竭、鱼儿无法生存；死狐狸头朝巢穴躺着，牛马四处走失无法寻找；田里不见生长着的禾苗，连路旁都没有茂盛的野草；堆积着的金银器皿锈蚀并折断棱角，玉璧也因时间长了磨尽刻镂的花纹；昏君夏桀将占卜的龟壳钻得稀烂而不得吉兆，却还要每天使用蓍草来求神问鬼以求保佑。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赢弱姜枪于内；厮徒马围，軵车奉饟，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赢车弊，泥涂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身枕格而死。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葅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

到了近世战国时代，天下分成七个不同姓氏的国家。各诸侯国制定各自的法令制度、依据各自的风俗习惯，纵横两家从中离间，因而各国互相兴兵争斗抢夺。他们攻略城市，滥杀无辜，高城夷为平地，平安化作危险；挖掘他人的坟墓，抛洒坟中的尸骨；攻城的战车越造越大，防御的城墙越垒越高；清理疏通战争通道、路径；进犯强劲对手，残杀无辜百姓。百人出征一人生还，换取所谓的盛名。那些体质强壮行动敏捷的人被征为兵卒在千里之外拼杀，而老弱病残者在家悲怆凄凉。那些服役的兵卒马，推拉着车子运送粮饷，道路遥远，一路风雪交加，破衣烂衫难以御寒，人困马乏车辆破损；遇到深达膝盖的泥泞道路，人们只能互相搀扶拉扯，拼命奋力向前，这样常常有人累冻而死，倒在挽车的横木上。所谓兼并别国领土，是以横尸几十万人、毁坏战车千百辆为代价的；还有无数被弓箭、矛戟、滚石致伤致残者，被扶被搀被抬着，一路可见。以致这些战犯竟到了枕骷髅、吃人肉，脍人肝、喝人血比吃牛肉猪肉都甜美的地步。

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合而为一家。

所以从三代以后的那些日子里，天下的人们再也不能安定他们的性情，无法享乐到纯朴的风俗民情、保全自己珍贵的生命以享天年而不夭折于战争人祸之中。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诸侯间的长年征伐讨战，天下不能融为一家。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到了当今时代，天子处最高地位，以道德治理天下，并辅以仁义，所以天子身边的大臣奉献出他们的智慧，广大百姓则感怀天子的恩德，天子从容指挥，天下便会归服，春夏秋冬四季都会按时节献上各自的贡品，天下统一为一个整体，子孙代代相传。这就是五帝顺从天意应顺天德的做法。

夫圣人者，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辅佐有能，黜谗佞之端，息巧辩之说；除刻削之法，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消知能，修太常；隳肢体，继聪明；大通混冥，解意释神；漠然若无魂魄，使万物各复归其根；则是所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喋苛事也。

实际上，圣人也无法创造时运，只不过当时运来到之际他能及时地抓着它而不丧失机遇。还遇上贤能的人辅佐，就能贬斥谗佞之徒的歪门邪道，平息肃清巧辩之人的胡说八道，废除严酷的刑法，去掉烦杂的事务，屏弃堵塞流言蜚语的传播，阻塞营党结私的门径；消除所谓的智巧之能，循遵重大的礼法规则，根除禁绝各种情欲贪念，废弃小聪明，持守纯朴本性而彻底通悟，混混沌沌，解意释神，淡泊茫然如同丧魂落魄，不刻意干涉使万事万物都能归复到它们的根本。这就是走上了伏羲氏所开辟的道路，返回到五帝所遵循的道统。那钳且、大丙不用缰绳马衔却以善于驾御而闻名天下，伏羲、女娲不设法律制度却以至高德性而流传后世，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达到了虚静无为纯粹专一的境界，而不是忙于琐碎的政事。

《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桲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未，斩艾百姓，弹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瓮，沟植生条而不容舟，不过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无其本者也。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瀇瀁极望，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瀷而无源者。譬若弄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周书》中说到“如果捕猎不到雉鸡，就应该顺着它飞走的风向去寻找”。这说的是顺其道理的重要性。今天像申不害、韩非、商鞅等人的法家治国方针，只是在拔掉事物的根本，抛弃事物的本源，因为是不强调治本的重要，所以这些人也不会去追究社会弊端的由来根源、又为何能发展到这种状态？他们只就事论事地刻意制定各种刑法，并加以无情地实施，这样一来，真的是违背了道之根本，一门心思去追求竞争那些刀尖锥末样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百姓利益，消耗殚尽他们的大半东西，却还欣欣然以为天下太平无事，这就像抱着柴草去救火、凿开孔洞来蓄水一样荒谬。那些井边树木生出的蘖枝经不起汲水瓦瓮的频繁碰撞，河边树木长出的弱枝受不了来回舟船的经常挤压，所以这些蘖枝弱枝是不出三月必死无疑。为什么呢？都是由于这些枝条疯狂乱长而背离了它所能生长的根本条件。黄河九曲弯转才注入大海，河水流长不绝断，是因为有昆仑雪山输送了无尽的水源；积水不泄而发展到汪洋一片，一望无尽，但如果十天半月不降雨水的话，这一片积水就会干涸蒸发干净，这是因为积水没有得到水源补充。就像羿向西王母请求而得到的一点长生药被姮娥偷吃后飞往月宫，羿就为此惆怅若失，惋惜再也无法得到长生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羿不知道这长生药是怎样炼成的。所以说凡事都应掌握根本为好，就像向邻居借火不如自己掌握取火的燧和技术，借别人的井汲水不如自己家院里凿口井。

卷七 精神训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

上古还没有形成天地的时候，只有模糊不清的状态而无具体形状，这种状态是昏暗幽深、混沌不清，无法知道它的门道。那时有阴阳二神同时产生，一起营造天地；其深远得不知它的尽头，宽广得不知它的边缘。这时便分出天地阴阳，散离成四方八极，阴阳二气互相作用，万物才从中产生形成。这里，杂乱的气产生鱼鸟禽兽和昆虫，而纯精的气则产生人类。因此，人的精神归属于上天，而形骸归属于大地。如果人死以后，精神归属于上天、形骸归属于大地，那“我”还有什么存剩呢？所以圣人遵循天地的运行规则、顺应人的本性，不为世俗所拘束、不被人欲所诱惑，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阴阳变化、四时运行为准则。天清澈而洁静、地平定而安宁，万物离开它就死亡，依附它就生存。

夫静漠者，神明之宅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干枝万叶，莫不随也。

静漠，是神明的住宅；虚无，是道的居所。因此，只追求身外之物，就会失去对内心精神世界的保养持守，反过来对某些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就会影响人体外形的健康。这就好比树根与树梢的关系，从根本上牵引着树根主干，树的千枝万叶也就无不随之摇动。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歙，各有经纪，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力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

人的精神是从上天那里得到的；而形体则是从大地那里得到的。所以说“道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产生出中和之气，万物均从中和之气中产生。万物背阴而抱阳，阴阳激荡而成和气”。所以说人的生命体产生的过程是：一个月成脂膏状态，二个月变成肿块形状，三个月成胎，四个月生肌肉，五个月长筋络，六个月长骨骼，七个月成人形，八个月胎儿会动弹，九个月则躁动于母腹，十个月就呱呱落地。人之形体一旦形成后，内在五脏也随之形成。所以是肺主管眼，肾主管鼻，胆主管口，肝主管耳。外表五官和内部五脏，开闭张合，各自互相联系着。所以人的脑袋呈圆形，象天，脚呈方形，象地。天有四季、五行、九大分野、三百六十六天，人则也有四肢、五脏、九窍和三百六十经脉。天有风雨寒暑，人则也有取予喜怒。所以这样又可将胆配云，肺配气，肝配风，肾配雨，脾配雷，以此来与天地自然相参验伍配，而这当中心脏是主宰物。因此人的耳目如同天上的日月，气血如同自然之风雨。日中有三足乌，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如果不按常规运行，就会出现昏淡无光的日月蚀；风雨如果不合时令降临，就会毁折农作物而生灾害；五星如果失常运行，它所对应的国家就会遭殃。

夫天地之到至纮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是故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教志胜而行不之僻矣。教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

天地之道宏大深邃，尚且还要节制，珍惜其光彩，人的耳目又怎能长久劳累而不休息呢？人的精神又怎能长久驰骋而不耗尽呢？所以说人的气血和五脏是人的精华。血气如能专注聚集在五脏之内而不外溢，那么这胸腹内的五脏就充实而嗜欲也随之减少。五脏充实而嗜欲减少，就能使耳目清明、视听就畅达。耳目清明、视听畅达，叫做“明”。五脏能归属于心而不与心违逆，这样旺盛之气占优势而使人行为不乖悖、怪僻，人的精神就旺盛而精气不散泄。精神旺盛和精气不散泄则顺畅，顺畅就调匀，调匀则通达无阻，通达无阻就能产生出神奇的能力。这种能力能使人视无不见、听无不闻，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这样，忧患祸害就不会侵入，邪气歪风也无法侵扰。

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于形骸之内而不见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见大者所知小。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气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则望于往世之前而视于来事之后，犹未足为也，岂直祸福之间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秏。

因此有些事情到四海之外去追求寻找却不能得到，有些则持守在身体之内却不能见效。所以贪多则反而获得少，看见大的反而所知甚少。人的五官七窍是精神的门窗，而气血则是五脏的使者。如果耳目沉溺在声色当中，那么五脏就会动荡不安。五脏动荡不安，那么血气就会激荡不休。血气激荡不休，那么精神就会驰骋在外而不能内守。精神驰骋在外不能持守，那么灾祸就会来临，即使祸大如山丘，你也没法感觉得到。所以，如果让耳目精明通畅而不受外界的诱惑、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却嗜欲、五脏安宁充盈而不外泄、精神持守于内心而不外越，那么即使是遥远的往事和未来的事情也不够你所认识的，更何况只是觉察眼前一些祸福之间的事情呢！所以说“精神逸出内心越远，所知道的就越少”。这就充分说明精神是不能外泄散逸的。所以，五色迷乱眼睛，使双目昏暗不明；五声哗乱耳朵，使双耳堵塞不聪；五味扰乱舌味，使口舌麻木无味；追逐名利而惑乱心性，使人行为放荡不羁。这四样东西，世间一般性的人是用来养生的，但实际上却是人生的累赘。所以说，嗜欲使人精气散逸，而爱憎之情则使人心力疲惫，假如不赶快清除它们，就会使人气血日耗殆尽。

夫人之所以不能终其寿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无以生为者，则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其物与？且惟无我而物无不备者乎？然则我变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也？虽然，其生我也，将以何益？其杀我也。将以何损？夫造化者既以我为坯矣，将无所违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绞经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强求已；其杀我也，不强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辞，贱之而弗憎，贵之而弗喜，随其天资而安之不极。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然则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间者乎？

人之所以不能享尽天年长寿而被刑戮夭折于中途，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些人养生的条件太优厚。也只有那些不过分追求生活条件优厚的人，才能长生。天地运行相通，万物归属总汇于天道。能懂得道的人，也就能无所不懂；不懂得道的人，也就什么都不懂。譬如我们处在天地之间，实际上也是万物中的一物种。不知天下万物是特为我们准备的呢？还是在没有我们之前万物就已具备了呢？然而，我们人也是“物”，其他事物也是“物”，“物”与“物”之间，有必要互称对方为“物”吗？正因为这样，所以天下生出我们，也不增加什么，杀灭我们，也不减少什么。天地既然将我们造化成人，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违逆天地的造化。我怎么知道用针灸治疗想活命不是糊涂？我又怎么知道用绳上吊自缢轻生不是福气？也许活着的人倒是像在服苦役，而死去的人倒像是在休息。真是天下茫然，谁能明白这其中的奥秘。所以，天地造化生出我，我也不会硬去阻止，天地造化灭杀我，我也不会硬去阻止。企盼活命，人之常情，只是不必为此而费事钻营；厌恶死亡，人之常理，但死到临头却谁又能推辞得掉？受到贬斥，不必怀恨在心，受到褒奖，也不必沾沾自喜。任随天意时运本性安然悠闲而不必着急。我辈生有七尺身躯，死能入棺下地。生时并列于有形事物一类，死后则沦落为无形事物一类。这样，我活着，世界物质也不会因此显多，我死去，大地土壤也不会因此加厚；由此我又怎么知道这中间到底是该高兴呢还是该憎恶呢、是利呢还是害呢？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犹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为盆盎也，与其未离于地也无以异，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澜而复归其故也，与其为盆盎亦无以异矣。夫临江之乡，居人汲水以浸其园；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决洿而注之江，洿水弗乐也。是故其中江也，无以异其浸园也；其在洿也，亦无以异其在江也。是故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

造化者制作物体，就像陶匠制作陶器一样，那些从地里取土和泥做成盆盎器物的，和它还在地里没被挖出制成时没有什么不同；那些已经制成器具后又被敲碎散离回到泥土里去的，和制成的盆盎也没有什么不同。临江生活的百姓汲取江水灌溉菜园，江水也决不会因此怀恨在心；受低洼污水侵袭的人家，将污水引入江里，污水也决不会因此高兴。因为当水用来灌溉和水在江中时，这二者没有什么差别；同样当水在污沟里和水在江中时，这二者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圣人顺应时势而安于自己的位置，适合时世而乐于自己的事业。

夫悲乐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则与阴俱闭，动则与阳俱开；精神澹然无极，不与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是故圣人贵而尊之，不敢越也。

或悲或乐，是对德的偏离；喜怒无常，是对道的损坏；好恶分明，是对心的暴踏。所以说“生就像天地自然运行，死就像物质自然变化，静时和阴气一同闭藏，动时和阳气一起开启”。精神澹泊无执，不随物质世界散逸，这样天下就会自然归服。所以心是形体的主宰；而精神又是心的宝贝。形体劳累而不休息就会损伤，精神使用而过度就会衰竭。因此，圣人很看重并遵循这一原则，不敢违背它。

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宝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圣人以无应有，必究其理；以虚受实，必穷其节；恬愉虚静，以终其命。是故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

人一旦拥有夏后氏的璜玉，就会用匣子来珍藏它，因为璜玉是最珍贵的珍宝。而精神的珍贵，就远非是夏后氏的璜玉所能相比的。所以圣人用虚无的精神来应对有形的物质，就必定能穷究其中的道理；以虚静来接纳实有，就必定能探究其中的真相细节；圣人恬愉虚静，以尽天年。因此他对外界事物没有什么特别的疏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亲近；他只是持守天德怀拥中和，以顺随天性，与“道”一体，和“德”相伴；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安处于形骸之内，精神持守着它的根本，死生都无法扰乱他的精神。所以说他达到了神的境界。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机械知巧弗载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为变，虽天地覆育，亦不与之掺抱矣。审乎无瑕而不与物糅，见事之乱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胆，遗耳目；心志专于内，通达耦于一；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浑然而往，逮然而来；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损其形骸；不学而知，不视而见：不为而成，不治而辩；感而应，迫而动，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为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无所容与，而物无能营；廓惝而虚，清靖而无思虑、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毁山而不能惊也，大风晦日而不能伤也。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丑也。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区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浑之朴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寝不梦，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腾；反覆终始，不知其端绪；甘螟太宵之宅，而觉视于昭昭之宇；休息于无委曲之隅，而游敖于无形埒之野；居而无容，处而无所：其动无形，其静无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沦于不测，入于无间，以不同形相嬗也；终始若环，莫得其伦，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所谓真人，其本性与道融合一体。所以他既有形而又无形，既实有而又虚无；他精神专一而不问其他，注重内心修养而不受外物诱惑；他洁明纯素，无为而归返朴质，体本抱神，遨游于天地之间，茫然徘徊于尘世之外，逍遥于宇宙初始混沌状态。他心胸浩荡，任何机巧奸诈不藏心内。所以就是生死这样的大事都不能使他有所变化；就是天翻地覆也都不能使他有所变动。他审慎看待无瑕的本性，不与外物杂糅，面对纷乱的世事而持守根本。就是如此，他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心志专于内心修养，使自己的精神和道融为一体。他居住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行动时不知自己所往何处，浑浑然而去，恍恍惚而来。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忘其五脏，损其形骸；不用学就能懂，不用看就能见，不用做就能成，不用管就能治。他受感触才反应，受逼迫才行动，不得已才前往，如光之闪耀，像影仿物形。他以道为准绳，依凭“道体”才有如此表现。他抱守这天道根本而不放纵，因而外物无法扰乱他的心神。他开阔虚空，清静安宁而无思无虑。所以大泽焚烧而不能使他感到热气，河水冰冻而不能使他感到寒冷，雷炸山峰而不能使他受惊，天昏地暗的狂风也不能使他受伤害。因此，他视珍宝珠玉如石块，看至尊帝王像过客，视毛嫱西施似丑女。他将死生视为一种变化，将万物看作同一物类，将精神同合于天道根本而遨游在恍惚无际的区域里。他有精气而不使用，有神功而不显示，与浑然质朴大道融合一体而立足于清静太虚之境地。所以真人是睡时不做梦，智巧不萌生，阴魄不抑制，阳魂不腾升。他周而复始，不知开端和终结。他尽管安睡于漫漫的长夜之中，却能明察到光明世界的一切；他能够在没有边涯的区域里休息，在没有形状的界域里遨游。他居处时没有具体的形貌，住下时没有具体的居所；他形动不留痕迹，静止不见形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他能出入于没有间隙的地方，也能役使魔鬼天神；他既能进入于不可测度的地方，也能处身于没有空间的地方。真人就是这样以不同的形态幻化着，从开始到结束像圆环转圈，无法弄清这其中的道理。这就是真人精神能够通达于“道”的奥秘所在。以上这些就是真人的行为表现。

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荡而不失其充，日夜无伤而与物为春，则是合而生时干心也。且人有戒形而无损于心，有缀宅而无秏精。夫癞者趋不变，狂者形不亏，神将有所远徙，孰暇知其所为？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千变万抮而未始有极。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轻天下，则神无累矣；细万物，则心不惑矣；齐死生，则志不慑矣；同变化，则明不眩矣。众人以为虚言，吾将举类而实之。

吹嘘呼吸，吐出污秽之气吸入新鲜空气，像熊悬吊、像鸟伸颈，如鸭浮水、如猿跳跃，像鹰环视、像虎回顾，做些动作的人只是想保养自己的身体，而真人却不必为这些导引之术烦恼。因为真人他即使精神飞扬激荡也不会丧失充实的精气，昼夜变化也不会伤害他，与万物一样有青春活力，这是在于他的品性合于道体，内心有着感应四时变化的能力。有的人形体变化了，但内在心神却无损，有的人生命结束了，但精神无损且永存；这就像生癞疮的人虽然形体受损但精神却无损、志趣也不变。反过来说，有些癫狂患者虽然看上去外形完好，但他的精神却已远离其身躯，谁有闲功夫去弄清他干了些什么！所以，如果有人形体尽管受磨损而精神未曾变化，那么这样的人就能以不变去应对变化；就是外物千变万化而变得没有结果，他还是能对应自如。所以能变化的形体最终要复归于无形，而精神不死倒能与天地同存。树木死后，其绿色的颜色也随之消失。能让树木生存下来的哪里就是树木本身？这就像使形体充实的不是形体本身一样。因此，产生生命的东西是不死的，而它所产生的生命则会死去；化育万物的东西是不变的，而它所化育的万物则会变化。所以，看轻天下，你的精神就不会劳累；看小万物，你的心神就不会惑乱；将生死看得相同，那你就会无所畏惧；将变化看成没变化，那你的眼睛就不会昏花。平庸之辈或许认为我讲的都是虚狂的话，但我会举出这类事例来说明的。

人之所以乐为人主者，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斲，素题不枅。珍怪奇异，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养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忧，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诚无以为也。此轻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视物亦细矣。郑之神巫相壶子林，见其征，告列子。列子行泣报壶子，壶子持以天壤，名实不入，机发于踵，壶子之视死生亦齐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伛偻，脊管高于顶，臈下迫颐，两脾在上，烛营指天，匍匐自窥于井曰：“伟哉！造化者其以我为此拘拘耶！”此其视变化亦同矣。故睹尧之道，乃知天下之轻也；观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细也；原壶子之论，乃知死生之齐也；见子求之行，乃知变化之同也。

人之所以热衷于做天子君主，是因为天子君主可以穷极耳目的欲望，并能让身体舒舒服服。那些高耸的楼台层叠的榭房，一般人都认为是壮丽的，但是尧帝住房却用不加砍削加工的树木做椽木，梁柱的端头也不加雕饰，更没有斗拱之类的复杂结构；还有那些珍奇的食品，一般人都认为是味道佳美的，但是尧帝却吃粗糙的饭菜，喝用野菜熬成的汤羹；再有那些绣有纹彩的锦衣和纯白狐皮裘衣，一般人都喜爱的，但是尧帝却用麻布遮裹身体，用鹿皮御寒保暖。尧帝的养生条件并不比一般人来得优厚，却有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繁重事务所带来的忧虑，所以尧就将天下禅让给舜，就像卸下了重担一样，这实在不是出于一种谦让美德的名声，而是君主王位在尧看来不值什么，实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这便是“轻天下”的具体事例。夏禹到南方巡视，渡过长江时，一条黄龙游出水面并将夏禹他们所乘坐的船托起，船上的人都吓得神色大变，可禹却恬然地笑着说：“我受命于天，竭尽全力为百姓操劳。我活着是寄寓天地之间，死后是回归自然大地。哪里值得我为生死而来搅乱平静的心境！”在夏禹的眼里，这黄龙就像一条小小的蜥蜴，所以神色不变，而那黄龙最终耷拉着耳朵、掉转尾巴逃走了。这便是“细万物”的具体事例。郑国的神巫给壶子林看相，看到了壶子林脸上显示的凶兆，并将此事告诉了列子。列子哭着前去报告老师壶子。谁知壶子却向列子谈起人之生命起源于天地复归于自然的道理来；在这种人生哲学下“名利”根本不可能被放在心里，死亡之箭突然射来，害怕也没用。这就是壶子“齐死生”的具体事例。子求已有五十四岁了，得了伛偻病，脊椎骨高于头顶，胸前骨头贴近腮帮，大腿向上，下阴朝天；子求爬到井边照视自己的模样，然后说道：“伟大啊！造化者怎么将我变成这么奇妙的弯曲之形？”这就是子求“同变化”的具体事例。所以，看看尧让帝位，就可知道天子君位的轻微；看看禹的志向，就可知道万物的细小；推断壶子的言论，就可知道生死的相同；看了子求的行为，就可知道变与不变是一样的。

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关之途；禀不竭之府，学不死之师；无往而不遂，无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转；祸福利害，千变万紾，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住，忽然入冥；凤皇不能与之俪，而况斥鷃乎？势位爵禄，何足以概志也！

至人倚靠着不可动摇的柱子，走在没有关隘的路上；受用着取之不尽的宝库，从学于长生不老的老师；所以是无论往哪里都顺利，不管到哪里都通畅；不为生存而烦恼，不为死亡而伤神；屈、伸，俯、仰，持守天命而自然变化；祸、福，利、害，不管怎样千变万化，都不能使他伤神患心！像这样的人，拥抱纯素持守精神，如同蝉脱壳蛇蜕皮那样，从世俗中解脱而遨游于太清天道之中，轻飘升逸、独来独往，恍惚间进入那幽深冥暗处。凤凰也不能和他媲美，更何况那平庸的小鸟？权势地位、爵号利禄哪值得他牵绕心头。

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而不易其义，殖、华将战而死，莒君厚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华可止以义，而不可县以利；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则直为义耳，而尚犹不拘于物，又况无为者矣。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国为尊，故让位；子罕不以玉为富，故不受宝；务光不以生害义，故自投于渊。由此观之，至贵不待爵，至富不待财。天下至大矣，而以与佗人；身至亲矣，而弃之渊；此外，其余无足利矣。此之谓无累之人。无累之人，不以天下为贵矣。上观至人之论，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许由之意，金縢、豹韬废矣；延陵季子不受吴国，而讼闲田者惭矣；子罕不利宝玉，而争券契者愧矣；务光不污于世，而贪利偷生者闷矣。故不观大义者，不知生之不足贪也；不闻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瓴之徒也。

齐国的晏子和崔杼在祖庙盟誓，晏子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改变他不屈从弑君贼臣而忠于社稷的正义气节。杞梁和华周替齐国攻打莒国，被包围而身陷绝境，莒国君主念他们勇武，出重金想收买他们以便停止战斗，但他们两位至死都不改变效忠齐国的行为。所以，对晏子这样的人可以用“仁”来规劝，但不可以兵器武力来胁迫；对杞梁和华周这样的人可以用“义”来制约，但不可以财物来引诱。君子为义而死，是不能用富贵利禄来诱使他们偷生；为“义”而行动的人，是无法用死亡来恐吓他们的。这些为“义”而行动的人都尚且不受物欲的制约拘束，更何况那些什么都不为的人呢！尧不以占有天下为显贵，所以把君位禅让给舜；吴国公子季札不以拥有国家为尊贵，所以坚辞不受长兄让给他的王位；子罕不以拥有宝玉为富有，所以不接受别人送他的宝玉；务光不想用活命贪生而损害忠义，所以情愿自投深渊淹死。由此看来，最高的尊贵获得不是靠爵位来完成的，最大的财富占有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天下够大的了，但尧却将天下让给他人；身躯生命够珍贵的了，但务光却将自身生命投入深渊。除了天下和生命，还有什么比它们更珍贵而值得留恋的，而尧和务光却不惜舍弃这些，真正做到不为物累。因为不为物累，所以他们也就不把天下看得无上珍贵的了。由此来考察上述真人或至人的那些理论，深入探究道德旨意，并将这种理论和旨意作标准来考察衡量尘世间世俗的很多行为，就会为这些世俗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所以如果通晓许由让天下的思想，那么像《金縢》《豹韬》之类的治国谋取天下的书籍就可以废弃；相比延陵季子不肯接受吴国君位，那些为夺得封余土地而争讼的人就该感到惭愧；同样，相比子罕不贪宝玉，那些争夺券契的人就显得很低级丑陋；想到务光不愿受到世俗玷污的气节，那些贪生图利的人就会感到不安。所以那些不懂持守伟大气节的人，也就不知道苟且偷生是不值得贪求的；那些从来没有接受过崇高思想、言论的人，也就不知道天下也是不值得留恋的。如今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祭祀社神，当地人敲盆击瓶而奏乐，相和而歌，自娱自乐。反过来，如果为这些人敲起大鼓、撞击大钟，他们就会感到不自在而茫然万分，并会认为自己所敲击的盆瓶是如此微不足道、丢人现眼。那些尽管藏有《诗》《书》，修行文学理论，却不懂大道宏旨的人，就跟这些敲盆击瓶者差不多。

夫以天下为者，学之建鼓矣。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使之左据天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由此观之，生尊于天下也。圣人食足以接气，衣足以盖形，适情不求余，无天下不亏其性，有天下不羡其和，有天下无天下一实也。今赣人敖仓，予人河水，饥而餐之，渴而饮之，其入腹者，不过箪食瓢浆，则身饱而敖仓不为之减也，腹满面河水不为之竭也。有之不加饱，无之不为之饥，与守其篅[竹+屯]、有其井一实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大怖生狂。除秽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为大通。清目而不以视，静耳而不以听；钳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虑；弃聪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弃知故；觉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终则反本未生之时，而与化为一体。死之与生一体也。

而那些不以天下为尊为贵者，就像这些敲鼓撞钟的人。尊贵的权势和丰厚的利禄，是一般人所贪求的；假若让某人左手掌握着代表他所占有的天下版图，而右手却拿着刀来刎颈自杀，那么即使是最愚蠢者也是不肯这么做的。由此可见，生命还是要比占据天下来得重要。所以圣人进食只求维持生命，衣着只求遮蔽身体，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求多余的东西。天下对他来说，不占有也不会亏损他的天性，占有也不会扰乱他的平和本性，真的是占有天下和不占有天下对圣人来说是一样的。假如现在赐给某人一座粮仓、一条大河，使他能在饿时去吃、渴时能喝，但是这吃进肚中、喝入腹内的，只不过是一竹筒饭和一瓢勺水，粮仓和河水也不因他吃饱喝足而减少涸竭。所以有无粮仓、河水与他的饥饱没有关系；有了粮仓河水，他也不会硬撑、死灌，没了粮仓河水，他也不会挨饿、受竭，有无粮仓、水井对他来说是一样的。人大怒就会破坏阴气、大喜就会损伤阳气、大忧就会摧残内脏、惊恐就会使人发狂。要想消除上述这些精神忧虑和负担，最好的方法是不偏离“道”体这个根本，如能做到这点，就称作为彻底的“通达”。所以，要使双眼明亮就最好是别看五光十色、要使耳朵清静就最好是别听靡淫之音、紧闭嘴巴最好是别多嘴多舌、要使心体坦荡就最好是别滋生忧虑邪念。抛弃聪明智巧而返朴到清洁纯素的境界，休养精神而摒弃智诈。醒着如同梦中、活着就像死去，最终返回到自然初始阶段，使人和造化者融为一体。因为生与死原本就相随相依不可分。

今夫繇者，揭臿，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当此之时，得茠越下，则脱然而喜矣。岩穴之间，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头，蜷跼而谛，通夕不寐，当此之时，哙然得卧，则亲戚兄弟欢然而喜，夫修夜之宁，非直一哙之乐也。故知宇宙之大，则不可劫以死生；知养生之和，则不可县以天下；知未生之乐，则不可畏以死；知许由之贵于舜，则不贪物。墙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为墙乎？冰之凝不若其释也，又况不为冰乎？自无蹠有，自有蹠无；终始无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内，孰能无好憎？无外之外，至大也；无内之内，至贵也。能知大贵，何往而不遂？

那些服劳役的人，高举头铁锹挖土，背着笼筐运土，做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喉咙生烟干痛。这个时候，能够在树荫下歇息片刻，他就会感到舒服而高兴。而要是能在洞穴里休息，那种快乐舒坦就不只是在树荫下休息的那点了。一个腹部长肿瘤的病人，痛得捧心按腹、弓身头膝相碰、卷曲着身子呼号呻吟、通宵达旦不能入睡。这种时候，如能畅快地安睡下来，那么他的父母兄弟就会欢天喜地。而要是能够彻夜安宁，侍候他的父母兄弟的欢乐轻松就不是那么一点儿了。所以，知晓宇宙之广大的人，是不能用生死来胁迫他的；知道以中和之气来养生的人，是不能拿天下权势利禄来引诱他的；懂得未降生时的快乐的人，是不能以死亡来吓唬他的；明白许由比虞舜高贵的人，是不会贪图物质享受的。墙竖立着不若倒塌了为好，更何况压根儿就没有墙呢！凝结了的冰不若融化了为好，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冰呢！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这种生死有无的转化没有穷尽，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不通晓“内外”的人，怎能做到无爱憎呢？没有外界边缘的外界区域，是无限大的；没有内部极限的内部微妙，是珍贵的。如果能知晓这无限大和无限细微，还有什么不能遂心如意的！

衰世凑学，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故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趋翔周旋，诎节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外束其形，内总其德；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悲人。达至道者则不然，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心有不乐，无乐而不为；无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故纵体大肆意，而度制可以为天下仪。

近世道德衰败，人们趋附那些舍本逐末的学说，不懂得推究天性、返朴根本，只是刻意雕琢、掩饰违逆人的本性，以此来与世俗交往。所以，他们眼睛本想观看五颜六色，却因为有法度禁止而不能不敢；内心虽然有所爱好，却因为有礼节制约而不敢不能；使人们只能左右趋附、上下周旋，卑躬屈膝。肉凝冻了不敢食、酒澄淀了不敢喝。束缚了正常的行为举止，捆束了内在的德性，钳制阴阳二气的调和、压抑生命的真情，所以最终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而通达道体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理顺自己的性情，整理修治好自己的心术；用平和之气来保养心性，以闲适安宁来持守本性。他们乐于道而忘其贱，安于德而忘其贫；他们生性无欲，因而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他们本心不追求快乐，因而没有什么不快乐；那些无益于本性的事他不拿来累及德性，那些不适宜纯洁天性的事他也不拿来扰乱内心的平和。所以通达道性的人是放松身体、舒缓意念，这种修养身性的法则可以成为天下人的示范。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囿垣，使不野心，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修生寿终，岂可得乎？夫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学也。然颜渊夭死，季路葅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见曾子，一臞一肥，曾子问其故，曰：“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之。两者心战，故臞；先王之道胜，故肥。”推此志，非能贪富贵之位，不便侈靡之乐，直宜迫性闭欲，以义自防也。虽情心郁殪，形性屈竭，犹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终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委万物而不利；处大廓之宇，游无极之野；登太皇，冯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岂为贫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

今天的儒家就是这样不探究人们产生欲望的原缘而只是一味禁止人们的欲望，不探寻人们追求享乐的由来而只是一味阻止人们的享乐。这种做法就像挖开了江河的源头，而却又用手掌去阻挡江流一样。同样，管理百姓如同畜养禽兽，不好好地去堵塞苑囿围墙的缺口，让禽兽产生了逃走的野心，然后却去羁绊这些禽兽的腿脚不让逃跑，这样还想使他们修身养性得以长寿，哪能行呢？所以，尽管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都是孔子的高足，通晓学问的弟子，可是颜回早死、子路在卫国被砍成肉酱、子夏丧子悲哭导致失明、冉伯牛得了恶疾，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逼迫本性违逆性情而损伤了中和之气。因此子夏见曾子，一时瘦一时胖，曾子感到奇怪问子夏什么原因，子夏回答说：“我外出见富贵能带来很多快乐，所以也想富贵快乐；回家后学习先王之道，又喜欢上了先王之道。这二者在内心世界经常交锋，所以被折腾得瘦削不堪；最后是先王之道取得胜利，所以又胖了。”推究一下子夏的话的意思，就可知道子夏并不是不贪图富贵、不喜欢侈糜享受，只是在压抑自己的情感、封闭自己的欲望，用“义”来防范自我。这样心情忧闷压抑、人体本性扭曲畸形，就是这样还是不停强制压抑自我，所以不能享尽天年。而通达道体的至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根据饭量来进食，衡量体形来穿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遗弃天下而不贪得、抛弃万物而不求利，身处空旷无垠的天宇、遨游无边无际的区域，登上太空、凭藉天道，玩天地于手掌之中，哪里还会为贫富而伤神得一会儿瘦一会儿胖！所以儒家是不能使人没有欲念，而只会禁止人的欲念；不能使人没有享乐的念头，而只会禁止人的享乐。这种让天下人只是因畏惧刑罚才不敢偷盗的做法，哪比得上使人从根本上不萌生偷盗念头的做法。

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故知其无所用，贪者能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也。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壁而擒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学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

越人得到一条大蛇，会当成一顿上等的佳肴，而中原人得到一条大蛇，会因无吃蛇的习惯而将其扔弃掉。所以，如果知道一种东西没有用处的话，即使是一位相当贪婪的人也会推辞不要的；如果不知道一种东西没有用处的话，即使是一位相当廉洁的人也不能辞让给他人。有些国君之所以弄到国破家亡、毁掉社稷、身死于他人之手、被人耻笑的地步，没有不是因为过分追求非分的欲望而造成的。仇由贪得大钟的贿赂而亡了自己的国家；虞国国君贪得垂棘之璧而被晋军俘虏；晋献公贪恋骊姬的美貌而导致晋国四世动乱；齐桓公贪食易牙奉献的美味佳肴而死后尸体腐烂不能按时下葬；胡王沉溺于女乐之娱而丢失了大批上好的土地。假如这五位君主都能安适自己的本性，辞弃那些非分的欲望，以自己正常的本性需求为限度，不随外界物质的诱惑而动贪心，哪会造成这样大的祸害？所以说，射击没有箭就射不中目标，但学射箭者的根本不在于制箭；驾御没有辔就驾不了御，但学驾御者的根本不在于制辔。懂得扇子在冬天、皮衣在夏天对自己没有用处的道理，那么没有用的万物在你看来也变得像尘埃一样渺小，微不足道。所以舀汤来制止水沸，水是仍然会沸腾不止的；而只有懂得“根本”这词的含意，才能使水停止沸腾，那就是只需撤去炉膛里的火，即抽去火源，这水沸就停止了。

卷八 本经训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移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则止，激则行；通体于天地，同精干阴阳；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元至汤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

远古时代圣人治理天下，平和随顺事物本性、寂静无为，保持它们的质性纯真而不加雕饰；他闲静而不浮躁，任凭事物自然发展而不以规矩去限制；他内在精神与道体相符，外在行为与德行协调；他行为举动成顺法度，处事快捷便利事物；他的言论扼要简略而合循事理，行为洒脱简易而随顺常情；他心胸开阔愉悦而不伪作，行事朴实简约而不巧饰。因此，那时候干任何事情都用不着选择良时吉日，不必占卦问卜，不必慎重考虑如何开头，也不必仔细计划结果如何；事物安静不动则随之安然停止，事物激发变化则随之行动变化。他形体和天地自然相通，精神和阴阳二气同融，中和之气和一年四季相和谐，神明和日月相辉映，整个地和自然造化相伴随，交融合和。正因为这样，所以苍天将道德恩泽施予万物，大地将承载乐土养育众生；四时将不失其次序，风雨将不逞暴虐；日月清朗放射光芒，五星循轨不偏方向。在这样的社会盛世下，天道光辉浩荡普照，凤凰麒麟也会翔临门庭，占蓍卜龟也显示吉兆，甘露降临，竹实饱满，流黄宝玉露显，朱草生于庭院，而机巧伪诈没法潜入人的通体透明之心体。

逮至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钢铁，而万物不滋。刳胎杀夭，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皇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处之太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燋夭。菑榛秽，聚埒亩；芟野菼，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橑檐榱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修掞曲校，夭矫曾挠，芒繁纷挐，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剞劂削锯，然犹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夷羊在牧，飞蛩满野；天旱地坼，凤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鸷矣。民之专室蓬庐，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及到分山川豁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到了道德衰败的时代，统治者开凿山石采刻金石，雕刻金玉做饰品，挑开蚌蛤采取珍珠，熔铸铜铁制造器具，这样就使自然资源大量消耗而不得繁衍。剖开兽胎、扼杀幼兽，吓得麒麟不敢露面遨游；掀翻鸟巢、毁坏鸟卵，使得凤凰不愿出来飞翔；钻石取火，伐木造楼；焚火树林猎死禽兽，放尽池水捕捞鱼虾；人民使用的器械工具缺乏，而统治者国库内的物资储存却聚积有余；各种物类都不能繁衍，草木萌芽、鸟雀下蛋、兽类怀胎，在新生命将诞生时却遭到扼杀，中途夭折的情况占了大半。人们同时积土造山而住在山上高处，往田里施肥来播种谷物，往地下深处掘井取水，疏通河川以求水利，修筑城墙以求安全，捕捉野兽以求驯养成家畜，诸如此类便造成自然界阴阳错乱，四季气候失去次序，雷霆毁坏万物，雹霰降落造成灾害，大雾霜雪不散不停，万物因此枯萎夭折。铲除丛木开扩耕种田地，割除丛草以栽种禾苗，正处萌芽、绽花和结果的草木因此被毁掉的不计其数。以后发展到修建高楼大厦重叠耸立，门户连绵相连，屋檐、椽头处处雕琢刻镂，绘刻着草木花纹图案，其枝条舒展修长、其枝节盘曲婉转，绘有的荷花菱角五彩争艳、绚丽斑斓；各种建筑装饰参差错落、屈伸叠曲、姿态万千、交相倚立。就是像公输、王尔那样的能工巧匠，面对这样的绝作也会不知道如何再去加上一凿一锯。然而这样还是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贪欲。因此原本长青不衰的松柏竹子竟在植物繁盛的夏季枯死，原本川流不息的大河大江也竟会干涸断流。神兽夷羊出现在牧野之地，蝗虫遮天盖地，天旱地裂；凤凰不再翔临，生有勾爪、尖牙、长角、距趾的凶猛禽兽却到处肆虐，捕杀生灵。百姓则拥挤在狭窄的茅房里，无家可归，受冻挨饿，以致饿死冻死者互相枕藉。而后又划分山川谿谷以区别国界，计算人口多少，修建城池，设置机关险隘以作防备，整治官吏制度，制订服饰等级，分别贵贱贤愚，定出善恶，实施赏罚，于是矛盾兴起、战祸迭起，人民百姓遭受冤屈隐痛，而统治者狂杀无辜、惩治无罪之人的情况也就发生了。

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殊，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由此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是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圣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天地混合之气融汇而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陶冶化育万物，之所以这样，全凭这纯一之气。因此，上位和下位如离心离德，这邪气就会上升；君臣不和，五谷也不能生长。从立冬到冬至四十六天，天含有的阳气还未下降，地怀有的阴气还未上扬；此时阴阳二气尚未融合，各自在空间游荡徜徉，逐渐互相吸收并浸润扩散成中和之气，包裹着极大范围，准备化育生成万物，遍及芸芸众生使之各得其宜，和气抚养着酝酿着，最终将会化育众多生命。因此，如果春天像秋天那样肃杀，秋天像春天那样繁茂，冬天响雷，夏天降霜，这些反常气候都是由阴阳之气失调之后产生出的有害邪气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宇宙天地的构成原理与运动变化法则，和人体结构与生命运动变化法则是相同的；所以也可说，明白天性道体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变异产生恐惧感；明察天象徵兆人事符验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怪异产生迷惑感。所以圣明的人能从身边的事推知遥远的事，将万物视为一、千差万别视为无差别，他正气通天地，与整个宇宙世界一起悠闲遨游。在这样一个圣人神明治理的年代，既没有庆功奖赏的诱惑，也没有刑法惩处的威逼，更不必设置礼义廉耻，也无诽恶誉善的事情，百姓们互不侵犯欺凌残害，就像生活在混沌社会之中。而到了社会道德衰败的时代，人多物少，人们付出的多、获得的少，于是心生怨恨，为生活而你争我夺，这时便要借助于“仁”这道德来制止纷争。同时，社会中有人仁厚，有人则不仁，不仁之人还结党营私、心怀机巧奸诈，失去原纯朴天性，这时便要借助“义”来制止这种情况。还有社会中男女都有情欲，且异性相吸引起情感冲动，这样男女混杂不加分隔就会引起淫乱，这时便要借助“礼”来限制男女交往。以及人的性情如果过分放纵宣泄就会威胁生命，心性不得平和之时，就必须借助“乐”来加以调节疏通，所以这时就产生了“礼”。所以，由此看来，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均是用来防范、制止某些方面的道德品行的衰败的，但不能说是修身养性的最佳方法。

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也，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淫于声，坐俳而歌谣，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说也，掉羽、武象，不知乐也，淫泆无别不生焉。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

这样，社会提倡“仁”，是用来防范纷争的；提倡“义”，是用来纠正狡诈不讲信用的；提倡“礼”，是用来规范淫乱的；提倡“乐”，是用来疏通忧愁的。依靠道体神明来安宁天下，这样人心就会返回到人类初始的那种清静无欲的质朴境界；人心一旦返回到这种境界，社会民性就会变善；民性善良就会和天地自然阴阳融会一致，这样四时阴阳和谐有序、万物繁茂、财物充裕，百姓需求一旦满足，贪婪鄙陋、怨恨争斗也就不易滋生。由此看来，以“道体”治理天下，这“仁义”就无须实施。用“道”、用“德”来安定天下，百姓就会纯真朴实，这样百姓眼睛就不易受美色迷惑、耳朵就不会沉溺于淫声；人们就有可能安闲地坐着歌唱，或悠闲地走着吟唱，或飘散着长发而游荡，眼前即使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演奏《掉羽》、《武象》这样动人的乐曲，也引不起他们的快乐，这样，荒淫放荡、男女混杂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当中发生。由此看来，用“道”、用“德”安定天下，净化人心，这“礼乐”就无需实施。所以可以这样说，“德”衰以后才有“仁”产生，品行败坏后才有“义”出现，性情失去平和才会用音乐来调节，淫荡风气盛行才会有法度的整治。因此，知道用“道体”来治理天下，这“德”就不值得提倡，明白“德”能净化人心，这“仁义”就不值得实施，懂得“仁义”有救败的作用，这“礼乐”就不值得修订。但如今却是相反：背弃了“道体”根本而去追求仁义礼乐这些末枝，放弃了简要的东西而去用繁琐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的。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领也。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则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天地之大，可以用矩尺和圭表来测量；星球月亮的运行，可以用历法来推算；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仿；风雨的变化，可以按音律来了解。因此，庞大而能看见的东西，总是能够测量的；明亮而能看清的东西，也总是能够观察的；声音能听到的，也总是能够调节把握的；颜色能看到的，也总是能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种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色、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道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器”；而到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弄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水源干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身。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而民自朴；无机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者谁何。是故生无号，死夫谥，实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让，德交归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总，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辩弗能解也。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处，形与性相谐调；静处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欲，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不会夭折；人们间不必怨恨纷争而给养充足；他的德泽遍及海内外，并延及后世，但人们却不知道施予恩德的是谁。所以，这样的至人活着没有名号，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物，也不追求名誉，施恩的人不自以为有恩德而求报答，受恩惠者也不故作姿态而谦让；美德聚集归附于他身上，却不显出盈满。所以，德行聚集的人，说三道四是伤害不了他的；智慧所不能明了的事，能说会道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说话的辩才、不能具体规定的“道”，如若有人能通达这种境界，那就叫做进入到天府，这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知道它产生的缘由，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物的意思。

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世无灾害，虽神无所施其德；上下和辑，虽贤无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跟，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陕险易远近始有道里。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民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于是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于宣室。天下宁定，百姓和集，是以称汤、武之贤。由此观之，有贤圣之名者，必遭乱世之患也。

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补助食用不足的人，这样名声就会树立起来；兴办利民之事，消除社会弊病，讨伐叛乱，禁止凶暴，这样功业就会成功。如果世上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无处表现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那么即使是贤人也无法建树他的功业。以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像大雁一样有序地在大道上行走，干农活时将婴儿放在巢里也没危险，余粮放在田头也不会丢失；可以尾随虎豹、可以脚踩毒蛇而不受其害，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太平。而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烤焦了庄稼禾苗，晒死了树木花草，使百姓没有可吃的食物。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禽兽一起出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让羿在畴华这地方杀死凿齿，在凶水这地方杀死九婴，在青丘泽射死了大风，又往天射落九个太阳，在地下杀死猰貐，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这样，百姓都高高兴兴，推举尧为天子。于是天下不管是广阔的地方还是险峻的地方、不管是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都有了道路和村落。舜帝的时代，共工兴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这时龙门尚未凿开，吕梁还没挖通，长江、淮河合流泛滥，天下四海一片汪洋，百姓都逃往山上，爬上大树。于是舜便让禹疏通三江五湖，开辟伊阙，疏导廛水和涧水，整治疏通大小沟渠，使水流入东海。洪水排泄了，九州大地平静了，百姓们都能各安其生。所以他们都称尧舜为圣人。近代的时候，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肉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物，使百姓精疲力尽；纣王还挖出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胎腹，正是天下受到骚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千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和乐。因此他们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可见，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逢过乱世的祸患。

至人生乱世之中，含德怀道，拘无穷之智，钳口寝说，遂不言而死者众矣，然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异路而同归。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诗云：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一，莫知其他。”此之谓也。

现在至人生活在乱世之中，胸怀道德，藏匿着无数的智慧，闭口不说，一直到死，所以这世上没有将智慧表露出来而死去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却没有人懂得珍重这种不喜言说的行为。所以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而那些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传后人的文字内容，都是粗糙简单不完整的。五帝三王，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宗旨是相同的，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归宿却是一致的。近代求学问的人，不懂得混元一体之“道”、总括精要之“德”，而只是拿取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事迹，相聚在一起，正襟危坐而津津乐道，奏着鼓乐、跳着古舞，彼此歌功颂德。所以他们自称博学多闻，但却不能免于糊涂和困惑。《诗经》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人只知道这一类事（危险），却不知道其他的（危险）事还多着呢！”这正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博学多闻之徒。

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覆露照导，普汜无私；蠉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赢缩卷舒，沦于不测；终始虚满，转于无原。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

称帝者应遵循天道，无为而治；称王者应效法阴阳，实施仁义；称霸者应以四季为准则，依法治理；而那些小国君则应以刑律法制管理国家。所谓天道，它以纯朴元气包裹牢笼天地，控制山川，含蕴阴阳二气，调和四季，经纪八极，管理六合，覆盖润滋，昭示引导万物，广泛无私而遍施物类，各种生物无不仰承它的德泽而生长发展。所谓阴阳二气，承受着天地自然中和之气，形成万物千差万别的形体，含蕴着的和气能化育万物；它伸缩舒卷，深入到无法测度的境域，开始时虚空、终至于盈满，周转于没有终始的时空中。所谓四时，春主生育、夏主成长，秋主收敛、冬主藏纳；予取有节，出入有时；它开张合闭不失次序，喜怒刚柔不违原理。所谓六律，是指“生与杀、赏与罚、予与夺”这六种；除此之外，别无他道。所以，谨慎地持守这些权衡准绳、审察这些法度的轻重，就足以治理好所管辖的国家了。

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名声传于后世。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刚而不鞼；宽而不肆，肃而不悖；优柔委从，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爱。用六律者，伐乱禁暴，进贤而退不肖；扶拨以为正，坏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明于禁舍开闭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也。帝者体阴阳则侵，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故小而行大，则滔窕而不亲；大而行小，则狭隘而不容；贵贱不失其体，而天下治矣。

因此遵循天道、无为而治天下的人，则能明白天地之性情，通晓道德之条理；他的聪明能照耀日月，精神与万物相通；动静与阴阳协调，喜怒与四时和谐；他的德泽施及四方以外的区域，名声流传到子孙后代。效法阴阳的人，他的德行和天地相配，英明与日月同辉，精气与鬼神相合；他头顶天穹、脚踏大地，手握圭表墨绳等法度，内能修养心性，外能获得人心，发号施令，天下百姓无不闻风而动。效仿四季的人，柔顺而不脆弱，刚强而不折断；宽缓而不放纵，急速而不紊乱；优柔宽容，以养育各种物类。他的德行可以容纳愚昧不贤之人，没有私心和偏爱。使用六律的人，则能讨伐叛乱、禁止强暴，进用贤才而贬斥不贤者，扶拨以为正，除险以持平，矫枉以成直；懂得禁止、赦免、开启、关闭的道理，顺应时势以驾驭人心。假如称帝者效法阴阳，就会受到诸侯的侵侮；称王者依循四季，就会被削弱国力；称霸者使用六律，就会受到凌辱；那些小国君如失去准绳法度，就会被废黜。所以，由此得出，小国国君实施大国方略，就会显得空疏失体而百姓不会亲附。大国国君实行小国方略，就会显得狭隘紧迫而无法包容天地社会。应当是贵贱都不失自己的体统，这样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四关，止五遁，则与道沦，是故神明藏于无形，精神反于至真，则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心条达而不以思虑；委而弗为，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杂焉。精泄于目，则其视明；在于耳，则其听聪；留于口，则其言当；集于心，则其虑通。故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

天爱惜它的精气，地爱惜它的平静，人爱惜他的性情。天之精是指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地之平是指水火金木土；人之情是指思虑、聪明、喜怒等。所以闭目塞耳、缄口静心，防止精神因物欲而散逸，这样就和“道”融合了。因此，将神明保存于一种静穆虚无的状态中，精气就会返回到至真纯朴的本性内，就可以做到眼睛尽管明亮却什么也不去看，耳朵尽管聪敏却什么也不去听，心体透亮而什么也不去想；委顺事物而不作为，保持平和而不骄矜，冥性命之精，不思虑、不喜怒，不运用聪明，保持心体平静，这样智巧就难以混杂在其中了。人之精通于眼睛，这视觉就明亮；通于耳朵，这听觉就聪敏；滞于口中，这言词就恰当；聚集在内心，这思虑就通达。所以，闭塞目、耳、心、口这四道关口，人体就无忧虑，周身经络畅通不会萎缩。这不死不生、不虚不实，叫做真人。

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井干；标株欂栌，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纤刻俨；赢镂雕琢，诡文回波；尚游瀷淢，菱抒紾抱；芒繁乱泽，巧伪纷挐，以相摧错，此遁于木也。凿汗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来谿谷之流，饰曲崖之际，积牒旋石，以纯修碕，抑淢怒濑，以扬激波，曲拂邅迥，以像湡浯，益树莲菱，以食鳖鱼，鸿鹄粱鹔鷞，稻粱饶徐，龙舟鹢首，浮吹以娱，此遁于世也。高筑城郭，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残高增下，积土为山；接径历远，直道夷险，终日驰鹜而无蹟蹈之患，此遁于土也。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紾；寝兕伏虎，蟠龙连组；焜昱锗眩，照耀辉煌；偃蹇寥纠、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铙；乍晦乍明，抑微灭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缠锦经宂，似数而疏，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靡流坚锻，无猒足目；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珍地财，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大凡祸乱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国君的放荡淫逸。放纵淫逸的地方表现在五个方面：大兴上木，兴建宫室亭阁，群楼并起，栈道相通；层层如鸡栖，方正如并栏，梁上短柱相互支撑，木头上雕有奇巧的装饰。有弯曲的盘龙，以及浮首虎头之类。雕绘精巧，文饰奇特。有象水纹波涛，荡漾起伏；菱花芋草，互相纠缠在一起。着色细密巧妙，可以扰乱真正的色泽。构思奇巧，互相牵持，而交错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在“木”的方面的淫逸。挖掘深深的沟池，水面宽阔，无边无际。接通溪谷的水源，装饰起曲曲弯弯的堤岸，层层堆砌璇玉之石，沿着蜿蜒的渠道铺成。控制住急流，激起怒涛．而扬起高高的波澜。水流有时曲折，有时相背，有时徘徊不前，就象江河环绕的番禺和苍梧地区一洋。水中大量种植莲藕和菱角，用来供给鱼鳖的食粮。天鹅、鹔鷞、栖息水滨。水稻，高梁，年年有余。乘着豪华的龙舟，扬起高高的鹢首，浮行水面，鼓乐齐鸣。这就是淫逸在“水”的方面。筑起高高的城郭，设立重重险阻，建起雄伟的台榭，圈起巨大的苑囿，用来满足自己观赏的奢望。宫阙高耸,向上和青云相接；高楼层层，可以和昆仑比高。修起墙垣，建筑物之间有飞阁复道相通。掘平高邱，填高洼地，累积土石成为山峦。奔驰在大道上，通达到很远的地方。使危道变为平直，使险阻化为坦途。终日急驰，而没有绊倒的威胁。这就是淫逸在“土”的方面。铸起大的钟鼎，修造待美的重器，在金钢器上雕饰花草鸟虫，互相交织在一起。犀牛在酣睡，老虎在俯伏，苍龙在盘旋，这些动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光彩焕发，互相交错，使人迷乱不清；金光四射，灿烂夺目。回环往复，缠绕交织，弯弯曲曲地组成华美的纹饰。锻炼锡铁，使之文理光滑细腻，而使人不能直视．因而有忽明忽暗的感觉。宝剑之美，消除了微小的斑点，闪着白光，犹如寒箱，浸进剑体之中。斜纹如同席纹，排列有致。缠绵冗长，象织锦的经线一样。寒光耀眼，使人看起来细密，又好象疏松。这就是淫逸在“金”的方面。煎熬烧烤美味佳肴，调剂合适的口味，吃尽楚国、吴因的各种不同的风味。焚烧树林而去围猎。烧掉巨大的木头，拉起风箱，用来冶炼铜铁。铁水涌流，打成坚固的器用，还不满足……整天从事这样的工作。山上没有了高大的树木，林中没有柘树、梓树。烧掉木材来作炭，焚毁野草来作灰，原野草木被烧得光秃秃的，草木不能按照天时来生长。火光炎炎，上面掩蔽了太阳的光辉，下面耗尽了大地的资财。这就是淫逸在‘火”的方面。这五个方面，在其中一个方面大肆淫逸，完全可以使天下灭亡。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斵，金器不镂；衣无隅差之削，冠无觚蠃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

古时候有建立明堂的制度。在明堂的下部，潮湿之气不能达到；在它的上面，浓雾寒露不能进入，四方之风不能侵袭。土建墙壁不加粉饰，木梁也不作雕凿，使用的金器也不用刻画，穿衣用全幅，边角不加剪裁：冠用平直，不加修饰。明堂广大，能够在里面集会、行礼、发表政事文告。安静、洁净，完全可以用来祭祀天帝，礼敬鬼神，实行明堂的制度，告诉人们要知道节俭。

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者，不可胜计也。夫天地之生财也，本不过五。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

追求那些五声、五味、五色及远方国家的奇异之物，完全能够用来改变人的心志，动荡人的精神，感动人的血气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来计算的。天地之间生出的财物，根本的东西不过五种。圣人能够善于调节五行，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致荒废。大凡人的性情，不喜不怒不违背性情就能感到快乐，快乐就要冲动，冲动就要顿足动手，顿足就要全身动荡，动荡就要唱歌，唱歌就要舞蹈，有歌有舞符合节拍就全使禽兽跳跃起来。大凡人的性情，心中有忧虑、懊丧就要悲痛，悲痛就要伤心，伤心就要悲愤，悲愤就要发怒，发怒就要发生动作，动作就使手脚不得安宁。大凡人的性情，被人侵凌冒犯就会动怒，动怒则血液上充，上充则脾气激动，脾气激动则有怒火，怒火爆发愤恨就消释了。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是用来文饰喜悦之情的；衰旸、苴杖，丧礼的仪节，是用来文饰悲哀之情的；兵革、斧钺，是用来文饰愤怒之情的。只有他的朴实之性存在，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文饰。

古者圣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署无所布，来耜无所设；民力竭于谣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乃使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

古时候圣人在位，政治教化清平，对天下人民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协力，君臣之间和睦共事，衣食丰足，家有饶余，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兄长善良，幼弟和顺，生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也没有遗憾，天下和谐，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众人心中快乐，但不会产生有人恩赐之情。因此圣人替他们制订乐律来加以协调节制。末世的政治，种田打渔的人被取以重税，关卡集市紧急征收赋税，水泽、山粱全部禁止捕捉和采摘，鱼网没有办法撤下，农具没有办法放置，百姓的力量消耗在繁重的徭役上，财富被赋税征收干净，居家的人没有食粮，奔走在外的人饿着肚子，年老的人无力奉养，死去的人无法安葬，抵押妻子，卖掉儿子，用来供给国君的需求，还不能够满足。即使是愚蠢至极的男女，都有离散的痛苦和悲感的心情，却竟然给他们击起大钟、敲起鸣鼓，吹奏竽笙，弹起琴瑟，已经失去了作乐的根本了。

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憾恨其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听乐不乐，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绝也。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被衰戴经，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

古时候国君需求少，而百姓给用充足。国君施行他的德泽，而臣下尽献他的忠心，父亲施予他的仁慈之爱，儿子竭尽他的孝道，各人表达自己的爱抚之情，而没有怨恨、遗憾在其中了。那种实行的三年之丧，不是强迫致使别人去做。三年服丧之时，听音乐不感到快乐，吃美味不觉得甘甜，是因为思慕悲哀之心，没有断绝。晚世风气习俗败坏，食欲无有止禁，礼义遭到废除，君臣之间互相欺骗，父子之间互相怀疑，怨恨充满胸中，父子之间的思慕之心，全部丧失。披涕戴旸，却在其中戏耍玩笑。即使让他们服丧三年，也失去了服丧的根本目的了。

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海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非兵之所为生也。

古时候天子封地方圆干里，诸侯方圆百里，各自守护自己的边界，不能相互侵扰。有不推行天子政令，残害万民，争夺土地，触犯破坏禁令的，召见他不来到，命令他不实行，禁令他不停止，教诲他不改过的人，便举兵来讨伐他，杀掉它的国君，更换他们的党羽，祭祀他的社神，经占卜选择他们子孙中有贤德者来取代他。晚世务求侵占他国，扩张土地，兼并不能停止。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杀死无辜的人民，绝灭先圣的后代。大的国家出兵对抗，小的国家保守城池。驱逐别人的牛马，拘系他人的子女，毁坏别国的宗庙，搬走它国的珍宝，以致流血干里，横尸遍野。以此来满足贪婪的国君的欲望。这不是发动战争的目的。

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故事亲有道矣，而爱为务；朝廷有容矣，而敬为上；处丧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因此军队是用来讨平暴乱的，不是用来进行暴力活动的；行乐是用来陶冶情性的，不是用来进行淫乱活动的；服丧是用来表达悲哀之情的，不是用来作假的。所以奉事亲人是有规定的，而要把“爱”作为致力的目的；君臣朝见是有固定礼容的，而要以恭敬为要求；处理丧事是有礼节的，而要以悲哀为主要目的；用兵是有战略规定的，要以讲求道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了，而大道就可以行得通，根本破坏了，而大道就会被破坏。

卷九 主术训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循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纩塞耳，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夫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

君主治理天下，应实施无为而治，推行无须说教就能使人明白的原则。君主自身应清静而不浮躁，坚持自然法度而不动摇；以顺循事物固有特性的态度任用下属，充分发挥群臣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尽其责而自己不必亲自操劳和费心。所以根据上述的原则，君主心里明白，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脚腿灵便却让相者引导宾客，耳朵聪敏却由执政官员来转达百官意见或计谋。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过错；言论合理，行为可作天下之表率；进退适合时宜，动静遵循原理；也不会因事物的美丑而产生好恶之情，更不会因赏罚而喜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随它叫什么名称，事物属什么类别就让它属什么类别；事物是什么样子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带的冠冕前面装饰一串珠玉，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冠冕两侧垂悬的绵丸球，这是用来堵塞耳朵的；皇帝宫外设立的屏风，这是用来阻隔自己、远离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辖的范围越远，所审察的范围却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却越小（越简约）。眼睛乱看则易淫邪，耳朵乱听则易迷惑，嘴巴乱说则易搅乱。这三道关口，平时不可不谨慎把持。如果要去规范它，则是离散了它；如果要去修饰它，则是伤害了它。

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

接受天之阳气的叫魂，接受地之阴气的叫魄；魂魄返聚心体玄房，各自所处自己位置，持守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其大不可极，其深不可测；它常与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过去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藏匿而不显露于身外，只怀着一颗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及时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月检查，每季考察，到年底向祖宗神灵汇报丰收成功的喜讯，按季节尝吃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制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袭，寒暑也不能伤害。每当祭祀祖宗神灵时，怀着公心养育民众的神农氏率领随从胸襟坦荡步履从容地进入明堂。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因为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身体而能大功告成。他凭借着大自然的资助，而与天地自然融会一体。所以，他尽管身处威厉地位，但却从不逞威逞凶；制定刑法政令，但却不必动用；法令简略而不烦杂，所以对民众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管辖范围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各处无不听从归附。在这个时候，法律宽厚，刑罚轻缓，监狱空虚，而天下风俗却纯一，谁也不怀奸诈之心。

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报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掸税而狎犬也，乱乃逾甚。夫水浊则鱼脸，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未，譬犹扬垛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

而晚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君主热衷于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得不懂得半点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夺，费尽辛劳而不得报酬；智巧奸诈从此萌发兴起，盗贼从此滋生泛滥；上上下下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政府各级官员不致力于归依天道，而是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增重，而想这样来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拿弹弓却想招引鸟雀，挥动木棍却想与狗玩耍，那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则鱼儿就会浮出水面呼吸喘气，政令烦琐苛刻则民众烦躁不安。所以那些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尽管给这些动物修建了栅栏，供给这些动物喜爱吃的食物，并适时投放不让这些动物挨饿，改变这些动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驯驯服服，但就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受到了强制的约束和胁迫。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诈；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烦扰，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扰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贪欲，在下的臣民好争斗。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飞尘、抱着薪柴去救火一样。

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

所以，圣人简省事务而治理容易，欲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布施而能表示仁爱，不须信誓旦旦反能显示诚实，不需索取就能获得，不用做什么反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动保守纯真，怀抱道德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如同回音应和声音，物影跟随形体：这些都在于圣人修养根本的缘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唯有从精神上纯化才是根本，那至精的无为之道才有神奇作用。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辩者弗能形。昔孙叔敖恬卧，而邱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怕关其辞。鞅鞈铁铠，瞋目扼腕，其于以御兵刃，县矣！券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

大声呼喊只能传到百步之远，而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之外。冬天的阳光、夏天的荫凉，万物都向往和喜欢它，却又没有谁要万物这样子。所以，最纯精的东西，你不用召唤它就会自然到来、不用挥手它就会自然离去；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成功；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又无法形容它。以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枪却能称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辽熊面对白公胜举剑威逼，心志不惧泰然自若地转动着手中的球丸，表达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使自己在白公胜和令尹子西两家的战难中免受牵连。披挂着皮革护胸甲和铁制铠甲，怒目扼腕、情绪激愤、立马横刀来抵御敌兵的刀枪，其功效要比以德服人差远了！以钱财笼络、刑法镇慑，这样来解决危难，其作用要比以德感化小得多！凭眼睛观察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治理天下比无为而治难得多！

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蓬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羲、神农之所以为师也。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

过去蘧伯玉做卫国的丞相，子贡前去拜访他，问：“你是如何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征伐卫国，先派史墨前去侦察。史墨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由此看来，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功效呢？所以皋陶尽管聋哑，但就是凭着哑疾而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暴虐的刑罚，哑巴却有着比语言更值得珍贵的地方；师旷眼瞎而当上晋国的太宰，晋国便没有混乱的政局，瞎子有着比明目者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不动嘴说话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观看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缘故。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君主的言传，而是根据君主的身教。

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项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所以，齐庄公好养武士和穷兵黩武，尽管他并没有要百姓互相争斗，但国家就是多灾多难，致使后来崔杼弑君作乱。楚襄王专淫好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淫乱昏昧，最后发展到国土丧失、逃离京城的灾难发生。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样，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发射时的毫毛之差，都会造成极大误差的后果。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感化这一事情。

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优。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荣启期弹奏一支乐曲，孔子听了快乐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挥手弹拨一曲，齐威王听了悲伤一整夜，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动。人在琴瑟上的弹奏，感情通过乐曲声音表现出来，人听了后就会引起悲哀或快乐。颁布法令、设置奖赏而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是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没有随之推行他的诚心。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后感叹醒悟，明白了宁戚的苦衷，终于任他为官，可见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是多么地大啊！所以说，能听懂看懂音乐舞蹈，也就能知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风俗习惯，也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感化作用。孔子向师襄学习鼓瑟弹琴，并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同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风俗习惯，这是延陵季子通过今天近世而认知到遥远的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干旱，汤王亲自到桑林向神祈祷，以自责来感化天神，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临千里大地。所以说，怀着质朴真诚之心，就能感动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来规定人们干什么不可干什么，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圣王将最精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内心，又将好憎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号令则阐明仁慈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民风；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兽昆虫也随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夫权轻重不差蚊首，扶拨在挠不失针锋，直施矫邪不私辟险，好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故为治者不与焉。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礼制方法来约束民众使他们不做错事，而用奖赏贤才惩罚暴虐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么小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矫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纠正歪邪，不以私心回避风险；奸诈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谗佞之人不能使他乱法；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采用的。

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兵莫憯于志而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而抱鼓为小，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

船航行在水面，车行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决定的。行车时由树木撞断车轴、行船时急流暗礁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礁石，而怪罪撑船者和驾车人的拙劣驾御技术，这是因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样的智巧和心计。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掺杂了智巧心计就会使人惑乱，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掺了心计智谋就会使人陷入危险，总之，人有了小心眼就会迷惑昏乱。心计智谋比兵器还厉害，莫邪宝剑与其比较也就算不了什么；战争中没有比运用战略战术智谋计策更重要的了，与它相比较，临阵击鼓进军冲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人们使用的那些权衡规矩，一旦制定就不再变更了，它不因秦、楚强权政治而改变，也不因胡、越地域差异而变化，永远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一旦定型，便万世传下去，它们就是在无知无觉中为人们做着度量物体的事情。所以，世上会有被废弃的亡国君主，却不会有被废弃的道术；人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候，而事理却不会有困阻行不通的时候。由此看来，“无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无为之道，就能应对任何变化；只凭个人的才智，是难以实现天下大治的。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斡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骡马而服驹駼。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梁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却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样骑着骏马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因循道术，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合金块；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牺，下水能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熊罴；但是一到商汤率兵车三百于鸣条围着夏桀、擒困推侈、大牺于南巢时，这些勇武有力最终有力无用处。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鼋鼍，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智慧不足以治国、勇力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但反过来说，君主是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个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井里、小水坳内之所以没有鼋鼍，就在于它们太狭窄；园圃中之所以没有参天大树，就在于园圃太有限。一个人举重鼎，力气小而举不起，但等到众人合力将鼎举起移开，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来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

夫华骝、绿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鸱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昼日颠越，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夫螣蛇游雾而动，应龙乘云而举，猨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鹜。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职事不嫚。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

骅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话下，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的话，那还不如猎犬，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缘故。猫头鹰晚上能抓得着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两眼圆睁，却连山丘这样的庞大物体都看不清，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生理特性所决定。这也就像?蛇在游雾中升腾、应龙乘云气上升、猿猴在树林里敏捷跳跃一样，均由这些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决定。所以古时候造车子，漆工不管画图、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只擅长一种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职一样，这样各守其职，反而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各尽其职；这样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器具不受损伤，事情不会耽误，职责明确不得懈怠。债少容易还清，职位职责少容易守职尽职，担子任务轻容易完成且大家乐意承担。所以在上的君主持守简约，下在的官吏就容易做好本职事情，这样君臣虽然长处一起，但不会产生厌倦之感。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严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褒，万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好，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

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应当像祭祀灵星时的尸主那样：庄重静默、端坐无言，使祭祀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吉祥受福。所以，得“道”之君不为丑陋掩饰，不为美善隐藏。一个人承受到君主的恩惠，不会觉得太大；万人分享这种恩惠，也不会觉得太小。因此君主慎重对待恩惠和慎重对待惩暴，他不轻易施予人恩惠，就像他不轻易对人惩处一样。这样，使他治国之道畅通无阻。因为施行恩惠，就会热衷于施舍给予，以致使无功者得到奖赏，无劳者得到爵位，这样一来，使轻易得到爵位官职的人会玩忽职守、松懈职责，而那些闲居游荡的士人也会极力谋取爵位官职。同样，施行惩暴，就会随意诛杀惩罚，以致使那些无罪者得以屈死，品行端正的人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使那些注重自我修性的人不愿再努力为善，而那些行为不轨者倒反而敢于犯上作乱了。所以轻易广施恩惠容易助长奸邪、轻易施行惩罚容易滋生动乱；而一旦有这种奸邪、动乱，就是亡国的徵兆。

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桥直植立而不动，俯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而民众一旦知道明白这赏罚的由来——均取决于自身表现，也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政府机构——朝廷反而人迹稀少，大家都去从事自己的工作，使开辟出来的荒地都无杂草。这就是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现在大家都知道。桔槔的立柱直立而不活动，控制着横木杠杆上下运动汲水取物；君主如同立柱庄重静穆而不躁动，下属百官就能办好政事。这也好像军队中拿指挥旗帜的将领，这旗帜乱挥妄指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阵脚动摇。所以，治国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宁的；施用智力聪慧也难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与其赞誉尧帝而诋毁桀王，不如现在就收起所谓的聪明而归返到无为而治之道。奉行清静无为的话，连上天都会赐给时运；推行廉俭守节，连大地都会助育生财的；而君主守朴处愚办事合情合理，就连圣人也会为他出谋献策的。所以说处于低处、谦卑自居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天下也会归他所有。

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

君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昧，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达到这种君臣和谐的境界，才能谈得上君臣之礼节，也才能建立起治理天下的基础。于是，君主凭借众人力量作为车，驾御众人智慧作为马，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会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主深居隐处以避开燥热寒湿，室门关闭以避奸佞之徒。他内没有亲眼看到过巷里民情，外没有亲自巡视过山川湖泽；居室以外的地方，他两眼只能看到十里以内的东西，两耳只能听到百步之内的声音，可是天下事物却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是因为向君主输送信息知识的渠道广宽畅通、与君主一起商讨并出谋划策的人又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眼不窥牖而能知天象。这就是说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智力才能，这天下就不够他治理了；而只凭借个人的智力，就有可能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

所以君主用道德来治理天下，而不只运用个人的才智，依顺万民之利益来办事处事，因而他稍抬脚便能让天下人获得利益。这样，百姓即使将君主顶在头上也不会感到压迫、放在眼前也不会感到碍事、举过头顶也不会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君主治国方法灵活圆通，周而复始而运转不停，孕育万物神妙无比，虚静无为而因循天道，常居后而不争先。而下属大臣办事处事方方正正，言论得体、处事恰当；遇事先行倡导，职责分明而不推诿，以此来建立功绩。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君臣异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则天下大乱；这就是说君主清静无为，臣则恪守职位，各自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这样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约和促进。

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间，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钩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清明而不昏昧，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这样君主能充分驾御下属大臣、下属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治国之道就是这样明了。周文王聪明而且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圣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讨教，所以他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凭借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利用借助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够了。所以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众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够你治理。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晕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闻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大禹疏通长江引导黄河，替天下人兴修水利，然而他却不能使江河西流；后稷开垦荒地，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然而他却不能让禾苗冬天生长。这难道是他们还没有将本事全部发挥出来？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趋势不允许！如果勉强去做那些自然趋势不允许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观规律，那么你尽管是圣人神仙也是无法将事情办成功的，又何况你还只是当今的普通君主呢？车载负荷沉重而马又疲弱，这时你就是是高明的驾御手——造父都难以驾车赶路去远方；反过来说，如果车辆轻便、马儿健壮，你就是是一般性的驾御手都能驾车疾驰。所以，圣人办事岂可违背事物规律、乖悖自然本性，将生来弯曲的变为笔直的、将原本卷屈的变为舒展的？他无不依循事物的本性天资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众力来办事，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利用众人的智慧来做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聋人可以让他去嚼生牛筋，而不能派他去伺听；哑巴可以叫他去看守马圈，而不能派他去传话。这是因为他们生理形体上有缺陷，因而有些功能就不具备。所以有哪种功能的就安排他处在合适这种功能的岗位上，有哪种技能的就让他干合适这种技能的事情。他的能力能胜任这项事情工作，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压力重；他的能力和他做的这项事情相称，那么他就不会觉得困难。所以，不论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让他们干适宜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一样发挥各自的作用，以至于不会有因无法胜任而出现的过失。这就是圣人兼容并蓄使用各种人才，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什么无用的人。

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候好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矣。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故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

君主看重和推崇正直忠诚的人，让他们身处高位，担任要职，执政理事，那么谗佞奸邪之徒就无机会往上爬，这就好像方圆不能相合、曲直不能相入。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他们不是同类；虎鹿不能同游，是因为他们力量不等。所以圣人受重视处高位，这谗佞奸邪之徒如果想要干扰破坏，那就像小鸟碰到鹞鹰、老鼠遇到狸猫一样，必定要丧命的。所以君主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可不慎。如果君主用人得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好，上下和洽，群臣亲和，百姓归附；如果君主用人不当，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上下乖悖，群臣怨恨，百姓动乱。所以君主一次政策失误，便会终身受害。这国政的得失，关键在于君主。这就好比上面的绳墨取得正，下面的木材就必定直，这并不需要工匠花费多少力气的，只要按拉直的墨线顺势修整就可以了。

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好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瓤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所以君主如果诚信正直，那么国家政权也必定由正直人士来执掌，谗佞奸邪之徒就没有活动的市场；反之，君主如果不诚信正直，那么得志者必定是谗佞奸邪之徒，忠贞之士就隐退藏匿。人之所以不去剖裂玉石而去剖裂开瓠瓜做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剖裂玉石没有什么用处，再加上玉石坚硬不易剖裂。如果君主公平正直，就像用绳墨水准测定曲直高低一样，那么大臣中尽管有人敢搞歪门邪道，但这结果必定是像以卵击石、以火投水那样。这就说明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楚灵王喜欢杨柳细腰，楚国百姓则纷纷效仿缩食减肥；越王崇尚勇武，越国百姓则纷纷处危争死。由此看来，君主的权势，足以产生影响以致移风易俗。当尧还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时，他的仁慈感化不了同一巷子里的邻居；而夏桀占居了帝位，便能令行禁止，推行他的一套。再由此看来，贤明倒反而治理不了天下，而权势却能移风易俗，这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尚书》说：“一个人做了善事，万民都依仗着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往。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所以都于国也。骐骥騄駬，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天下人常常被一些表面的名声所迷惑，而很少去考察这些名声的实际内容。所以那些隐士就常常借着人们对他的称誉而获得尊贵，游士则常常凭着善辩而显达。考察他们之所以尊贵、显达的原由，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由于君主没有很好地明察他们的真实本领而一味相信众人的溢美之辞而已。但如果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不能这么简单了，那就需要君主对谈论国事的说客一定要深究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国法，对那些仕人一定要放在官职上来考校他们是否真有才干胜任；君主也一定要以官职的名分来要求下属百官必须名实相符克守本职来奉献功绩；而下属百官也一定要言论符合实际、行为符合法规；这样才能使群臣紧密团结在君主身边，没人敢挟制君主。如果下面官吏所做的事不合常规，但只要于国有利、能辅佐国政，就必须加以反复检验、考校后加以推行，君主还应暗中查访官吏来观察他们的归向，并全面地听取多方意见来观察他们的变化；不偏听偏信片面之辞，也不偏私地根据偶然一事作出结论。因此，君主能够站得中正，看得全面，洞察一切；群臣们都公平正直，不敢做出邪恶事情；百官们都忠于责职，致力于政绩功绩。在上的君主精明审察，在下的百官勉力从事，奸佞之徒灭绝，众人的功业日益进步。这样，有智者勤于职事、有勇者尽力于军事。动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众人称誉的人，没有功劳也受到奖赏；忠于职守的人，反而无罪受到惩罚；君主昏庸糊涂，群臣百官结党营私没有忠心；说客们摇唇鼓舌争辩标榜，仕人们争先恐后追逐名利；君主发布政令，下属官员就开始非议诽谤；法令明禁的东西，下属官员就用歪门邪道加以触犯；凭智谋混饭吃的人就热衷于搞计巧，靠勇力谋职位的人就全力以赴搞争斗；大臣专权，下吏持势，结党拉派，戏弄君主。这时国家表面上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按古人的说法是早已名存实亡了。再说那些不称官职、不能披甲上阵、不懂稼穑而徒有“贤圣”虚名的人，是不能由他们来实施国家教化的。骐骥、 騄駬，是闻名天下的千里马，但如果驱赶它它不前止，勒住它它不停止，那么这种情况下，笨蛋也知道不能去骑它。现在国家治乱的关键像车辙那样清楚地摆着，可是当代君主却不能察觉，这就是治国之道阻塞不通的原因。

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

权力帝位是君主的车子，爵位利禄是君主驾御人臣的缰绳和嚼头。因此，君主掌握着权势要害和控制着封赏爵禄的权柄，所以能谨慎地把握着处事缓急的分寸、施予剥夺的节奏，因而天下人也能竭尽能力而不倦怠。君臣相处，关系和感情没有像父子那样亲密深厚，也没有骨肉之间的亲情，但下属官员却能竭尽全力、不惜为君主牺牲生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国家君主所利用的权势而导致他们这样做。

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摘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揖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义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臣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

以前有个豫让，本是晋国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并了中行氏的领地，豫让背叛了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智伯。后来智伯为争夺土地与赵襄子开战，在晋阳城智伯惨败被杀，由他掌握的晋国也因此分为韩、赵、魏三国。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宠爱之恩，决心向赵襄子报杀主之仇。他用油漆涂满全身，让身上生出恶疮，并吞下木炭改变自己的声音，又敲掉门牙，改变容貌以便能行刺赵襄子。同样是长着一颗心的豫让却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对先前主子背叛离弃，而对后来主子却甘心奉献生命，难道是豫让根据主子的权势大小厚薄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不是的，而是主子的恩泽决定了豫让的取舍去留。纣王占据整个天下，使诸侯无不对他朝拜，凡有人迹的地方、车舟相通的区域，无不称臣降服。然而，周武王只率三千甲卒就将纣王打败，难道是周朝百姓愿为君主效死、殷朝民众生就背叛的个性所决定？不是的，而是周武王对民众德义深厚导致他们能听从号令并加以执行。风大则波浪自然兴起，林大则鸟雀自然聚集，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如此。因此，下属官员如果不能从君主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君主也就休想从下属官员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君臣之间的施予，就是这样有施有报。所以下属大臣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生命来事奉君主，那君主就该按功劳大小赐爵封位对待臣下。因此君主就不该赐赏无功臣子，臣子也不会替无德之君拼死卖力，君主的恩泽如果不能遍洒人民群众，却想要他们乖乖听驱使，这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马一样，也好比不降雨水就希望庄稼成熟丰收一样，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统御之术的。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匾，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絺绤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毁，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蹝也。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狂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统治人民的方法，应用处静以修养身心，以勤俭节约为下属作出表率。君主如果处静以修身则民众就不受骚扰，君主如果勤俭节约则民众就不抱怨。因为民众骚扰不安，政局就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则说明君主恩德薄浅。接下来就是，政局混乱则贤能人士就不会替君主出谋献策，君主恩德浅薄则勇武之士就不会替君主卖命拼死。所以，君主若是喜好收养观赏猛兽凶禽、收藏怪异奇特之物、性情暴躁、好乐昏乱、不惜民力、驰马打猎、出入不按时节，这样朝政百官必定随之混乱不堪，事务辛苦，财钱贫乏，万民愁苦而生产荒废。君主如果喜好高楼深池、雕琢刻镂及华丽的纹彩、各种精美织物和珍宝珠玉，就必定要想方设法搜刮以致赋敛无度，这时民众就会被弄得财穷力尽、疲惫不堪。尧帝拥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百姓的财富，利用君位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百姓改变连年征伐战争、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乱局面的，因此尧帝亲自带头实行节俭、向民众昭示仁爱之心、让人们和睦相处。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柞木为梁、不加砍削；乘坐的车子不加绘画，蒲草席垫不镶花边；祭祀用的食物不调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捣细；巡视狩猎只为推行教化，辛劳地奔波于三山五岳。这些难道是他所应得的奉养还不足以使他享乐而为此辛劳奔波？不是的，是因为尧帝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这当中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好处。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济的时候，便将整个天下传给舜，这犹如倒退脱鞋一样简单容易。而到衰败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些君主哪怕是只有一天拥有天下、处在君主位子上，也要竭尽全力来消耗百姓的财力和精力，以供养满足他的声色享乐，一心用在宫殿楼阁、池塘苑林、奇兽怪物、珍宝奇物这些事上。这样导致贫苦百姓连酒糟、谷糠都吃不到，而皇宫里畜养的虎狼熊罴却吃厌了猪羊牛肉。贫苦百姓连粗布短衣都没一件完整的，而宫室里的人却穿的是锦缎。君主忙乎的都是些于社会民事无用的事情，从而使黎民百姓疲于奔命于天下，弄得憔悴不堪、精疲力尽，整个天下人都无法安生。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櫩榱，短者以为朱儒析护。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肢也，及其下，牧竖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豪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数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挐，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奥窔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

君主所处的地位，就像天空中发射光明的日月，天底下的人都侧目仰视、侧目恭听、伸长脖子抬起脚跟来眺望。所以，君主只有淡泊才能显示美德，只有宁静才能维持久远，只有宽大才能容纳一切，只有仁慈才能怀拥民众，只有公正才能明断是非。因此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一样：大的用来做舟船柱梁，小的拿来做船桨楔子，长的用来做屋檐椽条，短的拿来做短柱斗拱；无论大小长短，都将它们派上用场，规矩方圆都恰到好处。天下毒物，没有比乌头更毒的了，然而良医就是将它装在袋里收藏起来，因为有用得着它的时候和地方。所以，莽莽森林中的野草树木，尚且没有可抛弃的，更何况是人呢！今天那些朝廷不荐举、乡里不赞誉的人，并不是他们无才缺德，而是这些人用非所能。鹿上山时，快得连獐子都赶不上，但等到鹿下山时，牧童都可以追上它。这说明一种能耐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所以有雄才大略者不可用雕虫小技来苛求他，而只能耍小聪明者不可委以大任。人有各种各样的才干，物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人任一份工就嫌太重太累，但有人任多份工都不嫌吃力。所以能计较弄清毫厘小数的人，一定弄不清天下这大数；盘算精明到小数目都不会出差错的人，碰到大数目就会糊涂困惑。这些就像不能让狸猫去与牛搏斗、让虎去捕鼠一样。今天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并域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恢复濒临灭绝的世族，这些人的志向在于宏扬正气纠正邪恶、决断处理烦难杂乱的问题，而现在却要他们去管理一些宫内家庭事务；有些人只具备一些小本事，却相当机巧奸诈、善于奉承献媚、讨好主子、追随浅陋习俗、低三下四地哗众取宠，却被交付委任以天下大权，参与治理国家的机要大事：这种大才小用、无才重用的做法，就像是用斧头去剪毛发、用剃刀去砍树木一样，都失去了它们所适宜的东西。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关下乏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先而不毙，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揖者，不能游而绝江海。

君主应凭借天下人的眼光观看事物、借助天下人的耳力聆听声音、凭借天下人的智慧考虑问题、依仗天下人的力量争取胜利。因此，君主发布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群臣的情况能够上达；百官同心协力，群臣紧密聚集；君主不凭一时喜怒而实施赏赐和诛罚；所以君主树立起来的权威不易废弃，聪明广远不易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闭塞；善恶是非每天出现在眼前而不会弄错。因此，贤能的人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尽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奋工作而不懈怠；附近居民安居乐业，边远民众归顺德政。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是在于君主采用了正确的用人选人方法，而不是只靠君主一个人的才能。所以借助车马的人，脚腿不辛苦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河大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君主在主观思想上，没有一个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众人力量去处事办事的，然而那些对君主表达效忠之心的人，却很少不使君主产生困惑的。因此，君主对那些言论正确的，即使是役民樵夫，也不能弃之不用、拒之千里；对那些言论错误的，即使是常给朝廷出谋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贵贱尊卑来确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意见时，如果他的计策管用，就没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于采纳；如果他的意见可行，就没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采纳。但是，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他喜欢那些熟悉的习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为不正派，也装作不看见；而那些他所疏远、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只当不知道。或者将那些进善言的人抢白得哑口无言，或者对直言进谏的人套以罪名无辜诛杀。像这样的昏主还想光照四海、抚慰万方，这就像堵塞耳朵听音乐、蒙着双眼看颜色，实际上他离耳聪目明还远着呢！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已出也。夫寸生于秒，秒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未，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法是天下社会的度量标准，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社会制订颁行刑法，是为了依法惩处犯法者；设置实行奖赏制度，是为了奖赏有功之士。这种刑法和制度一经制定，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尊贵者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卑贱者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犯法者尽管贤能也一定严惩，守法者虽然无能也不可无端治罪。所以秉公执法风气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设置理官，是用来制约民众，不让他们恣意放纵。设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员，不让他们专行妄为。而宗法礼义的制定，又是用来限制君主的，不让他独断专横。这样，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而放纵专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导地位、取得胜利，“道”取得胜利，这事理就通畅，于是便可返回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这里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而不考虑事物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寸”的度量是根据禾穗的芒长来制定的，而穗的芒又产生于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长又离不开阳光，这就是“度”的本原。同样，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产生于十二律，十二律产生于风，这就是声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况也一样，它产生于公众的道义，这道义产生于公众生活的需要，并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心愿，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害。所以，与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会被末节搞乱，掌握了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会被繁琐搞糊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社会又转过来制约人们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这样的缺点过错，就不要非难他人身上有的同样缺点过错；自己身上没有的优点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优点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层民众遵循法律，那么上层君主百官也应遵循法规；禁止百姓民众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这才叫法制社会。所谓“亡国”，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君主，而是说这个国家没有“法”；现在说变更法制，并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执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还是一句话，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恢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明分以示之，则蹠、蹻之奸止矣。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晏婴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名分，使盗跖、庄蹻这样的大盗也难以作乱耍奸。

夫据除而窥井底，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

趴在井栏朝着井水照脸，眼睛视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镜来照脸，脸上的毛孔和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竭，物体来到时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对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不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规律，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失误。

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騄駬之良，臧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

那优秀的驾御手，使马儿的体形动作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马儿沟通一致，那么就是经过险阻，到达远方，进退转弯，没有不称心的。反过来说，即使有骐骥、騄駬这样的良马，但让臧获这样的愚者去驾御，那良马反而变得暴躁放纵起来，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坏事。所以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这样恰到好处，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则奇材桃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如果不是根据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是根据他人的非议或赞誉来评品人之优劣，抛弃勤于公职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奇异之才就会躁进跻身处在与他才能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官员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晋升。这样一来，全国的民间风气就被搞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准则是君主用来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众百姓的，如果放弃不用，就好像不用缰绳嚼子、骑光背马疾驰一样，百官百姓反过来会戏弄君主。所以说君主有法术就可制御群臣百姓，不用法术或无法术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离开树林，就会被狐狸擒获，这是因为它处在它不该处的地方。统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弃君主本应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属官员分内的事，这样使下属官员反而感到不好办，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而那些忠于职责的官员也只能顺从君主的意愿、看着君主的脸色行动以讨君主欢心；他们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不用，反将自己分内的事，乃至责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堕于国则不能专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喜怒行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在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匠所也。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马服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

在这种君主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情况下，那些尊贵的卿相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官员对于考察事理，骄横放纵的官僚对于恭谨守职，势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每事必亲躬，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着所有的责任包袱无法摆脱。这样，君主原本有限的统御群臣之术就在日常事务中被削弱，办事处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琐具体的国务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个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严不足以施行惩罚，这样就无法与群臣百官产生交往。还有，君主如果在内心世界产生喜怒情感，就会在外表神态、言语中表现出来，这样使那些忠于职守的人偏离正道而转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会出于私心破坏法律来顺从不正之风，于是奖赏与功劳不相符合，处罚与罪行不相对称，上下离心离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执政官员阿附逢迎君主，那么当他们有过失时，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们；而有罪不加以惩处，百官群臣就会议论纷纷心情烦躁而思想混乱，这时君主再有智慧也无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当诽谤和吹捧风气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无法照亮人们。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无为，那么君主是越辛劳而下属百官是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力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壁、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肩，外邪不入谓之塞。中肩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肩，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淫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销熔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淫荡精气就会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欲火、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眼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未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木，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 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鵕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阴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未，则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尽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挠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

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自觉爱好善良，乐意正派，不靠禁令惩罚而就能遵守法规的老百姓，大概是一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因为这样，所以君主发布法令就应坚决、实行就应坚定，服从者就让他得到好处，违逆者就叫他遭殃，这样，转眼功夫，天下就没有不遵守法规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剑锋，将剑倒着迎战敌人，即使是像北宫子和司马蒯蒉这样的勇士恐怕也难以去与敌人交战；而手握剑柄、以剑锋对准敌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战胜敌人。这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让乌获、藉蕃这样的大力士去牵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断，这牛还是不听你的话，原因是在于你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细的枝条贯穿牛的牛鼻，这样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顺应了本性。七尺船桨能够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由于凭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是依靠民众的势力。

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得利，威行也，若发城决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置之网，三举而百姓说。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断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故举错不可不审。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明主戒乐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寂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蒻席，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始县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

能够堵塞防止危害民众的事，开发推行有益于民众的事，这样君主的威信，就像挖开池堤池水畅通灌溉田地一样深入人心。所以说顺流而下是很容易到达目的地，背对着风奔跑是容易跑得远的。齐桓公登基执政，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的猛兽和吃粮食的鸟儿，撤除捕捉动物的网罗，仅这三项措施实施就使百姓心悦诚服；而殷纣王残杀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间产生怨恨，斩断早晨趟水过河人的胫骨就引起万民叛乱，仅这二项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时都获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获益，就能使天下人从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没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时受害，但只要残害了一人，天下人就会离心背叛。所以齐桓公靠办三项事件便九次会合诸侯；殷纣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灭亡，此时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赋税，一定要事先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席垫，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尸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觞酌俎豆，酬酢之礼，所以效善也，衰绖菅屦，辟踊哭泣，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竿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胃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踱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乏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府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骚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蕾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前，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攸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罕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署不得人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乌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螟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寂，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阴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体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为，众人也就随之为非胡乱起来。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

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动废置，曲得其宜，无所击戾，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圣明之人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考虑问题要细致，处事要谨慎，同时胸襟要开阔，志向要远大；智谋要圆通灵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广泛多样而处事要简约。所谓心要细，是说要在祸害尚未发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预见而加以防备，警惕和谨慎地对待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及萌芽状态中的危险，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所谓胸襟开阔，志向远大，是说能兼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四方边远的异邦，庇护恩及天下百姓，让他们亲密聚合如同一个宗族的人；无论是和你一致的还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将他们团结在你的身边，就像车辐聚合在车毂周围一样。所谓智谋圆通灵活，是说智慧如圆环那样反复运转、始终无端；像江河那样到处奔流，四面畅达；又像深渊泉水那样永不枯竭；这样万物因此兴盛，没有不响应随从的。所谓品行端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屈服，朴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自满。所谓才能广泛多样，是说文武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止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和抵触，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处事简约，是说掌握权柄、运用权术，以简约驾驭繁琐、以少制多，处静执中，如同璇枢掌握斗柄运转一样，以一合众，就像符节相合。所以心细谨慎者就应将错误禁绝于微细萌芽中，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者就应无所不容，智谋圆通者就应无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为，才能广泛者必无事不能，处事简约者必持简要原则。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毫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但然天下而南面焉。当此之时，鼛鼓而食，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傈傈，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斯之谓钦！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朝成汤这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染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矣。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妄宏，勇服于孟贲，足蹑效冤，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读歌，乐师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由有关官吏报告君主，史官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减少天子膳食以示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的措施。这些圣人明主，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对于过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荡而称王拥有天下。在那个时候，君主饭前要先击鼛鼓，饭毕演奏完《雍》乐后再撤席，用过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处事时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却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为祸作乱，这可以称得上最可贵的德政了。但是他们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谨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巨桥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将鹿台府库里的钱财分发给民众；同时修整忠臣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贤德，朝拜商汤的宗庙以示敬仰，并解除对箕子的囚禁；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故旧、新人之分，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命使用的并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亲信旧臣，但安然地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一样，使他们能像原有的亲信旧臣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广泛地研究以往治国的是和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记录在册存放明堂以供借鉴。然后广泛求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处理应对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智谋是多么地圆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

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使他大了能安宁，只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这种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错开有矛盾的，有时又结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这两者的含义则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知人爱人。

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则受义制约。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讲道义，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样，是没有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作农田之事是相当辛苦的，纺纱织布之事也是相当麻烦的，但老百姓就是在这辛苦麻烦中也不放弃耕织，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靠耕织才能过日子。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获得衣食的途径只能从事耕织，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知道，这种耕田织布像其他事物一样，开始时是辛苦麻烦，但最终是会获利的，然而在众多蠢人中间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变通灵活处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变通灵活处置事情的很少。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所具备的物性，聪明人也都具备；事物可以变通，聪明人也都能灵活变通。这也就是聪明人之所以顺顺利利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是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开始得意高兴而后悲哀痛苦。

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义荣？此难知也。问替师曰：“白素何知？”曰 “缟然。”曰“黑何若？”曰“缟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 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

所以你告诉他今天干什么便能成功享受荣华富贵、明天再考虑怎样做合符道义的事，他很能听得进；但你告诫他应该先做些合符道义的事，以后再考虑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很难听得进你的话。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当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洁白的丝绸那样。”又问：“黑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样。”但你真的拿出白与黑两种颜色的东西叫他分辨，他就无法分辨了。这是因为分辨白与黑靠眼睛，而说出白与黑则靠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来描述白与黑色，但无法用眼来辨别白与黑，所以当他用口描述白与黑时，其能力与常人一样；但当他要用眼睛来辨别白与黑时，其能力就与常人不一样。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这道理无论是聪明人愚蠢人、贤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义的，但要他们讲清楚怎样尽孝尽忠、为何要尽孝尽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大凡人们考虑问题，总是首先认为可行的，然后才去实施，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人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人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由于聪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重要的。将“仁”作为主体，用“智”去实施它；这样以“智”、“仁”作为基础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辩才，处事迅速勤快、灵巧机敏，聪明地审察分析，这样就集中了所有长处，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没有多少，却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为主干表现在外，而拥有的上述这些“捷疾、劬录”等，只会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却勇武有力、果断敢为，就会像疯子握利剑一样，后果难测；没有“大智”却能言善辩、机敏乖巧，就会像骑着骏马驰骋而漫无目标。所以虽然有才能，但使用不当，所处不适宜，那就会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错误，这样，所具有的技艺多还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让他获得有利地位、处有利形势的。而那些天质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权力的。

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塘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土使不得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悦，不信于友。悦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鱼得到水才能游得快乐；如果池塘决口水干涸，脱离了水的鱼就可能被蝼蛄蚂蚁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负责修理池塘堤防，补好缺口，这样鱼就能得水而获利。国家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也应有赖以生存的东西。这国家赖以生存下来的东西是“仁义”，而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则是“行善”。一个国家一旦到了不讲“仁义”，那即使大国也必亡无疑；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难以参与；而在家孝敬父母、顺从兄嫂、取信朋友这些事却用不着君主发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开自己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不应做的事，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事理。士人处在卑微隐逸的地位时，要想上进有所表现，必须首先从自我修身养性做起。所以进取为官是有门道的，你如果名气声誉不佳，还是不能被选中任用的。同样获取名誉也是有门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于朋友，也是难以获得好声誉的。同样取信于朋友也是有门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让父母愉悦，那又怎么会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于友？能让父母愉悦舒坦也是有条件的，你自身的修养都不真诚，又怎么能侍奉好父母双亲？同样，修身真诚也是有准则的，如果心不专一，就难以做到心性真诚。上述这些做人的道理相当浅易，并且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是做还是不做；但有些人却要到远处去寻找这些道理，所以总是无法得到。

卷十 缪称训

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其坐无虑，其寝无梦，物来而名，事来而应。

道高到没有顶点，深到没有底部；它比水准平，比墨绳直，比规圆，比矩方；它包容宇宙天地无内外之分，混沌覆载万物没有阻碍。所以领悟“道”体的人能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坐时无思虑、睡时不做梦，物体来到能叫得出名称，事物发生能应对自如。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君主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健全正常，全身的脉络就畅通安康，心脏功能紊乱，全身的血脉也随之紊乱。所以，一个人的心脏如果正常，肢体也就相安无事；同样，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君臣之间就各守其位，各司其职。黄帝说得好：“至德者纯厚广大，能承顺上天的道德，精气能与上天的元气相通。”所以，至德者其谋略与臣民意见相吻合，办事的旨意与臣民意思相一致，这样君主与臣民同心同德，没有意见上的分歧和偏邪见解，也就能堵塞歪门邪道，开启行善之道，使人民都能朝正道上走。所以《易经》上说：“君主在郊外聚集民众准备出征，由于上下一心，就一定能跋涉山川渡过难关而取得胜利。”

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污；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

道是万物的先导；德是对人本性的扶助；仁是积聚恩德的见证；义是合和人心、合乎众人的心愿。所以道被泯灭就以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因此，远古圣人之治是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之治是谨守“德”而不怀仁爱之美。近代君王治国是小心谨慎抱持仁义而恐怕失去“仁义”。君子没有了仁义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仁义就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没有了嗜欲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嗜欲就等于要他的命。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则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害怕什么，就知道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了。

《易》曰：“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周易·屯卦》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向导的帮助，就是追进深山老林也得不到。君子知道追逐不到手不如舍弃，因为继续追逐深入，危险就在前头。”如果施予别人丰厚，那么得到的别人的回报也丰厚；如果结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祸害也必然深大。施予别人的相当浅薄而得到厚报、积怨深厚却无灾患，从古到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所以圣人知道自己怎样和人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怎样回报自己。圣人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设置酒樽，以酒款待行人，行人喝酒多少，按自己的酒量来决定，喝多喝少以每人的适量为标准。所以能够赢得一个人的心，也就能因此影响百人来拥戴。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那么他的下属谁不爱戴他？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的上司又有哪个不喜欢？《诗经》说：“（周武王）能从爱护每个人做起，所以能够积聚成崇高的功德。”崇高的功德是伟大的，关爱人的善举是微不足道的；但正因为能从积累每一件小的善行开始，才能形成崇高的美德。

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矜；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

君子看到他人的过失就忘掉了批评他人可能会招致责罚，所以他敢于直言进谏；君子看到贤才便忘记举荐贤才可能会使别人地位超过自己，所以他乐意让贤；君子看到衣足不足者会忘记给济别人会穷了自己，所以他能慷慨解囊给予施舍。内心世界维系着真情，就会在外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凡是言行饱含真情、流露真意，即使有过过失，别人也不会怨恨；言不由衷、行为虚假，就是装出一付忠诚的样子，也会招人讨厌、憎恶。后稷为天下人谋利，但却从来不自我夸耀；夏禹治水没有白费民力也没有白用钱财，但他从不自满。他们就是这样在完满中看到缺陷，在充实中看到不足，所以能使自己尽善尽美起来。

凡人各贤其所说，而说其所快。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尝见狸也。狐、狸非异，同类也，而谓狐狸，则不知狐狸。是故谓不肖者贤，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

一般而言，人们都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又是自己感到愉快的人和物。世上没有人不举荐自以为贤能的人，但所举荐出的人，有的能把事办理好，有的却把事办砸了；这些并不是举荐人时自己欺骗自己，而是所举荐的人只求合适自己的口味。可是当你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按你自己的水平去寻求人才时，所得的人才就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才。这就好比，让尧去鉴识度量舜，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让桀去衡量识别尧，就好像用升去量石一样，是没法量清的。现在一般人都在说“狐狸”，实际上他们既不知道“狐”是什么、也不知道“狸”是何物；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狐”，就一定是没有见过“狸”。“狐”与“狸”不是异类，但因习性相近而属同一大类。可是日常中的人混称“狐狸”，可见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称为“贤人”，就足见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贤”；反过来将贤才说成是“不贤”，那也能知道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不贤”。

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纩，不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

圣人处于上位，那么百姓乐意接受他的管理；圣人即使不在位上，百姓也会仰慕他的思想和志向。而小人占于统治地位，那么百姓就像睡在机器的发动机上、或像穿着棉袄暴晒，没有片刻的安定。所以《易经》说：“骑马徘徊不安，面临血泪淋淋的险境。”是说小人处在他不该处的位置，导致人民百姓日子难过，同时小人也不可能长久处于这种统治地位。

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椽，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侏儒替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是故圣人制其剟材，无所不用矣。

物没有什么是无用的，天雄和乌头尽管是草药中的剧毒药，但良医却能用这种剧毒药来救治人的性命。侏儒和盲人，是人中间最困窘愁郁的人，但君主却用他们作乐官和乐师。所以君主圣人对待人物如同巧匠裁取砍削木材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被弃舍不用的。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也诚。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诸己也。故上多故则民多诈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闻也。

勇士一声呼喊，三军为之退避，这是因为他的呼喊发自肺腑的真诚。所以，有领唱的人、却没有人应和，上有此意图、却没有人领会执行，这些都必定是因为双方的内心思想感情没有得到交流融洽。所以，舜不离开坐席而能匡正天下，这是因为他自身要求严格。所以，在上的君主大臣喜爱玩弄权术，那么下面的人也必定跟着玩弄智巧、变得狡诈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身子弯曲而影子却直的这样事情。

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势接，而不可以照誋。

用言辞所不能表达的，却可靠表情动作来表达；用表情动作所不能表达的，却能用至诚的精神来感化别人。内心世界产生了真情，意识随之明智起来，然后必定在外表流露出来，这就是至诚的精神所至；人正是用这种至诚的精神来影响、感化别人，而不是用一种苍白空洞的说教来告诫别人。

戎翟之马，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唯造父能尽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必有不传者。中行缪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盖力优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譬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

戎、翟出产的良马，都是善于奔驰的，不论远近，但只有像造父这样的御手才能让马儿充分发挥出它们全部的力气；三苗族的人民，都是能被教化得忠诚老实，不论贤愚，但只有像尧舜这样的圣主才能使他们具有这样的品德——这说明像造父和尧舜他们必定有着无法言传的奥妙法术。中行缪伯尽管能徒手与老虎搏斗，但是不能驯养老虎，这是因为他只具备力气而不具备驯养老虎的才能。能够运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办理一件上千人关爱的事，就能得到上千人的拥戴之心；这就好比砍伐大树、拖累到树的根部，这样树的千枝万叶也不得不跟着拖累。

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见始，斯知终矣。媒的誉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强饭之，莫之爱也。虽亲父慈母不加于此，有以为，则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来也，施死者非专为生也。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

慈父关爱儿子，并非是想得到子女的报答，而是因为无法抛开内心的那颗爱心。同样，圣人养育百姓，并非是想奴役百姓，而是在尽爱民的天职；这就如同火的本性是热，冰的本性是寒的一样，用不着特地加以修炼。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赡养、百姓出力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尽孝尽忠，这就像江中之舟失火一样，全体船员和乘客都会一起尽力灭火。所以君子在事物的开始就能知道事物的结果了。媒人撮合婚事，婚姻的男女双方都不会感激媒人，因为知道媒人称誉双方撮合婚事只是为了钱财；雇佣农工的东家劝佣工吃饱，不会使佣工感激东家，因为知道东家劝他们吃饱只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多卖力气多做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父母亲，如在关爱子女过程中充斥了某种私心而不具备真诚的爱心，那么，作为子女也不必一定要牢记养育之恩。所以，赠送厚礼给客人，不能怀有企盼客人某天回赠的想法；同样，对死者加以厚葬，不应只求死者在天之灵能保佑现在活着的人。如果真的出自一颗至诚的心，那么所感化的作用就会相当深远的。

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故终年为车，无三寸之辖，不可以驱驰；匠人研户，无一尺之楗, 不可以闭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结。

披戴锦绣进入庙堂，这是推重文饰；而摆放圭璋玉器，则是表示内在质朴纯情。不以文饰的东西掩胜过质朴的纯情，这才称得上君子。所以一年的时间来制作一部车子，但又惟独缺少一根三寸长的车辖，那么车就无法正常运行；木匠做门，但到时又惟独缺少一根五寸长的门闩，那么门就无法关闭紧合。所以君子做事就一定要考虑到事情的最终结局。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泽，而不可以昭誋。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茵服。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故人之甘甘。非正为踱也，而踱焉往。君子之惨但，非正为伪形也，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

精诚真心可以用来神妙地感化他人，但不可用来说教他人；明亮精粹的眼睛可以在无形中察知事物，但无法用它来教导告诫他人。心和眼的这种功能既无形迹、也无法把握，不能使人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所以舜不离坐席而天下大治，桀不下台阶而天下大乱，这些都是由于感情的影响作用所致，并且远远要超过人的呼喊作用。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到，这在古今都是闻所未闻的事。百姓赞同你的言论并且说话诚实，是由于你在对百姓作说教前一向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你的命令并且被教化好，是由于你的发号施令也同样出于真诚。圣人处于上位，百姓归顺并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真情实意。反过来，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百姓不响应，这是由于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所以《易经》会说这样的话：“身处高位的君主为自己的骄傲横蛮带来的恶果而后悔。”三个月大的婴儿，还不知利害关系，但慈母的爱心却能感受到，这是由于母子间的真情相通所致。由此看来，言教的作用真是小之又小，而不言之教的功效却是大之又大！能够亲身践履君子说的话，这叫“信”；能够符合君子的意向，这叫“忠”。“忠”和“信”在内心形成之后，就会对外界产生感化作用。所以禹手执盾牌、大斧在宫廷台阶前跳起古舞，表示为德治而武力征讨，使作乱的三苗很快就臣服。老鹰在江河上空盘旋飞翔，使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也高飞远走，这些都在于它们能感知到老鹰有伤害之心，所以远远地躲避起来。儿子能为父亲去死、大臣能为君主舍命，这些事情每个朝代都有，这当然不是为了以死来邀取名利，而实在是他们内心有感恩之情。所以不怕也不想躲避这种死难。所以，人们情愿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并非是为了实现某种意愿和目的，可这种意愿常常会实现；同样，君子的忧伤悲痛，也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因而能够使人理解通晓。这些都在于他们的这种情感不是迫于外力，而是真的产生于内心世界。

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不能使无忧寻。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义”的重要性要超过君王的重要性，同样，“仁”的位置应置父亲之上。所以，君王对臣下，可以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但不能让重“义”的臣下迎合君主而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可以呼来唤去使用他们，但不能让讲仁行孝道的儿子不为父母亲忧虑挂念。所以，我们将“义”和“仁”置于君与父之上，由此也导致社会是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与？”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诗》曰：“ 执辔如组。” 《易》曰：“含章可贞。”运于近，成文于远。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释近斯远了塞矣。闻善易，以正身难。夫子见禾之三变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见善则痛其身焉，身苟正，怀远易矣。故《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

圣人在上位，他的教化应验如神灵。远古的明主说：“我只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治理天下。”以后的德治社会中的五帝说：“没有百姓的拥护，天下哪能治理得如此太平。”所以《诗经》如此说：“手执驾御缰绳，如同丝线织帛。”《易经》上说：“怀有高尚情操，行为就能走上正道。”所以说能够注意自身的修养，就能获得深远的美好结果。也因为这样，周公能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行为，做到身正影正毫不愧色。这就是君子的“慎独”。反过来说，不注意自身的修养，却想企盼远大目标的实现，这是行不通的。知道行善的道理是容易的，但亲身行善就难了。孔夫子看到庄稼由种子变成禾苗、又长出穗谷的生长过程后，感慨地说：“狐狸头朝着山丘而死，那么人类也不应忘本吧？”所以君子看到善事，就感到自身也应从善去恶。自身如果正直，那么安抚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就这样说：“君主如果不能亲自行正道，那么百姓就不可能信赖他。”

小人之从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苛义。所求者同，所期者异乎！击舟水中，鱼沈而鸟扬。同闻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负羁以壶餐表其间，赵宣孟以束脯兔其躯。礼不隆而德有余，仁心之感恩接而佰但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则为恩厚，其在责人则生争斗。故曰：“兵莫憯于意志，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枹鼓为小”。

小人办事叫做只求得到好处就行，君子办事则只求符合道义。他们在追求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追求的目标则是不一样的。由船上摇桨击水的响声导致鱼沉入水底、鸟飞往高处，在这里听到的响声是一样的，而躲避的地方则是不同的，但鱼鸟都为了避害则是一致的。春秋时曹国的僖负羁因送一壶饭给晋公子重耳而被重耳立表旌表彰僖负羁的功德；赵盾因送一束干肉救济过灵辄而后却又受到灵辄的保护。僖负羁和赵盾所赠送给他人的物品并不丰厚，但得到的回报却相当厚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出于仁爱之心，并以恩德待人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使受恩者刻骨铭心、永不忘记。同样是吆五喝六的大声呼喊，在家中如是长辈对晚辈如此，则被认为是对晚辈的爱护；如果用这种呼喊对待陌生外头人，则有可能会引起争吵并为之争斗殴打。所以说：“兵器锋利所造成的威力比不上以情感化的威力；如此一比，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钝愚不堪了。同样，武力攻打的功效也比不上神奇兵法的功效；如此一比，击鼓进军就真的是小事一桩、不在话下。”

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故人之忧喜，非为蹗，蹗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眯而抚，若跌而据。圣人之为治，漠然不见贤焉，终而后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骐骥不能与之争远。今夫夜有求，与曾师并，东方开，斯照矣。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埋也，声扬天地之间，配日月之光，甘乐之者也。苟向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

圣人为善行善，并不是为了什么名，但恰恰会使名望随之而来，求名也并不是为了利，但利禄又会自然归于他。所以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忧喜，产生和表现出来后并不希望能感染别人，但感染的作用却会自然而然产生。所以至德的人从来不修饰自己的外表，所以他的表现又像用手下意识地揉搓眯眼一样、又像快要跌倒自然地用手支撑一样。但就是这样，圣人的无为而治，开头看不出有什么能耐、漠然寂静，但到后来就知道了他的伟大。就像太阳运行，骏马都无法和它赛跑。人们在暗夜里寻找东西就像盲人一样，但等到东方旭日升起，就将一切照得光明通亮。任何人的举动都会带来利益，但它的反面——损害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易经》这样说：“事物的衰败剥落不是无尽头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序卦》将代表复生的《复卦》来承接《剥卦》。”薄的积多了可以变厚，低的积多了可以变高。所以君子每天勤勉地行善以成光辉的美德，小人每天因贪心不足而怏怏不乐，以致品德败坏而受辱。这里面变化的道理，就是像离朱那样的人也看不清楚。周文王听到善事可行，唯恐自己赶不上，而对自己的不善之处，如果留宿一晚都会感到不安详，这并不是只为偶然不足而不满意，而是深深忧虑如长此下去将变得不可收拾。所以《诗经》说：“周国虽然是古老之邦，但它的国运却正在新兴。”怀着真情，拥抱质朴，上天不能扼杀，大地无法埋没，声威传播于天地之间，可与太阳、月亮的光辉相比配，这是美好而又快乐的事啊。如果能向善从善，虽然做错事。别人不会埋怨；如果不能向善从善，即使忠诚也会招致祸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埋怨自责自己，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

声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以击，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玉者。故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树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阎张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归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阎张掖而受刃，不以所论害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无勇者，非先慑也，难至而失其守也；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见垂棘之壁，而不知歌祸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夺也。人之欲荣也，以为己也，于彼何益！圣人之行义也，其忧寻出乎中也，于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独称；贫贱者多矣，而伯夷独举。以贵为圣乎？则圣者众矣；以贱为仁？则贱者多矣。何圣、仁之寡也！独专之意乐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归乎伯孟，必此积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独梁，不为无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而蒙衣自信者难。

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容貌模样是自己显示出来的，名声好坏是自己确定下来的，文辞言语也是自己日长势久确定的，没有什么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拿着锐利的刀剑攻击刺伤他人，惹下如此大的祸怎么可以怨别人不避让你的刀剑？所以管子尽管平时有不少不拘小节的丑行，但他胸怀立功名扬天下的壮志，终于能锦衣玉食，政绩被记载在齐国的宗庙里；子产尽管平时仁慈宽厚，但此美德不过被人贬为妇人之心、如人之母，最终自己也享受不到尊严富贵。很多时候，看上去空荡荡，实际上却很充实，咋一口品尝清淡无味，细细品尝却回味无穷，那些身着粗布短衣却怀揣宝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心有二心、情不专一的人连一个朋友都难以得到，而那些诚心专一、感情专一的人却能得到上百人的喜欢。男子汉种出的兰草，看似艳丽却无芳香；由后娘养的小孩，看似壮实却无神采，这是因为双方都缺乏内在天生的情分沟通和培育滋润。生命只是人世间的一种寄寓物，死亡才是必然的归宿。所以弘演为了申张仁义而毫不犹豫地站着捐躯牺牲，王子闾为扶助正义而毫无惧色地蒙受刀砍剑刺，他们都不为偷生而妨害到死得其所。所以处于治世则用义来维护自己的洁身自好，处于乱世则用自身来维护正义，乃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条原则要坚持到死的那天为止。所以君子在这生死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勇气的人，并不是先天就胆怯恐惧的，只是到灾难来临时才丧失了应有的操守；贪婪的人，也并不是生来就欲壑难填，只是看到了利益而忘掉了贪利的危害。虞国国君在看到了晋国送上的垂棘璧石时就忘掉了虢国亡国的灾难将很快会殃及自身这一点。所以只有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才不会改变，也无法遏止他的信念。一般人都想得到荣耀好处，也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圣人做善事行义事，这忧思出自圣人的内心，所以对他本人有什么好处？所以自古以来做帝王的够多的了，但只有汤王、夏禹、文王受人称颂；社会上贫贱的人够多的了，但只有伯夷被抬举得很高。如果现在我们将凡地位尊贵者都等同于圣人的话，那么天下的圣人就该多得不得了了；如果现在我们将地位贫贱者都等同于仁者的话，那么天下的仁者就该多得不得了了。但实际上圣人、仁者少之又少，这是为何原因呢？这是因为要想成为圣人、仁者，你就得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行善从善，如滔滔奔流的江河，每天都得有发展、长进和进步，乃至关注行善而忘乎衰老将降临自身，开始时收获不大，最终的成果则很大很多，这种为圣人做仁者的过程也是长期坚持不懈行善从善的积累过程，一般人又谁能做到这点？不欺骗自己，也就不会欺骗别人和被别人欺骗，就像过独木桥，他不会因为没有旁人就不显得谨慎小心的样子。不过让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上眼睛相信自己困难。

情先动，动无不得，无不得则无莙，发著而后快。故唐虞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譬若鼓，无所与调，无所不比。丝筦金石，小大修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闻乞之歌而悲，出而视之，其母也。艾陵之战也，夫差曰：“夷声阳，句吴其庶乎！”同是声，而取信焉异，有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则是也，其声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输子阳谓其子曰：“良工渐乎矩凿之中。”矩凿之中，固无物而不周，圣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马，医骆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极于不己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于不足，华诬生于矜。诚中之人，乐而不极，如鸮好声，熊之好经，夫有谁为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号而哭，叽而哀，而知声动矣。容貌颜色，理鉏倨佝，知情伪矣。故圣人栗栗乎其内，而至乎至极矣。

凡人的情感都首先在内心世界形成并活动起来，活动着的情感均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言行举止）流露出来，流露或宣泄出来以后就不会凝结壅塞在内，心情也就畅快愉悦。所以，尧舜的言行举措，不只是伴以尧舜他们的真情实感，而且还使尧舜他们自己因情感散发心情畅快、民众百姓也因受之感染而达到天下大治。反过来说，怀有罪恶情欲的桀纣并不只是偶然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只要有这种罪恶情欲就会必然地表现出来；但表现出来后，桀纣他们自己是痛快了，而天下的种种事情都被搞乱了。所以说君主帝王的善恶情感的流露、宣泄，决定着天下的治和乱。正因为这样，圣人君主的行为（实际上是情感的流露），就不能顽强地以自己的情感意愿去做。它应当是无所迎合，也无所分离。它应当是好比“鼓”，没有什么和它相调和，但也没有什么和它相不合，在鼓点的控制下，琴瑟箫笛、金钟石磬，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都能井然有序，各种声音互相协调应和，奏出美妙的乐曲。同样，君主身处上位，群臣自处下位，尽管官职各不相同、事务各有区别，但配合协调得就像一支乐章。这就像织布是向前进展的，翻耕是往后倒退的，劳动的方式不一样，但成功事情是相同的。申喜由听到乞丐的歌而能动了悲情，出门一看，歌唱者竟然是失散多年的母亲。先秦艾陵之战，吴王夫差说：“我们吴军的士气高昂、呼喊声激昂喜悦，吴国准能打胜仗。”同样是声音，但从中获得的信息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声音中含有不同的情感。所以心情悲哀，这歌声就不欢乐；内心快乐，那么即使哭泣也不哀痛。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闵子骞在守完三年孝后拿琴弹奏时，孔子会说这样的话：“琴还是这把琴，但弹出的琴声音调却不一样了。”所谓礼仪形式是用来和人交往的，但这外在的礼仪形式必定要有情感系于中。它们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果只讲礼仪形式忽视内在的情感，就会表现得失情虚伪；如果只讲内在情感忽略礼仪形式，就会显得文雅不足。如果能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即以必要的礼仪形式来表达内在的真情实感，这凤凰和麒麟都会降临庭院；这是说怀有善德的情感能感化远方的人。输子阳对他的儿子说：“高明的匠工应熟习运用矩凿这些技艺”。能掌握这些矩凿技艺，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周全圆满。圣王就是凭着它来管理民众，造父就是靠着它来调理车马，医骆就是根据它来诊治疾病的，他们均是从匠工运用矩凿的技艺中吸取一定的方法和治术的。君王的意图使下面的人很快就接受领会并执行，这是因为发自内心世界的真诚之情感化了大家。还没说什么，就取得了互相的信任；也没有发什么号召，就使人主动前往，这是因为事先就有了感应和默契。有些人总是埋怨人家不了解自己，实际上有这种认识的人首先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之所以骄傲，实际上在于自身只是半罐子水；而之所以浮夸虚华又在于自傲骄横。内心真诚的人，他的快乐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如同鸮鸟喜欢歌唱、狗熊喜欢树上悬吊一样，它们又哪有故作姿态保持矜持的成分？春女感阳则思春，秋士感阴则悲秋，从中也能知道季节物候的变化；有时嚎啕大哭，有时悲叹而哀，从中也能知道其人的声音和心态间的关系；而某人容颜及身体动作，从中也能反映其人的意识和情感。正因为这样，所以圣人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毫不松懈，从而使自己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顺，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崇侯、恶来，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亩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凡高者贵其左，放下之于上曰左之，臣辞也；下者贵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君让也。故上左迁则失其所尊也，臣右还则失其所贵矣。小快害道，斯须害仪。子产腾辞，狱繁而无邪。失诸情者，则塞于辞矣。成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譬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开矣。舜、禹不再受命，尧、舜传大焉，先形乎小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禅于家国，而天下从风。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无载焉而不胜，大而章，远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于人，斯得诸己也。释己而求诸人，去之远矣。君子者乐有余而名不足，小人乐不足而名有余。观于有余不足之相去，昭然远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闻也。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子曰：“钩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异。”故哀乐之袭人情也深矣，凿地漂池，非止以劳苦民也，各从其蹠而乱生焉，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桀纣日快快以致于死，不知后世之讥己也。

功成名就，取决于天命；循顺事理，则靠人力。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专门为武王而造出的；崇侯虎、恶来，也不是上天特意为纣王而生出的；这是在于有那种世道，便有那种人产生。君子的天职是实行教化治理，小人就能承受到他们的恩泽；小人的职责则是生产财富、提供物质利益，能让君子享用。过去君王东户季子的时代，路不拾遗，农具、粮食留在田头过夜也不会遗失，这是在于东户季子让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职责。所以说一国国君秉有美德，亿万国民也就有了依靠。凡君位高贵都以“左”方为尊，所以臣下对君主来说是“辅佐”，这是臣的谦辞；在下位的都以“右”方为贵，所以君主对臣下就说是“佑助”，这是君的谦让。所以，如果君主迁离“左”位，就会失去他的尊严；臣下离别“右”位，就会失去他的贵重。贪图一时的痛快会伤害道义，只图眼前利益会损害原则。子产颁布新法而受到不少流言的责难，但是实行新法尽管案件刑狱增多，却遏止着了邪气。如果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丧失了真情慈仁，就会受到舆论的抵制而无法实施。在成功的治国之道下，应该是，工匠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农夫不惜劳力、努力耕种，士人不隐居避世，官吏不犯法乱纪。这些就好比撒置网，抓着了网绳就能张开所有的网眼。舜、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基，是由于尧传位给舜，舜再传位给禹；尧为舜创立了基业，舜又继承宏扬了这基业，而这些基业都是从小的方面慢慢积累起来的。这就像他们在家为正妻做出表率，又示范于兄弟，再影响传播遍整个国家，这样天下也就形成了好风气，好习俗。所以，兵器知道大的，就能推知小的，对人来说则是从小处就可知道他的以后。君子治世之道，看似近处也无法控制，低处也登不上去，可是却无所不能容载，无事不能胜任，越久越显伟大，越远越显崇高。要掌握这种治世之道，不能求助于别人，而只能从自身做起。离开自己而求之于人，那就离它太远了。君子快乐有余而名誉不足，而小人则是快乐不足而名誉有余。看看他们之间的有余和不足，就能知道他们间的差距。内心形成情感而不吐露、有真情而不流露在外，这种情况还没听说过。君子考虑的是义而忽略的是利，而小人贪求的是利而不顾义。孔子说：“子予说同样是哭，有什么不一样。我对他说：‘子予，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奈何得了我呢！尽管他们的哭是一样的，但哀哭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呀！’”所以哀和乐触及侵入人的感情是多么地深呀。有些人想池子，另些人又想将池子填上，这些人并不一定存心想折腾百姓、劳役民众，只是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而搞出的乱子。这就说明每人都具有的意愿和情感是一样的，但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尧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修养德行，终于达到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贪心不足郁闷不乐而导致死亡，还不知后世人在讥笑自己。

凡人情，说其所苦即乐，失其所乐则哀，故知生之乐，必知死之哀。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人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嫚生乎小人，蛮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天下弗能遏夺。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金锡不消释则不流刑，上忧寻不诚则不法民。忧寻不在民，则是绝民之系也；君反本，而民系固也。至德，小节备，大节举，齐桓举而不密，晋文密而不举。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齐桓失之乎闺内，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照惑者以东为西，惑也，见日而寤矣。卫武侯倨谓其臣曰：“小子无谓我老而赢我。有过必谒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论者也。

大凡人之常情是这样的：解脱了痛苦的事便快乐，丧失了快乐的事和物就感到哀伤，所以知道生的欢乐，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对于坚守道义的人是不能用利去诱骗他的，对于勇敢的人就别想以恐惧来威胁他，就像对饥渴者不能用空罐子来蒙骗他一样。人的贪望多了，道义就会亏损；忧虑多了就会损害智慧，畏惧多了就会伤害勇气。傲慢蛮横产生在小人身上，不开化的蛮夷都是这样做的；善良仁慈产生在君子身上，这些美德可与日月争光辉，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遏止改变它。所以达到大治的国家的国君喜欢的是使国家赖以长治久安的美德，亡国的国君喜爱的是致使国家灭亡的东西。铁矿物不能溶化成液态，就不能浇入模子，君主的忧思不诚恳就无法规范民众。忧思的不是广大百姓的事，也就无法和民众取得联系。君主如能返归到治国的根本，那么与民众的联系就牢固了。君主最好的德行是既注重大节，也不忽略任何小节。齐桓公注重大节而不注意小节，晋文公与此相反，是不注意大节而注重小节。所以晋文公宫内的事处理得很好，但和各国的国际关系处理得不好；齐桓公对内宫的事处理失误，但对本朝朝政治理得很好。水朝低处流而越积越浩淼，君王如能谦恭下问便能聪明。君王不争抢下属大臣职责分内的事，这治国的道路就通畅了。管夷吾和百里奚策划国家大事成功，是在于齐桓公和秦穆公能听取采纳他们的主张。告诉迷路者时将东当成西，因为自己还没弄清楚，到太阳出来才醒悟过来。卫武侯对他的下属大臣们说：“年青人不要看我年迈而以为我不中用，就让我这样衰败下去。你们还是要发现我的过错，并给我指明。”这说明卫武侯虽然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年迈了，但他却不认为自己老迈力衰，还能做到年老而不放松对自己的德行修养；而能做到年老不松懈修养自己的德行，也就离通晓生存和死亡道理不远了。

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为之，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凡万物有所施之，无小不可；为无所用之，碧瑜粪土也。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力表者，未之闻也。君子时则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不时则退，让之以义，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饿死首阳之下，犹不自悔，弃其所贱，得其所贵也。福之萌也绵绵，祸之生也分分。福祸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圣人见其始而知其终，故传曰：“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

人不能从无中创造出些什么，但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但没有能力决定最终事情的成功。人只能顺应天理做事，并由天来决定成功。人一辈子为善行善，但没有天时条件就行不通；人一辈子为恶行恶，但没有天时条件就不会灭亡。所以行善行恶，取决于人本身；但是福是祸，则不是由人所能决定的。因此君子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所能做的事罢了。人本性秉赋于天；而命运，就要与你所逢的世道时运一致起来。有才能而遇不上好世道，这就是天命。姜太公有何力量？比干又有何罪过？他们都由各自秉赋的特性而实行自己的志向，但一个得利、一个遇害。追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是各有各的做法，而能否达到自己的理想则在于天命。所以君子能为善行善，但却不能一定得到幸福；同样，不忍心做恶事坏事，但也不是一定能避免灾祸。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叶。根不健壮而枝叶却繁茂，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有道之世，是将人给予国家；无道之世，是将国家“送”给他人。尧统治天下时忧虑没有解除过，后来将政权平安移交授给舜后，忧虑才解脱。忧虑缠身时尧毫不松懈地坚守君位，最后又乐于将君位传授给贤人，始终不将天下的利益占为私有。凡物都是有用的，没有什么东西因小而不能用的；如果不懂得它的用处，那么碧玉也会成粪土。人之常情，总是对祸害力求挑小的，而对利益好处总力图捞大的。所以同样味道的熟肉，人总是喜欢吃大块的肉，那一定是个觉得大块肉好吃的人。同拜一个老师而又能超群的学生，那一定是一个以学习为快乐的人。不乐意去做一件事，却能做得好，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君子处世，碰到好时运好机遇便进取，凭着道义得到重用，这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庆幸的。世道不好时运不好就避开，避开也是符合道义，又有什么不幸可言！所以伯夷饿死首阳山，也并不后悔，因为他抛弃了他所鄙贱的东西，而保持了他所认为可珍贵的东西。幸福萌生时是相当细微，如游丝；灾祸初发之时也是相当微弱，如尘埃。因为祸福萌发之时总是细微不明显，所以百姓忽略不当一回事，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见微知著，预见事物的未来，所以古书中说到：“鲁国送楚王的酒不如赵国献的酒醇厚，可赵国邯郸反而被楚军包围；华元宰羊慰劳部队，因忘了多舀点给御手，结果被御手出卖，遭郑军擒捉而危及宋国。”

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故楚庄谓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无一焉。吾无以与女。”可谓不逾于理乎！其谢之也，犹未之莫与！

英明的君主实行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符合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无功劳的人，便不给予赏赐；违背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便不加惩罚。所以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的人接受我赐封的爵禄，有功的人接受我赏赐的田宅。 而这二条没有一条符合，所以我无法赏你。”楚庄王的这些话可以称得上不违背常理呀！楚庄王拒绝了共雍的邀赏，没有赏赐给他任何东西，但给了他一种要争取获赏的勉励，也算是一种赏赐。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惭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乐也，不知其所由然。

周代达到道治标准，殷商政治是好的，好的政治又未必能达到道治的标准。具有至德水平的圣王是不会满足于行的通的政治，也不会只限于只要是“好的”能问心无愧就够了，他是蕴怀着德而遵循着道，能使君民融洽愉快而臣民却不知这快乐是君王给的。

有国者多矣，而齐桓、晋文独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而三王独道。君不求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弥远，而后世称其大。不越邻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礼可为也，而莫能夺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怀也。

占据天下，拥有君位的君王是够多的了，但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出名；泰山上留有的古代七十二个帝王祭坛，但只有三王为人称颂。君王不对臣下提出苛烦的要求，臣下也不凡事依托君王。从自己身边的每件小事做起，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后世的人也会称颂他的伟大，这样不出家门就能成就事业、彰显光明，当然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境地。所以殷高宗之子孝己在被流放中仍坚持礼节，一般的人也能做到这点，但无法能超过他的美名，这是因为一般的人无法拥有像孝己这样的胸怀和境界。

义载乎宜之谓君子，宜遗乎义之谓小人。通智得而不劳，其次劳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劳，古人味而弗贪也，今人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于其美得也。金石丝竹助而奏之，犹未足以至于极也。人能尊道行义，喜怒取予，欲如草之从风。

行为适宜而充满义节的是君子，贪图私利而忘乎义节的是小人。具有智慧的人有所获得而不辛苦，次一等的人是辛劳但不劳累不堪，再次一等的人是终身劳累痛苦而又不愿辛劳。古人品尝滋味而不贪食，今人贪食而不懂品尝，制作歌乐来修饰一般的声音，但是修饰出来的音乐还是难以达到教化的作用，就是配上金石丝竹协助演奏，还不足以达到教化的最高境界。使人们尊崇道、实行义，那么改变他们的喜怒、取予情，就像草随风倒一样容易。

召公以桑蚕耕种之时弛狱出拘，使百姓 皆得反业修职；文王辞千里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若夏就絺绤，上车授绥之谓也。

周朝召公在养蚕、耕种的季节里放宽刑狱、将在押犯释放出来，使百姓都能返回家园从事农业生产；周文王让出千里封地，以此作为条件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所以圣人办事处事，均能做到进退不失时机，这就如同夏天换穿葛衣、上车拉着绳索一样自然而然。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老子拜商容为师，商容张开嘴吐出舌，使老子从中领悟到“守柔”的道理；列子向壶子学习，从形影相生，形亡影不伤的现象悟出“持守为后”的道理。所以圣人不处事物之先，然而却能控制万物，这有点像堆积柴薪，后放的却压在先放的上面。

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

人应该以基本的道义去爱人，用善良正直的语言去团结人，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强盛自己。所以，如果德泽恩爱施布广泛，这威力就遍及深远；如果缺乏仁义，想用武力镇服人的作用就很小了。

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猨狖之捷来措。故子路以勇死，苌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险者不得履绳，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贯冥冥入于昭昭，可与言至矣。

吴国产的铃铎因为发音响亮而终被自己的铎舌撞破，蜡烛油灯因为能照明而终将自己熔尽销毁。虎豹因有美丽的皮毛而招来射杀，猿猴因为敏捷而招刺杀。所以子路因为骁勇而死于卫国的战争，苌弘因为智谋聪慧而被杀害。这些人都是能依靠智力去认识事物，但却不能做到虽有大智而自知之明。所以走在险道上的人是不能走直路的，穿过深山老林的人总要走不少弯路，夜间行走时眼睛看不清，只得伸出双手摸索着行进。事物各有它适宜的范围，聪明有时也未必有用处。人如果是通过黑暗迷惑而达到光明悟醒的，是可以和他谈论至道的。

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晖目知晏，阴谐知雨，为是谓人智不如鸟兽，则不然。故通于一伎，察于一辞，可与曲说，未可与广应也。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大政；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缨。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谕人心不可及也。简公以懦杀，子阳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于律者，其清浊一也。绳之外与绳之内，皆失直者也。

鸟鹊筑巢知道风向而选择合适的位置，水獭建穴是根据水位的高低来决定的，雄鸩叫鸣将预报天要放晴，雌鸩鸣唱将预报天要下雨。从中就可知人的智慧不如鸟兽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鸟兽出于身体本能的“聪明”总是有限的。所以只是通晓一种技艺、只能分辨片言只语的真伪，这样的人只能与他说些浅陋的道理，而不能与他作广泛的应对。宁戚敲击牛角而悲歌，感动了齐桓公，被齐桓公任命为大田官。雍门子以哀歌使孟尝君悲从心起，流下眼泪以至打湿帽带。悲歌、痛哭对一般性的人来说是都会的；但一发悲声就能使人听了动真情，那就要有精诚的感情才行。所以唐尧、虞舜的治国方法可以仿效，但他们用情感化人心的效果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齐简公因为懦弱而被陈成常杀害，子阳因为施行猛政而遭劫难，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得其道的原因。所以唱歌如果不合音律，那么他的歌声就会变得清浊不分；墨绳不能切中、三点一线，就不能取直。

纣为象箸而箕子叽，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见所始则知所终，故水出于山入于海，稼生乎野而藏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

纣王用象牙筷而使箕子哀叹不已，并预感到纣王的贪欲将导致国家灭亡；鲁国用木偶人殉葬使孔子心痛叹息，诅咒不仁者将绝子绝孙。所以圣人看到事物的征兆就能预知到事物的结局。发源于高山的江河流水必定要注入大海，庄稼长在田野，最后一定会归入贮藏到粮仓。正是圣人看到事物如何生成，就将知道事物会如何归宿。

水浊者鱼崝，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

河水混浊鱼儿就会口露出水面喘气，法令苛繁百姓就会混乱，城墙陡峭必定会崩溃，堤岸高峻必定崩塌。所以，商鞅制定苛法而招致自己被肢解，吴起施行酷法而遭车裂。

治国譬若张瑟，大弦（纟旦），则小絃绝矣。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是故前有轩冕之赏，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素修正者，弗离道也。

治理国家好像调琴瑟，大弦绷得太急则小弦就会断绝。所以一味勒紧缰绳，不断挥动鞭子的人，不是一个能驾御千里的御手。能够听得见的声音，传播不过百里地；而没有响声的声音，可以传遍四海。所以，俸禄已远远超出他的贡献的人，就必定会受到伤害；名过其实的人也必定会受到蒙蔽。如果贡献和品德合乎实际再加上与之相适的名誉，一般性来说，祸患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他头上。人有噩梦缠身，就无法胜任正常行动；国有恶事先见之徵，就无法胜任善政的实施。所以前面放着高官厚禄的赏赐，是不可以靠无功来获取它的。后面有严刑峻法，也不可能因无罪而蒙受诛罚。你平时修身养性保持正直纯洁，做一个正派人而不偏离正道，就会相安无事。

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沈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君子不以为小的善事不值得做而就舍弃它，因为小善积累起来也就能成为大善；也不以为小的坏事做做也无妨而去做，因为小恶积累起来也就成为大恶。所以说，羽毛堆积到一定程度也能将船压沉，很多轻东西放在车上也能将车轴压断，所以君子是绝对禁止自己做微小的坏事的，这就是平时说的君子谨戒于微细之处。做一件令人愉快的好事还不足以形成美德，但坚持做好事，日长势久就能形成好的品德；做一件令人悔恨的坏事还不足以败坏品德，但经常做坏事就会成恶棍。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善政美德，受千秋万代人称赞，夏桀、纣王的恶行暴政，遭千年万代人唾骂。

天有四时，人有四用。何谓四用？视而形之，莫明于目，听而精之莫聪于耳，重而闭之莫固于口，含而藏之莫深于心。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而心致之精，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驳者霸，无一焉者亡。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德弥粗，所至弥远；德弥精，所至弥近。君子诚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诚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与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胜欲者昌，欲胜情者亡。

天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人有四种可用的器官。何谓四种有用的器官呢？一是眼睛，没有什么能像眼睛那样明察秋毫；二是耳朵，没有什么能像耳朵那样听得那样精确；三是嘴，没有什么能像嘴巴那样闭守牢靠；四是心，没有什么能像心那样深含莫测。眼睛能看清事物的形状，耳朵能听清事物的声响，嘴巴能说出真情话，而心则能达到精妙的境地，这样万物的化育变化便全能被掌握了。国家的领域是靠德政来扩展的，君王的尊严是靠德政来提高的，这是上等的治国之道；而国家的领土是靠义来扩大的，君主的威望是靠义来提升的，这是次一等的治国之道；国家的领土是靠武力强权来扩张的，君王的威严是靠武力强权维持的，这是下等的治国之道。所以治国之道纯粹是德治的可以尊奉为王，治国之术驳杂的可以称霸为王，而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的只能是亡国了。过去伏羲、神农两位圣王治理天下，凤凰都飞临皇室的庭院；夏禹、商汤、周文王管理天下时，凤凰能飞临皇室的大门口；周朝以后，凤凰飞到郊外的湖泽中。这正是君王德行越粗糙，凤凰飞临的地方越远；君王的德行越精粹，凤凰飞临的地方越亲近。内心具有仁爱的君子，施恩于人时是仁爱的，就是不施予人也是仁爱的；内心根本不具备仁爱的小人，就是施小恩小惠于人也是不仁爱的，如不施予人就更不仁爱了。君子自己身上有的善行美德，也像别人身上有的善行美德一样，因为他能感染别人，这就是君子仁德盛大的地方。所以崇高情操战胜贪欲则昌盛，贪欲战胜情操则丧亡。

欲知天道察其数，欲知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勿撄，万物将自清。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审一时者，不可与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无形者也。

要想知道天道，就要观察天道的运行；要想知道大地之道，就要观察大地上所种植的物类；要想知道人之道，就要考察人的欲念。不必惊慌也不用恐惧，万物自会自生自灭；不去骚扰也不要触犯，万物自会清静安宁。只看到事物一角一隅的人，是不能和他讨论万物的变化的；只关注一段短暂时间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天地之大的。白天月亮不露脸，黑夜太阳不露头，所以是“日不知夜，月不知昼”；尽管它们都能给人间带来光明，可是都无法兼容对方的功效，唯有天地才能包容万物。而能包容天地的，又只能是无形的道。

骄溢之君无忠臣，口慧之人无必信，交拱之木无把之枝，寻常之沟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未短，本伤则枝枯。福生于无为，患生度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秽生于弗耨。圣人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蒙尘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发，祸由己生。圣人不求誉，不辟诽，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今释正而追曲，倍是而从众，是与俗俪走，而内行无绳，故圣人以己而弗由也。

骄横霸道的君主不会有忠臣，信口开河乱许诺的人不会讲信用。缠绕而长的藤类树木长不出一握粗的枝干，狭小的水沟不会有能吞舟的大鱼。根浅的树木必然是长出短的树干；根如受伤则枝叶也就枯萎。福来自于无为，祸生于多欲；灾害来自无防备，荒芜是因为没除草。圣人为善行善唯恐赶不及、防备祸患唯恐避不开。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涉水过河又想不打湿脚，这种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会胡乱埋怨人的，知天命者是不会胡乱埋怨天的。幸福由自己创造，灾祸是自己招惹。圣人是不追求赞誉，也不逃避非议诽谤，他立身正道，所以各种邪气无法兴起，奸邪自然平息。如果放弃正道而追求邪曲，背离正确而随波逐流，这就是与世俗同流合污，失去行为准则，所以圣人是返回原秉有的本性不随俗同流。

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

原本纯粹的道，如加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使之有形迹可寻，就不算是最纯最好的道了。最纯粹的道是品尝起来清淡无味，看上去无形无象无迹，并且无法用言语传授给他人。

大戟去水，亭历愈张，用之不节，乃反为病。物多类之而非，唯圣人知其微。

大戟草可消除水肿、亭历草能消除肿胀，但如果使用不加节制，反而会加重病情。世界上的事物有很多是看上去相似，而实际上则不同，这些只有圣人才能分辨出其中的细微差别。

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为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

善于驾御的人心中不会没有马的印记，善于射箭的人是十分注重弓弩的，善于为人君的人是不会忘记他的臣民的。诚心诚意地爱护臣民，并且为他们谋利益，那么天下人就会归顺追随。如果既无爱心又无利益，就是亲生儿子也要背叛他的父亲。

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

天底下有最珍贵的东西，但它绝对不是权势和地位；有最大的财富，但它不是指宝石、金子；有最长寿的，但不是说活到一千岁；回归本性道体，就是最尊贵的，适情知足就是最富有的，明白生死之分就是最长寿的。

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伎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圣人也。

说话没准，行为反复无常，这是小人；能明察事理，精通某种技艺，这算中等之人；兼容覆盖一切，无所不能，并能度量人的才能后决定如何运用的人，才称得上是圣人。

卷十一 齐俗训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得到这种天性叫做德。天性丧失以后才崇尚仁，道丧失以后才崇尚义。所以仁义树立起来也就说明道德蜕化。礼乐制定施行也就说明纯朴散逸；是非显示反而使百姓迷惑，珠玉尊贵起来致使人们为之互相争夺。所以说，仁义、礼乐、是非、珠玉这四者的产生，说明世道衰落，是末世所利用的东西。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为义者，布施而德。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搆而多责。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土积则生自宂之兽，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材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参孝已之美，而生盗跖、庄蹻之邪。故有大路龙旂，羽盖垂緌，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楗、逾备之奸；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故绣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

礼原本是用来区别尊卑、分别贵贱的；义原本是用来协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关系的。但今天讲礼节的人，外表恭敬而内心嫉恨；讲义理的人，施舍他人却希望得到回报。君臣之间互相非难，骨肉之间互相怨恨，这样就失去了原本提倡礼义的目的和意义，反而使人们因结怨而互相责难。水积聚得深广就会产生能互相吞食的大鱼，土堆积成山则会产生互相伤残的猛兽，礼义的制定和施行则会产生伪善君子。尘土飞扬、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过河涉水却不想打湿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远古时代，人们混沌幼稚不知“东南西北”，憨厚质朴无虚伪表情，言词诚实而不夸夸其谈。他们衣着朴素只求保暖，兵器迟钝无需开口，歌谣直抒欢乐不用婉转修饰，哭泣只为表达悲哀故无需故意放声。他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大家无需用美物来互相赠送以笼络感情，也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馈赠。亲戚间不互相毁谤也不互相赞誉，朋友间不互相怨恨也不互相感恩。但一到礼义产生，有了货物财产的价值观念后，这欺诈伪善就产生了，诋毁赞誉就纷纷兴起，怨恨感恩就结伴而行了，于是也就有了曾参和孝己的所谓“美德”，也就产生了盗跖、庄的所谓“邪恶”。所以是，有了绣龙、垂缨伞盖的大车和结驷连骑的马车，也就有了翻越墙壁、撬门入室、盗墓翻墙的偷窃奸恶行为；有了穿锦绣衣服的人，也就必定有了衣冠破烂不堪的人。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低互相依存、长短互相形成的道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夫虾蟆为鹑，水虿为鹑，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夫胡人见黂，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也。故不通于物者，难与言化。

虾蟆变成鹌鹑，水虿变为蜻蜓，这是不同类之间的变化。也只有圣人知道这之间的变化的道理。胡人看到粗麻，不知道可用它来织布；越人见到毳毛，不知道可用它来制作毛毡。所以不能通晓物性的人，就很难和他来谈论变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炮烙生乎热斗。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圣人不以为民俗，广厦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鼋鼍之所便也，人人之而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猨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誋，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眼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夫明镜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奴革，牺牛粹毛宜于庙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由此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夫玉璞不厌厚，角(角乔)不厌薄，漆不厌黑，粉不厌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则均，其用一也。今之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常者也。譬若舟、车、楯、肆、穷庐，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 “不上贤”者，言不致鱼于木，沈鸟于渊。

以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分别受封后见了面，太公问周公：“你打算怎样来治理鲁国？”周公回答说：“尊敬尊长，亲爱爱人。”太公说：“鲁国从此要衰弱了。”周公问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样来治理齐国呢？”太公说：“我要举荐贤能，崇尚功绩。”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有被篡夺弑杀的君主。”从那以后，齐国一天天强盛，一直到齐桓公称霸，传二十四代时国政被田氏篡夺；而鲁国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国。所以《易经》上说：“踩在深秋的薄霜上，便就知道结硬冰的寒冬就快到了。”圣人就是能从开头细微的迹象预见到事物发展的结果。所以，酒糟堆积成山肇始于用象牙为筷，炮烙之刑肇始于用熨斗烙人。子路救起溺水者而接受主人答谢的牛，孔子对此事评论说：“鲁国一定会兴起助人为乐的好风气。”子赣用钱财赎救出奴隶而不接受官府的钱财，孔子对此事评论说：“鲁国再也不会有自己掏钱财来赎救人的事了。”子路接受谢礼而能鼓励人们修养善德，子赣推辞赏钱却停止了人们行善。孔子之所以伟大，是能从小处看到大处，从近处看到远处，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真是一位通晓事理的圣人。由此看来，廉洁也有它所适用的范围，而不可不分场合机械地推行。所以上述讲到圣人行为要齐同当时当地的礼俗是有道理的，这样可以处事更随顺。同样，圣人应按能力将事处理得更缜密一些，这样办事也可更容易些。反过来说，如装出一副矜持、以虚伪的廉耻模样来欺惑世人，行为上又自视清高、违背民俗，这些行为，圣人认为不是一种齐同习俗的行为。高大的大厦、开阔的房屋、相通相连的房，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鸟儿飞入以后，就会感到忧虑不安；高山、险阻、深林、草丛，这是虎和豹的乐园，但人进入以后，就会产生畏惧；山涧湖泊、渊潭重泉，这是鼋鼍自由翔游的地方，但人一旦跌入其中就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这是人喜欢的乐曲，但鸟兽闻之就会受到惊吓而逃跑；深溪峭岸、大树长枝，这是猿猴喜欢的地方，但人一旦攀登上去就会感到心惊肉跳。这正是形殊性异，人类引以为快乐的，鸟兽则以为是哀悲的，鸟兽以为安全的，人类则认为是危险的。好在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亮，才使万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处其宜、各为其能。所以，愚者也有他的长处，智者也有他的不足；木柱是不可以用来剔牙的，发簪是不可以用来撑屋的；马是不宜驭物的，牛是难以追速的；铅不能用来铸刀，铜不能用来制弩；铁不能用来造船，木不能用来制锅。这正好说明事物各有它所适宜的范围，只有将它们放在适宜的地方，才能发挥它们的有用性，而在它们的有用性这点上来看，它们又是一致的。所以对物不能说长道短、厚此薄彼。明镜用来照人是再好也不过的，但将它放在甑里用以蒸食物，其功效就不如炊箅；牺牛毛色纯一，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是再合适不过了，但用它来求雨，就不如神蛇了。由此看来，事物无所谓贵贱，如从它们的有用性、可珍贵这一点来断定它们的贵重，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如抓着它们的无用性、低贱性来判断它们的低贱，那么就没有什么不是低贱的。对于玉璞，人们希望它越厚越好，对于角，人们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样，对于漆，人们不会嫌它黑；对于粉，人们不会嫌它白。这四样东西，人们对它们的要求完全相反，但当人们急需用到它们时，就有用性来说又是一致、一样的。这就好比裘和蓑，对人来说哪一件更急需？这要看情形而定，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而一进屋室就用不到蓑衣。这是因为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它们的更替使用。这也就像船、车、楯、肆、穷庐本来就有它们所适宜的地方一样。所以《老子》说“不要崇尚贤能（即不要有意识创导某种东西）”的意思是说不要将鱼赶到树上、把鸟沉到深渊。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出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风之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缘。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其所守也。

所以尧帝治理天下，是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任命禹为司空，主管工程建筑；任命后稷为大田，主管农业；任命奚仲为工师，掌管百工。尧帝就是这样，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让住水边的从事渔业，让住山林的从事林业伐木，让住川谷的从事牧业，让住平原的从事农业。各种地方均有适合它的行业，各种行业又有适合它的器械工具，各种器械工具又均有它的适当用途，各种用途又有适合使用器械的人。湖泽地区的人编织鱼网，捕鱼捉虾；丘陵地带的人耕种田地，生产衣食。这样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换回自己所没有的物品，用自己能够生产的物品去换回自己不会生产的物品。因此，离叛的人少而听从的人多。这就好像将棋子和弹丸倒撒在地上，圆形的滚入低洼处，方形的停留在高处，它们各自有了自己的适宜安稳归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如同疾风吹过箫管，忽然振动空气，使长短不一的竹管发出高低、清浊不同的乐音。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就不愿舍弃而去打洞；貉与豪猪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就不愿离开再去攀援树木筑巢建窝。万物都不会避开对自己有利的、而去接受对自己有害的东西。所以会有邻国居民互相张望、鸡犬之声相闻、足迹无须踏进邻国、车辆不必达到千里、人民各自按本性舒适生活的状况。所以混乱的国家好像很兴盛，政治安宁的国家好像很空荡；将灭亡的国家总感不足，长存的国家总觉得有余。空空荡荡，并不是人烟稀少，而是人们都在各自持守着他们的本职；兴盛热闹，并不是人丁兴旺，而是人们都在离开本职追求末业。觉得有余，并不是财富特别多，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有限和节制，浪费的事也很少发生；感到不足，并不是说国家财物匮乏，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大且无法控制，浪费的事也经常发生。所以先王的法典，并不是他们凭主观创造出来的，而是他们因循事物的规律制定出来的；他们的禁止、惩罚的措施，也不是任意编造的，而是在严格遵守某种客观实际而设定的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芜秽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休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也，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譬若陇西之游，愈躁沉。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于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

万物的生存发展，不在于万物本身，而取决于土地；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而取决于人；同样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调治的是欲念，而摒弃欲念不在于消极地压制欲念，是在于对性情的修养；修养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而是想达到“德”的要求和境地；达到“德”的境地还不是最高的境界，能与道体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追究一下人性的发展变化，可以知道，人性变得杂乱污浊而不清净洁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尘的污蒙。羌、氐、僰、翟，他们生出的婴儿哭声相同，但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只能通过翻译才能互相通话，离开翻译就不能沟通，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养和习俗的不同。由此看来，衣饰礼仪风俗，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受外界的影响后形成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简，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会沉下去，这是因为经过砍削破坏了竹子中空的特性。金属物入水便沉，但将它们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会随船飘浮水面，这是因为金属物有了船的依托所致。原本洁白的绢绸，用涅染过便变黑，原本黄色的绢绸，用朱砂一染就变成了红色。人的本性本来清正无邪，但长期处于坏的习俗中就会濡染而改变，一旦改变也就遗忘掉了原本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围的人群合拍了。所以说，日月总是想发光明的，但浮云遮盖了它；河水原本应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浊了它；人的天性应是平和的，但欲念扰乱了它。正因为这样，只有圣人能抛开外物的诱惑而归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东西南北，在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极星后才醒悟。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能够发现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不会丧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发现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会在外 物的诱惑下迷乱。就好像陇西之游，越急躁越沉重。孔子对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虽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这说明孔子是一个懂得返归根本之“道”的人。如果放纵贪欲而丧失本性，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就更危险，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败。所以不懂“道”的人，是没办法返归本性的。

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中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玺之抑植，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故尧之举舜也，决之于目；桓公之取宁戚也，断之于耳而已矣。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其乱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听失于诽誉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矣。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故水击则波兴，气乱则智昏。智昏不可以为政，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而勿失，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体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声留传后世，德泽遍及四海。所以凡办事处事，一定先要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能正确处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样，按端正了，留下的图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所以，尧举荐舜，取决于尧用眼睛对舜的观察，齐桓公任用宁戚，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倾听。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出可以抛弃术数只凭耳目就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那么就一定会出大乱子。要知道凭耳目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欢歌也会流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面对欢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样。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丧失，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说明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珍贵啊！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无天下之委财，而欲遍赡万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故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故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其于养，一也。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踦，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哭得精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强做出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说明礼物的丰厚不足以反映爱心，而赤诚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感动而归顺。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各异，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三苗人束发，羌人领口打结，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各异，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一致的。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在这里，古今礼节尽管不同，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尊崇君王、爱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表现出对子孙相当慈爱，对父辈却相当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这又是谁教它们的？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带系宝剑，但照样威名天下。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习俗，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裸体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恲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悲哀抱于情，葬埋称于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于适，诽誉无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蹀《采齐》《肆夏》之容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筦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埋足以收敛盖藏而已。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容颜上的流露。正因为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就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说明，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硬是制定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欢乐，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物、扰乱政事，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让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禹视察江南死后埋于会稽山，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故明主制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以覆形，从典坟，虚循挠，便身体，适行步，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眥之削。带足以结纽收衽，束牢连固，不亟于为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

所谓“义”，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现在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这就好像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礼仪就像做衣裳，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规即可，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不必讲究绣上什么别致的花纹图案。所以说，制定礼义的根本要求，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故圣人裁制物也，犹工匠之斫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离之散之，已淫已失，复揆以一，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其转入玄冥，其散应无形。礼义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

所谓“明”，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说能认识自己。所谓“聪”，不是说能听见声音，而是说能倾听自己的心声。所谓“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自知之明。所以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修养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道”如能与你身心融合，那么凭着它就能视察清晰，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凭着它就能言论公正，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所以圣人处理事物，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良厨分解牲畜，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大的则壅塞而不入，小的则空落不严实。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越折腾越离谱。圣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如，处置有序；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质朴。整合而为道德，离散而为仪表。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散应一切而不留痕迹。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灾而已，夫有孰贵之？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上积薪，择丘陵而外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插，知三年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徵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故狐梁之歌可随也，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辩士言可听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这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

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这就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再用红色丝线缠扎起来，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非常庄重地迎送它们。但等到使用过它们之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所以，在舜的时代，有苗不归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战争讨伐，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选择丘陵高处居住。武王讨伐纣王时，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海内还没安定下来，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禹时天下洪水成灾，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库，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代和客观情况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今天如果只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这就好像只赞美牛而非难马一样，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而根据时世的变化而制定的礼法，再用于变化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如不变化礼法，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所以调整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更换。所以说是“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圣人是根据世道来制定法规，随应时代来治理国家。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代社会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而应该是效法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而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能够根据时世变化而不断变法，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之所在。所以，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掌握的；古代圣人的法规是可以观摩的，但他们制定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可爱惜珍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术。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却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遨游于玄眇境地，与上天相通而成仙。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成仙之道，只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掌握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要想腾云驾雾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渺视万物，齐生死和同变化，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观照事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作伴。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只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清静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得十把利剑，不如掌握欧冶的铸剑技术；得百匹骏马，不如掌握伯乐的相马技术”。

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字，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所，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桀纣之所以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故剞劂销锯陈，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埵坊设，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规矩钧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无絃，虽师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则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若夫工匠之为连釠，运开、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写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故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玄妙的“道”是无法度量的。所以天是圆的，而没有什么圆规能够度量它；地是方的，而没有什么方矩能够丈量它。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称做宇。道在宇宙间，但不知它的具体所在。所以目光不远大者，是不可以和他谈论大的；智慧不宏大者，是不能和他谈论道的。以前冯夷得了道后便潜入河中成河神；钳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仑山成仙人；扁鹊靠着道来治病，造父凭着道来驾御车马，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靠着道成了能工巧匠。在这里，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用道是一致的。秉受了道而通晓万物事理的人，彼此间是不会产生矛盾和非议的，这就好像用同一个水塘的水来灌溉农田一样，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现在屠宰牛而制作牛肉，有的做成酸的，有的做成甜的，煎熬烧烤，做出各种各样醇美之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条牛。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有的做成棺，有的做成柱，剖开锯断，做出各式各样的木器，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树木这原料。所以百家的言论，旨趣相反，但合乎道理是一致的，这就好比丝竹金石各种乐器合奏乐曲，曲子和弹奏不管怎样变换，但它们都不可能脱离曲谱和乐曲本身。同样，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了解马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典籍尽管有差异，但他们都得民心是一致的。所以商汤推翻夏朝以后则用夏朝的基本法规，武王推翻殷朝以后则用殷朝的基本法礼，夏桀和殷纣王用这些礼法导致灭亡，而商汤和武王则凭着这些礼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各种雕刻的工具，没有优秀的工匠来用它处理木材，还是白搭；有了各种冶炼铸造的设备，没有灵巧的工匠来用它铸炼金属，还是不行。屠牛吐一早晨宰杀九头牛，可是他的刀还是能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刀刃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掌握牛体骨骼的规律，使用刀时根本不会碰到骨节，游刃有余。至于那些规矩钩绳，只是发挥技巧的工具，而它们本身并不会产生技巧。所以说，瑟如果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高明乐师也不可能弹出乐曲来；但如果光有瑟弦，又不能使人悲伤。所以，瑟和弦只是弹奏悲曲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悲曲。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种机械，其中有明暗机关，错综连通，进入到神奇莫测的境地，运用心神和手的配合来使用工具，根本不须用眼睛去接触具体物件，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就是父子相传也是不可能的。盲乐师靠想象观察事物，运用乐舞的形式来表达它们的神态，配合乐曲的节奏，这种出神入化的技术，即使做兄长的也无法传授给弟弟。现在一般人都用水准仪器来测准水平，用墨绳来测定直线，如果不使用这些仪器来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会的技术了。所以叩击宫音而另一只的宫弦也就随之应和起来，叩击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随着应和起来，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如果改调成一种与宫、商、角、徵、羽不相对应的音调，当弹奏起这种音调时，另外的同一音调的弦照样会产生应和现象，其中的奥妙道理是无法用言语传授的。所以说虚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而一旦进入到这种静寂的状态，那就什么细微的声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已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群臣失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或 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扢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若转化而与世竞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故终身隶于人，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故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于免矣。

天下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世人各自以自己的是当成是，把自己的非当成非。他们所认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由此看来，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是“是”，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就是“非”，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所以，追求“是”（正确）的人，不真是在追求真理，而只不过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东西；寻找“非”（错误）的人，不真是在剔除错误，而只不过是在排除违逆自己心意的东西。所以说，违逆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符合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难。最正确的“是”是不存有错误的，最荒谬的“非”是无正确可言的，这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如果“是”在此是对的，而在彼则是“非”的；如果“非”在此是错的，而在彼则是“是”的，这就叫或是或非，是非相对。这种是与非，只适用于一隅、部分；而真正的“是”与“非”则适用于整个宇宙。现在我想选择对的（“是”）来遵循保持它，确定错的（“非”）来避开它，可又不知道世人说的是与非，到底哪是“是”，哪是“非”。《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像烹制小鱼 一 样”。这意思是说，为政宽和的人不会老去翻搅，他懂得翻搅过多会搅烂小鱼的；而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罢休，别的什么也不管。晋平公讲话不妥，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平公说：“算了，别补了，留着它可以记着寡人的过失。”孔子听到此事后，说：“平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想要用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来鼓励群臣的进谏。”但后来的韩非却作这样的评价：“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在纵容过失。以后平公之所以不能称霸就是由此引起。”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一位宾客，宾客离开后，宓子贱对他的门客说：“你引见的宾客有三条过失，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这就是傲慢无礼；第二在谈话中不称我老师，这是违背师道；第三他和我交情浅却无话不谈，这是说话没有分寸。”但门客却这样说：“他看到你便笑，这是恭敬而平和；谈话中不称你为师，这说明他通达；交情浅却无所不谈，这说明他忠厚。”那位宾客的容貌举止就这样，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志趣投合，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若是继母做这件事，看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但由旁观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从高处城墙上看 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器具不同造成的。现在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这就好像躲避下雨，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你经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是一般人所羡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转动运行千里，运转于无穷无尽的境地。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告诉他东西南北，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转动，一辈子为人所奴役，没有片刻的宁静。而圣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归本性，以不变之“道体”应付万变之世界，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奴役的境地。

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镬，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不汙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放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騕褭、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象矣。燃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噣，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在治世，人们坚守本职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礼仪也容易实施，人们间的债务也容易偿还。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官也不兼任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其职，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农夫们在一起谈论劳动力之强弱，士人们在一起讨论德行的高低，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术的精巧，商人们在一起交流生意经。是时，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夫没有白费的劳动，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商人没有亏损的买卖，各行各业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各种特性特点都被用得恰到好处，所以此时人性无贵贱优劣之分。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具体的形状种类不同，如改变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就会乱套；丧失他们应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而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圣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况，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使人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能够先知先觉、深谋远虑，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精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种技巧。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工作；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分析坚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种学说；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仪器来测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身也别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马能一日千里，但这千里路，一般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而以“道”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而乱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责难弄得窘困万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奸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所以谚语这样说：“鸟到穷困时会啄敌，兽到穷困时会触顶，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钩，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殳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叔，诛管叔，克殷残商，把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于势之变也。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为天下显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四駃騠，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处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于行而谨于时。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戆，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处，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所以同样的一种取舍，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乱世而得以大显身手，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无桀纣那样的乱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宫代行天子职权，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诛杀作乱的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刚，而晋文公先刚后柔，可他们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国君想用他为相，颜阖不愿意，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物。鲁君也没有追究他的违逆行为。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更何况颜阖自身呢！世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而对同时代也具有的这种圣贤人都不知道爱崇他们，这倒不是现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所以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所以能建立功绩事业的人，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而今的世俗观点是，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能的标准或尺度，以战胜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以为遭灾的必定愚笨，认为死于节义的必定愚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种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优劣和贤愚。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将谁使正之？曾子曰：“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渊藏。”故所趋各异，而皆得所便。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鹈胡饮水数斗而不足，鳝鲔人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宿也。各乐其所安，致其所踱，谓之成人。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乐意以直行尽忠来为节义献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但他们就是乐意用高洁的品行远离尘世以绝世俗，所以他们不接受高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们就是羞于因外物搅乱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但他们就是乐意忠诚赤胆，为主人献身，所以不留恋人间生活。今天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了；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从伯夷的角度来看管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爱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乐，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优劣？所以曾子这样说：“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鸟听了高飞而去，鱼听了藏入深渊。”这说明行动各不相同，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过孟诸泽时，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鹈胡饮水数斗都不够，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智伯拥有三晋还不满足，林类和荣启期衣衫破烂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由此看来，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责难和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损害自己；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逃避的；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一切；而珍爱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将这些相比较而论，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假使让圣人来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飞鸟习惯筑巢而栖息，狐狸习惯洞穴而歇宿；在这里，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各人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就算是完人。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低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 ，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成荆无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黼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梁、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萧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挐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

盛世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工匠技艺没有淫巧的成分；事务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而乱世就不是这样。饰伪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抬高身价，施行礼义的人互相虚伪造作；车辆极力雕琢，器物竞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并把它们当作宝贝；以文辞互相诋毁的人纠缠于冗长烦琐的事中而自以为聪明。官吏们互相争吵诡辩，将政务工作久拖而不处理，这些对治理国家毫无益处；工匠们处心积虑要制作奇异的器具，累月经年才完成，却不适合于使用。所以古代神农的法令这样说：“成年男子如果不从事耕种，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年轻妇女如果不从事纺织，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冻。”因此神农自己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人作出了榜样。神农教导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贵难以得到的货物，不要过分器重无用的物件。所以那时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种不可，否则将要饿肚子；女子非得勤奋织布不可，否则将无法遮蔽身体；有余和不足，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自身；丰衣足食，邪奸就不会产生，大家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参那样的善人没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荆这样的勇士没有地方好显威武。而衰败的社会风俗完全不同，大家凭着智巧而弄虚作假，矫饰各种无用的器物，有意珍贵远方的奇货，珍惜难以得到的财宝，却不积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风被破坏得乱七八糟，纯朴的民性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牛马被关进栏圈后也没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颠倒，清澈变混浊，人们就像风中蓬草，被刮得飞扬躁乱；忠诚信义的品德流失殆尽，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于是社会出现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丽的花纹图案来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猪、面米细粮和 各 种 风味小吃来满足人的食欲；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等乐器来淫荡人的耳朵；又以讲究礼仪形式、各种流言蜚语来搅乱人的心神。这样，百姓被搅得纷扰狂乱，日夜为利益奔波追逐，人变得烦躁浅薄，礼法和道义相违，德行和利益冲突，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十个管仲也无法治理好。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條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世之间；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未反本，由是发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

富人的车辆外用彩绣的车衣围裹，马则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装饰，车上的帷幕和褥垫都配用绣绘丝织品，各种色彩交错着，无法形容它的华丽。而穷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绳，吃豆类食品，喝凉水来填饱肚子，以便能熬过酷暑；冬天则穿着破烂的羊皮衣，粗布衣袍无法遮蔽身体，只得蹲在灶炉口取暖。所以同是编入户籍的人，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别，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这真的使人无法比较和言说。那些凭着奇异技巧、伪诈歪邪门道的人，却能在世上过着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灾患，在这种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要想使人民摒弃末业、返归农业根本，这就像掘开了水源却又堵塞了水流一样。社会有意导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农民弃农从工，妨碍了农业生产；社会讲究服饰秀美，必然致使妇女精于刺绣，也必然妨碍了一般意义上的纺织业。这农事荒废、纺织受损，必然会有饥寒出现。饥寒一旦降临，人们能不触犯法令和禁令，这是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故仕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武遁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怯者死行，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沉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孤、上高丘，轻足先升，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况亲戚乎！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身危则忘其亲戚。而入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人，身体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

所以说人的仁或鄙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个人行为，人得利或受害取决于天命而不取决于人的智力。败军中的士卒，一旦败下阵来，连勇敢的也跟着败逃，这时将领统帅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胜军的队伍，一旦获胜，连胆怯的也会跟着冲锋陷阵，拼死前进，生怕赶不上趟。所以江河决堤，一乡的父子兄弟弃亲人而不顾，各自逃命，争先恐后跑上高坡山丘，腿脚灵便的先上去，也不顾别人；盛世太平的时候，人们心平气和，看到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同情相助，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见，自身安稳，恩情就会施及邻国，躁乱的自私心态也会随之消失；反之如自身处在危难之中，就会连亲人都不顾，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帮助解救了。正在忙于游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手脚都忙于划水，没有空闲时间。被火灼伤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因为他自己受伤疼痛万分。由此推出，人民丰衣足食就会互相谦让，而人民衣食不足就会互相争抢。互相谦让则礼义产生，互相争抢则暴乱兴起。过路人敲门讨水喝，主人没有不给的，因为有的是水。在山林中柴薪难以出售，在湖区鱼虾不易出让，因为这种地方有的是这类东西。所以说物质丰富了，人们的贪欲会减省；要求得到满足，争夺的事就会止息。秦始皇时代，有人宰食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物财不足；当今刘家执政，独身男子也能收养孤儿，这是因为财物富裕。所以，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没有什么物质利益能驱动他去做坏事；但如世道混乱，君子都会做越轨之事、犯法之事，这时法令也无法制止他。

卷十二 道应训

太清问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 “子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太清又问于无始曰：“向者，吾问道于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太清问无穷：“你知道‘道’吗？”无穷说：“我不知道。”太清又问无为：“你知道‘道’吗？”无为回答说：“我知道‘道’。”太清又问：“你所知道的‘道’也有特征吗？”无为接着回答：“我所知道的‘道’有它的特征。”太清问：“‘道’的特征是怎样的呢？”无为回答：“我所知道的‘道’可以弱也可以强，可以柔也可以刚；可以阴也可以阳，可以暗也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也可以应对无穷。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道’的特征。”太清又对无始说：“刚才我问无穷有关‘道’的问题，无穷说：‘我不知道。’我又问无为，无为说：‘我知道。’我又问：‘你能说出它的特征吗？’无为说：‘我能说出它的特征。’我说：‘这特征是怎么样的呢？’无为回答说：‘它是可以弱也可以强，可以柔也可以刚；可以阴也可以阳，可以暗也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也可以应对无穷。这就是它的特征。’这样的话，你是否能回答无为知道和无穷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呢？”无始回答说：“说不知道的恰 恰说明他知道的深奥，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的肤浅；说不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了它的实质，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只知道它的外表；说不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了它的精粹，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只知道它的大概。”太清听后仰天叹息说：“这么说来，不知道的却是知道，知道的却是不知道。谁晓得知道的却是不知道，不知道的却是知道呢？”无 始接着说：“‘道’是不可闻的，能听闻到的就不是‘道’；‘道’是不可见的，能看得见的就不是‘道’；‘道’是不可言说的，能言说规定的就不是‘道’。谁晓得生成有形物体的是无形的‘道’？”所以《老子》说：“天下人都知‘善’之所以‘善’时，也就会显出不‘善’来。”所以说“智者不言，言者不智”。

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谁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谓也。

白公问孔子：“人可以密谋吗？”孔子不回答。白公又问：“假若像石头一样扔到水里，怎么样？”孔子说：“吴越地区善于潜水的人可以把它捞起来。”白公又说：“假若像水一样泼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菑水和渑水汇合一起，但辨味专家易牙能尝辨出来。”白公于是说：“这么说来，人就根本不能和他们密谋了？”孔子说：“怎么说不可以啊！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就可以和他密谋呀！但话又说回来，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你不去和他说，他也会明白。”争夺鱼的人没有不湿衣服的，追逐野兽的人没有跑得慢的，他们并不是乐意这样做，而是利欲之心驱动他们这样做。所以，最高妙的话是不说出来别人就已领悟，最好的行为是不做什么却能样样成功。那些才智浅薄的人才会去争夺那些枝末小利（才会想到与人密谋这样末流的事）。白公就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所以导致最后因事败走投无路而自缢于浴室之地。所以《老子》说：“言论有宗旨，行事有根据，因为人们无知顽钝，所以也不理解我说的道理。”这无知顽钝的人说的就是白公啊。

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已成而示诸先生，先生皆善之。秦之惠王，惠王其说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惠施为魏惠王制定国家法令，制定出来后拿给德高望重的各位年长儒生征求意见，儒生们都称赞法令制定得好，惠施于是将法令上呈给魏惠王，惠王十分高兴，拿去给墨煎看。墨煎说：“很好。”惠王说：“既然法令制定得好，那么就拿出去颁布实行了吧？”墨煎说：“不行。”惠王说：“好却不能颁布实行，这是为什么？”墨煎说：“如今那些扛大木头的人，前面的呼喊‘嗨哎’，后面的也同声应和。这是人们在扛举重物时为鼓劲而唱喊的歌声。现在难道没有郑国、卫国那样的高亢激越的乐曲？有的，但就是不用它，这是因为它不如那种号子歌声来得适用。同样，治理国家，在于礼法的实际内容和有效性，而不在于这法令的文辞修饰如何。”所以《老子》说：“法令越详明，盗贼就越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田骈以道术说齐王，王应之曰：“寡人所有，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为材。愿王察其所谓，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己。虽无除其患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此老聊之所谓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问者，齐也。田骈所称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

田骈用道术游说齐宣王，齐宣王回答说：“我所拥有的是齐国。你向我说的道术难以消除当前齐国的祸患。所以我倒希望听到一些好的治政高见。”田骈回答说：“我说的道术尽管不直接涉及政事，但可以运用到政事。这就好比说树林里没有成材的树木，但它可以培育出好的树木，供人们使用。所以希望大王能仔细考察我说的话的旨意，能否从中领悟出些能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来。虽然我说的道术中没有关于消除齐国祸患的内容，但是天地之间、六合之内都可以用‘道’来陶冶变化，那你齐国的政事又何足道呢？这就是老子说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像你大王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齐国，而我田骈所说的也不过是树木的培育而已。而实际上树木比不上树林，树林比不上雨水，雨水比不上阴阳，阴阳比不上中和之气，而中和之又怎么比得上这‘道’呢！”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义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不能为人，又无以自力，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也，何以异于果之爱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白公胜取得楚国的政权后，不肯将府库内的粮食和兵器分发给民众。七天以后，石乞进见白公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不义之财，又不肯将不义之财布施给民众，我看祸害必定会降临。既然不肯布施给民众，不如用火一烧了之，千万别叫人家利用这些东西来害我们。”白公胜不听。到了第九天，叶公子高从方城攻入楚都，立即将府库里的财物和兵器分发给民众，依靠民众的向心力攻打白公胜，等到第十九天就彻底打败白公胜。这国家本不该白公胜所有而白公胜却想占有它，这可以说是最贪婪的了。不能为他人着想和谋利益，又无能耐保住自我，这可以说是最愚蠢的了。白公胜的吝啬，与枭鸟爱养其子最后被长大的枭子吃掉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老子》说：“执持盈满，不如作罢；锤尖太细，难保长久。”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阏于曰：“无卹贱，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异日，知伯与襄子饮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 曰能为社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谿。”

赵简子选中庶子无恤，即以后的赵襄子为继承人，董阏于说：“无恤低贱，现在选立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呢？”赵简子回答说：“无恤这个人，以后一定能为国家忍辱负重。”后来有一次智伯与赵襄子一起饮酒，智伯趋着酒兴向赵襄子头上猛击一掌，赵襄子手下的人请求杀了智伯，赵襄子却说：“先君立我为继承人时说我将会为国家社稷忍辱负重，却未曾说过我好杀人啊！”过了十个月，智伯举兵将赵襄子包围在晋阳，赵襄子分兵出击智伯军，大败智伯，并剖开智伯的头颅作壶器。所以《老子》说：“虽然知道什么是刚强，但却谨守柔弱。甘心处于天下的低卑处。”

齧缺问道于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视，天和将至。摄女知，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继以雠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实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无心可与谋。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达，能无以知乎？”

啮缺向披衣问“道”，披衣说：“端正你的形体，集中专一你的视觉，这样天然和气将降临。敛藏你的智慧，端正你的思虑，神明就会留宿在你心中。德将为你显得更美，道将留居你身上。你将纯朴得像新生的牛犊，不探求所有事物的缘由。”披衣的话还没说完，啮缺还是像先前那样显得目光呆滞不言不语。披衣唱着歌而离去，说：“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真实地知道了天道，不以智巧故作矜持；看上去混混沌沌毫无心机，不能与他谋议什么，那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老子》说：“悟彻明白事理，能不使心机（智）掺杂其间吗？”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取尤人、终人。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劲构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赵襄子派兵攻打翟国获胜，夺取了尤人和终人两座城镇，使者前来报告赵襄子，赵襄子正准备吃饭，听后露出忧虑的神色。他身边的人看到后就说：“一个早上就攻下两座城镇，这是人们所高兴的事。现在您反而显得忧愁，这是为什么呢？”赵襄子回答说：“长江黄河发大水，也不过三天就退下去了；狂风暴雨，太阳当头照，也都是片刻的现象。现在我们赵氏的德行没有积累多少，而这么轻松夺取两座城镇，衰败也大概会接踵而来了吧？”孔子知道此事后说：“赵氏将要昌盛了。”取得胜利后反而忧虑、反思，这恰恰说明会进一步取胜和昌盛；而为了一点胜利就沾沾自喜则说明非但不会进一步取胜，还会导致失败。取得胜利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保持胜利。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能保持胜利，并将所缔造的胜利果实传给后代。而历史上的齐、楚、吴、赵四国都曾战胜过诸侯，称霸过天下，但最终都走向衰亡，这是因为四国君主都不懂如何保持胜利果实的道理。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果实。孔子的力气大得能拉开城门的门栓，但他却不愿意以力大而著称；墨子善于守御攻城，这种技术连公输般都不得不佩服，但是墨子就是不愿意以善于用兵而出名。所以，善于保持胜利的人，尽管处于强势，但却表现出柔弱，以防止物壮则老。所以《老子》说：“道体虚空，但它的作用无穷无尽。”

惠孟见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说者，勇有功也，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孟对曰：“臣有道于此。人虽勇，刺之不入；虽巧有力，击之不中。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击之而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意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意也。夫无其意，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心，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对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 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之者。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此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盂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胜寡人也。”故老子曰：“勇于不敢则活。”由此观之，大勇反为不勇耳。

惠孟拜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猛有力的人，不喜欢那些讲仁义的人。你这位客人对此有何高见指教我？”惠孟回答说：“我这里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功夫：再骁勇的人也刺不进你的身体，再有力的人也击不倒你。大王难道不想具有这种功夫吗？”康王说：“好。这种功夫我倒想听你介绍介绍。”惠孟于是接着说：“刺你而刺不进身体，击打你而击不倒你，但这还是使受刺击的你感到是一种侮辱。我这里的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本事：再骁勇的人不敢刺你，再有力的人不敢击打你。但不敢刺你，不敢击打你，不等于他没有这种想刺击你的意图。所以，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品行：使别人就根本没有这种想伤害你的意图。但是没有这种想伤害你的意图，不等于说他就有一种爱护你、使你得利的心。由此，我这里再有一种道术，能够使你有这种德行，即别人非但没有伤害你的意图，还无不欣喜愉悦地爱你，使你得利。这种德行要远远超过勇武有力，在这四种情况中属于最好的一种。大王难道不想获得这种德行吗？”康王听后说：“这正是我想获得的。”惠孟接下说：“孔子、墨子就是具有这种德行的人。所以，他们尽管没有任何领地但却成为众人敬仰的精神领袖，他们尽管没有任何官职但却能 成为人们的主宰。天下男男女女无不伸长脖子踮着脚跟仰望他们、并希望他们平安幸福。今天你大王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如果你真有孔墨这样的德行，那么，全国范围内的人、包括你自己，都能得到利益，这不比孔墨强多吗？”听了之后，宋康王无话可答。惠孟出去之后，宋康王对身边的人说：“这位客人很会说话，他的辩说使我十分佩服。”所以《老子》说：“勇于柔弱就不会陷于死地。”由此看来，大勇反而成了不勇了。

昔尧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尧、舜、武王于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故人与骥逐走则不胜骥，托于车上，则骥不能胜人。北方有兽，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后，趋则顿，走则颠，常为蛩蛩駏驉取甘草以与之，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负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伤其手。”

过去尧帝的辅佐大臣有九个人，舜帝的辅佐大臣有七个人，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尧帝、舜帝和武王跟他们这些辅佐大臣相比，并不具有辅佐大臣那样的本事，但却能相当轻松地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尧、舜、武王都能善于充分利用各人的能力。所以人和千里马赛跑是跑不过千里马的，但乘坐在由千里马拉的车子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北方有一种兽，名叫“蹶”，前肢短如鼠脚，后腿却长如兔，快步走就会叩倒，跑起来就会跌倒，常常为善走而不善觅食的蛩蛩駏骢采摘甘草，但反过来如“蹶”碰到祸害时，蛩蛩駏骢就会背着“蹶”逃跑。这二种兽都以自己的长处能力来帮助、弥补对方的短处不足。所以《老子》说：“那些硬代替工匠去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自伤其手的。”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赫对曰：“臣之所言不可，则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无割。故致数舆无舆”也。

薄疑拿着王道之术游说卫嗣君，卫嗣君对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千乘小国，希望先生能拿治理小国的方法指导我。”薄疑回答说：“大力士乌获能举起千斤重的东西，又何况这一斤重的东西呢？”杜赫拿着安邦天下的方法游说周昭文君，周昭文君对杜赫说：“我只希望学习安定周朝的具体方法。”杜赫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安邦方法不管用，那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定周朝了；如果你认为我说的安邦方法可行，那么周朝就自然会安定。这就是所谓的认为不能安邦的方法恰恰是可以安邦的。”所以《老子》说：“用大道治理天下无所伤害”，“所以过多地计较称誉不称誉反而得不到称誉”。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赣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受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鲁蹻不复赎人于诸侯矣。”孔子亦可谓知礼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魏武侯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其独以亡，何故也？”对曰：“数战则民罢，数胜则主桥，以骄主使罢民，则国不亡者，天下鲜矣。 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于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鲁国的法律规定，鲁国人中有给诸侯作臣妾的，可以将他们赎身为平民，所需的赎金可以由国家的金库来支付。子贡从别的诸侯国那里赎回了作臣妾的本国人，但回来后推辞不受国库的赎金。孔子知道后说：“赐这样做就不对了。圣人做事情，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的行为所起的教化作用能够影响到后世，并不是自以为品行高尚就行了。如今我们鲁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赎回了臣妾而拿国库的赎金和奖金，自然会被人们看轻，认为是不廉洁。但问题是，大家都赎回了臣妾后不接受赎金和奖金，以后谁还会去赎人呢？由此也可推知，鲁国将不会再有从诸侯那里赎回臣妾的人了。”事情也正如孔子预料的那样。所以说孔子也可以算得上一个懂得事物变化发展的人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能观察细微的叫做‘明’。”魏武侯问李克：“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李克回答说：“屡战屡胜。”武侯问：“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气，吴国偏偏为此而灭亡，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李克解释说：“经常打仗，百姓必然感到疲惫不堪；而屡战屡胜必然导致君主骄傲；让骄横的君主去指挥役使疲惫的百姓，不亡国这样的事情是很少见的。君主骄傲就会放肆，放肆纵欲就会穷奢极欲；百姓疲惫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多了就会去动足脑筋谋求摆脱疲惫痛苦，以致会用到谋反的手段。这样上下都将事物推向极端，吴国现在才灭亡已经算晚的了。吴王夫差就是因为这个才败在越王勾践手下，自杀身亡的。所以《老子》说：“功成名就，引身告退，这才符合天之道。”

宁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 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效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及至，从者以请。桓公赣之衣冠而见，说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问之而故贤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也，以人之小恶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上也。”凡听必有验，一听而弗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合也，权而用其长者而已矣。当是举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以便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穷困得没有办法去齐国见桓公，于是给去齐国经商的商人赶运货车，晚上停宿在齐国都城外。这时，齐桓公去郊外迎接客人，打开城门后，随从让宁戚赶的那辆车回避到一边去；桓公一行人所举的火把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而随从的人又很多。在车旁给牛喂草料的宁戚看了后，悲从心中起，于是敲击着牛角唱起悲凄激越的歌曲，桓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悲曲，情不自禁地拍着仆人的手说：“奇妙，那唱歌的人一定是位不寻常的人。”于是命令随从的车将宁戚载返回去。到了朝廷，随从人员就宁戚的事请示桓公。桓公赐给宁戚衣裳和帽子，并接见了他。宁戚拿治理天下的道理游说桓公，桓公听了后大喜，打算任用宁戚。大臣们纷纷规劝：“这位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我们齐国不远，君王你不如派人到卫国去查访一下，如查访的结果说明宁戚是位贤者，再任用他不迟。”桓公说：“不妥。去查访他只不过担心他有什么小毛病而已；而因人家的小毛病却忽视人家的大优点，这正是贤明君主失去天下士人的原因。”大凡听一个人说话，必定会产生某些心理反应；如与人谈话一次后，便不再去深究其人的底细，这正说明这人的言谈投合听者的心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再说，人无完人，只要经过权衡认为说话者的长处能发扬就行。在这件事上，桓公做对了，因此他果真得了一位人才。所以《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宇宙间的四大，而王居其中之一。”这是说君王应像天地大道那样包容一切。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无以财物为也。”大王禀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弗为。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翟人奚以异？且吾闻之也：不以其所养害其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大王禀父可谓能保生矣。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故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大王亶父住在邠的时候，翟国人经常来侵扰。于是大王亶父拿着皮革、布帛和珍珠玉石赠送给翟国人以求和好太平，但翟人不肯接受，说他们要的是地盘而不在乎财物。大王亶父向百姓解释说：“和人家的兄长一起生活而杀死他的弟弟，和人家的父亲一起生活而杀害他的儿子，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出的。大家都好好地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吧！当我的臣民和当翟国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况且我听说了，不能因贪得养生之物而伤害性命。”于是大王亶父拄着手杖离开了邠地，百姓们成群结队地跟随着他离去，后来在岐山下建立了周朝。大王亶父可称得上保重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也不因财物而伤害自身；即使贫贱，也不因为贪利而拖累形体。现在有人从祖先那里接受了爵禄，就生怕会丧失，而对来之不易的生命却轻易地抛弃，这难道不糊涂吗？所以《老子》说：“看重自身而为天下人，有这种美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爱惜自身而为天下人，有这样美德的人可以将天下寄托给他。”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怨乎！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故 “用其光复归其明”也。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楚王曰：“寡人得立 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 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中山公子魏牟对詹何说：“我虽身处江湖过着隐居避世的生活，但心中还是老惦记着朝政，我该如何办才好呢？”詹何回答说：“就珍惜生命吧！能珍惜生命也就能轻视利欲。”中山公子魏牟又说：“我虽然知道这个重生轻利的道理，但还是无法战胜这名利的欲念。”詹何回答说：“你不能自制欲念，那么就听其自然、顺随它。听其自然、顺随它，你的精神就不会出毛病。反过来，你既不能自制欲念，又要勉强压制不愿顺随，这才会受到双重损伤；如受到这双重损伤的人就不会长寿。”所以《老子》说：“知道保持平和纯厚之气的道理叫做‘常’，懂得这种‘常’的称为‘明智’。纵欲贪生就会有灾殃，欲念支配淳和之气就会逞强。”因此，运用涵蓄着的“光”，返复到观察细微的“明”。楚庄王问詹何：“怎样才能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明白修养自身，而不知道怎样治理国家。”楚庄王又说：“我现在能够登位为君执掌朝政，希望学习一些持守国家的方法。”詹何于是接着说：“我还没有听说过自身修养得很好而国家却乱哄哄的事例呢！我还同样没有听说过自身不修养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例呢！所以治国之本在于治身养性，我不敢以一些枝末的内容来回答您。”楚庄王听后说：“说得好。”所以《老子》说：“修养好自身，他的‘德’就会纯真。”

桓公读书于堂，轮人研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者何书也？”桓公曰：“圣人之书。”轮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读书，工人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所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一位做车轮的工匠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手中的椎子和凿子，问齐桓公：“君王您正在读的是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的书。”这位叫轮扁的工匠又问：“这位圣人还活着？”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轮扁马上说：“那您读的只能是圣人的糟粕了。”桓公听了，一下变了脸色，怒道：“我读圣贤书，你这工匠凭什么讥笑我？你说出理由来也就罢了，如说不出理由来，就处死你。”轮扁不慌不忙地说：“好的，我说出道理来。我试试拿我做车轮的体会来说说这其中的道理：如果榫头大，榫眼开小了，就会涩滞安不进去；如果榫眼开大了，榫头做小了，太松滑动不牢。不松不紧，得心应手，达到神妙境界的技术，我无法传授给我的儿子，而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学到这技术；所以我尽管年逾古稀、年老无力，但还得亲自做车轮。由此可见，圣人的话中如果有高深神妙的精华，但由于不能言传，所以也必定会随着圣人死去而带走，而只有那些可以言传的糟粕留下来。”所以《老子》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从前，司城子罕辅佐宋君，一次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均取决于君王施行赏罚。这爵禄的赏赐，是人民所喜爱的，就请您国君亲自执掌；那诛杀刑罚，是人民所怨恨的，就由我来担当这角色。”宋君听后说：“好。我受百姓赞美，你受百姓怨恨，这样一来我知道诸侯们就不会嘲笑我了。”但实际上宋国人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后，大臣们就亲附子罕，百姓们都畏惧子罕，不到一年时间，子罕就将大权旁落的宋君杀掉而篡夺了宋国的政权。所以《老子》说：“鱼不可脱离池渊，国家的‘利器’不可随便让人知道。”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王寿背着书走路，在周国的大路上碰到隐士徐冯。徐冯说：“人的行为应随变化而变化，变化产生了时机。所以识时务者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为。书记载着人的言论，言论当然出自智者，但有智慧的人是不藏书的。”王寿听了徐冯的开导说后将自己的藏书全部烧掉，然后轻松地手舞足蹈起来。所以《老子》说：“议论太多，反而使人无所适从，自己也会感到困惑，所以不如持守虚静之道。”

令尹子佩请饮庄王，庄王许诺。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楚国的令尹子佩请庄王饮酒，庄王答应了。于是子佩在强台这个地方准备了酒席，但庄王又不肯前往了。第二天子佩赤着脚拱手站在殿下，问朝南坐的庄王：“先前君王答应出席酒宴，但又不践约前往，我想大概我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庄王回答：“我听说你将酒席设在强台。这强台是南望料山，靠近方皇湖，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淮水，这样好的自然环境能使人高兴得忘掉死的悲哀。像我这样德行微薄的人是无法消受这种欢乐的。我还害怕去了以后会留连忘返呢！”所以《老子》说：“不去看或不去接触那些能惹人之欲望的事与物，以致使人的心神不散乱。”

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无礼焉。厘负羁之妻谓厘负羁曰：“君无礼于晋公子。吾观其从者，皆贤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晋国，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厘负羁遗之壶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国，起师伐曹，克之，令三军无人厘负羁之里。故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

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经过曹国，曹国君对他很不礼貌。这时，厘负羁的妻子对厘负羁说：“我们的国君对晋公子重耳相当不礼貌。但我观察到跟随重耳公子流亡的几位都是贤人，如果这些人能帮助重耳公子回到晋国执掌朝政，必定会讨伐我们曹国的。你为何不乘现在先给晋公子重耳施加恩德呢？”于是厘负羁遵照妻子的话给重耳他们一壶稀粥和璧玉。重耳他们接受了稀粥而将璧玉退回给厘负羁。等到重耳他们返回晋国并执掌朝政后，就发令讨伐曹国，在攻克曹国以后，特地命令三军不许侵扰厘负羁所居住的里巷。所以《老子》说：“委曲反能保全，屈就反能伸直。”

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国破身亡，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果禽之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亲之，故霸中国。

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失败，国家破残，人民伤亡，自己又被围困在会稽。这时勾践是内心愤恨、胆气豪壮，激情豪气像涌泉，训练选拔士兵，决心赴汤蹈火与吴国决一雌雄。但经过大臣文种的劝说，以屈辱条件和吴国达成协议，勾践亲自为吴王作臣仆，妻子为吴王作奴仆；又亲自执戈为吴王牵马开道，经过这样多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在干遂将吴国打败，并擒获吴王夫差。所以《老子》说：“柔可以胜刚，弱可以胜强，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谁能够亲自实施。”而越王勾践亲自去实行了，所以他最终称霸了中原。

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围之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故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赵简子死后还没落葬，中牟的守将就叛变投靠齐国了。赵襄子将父亲简子下葬料理停当后，第五天发兵征伐中牟城，但包围还没完全合拢，中牟城的城墙突然自行倒塌十来丈，赵襄子下令鸣金收兵。军吏们劝谏说：“君王亲率兵马征讨中牟守将的罪行，城墙自行倒塌，这说明老天爷帮助我们去讨伐这些天理难容的罪人，为什么我们要撤退呢？”赵襄子解释道：“我听叔向说过：‘君子不该在自己有利的形势下去欺凌别人，君子也不该在别人处险境时去逼迫他。’所以让他们将城墙修好后我们方开战进攻吧！”中牟城内的守将听到赵襄子这番如此仁义的话后，便请求投降。所以《老子》说“正因为不与别人争，所以天下也没有人能争得过他”。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儋緾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 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的年纪很大了，你的同族的子弟中有可以派去相马的人吗？”伯乐回答：“一般的良马，可以凭马的外貌骨架来识别。但真的要识别天下难得的良好，就得注意到马身上存在着的若隐若现的神韵，就不能光注意到马的形体和骨架。像这样的马，真是绝世超尘，奔驰如飞，不留痕迹。我的儿孙和弟子，都是下等人才，可以相一般的良好，但没有相千里马的功夫。我倒有一位在一起打过柴的朋友，叫九方堙，此人相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让我来引见给您君王。”秦穆公于是接见了九方堙，并让他外出寻找千里马去。三个月以后，九方堙回来禀报秦穆公，说：“我已找到一匹千里马，在沙丘那个地方。”秦穆公问：“是怎么样的马？”九方堙回答道：“是一匹黄色的雄马。”秦穆公派人去沙丘牵马，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雌马。秦穆公不高兴了，召来伯乐责问：“败兴得很。你那个朋友相马连毛色和雌雄都分不清，又怎么能相千里马？”伯乐听后叹息说：“九方堙的相马术竟到了这种神妙境地？正说明他的本领要超出我不知多少倍。像九方堙这样的相马术，相的是马原本所赋有的内在灵性和实质。他正是相中了马的内在精华而忘却了马的外表粗疏，他看到的是马的素质而不强调马的外形。九方堙只注意应该注意的地方，而那些不重要的地方，他根本不去注意它；他只强调应该强调的地方，而那些不必注重的地方，他根本不去强调。像他这样的相马术，本身就比千里马珍贵。”这马经过骑试，果然是千里马。所以《老子》说：“最直的好像是弯曲的，最灵巧的好像是笨拙的。”

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问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也。”屈子曰：“将奈何？”吴起曰：“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闻之，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闻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闻之：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惑吾王之数逆天道，戾人理，至今无祸。差须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吴起任楚国的令尹，一次到魏国去，对流亡魏国的屈宜咎说：“君王还认为我很贤能，任用我做楚国令尹。先生试试看我吴起怎么样来做好这个令尹。”屈直咎问道：“你打算怎样做呢？”吴起说：“我打算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精心训练军队，等待机会和各国争霸天下。”屈直咎说：“我屈直咎听说过，以前善于治国的人是不改变原有的制度和常规的，你吴起今天要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和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这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和常规。我屈宜咎又听说：‘激怒是违逆天德的事；兵器则是杀人的凶器；而争斗又是该抛弃的。’你现在阴谋策划违逆天德的事，又好用兵器，并挑起人们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最大的倒行逆施。再说，你先前任鲁国的将领，不应该动用鲁军打齐国，而你却以打败齐国来满足你的意愿。你又指挥过魏军，做过魏国西河郡守，本不应该动秦国的脑筋，而你却使秦国不敢东犯魏界，这样又实现了你的志愿。我听说过，不危及别人，也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祸害。我现在就感到纳闷，我们的君王屡次违逆天道，背弃人理，怎么至今还没遭受灾祸。唉！这灾祸可能正等着你呢！”吴起听了后惊惧地问：“还可以改变吗？”屈直咎说：“已经形成的局势无法改变。你不如现在真心实意地做些敦厚仁慈的事，或许能有所改观。”所以《老子》说：“不露锋芒，超脱纠纷，敛和光耀，混同尘世。” 

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三击之。”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代也。”夜还师而归。老子曰：“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晋国讨伐楚国，连续推进九十里地还不停止。楚国的大夫们请求楚庄王与晋国正式交战，楚庄王说：“先王在世时，晋国不敢征伐楚国，现在到了我执政，晋国却不断地征伐楚国，这说明我存在着错误。怎么能让诸位大夫跟着我蒙受屈辱呢？”众大夫说：“前朝的大臣在世的时候，晋国不敢进犯楚国，现在轮到我们当大臣了，晋国却敢进犯我们楚国，这是我们群臣的罪过啊！请君王下令反击晋军吧！”楚庄王听了难过得低头而泣，泪水都沾湿了衣襟，起身揖拜各位大夫。此事被晋国人知道后议论说：“楚国的君臣争着承担过失的责任，而且楚王还很谦恭地对待大臣，这样的国家我们不可继续征伐下去了。”于是晋军连夜撤兵回国。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的屈辱，这才配称国家的君主。”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谁为君乎？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矣。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韦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奚以知之？”对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赏，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岁，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请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宋景公的时候，荧惑星停留在心宿的位置，景公很害怕，召见太史子韦询问这件事：“荧惑在心宿，这是怎么回事？”子韦说：“荧惑是表示上天惩罚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正因为这样，所以灾祸将要降落到君王身上。虽然如此，但可以将灾祸转嫁到宰相身上的。”宋景公说：“宰相是任命来治理国家的，把死转移到他身上，不吉利。”子韦又说：“那可以转嫁到百姓身上。”景公马上说：“老百姓都死光了，我当谁的君主？我倒情愿我自己一个人死了。”子韦又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接着话题说：“年成是百姓的命根子，年成不好闹饥荒，百姓必定没活路，做人君的让百姓的死来换取自己的性命，那还有谁要我做君主？好了，我的性命也注定要完结了，你也不必再说转嫁灾祸的事了。”子韦听了这话后，起身转向北面，对景公行了个大礼说：“我谨向你表示祝贺，苍天在上能听到人间的一切，君王刚才讲了做人君的应该如何对待臣民的三条原则，上天也必定会给你三个赏赐，今晚荧惑星一定会移动三舍（心、氐、房），你也必定会延年二十一年。”景公不解地问：“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子韦说：“你讲的做君主的三条原则，所以上天也必有‘三’赏，荧惑星移动三舍，每移动一舍就经过七个星座，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能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我愿爬伏在陛阶下等候着，如果荧惑星呆在原处不移徙，我情愿替君王去死！”景公说：“可以。”当天晚上，荧惑星果然移徙三舍。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祸殃的，才配做天下的君王。”

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记，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故曰圣人之处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是谓袭明。”

从前，公孙龙在赵国的时候，对弟子们说：“一个人如果无技能，我是不会和他交往的。”这时，有位身穿粗布短衣，腰际索着粗麻绳的客人来见公孙龙，说：“我能大声呼喊。”公孙龙回头问弟子：“我门下可有能大声呼喊的弟子吗？”弟子们回答：“没有。”于是公孙龙说：“那么就让这位客人入我门下吧！”几天以后，公孙龙带着弟子前往燕国游说。到了黄河边，看到渡船在河对岸，便叫那位能呼喊的弟子呼喊摆渡船上的艄公，此人只呼喊一声，渡船便摇了过来。所以圣人处世，不拒绝每一位有一技之长的人士。这也就是《老子》说的：“人没有无用的人，物没有废弃的物，这就叫做含藏着的聪明智慧。”

子发功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子发辞不受，曰：“治国立政，诸侯入宾，此群之德也。发号施令，师未合而敌遁，此将军之威也。兵陈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故辞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楚将子发率军攻打蔡国，胜利而归。楚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子发，封给他百顷良田和执圭的爵位。子发推辞不接受，说：“治理好楚国的国政，使各诸侯都来楚国朝拜，这是君王的德行所致；发号施令，军队还没会合上去敌军就逃跑了，这是将军的声威所致；兵卒上阵打败敌军，这是百姓的力量所致。利用百姓的功劳而取得爵禄，是不仁义的。”因此子发是坚持推辞不接受。所以《老子》说：“功成业就而不居功夸耀，正因为不居功，所以这功绩也就不会泯灭”。

晋文公伐原，与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军吏曰：“原不过一二日将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与大夫期。尽而不罢，失信得原，吾弗为也。”原人闻之曰 ：“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闻，亦请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晋文公征伐原邑，和大夫们约定三天攻克。但打了三天，原人还没投降，于是文公依约下令撤兵离去。身边的军官们就说了：“再坚持一、二天原人就会投降了。”文公说：“我当初不知道原邑不可能三天内攻克，但我与大夫们约定三天内攻克，现在三天已过，如果继续攻下去，就会失去信用，这样既使得到原邑，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的。”这事被原人得知了，说：“有这样讲信用的君王，还不投降干什么？”于是纷纷投降。温邑人听说原人投降，也就请求投降了。所以《老子》说：“深远幽昧之中，却有它的精质；这精质非常真诚，真诚中有它的诚信。”所以“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取尊敬，美好的行为可以超越众人”。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 相，则能长自给鱼；此明于为人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公仪休担任鲁国的国相，非常喜欢吃鱼。全鲁国的人都向他献鱼，公仪休一律谢绝不收。他的弟子劝他说：“先生你喜欢吃鱼，又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你收下了别人送的鱼，就有可能被君王罢免相位，这样反倒吃不到官府供给的鱼；不接受别人献的鱼，也就保着了相位，反倒能长期吃到官府提供的鱼。”这位公仪休真算是懂得为人也为己的人。所以《老子》说：“置自身于最后，结果反而能占先；置自身于度外，结果反而能安存。这不正是由于他没有私心？所以能成就他的私心。”换一种说法是：“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

狐丘的一位老人对孙叔敖说：“人有三件容易招怨恨的事情，你知道吗？”孙叔敖说：“哪三件？”老人回答说：“爵位高了，士人就会嫉妒他；官做大了，君王便会嫌恶他；俸禄丰厚了，怨恨就会找上门来。”孙叔敖说：“我爵位越高，我的态度越卑恭；我官做得越大，我的心欲越小；我的俸禄越丰厚，我的布施越广泛。我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三方面怨恨，你看可以吗？”所以《老子》说：“尊贵必以贱卑为根本，高大必以低下为基础。”

大司马捶钧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钩芒。大司马曰：“子巧耶？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而以长得其用，而况持无不用者乎，物孰不济焉？故老子曰：“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楚国的大司马有位捶制钩的工匠，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可是制造出来的钩仍然锋芒锐利。大司马问他：“你是有技艺呢？还是有别的道术呢？”老工匠回答说：“我是坚守着一种信念的。我从二十岁起就喜欢上捶制钩了，这样，我对别的事物均不关心，除了钩我什么都不留意。”所以这位工匠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捶制钩上来，这样也就能长期管用，何况又把握了无论什么都管用的道，那么什么事情不能从“道”那里得到帮助？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的，便同于‘道’。 ”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竞行，则苦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太子发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于头，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黑、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因费仲而通。纣见而说之，乃免其身，杀牛而赐之。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故老子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周文王还是诸侯的时候，就磨砺德行，修明政事，只三年功夫，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就归顺了他。纣王知道后忧心忡忡地说：“我如果起早摸黑地和他竞争，那就会费尽心思，劳累形体；我如果对此放纵他置之不理，又担心他以后会讨伐到我的头上来。”这时崇侯虎说：“周伯姬昌仁慈仗义而且智足多谋，他的大太子姬发勇敢且果断，二太子姬旦恭谦节俭且知道时变。如果我们任其发展，那就难以忍受他们的祸殃；如果我们对他们放纵和宽容，以后我们必将遭受危险和灭亡。帽子再破，还得戴在头上。所以还是趁他们还没形成大气候时，请尽快制止他们。”于是纣王让屈商把文王拘囚在羑里的大牢中。这时候，周臣散宜生用重金来收买天下的珍奇宝物，收得驺虞、鸡斯良马、玄玉百玨、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毛皮上千盒，通过费仲疏通，送到纣王手里。纣王见了礼物十分高兴，于是赦免了文王，并杀牛赏赐文王。文王回去后，便用玉来装饰屋门、修筑起灵台、并挑选了不少美女，经常在灵台上奏乐寻欢，以此来等待纣王的进一步失误。而此时的纣王被假象所迷惑，却说：“周伯姬昌终于改弦易辙了，放弃了野心，我不必担忧了。”于是更加荒淫无耻、残暴无道，以致发展到设置炮烙酷刑、挖比干心、剖孕妇腹，杀死直言劝谏的大臣。此时，文王终于可以实施他的计划了。所以《老子》说：“虽然知道什么是荣耀，却安守卑辱，甘愿处于天下低微的地位。”

成王问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扶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雠也。昔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故者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周成王向太史佚请教为政之道说：“我要具备怎样的德行，才能使百姓亲附我？”尹佚回答说：“用民要适合时宜，而且要恭敬谨慎地对待他们。”成王接着问：“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敬慎呢？”尹佚说：“好像面临深渊，犹如行走在薄冰上。”成王说：“做个君王，如此可怕！”尹佚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你善待百姓，他们就会热爱你顺从你；你不善待百姓，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你的仇敌。过去夏商的臣民起来反抗桀纣而自愿臣服汤武，宿沙民众自发起来攻打宿沙君王而归顺神农，这些历史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怎么能不害怕这民众的力量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人们所畏惧的，也不能不畏惧”。

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奚适其道也！夫意而中藏者，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由此观之，盗贼之心，必托圣人之道而后可行。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盗跖的门徒问盗跖：“强盗也有道术吗？”盗跖说：“到哪里会没有道术？能够猜中人家家中有什么财物，就是圣明；带头进入人家，就是勇敢；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就是有义气；分赃平均，就是仁爱；知道行动是否成功，就是智慧。这五条道术不具备而能成为大盗的，天底下还没有。”由此看来，盗贼的用心只有依托圣人之道然后才能实行。所以《老子》说：“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愿以技赍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帱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明又复往取其枕，子发又使人归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人归之。齐师 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乃还师而去，故曰无细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也。”

楚将子发喜欢网罗有一技之长的人士，楚国有位擅长偷窃的人前来会见子发，他对子发手下的人说：“我听说子发将军要寻求一技之长的人士，我呢，是楚国集市上的小偷，愿以这偷窃的技艺充当子发手下的一名小卒。”子发听到禀报后，来不及束好衣带、戴正帽子就出来以礼接见这位小偷。子发身边的人看见后说：“小偷是天下公认的盗贼，将军你为什么要如此礼待他？”子发解释说：“这不是你们所能预知的事。”这事过了没多久，齐国兴兵攻打楚国，作为将领的子发率兵抵御齐军。然而楚军接连败退。楚国的贤良之士和大夫们都献计献策，竭尽诚心地想打退齐国，挽回败局，可是齐军就是越战越勇，日益强大。在这关键时刻，那位集市上的小偷来到子发的军帐中请缨说：“我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愿为将军你表演表演。”子发说：“好。”也不问清小偷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派他去了。当天夜里，小偷就将齐军将领用的帷帐拆了来，连夜献给子发。第二天子发就将这帷帐派人送回齐军将领，并传话说：“我们楚军中的一位士兵外出打柴，得到了将军的帷帐，特派人送还。”是夜，小偷又潜入齐军将领的营帐中偷走了他的枕头。天明时候，子发又派人将枕头送还给齐军将领。第三天晚上，小偷照例偷回了齐将的簪子，子发还是照例派人送还。这事一下子在齐军传开，引起一片惊慌，将军与手下的军官们商量，说：“今天我们如果还不撤军，楚军恐怕就要来取我们的脑袋了。”于是立即撤兵回国。所以，人的技艺和能力无所谓高低贵贱，就看你人君如何使用罢了。所以《老子》说得好：“就是不好的人也能作为一面镜子，可供我们借鉴。”

颜回谓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异日复见，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异日复见，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洞于化通，是谓坐忘。”仲尼曰：“洞则无善也，化则无常矣。而夫子荐贤，丘请从之后。”故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至柔，能如婴几乎？”

颜回对孔子说：“我近来颇有长进。”孔子问道：“这话怎么说？”颜回说：“我忘掉了礼乐了。”孔子接着说：“好啊，但还不够。”过了几天，颜回又去拜访孔子，说：“我颜回又有新的长进了。”孔子问：“此话又如何解释？”颜回说：“我忘掉了仁义了。”孔子还是这样回答：“好啊，但还是不够。”过了若干天，颜回又去拜访孔子，说：“我已经达到坐忘的境界了。”孔子猝然变了脸色说：“那你说说什么叫‘坐忘’呢？”颜回回答说：“我静坐时忘掉我自己，无所闻也无所见，好像远离形体，无知无觉、浑然一体，这就叫‘坐忘’。”孔子说：“无知无觉，浑然一体就不会有嗜欲，融道为一体就不拘泥于常理。由此看来，你的境界已远远超过我们，我也只能跟随在你的后面了。”所以《老子》说：“精神与形体浑然一体，能不相分离吗？积聚精气以致柔顺，能像无欲的婴儿吗？

秦穆公兴师，将以袭郑，蹇叔曰：“不可。臣闻袭国者，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为其谋未及发泄也，甲兵未及锐弊也，粮食未及乏绝也，人民未及罢病也。皆以其气之高与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威，今行数千里，又数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图之！”穆公不听。蹇叔送师，衰绖而哭之。师遂行，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秦师而宾之。三帅乃惧而谋曰：“吾行数千里以袭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备必先成，不可袭也。”还师而去。当此之时，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于襄公曰：“昔吾先君与穆公交，天下莫不闻，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吊吾丧，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请击之！”襄公许诺，先轸举兵而与秦师遇于殽，大破之，擒其三帅以归。穆公闻之，素服临庙以说于众。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秦穆公发动军队，准备去袭击郑国。蹇叔说：“不能这样做。我听说凡要袭击他国，都应该是用兵车行军不得超过一百里，而士兵步行不得超过三十里，这是因为只有这样行动计划才不会泄露，部队官兵才不至于过分疲劳，军队的给养也不至于耗尽，国内的百姓也不至于疲惫不堪，前线后方都能斗志高昂，部队战斗力旺盛，到这时候去攻击敌人，就能消灭他们。现在我军行军数千里，还得多次穿越其他几个诸侯国的地盘，这样去袭击郑国，我不知道行得通行不通。我提请君王慎重考虑此事。”秦穆公不听蹇叔的意见。蹇叔只得到郊外给部队送行，他披麻戴孝、哭哭啼啼，部队在这种气氛中出征了。部队经过周都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假借郑国君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并代表郑国君用宾客礼节欢迎他们。秦军的三位将领以为事情已经败露，惊恐地一起商量：“我军行走千里来偷袭人家，还没到达目的地，人家郑国已经知道，他们也一定事先有准备，看来我们不能再去袭击了。”于是率军回撤。正在这个时候，晋文公刚去世，还没下葬，晋军主帅先轸对晋襄公说：“早先我们先君与秦穆公交好，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的，诸侯中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的。现在我们先君去世还没下葬，秦国非但不派人来吊丧，而且偷袭郑国途经我国也不借道，这无异是欺侮我们新君孤幼。请允许我率军伏击他们吧。”晋襄公答应了。于是先轸领兵在殽山与秦军相遇，经过一番激战，大败秦军，并俘获秦军三位将领，胜利返回。秦穆公听到部队惨败，穿着丧服来到祖庙哭告，以获取大家对他的谅解。所以《老子》说：“知道自己不知道，是好的；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就不好了。”

齐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议。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献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问美珥之所在，因劝立以为王后。齐王大说，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见于外，则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齐威王的王后死了，想立一位新王后，但一直无法确定。于是便让群臣来商议此事。薛公很想迎合威王的心意，于是献上十枚玉珥，并特意说明其中哪一枚玉珥为最好的玉珥。第二天，薛公打听到被赐予最好的玉珥的妃嫔是谁，便认定这位获得最好玉珥的妃嫔就是威王最宠爱的，于是就劝威王立这位妃嫔为王后，而这也正合威王之意，威王十分高兴，从此就更加看重薛公了。所以，君王的意图和欲望轻易流露在外，被大臣们掌握后，君王就会受到臣属的挟制。由此《老子》说：“塞着泄露欲念的通道，关闭接触外物的门户，便能终身不受劳疾困扰。”

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卢敖与之语曰：“唯敖为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长不渝，周行四极，唯北阴之示窥，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宁肯而远至此？此犹光乎日月而载列星，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犹窔奥也。若我南游乎冈[宀+良]之野，北息乎沉墨之乡，西穷窅冥之党，东开鸿濛之光，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眴，此其外，犹有汰沃之汜。其余一举而千万里，吾犹未能之在，今子游始于此，乃语穷观，岂不亦远哉！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若士举臂而竦身，遂入云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驾，柸治，悖若有丧也，曰：“吾比夫子，犹黄鹄与壤虫也。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岂悲不哉！故庄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见也。

卢敖漫游到了北海，经过太阴，进入玄阙，到达蒙谷山。发现有个人在那里，此人眼眶深陷，鬓发乌黑，脖子粗短，双肩耸起像老鹰，上身丰满，下身瘦削，正迎着风翩翩起舞。此人回头看见了卢敖，慢慢放下手臂停止舞动，逃避到山脚后面。卢敖走近去观察，此人正蹲在龟壳上吃蛤蜊。卢敖于是上去与他搭话：“唯有我卢敖离乡背井，远离人群，观览遍六合之外的所有地方，这样的人恐怕难找第二个吧？我卢敖从小喜欢周游四方，长大以后这种兴趣也没改变。我游遍了四方极远的地域，只是还没见过北阴。今天我在这里突然与你相遇，不知你愿意与我为友吗？”这时这位人士露齿而笑说：“嘿嘿，您是中原人，竟然远道来到这个地方。不过这里仍然日月照耀，满天星辰，阴阳运行，四季变化，这儿与那个叫不出名称的地方相比，还只是个小角落。像我向南游过的无边无际的空旷之地，在北方休息在寂静幽暗的地方，向西跑遍幽深边远的地方，往东一直来到日出之处。这些地域是下无地而上无天，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清任何物件。此外还有水天相连的海洋的边岸，我尽管一动就是千万里，但我还是无法达到那里。现在你才游历到这里，就认为看尽了一切地方，与我上述说的那些地方比，你不觉得差远了吗？不过你呆在这里好了，我与汗漫先生已约好在九垓之外会面，所以我无法在这里久留陪你。”说完，此人一举臂、一耸身便飞入云端。卢敖仰面瞭望，已看不见此人的身影了；于是卢敖停下了马车，惊惧困惑，若有所失，自言自语说：“我和这位先生相比，就如同黄鹄与小虫一样。我整天奔波不停，却还在咫尺之地漫游，但我却自以为很遥远了，这不是显得很悲哀吗？”所以《庄子》说：“寿命短的不了解寿命长的，小聪明不理解大智慧，朝生暮亡的菌类不知月的晦朔，蟪蛄不知一年中的春和秋。”这是说视力好的也有他无法看到的东西。

    季子治禀父三年，而巫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观化焉，见得鱼释之，巫马期间焉，曰：“凡子所为鱼者，欲得也。今得而释之，何也？”渔者对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鱼也，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巫马期归以报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问之以治，言曰： 诫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术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宓子贱治理亶父三年，孔门弟子巫马期穿上粗劣的麻布衣，化装前去察访宓子贱的教化情况。巫马期看到有人捕鱼，但捕到鱼后又放回水中去，就上前询问：“你之所以来捕鱼，是为了捕到鱼。今天你将捕到的鱼又放生回水，这是为什么呢？”渔夫回答说：“宓子贱不希望人们捕捉那些没长成的小鱼。我刚才之所以将捕到的鱼都放回河中，因为捕捉的都是小鱼。”巫马期回去将此事报告给孔子，说：“宓子贱的品德教育达到这么好的程度，他能让人暗中做事都不敢胡来，就像刑法放在他身边一样。他是怎样达到这种效果的呢？”孔子说：“我曾经询问过宓子贱的治政方法，他告诉我：‘诚爱之心一旦扎根于内心世界，就会在任何其他事情上体现出来。’宓子贱一定是实施了这种方法。”所以《老子》说：“去彼取此。”

罔两问于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去。”罔两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谢，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辉烛四海。阖户塞牗，则无由入矣。若神明，四通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而不可为象，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罔两问影子：“那明亮的日光就是神明？”影子回答：“不是。”罔两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影子说：“太阳每天从扶桑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去，它照耀在宇宙间，那明亮的阳光照耀四海。可是将门窗紧闭，阳光就无法照射进来。但那神明却能四通八达，无所不及，上至九天，下居大地，生育万物而不露痕迹，仰俯之间便能抚及四海之外，这明亮的日光哪有这样的神通？”所以《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穿越于最坚硬的东西中。”

光耀问于无有曰：“子果有乎？其果无有乎？”无有弗应也。光耀不得问，而视其状貌，冥然忽然，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极也。光耀曰：“贵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无矣，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又何从至于此哉？”故老子曰：“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

光耀问无有：“你果真有呢？还是果真没有呢？”无有不吭声。光耀听不到无有的回答，于是上前去观察无有的模样，只觉得是：黑呼恍惚，看它看不见形状，听它听不到声响，触摸它又触摸不到，一眼望不到头。光耀于是说：“珍贵啊，有谁能达到这种神奇的状态？就我光耀来说，还只是达到‘无形’和‘无声’，只能给人以抓不住和听不见的感觉，还不能达到连光都没有的状态。至于达到无一切的状态，那又是怎么样达到这样的呢！”所以《老子》说：“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能渗透穿越没有间隙的东西，我因此知道‘无为’的益处。”

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于外，智虑之荡于内，则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远，则所遗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牗以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谓也。

白公胜欲报杀父之仇，一心想发动兵变，退朝后站立不走，手中拿的马鞭倒拄着自己的面颊，以至于鞭梢的尖针穿透了面颊，血流到地上都不知道。郑国人听到这件事以后说：“白公胜连自己的面颊都给忘了，还有什么不会忘掉呀！”这是说人的精神一旦脱离开人的心身，而智虑又在内心激荡，那么人就不能充实气血、调理形体。因此，精神思虑的范围越远，那么就越不能顾及近在咫尺的形体。所以《老子》说：“不出门外，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能认识天道。越向外竞逐，知道得越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昔武王伐纣，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柴箕子之门，朝成汤之庙，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破鼓折枹，弛弓绝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剑带笏以示无仇。于此天下歌而乐之，诸侯执币相朝，三十四世不夺。故老子曰：“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

秦始皇得天下之后，唯恐江山守不住，于是派遣大量的民兵守卫边疆，并修筑长城，建造关口津梁，设置要塞障碍，装备驿站车马，派遣边疆官吏。然而刘家夺取秦之天下，却如同翻转轴锤那样便易。以前武王讨伐纣王，在牧野打败了纣王，推翻殷朝，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于是修整了比干的坟墓，旌表商容的故里，保护了箕子的旧宅，朝拜了商汤的宗庙，散发了巨桥的粮食和鹿台的财物；砸破战鼓、折断鼓槌、松开强弓、拉断弓弦；搬离房舍、露宿野外，以示生活简朴；松懈佩剑，带着笏板，以示不再有仇敌。这时候天下百姓都编出歌谣来庆贺天下太平，诸侯均带着厚礼前来朝拜，江山传了三十四代也没被篡夺。所以《老子》说：“善于关闭的，不用门闩却使人无法打开；善于捆缚的，不用绳索却使人无法解开。

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秋驾于师。明日往朝，师望之，谓之曰：“吾非受道于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驾。”尹需反走，北面再 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梦受之。”故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

尹需拜师学习驾御术，三年过去还是没有收获，内心十分痛苦，经常是睡觉时还在思虑这件事。一天半夜时分，他从梦中学会了“秋驾”的技术。第二天，尹需去拜访老师，老师望着他说：“我不是舍不得将驾御术传授给你，只是怕你没有能力学会它。今天我就教你秋驾技术吧。”尹需听后，兜了一个圈子，朝北向老师行了再拜礼，说：“我有天赐幸运，昨天夜里我已在梦中接受了老师教的秋驾技术了。”所以《老子》说：“致虚与守静的主体修养工夫，要做到极点和专笃。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从而可以观察其往复循环。”

昔孙叔敖三得令尹，无喜志；三去令尹，无忧色。延陵季子，吴人愿一以为王而不肯。许由让天下而弗受。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不变其仪。此皆有所远通也。精神通于死生，则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得宝剑于干队，还反度江，至于中流，阳侯之波，两蛟挟绕其船。佽非谓枻船者曰：“尝有如此而活者乎？”对曰：“未尝见也。”于是佽非瞑目 然攘臂拔剑曰：“武士可以仁义之礼说也，不可劫而夺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剑而已，余有奚爱焉？”赴江刺蛟，遂断其头。船中人尽活，风波毕除，荆爵为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载！腐肉朽骨弃剑者，佽非之谓乎？”故老子曰：“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焉。”

以前孙叔敖三次得到令尹的官职而不露喜悦之情，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愁之色；延陵季子，吴国人要立他为王，但他坚决不肯；许由，尧准备将天下让给他，但他不接受；晏子与崔杼盟誓，面临着死亡威胁而不改变他的原则。这些人都能对事物作长远思考。人的精神能够认识到死生之分，那么还有什么外物能诱惑他！楚国有位佽非，在干遂得到一宝剑。返回时渡长江，船到江中心时，波浪涌起，两条蛟龙挟持缠绕着船。佽非对船艄公说：“你见过在这种险境中逃生的人吗？”艄公回答：“没见过。”这时佽非怒目圆睁、血气勃涌、捋起衣袖、拔出宝剑，喝道：“武勇之士可以用仁义之礼来说服，但不能威逼强夺他的志向。人总是要变为腐肉朽骨的，就是弃剑而能保全性命也没什么意义，所以生命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说完便跳入江中搏杀蛟龙，终于将蛟龙的头斩断，使一船的人全得以保全性命，风浪也平息下来。楚王于是封给了佽非执圭爵位。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好啊！不因为吝惜生命而弃掉宝剑，佽非称得上这样的人。”所以《老子》说：“只有那不贪生怕死的人，才胜过厚养生命的人。”

齐人淳于髠以从说魏王。魏王辩之。约车十乘，将使荆，辞而行。人以为从未足也，复以衡说，其辞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从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虽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龁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为门能以门，所以不知门也，故必杜然后能门。”

齐国人淳于髡用合纵策略游说魏惠王，魏惠王认为淳于髡的辩说有道理。于是为他准备了十乘车子，派他出使楚国实施合纵。但在淳于髡告辞将要出发之际，他又觉得合纵策略不是十分完善，于是又用连横策略游说魏惠王。言辞同样说得雄辩有理。但魏惠王却认为淳于髡有些反复无常不可信，就不让他出使楚国了，并有意疏远了他。这样，淳于髡既没有实施合纵的意愿，也无法施行连横的策略，这正是他的鄙陋之处。这说明说话要有宗旨，办事要抓着根本；失去了宗旨和根本，就是有再多的技能也无济于事；还不如技能少些为好。因此周朝的鼎上铸有工倕的像，还特意让他咬着自己的手指头，是想告诫人们过分智巧不可取。所以《慎子》说：“工匠知道做门，但如果不知道怎样使门能开能关，这就等于不知道做门的关键所在。所以一定要知道这门之关键所在，才能算会做门。”

墨者有田鸠者，欲见秦惠王，约车申辕，留于秦，周年不得见。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甚悦之，予以节，使于秦。至，因见予之将军之节，惠王见而说之。出舍，喟然而叹，告从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见，不识道之可以从楚也。”  物故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绳，至所极而已矣。此所谓筦子枭飞而维绳者。沣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尘垢，投金铁鍼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鱼鳖龙蛇莫之肯归也。是故石上不生五谷，秃山不游麋鹿，无所阴蔽隐也。

墨家弟子中有位叫田鸠的人，想见秦惠王，他套好车、绑好车辕来到秦国，可是在秦国一呆就呆三年还未见到秦惠王。有位门客于是将田鸠引荐给楚威王。田鸠到了楚国见到楚王，楚王很喜欢他，并赐给他将军的符节，派他出使秦国。田鸠到了秦国，见到了秦惠王，秦惠王也同样十分喜欢他。田鸠离开秦惠王的馆舍后，深深地叹息，对他的随从人员说：“我呆滞在秦国三年而不能见到秦王，当时还真不知道会见秦王的门路可以从楚国这里打通。”所以说，事物有时想接近它却反而疏远了它，疏远它却反而接近了它。因此，有大家风范的人，他的行为不会死守一定规矩、机械呆板，只要能达到最终目的就行。这就是《管子》一书中说的：“鸟飞虽不必像绳之直，意南而南，意北而北，但最终会集期于它们的栖宿处。”沣水深达千仞，不受尘垢污染，河水深清得丢一根金属针都可以现出形状来，不能说它不清不深，但正因为这样，鱼鳖龙蛇都不肯在那里生活。因此石头上不长五谷，这光秃秃的山上就没有麋鹿出没游动，因为那里无法掩蔽藏身。

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对曰：“其为政也，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譬之犹廓革者也，廓之，大则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从前赵文子问叔向：“我们晋家的六将军，你看他们哪家先灭亡？”叔向回答：“中行氏和智氏两家。”文子又问：“这为什么呢？”叔向答道：“这两家处理政事，将苛求当作明察，把严厉当成英明，以苛刻当作忠君，以计多当作功劳。这就好比扩撑皮革，死劲地扩拉，大是大了，但这同时也正是撕裂皮革的蠢办法。”所以《老子》说：“政治宽容，人民就淳厚；政治严苛，人民就狡诈。”

景公谓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间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可动乎？”晏子默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句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见公曰：“臣非能动地，地固将动也。”田子阳闻之曰：“晏子默然不对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见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谓忠于上而惠于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判。”魏文侯筋诸大夫于曲阳，饮酒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乎？”蹇重举白而进之，曰：“请浮君！”君曰：“何也？”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觞而饮釂不献，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故老子曰：“国家昏乱，有忠臣。”

齐景公问太卜：“你的道术有何能耐？”太卜回答：“能使大地震动。”这时晏子前去见景公，景公说：“我曾问太卜：‘你的道术有何能耐？’他回答：‘能使大地震动。’地真的能叫它动吗？”晏子听了默不作声。出去后去找太卜，说：“早先我观察到客星处在房、心二宿之间，大概要地震了吧？”太卜回答说：“是这样的。”晏子走了以后，太卜连忙赶到景公那里，说：“不是我能叫地动，而是大地本来就要震动了。”齐臣田子阳听到这件事后说：“晏子默然不回答景公，是不想太卜因谎言而被处死；又去见太卜，是想叫太卜自觉承认说谎以免使景公受蒙骗。晏子真可谓称得上忠于君主又爱护下属啊。”所以《老子》说：“行为方正而不绝情，虽有棱角而不伤人。”魏文侯在曲阳设酒宴招待诸位大夫。酒兴正浓时，魏文侯深深叹息道：“我偏偏没有像豫让这样的忠烈之士来作大臣么！”这时蹇重捧着一杯罚酒敬给魏文侯，说：“请罚君王一杯。”魏文侯不解地问：“为什么罚我？”蹇重回答说：“我听说，命运好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是孝子，有道的国君不知道什么是忠臣。那豫让的君主又怎么样呢？”文侯接过罚酒一饮而尽，不再回劝对方饮酒，表示认罚，说：“这是因为智伯没有管仲、鲍叔那样的贤才辅佐，所以才有了豫让誓死为他报仇的功名。”所以这也如《老子》说的：“国家昏乱，才会有忠臣。”

孔子观桓公之庙，有器焉，谓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益而损之。”曰：“何谓益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是故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多闻博辩，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俭；德施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尝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堂，看到庙中有一器具，叫做宥卮。孔子说：“好啊！我能够看到这种器物真荣幸。”回头对他的随行弟子说：“取水来吧！”水随即取到，灌入宥卮之中，灌得适中的时候，这宥卮就平平正正，但一旦灌满时，这宥卮就倾倒了。这时，孔子突然神情严肃地说：“这宥卮器具告诉了我们对待盈满的态度了。”子贡马上问：“请问这盈满的态度是什么？”孔子回答：“这器具告诉我们，盈满了就得减损。”子贡又问：“为什么盈满了就得减损呢？”孔子解释说：“事物兴盛了就会转向衰败，这就好像乐极生悲一样；自然界也是这样，太阳到正午后便西斜，月亮圆后便慢慢残缺。所以，聪明有智慧，要靠愚笨来持守；见多识广口才好，要靠寡闻孤陋来持守；勇武刚强有力气，要靠怯懦胆小来持守；富贵宽裕，要靠朴素节俭来持守；德泽施及天下，要靠退让谦逊来持守。这五方面是先王用以保住天下而不丧失的法宝。违背这五方面，没有不危险的。”所以《老子》说：“遵循此道的人不求盈满，正因为不过分盈满，所以才能做到虽敝旧却能更新成功。”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督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飱其质，厚葬久丧以伣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

周武王问姜太公：“我兴兵讨伐夺取纣王的天下，这是臣杀君、下伐上的事情。我担心以后这类的战争将会继续下去，人们相互间的斗争就不会停止，对此你看怎么办？”太公说：“好！君王你提的问题很重要。这真是没有获得猎物时唯恐射杀野兽不力；但一旦获得猎物时又唯恐射杀野兽太厉害，影响猎物的质量。君王你如果想长久地持有天下，唯一的办法是堵塞人民的眼耳口鼻，不使他们有任何欲望产生，引导他们做些无用的事情，并施以烦琐纷扰的说教，让他们乐于本业，安逸于现实生活，使他们由清醒明白转向糊涂愚昧。这样就可能摘下他们的头盔、给他们戴上鹬冠，解下他们的宝剑、让他们带上笏板上朝。又制定守丧三年的礼制，让他们不能繁衍后代；提倡推崇人们之间的互相谦让，使之不争斗。用酒肉使他们心情通畅，以音乐让他们自娱自乐，用鬼神使他们敬畏，用繁文缛节来掩盖他们的本质，以厚葬服丧来耗尽他们的家财，用一些贵重的随葬物使他们贫穷，用深挖墓穴、高筑坟地来耗尽他们的体力。这样家族贫穷、部族衰弱，图谋作乱的人便少了。用上述这些方法来改变世俗，就可以保住天下而不丧失。”所以《老子》说：“自然变化到贪欲萌发，我就用‘道’的真朴来镇服它。”

卷十三 氾论训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在那时候，阴阳二气平和，风调雨顺，万物繁衍生息，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掞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诔耜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这样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从此得以安定。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用木钩刀来砍柴，抱着瓦瓮来汲水，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三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闇，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瞉》，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未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基全也。诵先王之收《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所做的叫事。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 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橜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道，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乱套。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枪头，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人民也不会去做坏事，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度，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样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宜使用。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国家治乱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择道前进。

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圆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如果知道法治产生的缘由，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根源，那么因循守旧，套用古礼古法，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乱。现在的法典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死守法典旧教，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套装牢固适宜，那就难了。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实施，这无疑是在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非议眼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做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毫无益处，劳损形体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现，而狗与马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挽回危局、治理乱世，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做到的；但只是复述古人、称道古代，即使让笨蛋来做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 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

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而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能够实现了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如今一些人不知道处刚柔之间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会被人侵凌，就追求起刚毅凶猛来；看到刚毅凶猛导致灭亡，就强调起柔弱懦怯来。这实际上是这些人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处刚柔之间为道之根本的观念，让外界的所见所闻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辈子都摇摆不定，无固定的归宿。这就好比不懂乐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时沉浊滞凝而不婉转悠扬，唱高音时脆弱枯涩而不圆润激亮。但像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歌手，他们无论是随便的哼吟，还是合乐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积聚着感情，这种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和谐动人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主宰来确定音调的高低清浊，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能自成标准法度。现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让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况好些的话，碰到君子引路会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况不好的话，碰到小人引路会引他走进深沟陷阱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国两用楼瞙、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土地，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这些都在于没有权术来驾驭下属大臣；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天下，这些都在于有权术驾御下属大臣。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

以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算作“乐”，用回旋周转作揖谦让来讲“礼”，用丰厚陪葬长期服丧来送别死者，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对的；互相亲爱、推崇贤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杨子是反对的；保全本性的真纯，不以外物拖累形体，这些都是杨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对的。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确定是与非是离不开一定条件和环境的，处在一定条件和环境里是对的，离开了一定条件和环境就变得错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国家，他们的是非观念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礼节相处、支使。在这里是正确的，到那里就可能是错误的；在这里是错误的，到那里就不一定是错误的。这就好像斧刀椎凿各有各的用处一样。

禹之对以五音听治，县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谕寡人以忧者击磐，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稾，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于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谿壑，出百死而给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行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旋，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响者，则无所不通。

夏禹的时代，依据五音来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之士，并发布命令说：“拿道来指教我的请击鼓，用义来教诲我的请敲钟，有事情要告诉我的请摇铎，有忧愁事想告诉我的请击磬，有官司诉讼的请摇鞀鼓。”在那时，夏禹吃一顿饭有可能被打断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拧干头发起来处理事务，他就是这样劳累、忧虑为人民服务；这样做还不足以为人民行善效忠的话，那就是才能不足的问题了。秦始皇时代，垒筑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驰道通向四方远道，铸造金属铜像，调派囚徒戍守边疆，强行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征收人头税来搜刮民财，运进皇帝私库以供享用。被征调服役、守边防的青壮年，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壮年多得可以填满沟壑。当时，尽忠进谏的人被看成扫帚星，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疯子。而到汉高帝起兵时，使将衰败的东西得以保存，使将绝嗣的族种得以延续，发扬了天下正义，手执兵器，振臂高呼，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英雄豪杰，风餐露宿于荒原野外，冲杀时冒着迎面而来的利箭和飞石，撤下后退时冒跌落深沟的危险，这真是经历了百次的死亡才换得一次生存的机会，以争取夺得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情，豁出生命以决一死战。在这样的时代，那些穿着丰衣博带，谈论儒、墨的人，是被认为无能之辈的。等到暴虐的秦朝灭亡后，天下安定下来后，汉高帝继承文治的事业，建立了雄伟勇武的功绩，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委貌冠以“刘氏冠”而风靡天下，聚集起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古代圣人的遗教，树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车，建置九旒旗，撞击大钟，敲响鸣鼓，演奏《咸池》乐曲，举着盾牌大斧起舞。在这个时候，谁要是继续提倡武力，会被人怀疑居心叵测。这期间，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时局，这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而现在的尚武派非议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议尚武派，他们之间的文武互相指责非议，实在是不懂文与武各适宜于一定时局。这些人只看到一个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极之天下广大。所以是朝东看，就不知西墙；朝南望，就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知。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妇皆能论之。

国家之所以能长存，是在于得道；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在于悖理。尧原先都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原先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后来却拥有了天下；禹原先连十个人的势力都没有，汤原先也没有哪怕是七里大的封地，但后来还是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原先处在的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也不过百里，可是最终立为天子。诸如此类都是因为“得道”和实施“王道”。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强盛，凡是人的踪迹所到之处、车舟所通之地，没有不成为他们的郡县属地的。但是最终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还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因为他们行不仁而造成的后果。所以圣人是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来知道事物变化的徵兆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败，最先的变化苗子是从社会风气中显露出来的。因此，实施王道德政的尽管开始弱小，但最终会强大起来；有灭亡迹象的尽管暂时成功，但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终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灭亡。所以圣人总是能在存亡、成败转变之际就能发现衰败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样，非得等到出现了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时才知道身处绝境、大祸临头。现在有人认为强大的就必定会胜利，于是就一门心思盘算着怎样扩地增人；认为富有的必定会获利，于是就醉心于积粮聚钱；如按这样的逻辑来说，那么千乘小国将永远无法称王称霸了；万乘大国则永远不会灭亡了；国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社会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为理论家了。

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湣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赵襄子只是凭借着晋阳小城就称霸于天下，而智伯拥有三晋却被俘虏消灭；齐湣王并不因为有偌大的齐国而不死于非命，田单并不因为只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说，一个国家要灭亡，即使国家再大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反之一个国家实施王道，即使国家再小也不可轻视它的变化发展。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广大；国家的灭亡取决于失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狭窄。《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岐山，这里周人居住最适宜。”这是说连上天也要将气数已尽的殷王朝抛弃而转向周朝。所以乱国的国君只追求对领土的扩张而不谋求施行仁义，只追逐提高自己的权位而不谋求实施道德，这就是抛弃了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据而制造了国家走向灭亡的条件。所以到夏桀被关押在南巢时，还不能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将汤杀死；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过去所做的坏事，而只是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死在羑里。假如这两位君王能处在势力强大之时，实施或遵循仁义之道，那么商汤、周武弥补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还有功夫图谋什么！反之，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众之心，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个不能夺取天下呢？现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审察自己身上的责任，还反而防备别人夺取天下。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商汤和周武王，还必有人接踵而起，继承他们的事业。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处在弱下地位而最终称王于天下，是在于他们手中有道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势地位而最终天下被人夺取，是在于他们无道。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纳前人之所以称王于天下的经验，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可能导致自己灭亡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走向灭亡。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迴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武王消灭殷王朝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马上说：“不可。这太行山区是固塞险阻之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进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施暴政，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根本原因。而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处理盈满而不覆的人。

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责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体，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夺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

以前，《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道理。”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道理。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子失约，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水淹死。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种。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经过东周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军，于是弦高假托郑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道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撤退，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殖民地”。所以说，当紧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道权变，忠厚老实，反而会酿成大错，而像弦高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交战，被晋将吕瞡射伤眼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入敌军中将恭王抢出；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瘫在地上失去威仪，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让给了兄长哥哥。这种“爱兄”方法和上进“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道权变的圣人就能根据事情实际情况，能随之伸缩俯仰，没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而当应该刚强猛毅时，他就刚强猛毅得能气冲云天，但他这刚强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他的这两种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也。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涂，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小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通常情况下，君臣相见，臣屈膝下拜，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礼；而到特殊情况下（如恭王面临祸患时），黄衰微抬腿踢君王的身体，天下人就不必非议他了。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孝子侍奉父亲，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悦，体态谦卑，为父亲穿衣系带、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亲溺水的时候，他为了救父亲性命，顾不了这么多，就直接揪住父亲的头发将其拉上岸来，这种揪发硬拉就不能算骄横侮辱父亲，他实在是为了救父亲性命。所以这种将溺水父亲揪发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时称父为“君”是一样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这也就是“权变”的地方。所以孔子说：“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获得真理；可以一同获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不一定可以一样知道通达权变。”通达、运用权变，只有圣人才具有的独到胆识。所以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权变；反之先是一切顺利而后接连不断的倒霉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知权变的，好事也会被他做坏。所以礼仪形式就像果实之花一样，是人为的修饰，当人们处在紧急困窘的情况下，这礼仪形式是一点都没用的。所以圣人只是将礼仪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而以实际的态度来做该怎样就怎样的事，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不凝固呆板，所以是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议。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干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于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

猩猩知道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干鹄能预见未来而无法记起过去的事，这是它们的长短优劣的区别。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苌弘他无所不知，然而他却就是不能预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终还是死于非命，被人斩于刀下。苏秦原是一个出门只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经常是脚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游说在诸大国之间，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国采纳他的合纵策略，但最终还是难免车裂的祸害。徐偃王亲自推行实施仁义慈爱，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最终还是身死国亡、子孙灭绝。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报仇雪耻，还生擒吴王夫差，使越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千里，但最终还是死在属镂利剑之下。应当讲，这些人都是通晓国家治乱的计谋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懂怎样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样讲，苌弘是只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苏秦是只懂权谋而不知避祸，徐偃王是只懂仁义而不知时宜，文种是只知尽忠而不知谋退、留生路。而圣人就不是这样，他能分析世上各种事情，权衡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决定权谋计策，所以能做到施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而不显得空旷，紧缩起来可以身处窄狭而不显得壅塞。假若到天下荒乱、礼义弃绝、纲纪废弛、以强凌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贵贱无序、甲胄生虱、燕雀处帷幄而兵卒无休息之时才想起实施恭谨俭朴的儒家学说，那么必定会被压抑消灭而不得兴盛。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王相亲善，在这时你如果显露骄横气焰、展示蛮横暴力，那么也必定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此，所谓圣人是既能阴又能阳，既能弱又能强，顺随时势而动静，根据资源而行事；同时圣人还能在事物一运动起来就能知道事物的转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觉事物的变化；变化了的事物，圣人能知道它的变化形象，运动了的事物，圣人有办法应对它。因此圣人是终生顺利而无困窘。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有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公有争国之名，然而周人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揜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的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说但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有些事情是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这里所谓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是指取舍；有些事情可以说而不能做的，是指欺诈；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是指事业；有些事情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是指名声。这四方面的策略，只有圣人有独到的见解并且时刻留意。小事委曲、大事伸张，圣人是这样的处事原则；小处可以弯曲，大处必须站直，圣人是这样的行事原则。周公有杀害亲兄弟管蔡的精神负担，齐桓公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恶名，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义行为弥补了杀害兄弟的缺憾，齐桓公用称霸天下的功绩抵消了他的丑事恶名，所以两位还都算是圣贤者。假使因为其人有些小的过失而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天下就再也难以有圣王和贤相了。所以，眼睛稍有疵点，但只要不妨碍看东西，就不必用火炙烤；咽喉稍有不适，只要不妨碍呼吸，就不必凿开喉管。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尽管小土丘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但这一地带仍不失平坦；水流急得会激起波浪，有时浪头高达数尺之高，但河水仍不失平静。过去曹沫为鲁国带兵打仗，屡战屡败，丢失国土数千里。假使曹沫不作长远打算，不转身往后撤退，拔剑刎颈自杀，那么他就永远是个败军中的败将。然而，曹沫并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害臊，他所感到的耻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绩。于是他在后来的齐鲁柯地会盟中，拿着三尺宝剑，逼着齐桓公归还夺走的土地，这样使他在多次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于片刻之间便收了回来。他的大智大勇也传遍天下，并为鲁国立下了功绩。管仲辅佐公子纠并不成功，是不能说他聪明的；管仲又在公子纠和小白争权斗争失败后自顾逃命，不能为公子纠而敢于牺牲性命，这就不可以称他为勇敢的；管仲在被小白关押期间，并不感到这是耻辱，这就不能称他为贞节的。有了这上述三种行为，一般的平民都不愿意与他交朋友。君子更不愿意以他为臣子了。但管仲却能使自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并受到齐桓公的重用，执掌了齐国大政，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假使管仲在当初身处绝境，身陷囹圄之时就献出了生命，不从长计议，那就哪会有以后助桓公称霸天下的功绩！

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湾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蹠距者举远。

今天如果君王评价他的下属，不考虑他的功绩，不看到他的主要优点，而只是计较他的小节问题，这便是失去贤才的做法。所以其人只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议计较他的小节；如果有他的可称赞的地方，就不必对他的不足之处吹毛求疵。牛蹄踩出来的水塘是长不出鱼来的，蜂巢里是容不下鹅蛋的，这说明狭小的东西是容不下大东西的。人之常情是谁人没有短处？如果他的大处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错误，也不应成为他的累赘。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处不好，就是有一些被乡邻称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颜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盗，但最终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原是晋国的一名市侩，后来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孟卯娶嫂子为妻，还生下了五个小孩，但后来却做了魏相，替魏国排除了不少危难。景阳一生好饮，沉溺于酒色之中，常蓬头散发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后来却率领楚军救助燕国，声望威震天下。以上这四人，都有着短处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传后世，这是因为他们的好的长处得到了施展。季襄、陈仲子品行高尚，坚守节操、行为清高，不肯混迹于污浊的朝廷，还不肯吃乱世的粮食，结果却活活饿死，不能拯救衰亡的社会、延续将要断绝的宗祀，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只注意了小节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干忽略了。所以在小事上处处谨慎的人是不会有大作为的，而那些专爱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为众人所容；身体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腿长脚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

从古到今，三王五帝，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易经》上说：“小的过失无伤大体，照样吉利亨通。”是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是不要将小错铸成大错就可。

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易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尧、舜、汤、武是君王中的杰出者，齐桓公、晋文公则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然而尧有不慈爱儿子的名声，舜因贬抑父亲而遭人非议，汤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为，春秋五霸则要负起以暴力挑起战乱的责任。所以人无完人，君子就不可以对人求全责备。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锋芒毕露，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博学多才但不嘲讽讥刺，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他委以别人的任务时是根据其人的能力大小来决定的，而对自己则是以道德修养上来要求的。根据别人的能力来委以任务，别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做的事而去做，就显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务，也就使要求得到满足。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无瑕斑的，就连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无疵点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贵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这些小毛病无损于它们整体的长处和美感。假若老记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别人的优点长处，要想求得天下贤才是相当难的。过去百里奚喂过牛、伊尹曾做过厨师、姜太公操过屠刀、宁戚为谋官而唱过悲切的歌，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质。但一般性人只看到他们地位低微，又干过不光彩的事，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而没看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而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担任了诸侯的贤相时，人们才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伊尹实在是从砧板、灶边锅旁发迹的，姜太公是从屠宰场显身的，管仲是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后立下功绩的，百里奚从牛棚中兴起的，在用香汤沐浴洗尽身上的污垢，举行祓除仪式消除身上的晦气后，被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委以重权，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之所以能在卑贱低微时被人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的显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时代的特征。所以能在尚未显山露水之时就被人发现识别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种类型；如果等贤人显山露水、建功立业后才被识别是贤才，这就像市民百姓认识舜一样。如果按上面说的贤才大都出自民间、出身低微，我们也就放弃评判识别人才的标准，一头钻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寻找贤人，那会失掉更多的选才机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只是摹仿君王寻找贤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选贤才的标准和原则。

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糜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的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难明，令一些人眼花缭乱。有些刚愎自用的人，貌似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并不仁慈；戆头戆脑的人看似勇敢，实际上是鲁莽。假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像石头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那么识别评判人的优劣就容易得多了。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芜，都是那样地相似。所以普通的铸剑工匠都因宝剑像莫邪宝剑而感到困惑，而只有欧冶这样的工匠才能识别出它们的不同种类；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当成碧庐美玉，而只有专家猗顿才能不混淆它们之间的差别；同样，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伪装成君子的小人奸臣当成君子，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骗，并能从细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据蛇抬起头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长度；根据象牙的长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薛地的烛庸氏之子，只要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就能知道其剑的利纯情况。淄河与渑水混在一起，臾儿和易牙只要尝一口水，便能根据河水的甜苦来分辨出哪是淄河水、哪是渑河水。所以圣人也能根据人的行为表现，知道人的贤与不贤。孔子连廪丘封邑都推辞了，那么据此可以认定孔子不可能会去偷刀钩一类的小玩艺；许由连天子都不要做，据此可以断定许由绝不会稀罕封侯之类的事。所以，不曾被火灼伤的人是不敢去抓火的，是因为他看到过火是会伤人的；不曾被刀剑伤过的人是不敢去抓刀刃的，是因为他看到过刀刃是会伤人的。由此看来，可以从已经知道的现象中推知还未显露发生的事，以观察小节来推知大体。所以识别评判人的方法是：对地位等贵者是观察他怎样兴办事情的，对富有者是观察他怎样施害人家的，对穷困者是观察他不受什么，对卑贱者是观察他不愿意做什么，对贫穷者是观察他不拿取他人的什么。将他处于危难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他的勇气如何；用他喜好的东西去打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操行如何；将货物钱财交付给他，就能观察到他的仁爱如何；用恐惧的事物来触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气节如何；这样从多方面来对一个人的反复观察考查，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大概情况了。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人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终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予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朝，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花费少但激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君王，刑罚简省而能禁止奸邪；善于赐予的君王，费用不多而感受恩德的人多；善于获取的君王，收得多而没有人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内，突破包围后赏赐五位有功之臣，第一位就是高赫。身边的人说：“晋阳危难之时，高赫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现在他却奖赏得最多，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之危难的时候，国家、社稷处在危险关头，大臣们无不对我流露出骄纵轻侮之意，而只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之礼节。”所以赵襄子赏赐高赫，就是要使他手下的大臣无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到底。这就是叫奖赏少数、激励多数。齐威王在厅堂前摆了一只大鼎，列举数落无盐县令的罪状：“称赞你政绩的好话每天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但去视察你的政绩却见到田野荒芜、仓廪空虚，而监狱牢房人满为患。你这是在用奸诈之术欺骗我。”于是下令烹了无盐县令。这样使齐国在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真的是“路不拾遗”，社会清平安定。这就是叫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秦穆公外出游玩，马车坏了，右边的服马挣脱了缰绳跑了，被山里人捉去。穆公带人随后追到岐山南边，山里人正把那匹马杀了煮着吃。穆公对他们说：“吃这种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是会伤身子的。我特地赶来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吃伤了身体。”说完就让随从人员拿酒给他们一一喝过以后才离开。过了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指挥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牵住了穆公指挥车两边的马，正要活捉秦穆公。这时，去年吃穆公骏马的一伙人率着三百多号人，都冒死为保卫秦穆公而在指挥车周围拼杀，终于战胜了晋军，保卫了秦穆公并俘虏了晋惠公凯旋而归。这真可谓是费用不多而得到的回报却不少。齐桓公准备出兵征伐诸侯中的叛乱者，但一时铠甲兵器不足，于是发布命令，让犯重罪的人每人出一副犀牛皮铠甲和一支戟抵罪，让犯轻罪的人按犯罪轻重程度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而让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这一命令发布后，百姓们都很高兴，纷纷将箭竹加工成箭，将铜铁熔化后铸成各种兵器；齐桓公就用这些武器征讨了不义之君和无道之国，终于称霸了天下。这就是叫征收得多却没有人怨恨。所以英明的君主是根据民众的喜好来劝他们向善从善的，依据民众的憎恨来禁绝奸邪的，所以能奖赏一人而天下人都称赞、惩罚一人而天下人都惧怕。所以说最有效的赏赐是不浪费的，最有效的惩罚是不泛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孔子杀少正卯而堵塞了鲁国的歪门邪道，子产杀邓析而禁绝了郑国的奸邪活动；他们都能够由近喻远、由小知大。所以圣人是掌握要领持守简约，但却能收到广泛的效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 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意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而做坏事却很难。所谓做善事，只要清静无为便能做到；所谓做坏事，是说躁动而多欲。性情安适，去除多余的欲望，不受诱惑，依循本性，保存纯真，不让自己变异，就能为善，所以说做善事容易。而做坏事要翻越城墙，穿过险要的关卡，偷盗符节、印章、钥匙，又要篡位杀人、伪托君命、编造谎言，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做坏事也不易。现在有人之所以被关押或蒙受刑罚的磨难，是因为这些人欲望无限膨胀、不知节制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颁布的国法是：“盗墓的处死，偷盗的判刑。”这些是执法的范围。这法令针对着奸邪之徒，法网随时追寻着这些奸邪之徒的踪迹，即使是愚昧的男女都懂得触犯刑法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违反禁令是不能免除惩罚的。但就有一些不成器的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冒着有可能被判死罪的危险去干坏事，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蒙受刑罚的耻辱。因而每年在立秋以后，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会接连不断地来到牢房提取死囚，将其处死，以致使被处死的人血流满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这些死囚被利欲之心冲昏头脑，因而看不到死亡的祸患正等着他呢！现在假设战场上两军对阵，两方将交战，将领于是下军令：“冲上前去斩下敌首的授予爵位，后退逃跑的腰斩。”但是阵营中的士兵都不冲锋前进争立斩敌首的功劳，却后退蒙受腰斩的惩处，这是害怕冲上前去被敌人杀死，却往往忽视违反军法也是要处死这点。所以说利和害是相反相成的，祸与福是互相承接的，这个道理不能不弄清楚啊！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于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巵。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孙叔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爵禄不能累也。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本想得到它，但恰恰因此而失去了它；有时你想避开它，但恰恰因此而碰到了它。楚国有个人在乘船过江时遇上了大风，波涛汹涌，此人十分惊恐，为了避开劈头打来的浪头竟自己跳入了江中。他并不是不贪生和怕死，但在一时怕死的念头冲昏头脑时反而忘了怎样活命这一点。所以说人的嗜欲也如同这样。有个齐国人偷金子，在街市正繁华热闹的时候，看到金子拿着就走，被捉住后问他：“你怎么敢在集市里偷金子？”那人回答说：“我没看到人，只看到金子。”这正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在干什么。所以圣人是明察动与静的变化，恰如其分地掌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理顺爱与憎的情感，调和喜与怒的情绪使之有节制。如果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降临；接受和给予适度，罪孽就不会来纠缠；爱憎理顺，忧虑就不会产生；喜怒节制，怨恨就不会侵犯。所以通达于道的人，是不随随便便捞取好处的，也不会无故推辞应得的福利；自己该有的不放弃，不该有的不索取；这样永远充实而不溢出，恒常虚空而易满足。因为有满足感，所以屋檐漏下的水就足够装满盆盂酒壶；因为没有满足感，所以就是有江河之水也不足以装满盆盂酒杯。人心就是这样。人并要自觉地用道术来衡量：只求吃饱穿暖就足以怡养你的七尺之躯了；反过来说，你如不用道术来衡量、检束自己，那么即使给你万乘之国的权势，你也会嫌不尊贵；即使给你天下所有的财富，你也不会感到高兴。孙叔敖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伤的神色，这是因为爵禄不能拖累他；荆佽非在两蛟龙挟持缠绕他所坐的船的危急情况下，神志不动摇，这是因为怪物不能吓倒他。所以圣人是心志平静，精神内守，外物不能惑乱他的神志。

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揜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刍，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蚘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燐，人弗怪也。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复，知者之所独明达也。

喝醉酒的人，会低着头走进城门，他还以为走进了七尺高的房门呢！而渡过长江淮河，他还以为是过一条几尺宽的小水沟呢！这些表现都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而造成的。胆小的人，晚上看见立着的圭表，还以为是鬼；看见地上躺着的石头，还以为是老虎。这些都因为恐惧吓散了他的魂魄，何况这种人真的碰上天地间的怪物呢！雌雄相配、阴阳交迫，羽翼类的生成雏鸡、小鸟，毛类的生成驹犊，柔软的是皮肉，坚硬的是齿角，这些人们见了并不感到奇怪；老槐树会发天火，人死后血气会发出磷光，这些人们见了也不感到奇怪。但山里出现山精枭阳，水中出现水精罔象，树木中产生木精毕方，井里生出土精坟羊，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这是因为平时看得少、听得少，对这方面事物的认识比较浅薄。天下的怪异之事物，只有圣人能认识；利害之间的转化，只有聪明的智者能看透。

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因鬼神擎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角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而那些似同似异，难以分辨清楚的事物，真把世俗的平庸人给弄糊涂了。在这个社会中，有些事情不便公布于海内外，有些消息对老百姓来说又不是十分明确，因此就借助于鬼神吉凶祸福等迷信的观念来定出种种禁戒，并汇合各种情形，加以类推，为民众提供解释现象、传闻的徵兆依据。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例如世俗社会说：“祭祀祖先神灵的牺牲，猪是上等的祭品；安葬死者时不可将裘皮随着陪葬；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开他的臂肘；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这些说法在法令中都没有记载，但在圣人间倒有口传。祭祀祖先神灵以猪为上等祭品：并不是说猪就一定比麋鹿之类要好，但神明偏偏享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猪这样的牲畜为一般人家普遍饲养，并容易得到，所以是因其方便易得而提高了猪的尊贵地位。同样，裘皮不可以随死者埋葬于地下，并不是它没有丝绵帛绢那样的保暖性，而是世人认为裘皮是难以得到的昂贵物品，可以世代相传，它对死者毫无益处，倒可以用来给生者保养身体，所以根据它的作用而订出忌讳它作随葬衣服。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开他的臂肘：这是因为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难免失手伤人，因失手而互相伤害，这样的祸患就大了；再加上双方都无血海深仇而要争斗，只因闹着玩这样的小事而陷于刑杀之中，实在不应该。而愚昧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不忌讳这种事，于是就搬出祖宗神灵来吓唬他们，让他们有所禁忌。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假若鬼神能变化莫测，那它就不必一定要通过门窗而进来；如果鬼神是循空虚而入，也就不会踩着门槛上的你。那么为什么要订出这样的忌讳呢？这是因为门窗过道是风所通过的必由之路，而风又是阴阳激荡冲突的，遭门风吹袭就要生病，所以人们借助鬼神踩头的说法来达到告诫的目的。凡此种种说法，当然不可能载入法典书策而收藏在官府之中，所以利用吉凶观念来解释它们，为的是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危害性，于是借助鬼神的威严神圣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实际上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愚昧的人却又以为真有鬼神致吉凶福祸的事，那些根本不信鬼神的人又认定这是假的而加以否定。只有得道的人才能了解它的意义。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死而为灶；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后稷作稼穑，列而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如今世上人们祭祀井神、灶神、畚箕扫帚神、门户神、杵臼神等，并不是这些神真能享受到祭祀，只是平时过日子的人们每天要没完没了地麻烦辛苦它们，所以碰到过年过节，人们就会感念它们的好处，用这种祭祀的方式来表示不忘它们的功德而已。高山地带的空气接触冰凉的岩石就会凝成水珠，并形成云气产生雨带，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雨就会降临大地，这种情况只有像泰山这样的高山地带才会发生；大旱三年都不会断流，泽水灌溉百里滋润着大地草木，这只有长江、黄河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天子将天下的山川都列入祭祀范围。按照这种观念，凡在危难中挽救过主人的战马，其死后人们就用被褥蒙裹后埋入地下；同样，耕牛一生为人们勤劳耕作，所以牛死后人们用大车拖着掩埋掉。牛马有功劳，人们尚且能不忘怀，更何况人本身呢！这就是圣人为什么要人注重仁爱恩德的原因。所以炎帝因教会人们使用火，所以他死后被尊为灶神；大禹为天下操劳，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土地神；后稷因教会人们种庄稼，所以他死后被尊为谷神；羿为人们除掉了害人精，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宗布神。以上这些便是产生鬼神观念的原因。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北楚有位行侠义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他不要再做行侠的事了。他不听。有一次县里发生了盗贼偷盗事件，官府彻底搜查了他的住宅，他和盗窃案有牵连的事被察觉，于是这位侠士吓得连夜逃跑。官府的差吏追踪搜捕他，在半路上追赶上了他，但那些平时接受过这位侠士恩德的人都为他抗拒追捕，使他免遭逮捕，安全地返回了家里；到家后的侠士对他的子孙说：“你们多次阻止我行侠，现在有了灾难，果然靠那些受过我接济的人免去了祸患，说明你们平时劝我的话是不能听从的。”这位侠士正是只知道怎样免除灾祸，而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不发生灾祸。像他这样看问题，怎么会不迷惑呢？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于此。

宋国有一个人嫁女儿，他对女儿说：“这桩婚事我看未必能保持长久，假若夫家把你遗弃，赶你出门，你就不能不早点作准备多私藏些钱财。私藏的钱财多了，到时候被赶出门后再去嫁人也容易些。”他女儿果然听从了父亲的计谋，在婆家经常偷窃夫家的钱物藏起来。后来这女子的公公发现了这媳妇的偷盗行为，就将她赶出了家门。而她的父亲非但不觉得这件事做错了，反而自以为得计。这位父亲只知道为防女儿被遗弃而教其偷藏财物，却不知道正是偷藏财物才导致被遗弃这点。像这位父亲那样考虑问题，哪能不荒谬呢？现在有人租用车子来运货，他将货车装得满满的，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车子和牛的气力，还为了怕压断车轴，专门备了一副车轴和车辕放在车上，但这样一来，更加重了车的重量；他不知道正是这加上去的一副车轴和车辕加重了车的重量而导致车轴折断。楚国国君身佩戴着一块玉玦去追赶兔子，在追赶兔子过程中碰碎了玉玦；以后他为了防备奔跑中碰碎玉玦，就佩戴两块玉玦来预备其中一块破碎，谁知因为是两块玉玦，所以在奔跑中两块玉玦互相碰撞，碎得更快。使国家混乱不堪的做法，就像这种情况。

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效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那鸱鸟的眼睛很大，但视力不如老鼠；盚虫的脚很多，但不如无脚的蛇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大的不如小的，多的不如少的情况。至于说到从强变弱，由弱变强，危转为安，存变成亡的这些情况，不是圣者，谁能看得清！大小尊卑，是不能笼统而论的，只有道的存在才是最珍贵的。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天子处在郊外行宫的时候，九卿、大夫都为此奔走忙碌着，坐着的人就得为天子到来而趴伏在地，而原本可斜靠一会的人也不得不赶紧站得整整齐齐，毕恭毕敬。而这个时候，留在朝廷值班的官员们倒可挂上宫帽，解下佩剑，放松衣带而安舒躺下。这不是说郊外的行宫比朝中的明堂太庙更大、更尊贵，而是因为至尊的天子在那里居住。这道的尊严，不只是像天子尊严那样只当天子出现的时候民众才敬仰他。这道的尊严能使蛰伏着的昆虫和巢穴中的喜鹊都向着它，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调啊！帝王君主如果能禀受到天道，融合和谐，那么禽兽草木就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了。

卷十四 诠言训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

天地浑然未分，整个地呈现出未分的混沌整体，当时还没有形成生出有形的万物，这种状态称之为“太一”。万物都出自于这个“太一”状态，成形以后各不相同，有飞禽、走兽、游鱼，这就称之为“分物过程”。以后又可根据不同的种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的物种、群体和生命形态也各不相同，但表现为有形这点上是一致的。各类物种因种类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贯通，于是显示出它们的千差万别，并再也无法返回到它们原本那种混一的状态。所以万物均处于它们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也就有了“生”，而“死”便是万物生命运动的终结。这些物种无论处在何种生命状态下都属有形物体，而不是虚无的物质，创造物的东西，造物者似乎已消失在万物之中了。

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贵，而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故虎豹之强来射，蝯貁之捷来措。人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考察天地未分的时候，人类从无中产生，表现为有形，一旦有了形体，就受物质的制约。如果能够再返回到产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没有形体的人那样，这样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与“太一”分离。圣人不做名誉的承受者，也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做事情的执行者，更不做智谋的主人；他隐蔽时没有形体，行动时没有影迹，遨游时没有徵兆。他不为福先也不为祸始；他保持着无形状态，行动完全出于自然。想要获得幸福的人有时却获得了灾祸，想要获得利益的人有时却遭受了损害。所以不如“无为”，“无为”倒能使人安宁，失去“无为”倒反而危险。这就像无事治理天下，有事天下混乱一样。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闪闪发光，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指指点点；义通过品行道德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总关注着它。人们所指点的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人们所关注的行义，行动有它的规矩。因为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所以就引起人对星辰的评论；因为行义有它的规矩，所以就引起人对行义的议论。而圣人则将自己的光辉掩藏在无形之中，将形迹隐藏在无为之中。王子庆忌因勇武死于刀剑之下，后羿因喜猎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则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酱，苏秦因摇唇鼓舌被人杀害。人没有不是推重张扬他的长处，而掩盖看轻他的短处的；因而常常沉醉得意于他自以为的长处和优点，而掩饰遮盖自以为低贱的短处和缺点。那些值得推重张扬的长处往往因表现出来而显得有具体特征，而那些短处缺点因被掩饰遮盖而不为人所见。然而正是由于推重张扬长处，显得有具体特征而导致祸害：虎豹就因具有勇猛强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射猎，猿猴就因具有敏捷灵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捕捉。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推显他的短处而不张扬他的长处优点，就可以和他谈最高深的“道”的理论了。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尝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似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胜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渡水而无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

自信的人是不能用诽谤赞誉来改变他的志向的，知足的人是不能用权势利益来诱发他的欲望的。所以通达天性的人是不会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懂得命运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本身所无法左右的事情的，通晓道体的人是没有外物能够搅乱他的内心和平的。詹何说过：“还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差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划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就无法画出圆形来。自身的修养就像上述说的矩尺圆规，没听说过自身不正而使别人端正的事。溯源天性、端正心术、理顺好憎感情、调适情性，那么治国之道就通畅了。溯源天性就不会被祸福迷惑，端正心术就不会喜怒无常，理顺好憎感情就不会贪求那些于本性无用的东西，调适情性这欲念就不会没有节制。不被祸福所迷惑则行为就能动静循理，不喜怒无常这赏罚就不会出偏差，不贪求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本性，欲念有节制就可怡养天性而知足。这四个方面，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也不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只须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单凭智力就能做成的，也不能单靠聪明就能认识清楚的，更不能只靠人的本事能办成的，同样不能只以仁术就能使人归顺的，单凭强力取胜更不可能。这智力、聪明、本事、仁术、强力五项都归属人的才能范畴，但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养好了，这五项才能也就随之能发挥作用；反之只强调突出这五项才能，那么德行修养也就被忽略了。所以只有获得了“道”，就会使愚笨无能的人都会感到力量无穷；反之失去了“道”，就会使聪明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这就好像泅渡江河而没有游泳技术，即使身强体壮也一定会沉没；而有了游泳技术，即使身体瘦弱也一定会顺利渡过，更何况托身于舟船之上呢！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故广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亲，多知为败，毋亲毋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治国的根本，务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失农时；使人民不失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徭役；减少徭役的根本，在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归返虚静平和的天性；归返天性的根本，在于抛弃内心世界那些多余的精神压力；去掉抛弃了这些精神压力，心胸就会虚静；心胸虚静就平和；平和是道的基本素质，虚静则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够拥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会失去诸侯国；能够拥有诸侯国的诸侯王，必定不会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够治理好自己家族的，也必定不会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的；能够自身修养的人，也必定不会忽略自身的心性；而能够使自己心体返归本原的，必定不会亏损本性；不亏损本性的人，必定不会迷失“道体”的。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持守着你的内心，周密地封闭与外界的接触，智慧过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以虚静平和的心态拥有精神，那么形体就会自然端正。”不能把握自身的虚静平和而能通晓道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易经》说：“收束口袋，没有过错也不会有赞誉。”能够称霸成王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一定是个强大的人；而能够强大，一定是利用了民众的力量；能利用民众的力量的人，也必定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也一定自身修道得道的；而能够得其道的，一定是以柔弱处世处事的。强硬尽管能胜过不如自己的人，但碰上力量与之相等的人就互相抗衡而难以取胜了。而柔弱可以胜过比自己强大的人，它的无形的柔性之力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能从多次失败中转变为大胜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善游者，不学刺舟而便用之；劲坺者，不学骑马而便居之。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泰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耆者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从之，遂成国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尊君也。辟地垦草者，后稷也；决河濬江者，禹也；听狱制中者，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方船济乎江，有虚船从一方来，触而覆之，虽有忮心，必无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一谓歙之，再三呼而不应，必以丑声随其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今实也。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

善于游泳的人，不学撑船技术，只须运用游泳术便能渡河了；脚力强健的人，不学骑马技术，凭着强健脚劲便能行走了；看轻天下的人，因不受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安然处之。泰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族人常来骚扰，亶父拿出皮革、帛币、珍珠玉器来进贡给狄人，但狄族人照样不断地侵扰。亶父于是辞别了邠地的父老长者迁移到岐周，百姓们扶老携幼跟随他，终于在岐周建立了国家。由亶父这种志向意愿推论，经过四代人的努力终于拥有了天下，这不是也相当合时宜的事吗？这也说明不将占有天下作为目的的人，就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它使万物生长死亡，这些并不是上天有意而为，只是一种自然过程，而人民照样尊重上天。操持日常事务，主持执行法令，管理百官民众，这些是具体官员、有关部门做的事，君王并没有做这些事，但人们还是尊崇君王。拓垦荒地、开辟耕地的是后稷，挖决黄河、疏导长江的是大禹，审理刑狱、裁决公正的是皋陶，但是有圣王之名的却是尧帝。所以掌握道术，以此来驾御天下的君王，他自己即使没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使用；而没有道术的人，技能就是再多也无济于事。乘着筏船渡江，有条空船随风飘来，把筏船撞翻，这时筏上的人尽管恼怒万分，但也没法向人泄愤怒。现在假设那空船上有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宁。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德，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也。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之至也，百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以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歧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也，道之者危。故秦胜乎戎而败乎骰，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劝而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祸，外无福，祸福不生，安有人贼？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议则生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修自然，己无所与。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故《诗》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皆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为善。货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货数而任己。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于为质，则治不修故，而事不须时。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责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妄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獘身。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名声与“道”不能同时彰显，人如爱名声，这“道”就不被重视；“道”战胜人的欲望，这“名声”就消失。“道”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身扬名，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道”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处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道”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会生出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道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做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者也。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则兔于累矣。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掩，邪巧则正塞之也。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诣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利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叵内治而待时。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弹而欲不餍；卑体婉辞，则谕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教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一身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衙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搪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偩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御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令而放任自我，抛弃道理而运用心计。但实际上天下的事情广博而人的智术浅薄，用浅薄的智术去应对广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个人的智慧来办事，失误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条。同样崇尚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视防备，只凭自身力量而拒绝相互间的帮助。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强大的敌人，不凭借众人的力量而只凭自身力量，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喜欢施舍，但无一定的标准，上面的分配没有标准，下面的奢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施舍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国库，这实际上是与百姓过不去。但如果是赋税收得少，施舍却又多，这国库里的财钱数量就不足以开销。所以喜欢施舍，是一种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术却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广大的。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飱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岂若忧瘤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昆山之玉滇而尘垢弗能污也。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失。故奈把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本性互相损伤，二者不可并立，一方树立，另一方必废弃，所以圣人是抛弃物欲而依顺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听音乐、嘴巴爱尝美味，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它们，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处；贪吃暴食不利于身体安宁，听淫声不合于大道，看美色不利于天性。这口、耳、眼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能制约它们的是义理，即“心”。割除毒疮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药汤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忍受，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饿了大吃一顿也很惬意，但是人们不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以上四种情况，耳、目、鼻、口这些器官是不知取舍的，只有用“心”才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适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来，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欲行事是不行的，这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凡调养身体保养天性，就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劳逸结合，让这种养生之道始终落实贯彻，这样邪气就很难入侵到你的身体中来，哪像因担心肿瘤产生、毒疮发作而预防着那样伤神费心！那能够盛下整头牛的沸腾大鼎，蚊蝇是不敢靠近的；那昆仑美玉纹理精细，尘埃是无法污损的。圣人丑不内萌而心灵纯洁、美不外致而心灵善美。所以祭祀只是为了思念亲人而不是为了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只是为了对宾客表达敬意而不是为了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够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处尊位者，以有公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铃谋，故称平焉，不称智也。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离，而为论者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非藏无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此两者常在久见。故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备则天下之时可承。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故老子曰：“虎无所措其爪，兄无所措其角。”盖谓此也。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声，弗叩弗鸣；管萧有音，弗吹无声。圣人内藏，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称他为尊，而不称为贤。拥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规而不玩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对内没有残暴的事情招来百姓的怨恨，对外不以贤能的行为招致诸侯的猜忌，上下礼节遵循而不偏离，想评说的人因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迹而无法评头品足，这就叫做藏匿于无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于无形之中，谁不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顺。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顺水性；后稷种植谷物，是因顺地力；汤武平定暴乱，是因顺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强力来夺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强求。任用智慧则容易导致与人争讼，任用武力则容易导致与人竞争。不能使他人没有智慧，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崇尚的就是无形不现。所以君王的贤能不显露则使诸侯不戒备；不贤的事情不显露则使百姓怨恨无从产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众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诸侯不戒备，那么夺取天下的时势就可以利用。事情是与众人一起做的，功业是靠时势运用而生的，而圣人就要在这其中销声匿迹，看不出他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鼓不藏身于声，所以敲击时会发出声音；镜不没形于其中，所以外物照镜时会映出影像。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叩击它就不会鸣响；管箫可以发音，但不吹奏它就不会有乐音。圣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加以控制，外物降临时才作出应对。修饰外表会伤害内质，放纵情感会伤害精神，表现文采会遮蔽质朴。一刻都不忘掉表现贤能，这必定会困扰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态仪容，这必定会劳累他的身体。所以羽毛翅翼美丽的飞鸟，因善飞而伤损它的骨骸；枝叶繁茂的树木，因枝叶消耗而损害它的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到。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焉可以托天下也。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干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仅愁人。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

天本有明，不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会开门户、凿牖窗，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财，不忧虑百姓的贫穷，而百姓自会伐木砍草，从大地获取财物丰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动，而行路人将它作为目标来攀登。这巍然不动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给自足，它也不对人有过什么有意的施与，取用山丘财货的人也不必以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必定会剥夺。唯有在无为中隐匿自己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这个道理而不爱名。名誉兴盛起来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则人就无须名位。所以称誉产生，这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没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没有祸。是诸侯却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却要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贵大富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能够不因为拥有天下而伤害国家，能够不因为拥有国家而伤害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没有得到的，煞费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来临就高兴，灾难临头就恐怖，策划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圣人无屈奇之眼，无瑰异之行，眼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升降揖让，趋翔周游，不得已而为也。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岂加故为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得其齐，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驰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何则？先在于数，而不在于欲也。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有百技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周公骰蠕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逞启处，无所移之也。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弦虽急，大弦必缓。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今与人卞氏之壁，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 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两人相斗，一赢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赢，非以勇也，以不斗也。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瞎：此之谓狂。有祸则础，有福则赢，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

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萝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春，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方矩。行军排成兽阵，站立形成列队，这样可以率领少量人马而不能统率千军万马。蓼菜长成行，瓶瓯有底座，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而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来饮酒，洗涤干净以后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在家赡养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约不能聚合众人。大型的音乐必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略。平易简约能成天地。大型音乐平易而没有怨伤，重大礼仪简略而不受责难，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子皇帝。

心有忧者，筐床袄席，弗能安也，菰饭刍牛，弗能甘也，琴瑟鸣芋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

心里有忧愁的人，即使有安适的床榻松软的垫席也不能让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饭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乐。而一旦内心的忧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稳、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由此看来，活着有它的乐趣，死去有它的哀伤。现在有些人致力于增加人本性所不乐意的东西，而损害了本性快乐的东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拥有天下，尊贵到做了天子，但还是免不了成为悲哀的人。

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扶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廋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乡方矣。

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愉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内心始终保持无欲，可称为恬愉；身体保持无事，可称为安逸。身心处于恬愉舒适之中，身体处于安逸闲适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内心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琐事，虽天下之大也不足以变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隐藏也不能干扰他的生活态度。所以虽然低贱但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足。大道无形象，大仁无偏爱，大辩无声音，大廉无贪心，大勇无矜夸，这五者被保存下来，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乱则降北，辩则本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以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凛，见所始则知终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沮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未。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面应化者。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诉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

军令多变或不统一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酒令太多或混乱就会导致酒席吵闹发生争执。部队混乱就容易临阵败逃或投降，酒席吵闹发生争执就容易互相伤害。所以事情常常是开头美好，最终却变得丑鄙；事情常常是开头快乐，最后以不高兴收场。简简单单的事，最终变得繁琐不堪。现在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宴请宾客，以卑恭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接待客人，想以此来交结朋友欢聚一场，但在饮酒过程中却以饮酒多少而发生了争执，并打斗起来造成伤害，为此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变成仇人，出现了原本不想见到的局面，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偏差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的怨刺，礼的偏差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中并不是没有羽音掺杂，羽音里也并不是没有徵音掺杂，五音中没有哪种声音不掺杂，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给五音定名，因为五音分别以本音调为本体来确定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圣人都具备，然而对具体某个圣人用一种名号命名，是针对他身上的那种品质特别突出而言的。阳气在东北方产生，到西南方消失；阴气在西南方形成，到东北方衰弱。阴气和阳气在产生之初都是协调和适的，又非常相似的。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各自增长本身的成分，以至渐渐拉大它们的差距，或者阳气极盛时热得沙石烤焦，或者阴气极盛时冷得河水结冰。因此圣人是谨慎地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而最终流注大海，庄稼生长于田野而最终收入粮库，这就是看到它们的开始便知道它们的归宿了。祭祀时，崇尚草编的席垫、装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是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们就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先王们重视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东西。圣人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之道。那寒与暖正相反，当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不因此降低它的热度；当大暑高温热得能使金属熔化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热度。寒暑的变化对火本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火有它自己的特质。

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去时 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 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

圣人常处后而不争先，常应和而不倡导；既不前进追求，也不退后谦让。跟随时间三年，时去我走；离开时间三年，时在我后。没有离开也没有趋就，居中站于应处的地位。天道没有偏心私情，它只帮助有德之人。有道之人，不失时机地去帮助他人；无道之人，丧失时机被人剥夺。自身正直而等待天命，时机来到不能迎上去而违逆它；拦截时机而强求合时；时机离去不能追上去而拉住它。所以一般不说我无所作为天下离我这么远，也不说我不想得天下天下不会落在我手里。古代那些会保存自我的人，乐于道德而忘却贫贱，所以名誉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乐于道体而忘掉贫寒，所以利益不能改变他的心性。名利就是充斥天下，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乐，虚静而能知足。所以这样修心养性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体的。从自身现在往上推算到上古时代，时间是够久远的了；又从自身死后往下推算世界，无穷无尽也够遥远的了。以一个几十年仓猝的一生，去忧虑天下的治乱，就像担心黄河水会减少、以泪水去增加它的水量一样。神龟寿长三千年而蜉蝣不过活三天，以短命蜉蝣去替神龟养生条件担忧，这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所以不必要忧虑天下的治和乱，只以自身颐养为乐事就够了；如能这样，便可与他谈论道体了。君子行善，不一定能使福必到；君子不做坏事，也不一定能使祸不降临。福的到来，不是靠自己追求的，所以得到幸福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祸的降临，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受不幸也不后悔自己的行表。内在的心性修养遵循一定的准则，如横祸降临，那就是天意了，不是人为的。所以应时常内心静漠恬淡，不要因外物牵累对德的修养；做到狗吠而不惊，对自己纯真的性情充分相信。所以懂得道的人不迷惑，知晓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大国的君主死后，人们将他的尸骸埋在旷野地里，而在庙堂上祭祀他的神灵，这是因为精神比形体贵重。所以精神处于制约地位，形体就服从精神，如形体制约精神，精神就会耗尽。聪明虽然管用，但还必须返归到精神上来，达到这种虚静中和境界的叫做“太冲”。

卷十五 兵略训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跃，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驶，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贪味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

古时候人的用兵，不是为了谋求扩大地域的利益和贪图获取金玉财宝，而是为了存亡继绝，平息天下暴乱，铲除百姓的祸害。凡是有生命的动物，有的嘴长牙齿、有的头长犄角、有的脚上生着前爪后距。这样，长着犄角的就用角触撞、长着牙齿的就用牙噬咬、长着毒刺的就用刺螫、长着蹄脚的就用蹄踢蹬。这些动物高兴时互相嬉戏，发怒时互相伤残：这些均为天性。人类也有衣食的欲求本能，但这些物资又不能充分满足，所以人们相聚杂处，分配不均匀，需求又不能满足，于是便发生了争斗。争斗时，强壮的就胁迫弱小的，勇猛的就欺凌怯懦的。但同时人类又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于是就裁割兽皮做成甲胄、熔炼金属制成刀枪。而那些贪婪财物且蛮横残暴的人残害天下百姓，使人民受到侵扰而不能安生。这时圣人挺身而出，毅然兴兵讨伐强暴、平定乱世、铲除险恶、清除混乱，使混浊变得清平、将危亡成为安宁，所以使那些凶恶强暴者不得不停止作恶行为。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那就是黄帝曾经和炎帝打过仗，颛顼曾经和共工发生过战争。所以是黄帝在琢鹿之野打败蚩尤，尧帝在丹水之浦消灭楚伯，舜帝讨伐过叛乱的有苗，夏启攻打过不服的有扈。这说明战争即使在五帝时代也没有停息过，那就更不用说衰乱的时代了。

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柿发褥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使夏桀、殷纣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不至于为炮烙；晋厉、宋康行一不义而身死国亡，不至于侵夺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过而莫之讨也，故至于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易为弗除！

战争是用来制止凶暴和讨伐祸乱的。炎帝造成了火灾，所以黄帝将他擒获；共工制造了水患，所以颛顼将他诛灭。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一般性是这样的：先用道理教育这些坏人，并用德行开导这些恶人，如果不听劝导，就用武力威势震慑他们，武力威势仍然不足以震慑他们，就只能用兵来对他们作出制裁了。所以圣人用兵，如同梳头锄草，清除的是少数害虫，保护的是多数百姓的利益。杀害无辜的百姓来保护不义的君主，祸害之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穷尽天下的财物来满足一个暴君的欲望，灾难之中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假若桀和纣危害百姓的事一开始就被及时扼杀，就不会有以后制造炮烙酷刑的事；假若晋厉公和宋康王推行第一件不义的事时就被制止扼杀，就不会有以后侵略别国施强暴的事了。这四位暴君，都是在于只有小过错的时候没有来声讨他们，以至于发展到搞乱天下的地步、祸害百姓的境地。所以，放纵一个暴君的邪恶，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天下的祸乱，也实际上对百姓造成了祸害，因此按天理人伦来说是不允许放纵一个邪恶的暴君的。之所以要确立君主，为的是禁止强暴讨伐叛乱，但现在设立了可统治万民的君主之后却来残害百姓，这实在不应该；如是这样设立残害百姓的君主，这就像给恶虎添翼，为什么不除掉他。

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荐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艹+热]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做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帅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门而待之，浙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此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夫有谁与交兵接刀乎！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

养鱼的人都知道只有清除池塘里的猵獭才能养好鱼，养家禽家畜的人也知道只有消灭豺狼才能养好家禽家畜，更何况是治理百姓的君主呢！所以能够称霸的诸侯用兵，用伦理来考虑，用策略来谋取，用正义来扶持，目的不是用来消灭存在着的国家，而是用来保存将要灭亡的国家。所以当听到敌国君主有对人民实行暴政的事，就发动军队来到该国边境，谴责暴君的不义行为，列举暴君的罪状过失。部队到达该国国都的郊外，便传令部队“不得砍伐树木、不得挖掘坟墓、不得烧毁庄稼、不得焚毁库存财物、不得俘获人民、不得没收家畜”。接着又向该国的民众发布文告：“你们这个国家的君主傲视天命，欺侮神灵，制造冤狱，滥杀无辜，这就是上天要惩处他、人民仇恨他的原因。今天我们正义之师来到你们国家，就是为了废除不义的昏君，恢复道德，让有德人士执掌朝政。谁要是敢违背天意，保护害民国贼的，一旦抓获，本人处死、家族灭绝；谁能带领全家听从我军命令的，则赐给全家人俸禄；谁率领一里居民顺从我军的，则赏赐全里；谁率领全乡服从我军的命令，就将该乡赐封给领头人；谁率领全县归顺我军，就封他为县侯。”攻克该国不牵连到该国人民，废除该国的昏君、替换该国的公卿、选拔优秀贤良的人士、赈济孤儿寡妇、抚恤贫穷家庭、释放监狱中无辜的冤民、奖赏有功人士。对于这样正义之师、解放大军，百姓是敞开家门等待着，淘好米准备烧饭，唯恐义军不到自己家里来。这就是汤、武能取天下的原因，也是齐桓公能成霸主的原因。所以若一国君主无道暴虐，该国的民众就思念义军的到来，这就像旱天盼及时雨、口渴想饮水一样，又有谁拿着刀枪来抵抗呢！所以义军所到之处，往往不交战就可以达到制止动乱、取得胜利的目的。

晚世之兵，君虽无道，莫不设渠 ，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广壤也。是故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为之故也。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后世用兵打仗，某国国君尽管无道，但民众还是开挖壕沟，依靠城墙来防守，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来进攻的部队不是为了铲除无道废除暴君的，而是借除暴安良的名义来侵占该国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领土。因此仗打得尸横血流、旷日持久，但是能称王称霸平天下的事业还是不能在世上出现，这是因为战争只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缘故。为了扩张领地而发起的战争是不能实现称王平天下的目标的；同样，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发起的战争是不能建立丰功伟绩的。发起战争是为人民的，人民就会帮助他；兴起战争是为自己的，人民就会抛弃他。得到民众的支持，尽管弱小也必定会强大；被民众唾弃，即使强大也必定会灭亡。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夫圆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圆而无端，故不可得而观；地方而无垠，故莫能窥其门。天化育而无形象，地生长而无计量，浑浑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无朕。所以无朕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轮转而无穷，象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莫能得其纪。

军队失去了道就会衰弱，军队得到了道就会强大；部队将领失去了道就会变得笨拙，得到了道就会变得灵巧；国家得到了道就能长存，国家失去了道就会衰败。所谓“道”，就是体现“圆”又取法“方”，背靠“阴”而怀抱“阳”，左手执“柔”而右手持“刚”，脚踩“幽”而头顶“明”。事物变化没有常规，掌握纯一的本原——“道”，就能应对无穷，这就叫做“神明”。那“圆”是天、那“方”是地。圆圆的天穹没有开端，所以不可能看到它的形状；方方的大地没有界限，所以没法窥视它的门户。上天化育万物没有形迹，大地生育万物无法计量，浑厚而深沉，谁知道其中的蕴藏！所有有形事物均有徵兆，而唯独“道”没有。“道”之所以没有徵兆，是由于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就像车轮转动没有止境，又像日月行空，还像四季更替、日月运动形成昼夜；它是终结了又开始了，明亮了又晦暗了，没有谁能找得出它其中的规律。它制约有形的事物但自身却不受任何制约，所以能完成功业；它产生万物但自身却不归属物类，所以能战胜一切而不失败。

制刑而无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是故大兵无创，与鬼神通，五兵不厉，天下莫之敢当，建鼓不出库，诸侯莫不慑墆沮胆其处。故庙战者帝，神化者王。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

消灭敌军是战争用兵的最终目的；至于能够做到没有伤亡便使敌军屈服则可称作最理想的结局。所以真正的战争并不造成伤害，这是因为战争的艺术性极高，已能与鬼神相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秣马厉兵，天下没人敢与之对抗；战鼓用不着推出兵械库，因为诸侯无不闻风丧胆。因此能够在朝廷中通过决策取胜的人可以称为“帝”，能够在精神上感化别人的人可以称为“王”。所谓在朝廷中通过决策取胜，是指效法天道；所谓在精神上感化别人，是指效法四季变化。在国内整治政务，远方的异族就会仰慕你的德政，战争还没发生就已稳操胜券，诸侯也被你的声威所震慑，这是因为国内政治清平安定的缘故。

古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而合四时，叫呼而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础伸不获五度。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万物百族，由本至未，奠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润乎草木，字中六合，振豪之末，莫不顺比。道之浸洽，滒淖纤微，无所不在，是以胜权多也。

古代得道者静时效法天地，动时顺应日月，喜怒变化符合四时规律，呼喊与雷霆相应，声音气脉不逆八风，收缩伸展不乱五行。下至甲鳞之虫，上达羽类飞鸟，欣欣向荣，生意盎然，万物林林总总，从本到末，无不井然有序。因此，进入狭小而不感到逼迫，处于阔大而不感到空荡；它浸润金石，滋润草木；大到宇宙天地，小至毫毛尖端，无不顺应有序。“道”的浸润，柔和细微，无所不在，所以得道者的谋略就多。

夫射，仪度不得，则格的不中；骥，一节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战而不胜者，非鼓 之日也，素行无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车不发初，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招义而责之，大国必朝，小城必小。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猎者逐禽，车驰人趁，各尽其力，无刑罚之威，而相为斥闽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济于江，卒遇风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抒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忧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故善用兵者，用其启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用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为己用，所得者鲜矣。

射箭如要领掌握不得法，就不能射中靶心；千里马如对它驾驭不好，就不能日行千里。同样，战争不能取得胜利，原因不在于交战时有什么不妥，而在于平时治军训练就长期没有搞好。所以得道的军队，其军事行动是战车不必启动，马匹不必套鞍，战鼓不振动尘埃，军旗不必展开，铠甲不遭箭射，兵刃不沾血腥；官员不必更改职位，商人不必离开店铺，农夫不必离开田地；举示正义而斥责不义，这样大国必定归服朝拜，小国必定不战而降。顺应民众的意愿，凭借人民的力量，铲除残暴奸贼。所以说利益一致的人就会拼死相报，情感相投的人会互相成全，愿望相同的人就会互相帮助。遵循天道而行动，天下人就会向往应和；按人民的意愿而行事，天下人就会为之奋战。打猎的人追逐禽兽，马车急驰，随从奔跑，各尽其力，这里并没有刑罚，命令威逼，却能齐心协力追捕，堵截猎物，这是因为大家利益一致——能共享猎物。同船渡江，突遇风浪，平时素不相识的乘客都纷纷拿桨操篙，齐心协力帮助船工摆脱困难，这期间大家配合得就像左右手那样默契，他们并不是为了互相报恩德，而是因为共处危难忧虑之中。所以英明的君王用兵，是为天下百姓除害，和万众百姓共享战争的利益，民众也为之前赴后继，这就像儿子为父亲，弟弟为兄长那样；这样产生的战争能量、威势加到对方敌人头上，有如山峰崩塌，河堤决口，哪个敌军能抵挡得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是会让士兵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不善于用兵的人，是让部队为君主将帅的私利而卖命。让士兵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可以被利用的；让部队为君主私利而卖命，那么所能得到的支持是少之又少。

兵有三诋：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前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抽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抱缩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务修其本，释其根而树其枝也。

用兵打仗大致有三种基本情况：治好国政，理顺要事，施行仁义，广布恩惠，健全法制，堵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睦，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臣服于他的威势，天下感怀他的恩德，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能使千里之外的敌军不敢进犯，从容指挥、轻松自如而天下纷纷响应，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地广人多，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纪律严格，号令严明，两军对阵，双方鼓碄都能看清，但还没冲杀交手敌军就吓得奔走逃亡，这是次一等的用兵境界。知道作战区域的相适环境，熟悉有利的险要地形，懂得灵活机变及正面交锋的变化，审察行军布阵，明白兵力分散和集中的规律，然后击鼓进军，刀刃相拼，飞箭迸撞，踩着血水，踏着伤亡者流出的肚肠，抬回牺牲者的尸体，扶下伤员，流血千里，尸骸遍野，经过这样残酷的恶战才决出胜负，这是用兵的最下等的结局。如今天下人都只知道致力于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下策，而不懂得下功夫抓好精神感化和以德服人的根本方略，这真是砍去了树根而栽种树枝。

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而胜亡焉。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责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夫论除谨，动静时，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宫也。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遗，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辎治，赋丈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将也，犹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择其人，技能其才，使官胜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有爪牙，飞鸟之有六翩，莫不为用。然皆佐胜之具也，非所以必胜也。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

战争取胜的因素很多，但战争必胜的决定因素却很少。铠甲坚固，兵器锋利，战车结实，马匹精良，储备丰富，给养充足，士卒众多且年轻体壮，这些都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战争胜利并不取决于这些条件。同样，知晓日月星辰运行规律、阴阳刑德变化道理、用兵诡秘之术、行军列阵、安营扎寨的方位选择等，这些对战争取胜都有帮助，但战争取胜仍然不决定于这些因素。优秀的将帅打仗之所以常常取胜，总是因为有不可深究的智谋和不可言传的法术，是很难和普通人一样的。那选择任命军吏谨慎、动静适合时宜、军吏士卒管理有方、兵器铠甲装备齐全，这是司马的职责。军队行伍什佰编制齐整、组织严明、战鼓令旗明确，这是尉官的职责。了解部队行军前方是否安全、敌军是否难以对付、始终不忘侦察瞭望敌情，这是候官的职责。保持道路畅通、及时运输辎重并使之安全到达、军垒大小均平、营帐搭扎安稳、军灶水井齐备，这是司空的职责。做到部队收容断后、转移驻扎时保证无人员离散、无流失的军车和无遗失的辎重，这是军舆的职责。这五种官员的职责对于将帅来说，就像身体和手足的关系，一定要挑选恰当的人来担任，使被挑选的人的才能能胜任其职责，并保证做好这些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政务，向他们申述其军令，使他们像有爪牙的虎豹、有健翅的鹰鸟来为将帅效力。然而这些仍然是取得胜利的辅助因素，而不是必胜的决定因素。战争的胜负，根本在于政治。政治能够驾驭民众，人民能亲附君主，那么军队也必然会强大；反之民众反对其现实政治，百姓又背叛君主，那么军队也必然会弱小。所以德政、道义最为关键，德政道义足以感怀天下百姓，其事业就足以能应对天下的当务之急，选用的贤才足以得到天下贤士的拥戴，计谋智虑足以掌握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这些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

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沉、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谿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胃，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然而兵殆于垂沙，众破于柏举。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匾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阎左之戍，收大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牢甲利兵劲弩强冲也，伐棘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筡奋儋，以当修乾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麋沸蚁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势位至贱，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

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不足以成为强国；铠甲坚固、兵器锋利，不足以成为取胜的条件；高大城池、深深壕堑，不足以说明牢固；政令严酷、刑罚繁苛，不足以说明威严。而实行仁政，即使是小国也必定能长存；实施暴政，即使是大国也必定要灭亡。从前楚国的地盘：南方席卷沅水、湘水，北方有颍水、泗水环绕，西边包含巴郡、蜀郡，东面包裹着郯、邳；把颍水、汝水当作壕沟；将长江、汉水当作护城河；把邓林险塞当作城墙；用方城作为环绕北疆的屏障；高山耸入云端，深溪不见日影。地理形势十分有利，士卒百姓又非常勇敢。用蛟龙犀牛的皮制成甲胄，长矛短枪整齐排列在前，连发的弓弩陈放在后，纹彩的战车护卫在旁，冲锋有如飞箭，集合如同雷电，散开有似风雨。然而楚军却在垂沙陷入险境，又在柏举遭受挫败。楚国的强大，如果丈量土地、计算人口的话，可算占天下的一半。然而楚怀王北面畏惧齐国的孟尝君，又背弃社稷而将自身委于强悍的秦国，结果兵败地削，自己到死都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秦二世胡亥，论权势则身为天子，论富裕则拥有天下，凡人迹能到的地方、舟船通航的处所，都成为秦国的郡县。但是二世放纵声色贪欲，穷尽奢侈糜烂的各种生活，不顾百姓的饥寒贫乏，调动万乘车辆修建阿房宫，征调贫苦百姓戍守边防，收敛天下一大半的财富作为赋税，百姓不断被捕处死，以至于拉着车子服劳役死在路上的，每天不计其数。天下百姓的痛苦煎熬，如同在火上烧烤，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人奄奄待毙；这时全国上下都不安宁，小官吏和百姓一样不得安生。戍卒陈胜被迫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振臂高呼号召反秦，自称“大楚”，天下于是纷纷响应。开始的时候，起义军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强劲的弓弩和坚固的战车，他们砍下酸枣树作矛柄、按上椎子凿子作矛刃，挥舞着削尖的竹竿、扁担、锄头去抵抗秦军的长戟和硬弩，但起义军照样能攻城掠地，所到之所，没有不能攻克的。天下也因此沸腾动荡起来，起义军如风卷残云，席卷震撼几千里。陈胜当时的地位极低贱，而且部队的器械也十分简陋，但是就他陈胜能登高一呼，使天下为之响应，这是因为百姓们的心头早就积满了对秦王朝的怨恨和愤怒。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记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然而前无蹈难之赏，而后无遁北之刑，白刃不毕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

周武王讨伐纣王，向东进发而迎着太岁，到达汜水时遇大洪水，到达共头山时遇山崩。接着又有彗星出现，其星柄指向殷，好像要助殷人一臂之力。两军交战时，战斗异常激烈，真是天昏地暗、狂风乱作、骤雨肆虐。但是武王的部队硬是在前无“蹈难之赏”后无“遁北之刑”的引诱和威逼之下奋勇杀敌，使得许多后到的将士来不及拔出刀剑，天下就被武王得到了。所以，善于防御的人无须设防，善于战斗的人无须动真格。知道禁塞邪恶扶助正气的治国之道，充分顺应时势，因顺民众的愿望，天下便能取得。

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汤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穷武也。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势侔则有数者禽无数。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放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矣。

所以善于为政者是注意积蓄仁义德行，善于用兵者是注重积聚民众愤怒；仁义德行积蓄得多民众就可以使用，愤怒积聚得充分威严就可以确立。因此，文治（仁义德行）对民众的影响浅少，这威势所能产生的慑服力就小；恩德施予的面广泛，这威势所能产生的慑服力就广。威势慑服的面广，那么我方就强大，敌方就弱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是先使敌方衰弱，然后方与敌方交战，这样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商汤原先的领地只有七十里，但却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修德政的缘故。智伯拥有千里领地，但却被消灭，这是因为穷兵黩武的缘故。所以千乘小国如能施行仁政就能称王天下，万乘大国如好战就必然会灭亡。因此胜利之师总是在政治上胜过对方后才开战的，而败军总是一味诉诸武力以求获胜，而实际结果并非如此。交战双方的德政相同，这时人多的一方能战胜人少的一方；交战双方的兵力相等，这时有智谋的一方能战胜愚蠢的一方；交战双方的智谋相似，这时懂术数的一方能战胜不懂术数的一方。大凡用兵作战，一定先要在朝廷内谋划好：双方君主哪个贤明？双方民众哪方亲附？双方将领哪方能干？国家政权哪方稳定？双方积蓄储备物资哪方充足？双方士兵哪方精悍？双方铠甲兵器哪方精锐？双方器械装备哪方完善精良？诸如此类都将一一在朝廷计算谋划好，这样才能决定千里之外的战场胜利。

夫有形埒者，天下讼见之；有篇籍者，世人传学之；此皆以形相胜者也，善者弗法也。 所贵道者，贵其无形也。无形，则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诈也，不可规虑也。智见者人为之谋，形见者人为之功；众见者人为之伏；器见者人为之备。动作周还，偶句础伸，可巧诈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进退拙伸，不见朕掇：骛举麟振，凤飞龙腾；发叶秋风，疾如骇龙。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若以水灭火，若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在中虚神，在外漠志，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与飘飘往，与忽忽来，莫知其所之。与条出，与间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风雨，若从地出，若从天下，独出独人，莫能应圉。疾如镞矢，何可胜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绪？未见其发，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击其犹犹，陵其与与，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翰，眯不给抚，呼不给吸。当此之时，仰不见天，俯不见地，手不麾戈，兵不尽拔，击之若雷，薄之若风，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敌之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故鼓鸣旗麾，当者莫不废滞崩阤，天下孰敢厉威抗节而当其前者！故凌人者胜，待人者败，为人构者死。

有形迹的东西，天下人都能看得见它；记载在书籍文章里的内容，世人都能学习并能流传它：这些都是以形来取得胜利的，而高明者是不会效仿它们的。人们之所以看重“道”，是在于“道”的无形。因为“无形”，所以也就难以制迫它，也难以度量它，更不能用智巧来欺诈它，也无法来规划谋算它。一般而言，你的智慧表现出来，人家也就会用智谋对付你；你的形迹表现出来，人家也就会以相应的行为来对付你；你的部队稍有暴露，人家就会打埋伏；你的器械装备一亮出来，人家就会做好充分的防备。总之，动作周旋、曲直屈伸、使巧用诈，都不算是高明的。高明的人的行为是，神出鬼没，如星辰闪烁不定，像天体恢宏运行，进退屈伸，不留痕迹；像鸾鸟飞升、麒麟跳跃、凤凰飞翔、神龙腾空；发动时如猋风，而迅猛得又像闪电；以生动灵活的态势击败呆滞死板，以旺盛的气势驾御暮气衰败，以迅猛有力压倒迟缓疲软，以饱满精神制迫萎靡不振，这就像以水灭火、用汤浇雪——这样的神兵哪能会不如愿以偿？哪能会不达到目的？在内心使精神虚静，对外界使物欲淡漠，运动不留痕迹，攻击出其不意。像飘忽的云风那样来往飘惚，谁也不知它要到哪里去；从缝隙中出入倏忽，谁也不知它在哪里停歇。突然得像雷霆，快速得像风雨；像从地下冒出，又像从天而降；独来独往，没有办法应对它；快得像飞箭，没有什么能与之相匹敌？忽暗忽明，谁知道它的头绪？还没看到它出发，但早就来到你跟前。所以善于用兵的人，看到敌方的弱点空虚，就紧紧抓住而不放过，穷追猛打而不舍弃，逼迫而消灭之，绝不让敌人逃离。用迅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遮眼的气势，攻击及压倒犹豫不决之敌。善于用兵，如同回音的应和，击鼓发出响声，使敌人眼睛被灰尘迷着都来不及搓摸，上气不接下气。从天而降的神兵使敌人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到地，完全没了方向，手不知挥动长矛，刀剑来不及拔出；攻击迅猛如雷鸣，逼迫气势如狂风；像火势一样蔓延，像波涛一样汹涌。这样使敌人静止时不知如何防守，行动时不知如何来操作。这样的部队一旦擂响战鼓，挥动军旗来开战，对方还没来得及抵挡就土崩瓦解，天底下还有谁敢向这样的部队扬威抗衡、阻挡它前进！所以，能够驾驭对方的部队必胜，消极待敌的部队必败，成为人家攻击目标的部队只有死路一条。

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故纣之卒，百万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专而一。故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故计定而发，分决而动，将无疑谋，卒无二心，动无堕容，口无虚言，事无尝试，应敌必敏，发动必亟。故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故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兄之角、若鸟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诚从其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故下不亲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将，其形不战。守有必固，而攻有必胜，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机固以形矣。

军队安定就稳固，上下一心就有威力，官兵职责确定就勇敢；部队里官兵相互不信任就会导致失败，兵力分散就会削弱战斗力。所以能分散敌军的兵力，使敌军内部产生疑惑，那么用少量的兵力就能绰绰有余对付敌军了。反之，不能分散敌军兵力，不能使敌军内部产生疑惑，那么用数倍于敌的兵力去对付敌军也是不够用的。所以纣王的士卒，百万人是百万条心；武王的部队，三千人是拧成一股绳，凝成一颗心。这样，千人同心就能发挥千人力量，万人异心则抵不上一个人的作用。将帅和士卒、官吏和百姓如能同心同德，互相配合行动像人体各器官那样协调，就可以对付敌军，与敌军决战。所以计划制定之后就要坚决执行，任务明确之后就要付诸实施。将帅计谋不犹豫、士卒思想无异心，行动就不会懈怠；将帅没有不切实际的口号，处事果断坚决，对付敌军就必定敏捷灵活，行动也必定快速。所以将帅将民众当作自己的身体，而民众把将帅看成是自己的心脏；心诚则肢体亲附心脏，心疑则肢体背离心脏；心不专一则躯体就不能有节奏地活动；将帅不诚信，士卒就不会勇敢。所以良将的士卒，就像老虎的牙齿、兕牛的犄角、鸟雀的羽毛、百脚虫的脚，能行、能飞、能咬、能顶；强劲而不互相抵斗、众多而不互相伤残，这是因为它们都受同一颗心的支配控制。所以如果民众都听从将帅的命令，那么即使兵力少也不必害怕；如果民众都不听众将帅的指挥，那么即使兵多将广也等于势单力薄。所以下层民众在战争期间不和上层将帅一条心，民众的心不能凝聚也就形成不了战斗力；下层的士卒不敬畏将帅，将帅没有威信也就不能使士卒奋勇作战乃至献出身躯。防守有它必定牢固的条件和因素，进攻也有它必定胜利的条件和因素，不必等到两军交战、刀枪相见时才分出胜负，胜败存亡的徵兆早已就表现出来了。

兵有三势，有二权。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幡，却笠居，羊肠道，发苟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摿冻喝，推其国国，挤其揭揭，此谓因势。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权势必形，吏卒专精，选良用才，官得其人，计定谋决，明于死生，举措得失，莫不振惊。故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兵接刃而敌破，明于必胜之攻也。故兵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为苟发。故胜定而后战，铃悬而后动。故众聚而不虚散，兵出而不徒归。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哪此，则野无校兵，国无守城矣。

用兵有“三势”和“二权”。“三势”是“气势”、“地势”和“因势”。将领充满勇气并且藐视敌人，士卒果断勇敢并且乐于参战，三军人马、百万雄师，壮志凌云、豪气冲天，声如雷霆，积聚忠诚之情，并在气势上压倒敌军，这就叫“气势”。山峡险道，渡口关卡，大山名塞，像龙蛇蟠踞，似斗笠排列；羊肠小道，像鱼笱似的险隘，一人把持隘口，千人莫想通过，这就叫“地势”。乘敌军劳累疲倦、松懈混乱、饥饿干渴、挨冻受热之机，将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敌军逼到死境，这就叫“因势”。善于使用间谍侦察敌情，使用反间之计，然后措施审慎周密，规划行动慎重，设置疑阵、布置伏兵，隐藏部队的形迹，行动出乎敌人的意料，使敌人的部队难以适应和防范，这就叫“智权”。排兵布阵严整，队列行军整齐，进退步调一致，队伍行距紧凑，前后不互相践踏，左右不互相干扰，使之受伤的少、杀敌的多，这就叫“事权”。“二权”和“三势”都充分表现出来，军官和士兵都忠诚精悍，选用良才，用人恰当，计划明确，谋划决断，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避免牺牲，军事行动适应时势，这样的部队，没有谁不被震撼。所以进攻不一定非要冲车和云梯才能使敌城池被攻下，战斗不一定非要刀剑相接才能使敌军败退，只要掌握上述这些战争要素然后进攻就能必胜。所以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绝对不和敌军开战，进攻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绝对不发动进攻。因此一定要料定能胜才开战，不打无准备之仗，审度权衡之后才行动。这样，部队集积就不至于无功而散，部队出击就不至于空手而归。部队要么不行动，一旦行动就要惊天动地，能撼动泰山，翻荡四海，吓走鬼神，惊散鸟兽，这样的话，那就野外无露营的军队、国家无需要防守的城池了。

静以合躁，治以持乱，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彼若有间，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仆之。敌若反静，为之出奇，彼不吾应，独尽其调。若动而应，有见所为，彼持后节，与之推移。彼有所积，必有所亏，精若转左，陷其右陂。敌溃而走，后必可移。敌迫而不动，名之曰奄迟，击之如雷霆，斩之若草木，耀之若火电，欲疾以速，人不及步鋗，车不及转毅，兵如植木，弯如羊角，人虽众多，势莫敢格。诸有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是以圣人藏形于无，而游心于虚。风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开闭，以其无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贯金石，穷至远，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黄卢之下，唯无形者也。

以静对付躁，以治对付乱，用无形来制约有形，用无为来应付变化，这样即使不能战胜敌人，但也可使敌人不能取得胜利。敌方如先于我方行动，就会暴露他们的形迹；敌方如急躁而我方如宁静，这就会使他们精疲力尽。敌方形迹如暴露，那么我方就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敌方如精疲力尽，那么我方就在此时发挥我军的威力。针对敌方的行动，我方也相应变化；观察敌方的“奇正”形势，来控制他们的命运；用敌方想要得到的东西作诱饵引他们上钩，并调动他们，使之疲于奔命；敌方如露出破绽，就要赶紧抓着机会、乘虚而入；让敌方的变化招数使尽，然后才束缚他们使之无法动弹；等敌方精疲力尽之时才想法将他们打倒。但反过来，敌人由运动返归宁静，那么我方就非得出奇招不可了；敌方如对我方奇招不理不睬，那么我方就可独自完成自己的调整；如果敌方有了反应，那么我们也就能在这当中观察到他们的意图了；如果敌方后于我们行动，控制了我方的行动，那么我方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与他们周旋之中摆脱困境；敌方如集聚部队追打我方，那么他的后方也必定虚空；敌方的精锐部队在左方，那么我军就可攻击他的右方。如敌方溃败逃走，那么敌方的后阵必定可以击破。敌方如受我方的强大压力而龟缩不动，这就称之为淹留迟滞，我方就尽可用雷霆之势猛攻猛打，像割草伐木一样毫不留情地消灭他，像火烧雷电一样毫不留情地击穿烧毁他；这时的攻击行动务必神速，要使敌方都来不及开拔、战车来不及启动，兵器像插在地上的木头、弓弩像长在羊头上的角，来不及拔和来不及拿，这时敌方即使人多也无法抵挡着这攻势。只要有动向形迹表现出来的敌人，没有不能战胜的；只要暴露形迹，就有办法对付他。正因为这样，所以圣人就将自己隐藏在无形之中，并且让心神处于虚静之中。风雨可以遮挡，是因为它们有形，而寒暑无法关闭控制，是因为它们无形。能够薄滑柔和，精细隐微，贯穿金石，穷尽最遥远的区域，寄身于九天之上，蟠伏在黄泉之下的，只有那“无形”的道。

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容未可见，以数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敌人执数，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禽。虎豹不动，不入陷阶；糜鹿不动，不离置罘；飞鸟不动，不絓网罗；鱼鳖不动，不拨蜃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贵静。静则能应躁，后则能应先，数则能胜疏，博则能禽缺。

善于用兵的人，必定会攻击那些阵脚混乱的敌军，但不会去攻击那些整肃的敌军，也不会去攻击那些气势威严的敌军，更不会去攻击那些阵容整齐的敌军。敌方的情况还未摸清之前，就用各种方法与之相持周旋；敌方一旦露出致命的弱点，就因势消灭他。敌方如果掌握术数、准备周密，我方妄动就是自寻凶险；敌方以“虚”来对付我方的“实”，我军也必定会被敌军擒获。虎豹隐伏不乱跑是不会跌入陷阱的；麋鹿安详不乱动是不会触上罗网的；鸟儿停着不乱飞是不会被罗网系绊的；鱼鳖不乱游动是难以被钓钩钩上嘴唇的。万物无不因为妄动而被制约的。所以圣人贵“静”。因为“静”能制“动”，“后”能制“先”；周密能够胜过疏漏，完备能够制服残缺。

故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下应围，是故伤敌者众，而手战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罴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似升勺沃而救之，虽涸井而竭池，无奈之何也；举壶榼盆盎而以灌之，其灭可立而待也。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也，而欲以少耦众，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或将众而用寡者，势不齐也；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所以优秀的将帅带兵，能使士卒同心协力。优秀的将帅带兵能使勇敢的人不会只身逞强冲杀前进，也不使胆怯的人独自一人后退怯阵；优秀的将帅带兵，静止时像山丘那样纹丝不动，冲锋时又像风雨那样迅猛；遭到这样部队的攻击，也必定会溃不成军，没有不崩毁灭亡的。这样优秀的将帅带出的部队，行动时有如一个有机的整体，试想天下谁能抵挡得着！所以是杀伤敌人的多，而遭遇短兵相接的情况少。五根手指交替着弹击，就不如重拳狠狠一击；一万个人一个一个地上去，不如一百号人一起临战。现在那虎豹虽然敏捷，熊罴虽然力大，但人还是能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皮做垫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沟通思想、统一力量。水是能够灭火的，但是当章华台楼失火时还用勺子、升子盛水来灭火，即使舀干深井大池里的水，这火还是难以扑灭；但如果用大盆般的容器盛水灭火，这火也就能立刻扑灭。现在人之间的差距尽管没有水火那样的性质差异，但却想以少胜多，那么不能取得胜利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军事家说“少可以胜多”，但要知道，这话是针对将帅如何带兵这一战略问题来说的，而不是指具体的每一次战斗。有些将帅统率的人多，但战斗力却很弱，这是因为没有将士兵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有些将帅带的兵并不多，但战斗力却很强，这是因为将士兵的力量协调一致的缘故。假若一支能协调众人力量的大部队，被一支小部队所打败，这大概是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的事。

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夫地利胜天时，巧举胜地利，势胜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诱也，仁者可夺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谋也。将众者，有一见焉，则为人禽矣。由此观之，则兵以道理制胜，而不以人才之贤，亦自明矣。是故为麋鹿者则可以置呆设也，为鱼鳖者则可以网罟取也，为鸿鹄者则可以矰缴加也，唯无形者无可奈也。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陈不可得而经。无法无仪，来而为之宜；无名无状，变而为之象。深哉睭睭，远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穷至高之未，下测至深之底，变化消息，无所凝滞，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渊，虽有明目，孰能窥其情！

用兵打仗，精神没有比合天道更可贵的，形势没有比占据有利地形更便利的，行动没有比适宜时机更急切的，功用没有比得人和更有用的。以上四方面，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但一定得依赖“道”才可起作用，才能发挥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作用。地形便利胜过天时，而巧妙行动又胜过地形，时势又胜过人和。所以专靠天时可能被“天”迷惘，专靠地形可能被“地”束缚，专靠人和可能被“人”迷惑，专靠时势可能受“时”逼迫。仁、勇、信、廉，是人的美好品质。但是勇敢的人可能被诱骗，仁慈的人可能被侵夺，诚信的人容易被欺骗，廉洁的人容易被谋算。统率大军的将帅一旦表现出以上四种美德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被人利用而制服擒获。由此看来，用兵打仗获取胜利，有它的内在规律，不仅仅只依靠人才的贤能，这是相当清楚的。因此部队如像麋鹿那样妄动就有可能被人用兽网捕获，部队如像鱼鳖那样游窜就有可能被人用鱼网抓获，部队如像鸿鹄那样翱翔就有可能被人用飞箭射中。所以唯有不露痕迹——无形，才奈何不得它。因此圣人藏身于无源头的地方，这样他的真实面貌人们无法掌握和观察到；圣人就是行动也运行于无形之中，这样他的布阵用兵人们无法掌握和猜测到。没有法度没有规矩，事情临头才采取相应的措施；没有名称没有形状，事情变化了也跟着变化形态。深幽啊玄妙难测，遥远呵悠悠渺茫；从冬到夏、从春到秋，周而复始，没有尽头。上达最高顶峰，下探最深底层；变化更替，无所阻碍和凝滞；心神游荡于幽静渺茫的旷野，志趣藏匿进九旋回曲的深渊。即使有明亮的眼睛，又怎么能窥察到他的真情？

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铃势也。故上将之角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乃至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必能万全，胜铃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今使两人接刃，巧拙不异，而勇士必胜者，何也？其行之诚也。夫以巨斧击桐薪，不待利时良日而后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无人力之奉，虽顺招摇，挟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无势也。故水激则悍，矢激则远。夫括淇卫箘簵，载以银锡、虽有薄缟之赡，腐荷之矰，然犹不能独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势，则贯兕甲而径于革盾矣。夫风之疾，至于飞屋折木；虚举之下大迟，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势如决积水于干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豁，天下见吾兵之必用也，则孰敢与我战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贤于万人之必北也，况以三军之众、赴水火而不还踵乎！虽誂合刃于天下，谁敢在于上者！

用兵打仗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即揆度谋虑天象、绘测地理图形、客观评议人事，而用来决定战争胜利的是权变和气势。所以高水平的将帅用兵是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再能运用机变，以气势因势来发动进攻，因此部队不会吃败仗。次一等的将帅用兵是既不懂天道又不懂地利，而只靠人和与气势因势，这不一定能保证全胜，但取胜的谋略却还是不少的。下等水平的将帅用兵是被道听途说的东西搅乱自己的正常思维，智谋多又不能决断、疑疑惑惑，平时患得患失、怕这怕那，战时又犹豫不决，这样稍有行动就被人窥破意图、被人擒获。现在让两人持刀相打，两人武艺不相上下，但勇敢的一方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勇敢诚意，所以必胜。用斧砍伐小树，不待吉日良辰就能砍断劈开小树；如果只是将斧头放在树枝上，却不用力气去砍伐，即使现在北斗星柄指向吉日良辰，且又占阴阳刑德的变化有利条件，但还是不能砍断劈开，这是因为不用力气的斧头没有砍伐力。所以水流激荡就凶猛有力、箭被激发就射程远广。现在有了良箭，再涂饰银锡，但即使是薄绢做成的车帷，腐叶烂草做成的盾牌，这涂饰银锡的衣箭还是不能自动穿透它。但如果用上硬弓，再借助弓弩的弹力发射出去，那么即使是犀牛皮做成的铠甲、皮制的盾牌也能被射穿。那狂风的猛烈，能掀飞房顶、折断树木；然而空车脱离大路又上高坡，就要人来用力推动它。所以善于用兵的将帅，他所带出来的兵，其气势如冲开决口的积水从千仞高的堤坝奔腾而下，又像滚动的圆石冲下万丈深的溪谷。天下别的军队看到我军官兵这种气贯长虹的气势，还有谁敢与我军交战！所以百把号人抱着拼死的决心，就能击溃一万人心思不齐的军队，更何况拥有赴汤蹈火不回头的三军人马呢？即使向天下挑战寻找交战对手，又有谁敢挡在前面！

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谓地利者，后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牧。所谓人事者，庆赏信而刑罚必，动静时，举措疾。此世传之所以为仪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仪表者，因时而变化者也。是故处于堂上之阴而知日月之次序，见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所谓天数是指二十八宿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的天体运行规律。所谓地利是指处后则生处前则死，暴露（牡、阳）则凶隐蔽（牝、阴）则吉。所谓人事是指赏罚分明说到做到，行动要适时，措施贯彻要坚决。以上这些世代相传的东西被认为是军事法则，这当然没错，但这些还不能算作基本的军事法则。基本的军事法则应该是“因时而变化”。所以观察堂前的阴影移动而能知日月运行的位置，看到瓶中的水结冰而知天下寒暑的变化。

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圣人达其至。故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者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将军之心，滔滔如春，弔弔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

事物各自形成、变化的迹象都是相当微妙的，只有圣人能够达到认清这种变化的程度。所以鼓不参与也不产生五音，但它却是五音的主宰，水没有味道，但却能与五味调和，将军不直接参与五官的事务，但却是五官的总督。所以能协调五音的是那奏不出五音的“鼓”；能调和五味的是那没有五味的“水”；能督促管理五官各自完成事务的，是难以揣度估量的。因此将军的心，和暖如春，清朗如夏，寂寥如秋，凝固如冬，因顺形势变化而变化，随着时势推移而推移。

夫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清音浊。观彼之所以来，各以其胜应之。是故扶义而动，推理而行，掩节而断割，因资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举，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轻来；合如兕虎，敌故奔走。夫飞鸟之挚也俛其首，猛兽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见齿。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敦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乡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若雷之击，不可为备。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与玄明通，莫知其门，是谓至神。

物体是曲的，影子就不可能是直的；声音是清脆的，回声就不可能是浊的。观察对方的行动意图，用我方的各种优势条件来对付他们。所以战争行动要靠正义来扶持、用事理来推动，打乱对方的部署使其失去主动权，依靠我方的优势条件去获得成功；让对方看到我方的出现，但却不让他们知道我将隐入何处；让对方知道我方的行动，但却不让他们知道我将怎样集聚。战争开始时要像狐狸那样细心弱小，于是对手就会轻率出战；一旦战争爆发，就要像猛虎那样凶猛，所以敌人就必溃退。那飞鸟准备攫取猎物时，总缩着脑袋装成若无其事，猛兽捕捉猎物时也总是藏匿着它的利爪，虎豹是不轻易暴露它的利牙，噬狗也不随便外露它的利齿。所以用兵的策略，有时故意向敌方显示我军的柔弱，但真要开战时，就用刚强给予迎头痛击；有时故意向敌方暴露我军的弱小，但在关键时刻，就用强硬的势态将敌方压倒；有时故意向敌方示以收敛的姿态，但当对方进犯时，却大张旗鼓并配以强盛的气势给予敌方沉重的打击；有时想往西进，却故意制造成东去的假象。先处逆境，然后达到最终目的；先在黑暗中摸索，然后有光明的前途；用兵要像“鬼”那样来无踪去无影，又要像“水”那样渗透深入不留痕迹。所以军事上有这种情况，即外表上的趋向并不是他真要去的地方，表露出来的迹象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意图，所以一举一动很难吃准这到底是为什么。由此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像晴天炸雷，你没法防备；而且一定记着军事招数不可重复使用，这样才能稳操胜券；与神奇的光明相通，但却不知它的门径。这就叫做用兵如神。

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得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至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

军队之所以强大，是在于得到民众的拥戴；民众之所以用牺牲自己来换取战争胜利，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正义之所以能为民众信仰，是在于君王将帅具有崇高的威信，且与民众利益一致。所以用文德来团结人民，用勇武来整齐士兵，这样就能必定胜利；正义和威信同时发挥作用，这是最强大的。一般来说，人都是喜欢活着，憎恨死去的。但是，面对高高的城墙、深深的壕沟、矢箭如雨，平原广泽短兵相接厮杀时，士兵们仍然争先恐后抢在前面与敌军交战，不是他们不怕死、高兴受伤，而是因为君王将帅奖赏守信用、惩罚严明的缘故。

是故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于，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斗者，积恩先施也。故四马不调，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弄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丑以服其威，察其劳佚以知其饱饥，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故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

所以君王如果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子女，那么民众就会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父亲；君王如果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兄弟，那么民众就会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兄长。君王如能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子女，那么也就必定能统治天下。民众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天下也就安定团结。君王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兄弟，那么民众就不会把为人民牺牲生命当作难事；民众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兄长，那么民众就不会把为君王牺牲生命当成难事。因此部队中官兵亲如父子兄弟，敌人就无法与之相斗的，因为这样的部队君王将帅平时就爱兵如子的。所以驷马动作不协调，即使有造父也无法驾车赶远路；弓和箭不相配，即使是羿也无法用来百发百中；君臣离心离德，即使是孙武也无法率领部队与敌交战。因此，君王一定要内修清明政治，广积恩德；外塞丑行恶迹，树立威信；体察民众的疾苦，以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这样，一旦爆发战争，民众就会和君王将帅同心同德，面对残酷战争会视死如归。所以将帅真与士兵同甘苦、共饥寒，那么到战时士兵的牺牲精神就会体现出来，也使部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古代善于带兵打仗的将帅一定是身先士卒，各方面都起到表率作用；酷暑也与士兵一样不张伞盖，寒冬也与士兵一样不穿皮衣，以体察士兵的寒暑；遇险要关隘也不骑马，上山爬坡也必下车步行，以体验士兵的劳逸；部队饭菜做好后才敢用餐、部队水井凿通后才肯饮水，以体验士兵的饥渴；两军交战时也与士兵一样随时有可能被箭射中，这样与士兵共安危。所以良将用兵，常常以这种恩德来凝聚部队的战斗力去迎战怨气极盛的敌军的；又用仁爱去团结部队去迎战内部充满仇恨的敌军的。这样，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 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偿其二积，而上失其三望，国虽大，人虽众，兵犹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乐，劳者必得其利，斩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后必赏，四者既信于民矣，主虽射云中之鸟，而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

君王要求民众做到的是两条：要求民众为他辛劳，要想民众为他牺牲生命。而民众对君王的期望不过三点：饥者有食，劳者能息，有功者施予恩赏。假若民众已经履行了君王所要求的两条职责，而君王却没有满足民众的三点期望，那么，国家再大、人口再多，这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弱小的。假若辛苦者事后能就得到快乐，劳累者必能得到一定利益，立功者一定得到奖赏，为国牺牲者的后代一定得到抚恤，这四方面都能兑现、取信于民，那么君王即使去射猎云天的飞鸟、垂钓深渊的游鱼，弹琴奏瑟、鸣钟吹竽、掷六博、投高壶、安逸清闲万分，但他的部队照样强大，军令照样能贯彻执行。这样，君王将帅令人景仰，下属百姓士兵随时听候使用；这说明德政施行的足以使人敬慕，那么这君王的威信也就随之树立。

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渭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嚂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谓至于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发必中铨，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疾如扩弯，势如发矢；一龙一蛇，动无常体；莫见其所中，莫知其所穷，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

将帅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三隧、四义、五行和十守。所谓“三隧”是指将帅必须上知天道、下熟习地形、中体察人情。所谓“四义”是指将帅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依仗兵权谋私，是为君王尽忠而奋不顾身，面对危难而不怕牺牲，处理疑难问题时不怕承担责任。所谓“五行”是指将帅能柔软但不卷曲，能刚强但不折断，秉仁慈但不可侵犯，有信誉但不容欺骗，具勇敢但不可凌辱。所谓“十守”是指将帅神志清澈而不混浊、谋略深远而不易仿效、节操坚定而不迁移、智慧明达而不受蒙蔽、不贪钱财、不沉溺于物欲、不贪求花言巧语、不贪图名声、不易被引逗喜悦、不易被激怒。将帅如能做到上述这些，也就叫达到了深远奥妙的境界，有谁能知道他的真情！行动则必定符合明确的目标，言论则必定符合道理和规律；行为必定顺应时宜，分析必定有条有理。通晓动和静的奥妙，明白开和塞的时机；审察行动的利和害，如同符节相合；快得像发动满弦的弓箭，气势如同离弦的飞箭；像龙那样腾飞、像蛇那样游行，行动没有一定的形态。看不清所要攻击什么目标，也不知道最终的归宿是什么；要进攻时就使你无法防守，要防守时就使你攻不破。

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为植，则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为丝，则不能织文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异为奇。两爵相与斗，未有死者也；鹯鹰至；则为之解，以其异类也。故静为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扶为劳奇。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杀以应，故能全其胜；拙者处五死以贪，故动而为人擒。

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必定先从自我修养做起，然后才要求他人也能这样；先做到不可被战胜，然后才争取去战胜别人。自我都没修养好，还得依靠别人；自身的条件都不具备，却只想寄希望于敌人自己出乱子而取胜他，自己的部队混乱不堪却想乘敌人出乱之机去战胜他的做法，就像用火救火，用水堵水一样，哪里能制服？如果让陶工自己变为粘土，那么他就再也不可能用粘土来制造盆盎了；如果让女工自己变为丝线，那么她就不可能再用丝线织成锦缎了。这说明相同的东西是不能达到治理目的的，而只能用与众不同的奇招、异招才能制服对手。两只麻雀相斗，是不大可能出现其中一只将另一只斗死的，但一旦老鹰飞到，这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因为鹰和雀是两种不同的种类。所以用安静之兵对应急躁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用治理整齐之兵对付混乱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以饱食之兵来对付饥寒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以逸待劳也同样显示出奇异来了。奇正相对就像水火、金木相对一样，互相相克而显示出胜负来了。善于用兵者，就掌握着五行相克相生的道理来应对敌人，所以能取得胜利；而不善于用兵者，就不能掌握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故常被人制服而被俘。

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隐之天者，无法制也。何谓隐之天？大寒甚暑，疾风暴雨，大雾冥晦，因此而为变者也。何谓隐之地？山陵丘阜，林丛险阻，可以伏匿而不见形者也。何谓隐之人？蔽之于前，望之于后，出奇行陈之间，发如雷霆，疾如风雨，捧巨旗，止鸣鼓，而出入无形，莫知其端绪者也。

所以，用兵贵在于谋略不被测度，部队行动隐藏不露，常常能出其不意使对手无法设防。这说明谋略如果被对手掌握，那么就要陷于困境；行动如果被对手掌握，那么就要陷入被动。所以真正能用兵的人是，上利用天象隐蔽自身，下利用地形藏匿自我，中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自身。如果用天象来隐蔽自我，就没有什么敌人不能被制服。那么什么叫利用天象隐蔽自我呢？就是利用大寒酷暑、狂风暴雨、大雾昏天这样一种天气条件来因顺变化、迷惑对方。那么什么叫利用地形隐蔽自我呢？就是利用山地丘陵、丛林险阻这些地形条件来藏隐部队以作埋伏袭击。又什么叫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自我呢？就是在敌手前进的道上埋伏，或尾随敌军跟踪观察，或出奇兵冲入敌军阵营，这攻击的迅猛如雷霆，推进的速度如风雨，一旦达到目的就偃旗息鼓悄然离去不见踪影、不留形迹，没有人知道他的来龙去脉。

故前后正齐，四方如绳，出入解续，不相越凌，翼轻边利，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陈者也。明于奇正，赅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机祥，此善为天道者也。设规虑，施蔚伏，见用水火，出珍怪，鼓操军，所以营其耳也，曳梢肆柴，扬尘起竭，所以营其目者，此善为诈佯者也，錞钺牢重，固植而难恐，势利不能诱，死亡不能动，此善为充干者也。剽疾轻悍，勇敢轻敌，疾若灭没，此善用轻出奇者也。相地形，处次舍，治壁垒，审烟斥，居高陵，舍出处，此善为地形者也。因其饥渴冻暍、劳倦怠乱、恐惧窘步，乘之以选卒，击之以宵夜，此善因时应变者也。易则用车，险则用骑，涉水多弓，隘则用弩，昼则多旌，夜则多火，晦冥多鼓，此善为设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无也，然而非兵之贵者也。

所以队伍前后整齐严正、四面像墨线那般笔直，队伍进退有分有合、有散有聚，隔而不断，互不超越；两翼轻捷，四边便利，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乱队形：这就是善于训练管理的行军队列和布阵。明白奇正、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占星、龟策、祭祀，这就是善于运用天道。制定计划、布设埋伏、运用水攻、火攻；制造奇异假象，让士兵鼓躁呐喊来搅乱敌人的听觉；拖着树枝扬起尘土来迷乱敌人的视觉：这就是善于运用欺诈佯装战术。意志观念像碄钺那样坚定厚重，毫不动摇，难以恐吓倒，权势利益不能诱惑，死亡威胁吓不退：这就是善于鼓舞士气坚定信念。刚猛快速、英勇果断、藐视敌人、行动神速、瞬时一闪即逝：这就是善于运用轻骑兵来出奇制胜。观察选择地形，安排宿营地址，修筑军营围墙，审察查明路障，驻扎高坡山地，营地能进能退：这就是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利用敌军饥冻渴热，疲劳困倦，松懈混乱，恐惧困窘之机，派出精锐干练的部队，在深夜对敌人实现偷袭：这就是善于利用时机来应对变化的环境。平坦的地方用战车，险峻的地方用骑兵，渡水时用弓，险隘之处用弩，白天作战用旌旗壮大声势，夜晚作战用篝火营造气氛，阴暗多雾天气多用战鼓：这就是善于利用各种器械装备来为战争服务。以上总共八种战术方法，不能缺少一样，但这些还不是用兵打仗中最重要的方面。

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先胜者，守不可攻，战不可胜，攻不可守，虚实是也。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明将良，上下同心，气意俱起，所谓实也。若以水投火，所当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胜相奇者，虚实之谓也。故善战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胜在得威，败在失气。

用兵打仗中主要的方面是，将帅一定要有独到的见解和胆识。所谓独到见解是指能够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所谓独到胆识是指能够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能够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这叫做“明”；能够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这叫做“神”。这神明就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如能这样，那么防守时就不易被攻破，交战时不易被打败，进攻时就容易取胜，这就是虚和实的关系道理。上下级之间有间隙矛盾，文官武将关系不融洽，处事不公正，士兵内心充满怨气，这就叫“虚”。反之，君王圣明，将领精良，上下同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叫“实”。如果像泼水灭火，敢抵抗的即将他攻陷，敢逼近过来的即将他迁移，这样刚柔显示出差别，战争的胜败也即表现出来，这就是虚实的不同。所以善于作战的部队不在于人少，善于防守的部队不在于城池狭小；取胜在于有否威势，失败在于丧失斗志。

夫实则斗，虚则走，盛则强，衰则北。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南与越战，栖之会稽；北与齐战，破之艾陵；西遇晋公，擒之黄池；此用民气之实也。其后骄溢纵欲，拒谏喜谀，悍遂过，不可正喻，大臣怨怼，百姓不附，越王选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虚也。夫气之有虚实也，若明之必晦也。故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善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故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

如果军队实力强就打，实力不济就走；气势旺盛部队战斗力就强，气势低落则必定败北。过去吴王夫差拥有方圆二千里的土地，统率步卒七十万，向南和越国开战，逼迫越王退守会稽山；向北和齐国交战，在艾陵击败齐军；向西能和晋国对阵，在黄池制服晋国国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是在于充分利用了人民士兵的士气和斗志这种实力。后来夫差骄横纵欲、拒绝劝谏、爱听奉承话又暴戾骁悍，从而铸成大错而不能及时醒悟悔过，这时大臣怨恨、百姓离心离德。越王勾践只率精兵三千就在干遂消灭了夫差，这就在于利用了夫差吴王及吴国整个虚弱的气势将他制服。这气势有虚有实，二者会转化，就像光明转向黑暗一样。所以胜利之师也不总是士气高昂、斗志昂扬的，败军也不总是士气低落的。这样，善于用兵的人就要鼓起自己民众的士气以等待敌军出现虚弱气势的时机，以便能击败他；反之不能用兵的人常常是挫伤自己民众士兵的斗志和士气以等待敌军气势旺盛。所以气势的“虚”与“实”，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

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趁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锁，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已受斧锁，答曰：“国不可从外治也，军不可从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钺之威，臣无还请，愿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许，臣不敢将。君若许之，臣辞而行。”乃爪鬋，设明衣也，凿凶门而出；乘将军车，载旌旗斧钺，累若不胜；其临敌决战，不顾必死，无有二心。是故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国之实也，上将之道也。如此，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如驰骛。是故兵未交接，而敌人恐惧。若战胜敌奔，毕受功赏，吏迁官，益爵禄，割地而为调，决于封外，卒论断于军中。顾反于国，放旗以入斧锁，报毕于君曰：“军无后治。”乃镐素辟舍，请罪于君。君曰：“赦之。”退，斋服，大胜三年反舍，中胜二年，下胜期年。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故能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而后无余害矣。

凡是国家有危难，君王便在宫中召见将帅，对他发出诏令：“社稷的命运托付给你，现在国家有危难，希望你能率兵应敌。”将帅接受了君令，就下令祝史、太卜斋戒三天，然后前往太庙，钻灵龟，卜定吉日来举行授旗仪式。授旗那天，君王进入太庙门以后，面朝西边站立；将帅进入太庙门，急步走到厅堂台阶下，面朝北站立。君王亲自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授给将帅，说：“从现在起，上至苍天，都由将军控制。”君王又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交给将帅，说：“从现在起，下至深渊，都由将军指挥。”将军接过斧钺后回答君王说：“国家的政事不能由受命在外的武将治理，军队的事务不可由宫廷来干预，臣如怀有二心是不能侍奉君王的；心志疑惑的将帅是不能出征应战的。臣既然已经在君王面前接受了任命，象征权力的鼓旗和斧钺已为臣所掌握，臣行使权力时就不必再回朝请示君王了，但愿君王以后再也不要对臣下达任何军事命令。君王如果不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不敢率领军队出征。君王如果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告辞出发。”于是剪短指甲，穿上“冥衣”，打开“凶门”，出城上路。将帅乘坐帅车，插着军旗、斧钺，神情凝重。当他面对敌人决战时，不顾一切，不怀二心。因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敌人在前头，不怕君王从后牵制；进攻打仗不是为了名利，后退撤离不逃避罪责；一心只想保卫人民，为君王争取利益，这才是国家的珍宝，也是将帅应具有的德行。将帅如能做到这些，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替他出谋划策，勇敢的人就会替他英勇作战，气壮山河，疾速如同烈马奔驰，因此，两军尚未交战，敌军就恐惧害怕了。如果打了胜仗赶走敌人，全军上下都会受到奖赏，军吏也会得到升迁、增加爵禄，分割出土地来调配给立功军吏。在境外就作出决定，全部事情都在军中得到处理。率军返回国内以后，交还军旗和斧钺，向君王禀报战事结果，说：“军中没有什么遗留的事要处理。”然后穿上素白衣服，离开府第居舍，向君王请没有完全尽责之罪。君王说：“免罪。”于是将帅退下斋戒独居。取得重大胜利的将帅经三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取得中等胜利的将帅则二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取得小胜利的将帅则需一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正义战争的矛头总是指向昏君统治的国家，所以能够做到战胜敌国而不遭敌国的报复，夺取土地而不会被敌国反攻，人民将不会有疾病瘟疫发生，将官将不会早死，五谷丰收，风调雨顺；在国外打了胜仗，为国家带来福祉。所以这样的战争必定给君王和将帅带来名声而不会留下祸害。

卷十六 说山训

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有为体。”魂曰：“无有有形乎？”魂曰：“无有。” “何得而闻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闻得之矣！乃内视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独何为者？”“吾将反吾宗矣。”魄反顾，魂忽然不见，反而自存，亦以沦于无形矣。

魄问魂说：“道以什么作为自己的本体？”魂回答：“以‘无’作为自己的本体。”魄又问：“‘无’有形体吗？”魂说：“没有。”魄又问：“‘无’既然没有形体，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魂回答：“我只是从我所遭遇中知道而已。那就是，看它时没有形状，听它时没有声响，真可谓幽冥。幽冥，只是用来比喻道，它本身不是道。”魄又说：“听你一说，我明白了‘道’是让精神内视照察而返归本原的。”魂又接着说：“凡得道者，其形体就不能见到，名称就不能言说。现在你已经有了形体和名称，所以哪里还能得道？”魄于是说：“那么，你在说话，又怎么能说没有形体？”魂回答：“我就要返归我的本原了。”这时魄回头四顾，果然魂一下子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魄又转身察看自身，也隐没在无形之中了。

人不小学，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鉴于沫雨，而鉴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荡也。詹公之钓，千岁之鲤不能避；曾子攀柩车，引輴者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动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伯牙鼓琴，驷马仰秣；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清之为明，杯水见眸子；浊之为暗，河水不见太山。视目者眩，听雷者聋，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无也，为者，不能有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人无言而神，有言者则伤。无言而神者载无，有言则伤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听，终女以其无用者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无，以为不信，视籁与竿。念虑者不得卧，止念虑，则有为其所止矣。两者俱忘，则至德纯矣。

人如果不仅仅只具有小觉悟，并还能大彻大悟，就不会有大的迷惑和糊涂；人如果不仅仅只具有小聪明，并还具有大智慧，就不会干出大的蠢事。人是不能用混浊起沫的雨水照形的，而只能用清澈的河水当镜的，这是因为清澈河水静止而不荡漾。詹何垂钓的技术，能使千年的鲤鱼精都无法逃脱；曾子攀伏在亲人的柩车上悲痛万分，使拉灵车的人都感动得停止了脚步；行乞的老母亲在街上行唱悲歌，触动了离散多年的申喜，使母子相见，这都是精诚所至的缘故。瓠巴奏瑟，使得江中的游鱼引颈倾听；伯牙鼓琴，使得驷马仰头嘶笑；介子推唱龙蛇之歌，使晋文公重耳为之流泪。所以出产玉的山中，草木必定滋润茂盛，出产珍珠的深渊，岸边草木必定不易枯萎。蚯蚓虽然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但却能上食干土、下饮黄泉，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的缘故。清水透明，只须一杯清水就能照见到你的眼睛；浊水浑暗，就是有黄河那么大的水域也照映不出泰山来。望太阳使人眼花，听响雷使人耳鸣。人无为则太平无事，有为则易受伤害。无为而治的人，思想上信奉“无”，行动上施“无为”。有为者就不能没有好憎情欲，有好憎情欲就不能恬澹静漠，有所作为。人闭口少言就能保全精神，爱说话者就容易损伤精神；人闭口少言保全精神而信奉“无”，爱说话会损伤精神而无法达到“道”的境界。鼻子之所以能呼吸，耳朵之所以能听音，是在于凭借着它们空空的又似乎无用的洞孔来发挥作用的。天下事物无不凭借着其中的空洞“无用”来发挥作用的，如果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请看看籁和竽是怎样凭着这“管”的中空洞孔来发音的吧！思念忧虑者是难以入睡的；要想不思念忧虑，就得想法来抑止它。如果这两者都抛开，去掉所有思念忧虑，那么就可达到纯粹的精神道德境界。

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诗，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诗也。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是何则？行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断而复续，而不能使人勿断也。神龟能见梦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四方皆道之门户牖向也，在所从窥之。故钓可以教骑，骑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不易仪也。世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未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一渊不两鲛。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江河所以能长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圣人一辈子都在谈论治国修身平天下，但他实际上运用的并不是他说的那些言论，而是运用他说这些话时所依据的思想和精神。歌唱的人有诗句作歌诗，然而使人感到动听的并不是这些诗句而是那动人美妙的旋律。鹦鹉能说些简单的话语，但是不能让它讲有关教令法典方面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鹦鹉只能学舌效仿些人说的话，而它自己不具备语言的功能，也就不能达人意。所以只会循着人家脚印走路的人是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的。神蛇能够在被砍断后重新再生复活，但是不能使人不再砍断它。神龟能在宋元王的梦中显灵而不被捉获，但是它却不能逃出渔人的笼子。四面八方都有“道”的门和窗，就看你从哪个门窗中去观照“道”体。所以善于垂钓者可用钓鱼原理教人骑马，善于骑马者可用骑术教人御术，善于驾御者可用御术教人撑船。越人学习远射技艺，仰头望着天空发射，箭只落在五步之内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不懂射术的缘故。世道已经变化，如还守着老一套的东西，这就好比越人学射术。月半时节月亮圆满，和太阳东西相望成直线，地球处处其中，太阳无法给月亮光亮，这时属阴的月亮驾御不了这属阳的、发光的太阳。太阳出来，这星星就隐匿不见，这是因为不能和太阳争光。所以枝末是不可以强过根本的，手指是不可以粗过臂膀的。下轻上重，必然要倾覆。一个深渊中是不能同时有两条蛟龙的。水静止时就清澈平稳，流动起来就失去平和。所以唯有不动，就能无所不动。江河之水之所以能成为百谷之长，是因为它能处低洼之处，唯有能处低洼处，所以能为“上”。

天下莫相憎于胶漆，而莫相爱于冰炭。胶漆相贼，冰炭相息也。墙之坏，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

天下没有比胶和漆更不能相容的了，没有比冰和炭更相爱的了。胶漆互相败坏而冰炭互相生息。墙壁倒塌，比它立着更长久、自在；冰块溶解，比它凝固时更好，为什么？这是因为都返归根本的缘故。

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见捶垛，远之故也。秋豪之未，沦于不测。是故小不可以为内者，大不可以为外矣。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夫玉润泽而有光，其声舒扬，涣乎其有似也。无内无外，不匿瑕秽。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镜见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壁，随侯之珠，出于山渊之精，君子服之，顺祥以安宁，侯王宝之，为天下正。

泰山的容貌和形状，巍巍高耸，但离它千里之远望去，泰山不过是个小土堆，这是因为距离间隔得远的缘故。秋毫之末这样细微的东西，能够深入到无法测量的小空间。所以事物小可以小到没有内部极限、大可以大到没有外部边界。兰草生长在幽深的山谷中，并不因为无人佩戴它而变得不芳香；小船停泊在江河上，并不因为无人乘坐它而不漂浮；君子行义，并不因为无人知道而停止下来。美玉润泽有光彩，发出的声音都舒缓柔和，鲜明光亮与君子的秉性相似；无论内外，都不藏匿瑕疵污垢；靠近它则显得湿润，远望它则显得深沉。照镜能看得到眼珠子，秋毫之末能够明察，光明能够照亮黑暗。所以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由高山深渊的精纯之气孕育而成，君子佩戴它，和顺吉祥而安宁。侯王珍视它们，作为天下公正的象征。

陈成子恒之劫子渊捷也，子罕之辞其所 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见黏蝉者，自公胜之倒杖策也，卫姬之请罪于桓公，子见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见之反被裘而负刍也，儿说之为宋王解闭结也，此皆微吵可以观论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慎无为善。”曰：“不为善，将为不善邪？”应之曰：“善且由弗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为修，当死市者，以日为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则中不平也。故以不平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则后难复处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墙之傍，不可以立。执狱牢者无病，罪当死者肥泽，刑者多寿，心无累也。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夫至巧不用剑，善闭者不用关健。淳于髠之告失火者，此其类。

陈成子桓胁迫子渊捷，子渊捷不屈从；子罕辞让他所不想要的宝玉，因而获得廉洁不贪的美名；孔子见到佝偻人粘蝉的技术，悟出精诚专一的道理；白公胜倒柱鞭杖穿刺了腮帮而无知觉；卫姬向齐桓公请罪救卫国；曾子见到子夏就问：“为什么长得这么胖”；魏文侯看到过路人反穿皮衣而悟出毛依附皮的道理；兒说为宋王解开闭结的死结。这些事情都很微妙，但可以通过观察而弄清其中的道理。有人出嫁女儿时告诫女儿说：“你要出嫁了，到婆家后千万不要轻易做善事。”女儿问道：“不做善事，那么要做不善的事吗？”父亲回答：“善事尚且不可做，更何况不善的事呢？”这位父亲讲的是保全自己因顺自然天性的道理。囚禁在监牢里的人觉得时间长，判死刑而将要处死的人感到时间短。每日的时间是有一定标准的，处在一定境况下的人感到短，处在另一定境况下的人觉得长，这是由于心情不稳定的缘故。所以用不平稳的心态去看平正的事情，他所感觉到的自以为正确的公正印象，实际上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嫁给患消渴症男人的女子，丈夫死后其女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一是，傍人以为其女子为妨夫，不敢娶她；二是，该女子因丈夫患消渴症而死，会以为天下男子皆患消渴症而不敢复嫁。所以破毁的房屋下面坐不得，倾斜将倒的墙边站不得。执掌牢狱的人不易得病，已判死刑的人反而养得肥胖红润，接受宫刑的人长寿，这是因为到了此时他们反而没了任何杂念和情欲的拖累了。良医总能够医治尚未显露症状的疾病，所以受治疗的人不易得病；圣人总能够及时治理隐患，所以社会不易爆发灾祸。最高明的工匠是不用钩绳度量的，善于锁门的人是不用门闩的，淳于髡告诉邻居提防失火，就是属于这一类情况。

以清入浊必困辱，以浊人清必覆倾。君子之于善也，犹采薪者见一芥掇之，见青葱则拔之。天二气则成虹，地二气则泄藏，人二气则成病。阴阳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昼，日不知夜。善射者发不失的，善于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钓者无所失，善于钓矣，而不善所钓。故有所善，则不善矣。钟之与磐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磐音章。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今曰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懒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盘石之上；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

德行清纯者陷进污浊物欲之中必定会受到困扰和侮辱，污浊的物欲侵入德行清纯者内心，清纯者必定遭覆灭。君子对于行善是一丝不苟，看到地上一棵小草便拾起，见到一棵青草也连根拔起。天上阴阳二气冲突便生成虹，地上阴阳相干犯就影响冬藏，人体内邪气侵犯正气则生病。阴气只可盛于冬天而不可盛于夏天，阳气只能旺于夏天则不可旺于冬天。月亮不知白昼，太阳不知黑夜。善于射箭的人发必中目标，这对于射技来说是好的，但对被射中的对象来说则是不好的；善于钓鱼的人总有收获，这对于钓术来说是好的，但对被钓上的鱼儿来说则是灾难。所以事物总是有所善，有所不善，有其正面也必有其负面。钟和磬相比较，近处听钟音洪亮，远处听则磬声清扬。所以事物总是存在着近不如远或远不及近的现象。现在人们说稻必须长在水田里，但是稻却不能长在湍急的水流中；紫芝生长在高山上，但是紫芝却不能生在石头上；磁石能吸铁，但磁石却不能吸铜。

水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广其地而薄其德，譬犹晦人为器也，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圣人不先风吹，不先雷毁，不得已而动，故无累。月盛衰于上，则蠃蛖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执弹而招鸟，挥税而呼狗，欲致之，顾反走。故鱼不可以无饵钓也，兽不可以虚气召也。剥牛皮，鞟以为鼓，正三军之众，然为牛计者，不若服于轭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庙堂，然为狐计者，不若走于泽。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断指而免头，则莫不利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则争取大焉，于害之中则争取小焉。将军不敢骑白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鸡知将旦，鹤知夜半，而不免于鼎俎。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为儒而踞里闾，为墨而朝吹竽，欲灭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无儒，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暗饮者，非尝不遗饮也，使之自以平，则虽愚无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无之矣。

水深而广的鱼长得大，山高林深的树木长得长；但一心想扩大领地却削弱了他的美德，这就像陶工制陶器，揉土持坯使之变薄，越薄越破得快。圣人不事先站在风口召风吹，也不事先呆在雷易击的地方等雷击，圣人不得不动时才顺物而动，所以没有负累和灾祸。月亮在天空上发生圆缺朔望的变化，下界的螺蚌就会相应地变化，这是因为它们同气相动的缘故，这种同气相动不会因为相隔天地之远而不发生。拿着弹弓要鸟儿飞过来，挥动着短棍来唤狗，本想要靠近它们，但反而是吓跑了它们。所以钓鱼没有鱼饵是不行的，捕兽不可以用空的猎具来捕捉。剥下牛皮加工成皮革做成鼓，用鼓可以指挥三军将士，但站在牛的角度来看，不如让它套上轭头来服劳役。狐狸腋下的白毛做成皮衣，可供天子作礼服穿上坐在朝廷上，但替狐狸着想，不如让它自由奔跑在草泽上。丢失了羊而得到了牛，那么就没有人不愿意丢失东西的了。断了手指而能保全性命，那么就没有人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人之常情是，总是在利益之中争取最大的利益，而对危害总力求降到最低限度。将军不敢骑目标明显易召攻击的白马，逃亡的人夜里不敢举火把，酒家不敢豢养凶猛的恶狗。公鸡知道报晓，仙鹤知道半夜鸣叫，但都免不了成为鼎锅砧俎上的佳肴。山中有猛兽，林木因此不易被砍伐；园中有螫虫，藜藿因此不被采摘。身为儒生却在街市胡闹，称为是墨家弟子却到朝歌去当吹竽手；想不留下脚迹却在雪地上行走，想要拯救溺水者却又不想沾湿衣服，这叫作做的事情不是自己所想做的，而想做的事情又往往顾虑重重做不了。现在那些在黑暗中饮酒的人没有不将酒溢出的，假若他能将此持平，那么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有失误。所以，不能将一切保持平和的人，却能做成大事，这在天下还没听说过。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 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申徒狄负石自沉于渊，而溺者不可以为抗；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事有一应，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犹百舌之声；人有少言者，犹不脂之户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谶书著之。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趋。物固有众而不若少者，引车者二六而后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两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处陆则可能。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千年之松，下有获菩，上有兔丝；上有丛蓍，下有伏龟；圣人从外知内，以见知隐也。喜武非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医也，好马非驺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概而未主名也。被甲者，非为十步之内也，百步之外，则争深浅，深则达五藏，浅则至肤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为道里。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鱼为之殚；故泽失火而林忧。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于谷：上 求揖，而下致船；上言若丝，下言若纶。上有一善，下有二誉；上有三衰，下有九杀。大夫种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苌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远而不知近。畏马之辟也不敢骑，惧车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虚祸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署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犹养而长之。范氏之败，有窃其钟，负而走者， 然有声，惧人闻之，遽掩其耳。憎人闻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于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岁也，夜在岁之中；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先针而后缕，可以成帷；先缕而后针，不可以成衣。针成幕，蔂成城。事之成败，必由小生，言有渐也。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

人不美却要追求美是得不到美的，人美不用追求美自然是美的；人不丑却要丑化是丑化不了的，人丑却要说不丑还是丑的；不刻意追求美也不刻意追求丑，那么就无所谓美和丑，这才叫做与天道和合。申徒狄背上石头自己沉入深渊，但不能认为凡是自溺的行为都是高尚的；弦高靠欺骗而保存了郑国，同样不能认为凡欺骗的事都是合理的。事情有时适用于一时但不能照此滥用。有人非常饶舌，就像百舌鸟那样，这又有什么用呢？有些人沉默少言，就像转动灵活的门枢，开关不出声。六畜生下来多长了耳朵和眼睛，是不祥的征兆，这在预测吉凶的谶书中有记载。上百号人同举一只瓢，不如一个人拿着它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多反而不如少来得好的情形。两部分人拉车，其中拉车的人多反而落在拉车的人少的后面。事物本来就存在着相对立而相成的情形。两个都不会游水的人一起溺水，就不能互相救助；只有其中一人在岸上，才有办法救助落水者。所以同道同类的难以治理，一定要异道异类才能相治成功。千年的古松，其地下根部必生有茯苓，地表上必长有兔丝草；地上长有丛生的蓍草，地下必藏伏着神龟；圣人就能从外表推知内里，根据显象推知隐情。喜欢武术的人并不一定是侠士，爱弄墨舞文的并不一定就是儒生；爱好医方的人并不一定是医生，喜欢马匹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御手；懂得音律的人并不一定是乐官，会调味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厨师。这些人都只是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具备那一行当的专业知识。射披戴盔甲者的水平，在近距离之间是难以区分出来的，只有在百步开外才能比试出射手的高低水平：高水平的射手能射穿铠甲深入内脏，水平低的射手只伤及他人皮毛。这“生”和“死”的差别，是无法用里程来计算的。楚庄王养的猿猴走失了，逃进树林里，楚庄王为了寻找这猿猴，将这片树林砍伐得乱七八糟；宋国君的珍珠掉进了池塘里，宋国君为寻找珍珠，搅得池塘里的鱼不得安生。所以沼泽地失火，附近的林子就会担忧。君主要木料，下属的臣子就滥伐树木；君主要叫鲜鱼，下属的臣子就放干河水来捉鱼；君主找船桨，下属的臣子就早早地送上了船；君主说话像细丝，下属臣子的话就像丝绳；君主有一优点，下属的臣子就竭尽全力赞美。这真是“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曰“上有三衰，下有九杀”。越国大夫文种懂得怎样使越国强盛，但却不懂怎样保全自己；苌弘知道怎样保存周朝，但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丧身的。这真是只知远大的事，不知身边细小的事。因为害怕马惊狂奔而不敢骑马，又因为害怕车要颠覆而不敢乘车，这些都是用虚无的可能的祸患来拒绝这种公认的骑马乘车的便利。不孝的子女有的会打骂父母，生育他们的父母没法一定保证子女尽孝道，但尽管这样，还是将他们育养长大。范氏被打败之时，有人偷了他家的钟，背着就走，但钟却发出??声，这窃贼怕人听到，竟捂着自己的耳朵。怕别人听到钟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捂着自己的耳朵以为钟声不存在，则是相当荒谬和愚蠢的。“升”之所以不比“石”大，是因为“升”包含在石之中；夜不能比年长，是因为夜包含在年之中；仁义的作用不比道与德大，是在于道与德是主宰包括仁义在内的一切事物。先针后线，才能缝制帷帐；先线后针，就别想能缝成衣服。一针一针缝下去才能缝成帷帐；一筐一筐垒起来才能筑成城墙。事情的成败，都必须从小处开始，这就是说的量之积累而导致事物渐变的过程。染织物时先染成蓝色后再改染成黑色是可以的，但如果已染成了黑色再要改染成蓝色便不可能了；漆匠在底色上漆上黑漆，然后再漆上红色是可以的；但如果底色漆红色，然后再漆上黑漆，这红色就被掩盖了。万事均是如此，它们都有一个先后、上下的次序，不能不搞清楚。

水浊而鱼 ，形劳则神乱。故国有贤君， 折冲万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亲。行合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海水虽大，不受胔芥。日月不应非其气，君子不容非其类也。人不爱倕之手，而爱己之指；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己之钩。以束薪为鬼，以火烟为气。以束薪为鬼，朅而走；以火烟为气，杀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后。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不给射；庆忌死剑锋，不给搏。灭非者户告之曰：“我实不与我谀乱。”谤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犹扬堁而弭尘，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污，譬犹以涅拭素也。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鲁缟；骐骥一日千里，其出致释驾而僵。大家攻小家则为暴，大国并小国则为贤。小马非大马之类，小知非大知之类也。被羊裘而赁，固其事也；貂裘而负笼，甚可怪也。以洁白为污辱，譬犹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负彘。治疽不择善恶丑肉而并割之，农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岂不虚哉。坏塘以取龟，同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龋：桀、跖之徒，君子不与。杀戎马而求狐狸，援两鳖而失灵龟，断右臂而争一毛，折镆邪而争锥刀。用智如此，岂足高乎！宁百刺以针，无一刺以刀；宁一引重，无久持经；宁一月饥，无一旬饿。万人之，愈于一人之隧。有誉人之力俭者，春至旦，不中员呈，犹谪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誉人，反为损。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 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虽死亦不能悲哭矣。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

水浑浊则鱼群便露嘴出水面，形体劳累则精神迷乱。所以国家有贤君，就能决战胜于万里之外的敌人。靠媒人说亲而嫁娶，但嫁娶并不完全靠媒人来促成的；靠人介绍而与他人交往，但不完全靠介绍人才与他人结交亲密的。志趣性格相合，就是远隔千里也能亲密无间；志趣性格不相同，就是住在门对门也不来往、沟通；海水虽大，却还是不容纳丁点腐肉。日月不与不同气的事物感应，君子不容忍不同类的人。人们不珍惜工倕灵巧的手而爱惜自己的手指；不珍惜江河里的珍珠而爱惜自己身上的玉钩。有人将户外成束的柴火当作鬼，把野地里的火烟当作妖气。把束柴误以为鬼而吓得逃跑；把火烟误以为妖气，杀猪宰狗来祈福禳灾。不等弄清真相就做出这种事情，不如慢慢将事情弄明白。灵巧的人善于度量，聪明的人善于预见和预防。羿死于桃木杖下而来不及拔箭自卫，庆忌死于刀剑之下而来不及与刺客搏斗。被人误解而遭人非议的人挨家挨户对人表白说：“我实际上没有参与干坏事。”他自己越想表白清楚，却越发引起人们的非议。用言论来制止别人的说三道四，用事端来平息事端，这就好像扬起尘土来平息尘土、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只会越发坏事。用流言去消除洗刷污蔑，就好比将黑泥擦在白绢上。箭在十步之内能射穿犀牛皮制成的铠甲，但在三百步开外就连细绢都无法射透；骐骥日行千里，但当它年老力衰之后，卸下套就倒地不起了。大的家族攻打小的家族，这叫做行暴虐；但大的国家兼并无道的小国，这叫做贤明。小马和大马属同类，但小聪明和大智慧就不可同日而言了。穿着粗羊皮衣做苦工，似乎合于情理；但穿着名贵的貂皮大衣去背运土筐，就显得非常奇怪、不好理解了。用洁白的手去做污秽的活，就好像沐浴干净之后又去清扫猪圈，又像刚薰过香气之后去扛猪。治疗毒疮不分好肉烂肉一起剜掉，农夫不分禾苗杂草一起锄掉，这样做哪还会有实际的收获？毁坏池塘来捕取龟鳖，掀掉房顶来捕捉狸猫，掘开内室来捕捉老鼠，割开嘴唇来治疗牙齿，不论是桀跖这样的凶暴者、还是谦谦君子都不会做这种蠢事的。累死战马而求得狐狸，为救两只鳖而丢失了神龟，折断右臂而去争夺一根毫毛，损坏了莫邪宝剑而去争夺一把小刀，像这样的“智慧”，是不值得推崇的。宁愿被小针刺一百下，也不愿被刀砍一下子；宁可提一下子重物，也不可长时间拿着轻东西；宁可一个月天天吃不饱，也不可连着十天挨饿；一万人跌倒，也比一个人从高处坠入好。有人称赞别人做事力求俭省。有一次这人家里舂谷，舂了整个晚上都没完成定额指标，这人于是就责骂舂谷的人。被称赞的人就去打听了一下，原来舂谷者却是这人的母亲。所以口是心非的小人称赞别人，反而是在损坏别人的名誉。东家的母亲去世了，儿子虽是哭泣但不显悲伤。西家的儿子看到这种情况，回家对母亲说：“母亲，你为什么舍不得快点死？你死了，我一定会很悲伤地哭你的。”想要母亲早些死的人，母亲就是死了，也不会伤心痛哭的；说没有时间读书学习的人，即使给他时间他也不会好好学习的。

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课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割而舍之，镇邪不断肉；执而不释，马牦截玉。圣人无止，无以岁贤昔，日愈昨也。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无千金之鹿；玉待礛诸而成器，有千金之壁而无锱锤之礛诸。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牖照北壁，受光于户照室中无遗物，况受光于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于其前矣！由此观之，所受者小则所见者浅，所受者大则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昆仑，济出王屋，颖出少室，汉出，分流舛驰，注于东海，所行则异，嶓冢，分流舛驰，注于东海，所行则异，所归则一。通于学者若车轴，转毂之中，不运于己，与之致千里，终而复始，转无穷之源。不通于学者若迷惑，告之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热不能生热，不寒不热，能生寒热。故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广大矣！雨之集无能沾，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发无能贯，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众止。因高而为台，就下而为池，各就其势，不敢更为。圣人用物，若用朱丝约刍狗若为土龙以求雨。刍狗待之而求福，土龙待之而得食。

人看到中间掏空的木头能浮在水面而明白了造船的原理，人看到了飞蓬随风转动而知道了造车的原理，人看到鸟的足迹而知道创造文字以著书，这些创造发明都是用类推的大法而取得的。把不义当作义，把非礼当作礼，这就好像赤身裸体跑着去追赶疯子，又好像偷窃财物再去施舍给乞丐，还好像偷来竹简书写法律，还如同傲横无礼者诵读《诗》《书》。割一下就停下来，即使是莫邪宝剑也无法割下肉来；执著而不放弃，就是马尾也能截断玉石。圣人的修养无止境，使今年胜过往年，今日超过昨天。长得像鹿样的马价值千金，但是天下没有价值千金的鹿；玉靠?诸琢磨后才能做成玉器，但是没有价值锱锤的?诸而只有价值千金的玉璧。从缝隙里透射出的一束阳光能照亮一个角落，从窗户中照进的一片阳光能照亮整个北面墙壁，从门里照进的阳光能照亮整间房间中的所有东西，更何况从整个天地发射出的阳光呢？天下没有什么物件不是靠这种阳光照亮的。由此看来，接受阳光少的就照得浅些，接受阳光多的就照得广些。长江发源于岷山，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济水发源于王屋山，颍水发源于少室山，汉水发源于睝冢山，它们分别奔腾流泻注入东海，它们所经过的地方、路线各不相同，所最终的归宿却是相同的。精通学习的人像车轴，安放在车毂中随轮子的转动而运行，他自己不动，却能和车轮车毂一块到达千里之外，终而复始，运转在无穷无尽的地方。不懂学习的人就像迷路客，人家告诉他东西南北时好像明白一切，但一转位置方向又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了，因为他不能掌握辨别方向的要领。寒本身不能产生寒，热也本身不能产生热，不寒不热的东西才能产生寒和热。所以有形生于无形，未有天地时的混沌状态才能产生出天地来，这真是深奥微妙、广大无比。雨在降落的时候是不会沾湿物体的，只有等它接触物体停止运动时才会湿润；箭发射过程中是不穿透物体的，只有等它触及物体，穿透物体时它的运动才告结束。只有静止不动才能够制约万物。利用高地修建高台，顺随洼地开掘池塘，各自依顺地势特点，不能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而随心所欲。圣人利用外物，就像用红丝带束系“刍狗”来祭祀神灵，就像做成土龙来求雨；刍狗被用来向神灵求福佑，土龙被用来向天帝求保佑，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鲁人身善制冠，妻善织履，往徙于越而大困穷。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乡，譬若树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钓上山，揭斧入渊，欲得所求，难也。方车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无穷，不可得也。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则搏矢而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蝯拥柱号矣。有先中中者也。呙氏之壁，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夜以投人，则为怨；时与不时。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无量，而众称义焉。夫惟无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临深使人欲窥，处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钓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杀罢牛可以赎良马之死，莫之为也。杀牛，必亡之数。以必亡赎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孙氏劫公家，孔子说之，先顺其所为而后与之入政，曰：“举在与直，如何而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此所谓同污而异涂者。众曲不容直，众在不容正，故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欲为邪者，必相明正，欲为曲者必相达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此以善托其丑。众议成林，无翼而飞，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夫游没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兽不疾易获，水居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常。信有非礼而失礼：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丧出母，此礼之失者。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阎；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饮盗泉；所谓养志者也。纣为象著而箕子唏，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故圣人见霜而知冰。

有个鲁国人自己会制作帽子，而他的妻子又会编织鞋子，他们搬迁到越国去谋生，结果陷入困境。这是因为他们的特长不能在那个地区得以发挥，所以导致生活窘迫，这就好比在山上种荷花，在井里保存火种一样。拿着钓鱼工具上山，扛着斧说山训头入水潭，却要想得到鱼或柴，这是件困难的事；同样，驾着大车到越国，乘着筏到塞北，要想不走上绝路是不可能的。楚王养了只白猿，他准备亲自射猿来取乐，但还没等楚王动手，这白猿已夺过箭和楚王嬉戏起来了；假若由神射手养由基来射这白猿，可能在养由基张弓搭箭、瞄准白猿而还没发射之前，这白猿就已经抱着柱子悲号起来了，这是由于养由基的非常专业且熟练的射箭架势将白猿吓住了。和氏之璧、夏后氏的玉璜，恭恭敬敬献给人家，人家会非常高兴；但如果在夜里黑暗中将璧和玉璜掷抛给人家，人家就会受到惊吓而产生怨恨。这些就是合时和不合时而产生的不同结果。画出的西施面容，虽然美丽但不动人；画出的孟贲眼睛，虽然大但没有神，这是因为这画仅仅是形似而无神韵的缘故。有一家子，弟兄们分家，因为家中财产多得无法计算，众兄弟因此不计较分多分少，人们也因此称赞他们讲信义。这是因为财产多得无法估计、没有限量，所以才不去计较每人所分得的多少。登上高处使人情不自禁地眺望，面临深渊使人不由自主地探望，这是由人所处的地位环境所决定的。同样，射箭要端正身体，钓鱼要态度恭谨，这是由人所做的什么事情决定的。说杀死老弱的牛可以赎良马一死，那肯定没人会做这样的事。决定杀牛，是因为这牛是该杀；而拿必定要死的去换赎不一定会死的，这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季孙氏胁迫鲁定公，把持了国家政权，孔子做出高兴的样子先顺从季孙氏的所作所为，然后再找机会劝说季孙氏，要季孙氏将国政归还给鲁定公。后来有人评介这件事：“将奸邪之徒举荐给正直的人，奸邪之徒打着正直者的招牌，什么好处捞不到？把正直之人举荐给奸邪之徒，正直者终究不会跟随下去的。”这就叫做从不同的途径和邪恶同流合污。邪恶的势力坐大以后就容不得正直者的立足。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人多势众时就能消灭狼，而狼多时就会吃掉孤身的人。想要做邪恶之事的人，必定先要表现得光明正大。想要做屈曲之事的人，也必定要表现得通达正直。公正之道树立不起来，却能防范私欲的事，这是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的事，这是由于奸邪之徒总是用伪装的善良来掩饰他的邪恶行径。众人的流言蜚语可以使平地成林，可以无翅而高飞；经过三个人的流言蜚语的传播，就足以使人相信街市上真有虎在行走，一村子人的流言蜚语的传播，就足以使人相信真有人能将铁椎头扭弯。会游泳潜水的人是不求在澡盆里洗澡的，因为江河池塘已足以满足洗浴的要求了。所以以草为主食的动物是不担忧生活沼泽的改变的，生活在水中的动物是不担忧水域改变的，因为稍微的小变化是不会影响它们的生活习性的。信用有时候会出现差错，礼仪有时候会出现偏差。尾生为了履行信约而淹死在桥下，这就是错用信用导致的后果；子思儿子不为被子思休弃的母亲守孝，这就是礼仪出现偏差的事例。曾子坚持孝道，不肯路过胜母里的门口；墨子主张“非乐”，不肯进入朝歌的城市；孔子保持廉洁，口渴也不喝“盗泉”的水；他们这些人都是注重培养崇高志向的人。纣王用了象牙筷子，箕子由此叹息；鲁国用了木俑陪葬，孔子由此感叹。所以圣人是看到了秋霜便知道了冰天雪地的冬天将来临。

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矣。今被甲者，以备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则悬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规，物或不可虑卒然不戒而至，故圣人畜道以待时。

髠屯犁牛，既[牛+科]以[牛+脩]，决鼻而羁，生子而牺，尸祝斋戒以沉诸河，河伯岂羞其所从出，辞而不享哉！

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呙氏之壁，不若得事之所适。

撰良马者，非以逐狐狸，将以射麋鹿。砥利剑者，非以斩缟衣，将以断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向者其人。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晨夜，见磨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暮。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弃其招箦，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则可。

    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则同，所以入水者则异。故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徐偃王以仁义亡国，国亡者非必仁义；比干以忠靡其体；被诛者非必忠也。故寒颤，惧者亦颤，此同名而异实。

明月之珠，出于蛖蜃；周之简圭，生于垢石；大蔡神龟，出于沟壑。万乘之主，冠锱锤之冠，履百金之车。牛皮为贱，正三军之众。欲学歌讴者，必行徵羽乐风；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此皆学其所不学，而欲至其所欲学者。

鸟儿将要飞来，张开的罗网正等着它，鸟儿入网被捉拿，只是绊着一个网眼；但如果只编织一个网眼的网，那就不可能捕捉到鸟。现在人披戴铠甲，是为了防备箭射过来伤身体；假若能事先晓得箭会射中那个部位，那么只需在那个部位上挂一片铠甲就可以了。然而，很多事情是不能事先知道的，很多事物是不能预测的，往往是突然间没有防备的时候来临的，所以圣人是长时间修养好“道”以等待时机的到来。

丑陋的杂色牛，既无犄角、又无尾巴，穿上鼻子羁系着它，等它一旦生下牛犊就拿去作牺牲，尸祝斋戒以后，就将牛犊沉入河中。水神河伯哪里会嫌它是头丑陋的杂色牛所产而拒绝享祀呢？

得到上万人的军队，不如听到一句高明计划的话；得到隋侯之珠，不如懂得隋侯之珠是怎样产生的；得到和氏之璧，不如明白处事适宜的方法。

选择良马的目的，不是为了骑上它去猎取狐狸之类的小动物，而是要骑着它追射麋鹿；磨砺宝剑的动机，不是用它来斩割白绢衣裳，而是要用它来斩杀凶猛的犀牛。所以伟大人物受人敬仰，崇高品德被人效仿，人们向往的就是这种人品。看到弹弓，就马上想到能弹射下鸮鸟烤肉吃；看到鸡蛋，就马上想得到报晓的公鸡；看到粗麻就马上想到织成的布，虽然所想的事合乎情理，也终会实现，但未免太性急了些。

大象被取下象牙，但它不会憎恨人们贪得象牙之利；人死后抛弃的床垫木，不会有谁会去埋怨拾捡的人。人能够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来满足他人的某些利益，这是可以的。

疯子向东狂奔，追赶的人也顺着这方向穷追，大家都往东跑是相同的，但他们向东跑的原因却截然不同。溺水的人是掉在水里，救他的人也跳入水中，大家都在水里是一样的，但他们入水的原因却完全不同。所以圣人将生死看成一样，蠢人也把生死看得差不多。但圣人将生死看成一样是因为圣人悟出了生死分定的道理；而蠢人将生死看得差不多是因为蠢人不懂生、死和利、害的关系所在。

徐偃王因为推行仁义而亡国，但导致亡国的并不都是因为推行仁义；比干因为赤胆忠心而遭纣王杀害，但被杀害的并不都是因为赤胆忠心。所以就颤抖来讲，寒冷也会颤抖、畏惧也会颤抖，这名称相同，但颤抖的实质相异。

明月之珠，出自蚌蛤；周朝的美玉，生自丑石；大蔡的神龟，出自深谷水沟。万乘大国的君主，戴的是很轻的皇冠，乘坐的是价值百金的车子。牛皮算得低贱了，但却可以做成战鼓整肃指挥三军。想学习歌唱技术的人，一定得先学五音音律和音乐的教化作用；想演奏好高雅和谐的乐曲，一定得先从《阳阿》《采菱》这样的乐曲练起。这些都是通过先学习那些不起眼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来获得想要学到手的高超水平。

燿蝉者务在明其火；钓鱼者务在芳其饵。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了。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好戈者先具缴与矰，好鱼者先具署与罛，未有无其具而得其利。遗人马而解其羁，遗人车而税其轙。所爱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谚曰：“烹牛而不盐，败所为也。”

夜间捕捉蝉，务必将火把烧得通明；河中钓鱼，务必将鱼饵调得芳香。将火把烧得通明，是要借火光来招引蝉自投罗网；将鱼饵调得芳香，是要借鱼饵引鱼上钩。要想引来鱼群，先得疏通河道；要想引鸟安家，先得种植树木。只有水得到积蓄，鱼儿才会来聚集；只有树木茂盛，鸟儿才会来安家。所以喜欢弋射的人总先将生丝和矰箭准备好，喜欢捕鱼的人总先将大小渔网准备好。还没有过不准备好器具就获得收益的事情呢！送给人家马却又解下它的马笼头，送给人家车子却又拆下穿缰绳的环子，这正是车和马都送掉了，又何必舍不得这类笼头和缰绳的小东西呢？所以乡里人有这样的谚语：“烹制牛肉却不舍得放盐，这等于是糟蹋了这牛肉。”

桀有得事，尧有遗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故亡国之法有可随者，治国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虽廉者弗释；弊箄甑瓾，在[礻+丹]茵之上，虽贪者不搏。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货众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为鱼德者，非挚而入渊；为蝯赐者，非负而缘木，纵之其所而已。貂裘而杂，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恶于无常行。有相马而失马者，然良马犹在相之中。今人放烧，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两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远矣。

夏桀虽然是个暴君，但也做过些有益的事情；尧帝尽管圣明，但也有失误之处；嫫母面貌尽管丑陋，但品行却贞正；西施尽管容仪光艳，但品行未必贞正。所以被灭掉的国家，其中也有好的东西（如法律）值得仿效；而政治清明的国家，其中也有些风俗习惯值得批评。琬琰美玉，却处在污泥之中，但清廉的人见了也不会放弃；破旧的竹席甑带，就是放在华贵的毡褥上，贪婪的人见了也不会去夺取。美德存在，即使处在低贱的地位，但世人也不能贬低美德的价值；恶行满身，即使处在高贵的地位，但世人也不会尊重他。青黄不接的春季放贷给农民，到秋季再收赋税，这样百姓就拥护、高兴；反过来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却要征收赋税，而到秋天再放贷，这样百姓没有一个不怨恨的。这放贷和收税数量相同，但引起百姓的喜怒却相反，这是因为时节不同的缘故。如要对鱼讲仁德，不是捕到鱼之后再放入河水中；如要对猿猴讲恩赐，也不是抓到以后再放它归山林；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必捕捉它们，让它们各处该处的地方就行了。毛色驳杂的貂裘还不如皮色纯一的狐裘，所以一个人没有比不具备坚定纯粹的行为节操更令人讨厌的。有相马的，却不能识别出良马来，但是良马并不因此就不存在于这群被鉴别的马中。现在如果有户人家失火，有的是拿着易燃的东西去助长火势，有的却是传递水桶去救火，尽管这两种人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但受火烧的人家对这两种人的憎恨和感激之情却有天壤之别。

郢人有买屋栋者，求大三围之木，而入予车毂，跪而度之，巨虽可，而修不足。蓬伯玉以德化，公孙鞍以刑罪，所极一也。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籍，所救钧也。貍头愈鼠，鸡头已瘘，虻散积血，斵木愈龋，此类之推者也。膏之杀鳖，鹊矢中蝟，烂灰生蝇，漆见蟹而不于，此类之不推者也。推与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必食其蹠数十而后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克。物固有以克适成不逮者。视方寸于牛，不知其大于羊；总视其体，乃知其大相去之远。孕妇见兔而子缺唇，见麋而子四目。小马大目，不可谓大马；大马之目眇，可谓之眇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决指而身死，或断臂而顾活，类不可必推。厉利剑者必以柔抵，击钟磐者必以濡木，毂强必以弱辐，两坚不能相和，两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断角，马牦截玉。媒但者，非学谩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学斗争也，慬立而生不让。故君子不入狱，为其伤恩也；不入市，为其侳廉也；积不可不慎者也。

楚国郢都有个人买房栋梁，想找一根“三围”粗的木料，有人卖给他一根车轴，他跪在地上量了量，粗细差不多，但长度不够。蘧伯玉用道德感化了邻国不来侵犯，公孙鞅实行刑法治理秦国最后获罪被杀，他们治理好国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实施的方法和各人的下场却又是不一样的。病人卧床不起，医生用针石治疗，巫婆用精米、草垫来赶疫鬼、求神保佑，他们的方法各异，而想拯救对象则是相同的。狸猫的头可以治理好鼠瘘病，芡可以治疗好瘘病，牛虻能消散淤血，啄木鸟能治疗龋齿，这些都可以按照种类来推知。油膏能杀死鳖，喜鹊屎可以杀死刺猬，腐烂的垃圾堆能生出苍蝇来，油漆碰到螃蟹便不会干燥，这是不能按照种类来推知的。有些事情可以推究其中的原因，有些事情则不能推究其中的原因，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好像不对又好像对，谁能通晓这其中的奥妙呢？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有纯白的狐皮衣，这是选用了众多狐狸腋下白皮毛缝制而成的。善于学习的人就像齐王食鸡，一定要吃上数十只鸡脚掌才能满足。利刀便于剃毛发，至于伐木，就非用斧头不能成功。事物本来就存在着某些长处又恰好成为另一方面的短处的情况。如果从一寸见方的洞眼里看牛，就不知道它比羊大；总起来观察牛的全体，才知道牛的大小和羊相差甚远。孕妇看了兔子，生下的孩子是缺嘴唇，看了麋，生下的孩子是四只眼睛。大马眼睛小，可以说是小眼睛马。事物本来就存在着好像是这么回事又不像这么回事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断一根指头倒导致死亡，而断了一条手臂倒能活下来，这说明事物不能按照这种类比推导的。磨砺利剑一定要用细软的磨刀石，敲击钟磬一定要用柔软的木棒，车毂坚硬一定要用柔软的辐条。两个都是坚硬的东西就不能互相协调好，双方都强大就会互相不服帖。所以木质疏松的梧桐树倒可以击断兽角，纤细的马尾倒可以截断玉石。媒人会说假话并不是受过专门的撒谎训练，但说假话一旦养成习性就会产生不诚实；培养勇敢精神并不是要学会争斗本领，但勇敢性格一旦形成就不会谦虚礼让。所以，君子不肯在监狱里面谋事做，因为管牢狱的事情会伤害到君子仁爱之心；同样君子不肯到街市里去做买卖，因为经商买卖会伤害到君子的廉洁品德。行为的积累是不能不审慎的。

走不以手，缚手走不能疾；飞不以尾，屈尾飞不能远；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见者，乃不见者也；使鼓鸣者，乃不鸣者也。尝一脔肉，知一镌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一人相随，可以通天下。足蹍地而为迹，暴行而为影，此易而难。庄王诛里史，孙叔敖冠浣衣。文公弃荏席，后霉黑，咎犯辞归。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鼎错日用而不足贵，周鼎不爨而不可贱，物固有以不用而为有用者。地平则水不流，重钩则衡不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为大用者。先倮而浴则可，以浴而倮则不可；先祭而后飨则可，先飨而后祭则不可；物之先后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妇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家，度江、河而言阳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杀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异。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灭。所以吹者异也。烹牛以飨其里，而骂其东家母，德不报而身见殆。文王污膺，鲍申伛背，以成楚国之治。裨谌出郭而知，以成子产之事。朱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修人曰：“不知。”曰：“子虽不知，犹近之于我。”故凡问事必于近者。寇难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负而走，两人 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语，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为请于买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义，而欲为小义者。介虫之动以固，贞虫之动以毒螫，熊羆动以攫搏，兄牛之动以抵触，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治国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堕发，而犹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擏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贵齐，知贵捷。得之同，返为上；胜之同，迟为下。所以贵镇邪者，以其应物而断割也；靡勿释，牛车绝辚。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则惑；为医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药，则勃矣。

奔跑不需要用手，但是将两手绑起来就跑不快；飞行不需要用尾，但是将尾巴卷屈起来就飞不远。这说明事物产生功能的部分一定得依赖于不产生功能的部分。所以使你看见的是本身看不见的，使鼓鸣响的是本身不会鸣响的。尝一小块肉，就可知道一锅肉的滋味；悬挂羽毛和木炭，就可知道空气的湿度：这是通过小来知道大的事例。看见一片叶子凋落，就可知道一年快到冬天了；看见瓶中的水结冰，就可知道天气已很冷了：这是以近来推知远的事例。三人肩并着肩，是不能走出门的；其中一人跟在两人身后，就可以畅通无阻。脚踩着地则出现足迹，在太阳下行走就形成身影，留下足迹和出现身影是容易的，而要使脚印正、影子不斜则是困难的。楚庄王诛杀了佞臣里史，孙叔敖便刷净帽子、洗净衣裳准备复职上任；晋文公抛弃旧垫席，怠慢那些跟随他流亡过的、脸色黑瘦的人，咎犯见了便辞官隐退。所以桑叶凋落会引发那些长者悲叹时光的流逝。小小的鼎锅因每天使用而不被人珍贵，周王室内的大鼎从来不用来煮饭做菜却被人重视，看成是传国宝鼎。事物本来就存在着以不用（无用）而来实现它的有用的情况。地势平坦则水不流，重量均等则不倾斜，物体一旦失去平衡就必定会有反应，也必定会被感应，事物本来就存在着以不用而被派大用场的情况。先脱衣服然后洗澡是合乎情理的，但穿着衣服洗澡然后再脱衣服是违背常理的；先祭祀神祖然后吃祭品是合常规的，但先吃掉祭品然后再去祭祀祖宗神灵是不合常规的：事物总有一个先后次序、适当规矩。严肃的祭祀之日却以恶语伤人，娶媳妇的美好良宵却说披麻戴孝之事，设宴喜庆之时却议论上坟的事，渡江涉水之时却说水神显灵：这些都是说话不分时宜的表现。有的说：朝廷将要大赦，赶快多杀些死囚犯人；有的说：朝廷将要大赦，这下能赦免不少死囚犯人了。这希望赦免是相同的，但是这希望赦免当中所包含着各自的害人利人之心却是不相同的。这就好像有时吹火是越吹越旺，有时吹火却将火都吹灭，这是因为他们吹火的目的和方法不一样所导致的。宰牛烹牛来宴请左右邻居，可是同时又辱骂东邻的母亲，这正是所施恩德都没来得及被报答，却又得罪了人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楚文王塌胸，鲍申驼背，但就是这样丑陋的长相却将国家治理得有条有理。裨谌在城里无法施展才智，子产将他带出城外共商国家大事，倒成就了他们的大事。侏儒向高个子请教天有多高，高个子说：“我不知道。”侏儒说：“你虽然不知道天有多高，但总还是比我离天要近得多啊！”所以凡要请教问题，一定要找熟悉这问题的人。战乱开始，兵寇将至，跛子将此消息告诉了瞎子，于是瞎子背着跛子逃跑，两人都幸免于难，这是因为他们二人取长补短，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反过来是由瞎子将此消息告诉跛子，跛子背着瞎子逃跑，那么就无法各自发挥特长。楚都郢城有人要将母亲卖出，他对买主说：“这位老母亲年迈了，请你好好奉养她，别让她受苦。”这真是干了如此忤逆不孝的坏事却还装出假慈悲来宽慰自己的良心。甲壳类动物凭借坚固的甲壳活动生存，细腰蜂等动物依靠毒螫活动生存，熊罴以蛮力来攫取食物，犀牛靠角抵来活动保存自己：这物类没有放弃自己的长处而用其短处的。治理国家如同田间除草，要除去危害禾苗的杂草就是了。尽管洗头会掉不少头发，但人们仍然经常洗头，保持清洁，因为这样还是损失的少，获得好处的地方多。磨刀石本身不锋利，但它能使刀磨快；檠本身不端正，但它能矫正弓弩。所以有不少事物是自身不正却能矫正别的事物，自身不锋利却能使其他事物锋利。用力贵在突发迅猛，智慧贵在敏捷。两者强调的都是以迅速为上；要取胜的道理也一样，迟缓为下。人们之所以珍贵莫邪宝剑，因为它一接触物体就能使物体断裂；就是牛车如不停地摩擦门槛也能将门槛压断。因为孔子曾在陈蔡遭受困厄，就不信孔子，废弃孔子传授的六艺，那就糊涂了。因为医生不能治好自己的疾病，就不看病，不服药，那就荒谬了。

卷十七 说林训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速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夫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譬若旱岁之土龙，疾疫之刍狗，是时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贵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广大矣。足以蹍者浅矣，然待所不蹍而后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后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柿，不得其数，愈蹶愈败，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鸟飞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将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贻盲者镜，毋予躄者履，毋赏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狗彘不择甂瓯而食，偷肥其体而顾近其死；凤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腾蛇游雾，而殆于蝍蛆。乌力胜日，而服于鵻礼；能有修短也。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矣。短绠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于不怒，为出于不为。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干无声，则得其所闻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斵，大豆不具，大勇不斗，得道而德从之矣。譬若黄钟之比宫，太簇之比商，无更调焉。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发，是故所重者在外，则内为之掘。逐兽者目不见太山，嗜欲在外，则明所蔽矣。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明通。

用某个朝代的制度来治理多变的社会，这就好像外乡人乘船，船至江中，这位外乡人的剑掉入水中，他就赶快在剑掉落下的船舷部位刻上记号，等傍晚船靠岸后他就在所刻的记号处下水去找剑，这实际上反映了此人不懂事物已变化很多了。只知道在掉剑的船舷旁打转，而不知道因顺自然遨游，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虽然有时偶然间有所合，但这种“合”不值得珍贵。就好像大旱之年求雨用的土龙，求神保佑疾病痊愈用的刍狗，只是暂时地在祭祀中起主宰作用。也就好像小孩用过的尿布，只有患蝫蛷疮的人视为宝贝，但是它终究不是夏后氏的玉璜。没有古今，也没有始终，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能够产生天地，这就是最深奥又微妙且广大的道。人走路时跨出的每一步都是有限的，但就是不停地跨步踩踏未曾踩踏过的地方才能走向远方；同样，人的智慧每次能掌握的事理也是有限的，但就是不断地认识未曾认识过的事理才能越变越聪明。初学游泳的人用脚乱扑腾、用手乱抓挖，没有掌握游泳的技艺，越扑腾、乱抓挖，越往下沉；而当人一旦掌握了游泳的技艺，就用不了手脚如此慌乱了。鸟儿飞翔再远再高，也总得返回鸟巢；兔子跑得再快再远，也总得返回洞穴；狐狸死时，头总朝着巢穴；寒将水鸟总贴着水面飞翔，它们各自依恋着自己生存的环境。不要给盲人送镜子，不要送鞋给跛子，不要送帽子给越国人，这是因为这些物件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木椎本来安着木柄，但它不能自我敲击；眼睛能看到百步开外，但看不到自己的眼眶。猪狗不管这装食物的器具是什么，它们只顾进食，苟且贪生吃肥了自己，但这样反而是接近了死亡；凤凰高飞在千仞的高空，不随便栖息进食，所以也没什么人能诱它上钩自投罗网。月亮能够照亮天下，却被蟾蜍所侵蚀；腾蛇能够腾云驾雾，却被蝍蛆所制服；乌鸦经得起太阳的灼热，却对付不了?礼鸟：这说明它们各自的能耐有长有短。如果认为没有比夭折归天更长寿的了，那么彭祖活八百岁也算是短命的。短绳的汲水器不能汲取深井的水，容量小的器皿装不下大的东西，这是因为它们胜任不了。愤怒出自不怒之时，有为出于没有作为之前。能看清无形，那么就能看清所有物体；能听见无声之声，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听到的了。最鲜美的味道尝着没有快感，最高深的语辞不讲究文饰，最大的快乐是无笑意，最高的声音不呼叫；最高明的工匠无须砍削，最高明的厨师无须陈列食具，最勇敢的人不以打斗取胜。这些均是掌握了“道”，“德”也就随着而来了，就像黄钟配宫音、大蔟配商音，不可更改这声音的调配。用瓦器作赌注的人心定不慌，以黄金作赌注的人则心神不安，将美玉作赌注的人就内心焦虑。这是因为过于看重这些黄金和美玉这样的外物，导致内心世界的心智变得笨拙起来。这就好像追逐野兽猎物时，眼睛和心志一直盯着这猎物，导致连泰山都看不见了，眼睛被外物所蒙蔽了。听有声之声会耳聋，听无声之声会耳灵；而“道”要求是不聋不聪，这样才能和“神明”相通。

卜者操龟，筮者端策，以问于数，安所问之哉！舞者举节，坐者不期而 皆如一，所极同也。日出旸谷，入于虞渊，莫知其动，须臾之间，俛人之颈。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皆欲学治人，急所用也。解门以为薪，塞井以为臼，人之从事，或时相似。

占卜者拿着龟壳，占筮者拿着蓍草，而要询问占卜的方术，这哪里是他们该问的呢！跳舞者合着节拍起舞，在座观赏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这是因为两者欣赏的观念相同、节拍一致的缘故。太阳从旸谷升起，到虞渊落下，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的，片刻之间就偏西了，人只须反转头颈就能看到。人都不想学驾龙技术，而想学御马技术；都不想学习治理鬼的本领，而想学治理社会的本事，因为御马驾车、治人管理社会是急需的事。将门板卸下劈了当柴烧，将水井堵塞作碓臼，人们有时做的蠢事就像这样。

水火相憎，鏏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问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以适履，杀头而便冠。昌羊去蚤虱而来岭穷，除小害而致大贼，欲小快而害大利。墙之坏也，不若无也，然逾屋之覆。壁瑗成器，礛诸之功；镆邪断割，砥砺之力。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虻与骥，致千里而不飞，无糗粮之资而不饥。失火而遇雨，失火则不幸，遇雨则幸也，故祸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水静则平，平则清，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为正。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塞，唇竭而齿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钩之缟也，一端以为冠，一端以为，冠则戴致之，纬则履之。知己者不可诱以物，明于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惧以涉。亲莫亲于骨肉，节族之属连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远乎！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虽不能与终始哉，其乡之诚也。宫池涔则溢，旱则涸；江水之原，渊泉不能竭。盖非撩，不能蔽日，轮非辐不能追疾，然而橑、辐未足恃也。金胜木者，非以一刃残林也；土胜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

水火不相容，但是装有水和食物的小鼎锅放在火上却能煮成五味俱全的美食；骨肉亲情，但被谗贼小人从中挑拨，父子都有可能互相危害。为贪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这就好像削足适履，又好像削尖脑袋去带小帽子。菖蒲能除掉跳蚤和虱子，但却又招来蚰蜒害人，这真是除去小的害虫却招来大的害人虫，贪图小的快活而伤害大的利益。墙壁毁坏倒不如没有墙壁来得好，但总比房屋倒塌好得多。璧瑗能成为玉器，是?诸的功劳；莫邪宝剑削铁如泥，是砥砺的力量。狡兔捕捉到手，猎犬就被烹煮；飞鸟射杀了，这强弓就被收藏起来了。虻蝇叮咬在马身上，随马奔驰而不用飞动，没有干粮供应也不挨饿。失火正好碰上下雨，失火是件不幸的事，但遇上了下雨却又是件幸事，所以说祸中有福。卖棺材的老板希望大家都得不治之症，囤积粮食的奸商希望闹饥荒。水静止就平正，平静就清澈，清澈就能映出物形，使它不能藏匿，所以静水可以作为镜子来帮助整饬衣冠。川涧枯竭则溪谷空虚无水，山丘夷平则深渊填塞，嘴唇翻裂则牙齿受寒；河床之所以深，是水冲刷山崖泥土形成的。将一块白绢分成两半，一半做成帽子，一半缝成袜子，帽子戴在头上，袜子却被踩在脚下。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能拿物质来诱惑他的，明白生死由命这个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危难来胁迫他的，所以会游泳的人是不可以用涉水渡河来吓唬他的。亲密关系莫过于骨肉相连，全身的关节筋络将它们紧紧相连；但如果心脏失去对人体的控制，人体的各个器官就会互相残害，更何况关系本身就疏远的事物呢？圣人对于“道”，就好像葵花向太阳，虽然不能和太阳同始共终，但朝向仰慕太阳的心情是真诚的。辟挖出来的水池，久雨积水就会漫溢，天旱就会干涸，而有源头的长江之水，却像深泉那样不会枯竭。伞盖离开盖架的支撑便不能张开遮阳；车轮没有辐条便不能飞快奔驰。但是光靠盖架和辐条又是不行的。说金能克木，并不是说一刀就能砍倒树木；说土能克水，并不是说一块土就能堵塞长江。

躄者见虎而不走，非勇，势不便也。倾者易覆也，倚者易驸也，几易助也，湿易雨也。设鼠者机动，钓鱼者泛杭，任动者车鸣也。刍狗能工向个能行，蛇床似麋芜而不能芳。谓许由无德，乌获无力，莫不丑于色，人莫不奋于其所不足。以免之走，使犬如马，则逮日归风；及其为马，则又不能走矣。冬有雷电，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势不易，小变不足以妨大节。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蜗所以七十化也。终日之言必有圣之事，百发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与也，其守节非也。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的，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近敖仓者不为之多饭，临江、河者，不为之多饮，期满腹而已。兰芝以芳，未尝见霜；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舌之与齿，孰先砻也？錞之与刃，孰先弊也？绳之与矢，孰先直也？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蝎，状相类而爱憎异。晋以垂棘之壁得虞、虢，骊戎以美女亡晋国。聋者不歌，无以自乐；高盲者不观，无以接物。观射者遗其，观书者忘其爱，意有所在，则忘其所守。古之所为不可更，则推车至今无蝉匷。

跛子看到老虎不逃跑，不是他勇敢，而是他的腿脚不方便。倾斜的东西容易倾覆，斜靠的东西容易推倒，饥饿者容易得到帮助，空气潮湿容易成雨。捕捉老鼠靠机关发动，钓鱼则要看浮子的飘动，车轮转动则车子发出声响。刍狗能像狗一样站立但不能行走，蛇床草外表像蘼芜但没有芳香。如果谁说许由缺德，说乌获不是大力士，那么他们必定脸色难看不高兴，人没有不竭力来弥补自己不足的。按兔子奔跑的速度，如果让它长得像马那样大，这奔跑的速度一定能追上太阳、赶上风；但兔子真的变成马，就说不定奔跑的速度还不及兔子。冬天有时会打雷闪电，夏天有时会降霜下雪，但这种偶然现象无法改变冬寒夏暑的基本规律，这说明小的变化不足以妨害大的常规法则。黄帝化生阴阳两气，上骈造出耳目，桑林造出手臂，女娲所以能化生七十变而造出人类，靠的是众神的帮助。从早说到晚，一定能说出通达圣明的话；上百次的射中目标，这其中必定有像羿和逢蒙那样的射箭技巧。尽管如此，世人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圣者和神射手，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法度、技巧。牛的蹄子和猪的头颅也是骨头，但世人就是不用它们来灼烧占卜，而一定要用龟甲来占卜凶吉，这是因为龟的年岁经历久远的缘故。住在敖仓附近的人并不因为靠近粮仓而饭量特大，生活在江河边的人也不因为靠近河边而多饮水，他们只求吃饱喝足就行了。兰草、白芷因为芳香，所以不到下霜的季节就被人摘掉了；世人有五月望作枭羹以避凶，所以枭鸟也就活不过五月五日。舌头和牙齿，哪个先磨损？刀癡和刀锋，哪个先破损？缴绳和箭枝，哪个先折断？鳝和蛇，蚕和蛾，形状相似，但人们对它们的一爱一憎，态度各异。晋国用垂棘之璧作诱饵而夺得了虞、虢两国，骊戎用美女嫁给晋献公而使晋国灭亡。聋子不能唱歌，因此没法享受这其中的乐趣；盲人因为眼瞎，所以无法看到外物。观看别人射箭的人忘记了自己所做的事，看书入迷者遗忘了自己的爱好。思想集中在某个地方，就会忘记自己所应持守的东西。假如古代所做的一切不可更改，那么原始的椎轮车就可能一直使用到现在，也不可能有大辂车的出现。

使但吹竿，使氏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与死者同病，难为良医；与亡国同道，难与为谋。为客治饭而自藜藿，名尊于实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鸡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响浊者，声也。情泄者，中易测。华不时者，不可食也。

让倡优吹竽，却叫乐工给他按发音孔，虽然能合节奏音调，但奏出的音调不好听，这是因为两人共奏一只乐器使之失去了主宰。和死者患同一种毛病的医生是难以成为良医的，与灭亡的国家采用相同的治国之道是难以再产生新的治国方针的。给客人准备饭菜而自己却吃野菜，这种人是将名声看得比实际更重要。哺乳时期的母狗敢咬老虎，孵化小鸡的母鸡敢与狸猫斗，这是因为它们将一切都倾注在幼畜身上，而不考虑自己的力量能否斗得过老虎和狸猫。使影子弯曲的是弯曲的物体，让回音浊重的是浊重的声音。真情外露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容易测度；开花结果不合时宜的果实不可食用。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车，虽异路，所极一也。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于目。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人有盗而富者，富者未必盗；有廉而贫者，贫者未必廉。蔐苗类絮而不可为絮，磨不类布，而可以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险者不得履绳。羿之所以射远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远者，非辔衔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轮复其所过，故能远。羊肉不慕蚁，蚁慕于羊肉，羊肉膻也。醯酸不慕蚋，蚋慕于醯酸。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见大，以近喻远。十顷之波可以灌四十顷，而一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疱而发痤疽，若珠之有类，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榛巢者处林茂，安也；窟穴者托埵防，便也。王子庆忌足蹑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龟鳖，势不便也。汤放其主而有荣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谤，所为之则同，其所以为之则异。吕望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矜，以类相慕。

到越国去的人，有的乘船、有的坐车，虽然交通工具和路线都不同，但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是一样的。佳人体态各异，美女脸蛋各不相同，但都招人喜欢。梨、橘、枣、栗味道各异，但是人们都喜欢吃。有人是靠偷盗发财的，但发财的人并不一定是盗贼；有因为廉洁而清贫的，但清贫的人并不一定是廉洁的。芦荻花像棉花絮，但是不可以将它当棉花絮来使用；粗麻不是布，但是可以用它来织成布。要穿出林子的人不可能走直道，在险要地方行走的人不可能走直线。羿之所以射中远距离的细微目标，不只是凭着弓箭；造父之所以驾车跑得又快又远，不只是靠缰绳和马嚼子。大海能容纳百川，所以是浩瀚无边；车轮能周而复始地不停转动，所以能走得远。羊肉并没有引诱蚂蚁，是蚂蚁找上了羊肉，因为羊肉有膻味；酸醋并没有招惹蚊蚋，是蚊蚋叮上了酸醋，因为醋有酸味。尝一小块肉，便能知道一鼎锅的肉味；悬挂羽毛和木炭能知道空气的湿度，这是从小可以见大，由近可以知远。十顷大的池塘可以浇灌四十顷的农田，但一顷的池塘就不够灌溉四顷农田，这是因为有大小的差别。明亮的月光，可以用它看到远处的物体，但不可以靠月光来写蝇头小字；大雾迷漫的早晨，可以看清蝇头小字，但却看不清几米以外的物体。绘画者如果只注意到画好毛发这样的细节，就不可能画好人物的全貌；射箭者瞄准有微小的偏差，就会带来很大的差错。为了捉老鼠挖开鼠穴而破坏了宅院，为了挑破叮疱而引发毒疮，这就好像珍珠上有疵点、玉石上有斑点，这疵瑕斑点不去雕掉，珠玉也就完整无损，如一去掉这些疵瑕斑点，这珠玉也就会弄残缺了。在树木丛生的森林里筑巢的鸟儿，将巢筑在树林茂密的深处，因为那里安全。挖洞的小兽将洞穴建在堤防的高处，因为那里方便。王子庆忌双脚能追上麋鹿，双手能搏杀犀牛和老虎，但如果将他关在黑暗的空房间里，恐怕就连龟鳖都捉不住，这是因为环境地势不方便他捉拿龟鳖。商汤放逐夏桀而获得美名，而崔杼却因杀死齐庄公而受到他人的谴责，他们所做的事均为臣犯君主，但冒犯君主的原因却不一样。吕望到晚年才大有作为，这样使得老年人也为之振奋；项托小时就难倒孔子而为孔子之师，这样使得少年们也为之骄傲：这都是因为同类互相仰慕的缘故。

使叶落者风摇之，使水浊者鱼挠之。虎豹之文来射，蝯狖之捷来乍。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三寸之管而无当，天下弗能满；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测江，篙终而以水为测，惑矣。渔者走渊，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则走，夕过市则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杂，不若狐裘之粹；白壁有考，不得为宝；言至纯之难也。战兵死之鬼憎神巫，盗贼之辈丑吠狗。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鳖无耳，而目不可以瞥，精干明也。替无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聪也。遗腹子不思其父，无貌于心也；不梦见像，无形于目也。蝮蛇不可为足，虎豹不可使缘木。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崤塞，而魏筑城也。饥马在厩，寂然无声；投刍其旁，争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发矢，弦之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权不可常，故遁关不可复，亡汗不可再。环可以喻员，不必以轮；条可以为繶，不必以紃。日月不并出，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鸷鸟不双。循绳而斵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损年则嫌于弟，益年则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当。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奉之。蠹众则木折，隙大则墙坏。悬垂之类，有时而隧；枝格之属，有时而弛。当冻而不死者，不失其适；当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适；未尝适，亡其适。

使树叶飘落的是风在吹动，使水浑浊的是鱼在搅挠。虎豹因长着美丽的皮毛而招致捕杀，猿猴因动作敏捷而遭到刺伤。走一步棋不足以显示智慧，弹拨一下琴弦不足以表达悲哀。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那么天下再多的粮食也无法填满它；十石大的容器如果有底，那么一百斗粮食就可以盛满它。用竹篙来测量江水的深度，如果竹篙没了顶就以为篙长等于水深，那就糊涂了。渔夫在河边奔走，樵夫在山里兜转，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早上赶集的人走得飞快，傍晚到集市的人则踱着方步，这是因为此时他要购买的货物集市上已没有了。毛色驳杂的豹皮大衣不若毛色纯一的狐裘大衣；白璧有了污点裂缝，就不能变宝贝了：这是说绝对纯粹是困难的。死于战争的人的鬼魂是讨厌神巫的，偷盗之徒是讨厌吠叫的狗的。没有主的社神，随便弄些黍肉就可祭祀它；亡了国的谷神，容易向它祈求降福。鳖没有耳朵，但眼睛却蒙蔽不了，因为它没有了听觉，这视觉就变得特别灵敏；盲人没有了眼睛，但耳朵却无法闭塞，因为他失去了视觉，这听觉就变得特别灵敏。遗腹子不思念他的父亲，因为他心里原本就没有父亲的印象；他连做梦都不会梦见到父亲的形容，因为他从来就没见过父亲是什么样的。蝮蛇不可以给它们添上脚，虎豹不可以让它们爬上树。马不吃油脂类的食物而只吃草料；桑扈鸟不啄食粟粒而爱吃油脂类的东西，它们不吃什么东西，并不表示它们廉洁。秦国修通崤山要塞，魏国便筑起城墙加以防范。饿马呆在马厩里安静无声，而一旦有草料出现在它们身旁，互相间的争夺就发生了。拉弓射箭，没有什么弦箭射不出去；但弦箭的长度与射程相比，不到百分之一。道和德是可以永恒不变的，但是权变就不能永远不变。所以从关卡处偷渡出去的，就再也难以重新来一次；越狱逃跑不可能会有第二次成功。圆环可以用来比喻圆形，就用不着用车轮来比喻圆形了；绦带可以用来作饰鞋的丝带，就用不着用眐带了。太阳月亮不可能同时出现，一雌狐不能配两只雄狐，神龙没有配偶，猛兽不会群聚，猛禽不会成双。照着墨绳弹出的墨线砍削就不会出差错，用秤来称量计算就没有误差，立圭表来观测就不会迷惑。少报年龄就和弟弟相混淆，多报年岁就和哥哥难分清，不如老老实实遵循事理，顺随真情行事。人看不见龙之飞举而能将龙高高托起的，是风雨的帮助。蠹虫多了木头就会折断，缝隙大了墙就会倒塌。悬挂下垂的物体，时间长了就会坠落，长得长长的枝条一类的东西，时间长了也会脱落。在冰天雪地里冻不死的人，有着他的适应能力；在酷暑高温下不中暑的人，有着他的适应能力。从来没有不适应的，也就不知道什么叫适应性。

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柳下惠见馅，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脱；蚌游不食不饮，三日而死。人食署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寂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扬垛而欲弭尘，被裘而以翣翼，岂若适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钻不；土中有水，弗掘无泉。蛖象之病，人之宝也；人之病，将有谁宝之者乎？为酒人之利而不酤，则竭；为车人之利而不漱，则不达。握火提人，反先之热。邻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

洗头的热水准备停当，头上的虮子虱子就会互相吊唁；大厦落成，燕雀就会互相庆贺可以筑巢了，这忧乐各不相同。柳下惠见到饴糖说：“可以用它来赡养老人。”而盗跖见了则会说：“用它可以来粘锁簧。”看到的物件相同，但所得出的观念却不一样。蚕只吃桑叶而不喝水，经二十一天后化为蛾子；蝉喝露水而不吃食物，经三十天后蜕化；蜉蝣既不吃也不喝，只三天就会去。人吃礜石会被毒死，而蚕吃了却不会饥饿；鱼食巴豆会死，而老鼠吃了巴豆却会长胖。事物的道理和缘由不一定弄得清，所以也无法以类相推。瓦是经过火烧后形成的，但直接用火干烧这瓦就会破裂；竹子是靠水生长的，但将竹浸泡在水中这竹子就会死掉。以扬起尘埃来消除尘埃，穿着皮衣却又用扇子来散热，哪里比得上根据不同季节穿合适的衣裳？枯竹能起火，但不钻就不会出火燃烧；地下有水，但不挖掘就不会出泉水。给蚌蛤、大象带来灾难的是珍珠象牙，而这正是人类的宝物；而人的病痛、灾难又有谁当宝贝呢？为了不让卖酒者获得更多的利就不去买酒，那就只好干渴着；为了不让驾车者获得更多的利就不去租车，那就不能到达远处目的地；手握火把去掷击人家，自己反倒烧伤。邻居家的母亲死了倒前去哭吊，而自己的妻子死了却不掉泪，那是在一种怕被人说成溺于情色的胁迫下的表现。

西方之倮国，鸟兽弗辟，与为一也。一膊炭熯，掇之则烂指；万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气异积也。大勇小勇，有似于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难；植而逾之，上材弗易；势施异也。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为一人和。有以饭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车为败者而禁天下之乘，则悖矣。钓者静之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见象牙乃知其大于牛，见虎尾乃知其大于狸，一节见而百节知也。小国不斗于大国之间，两鹿不斗于伏兕之 。佐祭者得尝，救斗者得伤。荫不祥之木，为雷电所扑。或谓冢，或谓陇；或谓笠，或谓签。头虱与空木之瑟，名同实异也。日月欲明而浮云盖之，兰芝欲修而秋风败之。

西方的裸国，鸟兽也不回避人群，那是因为人和它们混和为一，习性相似。一根燃烧着的炭，用手去拿，就会烫伤手指；一万石的炭放在一起燃烧，离它十步之外就烧不伤人，这是因为同是热气而聚散方式不同。大的勇气和小的勇气的情况与这种情况相似。现在有六尺宽的席子，平铺在地上，一般性的人越过它并不困难；但如果将席子竖立起来，就是弹跳力出众的人要跨越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席子摆放的态势不一样。百颗梅子足以调配一百人食用的酸汁，而一颗梅子就不足以调配一个人所需的食用酸汁。如果因有人吃饭给噎着而禁止天下所有人吃饭，如果因有人坐车出车祸而禁止天下所有人乘车子，那就显得十分荒唐了。钓鱼的静静地等待鱼儿咬钩，水中积柴捕鱼的扣舟惊鱼，用鱼罩的下罩捉鱼，用罾具的举罾得鱼：方法各异，但能捕获鱼则是一致的。看到象牙便能知道象比牛要大，看到老虎的尾巴就能知道老虎比狸猫大，掌握了部分，整体也就能推断出来。两小国不在大国面前争斗，两只鹿不在卧伏的犀牛旁争斗。帮助祭祀的人得以尝新，制止打斗的人却受了伤。在不吉祥的树荫下躲雨，会被雷电所击。有叫“冢”的，有称“陇”的，有叫“笠”的，有称“簦”的，名称不同但实物一样。头上“虱子”的“虱”和空心木做的“琴瑟”的“瑟”，二字读音相同，但所指的物体却不同。总想太阳月亮永远光明，但浮云就是遮盖它们的光；总希望兰芝四季生长，但秋风就是使它们枯萎。

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辄杀之，为堕武也。龟纽之玺，贤者以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寻常之缠索。视书，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类而取之。

老虎产下的虎子，如果不会搏击猎物，老虎就会将它们吃掉，因为这样传代下去会将虎的威武丧失殆尽。装饰着龟钮的印章，贤者将它当作饰物来佩戴；土壤分散在田里，能干的人靠它致富。丢给溺水者黄金美玉，不如抛给他一段救命的绳索。看书时，看到前有一个“酒”字，就知下面必有一个“肉”字；看到前有一个“年”字，就知下面必有一个“月”字：这是根据它们的类别而推知的。

蒙尘而眯，固其理也；为其不出户而堁之也。屠者羹藿，为车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为。毂立，三十辐各尽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辐独入，众辐皆弃，岂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马载水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袖有乡，雚苇有丛。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闻于千里也。苏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驰；有为则议，多事固苛。皮将弗睹，毛将何顾！畏首畏尾，身凡有几！欲观九州之上，足无千里之行；心无政教之原，而欲为万民之上；则难。旳旳者获，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尝稼稿粟满仓，未尝桑蚕丝满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横。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光不升俎，聊驳不入牲。

蒙上灰尘就会眯起眼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说他不出门就被尘土蒙眯了眼睛，这就不合情理了。屠户杀猪宰羊却吃的豆叶羹，制造车辆的人却用脚步行，烧制陶器的人却用的缺口盆子，盖房造屋的人却住在狭窄简陋的小屋里：这些制造某物的人不一定自己使用，而使用这些物件的人又不从事这类工作。车毂设置三十根辐条，各尽自己的力量，互不妨害；如果让一根辐条联接车毂，其余二十九根辐条都不用，这车哪能行走达到千里之外？黑夜走路的人，眼睛就像被东西蒙住，只好伸手摸索着走；渡江涉水的人只得将原来骑的马装载到船上去：事物总有它适用的范围，也有它不适用的范围。橘子和柚子都有自己的产地，荻草和芦苇各有自己的丛生处，兽类脚爪相同的在一起从游，鸟类翅翼相同的在一起翱翔。田地里的积水最终流入大海；贴在耳边讲的悄悄话最终会传到千里之外。像苏秦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他走得慢些，人家就会问：“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他走得快了，人家也会问：“为什么跑得这么快？”这说明有所为人家就要说三道四，好多事就会被别人吹毛求疵。皮都要磨得差不多了，到哪里还能看到毛！畏首畏尾，那么身上还有多少是不怕的呢？要想视察九州大地，但双脚又不作千里跋涉；内心没有治政教化的想法，却想身居万民之上，那就难了。明眼看得见的东西容易抓获，暴露明显的目标容易射中，所以最洁白的东西容易污染，德行最高的人总像空虚不足。未经过辛勤耕种就粮食满仓，未经过采桑养蚕就蚕丝满袋；东西来得不是正道，用起来也必定挥霍无度。大海不接纳漂浮的腐肉，泰山不容许小人攀登，膀胱不能上俎案，杂色斑驳的马不能作牺牲。

    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应变。

有山无林，有谷无风，有石无金。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献公之贤，欺于骊姬；叔孙之智，欺于竖牛。故郑詹入鲁，《春秋》曰：“佞人来。佞人来。”君子有酒，鄙人鼓缶，虽不见好，亦不见丑。人性便丝衣帛；或射之，则被铠甲：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辐之入毂，各值其凿，不得相通，犹人臣各守其职，不得相干。当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尝抱壶而渡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矣。

盛夏季节使用扇子很凉快，但到了寒冬还不晓得放下扇子；提着衣裳趟水过河，但上了岸还不知道放下：这样的人就显得相当呆板而不能适应变化着的形势。有的山没有树林，有的山谷没有风，有的矿石不含金属。满堂坐客，看看他们的衣带钩各不相同，但都用来环扣衣带却是一致的。晋献公本来是很贤明的，可是后来被骊姬所蒙欺；叔孙如此聪明，却被竖牛耍弄，竟连自己的性命也不保，所以郑国的郑詹来到了鲁国，《春秋》就记载了“佞人来了，佞人来了”。君子饮酒表示欢乐，鄙陋的人敲击瓦缶表示欢乐，这虽然不见得好，但也不见得丑。人生性以穿丝帛来得舒适方便；但当有人用箭射他时，就以穿上铠甲为好了，这穿上铠甲尽管不轻便舒适，但却能换得防身保命的安全和方便。车辐条插入车毂，各自正对着相应的孔凿口，互相不干扰，这就像臣子各守本职，不得互相干犯一样。曾经因穿着铠甲而免遭箭伤，现在还以为穿着铠甲能到水中去游泳；曾经因有大瓠而得以渡过江，现在还以为抱着大瓠能挡着火：这些人真是叫不懂事物的类别的不同啊！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跟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蚈之足，众而不相害；若唇之与齿，坚柔相摩而不相败。

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黼黼之美，在于杼轴。布之新不如紵紵之獘不如布，或善为新，或恶为故。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马齿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见其一本而万物知。石生而坚，兰生而芳，少自其质，长而愈明。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污准而粉其颡；腐鼠在坛，烧薰于宫，入水而憎濡，怀臭而求芳；虽善者弗能为工。再生者不获，华大旱者不胥时落。毋曰不幸，甑终不堕井。抽簪招，有何为惊！使人无度河，可；中河使无度，不可。见虎一文，不知其武；见骥一毛，不知善走。水虿为蟌孓孓为，兔啮为螚。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铜英青，金英黄，玉英白，磨烛确，膏烛泽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内。象肉之味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著于目，捕景之说不形于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结，时难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终日采而不知；秋风下霜，一夕而殚。病热而强之餐，救喝而饮之寒，救经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为恶。虽欲谨亡马，不发户磷；虽欲豫就酒，不怀蓐。孟责探鼠穴，鼠无时死，必噬其指，失其势也。

君臣处在民众之上，这就像用腐烂的草绳驾御奔驰的马；也就好像踩在薄冰之上，下面有蛟龙等着；也好像进入森林遇到哺乳的母虎。善于用人者，就像盚虫之百脚，多而不会互相伤害；又好像嘴唇和牙齿，尽管柔软和坚硬经常摩擦，但并不互相伤害。清醇的美酒，是来自于耕种后获得的谷物；艳丽华美的衣裳，是来自于纺织织布。新的布帛不如盝麻织的夏布；而盝麻织的夏布破败之后又不如新的布帛。这正是有的东西新的好，有的东西旧的好。酒窝儿长在面颊上很好看，但如果长到额头上那就丑陋不堪了；刺绣的丝织品用来做衣裳很合适，但用它来做帽子就要遭人讥笑了。马的牙齿不是牛蹄，檀树根不是椅枝条。所以看到事物的本源，这各种事物也就能分别看清。石头生来就坚硬，兰草生来就芳香，从幼小时就具备了美好的素质，长成后就越发鲜亮。扶持和掷击，道歉和责备，得到和失去，许诺和拒请，相差十万八千里。弄脏了鼻子而粉饰了额头；死老鼠在庭院的台阶上，却在室内薰香以驱恶臭；要入水中，却又怕沾湿衣服；揣着臭物，却去寻找芳草：这些即使是有能耐的人也无法做到的。重新发芽生长的禾苗是不会有收获的；花开得太早就不会按季节凋谢。不要说不走运，甑终究不会掉到水井里。抽下簪子时会摩出火花来，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让人不要渡江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但已经航行到江中却要人家不渡江，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见虎皮上的一点斑纹是不会知道老虎的威武的；只看到骐骥身上的一根毛，是不会知道它善跑的。水虿变成蜻蜓，孑孓变成蚊子，兔啮变成虻虫。事物的变化出人意料，不理解的人惊奇，了解的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铜的光泽呈青色，金的光泽呈黄色，玉的光泽呈奶白色；麻杆火光昏暗，油脂灯光明亮。由微暗衬托明亮，由外表了解内质。象肉的味道，谁也没有尝过；鬼神的模样，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对鬼神的捕风捉影的讲法，是不可能在内心留下深刻印象的。冬天的坚冰会消融，夏天的树木会衰败，时机难以掌握而容易失去。树木正茂盛时，即使整天采伐也不显衰败凋敝；而秋风一刮，寒霜一打，一夜间树叶都落光。患伤寒症的人被强迫进食，抢救中暑者却让他饮冷水，搭救自缢者时却又递给他绳索，拯救溺水者时却递给他石头，这本身想救助他人，但却反而害了他。即使要谨慎，丢失马后也不必非得拆掉门槛来寻找；即使要预防，喝酒时也不必一定要抱着席子，以防醉倒时可以躺下。勇士孟贲用手掏鼠洞，老鼠虽然会随时被抓获，但也必定会咬伤勇士的手指，因为伸入鼠穴捉老鼠，使勇士本身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

山云蒸，柱础润；伏苓掘，兔丝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烧；夫阴谋，百姓暴骸。粟得水湿而热，颤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阴阳相薄。汤沐之于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虽不能益，犹愈于已。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鸟；无饵之钓，不可以得鱼；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兔丝无根而生，蛇无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有然之者也。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纣醢梅伯，文王与诸侯构之；桀辜谏者，汤使人哭之。狂马不触木，猘狗不自投于河，虽聋虫而不自陷，又况人乎！爱熊而食之盐，爱獭而饮之酒，虽欲养之，非其道。心所说，毁舟为杕；心所欲，毁钟为铎。管子以小辱成大荣，苏秦以百诞成一诚。质的张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势所致者也。待利而后拯溺人，亦必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骐骥驱之不进，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听。骏马以抑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行者思于道，而居者梦于床；慈母吟于巷，适子怀于荆。赤肉悬则乌鹊集，鹰隼鸷则众鸟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画不畅，连环不解，其解之不以解。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明月之珠，蛖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马，使人欲驰；饮酒而乐，使人欲歌。是而行之，故谓之断；非而行之，必谓之乱。矢疾，不过二里也，步之迟，百舍不休，千里可致。

山中云雾蒸腾，柱子石墩湿润；伏苓被挖掘，兔丝草则枯死。一家失火，百家被烧；进谗者玩弄阴谋，百姓就暴尸荒野。粟被水浸泡就会发热，甑在灶锅上受火烧煮就会冒汽滴水，水能生热，火能生水气。迅雷能劈开石头，这是阴阳二气相交的自然现象。洗澡水倒入河中，会增加河水，但相当有限；雨水和积水注入大海，虽然无法使海水水位升高，但还是改变了原来的状态。一个网眼的罗网是不可能捕到鸟儿的；没有鱼饵的垂钓是难以钓到鱼的；对待士人无礼是不能得到贤才的。兔丝草无根而能生长，蛇无脚却能爬行，鱼没有耳朵却能听到声音，蝉不长嘴而能鸣叫，这些都有着它们的一定合理性和原由。仙鹤寿长千年，因此能游遍天下；蜉蝣虽朝生暮死，却也能享尽生命乐趣。纣王把梅伯剁成肉酱，周文王就和诸侯计划要推翻纣王统治；桀肢裂劝谏的忠臣，商汤就派人去吊唁。狂奔的马不会撞到树上去，疯狗不会自己跑入河里去，即使是最没有理性的兽类都不会自取灭亡的，更何况人呢？喜欢大熊却喂它吃盐，热爱水獭却让它喝酒，这真是想要饲养它们，但却违背事理。心里喜欢就会毁掉船来做船舵；内心想要就会不惜毁熔大钟铸铃铎。管子是忍受了无数次小的耻辱才得以成就大荣耀的；苏秦是说了无数次的谎话才实现“合纵”想法的。箭靶一张开就招来箭矢射聚，树木一茂盛就招人砍伐，这并不是它们想召引人们，而是客观形势所致。等到得到好处以后才去救溺水者，那么时间一长，也必定有人以借溺水者而谋利。一艘破损易沉的船只，就是连愚蠢者都不会去乘坐；一只赶它不前进、勒它不停止的千里马，那么君王是不会用它来赶路的。讽刺我的品行的人，是想和我交往的；贬低我的货物的人，是想和我做生意的。用白开水掺和白开水，是清淡无味没什么好吃的；单根弦的琴瑟是弹不出好听的曲子来的。骏马因为受遏抑而死去，鲠直之士因为正直而受困窘；贤能的人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美女则在宫内被冷落。远行的人在旅途思念家人，家人则在睡梦中和远行者相会；慈母在北国燕地叹息，亲生儿子则在南方楚地怀念母亲。新鲜的肉悬挂起来，乌鸦喜鹊就会纷纷飞来啄食；而老鹰鹞子搏击食物，众鸟就会四处逃散。物类的聚散，是互相感应造成的。吃他的食物不会捣毁盛放食物的器皿，吃树上结的果实不会折断树枝；堵塞源头水流就会枯竭，损坏树枝树木就会枯死。错综交叉的线条不流畅，连环相套的环子不易解，解开它的方法是不解。临河羡鱼，不如回家织网以便打鱼。明月之珠是蚌蛤的病害，却是我们的宝贝利益；虎爪象牙是禽兽的利器，却是我们的祸害。平坦的道路，优良的骏马，使得人想骑马快鞭奔驰；喝酒喝得痛快时，使人禁不住引吭高歌。认为是正确的就去做，所以这叫“决断”；认为不对的，却还去做，这就叫做“乱来”。箭矢飞快，但顶多也不过射到两里地远；步行虽慢，但走上上百天，也可达到千里之远。

圣人处于阴，众人处于阳；圣人行于水，众人行于霜。异音者不可听以一律，异形者不可合于一体。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舍茂林而集干枯，不弋鹊而弋乌，难与有图。寅丘无壑，泉原不溥；寻常之壑，灌千顷之泽。见之明白，处之如玉石；见之暗晦，必留其谋。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钩之重于木之一技。负子而登墙，谓之不祥，为其一人陨而两人伤。善举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喜采裳，无事而求其功，难矣。有荣华者必有憔悴，有罗纨者必有麻蒯。鸟有沸波者，河伯为之不潮，畏其诚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轻。蝮蛇螫人，傅以和堇财愈，物故有重而害反为利者。圣人之处乱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间，逾易忍也。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寸虽齐，必有诡。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用规矩准绳者，亦有规矩准绳焉。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嚼而无味者弗能内于喉，视而无形者不能思于心。兕虎在于后，随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后就利。逐鹿者不顾兔，决于金之货者不争铣两之价。弓先调而后求劲，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陶人弃索，车人掇之；屠者弃销，而锻者拾之；所缓急异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户之明。矢之于十步贯兄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编。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豪之末，视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贼。巧冶不能铸木，工巧不能斵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故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积不辍，可成丘阜。城成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使然。

圣人处在阴隐处，众人处在阳露处；圣人行于水而无迹，众人履霜雪而有迹。音律不同者是不能欣赏同一种旋律的；形制不同的东西是不能归为同一类体的。农夫辛勤劳动而官僚贵族从中得到供养；愚者七嘴八舌而智者从中选择有用的语言。舍弃茂盛的大树不歇凉而停歇在枯树之下，不弋射天鹅而戈射乌鸦，这样的人是难以和他谋划大事的。大丘深山没有沟壑，是因为泉水的源头不广浡；而普通的沟壑水源不断，可以灌满千顷湖泽。看得明白，处事就能像玉石那样坚定明确；见识昏昧，则必定心存疑虑，行动犹豫。将天下大事托付给一个人的才能上，就好像将千钧重物悬挂在一根树枝上。背着孩子爬墙头，叫做不吉祥，因为一个人从墙头上跌下来却是两个人受伤。而善于处理事务的人是像乘船悲歌，一人唱歌而千人应和。不能辛勤耕种却想收获黍粱，不善纺织却想穿着亮丽，不费功夫却想事业有成，这些都是困难的。有繁荣的时候，也必有憔悴的日子；有穿罗衣绢服的时间，也必有披麻卧草的时候。大雕展翅翱翔水面，扇起水波，河伯因此不敢弄潮，这是敬畏大雕的真诚。所以一个勇士敢于拼死决战，那么就是有千辆战车的大军也不可轻视他的勇气。蝮蛇咬伤了人，敷上和堇就可治愈，事物本来就有大害反而变成大利的情况。圣人处于乱世之中，就像盛夏处在正午烈日暴晒之下等待傍晚清凉降临；如果太阳已经西沉，那就容易熬过去。水虽然平静，但也一定会起波纹；衡器虽然平正，但也一定会有误差；尺才虽然整齐划一，但也一定会有出入。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准绳不能定曲直；使用规矩准绳的人，也必定有使用规矩准绳的法则。船翻沉了才显示出游泳的水平，马惊奔时才显示出驾御的优秀。嚼着没有滋味的食物，不能咽进喉咙；看不见形象的东西，不会在心中留下回忆的印象。犀牛和老虎在后边追着，即使前面有隋侯宝珠，也来不及弯腰拾取，因为首先是要避开可能被伤害的危险，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有可能拾取隋侯宝珠。追捕鹿的猎人是看不上在身边跑的兔子；做价值千金货物生意的人是不会去计较铢两的价钱的。弓先调好，然后才讲究它的强劲有力；马先驯服，然后才讲究它的品质优良；人首先要诚实，然后才看他是否能干。陶人扔掉的绳索，车夫感到可用而拾回家；屠夫丢掉的生铁，而铁匠却把它拾起重新使用：这各人所急需的物件各不相同。百颗星星的光明不如一牙月儿明亮；十扇敞开的窗户不如敞开一扇门亮堂。箭在十步之内，其力量可以穿透皮铠甲，但等到箭飞到极限，其力量连薄薄的细绢都穿透不了。泰山那么高，但背朝着它是什么都看不见的；秋毫的细端，如盯住它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山出产金矿，也因为出产金矿，这山也就因此被不断挖掘，所以说山是自招挖掘；木头生出蛀虫，这木头反而被蛀虫蛀空。人爱没事找事，就会自己祸害自己。不管怎样灵巧的冶炼工，他是不能熔铸树木的；不管怎样灵巧的木匠，他是不能砍削金属物的；这是由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决定的。洁白的玉不需雕琢，美丽的珍珠无须文饰，因为它们的内在本质够美好的了。所以只要一步一步坚持下去，就是跛脚的鳖也能爬行千里；不断地积土筑土，就可以堆成山丘。高大的城墙是由一筐筐土筑成，高耸入云的大树靠它植入土中的根基，这些都不可能人为造成，而是由事物的必然规律所决定。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从朝视夕者移，从在准直者亏；圣入之偶物也，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趍舍之相合，犹金石之一调，相去千岁，合一音也。鸟不干防者，虽近旨射；其当道，虽远旨释。酤酒而酸，买肉而臭，然酤酒买肉不离屠沽之家，故求物必于近之者。以诈应诈，以谲应谲，若披蓑而救火，毁读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嫱，状貌不可同，世称其好，美钧也。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圣人者，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涔则具摆对，早则修土龙。临淄之女，织纨而思行者，为之悖戾。室有美貌，缯为之纂绎。徽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抮和切适，举坐而善。过府而负手者，希不有盗心；故侮人之鬼者，过社而摇其枝。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伔。木大者根攫，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远，体大者节疏。狂者伤人，莫之怨也；婴儿署老，莫之疾也，贼心。尾生之信，不如随牛之诞，而又况一不信者乎！忧父之疾者子，治之者医，进献者祝，治祭者庖。

大凡用人之道，就好像用燧钻木来取火，钻得太慢、不连续不能出火，钻得太快过密又不容易钻准，最好是快慢疏密恰到好处。从早上看晚上，太阳是移动了；用曲的东西来校正直的东西，这物体就残缺不全；圣人对待事物，像用镜子照物一样，能够周密精致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貌。杨朱看到四通八达的道路就哭泣起来，因为这道路既可通南也可通北；墨子看见洁白的生绢就掉泪，因为这绢既可以染成黄色也可以染成黑色。人的取舍志向投合，就像金钟石磬一旦定形，音调也就固定，就是相隔千年还是发出当初一样的声音。对于没有危害的鸟，即使栖息在家门口也不会去射杀它；但如果是危害人类的鸟，即使是远离人类，人也不会放过它们。买邻近酒家的酒是酸的，买附近肉店的肉是臭的，但人们买酒买肉仍上这些店家，因为人们求得物件习惯是就近购取的。用欺诈来对付欺诈，用诡谲来应对诡谲，这就好像披着蓑衣去救火，挖开河渠来堵水一样，只会乱上添乱。西施和毛嫱模样不可能相同，但世上人都称道她们长得好，因为她们容貌美丽是相同的；尧、舜、禹、汤的治国法典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的德政深得人心则是一致的。圣人是顺应时势来做事的，根据自己的才能资质来建功立业的；多雨时准备好贮水器具，天旱时制作土龙以求雨。临淄的女子，织绢时思念远行的亲人，因此将绢织得粗劣毛糙；家室中添了美貌的女子，织布的丝线也因此打结蓬乱。徵和羽这样的高雅乐曲，却不为那些粗俗人欣赏；将中和的曲调转变为激切的音调，却获得满堂喝彩。路过存放钱财的仓库时故意将手背在后面的人，很少没有偷盗之心的；所以致人生病的鬼魅，经过寺庙时总要摇动树枝作掩护。晋国阳处父讨伐楚国来解救被围困的江国；所以平息打得不可开交的争斗，不在于掺在其中拉架劝阻，而在于打击其要害，使争斗者自动撒手停止争斗。高大树木的根一定根系发达，高耸的山峰一定以宽厚牢固的土地作基础；脚掌宽大的人善走远路，个儿大的人血脉流畅。疯子伤人，没人会埋怨；幼儿骂老汉，没人会嫉恨：这是因为他们并无害人之心。像尾生那样守信，不如跟牛者弦高的欺诈有意义，更何况只是偶尔一次不讲信用呢？忧虑父亲疾病的是子女，而能治病的是医生；求神时供奉祭品的是巫祝，而备办祭品的是厨师。

卷十八 人间训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筦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附之巧，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处事的原则。知道人的本性，那么人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懂得处事的原则，那么人自身的行为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能散逸得无穷无尽，周游八极后又回归到它的中枢，这就叫“心”。看到事物的本原就能推知事物的未来，看到事物的指向就能预见事物的归宿，掌握要点能应对繁多，把握纲要能治理详繁，这种本领叫“术”。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知道来历缘由，达到这种境界的叫“道”。“道”，置搁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它不会翘起，纳入窄处它不显壅塞，散布天下它不留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赞誉自己，这是“心”的功力；使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心”的罪过。话是从你口中说出的，别人无法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身上，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却容易毁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决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都往往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灾祸降临后再犯愁，这就好比到了病危后才去求良医，这时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病人的病。灾祸的降临是自己招引的；幸福的到来是自己促成的。这祸福同出一门，利害相近为邻，不是圣明的人是难以区分这其中的奥妙的。大凡人们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他的智慧思考揣度一番，然后才根据思考的结论定下计划谋略，实践下来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就是智者和蠢人的差别所在。但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存亡之关键、祸福之由来的聪明人，在办事处事中还是陷入危难境地，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数不胜数。假若大家能预先知道自己的主张正确，且行得通，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通的道路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智虑思考是祸福的根由，行动举措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来完成。所以对此不可不审慎。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历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谈。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寑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那么，什么叫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淫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寑丘之地，因为寑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匠骊氏的领地。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擒于晋阳，牢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 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被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喝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许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一般性的人都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而只有圣人懂得弊可以转化为利，利可以转化为弊。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人家墓的人也必定有祸殃，这说的就是贪大利反而造成大害的事。张武唆使智伯夺取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反而使智伯在晋阳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封立陈国的后代，结果使楚庄王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道：“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事吧？”事情有时候想对它有利但却恰恰足以害了它，有时候想害它但却又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方面的转化，祸与福的缘由是不能不明察的呀！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凡抓获阳虎者有重赏，放走阳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阳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阳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阳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阳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阳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阳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说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那么，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却反而害了他呢？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阳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再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阳谷献上酒，并不是想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护子反，想让子反快乐，但想不到恰恰是害了子反。这就是想对人有利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一定要患温热病的人进食，让中暑者喝冷水，这是一般人用来调治病人的方法，但良医却认为这样是加重病情。追求赏心悦目，这是蠢货、笨蛋所热衷于的事，但有“道”的聪明人却对此躲得远远的。所以圣明的人是先遭逆境而后顺遂；而一般性的人是先称心如意而后陷入困境。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亡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位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魔，使秦西巴持归烹之，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魔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 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博。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魔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人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建功立业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犯罪受罚又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要避免的后果。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有了功劳却引起别人的猜疑，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功名，有时人就不顾情义了；而犯了罪过的人却不敢再失去仁慈之心了。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现象。魏国将领乐羊率部队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城内。中山人将他的儿子绑着吊在城头上给乐羊看。乐羊看了后说：“为了君臣的情义，效忠君王，尽我做臣的职责，我不能为了儿子而有私情。”于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攻城越发猛烈。中山城里的人就将他的儿子烹煮了，还派人送给乐羊一鼎肉羹和他儿子的头颅。乐羊抚摸着头颅，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使者跪下，喝下一杯肉羹。使者回去报告：“乐羊是个不惜为节义献身的人，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中山国只得向魏国投降。乐羊在这次战争中为魏文侯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并因此立了大功。但谁知道，从此以后，魏文侯一天天地不信任乐羊。这就是有了功劳却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那么，什么叫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呢？孟孙打猎，得到了一头小鹿，于是让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家去烹煮。母鹿紧随着秦西巴哀啼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幼鹿，于是就放掉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回到家后追问幼鹿的去向，秦西巴只得回答：“这幼鹿的母亲在我身后不停地哀啼，我实在不忍心，于是自作主张放掉了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将秦西巴召回来担任他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就问：“秦西巴得罪过你，为什么现在又用他来做你儿子的老师？”孟孙回答说：“连一头幼鹿都不忍心加以伤害，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可不谨慎，取舍不谨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而又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的功劳不能算不大，可他就是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这是由于他不义的缘故。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壁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有些事情还表现为：要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不想给。这时任登说话了：“智伯现在正强盛着，他的威势遍及天下，他开口要土地，如果不给，这无异是替其他诸侯先承担灾难，不如给他算了。”魏宣子接着说：“如果智伯没完没了地向我们索取土地，那又该如何是好？”任登说：“咱们魏家先给他一点土地，让智伯尝到一点甜头后，他会如法炮制继续向别的诸侯要土地的，诸侯们也只得竖起耳朵听从，但内心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到时我们就可和各诸侯同心协力来对付智伯了。这样一来，我们从中可获得的好处就不仅仅是我们丧失的那点东西了。”魏宣子听从了任登的话，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甜头后果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敢不给，诸侯们此时是一片恐慌。随后，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回绝了他。于是智伯就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襄子，并将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中。但此时的赵、韩、魏三家已暗中联络、合谋，共同行动，在晋阳打败了智伯的军队，还擒获智伯，并将智伯把持的晋国一分为三。这就是本想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那么，什么叫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呢？晋献公想向虞国借道去征伐虢国，于是就赠送给虞国君垂棘宝璧和屈产良马。虞国君看到这些宝璧和良马，心里有点动，想借道给晋献公。这时宫之奇就劝谏了：“这可使不得！我们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像车轮和辅木的关系一样，辅木紧挨在车轮外侧，而车轮就依赖着辅木的保护。虞国和虢国现在正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态势。假若借道给晋国，那么虢国早上亡国，当天晚上我们的虞国也随之灭亡。”这虞国君不听宫之奇的规劝，还是将道路借给了晋军。荀息率军灭了虢国。部队随即在回师的途中，又拿下了虞国。这就是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而蚊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其父曰：“圣人之言，先件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间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

圣王布施恩德给天下民众，并不是企望从民众那里得到报答；举行祭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宗的仪式，并不是谋求鬼神能赐福。山达到一定高度，就自然会兴起云雨；河水深到一定程度，也自然会有蛟龙出现；君子修行达到一定道德境界，也必然会有福禄归属他们。那些暗中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公开的好报；那些暗中施惠者，也必定会得到显耀的声望。古时候沟渠堤防失修，洪水成了人民的灾害，于是夏禹凿通龙门，开辟伊阙，平息洪水，整治土地，使百姓能在陆地上生活安居。百姓间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清顺，于是契就教育百姓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和相关礼节。田地荒芜，民众缺衣少粮，于是后稷就指导百姓民众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播种粮食，让百姓民众家家丰衣足食。所以这三位君王的后代无不成为帝王，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积阴德的缘故。周王室衰微，礼义废弃，孔子就用三代的道德教育世人，孔氏家族继嗣至今不绝，这就是孔子平时德行高的缘故。秦始皇赵（嬴）政用暴力兼并天下并很快灭亡，智伯侵占韩、魏、赵三家土地但最终反被消灭，商鞅实行苛政而遭肢解，李斯谋害忠良而遭车裂。夏、商、周三代君王施行道德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帮助弱国生存下去而成为霸主。种黍的不会收获稷，埋下怨恨的不会得到恩德的报答。从前宋国有一户好行善的人家，世代坚持不懈行善做好事。有一年，家里养的一头黑母牛产下一只纯白的牛犊，于是家里人就将这件怪事去请教术数先生。术数先生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又过了一年，这家的父亲无缘无故眼睛失明了。以后这母牛又产下一头纯白牛犊，于是父亲又让儿子去请教术数先生。儿子问道：“先前听了术数先生的话，父亲您的眼睛失明了，现在还去问他为什么？”父亲说了：“圣人的话常常是先好像不对，但以后会应验吻合的，而且这件事还没完，你就去试着问问吧！”儿子又去问术数先生这怪事。术数先生回答说：“这也同样是吉祥的征兆，还是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儿子回家后将术数先生的话如实报告了父亲，父亲说：“那就按照先生的话去做吧！”又过一年，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地失明了。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这户人家所居住的城邑。这时候，城里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只能交换孩子吃，并将枯骨劈开当柴烧。壮年人也全都战死，这样老人、病人、儿童上城楼防守，顽强抵御，使楚军迟迟攻克不下。这时楚王大怒，在城被攻破之后，将凡上城楼防守的人全部杀死。唯独这户人家因父子均失明而没上城楼防守，得以保全性命。当楚军撤走以后，父子两人的眼睛又复明了。这正是祸福互相转化互相促成，其中的变化难以明了。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速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力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遵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在靠近边塞的居民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一次他家养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里，邻居家的人都为此事来安慰他。他说：“这事难道就不能变成好事吗？”过了一段时间，跑走的马领着一群马回来了。邻居家的人又都来贺庆。他说：“这事难道就不可能变为坏事吗？”果然，因家有不少胡人养的好马，他儿子骑马玩时将大腿骨给摔断了。这样邻居又来安慰他。他又说：“怎么知道这事不会变成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进攻边塞，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参战，结果边塞附近的居民死去十分之九，唯独这户人家因儿子跛脚，父子性命都保住了。所以说福可变为祸，祸可变为福，这其中的变化难以捉摸，深不可测。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件于心而合于实者。高阳魋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后必败。”高阳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狗然善也，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渴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夫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有时辞语顺当却不切合实事，有时言辞难听不合心意但却切合实际。宋国人高阳魋准备建造房子，他采伐了木材等建房材料后去征求匠人的意见。匠人对他说：“现在还不能开工，因为木料还没干透；在湿木头上涂上泥浆，时间一长，这木头会变形。用湿木料承受重泥，即使现在造好房子，往后房子一定会倒塌。”高阳魋听了后说：“不对。木料干了就更坚硬，泥浆干了就变轻。用坚硬的木料承受变轻了的泥浆，眼前虽然不好，往后就一定坚固。”匠人听了后一时也没有话说，便只好按照吩咐造房子。没多久，房子落成，显得非常高大结实，十分壮观。但不久这房子果然倒塌。这就是所谓的辞语顺当但却不切合实事。那么，什么叫辞语难听不合心意却切合实际呢？靖郭君打算在他的封地薛修筑城墙，他手下的宾客、门人都纷纷劝阻，靖郭君不听。靖郭君对传达官说：“不要替来访的客人传话通报了。”这时有位齐国人要求会见靖郭君，说：“我只说三个字，多说一个字，我情愿受烹刑。”靖郭君听到后表示愿意接见这位齐国人。那齐国人快步走到靖郭君跟前，拜了二次，然后起身说：“海大鱼。”说完就转身往外走。靖郭君连忙喊着那齐人：“我想听听你的高见。”那齐国人煞有介事地说道：“我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靖郭君说：“先生你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我这里，有意见但说无妨，我很想听听。”那齐国人就说：“大海里的大鱼，渔网都捕捉不到它，钓钩更钓不到它。但是它一旦跃出水面落在岸边，那蝼蛄和蚂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咬食它。如今，齐国就是你的大海，若是失去了齐国，这薛地还能独自存在吗？”靖郭君听了后一下子醒悟，说：“先生你讲的真好。”于是靖郭君马上取消了在薛地筑城的计划。这就是辞语难听且不合人心的却切合实际。用硬邦邦“不要在薛地筑城”的话来劝止靖郭君薛地筑城的计划，对于劝说的实际效果来说，还不如用“海大鱼”三个字来得管用。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

所以事情有时候是，疏远它反而亲近它，接近它反而疏远它；还有些事情是，说的话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自身却反而被疏远；说的话不被接受，而且计谋行不通，但自身却反而被亲近。怎么说明这点呢？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包围了齐国的平陆这地方。括子向牛子报告：“魏、韩、赵三国和我们齐国不接壤，他们越过邻国包围平陆，没有什么实际可以贪图的利益。他们这样做只是想从我们齐国获取某种名声而已，既然这样，就叫齐侯前去和他们讲和算了。”牛子听了后认为这是好主意。括子走后，无害子随即进来。牛子就将括子的话告诉给无害子听。无害子只是说：“这跟我所听说的不一样。”牛子见无害子不说出具体的意见，就用话来刺激无害子：“国家危害却又无能耐安定它，祸患缠身又无办法解脱，还尊重谋士干什么？”这下无害子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过有以割让土地来使国家安定的，我也听说过以牺牲生命、毁掉家园来保存国家的，但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让自己的君主去求和受辱来保住疆土的。”牛子当然不会听从无害子这种议论的，而采用了括子的计谋，使三国军队顺利撤走，平陆也就安全保住了。可是，从那天起，括子一天天被齐侯疏远，而无害子却日益被齐侯看重得以晋升。所以，用谋虑来解除祸患，祸患也就被解除，用谋略来挽救国家，国家也就得以保存，这括子的智谋就是这样管用而实际，但却受到疏远；而无害子的想法根本不合乎策略，对国家也无实际好处，可是他就是掌握君主的心意，顺着君主的心意，从行为上看有忠义的表现，所以日益受到齐侯的看重。这就好像人用帽冠做头饰、穿鞋子便于行一样，这帽冠和鞋子对人来说，天寒不能保温、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但人们还是戴帽穿鞋，这是因为人的头脚需要帽鞋作依托。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匾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 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虞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磺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代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 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有时候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时候有功绩却引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钱库里没有储备的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官府里没有总计收入的账簿。这样就有人多次在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魏文侯就亲临邺县检查工作，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邺县，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你魏文侯是要实施王霸之道，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你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这时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只见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看到这些后，魏文侯说：“行了，行了。”西门豹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有一次欺骗他们，以后就别再想调动他们。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八座城市；现在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率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失地后返回邺城。这就是有罪过反而得到嘉奖的事例。还有，解扁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有一次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上级嘉奖解扁。而魏文侯却质疑说：“我的国土没有增扩，人口也没增多，为何解扁的地方财政却增加三倍？”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在当地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所以这样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听了说：“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耕锄草，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只有冬天才有空闲，现在要他们冬天伐木积贮树木，又驾车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哪有时间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收入增加三倍，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有功绩却反而引招责备的事例。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馈闻伦曰：“鼓之啬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弗使？”穆伯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诚的臣子不苟且得利。怎么说明这点呢？中行穆伯进攻鼓地，一时攻不下。这时?闻伦说：“鼓地方上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顿我们的军队就能把鼓这个地方弄到手。”穆伯没有理会?闻伦说的话。穆伯身边的人就说了：“按?闻伦说来我们可以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你为什么不派?闻伦去做这件事呢？”穆伯说：“?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去完全这件任务，夺得鼓地，到时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也就等于是奖赏奸邪不仁小人，让这种奸邪小人得志，也就会使整个晋国的人都会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想是扩展领土，但有时本可轻易获得的土地却不去获得，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看清了事物的本源而推知它发展的后果了。

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郑之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之。三率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晋先轸举兵击之，大破之殽。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 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

秦穆公派遣孟盟率军去偷袭郑国。孟盟率领部队通过东周国境后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和蹇他商议：“秦国军队行军数千里，疾速穿过其他诸侯国境，看他们那副架势，一定是来袭击我们郑国的。凡是偷袭别国的，都是以为对方没有防备的。现在如果我们有个办法让秦军知道郑国已有防备，他们就一定不敢前来袭击我国了。”于是弦高就假托郑穆公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三位将领商量说：“凡是偷袭别国的，总以为别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现在郑国派人来慰劳我军，这说明对方已经知道我军的意图，他们的防备一定很严密，我们继续执行原军事行动，看来难以成功。”于是秦军就只好往回撤。而晋国的先轸又率军在途中伏击他们，在崤山大败秦军。郑国的国君郑伯认为弦高保全国家有功，就要奖赏弦高。弦高却推辞说：“我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奖赏，那么郑国原本的信义原则就要受到败坏。一个国家的治理无信义原则，就会败坏整个风气习俗。那么，为了奖赏我一人而败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习俗，一个稍有仁德良知的人是不肯这样做的；用欺诈行为换取奖赏，一个稍讲道义的人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弦高在推辞了奖赏后就带着他的宗族迁徙到东夷地区安家，以后终身都没有回到过郑国。所以，讲仁德的人是不会为满足私欲而去伤害天性的，聪明的人是不会因贪利而去损害道义的。圣人深谋远虑，蠢货目光短浅。

忠臣者务崇君之德，馅臣者务广君之地。何以明之？陈夏征舒弑其君，楚庄王伐之，陈人听令。庄王以讨有罪，遣卒戍陈，大夫毕贺。申叔时使于齐，反还而不贺。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征 乱，诛罪人，群臣皆贺，而子独不贺，何也？”申叔时曰：“牵牛蹊人之田，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罪则有之，罚亦重矣。今君王以陈为无道，兴兵而攻，因以诛罪人，遣人戍陈。诸侯闻之，以王为非诛罪人也，贪陈国也。盖闻君子不弃义以取利。”王曰：“善！”乃罢陈之戍，立陈之后，诸侯闻之，皆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者也。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离心，可伐以广地。”于是伐范、中行。灭之矣，又教智伯求地于韩、魏、赵。韩、魏裂地而授之，赵氏不与，乃率韩、魏而伐赵，围晋阳三年。三国阴谋同计，以击智氏，遂灭之。此务为君广地者也。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灭，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汤武是也；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废，仞人之事者败，无功而大利者后将为害。譬犹缘高木而望四方也。虽愉乐哉，然而疾风至，未尝不恐也。患及身，然后忧之，六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事君也，计功而受赏，不为苟得；为苟得；积力而受官，贪爵禄，其所能者，受之勿辞也；其所不能者，与之勿喜也。辞所能则匿，欲所不能则惑，辞所不能而受所能，则得无损堕之势，而无不胜之任矣。昔者智伯骄，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未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梁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祸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谓也。

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而谄佞的臣子是致力于拓展君王的领土。怎么说明这点呢？陈国的夏征舒杀害了他的国君陈灵公，犯下了弑君之罪，楚庄王于是发兵讨伐，陈国人也听从楚军的命令，协助楚庄王讨贼。庄王讨伐有罪之人以后，留下一支部队驻扎在陈国，楚国的大夫们都纷纷来向庄王庆贺，并称赞这一措施。当时申叔时正出使到齐国去，等他回国以后却没有向庄王庆贺和表示赞同在陈国驻军的做法。这时楚庄王就问申叔时：“陈国叛臣大逆不道，我发动大军讨伐他们，平息了暴乱，惩处了罪人，群臣都来庆贺和表示赞许，唯独你不庆贺也不赞许，什么道理？”申叔时说：“有人牵牛踩踏了别人家的田，那田的主人杀了牛主又抢走了他的牛。牵牛人的罪过是明显的，但是既杀牛主又抢走他的牛，这样的惩处也显得太过分了。今天君王你认为陈国弑君者大逆不道，发兵征讨，诛杀了罪臣，但却还派兵驻扎在陈国不走，这样使其他诸侯们认为你君王发兵征讨的目的不在诛杀罪臣，而是在贪图人家的国家，我听说君子是不抛弃道义来谋取利益的。”楚庄王一听，感到有道理，说：“你讲得好。”于是便从陈国撤走部队，并立了陈国国君的后代为新的国君。诸侯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来朝拜楚国楚庄王。这就是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张武替智伯出主意，说：“晋国的六大将军中，中行文子最弱小，而且他们内部又离心离德、上下一团结，现在正好可以讨伐他们来扩展我们的领地。”智伯于是听从张武的计谋发兵攻打了范氏、中行氏，并将他们消灭。之后，张武又唆使智伯向魏、韩、赵三家索要土地。韩家和魏家息事宁人就割让了土地，而赵家不肯割让。智伯于是胁迫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家，并包围晋阳达三年之久。后来赵、魏、韩三家暗中联合，秘密商议，一同用计进攻智伯，最终消灭智伯家族。这就是那些臣子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竭力促成君王的品德高尚，君王终于称霸天下；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最终使君王被人家消灭。所以，就是是千辆兵车的诸侯小国，但只要实行德政就能称王天下，像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但反过来，即使是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喜欢扩展领地，最终还是导致灭亡，像智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去主动认揽，不该自己获得的名声就不要去接受。无故而获得名声，这种名声还是不要的好；无功而获得富贵，这种富贵不占有为好。追求人之虚名，虚名难留；揽搭他人的事，这事难成功；没有功劳却得大利，终将会被大利所累成祸害。这就好比攀上树的高处眺望四方，虽然一时心旷神怡，可是大风骤起，就不能不惊慌害怕。一旦到了祸患殃及自身后再后悔，那么即使驾上六匹骏马也难以追回。所以忠臣事奉君王，要算准自己有多少功劳后才接受相应的奖赏，不能苟且贪得多占；衡量自己有多少才能再接受官职，不能贪图爵位利禄。自己能胜任的事，接受下来就不必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给了你你也不必沾沾自喜。推辞自己能胜任的事就有些假客气，不能算坦诚正直；勉强做自己做不了的事就会把事情搞乱；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接受自己能胜任的事就很得体，也就不会出现损毁坏事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事。以前智伯骄横，攻打范氏、中行氏；得手以后又要韩、魏两家的土地。还认为不够，又发动攻打赵家。而一旦魏、韩反戈一击，三家联手，智伯的军队就打不过韩、魏、赵三家，最终兵败晋阳，智伯自己死在高梁东面，他的头颅也被做成尿壶，他所把持的晋国也被瓜分，这样的下场一直被天下人耻笑。这所有一切都是在于贪心不足造成的祸害！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费无忌复于荆平王曰：“晋之所以霸者，近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与之争者，以其僻远也。楚王若欲从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来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悦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游人于王侧，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费无忌，无忌曰：“臣固闻之 ，太子内抚百姓，外约诸侯，齐、晋又辅之，将以害楚，其事已构矣。”王曰：“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杀太子建而诛伍子奢，此所谓风誉而为祸者也。何谓毁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之，至，而养以刍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则乘牢车，驾良马。孟尝君问之曰：“夫子生于齐、长于齐，夫子亦何思于齐？”对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尝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 孟尝君曰：“子何为思之？”对曰：“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归君，食刍豢，饭黍粢，服轻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谓毁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毁誉之言，不可不审也。

有时候赞誉人家却恰恰足以败坏他，有时候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这话怎么说呢？费无忌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它靠近诸夏各国；楚国之所以不能与晋国争霸，是因为我们楚国处在稍偏远的南方。君王如果想要诸侯服从归顺自己，不如扩建城父城，派太子建驻守在那里，以便使北方诸侯能归服楚国。君王自己则亲自收服治理南方。这样就可以称霸天下。”平王听了很高兴，于是派太子建驻守城父城，并命令伍子奢担任太子建的师傅。过了一年，伍子奢派人到平王游说，说太子建非常仁慈，又非常勇武，深得民心。平王听了这些话后就将这些赞誉太子建的话告诉了费无忌。费无忌说：“臣对此早有所闻。太子建在城父，对内安抚百姓，对外结交诸侯，齐、晋两国又辅助他，这将会危害到楚国，而且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平王听了说：“太子建是我们的太子，他还要求什么呢？”费无忌说：“他一定是为秦女的事怨恨君王呢！”于是，楚平王一怒之下就将太子建杀了，还杀了伍子奢。这就是赞誉人家却反而祸害了他。那么，什么是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唐子在齐威王面前说陈骈子的坏话，齐威王要杀陈骈子。陈骈子就带着他的亲属逃往薛地。孟尝君听说此事，就派人用车子迎接陈骈子一行人。陈骈子到后，孟尝君用肉食米饭奉养他，一天三顿美味佳肴。冬天给陈骈子穿皮衣，夏天给陈骈子穿葛麻。出门不是乘牛车就是骑良马。有一回孟尝君问陈骈子：“你生在齐国，长在齐国，你对齐国还思念吗？”陈骈子回答说：“我思念那位叫唐子的人。”孟尝君说：“那位唐子不就是讲你坏话的那个人？”陈骈子说：“是的。”孟尝君问道：“你为什么要思念这种人呢？”陈骈子回答道：“我在齐国的那阵子，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羹。冬天挨饿，夏天受热。自从唐子说我坏话以后，我投奔到你门下，吃的是细粮肉食，穿的是轻暖衣服，乘的是牛车良马。就凭这些，我就忘不掉这个唐子。”这就是诋毁别人却反而给别人带来好处。所以说诋毁和赞誉的话，千万得慎重，不能随便说的。

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鲁人有为父报仇于齐者，刳其腹而见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其御欲驱，抚而止之曰：“今日为父报仇，以出死，非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节行之人，不可杀也。”解围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带，冠不及正，薄伏而走，上车而驰，必不能自免于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此众人所以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谓徐而驰，迟于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为迟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为迟者反为疾，明于分也。有知徐之为疾，迟之为速者，则几于道矣。故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于是使忽祝，而后能得之。

有时候人贪生怕死反而丧命，有时候人视死如归反而得生；有时候人慢行反而是速达。怎么知道这样呢？鲁国有个人到齐国去为他父亲报仇，他将仇人杀死以后，剖腹挖心，然后坐下端正帽子，又站起更换了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登上马车以后让马夫慢慢驱赶马走，脸上的神色一点不变。马夫这时倒想将马赶得快些，他却按住马夫说：“我今日来为父亲报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并不打算活着回去。现在父亲的仇已报了，哪用得着快走逃命？”而来追赶的人看到这种情景后说：“这是位有节操的士人，不能追杀。”于是散开包围，放那人离开。假使这报仇者换血衣时慌得顾不上束腰带，又来不及端正帽冠，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逃跑，一上车后又催马急驰，那么他恐怕走不了十步就被人抓住杀死了。现在他又是坐下端正帽子，站起身更换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上车后又让马慢行，脸上神色不变，诸如此类都被人家以为是一种自寻死路的行为，但这报仇者就是靠这些行为反而生存了下来。这就说明有时候缓慢徐行反而比快奔急驰还要快。奔跑，人们总以为是快的；步行，人们总以为是慢的。今天这报仇者却反而将人们认为迟慢的变成了快速的，这是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生与死。而懂得慢能变快、徐缓可以转化为疾速这个道理的人，也就离道不远了。所以黄帝丢失了玄珠，叫离朱、捷剟两人去寻找，他们没能找到，于是让善忘的忽恍去寻找，忽恍居然寻找到了。

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勿及，虑祸过之，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缥烟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诸而炎云台，水决九江而渐荆州，虽起三军之众，弗能救也。夫积爱成福，积怨成祸。若痈疽之必溃也，所浼者多矣。诸御鞅复于简公曰：“陈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构难而危国也。君不如去一人。”简公不听。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中，而弑简公于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而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宫而筑之，郈昭伯怒，伤之鲁昭公曰：“祷于襄公之庙，舞者二人而已，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无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驹。子家驹曰：“季氏之得众，三家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听，使郈昭伯将卒以攻之。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死亡无日矣。”遂兴兵以救之。郈昭伯不胜而死，鲁昭公出奔齐。故祸之所从生者，始于鸡定；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故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两人搆怨，廷杀宰予，简公遇杀，身死无后，陈氏代之，齐乃无吕。两家斗鸡，季氏金距，郈公作难，鲁昭公出走。故师之所处，生以棘楚。祸生而不早灭，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湿，浸而益大。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故蠢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谓也。

圣人谨小慎微，行为举动适合时宜。对于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百般豫备，重重戒防，这样灾祸就不会产生。对“福”不必想得过多，对祸要多加防备；同时受到霜打，有遮蔽的就不易受伤；愚钝的人有了防备，就和聪明人一样有同等功效。那小火把在刚刚点燃时的缥惚火星，只须用一根手指就能按熄；池塘堤坝的漏洞只有像老鼠洞那么大时，只须一块土块就可堵塞。但等到火势烧及孟诸泽、蔓延的范围有云梦泽那么大一片，洪水从九江决口、泛滥淹没整个荆州，那时即使调动全国所有军队也都无法扑灭堵塞。积累仁爱则带来福祉，积聚怨恨则酿成祸患，这就如同痈疽必然要溃烂，并污染很多地方一样。诸御鞅向齐简公报告：“陈成常和宰予，他们两人互相憎恨，积怨很深，我怕他们两人会作乱而殃及国家。君王你不如除掉他们其中一个。”简公不听。没过多久，陈成常果然在庭院里杀死宰予，并在朝廷上杀死齐简公。这就是不懂得谨慎处理小事而造成的祸害。鲁国的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郈氏给鸡披上铠甲，而季氏则给鸡装上金属尖爪。季氏的鸡斗输了，季平子非常恼火，便乘机侵占了郈家的宅院，还修建了房屋、围墙。郈昭伯也怒气冲天，在鲁昭公面前攻击季平子：“祭祀襄公庙堂时，季氏只用两人舞，其余的都去为季氏祖庙起舞了。季氏大逆不道、目无君王的时间已很长了，如不杀季平子，以后一定会危及国家利益。”鲁昭公将郈昭伯的话告诉了子家驹。子家驹说：“季氏家族深得民众支持，而且季氏三兄弟又联合成一体，他们德高望重，实力强大，你君王又怎么对付得了？”鲁昭公不听，硬派郈昭伯率军去攻打季氏。仲孙氏和叔孙氏一起商量：“如果无季平子，我们两家不用多久就会灭亡。”于是兴兵去救助季平子。战争的结果是，郈昭公战败被杀死，鲁昭公也为之出逃到齐国去避难。这场灾难的起因开始于斗鸡之类的小事，祸事闹大以后，竟然会导致国家灭亡。蔡姬在船上摇晃嬉闹，使齐桓公受了惊吓，由此引起齐国侵攻楚国。陈成常和宰予结下怨仇，造成宰予被杀于朝廷中，齐简公也为此遭了殃。齐简公死后无继承者，陈氏取而代之，齐国从此不再为吕家所有了。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为鸡装上金属尖爪，引起郈昭伯发难，鲁昭公出逃。所以战争一旦发生，军队所到之处，到处是荆棘杂草、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祸患的苗子不及时扑灭，就会像火碰上干燥物、水遇上低湿处一样，蔓延扩散开来，以至不可收拾。痈疽虽然长在手指上，但它引起的疼痛却会遍及全身；蛀虫咬啮，会裂损毁坏房梁柱子；蚊虫牛虻的叮咬，会引起牛羊痛得乱蹦乱跑。所有这些都是说的这种道理：小害引起大害。

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而莫能加务焉，则未可与言术也。晋公子重耳过曹，曹君欲见其骿胁，使之袒而捕鱼。厘负羁止之曰：“公子非常也。从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 无礼，必为国忧。”君弗听，重耳反国，起师而伐曹，遂灭之。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祸生于袒而捕鱼。齐、楚欲救曹，不能存也。听厘负羁之言，则无亡患矣。今不务使患无生，患生而救之，虽有圣知，弗能为谋耳。患祸之所由来者，万端无方。是故圣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妄动而絓罗网，虽曲为之备，何足以全其身！譬犹失火而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万穴，塞其一，鱼何遽无由出？室有百户，闭其一，盗何遽无从入？夫墙之坏也于隙，剑之折，必有啮，圣人见之密，故万物莫能伤也。太宰子朱侍饭于令尹子国，令尹子国啜羹而热，投卮浆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辞官而归。其仆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辞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轻行而简礼，其辱人不难。”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见终始微矣。夫鸿鹄之未孚于卵也，一指之，则靡而无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则奋翼挥 ，凌乎浮云，背负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霓之间，虽有劲弩利矰微缴，薄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鹜石城，经丹徒，起波涛，舟杭一日不能济也。是故圣人者，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是故患祸弗能伤也。

人都竭力做到对祸患的防备和阻止，但却没有人懂得怎样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要比制止祸患容易，可是没有人在这上面花工夫下力气，对这样的人就无法与他们谈论道术。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经过曹国，曹国君想看看重耳生的骈生肋骨，就有意让重耳裸露着上身下河去捉鱼。这时釐负羁劝说道：“公子重耳是位非常人物，跟随他的三位随从也都是有辅佐霸王的才能。如果今天对他们无礼，将来必定会给咱们曹国带来后患的。”曹国君不听劝告。后来重耳返回晋国取得了君位，果然对曹国发起了攻击，还灭亡了曹国。曹国君也身死于他人之手，曹国变为一片虚墟，而这灾祸正是由让重耳袒露骈生肋骨下水捉鱼引起。齐、楚两大国想救曹国，也救不了它。但反过来说，当初如果听了釐负羁的劝告，这曹国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发生。现在是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而是等到祸患发生了再去挽救，这样你再有圣明的智慧，也是无计可施的。这祸患的由来，遍及四面八方，防不胜防。所以圣明的人常常是以深居简出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以免取辱，静心安适以等待时机。而小人不知道祸福产生的由来，常常是轻举妄动自投罗网，有时尽管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但又怎能保全得了自身？这就好像失了火再去开凿池塘取水，穿着皮衣摇扇取凉一样。况且，池塘堤坝有一万只洞，你塞着其中一个，鱼还有其他洞好逃生。房屋有一百处门，你关闭其中一扇，盗贼还是有其他门洞好进来。大墙的倒塌往往起因于一条小小的裂缝；剑的折断常常是因为它本身已有缺损处了。所以圣人能及早预见预防祸患的由来，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楚国的太宰子朱侍候令尹子国用餐，令尹子国尝了一口羹汤后感到汤太烫，就拿杯子里的汤水往子朱浇去。第二天，太宰子朱便辞去了太宰的职务，回家去了。他的仆人就问：“楚国太宰的职务不易谋得，你为何辞官离去？”子朱解释说：“令尹子国的行为轻浮，傲慢无礼，他要想侮辱人是非常容易的。”第二年，子国果然找岔制服了郎尹，还打了郎尹三百大板。所以说，明察事理的人总是预先避免着，并善于从事情的细微不好的苗子中预料到事物发展的结果。那鸿鹄还没从卵中孵化出来的时候，只须用一根手指头一戳，它就溃破而变得无影无踪了。但等到它筋骨生成，羽毛翅膀丰满，它就会振动翅翼，挥动羽毛，飞上浮云，背负青天，胸贴着红霞，翱翔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徜徉在彩虹之间，这时虽有强弩利箭，细缴长丝，再加上有蒲且子这样的神射手，也对付不了它。长江发源于岷山时，人可以提着衣裳涉水淌过。但等到它奔流到洞庭湖、流向石头城、经过丹徒镇时，就形成了波涛汹涌之势，这时你乘船航行一天也不能渡过。所以圣人总是在事物尚未形成之时便关注留意它，而不是等到事物已形成危害之势时才去留心注意它，所以这祸患往往难以伤及他。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 “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 “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径于山中而遇盗，夺之车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盗还反顾之，无惧色忧志，欢然有以自得也。盗遂问之曰：“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志不动，何也？”秦牛缺曰：“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盗相视而笑曰：“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圣人也。以此而见王者，必且以我为事也。”还反杀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于敢，而未能勇于不敢也。凡有道者，应卒而不乏，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为人行也，其所论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则几于道矣。《诗》曰：“人亦有言，无哲不愚。”此之谓也。

有人问孔子：“颜回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仁慈的人。我不如他。”有人又问：“子贡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善于辞令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那位客人就说了：“他们三个人都比你行，可是都成为你的学生，听你教诲，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但我孔丘是既能仁慈又能下决断的，既善于辩说又有时显得嘴笨，既勇敢又胆怯的。拿他们三个人的长处换我这种处世之道，我还不情愿呢。”孔子懂得该怎样来运用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秦牛缺路过一座山，遇到了一群强盗，强盗抢走了他的车马，解开他的口袋和竹箱，还夺走了他的衣被。强盗们离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秦牛缺，只看见秦牛缺非但没有恐惧、忧伤的神情，反而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有点悠然自得。强盗们于是问秦牛缺：“我们抢了你的财物，用刀胁迫你，但你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是为什么呢？”秦牛缺回答说：“车马是用来供人装载和乘骑的，衣裳是用来掩遮体形的，圣人是不会因为顾惜这些养身护身的财物而去伤害自己的身心的。”强盗们听了这番高见后相视而笑，说：“这人知道不以物欲伤害身心，不为利益拖累身体，是当今的圣人。如果这样的人以这样的高论去见君王而被重用后，他必定会对我们作认真处理解决的。”于是这群强盗又折回来杀死了秦牛缺。这位秦牛缺能够凭他的智慧来显示自己什么都懂，但却不能以聪明而掩其聪明、装糊涂以避杀身之祸；这位秦牛缺敢于表现自己勇敢，却不敢于表现自己“柔弱”。凡是有道之人，都能应付仓猝事变而不会显得束手无策，遇到祸患总能化解，所以天下人都看重他。如果现在只知道自己做某事的原由，而不知道别人做某事的原由，知己不知彼，那么这样的人对纷繁复杂的事还远远没有研究透。人如果能由原本的明白精明进入到混沌高明的境界，那么他就离道不远了。《诗经》上说：“人们说过这样的话，哲人无不愚。”说的就是这道理。

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命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輓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雅，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蠃弱眼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适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探彀，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鸟鹊之智也。

事情有时候人为地去做了，却恰恰是败坏了它；有时候有意去防范它，却恰恰是招致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秦始皇得到一册录图，发现上面的解说文字写着：“亡秦者，胡也。”于是秦始皇便征调五十万军队，命令蒙恬、杨翁子率领去修筑长城，以防“胡人”。这修筑的长城西起流沙、北接辽水、东连朝鲜。从中原内地派人拉车输送军饷粮食以供修筑长城。除此之外，秦始皇还贪图越地的犀牛角、象牙、翡翠和珍珠。于是又派尉屠睢率兵五十万，分成五路大军：一路大军扼守镡城山岭，一路大军守卫九嶷要塞，一路驻守番禺城邑，一路大军防守南野边界，一路大军集结在余干河畔。各路大军三年之内不解铠甲，不松弓弩。监禄无法输运军粮，于是令士兵凿挖河道以运军粮，靠这来和越人作战，杀了越族西呕人的君主译吁宋。越人全部逃进莽莽丛林中，和禽兽共处，不肯做秦军的俘虏。西呕人推选出勇猛强悍的人做将领，深夜攻打秦军，把秦军打败，并杀了尉屠睢，其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秦始皇此时只得派囚徒来防守南疆边界。在这段时间内，战争使得全国各地男子不能安心在田里耕种，妇女无法静心在家削麻纺织；老弱病残者都出外拉车运送军粮给养，官吏们则拿着箕畚公开在路口收刮钱财；病者得不到治疗，死者得不到掩埋。于是陈胜在大泽乡举事起义，他振臂一呼，各地反秦人马纷纷响应，顿时席卷天下，义军一下子打到戏城。这时刘邦和项羽也兴义兵跟随在陈胜之后，他们夺取城池，消灭秦军，其势如折断枯枝，振落枯叶，锐不可挡。秦始皇就这样丢失了天下，而祸根在于秦始皇为防“胡”人和贪图越人的地财。秦始皇原本修筑长城是为了防止灭亡，谁知恰恰是修筑长城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始皇调动囚徒防守边疆，谁知恰恰是从这中间爆发了灾难。那乌鸦、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多风暴，于是将原本在高大树端上的巢迁到低矮路旁的树枝上安巢，但谁知这样一来，路人就可随手掏到雏鸟，小孩顺路就可挑破鸟蛋。乌鸦和喜鹊只知道预防遥远的祸患，却不知这样一来，又造成了眼前的灾难。以此来看秦始皇的所谓防备，只是像乌鸦、喜鹊之类的小智慧。

或争利而反强之，或听从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 遂不西益宅。夫史以争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争而反取之也。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儿说之巧，于闭结无不解，非能闭结而尽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与及言论矣。

事情有时候是这样的，拿利害关系去劝阻人家，被劝的人反而硬要坚持下去；有时表面上听从，但反倒可以制止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鲁哀公想往西边扩建住宅，史官极力劝谏他，认为向西扩建宅院不吉利，鲁哀公沉下脸来发脾气，不听身边的人多次规劝。后来鲁哀公将这件事拿去询问太傅宰折睢：“我想往西扩展住宅，史官说不吉利，你认为怎样？”宰折睢说：“天下有三件不吉利的事，但向西扩展修建宅院不在其中。”鲁哀公听了很高兴，喜形于色。过了片刻，鲁哀公又追问：“那么，什么叫三件不吉利的事呢？”宰折睢说：“不行礼义是一不吉利的事，嗜欲无止境是二不吉利的事，不听忠谏是三不吉利的事。”哀公听了后默默沉思，感慨地反省自我，终于停止向西扩建宅院的事。史官以为只要力争强谏就可以阻止哀公向西扩建宅院事，却不懂得不力争强谏反而会被采纳接受。聪明人离开了大路却得到了便道，愚蠢者死守大道却失去了捷径。那?说灵巧，人们都说他没什么结不能解开的，其实他并不是任何死结都能解开，他只是不去解那些解不开的死结罢了，以至于人们误认为他什么死结都能解开。只有那些能够以“不解”来“解”结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道”。

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当。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大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说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圣人量凿而正枘。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故交画不畅，连环不解，物之不通者，圣人不争也。

有时候对人阐明礼义、讲述大道理反而不行，但用些荒诞胡乱的话来解决纠纷反而效果好。何以见得呢？孔子一次出游，马跑失了，走进一块田里吃了人家的庄稼，那户田的主人看了大发脾气，捉住马就将它拴了起来。子贡就前去请求田主放马，说了很多谦恭的话都没使田主放马。回去后孔子对子贡说：“你用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去请求人家放马，这就好像用太牢祭享野兽，以《九韶》古乐去取悦飞鸟。马没被放回来，是你的过失，不是田主的责任。”于是孔子就派马夫去讨马，马夫到了那田主那里说：“你田主耕种的田是从东头一直耕到老远的西头，我的马跑失后没人照料，怎么能不吃没人看管的禾苗呢？”田主一听，十分高兴，就解开系着的马还给了马夫。这位马夫劝说田主的话看起来不成体统，但反而一说就行，事情也真有它的极致处，灵巧的语言还不如拙笨的话语管用。所以圣人是量度好榫眼的大小、形状来校正榫头的。你唱《采菱》《阳阿》这样的歌曲，粗俗的人听了感到还不如《延路》这样通俗的歌曲来得顺耳好听，这并不是唱歌的人唱的不好，而是听歌的人的欣赏能力不同。所以交错画的线条不流畅，连着的玉环不易解；对于那些隐微不通的事物，圣人是不去争辩的。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 高也。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严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国亡者，不同于时也。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申菽、杜茞，美人之所怀服也，及渐之于滫，则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骥逐人于榛薄，而蓑笠盘旋也。今霜降而树谷，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 “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咐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灭亡削残，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镜者，所以照形也。宫人得戟，则以刈葵，盲者得镜则以盖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诽誉在俗；趋舍不同，逆顺在君。狂谲不受禄而诛，段干不辞相而显，所行同也，而利害异者，时使然也。故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可致也！

仁是百姓所仰慕的，义是民众所推崇的；做百姓所仰慕的事，行民众所推崇的事，这正是严父用来教育子女、忠臣用来事奉君王的内容。然而，世上却有施行仁义而身死国亡的，这是因为仁义实行不合时宜。从前徐偃王喜欢施行仁义，这样使天下三十二个国家朝拜他。这时王孙厉就对楚文王说：“君王如果不讨伐徐国，那过不了多久，我们反过来就要去朝拜他了。”文王就说：“徐偃王是位有道之君，他喜欢施行仁义，我们不好讨伐他。”王孙厉就接着说：“强国对付弱国，大国对付小国，这就如同用石击卵、虎吃猪一样，大王有什么好犹豫的。再说实施文治却不能实现德政，奉行武道又不能显示出实力，那么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听了这席话，文王说：“好！”于是就发兵攻打徐国，并很快将徐国消灭了。这样，徐偃王就成为一个只知实施仁义却不知世道已变的人了。申菽、杜矨，是美人所喜欢佩戴的香草，但这香草一旦被臭水所沾污，就再也无法保持它的芳香了。古时候五帝崇尚仁德，三王施行道义，五霸依靠武力。现在如果拿五帝、三王的道德仁义用到五霸这时代，这就好像骑着千里马在莽莽丛林中追逐，只会像斗笠打转盘旋。如果在霜降以后再种谷子，到来年冰化时就想收获，这样来求粮食就难了。所以《易经》上说：“潜龙勿用。”这句话说的就是时势不可妄动。因此，“君子白天兢兢业业，夜里仍然谨慎警惕，这样即使身临险境，灾祸也不会降临。”“白天兢兢业业”是顺阳气而动；“夜里谨慎警惕”是随阴气安息。昼动而夜息这种规律，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做得到。徐偃王因为施仁义而亡，燕王哙因为行仁义而灭，鲁哀公因为好儒子而弱残，代国君因为奉行墨学而遭害。这灭、亡、削、残一般说来都是由于暴虐才会招致，而这四位君主却因施行仁义儒墨而招致灭亡，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逢的时势不同。这当然并不是讲仁义儒墨不好，只是说世道已经变化，再去实施推行，就会因此受害。戟是用来攻城的，镜是用来照人的。但宫中太监拿到戟，就只会用它来割葵菜；瞎子拿到镜，就只会用它当杯盖。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来用戟和镜。所以好坏相同的人和事，是受到赞誉还是被诽谤，不取决于这人和事的本身，而取决于人们的习俗。人取舍志向相同，是走运还是倒霉，不取决于人取舍志向本身，而取决于遇上怎样的时势。狂谲不接受俸禄，以清高隐居而被杀害；段干木辞去相位，不图利禄名声而出了名。这两人的品性、德行相同，一个得益一个得害，这是时势造成的。所以圣人即使有好的志向情操，但如果没有碰上好世道，那么他充其量只能保全性命，哪还谈得上实现什么功名！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任以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单豹倍世离俗，岩居谷饮，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卒而遇饥虎，杀而食之。张毅好恭，过宫室廊庙必趋，见门闾聚众必下，厮徒马畔，皆与伉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适情，则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则阴阳食之。此皆载务而戏乎其调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今卷卷然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毁碎灭沉，犹且弗易者，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

既了解天意如何，又了解人间时尚怎样，就能够在这世界上实行你的志向。如果只了解天意而不了解人间风俗时尚，就无法与世俗交往；如果只知道人间时尚风俗而不知天意，就无法与道周游。单豹远离尘世，隐居山岩之中，以饮谷水为生，不穿丝帛衣服和不食五谷，年过七十还保持着童颜。可是，有一次遇到饿虎，被活活咬死吞食。张毅好恭敬，每次经过宫室庙堂，必定以碎步疾行；看到里巷门口聚集人群，必定下车步行；他对杂役马伕，也以礼相待。但就是这样的好人，却没有享尽天年，得内热病死了。单豹修养心性，心性修养的不错，不料被老虎吃了他的身子；张毅注重修饰行为礼仪，外表修饰得讲究礼仪，但疾病侵入他的体内。所以内心世界调节得十分和谐，随顺本性，但外界的坚强物就伤害了他；而自身受外物所累的人，就更容易被失调的阴阳二气所吞食。这些都在于有负累而不能将外形与心性协调。得“道”的人是外形变化而内心不变的。变化外形是为了适应世俗，内心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固定操守，外表又能屈能伸、能盈能缩、能卷能舒，与物推移周旋，那么干什么都不会陷入困境。世人之所以推崇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像龙那样变幻无穷。反过来看，有些人只勉力于细微末节，死守于一种行为，虽然已经因此碰得头破血流，被证明行不通，但还是不知道改弦易辙。这些人就只盯着眼前的一些小的好处，而对大道是一窍不通。

赵宣孟活饥人于委桑之下，而天下称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难，不失其守，而天下称勇焉。是故见小行则可以论大体矣。田子方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其御曰：“此何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奋也。老罢而不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为也。”束帛以赎之。罢武闻之，知所归心矣。齐庄公出猎，有一虫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对曰：“此所谓螳螂者也。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庄公曰：“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回车而避之。勇武闻之，知所尽死矣。故田子方隐一老马而魏国载之，齐庄公避一螳螂而勇武归之。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归之；武王荫喝人于樾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越王勾践一决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罚也，而战武士必其死。故圣人行之于小，则可以覆大矣；审之于近，则可以怀远矣。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子发辩击剧而劳佚齐，楚国知其可以为兵主也。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者也。

赵宣孟在桑树的树荫下救下了一个饥饿万分的人，天下人就此知道他的仁慈；楚佽非江中遇难，以剑保持自己的操守，天下人就此称赞他的勇敢。因此，看人的一个细小的表现行为就可以断定他为人的大概。田子方在路上遇到一匹老马，由此产生感触，便问赶马人说：“这是谁家的马？”赶马人说：“这原是公家王室的牲口，因为老病不中用了，便被牵出来卖了。”听了此话后，田子方感慨地说：“这马壮年的时候，人们拼命地使用它的力气，老了病了就抛弃了它。仁慈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于是便用一束帛赎回这匹老马。魏国的老弱武士听说此事后，由此产生联想，从此也就从内心拥戴了田子方。齐庄王外出打猎，路上有一只小虫，伸出前肢要挡齐庄王的车轮滚动，齐庄王见了后问赶车人：“这是什么虫呀？”赶车人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螳螂。这种昆虫只知前进不知退却，从不计量自己的力量，且轻视对方敌手。”庄公听了后说：“如果它是人的话，肯定是一位天下勇士。”说完便让车子绕道避开了螳螂。齐国的勇士听说此事后，由此联系自身，都感到应归附齐庄公。田子方怜惜一匹老马使得魏国人都拥戴他，齐庄公避开一螳螂使勇士们都归附他。商汤叫人网开三面，祈祝猎物“无入吾网”，使天下四十个诸侯来朝拜他；周文王礼葬死者的骨骸而使九夷归服了他；周武王将一位中暑者安置在树荫之下，左手拥抱着他，右手用扇给他扇凉，使天下人都归顺了他。越王勾践偶然一次错判了案子，冤枉了无辜，就拿出宝剑刺割自己的大腿，血流满地，以示自责，听到这些消息，战士们在战斗中不惜生命拼死作战。所以说圣人从小处入手做事，就能产生大的影响；谨慎处理身边小事，就能感化安抚远方的人们。孙叔敖用期思之水浇灌雩娄良田，楚庄王以此看出孙叔敖治理国家的才能，便任命孙叔敖为楚国令尹；子发训练军队赏罚分明，使劳逸齐同，楚国人便知道他是个帅才。这些都是从细微之处显露出大道理的例证。

圣人之举事，不加忧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说者之论，亦犹此也。诚得其数，则无所用多矣。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夫劝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卫君朝于吴，吴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说者冠盖相望而弗能止也。鲁君闻之，撤钟鼓之悬，缟素而朝。仲尼入见曰：“君胡为有忧色？”鲁君曰：“诸侯无亲，以诸侯为亲。大夫无党，以大夫为党。今卫君朝于吴王，吴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意卫君之仁义而遭此难也！吾欲免之而不能，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则请子贡行。”鲁君召子贡，授之将军之印，子贡辞曰：“贵无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敛躬而行，至于吴，见太宰嚭。太宰嚭甚悦之，欲荐之于王。子贡曰：“子不能行说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贡曰：“卫君之来也，卫国之半曰；不若朝于晋。其半曰，不若朝于吴。然卫君以为吴可以归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卫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赏言朝于晋者，而罚言朝于吴也。且卫君之来也，诸侯皆以为蓍龟兆。今朝于吴而不利，则皆移心于晋矣。子之欲成霸王之业，不亦难乎？”太宰嚭入，复之于王。王报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卫君之礼不具者死！”子贡可谓知所以说矣。

圣人办事，不自寻烦忧，只弄清事情的所以然就是了。如果上万个人来调整乐钟，就不可能合音律，假若有懂行的专家，只需一个人调整就够了。游说也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说在理上，用不着话多。车子之所以能运行千里，关键在于那三寸长的车辖。劝说人家，人家不按你说的去做，禁止人家又禁止不住，原因在于你讲的理由不在理上。过去卫国国君到吴国去朝拜，吴王夫差将卫君拘囚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劝阻吴王的人车子络绎不断，车盖都能互相看得见，但就是改变不了吴王的主意。鲁哀公知道这件事以后，撤去了悬挂着的钟鼓，穿着素服上朝。孔子上朝拜见哀公，问道：“君王为什么面有忧虑的神色？”鲁哀公说：“诸侯们互相不亲爱，卫君主动去亲近诸侯；大夫们互相不团结，卫君主动去团结他们。现在卫君去吴国朝见国王，被吴王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卫君如此仁义，竟然遭到这样厄运。我想解救他，可又做不到，真不知怎么办好？”孔子听了后说：“要想解救卫君，那就请子贡去一趟吧。”于是哀公叫来子贡，授给他将军印。子贡推辞不受，解释说：“尊贵的地位无益于消除卫君的灾难，要靠正确的方法才行。”子贡于是悄悄地上路，前往吴国去了。到了吴国，他先去见太宰伯嚭。太宰伯嚭对子贡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将准备推荐给吴王。子贡说：“你在吴王面前讲话不起作用，我又怎么能靠你引见呢？”太宰伯嚭说：“你怎么知道我讲话不起作用呢？”子贡说：“卫君来朝拜吴王的时候，卫国有一半的人说：不如去朝拜晋国。卫国的另一半人则说：不如去朝拜吴国。但是卫君认定要来吴国，并认为来了后可以得到善终，所以就绑着自己来吴国听吴王发落。现在你们不但将卫君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这等于有意奖励卫国中主张朝拜晋国的人，而有意打击卫国中主张朝拜吴国的那部分人。再说，卫君来吴国的时候，诸侯都为卫君占卜过凶吉，现在卫君朝拜吴国非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难，这样就使诸侯们的心要向着晋国了。你想帮助吴王完成霸主的事业不就很难了吗？”太宰伯嚭进宫就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吴王听，吴王听后马上下令：“十天之内如果对卫国君的礼仪还没完备的话，就处死。”子贡可真叫懂得如何游说劝谏的。

鲁哀公为室而大，公宣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哗少与人处则悲。愿公之适。”公曰：“寡人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国小而室大，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鲁君曰：“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左昭而右穆，为大室以临二先君之庙，得无害于子乎？”公乃令罢役除版而去之。鲁君之欲为室诚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说而一听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临河而钓，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鱼者，非江河鱼不食也，所以饵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执竿，投而撮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钓者也。夫物无不可奈何，有人无奈何。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

鲁哀公修建宫殿，规模很大，公宣子劝谏说：“宫殿造了太大，很多人聚在一起就会很喧闹，而人少时又会显得很凄清。所以我希望君王你造宫殿最好是恰如其分。”哀公说：“我听你的指教。”但说管说、做管做，修造大宫殿的工程并没停下来。这样，公宣子又去拜见哀公，说：“咱们国家是个小国家，如果宫殿造了大了，老百姓知道了会埋怨君王的，诸侯知道了会看不起我们的。”鲁哀公说：“已经听到过这样的指教了。”但是工程仍然在继续。公宣子只得第三次去见哀公，说：“新宫殿的左边是昭庙，右边是穆庙，修造这样大的宫殿正好靠近两位先君的庙堂，这样不有损你作为孝子的形象吗？”听到这席话，鲁哀公才下令停止施工，拆除板筑。鲁哀公要修建宫殿的想法是十分坚决的，公宣子要阻止这件事的决心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公宣子劝了三次，第三次才使鲁哀公接受意见，停止施工。这三次中，前二次讲得不得要领，没有击中要害，所以鲁哀公根本听不进去。有人面对河水垂钓，一整天还钓不到一条小白鱼，这不能怪河中的鱼不上钩，而是在于钩上的鱼饵鱼不喜欢吃。而那些钓鱼的高手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所拿的鱼竿线绳钩儿一下子就能钩着鱼儿的嘴，是因为这钩上的鱼饵是鱼喜欢吃的东西。事情没办法对付，是在于人对这事情不了解，所以无法对付。铅和丹种类不同、颜色各异，但铅可以炼成丹，因为人们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技术。所以繁琐的话语、漂亮的辞藻，无助于劝说别人，只要抓住其中问题的原由就可以。

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谚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谓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钱无量，财货无货。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于天下。请与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此所谓类之而非者也。何谓非类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筦籥之信、关健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杀令尹子椒、司马子期。此所谓弗类而是者也。何谓若然而不然？子发为上蔡令，民有罪当刑，狱断论定，决于令尹前，子发喟然有凄怆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后，子发盘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袭恩者，恩者逃之于城下之庐。追者至，喘足而怒曰：“子发视决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于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厌乎？”追者以为然而不索其内，果活子发。此所谓若然而不然者。何谓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勾践卑下吴王夫差，请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贡职，委社稷，效民力，隐居为蔽而战为锋行，礼甚卑，辞甚服，其离叛之心远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审也。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弥耳，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见必杀之势，雉亦知惊惮远飞以避其怒矣。夫人伪之相欺也，非直禽兽之诈计也，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纷繁复杂的事物紧密联系着，可是又不同门类，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又难以识别。所以有些事物的现象看来相似，但却又不一样；有时有些事物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却又是一样。有时候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有时候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谚语说：“老鹰嘴里掉下了死腐鼠，富户虞家要遭灭亡了。”这话怎么讲呢？它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那虞氏家族原是梁地的大富人家，家里富足殷实，钱财多得无法计算。虞家在大道路口边修建了一座高楼，经常在楼上设置酒席，摆排乐舞，宴请宾客，玩弈棋游戏。有一次一群游侠结伴而行，经过楼下，楼上玩博棋游戏的人，下注赌博，有人获胜而大笑。正在这时，一只飞翔着的老鹰将嘴里叼着的一只死腐鼠掉落下来，正好落在一个游侠头上。游侠们听到楼上的喧哗声，以为是虞家人故意扔下死鼠来戏弄他们。那位被死腐鼠击中头顶的游侠就对同伴说：“虞家富贵享乐的时间已很长了，平时对人常轻慢无礼，还有一种侮辱人的心志。我们平时不敢冒犯他们。今天虞家竟然用死鼠来侮辱我们。此仇不报，我们就无法在天下树立我们的英勇之名。让我们齐心协力，率领众兄弟，一定要消灭虞家。”当晚，众游侠合力攻打虞家宅院，把虞家给消灭了。这就是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却并不一样。那么，什么是看似不一样，但实际却又是一样？屈建对石乞说：“白公胜将要闹事作乱。”石乞说：“不会。白公胜平时谦恭下士，从不敢在贤人面前骄慢，他家没有牢固门闩的防备，也没有可靠的锁钥。他平时大斗斛卖出，以小秤买入。你怎么反而用这种言论非议他？”屈建说：“这正是他要谋反的迹象。”过了三年，白公胜果然发动叛乱，杀死了令尹子椒、司马子期。这就是看似不像，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呢？子发担任上蔡县令，有人犯了罪应依法判刑。案子审判定当，在子发面前执行，其时子发感叹着、流露出凄怆的神色。犯人受了刑后忘不了子发怜悯他的恩情。在这以后，子发得罪了楚惠王而被迫出逃。恰巧在出逃途中碰到那位受刑者，这人掩护了子发，让子发躲进城墙下的一间小屋内。追捕子发的公差赶到，那位受刑者故意跺脚发怒叫骂：“子发亲自判决审定我的罪又让我受了刑，我对他是恨之入骨，现在就是吃了他的肉，还难解我心头之恨。”追捕者看到这番情景也就信以为真，也就不再进小屋搜查了。这就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那么，什么是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以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表现得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既请求要做吴王的臣子，又愿意让妻子做吴王的小妾；还向吴王进奉四季的祭祀用品，承担春秋两季的贡品；将自身乃至国家都交给了吴王，还让全国百姓为吴王效劳；平时隐蔽不抛头露面，打起仗来则充当先锋；对吴王的礼节很恭敬，言辞用语很驯服，根本看不出有反叛之心。然而最后还是率领三千士兵在姑苏山上擒获了夫差，并消灭了吴国。以上四种情况，是不能不审察的。事物难以认识清楚，就是在于事物的头绪和踪迹总是被藏匿起来，而且人们有时又混私于公、倚邪于正，还以纷乱的现象迷惑人。假若人的内心世界和外表完全一致，就像符节这样吻合，那么天下的事就简单得多，也就不会常发生家破亡国的悲剧了。那狐狸在攻击野鸡时，总是先卑伏着身子、按敛着体毛，等待着野鸡的到来。野鸡见狐狸这副缩头缩脑的样子，也就信以为真，不加防范，所以让狐狸得以捕捉到野鸡。假使狐狸圆瞪怒眼，耸毛竖尾，摆出一副捕捉野鸡的架势，野鸡见此架势也必惊怕而远走高飞避开凶神恶煞的狐狸了。况且人又不像禽兽那么简单，人还好互相欺骗虚伪狡诈；这就提醒我们，事物看似相同，但决不可从表面上来判断，这种情况是又多又难识别，因此就不能不谨慎审察一切。

卷十九 修务训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 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

有人说：“所谓无为，就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拉他他不来，推他他不去。像这样子，才叫把握道的原则。”我则不是这样认为。

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子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蠕，百姓亲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于色，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又况赢天下之忧，而海内之事者乎？其重于尊亦远也！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试问：“像那神农、尧、舜、禹、汤，可以称圣人了吧？”明白道理的人肯定不会作否定的回答。从这五位圣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是“无为”的，这是十分清楚的。远古时候，人民吃野菜、喝生水，采树上的果实充饥，吃生的螺蚌肉裹腹，经常得疾病和受到有毒食物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神农便开始教导人民播种五谷，观察土壤的干燥潮湿、肥沃贫瘠、地势高低，看它们各适宜种什么样的农作物，神农还品尝百草的滋味、泉水的甜苦，让人民知道怎样避开有害的东西、趋就有益的事物。这个时候，神农一天之中要遭受七十余次的毒害。尧帝确立奉行孝慈仁爱，对待人民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他亲自西临沃民国，东至黑齿国，北到幽都，南达交趾。他将?兜流放到崇山，把有苗迁徙到三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又在东方的羽山将鲧杀死。舜帝建造了房屋，修筑了土墙，用茅草、芦苇盖屋顶，使人民不再住野外穴洞，都有了房屋家室。他又去南方征讨作乱的三苗，死在去苍梧的途中。夏禹冒着暴雨、顶着狂风，疏导江河，凿通龙门，开辟伊阙，修筑彭蠡湖堤防，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奔忙在河道、平原、丘陵、沼泽，随着山势砍削树木作记号，平整土地、治理水域，这样安定了一千八百个国家。商汤起早摸黑，用尽智慧思考国家大事；减轻赋税，使人民能过得宽松富裕；布施德惠，以救济贫困；凭吊死者，又宽慰病人，供养孤儿寡妇。因此人民亲附汤王，使政令能顺利执行。在这样的德政下，汤王在鸣条整治军队，把夏桀围困在南巢，谴责夏桀的罪行，然后把他流放到历山。这五位圣王，都是天下威望很高的君王，他们劳累身体，绞尽脑汁思虑国事，为人民兴利除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捧一爵酒，脸上不会显出吃力的样子，但要提起一石重的酒樽，就非得出汗不可，更何况现在是承担天下的忧虑、担负海内外的事情呢？这一副担子要比一樽酒重得多啊！再说，作为圣人又不以自己低贱为耻辱，而倒是为不能实行“道”而惭愧；作为圣人不以自己寿命短而忧虑，而倒是忧虑人民百姓的穷苦困窘。所以夏禹治水，是拿自己的身体为牺牲，在阳盱河边祈祷神灵消除灾难；商汤时干旱，汤王在桑山之林祈祷，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求苍天降雨。圣人忧虑人民的疾苦的事明摆在那里，还要说他们“无为”，这难道不荒谬吗？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绝国殊俗，僻远幽闲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且说古代拥立帝王，不是为了奉养其物欲；圣人登上君位，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安逸享乐。这是因为天下出现以强凌弱、以多欺少、以诈骗愚、以勇侵怯、满腹经伦不肯指导别人、积财满堂不肯给济别人的现象，所以才拥立帝王来使天下团结平等；又因为天子帝王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普及遍照天下海内，所以又设置三公、九卿来辅佐帝王天子；还因为遥远异邦、偏僻地区无法承受到帝王天子的德泽，所以又分封诸侯来教诲那里的民众。以尽量做到地势无不利用、天时无不协调、官吏无不尽职、国家无不获益，所以使饥寒的百姓得以温饱，老弱病残得以供养，劳累疲倦得以休息。如果再从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观察，可以发现：伊尹曾以烹调技术取得商汤的重用，吕望是由操刀屠牛入仕周朝，百里奚曾多次被转卖为奴，管仲曾被捆绑拘捕过，孔子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灶也没熏黑过，墨子四处奔走，炕席都从没坐暖过。这些说明，圣人们不怕山高河宽，甘愿吃苦蒙受耻辱来谋得君王的信用，他们并不是为了贪图利禄、羡慕地位，而是一心想要为民谋利、为民除害。曾听说过古书上这样说：“神农憔悴，尧帝清瘦，舜帝脏黑，而禹王手足长茧。”由此看来，圣人君王为百姓忧虑劳累也实在厉害。所以从天子帝王到平民百姓，想不动手不抬脚，不费心思不用思虑就能将事情办好，欲望得到满足，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百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

依着西高东低的地势，所以江河流水也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但这必须要经过人对江河的治理疏导，才能使水顺着河道向东奔流；禾苗庄稼在春季生长发育，但必须要人加以耕耘管理，到秋天五谷才能丰收。假若听任水自流，待苗自长，那么鲧和禹的功绩也就无从建立，后稷的智慧也就无用。所以我所说的“无为”是指个人的意志思想不能掺杂到普遍真理之中，个人的嗜欲不能影响干扰正确规律之中，人要遵循事理来做事，根据实际情况来成就事业，权衡依顺自然之势，而巧伪奸诈不得参与其中，事情成功了不夸耀，功业树立了不占为己有；并不是说感触你也毫无反应，有压力也无动于衷。而那种用火去烘烤井水，将淮河水引上山岗浇灌，这些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违背的是自然规律，所以这也被称之为人为做作。而像在水中乘船，在沙地行走用鸠车，在沼泽地行走用秄，在山地行走用蔂，夏天疏通沟渠，冬天开挖池塘，顺高地造田，在低洼处开掘河塘，这些做法就不是我所指的人为做作。

圣人之从事也，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其存危定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趁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后攻之乎？亡其苦众劳民，顿民挫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且攻之乎？”王曰：“ 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易为攻之！”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天下之巧士，作云梯之械，设以攻宋，易为弗取？”墨子曰：“令公输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趁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已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辍不攻魏。夫墨子跌蹄而趁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阖门不出以安秦、魏：夫行与止也，其势相反，而皆可以存国，此所谓异路而同归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圆锐椭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钩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夫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泽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圣人处事，具体行为虽不同，但都合于事理，他们所采取的路数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结果都相同；他们挽存危亡安定倾覆的目的是一致的，心里总是不忘记为人谋利。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过去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很哀伤，就从鲁国出发赶路十天十夜，脚上打起一层层的老茧也不肯休息，撕下衣衫布包裹一下又向前赶路，到达楚都郢城，马上拜会楚王，说：“我听说大王您要兴兵攻打宋国，您是估计一定能攻占宋国后才决定攻打的呢？还是要使民众劳苦、损兵折将、蒙受被天下指责为不义的名声、却得不到尺寸之地，仍还进攻的呢？”楚王说：“如果必定占领不了宋国，又要蒙受不义之名声，我为什么还要进攻呢？”墨子说：“我看您大王一定是既得不到宋国又必定是名誉受损的。”楚王又说：“公输现在是天下有名的工匠，由他来制造云梯这种器械来攻宋城，为什么不能取胜？”墨子回答说：“请让公输假设来攻城，我来防守，演习一下。”于是公输般摆开器械来攻城，墨子也摆出守城的阵式和装备，公输般连攻九次城，被墨子打退九次，始终攻不进城内。这样使得楚王只得息兵，停止对宋的进攻。段干木辞退官职隐居在家，魏文侯乘车经过段干木居住的里巷门外时总要起身扶轼表示敬意。文侯的仆人就问了：“我们每次经过这个地方，大王您为什么要这样起立扶轼表示敬意？”魏文侯回答说：“因为段干木居住在这里，所以我要起立扶轼表示敬意。”仆人说：“段干木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大王您这样表示敬意，不是有些过分了吗？”魏文侯回答说：“段干木不追求权势名利，胸怀君子之道，却隐居在这鄙陋的巷子里，而他的名声又传遍天下，我怎么敢不起立扶轼表示敬意呢？段干木因拥有高尚德行而扬名，我却靠君王的权势而荣耀；段干木富于正义，我却富于财物。但地位权势比不上高尚品德，财物也比不上正义。现在让段干木拿德行道义来换我的权势财物，他是不愿意的。我都每次闷闷不乐对着自己的影子而忧思惭愧，你怎么能轻视他呢？”后来，秦国打算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庾劝告秦王说：“段干木是位有名的贤人，魏文侯以礼对待他，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诸侯也没有不听说的，现在我们发动军队去攻打魏国，岂不是妨害了道义？”于是秦王只得息兵，停止攻打魏国。墨子疾行千里，为的是楚、宋两国安定；段干木闭门不出，也为的是安定秦、魏两国。他们一个是千里奔走、一个是隐居不出，表现出的行为路数各异而目的相同，即保存国家，这就叫做殊途同归。现在人们去救火，提水往失火地点赶去，有的人用瓮，有的用瓴，有的用盆，有的用盂，其工具的形状也各异，或圆、或方、或尖、或椭，提水的数量也不一样，但赶着去灭火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秦、楚、燕、魏四地的歌曲音调不同，但都令人快乐；九夷八狄各族人的哭喊，声音不同，但表达的悲哀却相同。这唱歌表达欢乐，哭泣反映悲伤，这都是内心世界积郁着的感情的外在流露，也一定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他们。而圣人内心日夜思念着为民谋利，故他的恩泽遍及也必定功效很大。

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夫鱼者跃，鹊者駮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是不类矣。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龁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卢陷匈。及至围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啳睽哆噅，蘧蒢戚施，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谕也，而芳泽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以一蹪之难，辍足不行，惑也。

世俗日益颓废衰败，非议学习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人生性各有长短，就像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一样，这都是自然生成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但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就像人是人、马是马，筋骨形体都是天生的，确实无法改变。但以此论证事物不能改变就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当马还是马驹未加调教之时，它是扬蹄蹦跳，翘起尾巴奔跑，人不能控制它，它用牙咬人足以咬烂人的肌肉、骨头，用蹄踢人足以踢破人的头颅、胸膛。但等到养马人驯服它后，优秀御手调教驾御它后，给它套上轭头、系上缰绳后，那么就是让它经历险境、跨越壕沟，它都无法躲避。所以它作为马的形状是无法变成其他牲畜；但经过驾御、调教，那就可以改变它的野性。这无意识的马尚且能通过人意志的贯彻，经过调教而改变它的野性，使之驯服有用，更何况有意识的人呢？再说那天生正直、本性善良、发愤而成就仁德、慷慨而成全正义、天性令人喜悦，不必学习便可和道相合，这样的人也只是尧舜、文王少数几位；而那些沉湎于荒淫之中、无法用道德来教化、不可以德仁来晓喻、严父都不能使他正派、良师都不能使他感化，这样的人也只是丹朱、商均少数几个。肤色细腻、牙齿洁白、体态柔美、骨架均称、不施粉脂就能让姿态容貌迷人的，也只有西施和阳文。而缺牙斜眼歪嘴、鸡胸驼背，即使用白粉扑面、黛青画眉也不能变美的，也只有嫫母和仳倠。而大部分的人是上不及尧舜那样圣明崇高，下也不至于像商均那样卑鄙不屑，漂亮也比不上西施，说丑也不至于像嫫母，这些芸芸众生都是能教化开导的，训导美化的。而且，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存在，但天下的父母并不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杀父亲的还只是少数，大多数子女还是敬爱父母的。同样，儒生中也有邪僻之人，但先王之道却始终不曾废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躬行先王之道的人还是多数。现在如果因为学习者有过错而就此非议求学之人，这就好像一次被饭噎住便永远拒绝进食，一次绊倒摔疼就一辈子不走路那样，这是糊涂的表现。

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驾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錣而御，则愚矣。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倦一捣，则折胁伤干，为此弃干将、莫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所谓言者，齐于众而同于俗，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是两末之端议，何可以公论乎！橘柚夫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众；荠麦夏死，人日夏生，生者众。江、河之回曲，亦时有南北者，而人谓江、河东流。摄提镇星日月东行，而人谓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今无五圣之天奉，四俊之才难，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而欲蹍水也。夫纯钩鱼肠之始下型，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砥砺，摩其锋，则水断龙舟，陆剸犀甲。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

现在对良马，不需马鞭、马刺，它也能行走；而对弩马，你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前进。如果因为这样而不用马鞭、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匹，那就愚蠢了。那懦夫手持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深；而等到勇士上阵，只需捋袖挥拳一击，便会将对手打得肋骨折断、身体受伤，因此就抛弃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而空手搏斗，那就荒唐了。所谓这些说法，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性的。现在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说到地下，这就叫走极端的偏激之言，这样论述问题，哪里还能做到公正公平？亭历是冬天生长，但人们都说植物冬天枯死，这是因为冬天枯死的植物多；荠麦是夏天枯死，但人们都说植物夏天生长，这是因为夏天生长的植物多。长江、黄河曲曲弯弯，有时向南有时向北，但人们总还是说长江、黄河向东流；摄提（岁星）、镇星（土星）、日、月向东行，但人们总说它们向西移：这是根据大概的情况而说的。胡人中也有聪明灵巧的，但人们总说胡人横蛮不讲理；越人中也有愚钝的，但人们总说越人灵敏轻巧：这是就大多数而言的。再说，尧眉间呈八种色彩，九窍畅达而公正无私，只需说一句话就能使万民齐心；舜眼中有两瞳仁，因而有特异的眼力和判断力，所以做事有法度，出口成章；禹的耳朵有三个孔道，因而他无所不通，所以能兴水利除水灾，疏通黄河，引导长江；文王生有四乳，这是仁爱的表现，所以天下归顺他，百姓亲附他；皋陶生着马嘴，这是诚实的象征，所以他判案决断清楚公正，明察人间真情；启从母亲所化的石头中生出，契从鸟蛋中产生，苍颉生下来就能写字，羿左臂修长而善于射箭。像这九位贤人，隔千年才出现一个，但人们还是希望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出现。现在有不少人既无“五圣”那样的天赋，又无“四俊”那样的才能，却想放弃学习而只靠本性天赋，这就好像丢弃船只靠踩水渡江渡河一样。那纯钩、鱼肠宝剑刚出模子的时候，砍东西都砍不断、刺东西也刺不进；但等到在磨刀石上磨过之后，宝剑的锋刃就锐利了，可以下水砍断龙舟，上岸刺死犀牛。明镜刚从模子里出来的时候，也朦朦胧胧照不出容貌身影来；但等到用玄锡拭擦，白毡磨亮后，人的鬓发、眉毛、毫发都能照得清清楚楚了。那学习，也正是人的细磨石和玄锡，然而有人却说学习无用，这种说法的根据是错误的。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贤者之所不足，不若众人之有余。何以知其然？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蔡之幼女，卫之稚质，梱纂组，杂奇彩，抑墨质，扬赤文，禹、汤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于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虽所好恶，其与人无以异，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夫雁顺风以爱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蚁知为垤；獾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堀虚，连比以像宫室，阴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国，长于穷檐漏室之下，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不出门，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为天下备。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见者何？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明矣。

聪明人的短处，就不如蠢人的长处；贤人的不足，就不如众人的有余。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炼，刻型雕镂技法，错综的纹理，精巧的文饰，别具匠心，其中的微妙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都望尘莫及。蔡地的少女、卫地的姑娘，编织红色绶带，相杂奇异的色彩，隐抑的墨黑底色，突显着红色花纹，这种手工艺，就是禹汤的智慧也比不上。苍天覆盖着、大地承载着，包含在天地四方之内、寄托于时空之中，由阴阳两气化生出的各种动物，都含有血气精华。它们有的长着利齿，有的长着犄角，有的长着前爪和后趾，有的振翅飞翔，凶猛搏击，有的用足行走，有的蠕动爬行。它们高兴时就结聚在一起，恼怒时又互相撕咬争斗；它们看到有利就趋就，遇到灾害就躲避。这些情况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好恶，但它们的求生本能、趋利避害的特点则与人类没什么两样。然而，尽管它们爪牙锋利，筋骨强健，但仍然不免被人类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知识不能沟通，它们的力量不团结，各自只具备着那些自然形成的本能而无法再接受后天、外界所给予的东西（如教育学习），所以在与其他生物体（如人）较量、竞争时常常是力气用尽而导致败亡。大雁是顺着风向飞行以爱惜自己的体力，衔着芦苇飞翔来防备带有丝绳的飞箭的袭击；蚂蚁知道打洞堆成土堆，獾貉会挖掘曲折的洞穴，虎豹知道栖身在茂密的丛林中，野猪的窝内有草垫着，用树枝掩遮着；它们的洞穴一处挨着一处，就像人的房屋鳞次栉比；它们用这些洞穴来阴天避雨、晴天蔽日：这就是鸟兽们的智慧，以求得符合它们生存的利益。现在如果让一个人生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又长在穷困破烂的人家，成年了没见过兄长，儿少时就失去父母，也从没见过礼节，更没听过有什么先贤古事，独自困守在破烂的小屋里足不出户，这样即使他天性并不愚笨，但他所知道的事情必少得可怜。过去苍颉发明文字、容成制定历法、胡曹创制衣服、后稷耕种庄稼、仪狄首创酿酒、奚仲发明车子。这六个人都有各自神奇的本领，又有圣明聪慧的事迹，所以每人都有一项创造发明留传后世；但他们不能做到一人就兼有六项发明，只是因为他们只是各发挥自己的才智，重视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并竭力想完成他们各自的目标，这样就终于成功了，也为天下人带来了生活便利。现在如果让他们六位发明家换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他们的专长和聪明才智就无法显示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物类太多，一个人的智力无法覆盖、驾御一切。周王朝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是很多人都在学习研究他们开创的行业；当代的人，没有一人具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人们都懂得六位贤才的技艺和方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通过教导学习训练代代相传，使得六位贤才的知识技能能流传下去、传播开来。由此看来，学习是不能停止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后能调，剑待砥而后能科。玉坚无敌，镂以为兽，首尾成形，礛诸之功；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规，檃括之力。唐碧坚忍之类，犹可刻镂，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纤微，倏忽变化，与物推移，云蒸风行，在所设施。君子有能精摇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娱，苏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情，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劳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饶也。由此观之，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那些盲人，眼睛不能分别白天黑夜，不能辨别白色黑色，但是盲乐师弹琴拨弦，有时并弦双弹，有时上下移手，有时一张一弛，有时抹拂挥拨，动作飞快，指法纯熟，不会弹错一弦；如果换上从未弹奏过琴瑟的人，即使有离朱那样的好眼力，有攫掇那样的灵敏双手，面对琴瑟也不知怎样摆弄手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期的练习使音乐师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弓靠檠矫正以后才得以协调，剑靠磨石磨砺以后才锋利无比。坚硬无比的玉，可以被雕镂成各种动物，有头有尾，形态逼真，靠的就是?诸的作用；笔直的木头被弯曲成车轮，其圆曲弯度又符合圆规的要求，靠的就是?括的作用。诸如像唐碧?力之类的硬石都可以刻镂制作成有用的器物，又何况人的思想呢？况且人的思想精神纤微而畅和，能够迅速变化，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云腾风行一样，你想怎样运用就能怎样运用。而君子又能够精益求精不断磨炼拭擦自己的心境，砥砺自己的才干，使精神修养到与道相通的境界，以便观览万物，贯通事物的壅塞处，看清弄明白事物的发展线索，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空，逍遥遨游于尘世之外，超然脱俗地离世独立：这就是圣人精神活动的境界。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和境界，那么还可以做到安闲幽处，宁静思虑，鼓琴读书，追思观察上古先王之道；与贤才为友，研讨论辩，每天以此为自娱；探索人间世事，分辨曲直是非，衡量得失，以此来观察祸福的由来变化；设立仪表法度，作为效法的原则，穷究“道”之本末，推究事物的实情，确立正确观念、废除错误观点，让后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死后留下功业，活着有荣耀的名声。像这样的学习修养境界，一般人都能做到的。然而就是这种境界也没人能做到，这是因为这些人偷懒松懈、不学荒废的缘故。贫瘠地区的人大多有心计，这是因为长期的辛劳却又难以脱贫造成的；肥沃地区的人大多不成才，这是因为太安逸而不发奋的缘故。由此可见，聪明人无所作为，倒不如笨人勤奋好学。从君王、公卿到普通百姓，不自强不息而能事业有成的事情，这在天底下还没发生过。《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名可务立，功可强成，故君子积志委正，以趣明师；励节亢高，以绝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干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见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晓泠，钝闻条达，欣然七日不食，如飨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后世，达略天地，察分秋毫，称誉叶语，至今不休。此所谓名可强立者。吴与楚战，莫嚣大心抚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强敌，犯白刃，蒙矢石，战而身死，卒胜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几乎！”遂入不返，决腹断头，不旋踵运轨而死。申包脊竭筋力以赴严敌，伏尸流血，不过一卒之才，不如约身卑辞，求救于诸侯。于是乃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黑，涕液交集，以见秦王曰：“吴为封豨修蛇，蚕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离散，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使下臣告急。”秦王乃发车千乘，步卒七万，属之子虎，逾塞而东，击吴浊水之上，果大破这，以存楚国，烈藏庙堂，著于宪法。此功之可强成者也。

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所以君子有志于正道，趋访明师；激励气节以使高尚，脱去世间的俗气。怎么能说明这点呢？从前鲁国的南荣畴为圣人之道偏偏在自己身上衰亡而感到羞耻，于是不顾霜露的沾湿，穿着草鞋奔跑，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行走千里，脚上磨出厚厚的老茧也不敢休息，到南方拜见老子，接受老子的一句教诲，精神豁然开朗，茅塞顿开，高兴得如同饿汉得到猪羊牛美食一样。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光辉照明四海，名誉流传后世，豁达得能容下天地，锐利得能明察秋毫；称颂他的美言，世代传扬。这就叫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吴王阖闾和楚昭王在柏举开战，楚国的一个叫大心的莫敖官，按着他的御手的手说：“今天我们抗御强敌，冒着利剑和箭石的袭击，奋勇作战乃至牺牲生命，终究会取得胜利的，能让人民太平、国家保全，我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吧？！”说完就命令驾御手驾车冲入敌阵，不打算生还，最终被敌军剖了腹砍了头，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为国壮烈牺牲。申包胥看到大心这样子，心想：如果像大心这样竭尽力气冲入敌阵，就是杀得敌军伏尸血流，也不过只起到一个士卒的作用；不如屈辱身份，言辞卑恭，向诸侯求救。于是就身背干粮，赤脚上路，登上陡峭的山峰，趟过深溪，泅渡湍急的河流，越过津关，翻越蒙笼山，又在沙石滩里艰难行走，走得从脚掌到膝盖都磨起厚厚的老茧，七天七夜赶到秦国朝廷。他在朝廷外不吃不睡，独自站着，昼夜不停地啼哭，弄得脸色昏黑，泪水纵横，终于见到秦王，对秦哀公说：“吴王像凶残贪婪的野猪和长蛇，正在慢慢地吞食中原各国，他的暴虐计划从楚国开始实施。我国的国君已经丢失了都城社稷，在野外避祸。老百姓们流离失所，男女老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楚王特派我来向大王告急。”秦哀公于是出兵车一千辆，步兵七万，交子虎率领，越过关塞向东进发，在浊水之北攻打吴军，果然大败吴军，保存了楚国。申包胥的功绩被保存在庙堂之内、记载于楚国大法之中。这就是叫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

夫七尺之形，心知忧愁劳苦、肤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圣人知时之难得，务可趣也，昔身劳形，焦心怖肝，不避烦难，不违危殆。盖闻子发之战，进如激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圆之中规，方之中矩，破敌陷陈，莫能壅御，泽战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轻身而乐死，务在于前，遗利于后，故名立而不堕。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官御不厉，心意不精；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情，后世无名。《诗》云：“我马唯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爱谘谟。”以言人之有所务也。

身高七尺的人，心里知道忧愁劳苦，肌肤又能感知冷暖疼痛，在这点上，人的性情大致相同。而圣人知道时机难得，事业可以追求，所以他们身心劳累，诚惶诚恐，不避烦难，不惧危险。听说子发率兵作战，前进如同离弦之箭，聚集如同雷鸣闪电，分散如同清风飘雨；圆阵中规，方阵中矩；破敌攻阵，没人能抵挡得了。野战必胜，攻城必克。他并不是轻身而乐死，而是前面有事业在召唤他，于是也就将利害生死抛于脑后，所以他树立起来的威名也就不易废弃。这就是自强不息而终于成功的表现。因此，耕田者不勉力，谷仓就不会盈满；官吏不勤奋，思想就不会专一；将相不图强，功业就不会成功；侯王如懈怠，死后就不会有好名声。《诗经》就这么说：“我驾上青黑骏马，六根缰绳柔软如丝，不停地奔跑驰骋，忠诚地讨教良谋。”这说的是人有所追求。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夫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夫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非其说异也，所以听者易。夫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非味之过。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状，以为宝而藏之。以示人，人以为石也，因而弃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于荆山之下。

精通事物的人，是不能用诡怪来惊吓他的；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奇异来惊动他的；明察言辩的人是不能用虚名来迷惑他的；审察物形的人，是不能用假象蒙骗他的。世俗之人，大多是崇古而贱今的，所以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乐意接受他们的学说主张。乱世的昏庸君主，总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由来粉饰得高深莫测，以此来抬高自己；而求学者被他们的观点所迷惑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传闻，便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地称道着，挺直颈脖诵读着。这就说明这些人分辨是非的界限不明确。没有了规矩，即使是奚仲也无法凭他的技艺来确定方圆；没有了准绳，即使是鲁般也无法凭他的技术来确定曲直。所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拉断琴弦、砸破琴瑟，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欣赏他的琴技乐曲了；惠施死后，庄子就停止了辩论，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同庄子谈论了。项托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孔子则也有听项托说话的气度。假如项托这样年龄的少年，向乡里的长者发表议论，那恐怕他躲避长者的拐杖敲打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说明发表自己的主张？过去，墨家信徒谢子会见秦惠王，秦惠王听了谢子的话后很高兴，他去征求唐姑梁的意见，唐姑梁说：“谢子，这人是山东地区有名的巧辩之士，他有意以诡辩学说来讨好太子。”秦惠王信以为真，便心怀怒气等着改日见谢子。第二天，秦惠王和谢子又见面了，但就是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谢子前后两次说话的内容一样，秦惠王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说明秦惠王听话的前后心态不一样了。弹琴的人把徵音变成了羽音，这不是琴弦的过错；品味的人将甜味当成苦味，这不是味道的过错。楚国有个人煮了猴肉请邻居来吃肉，邻居家都以为是狗肉，吃得都十分香美；后来听说是猴肉，就纷纷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把吃进的猴肉都吐了出来：这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知狗肉和猴肉的味道之区别。邯郸有个乐师创作了一首新歌，假托是李奇创作的，人们也就纷纷跟着学唱，后来了解下来不是李奇创作的，也就不再去唱了：这说明这些人根本是不懂音乐的。有位鄙陋之人得到一块玉璞，喜欢它的形状，以为是宝贝将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拿给别人看，别人以为是块普通石块，于是这位鄙陋之人就将这块玉璞扔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玉与石的差别。所以心中有是非标准，就会尊重实情，将古今看成一样的实情来辨别；心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就会只把来历久远的东西当宝贝。这就是卞和在荆山下为人们不识美玉而啼哭出血的缘故。

今剑或绝侧羸文，啮缺卷銋，而称以顷襄之剑，则贵人争带之。琴或拨剌枉桡，阔解漏越，而称以楚庄之琴，侧室争鼓之。苗山之鋋，羊头之销，虽水断龙舟，陆剸兕甲，莫之服带；山桐之琴，涧梓之腹，虽鸣廉修营，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则不然。服剑者期于恬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胁、号钟；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圣人见是非，若白黑之于目辨，清浊之于耳听。众人则不然，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遗腹子之上陇，以礼哭泣之，而无所归心。故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掳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

现在有一种磨去棱边花纹、卷曲了锋刃的宝剑，如果有人声称此剑曾是楚顷襄王佩带过的古剑，那么社会上尊贵人士也必定拿着佩带；现在有一种琴声走调、琴身歪斜破损的琴，如果有人声称此琴曾是楚庄王弹奏过的古琴，那么社会上富贵人家的妻妾就会争着弹奏。苗山出产的羊头刀矛，虽能在水中砍断龙舟、在陆地能刺穿犀皮铠甲，但就是没人佩带它；山中桐木制成的琴瑟、山涧梓木做成的琴身，虽然音色雅正优美，音调清脆和谐，但师堂、伯牙这样的名乐师就是不愿弹奏。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佩带宝剑只期望它锋利，而不期望它是墨阳、莫邪那样的名剑；他们骑马只期望它日行千里，而不期望它是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他们弹琴只期望琴声雅正和谐，而不期望它是滥胁、号钟那样的古琴；他们诵读《诗》《书》只在于能通晓事理、明白道理，而不一定非选《洪范》《商颂》这样的古籍。圣人对是非的分辨就像眼睛对黑白的分辨，耳朵对清浊音的分辨一样。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主见而盲目接受，就好比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给父亲上坟，只是按照礼节哭祭父亲，内心世界却不会产生对父亲的哀悼。所以孪生兄弟长相一样，也只有当母亲的才能分清；同样，玉和石头，也只有优秀的工匠才能鉴别；书传这样的典籍，也只有圣人能够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现今如果拿当代圣贤的著述，托名是孔、墨的经典，那么那些读书不多的弟子们就会恭恭敬敬地去学习和接受。所以，美女并非一定要像西施一类的，通达之士也并非一定要像孔、墨之类的。只要能明白事理、通晓事物，因而能著述阐明自己的思想体会，以能启发世人的智慧即可；如果能得到头脑清楚明白的士人，心中有高明透彻的见解，能观照各种事物，不以古今的差异来改变自己的主见，并能将书中的宗旨思想阐述清楚明白以指示他人，那么即使死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昔晋平公令官为钟，钟成而示师旷，师旷曰：“钟音不调。”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为调。而以为不调，何也？”师旷曰：“使后世无知音者则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钟之不调。”故师旷之欲善调钟也，以为后之有知音者也。三代与我同行，五伯与我齐智，彼独有圣智之实，我曾无有闾里之闻、穷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节，我诞谩而悠忽。

从前晋平公命令乐官铸造一口乐钟，钟铸成以后拿给师旷鉴定。师旷鉴定后说：“这钟音不调和。”晋平公说：“我拿给乐师们看过，他们都说钟音协调，你却认为不调和，这是为什么？”师旷回答道：“如果将来真的无人懂音律乐理，这钟是否音调协和也就会被放在一边，但如果将来有人懂音律乐理，那么也就一定能鉴别出这钟音是不调和的。”所以师旷希望要把这钟音调好，这是因为他认为后世一定有人懂音律乐理的。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和我德行相同，春秋五霸和我智力相等，他们偏偏享有名实相符的“圣智”声誉，而我却在乡里穷巷中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专心致志修炼学习树立情操气节，而我们这些人是放荡散漫、悠惚蹉跎。

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尝试使之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笼蒙目视，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挠，奇牙出，[厌+面][面+甫]摇，则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无不惮悇痒心而悦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污辱之行，无本业所修，方术所务，焉得无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现在如果让毛嫱、西施这样的天下美女嘴里衔着腐鼠、身上蒙着刺猬皮、穿上豹皮衣、腰间缠着长长一条死蛇，那么就是那些身穿普通衣服的平民百姓路过她们身边时，也不会对她们正视一眼却掩鼻而过。现在试让她们洒上香油、容姿妩媚、戴上发簪耳环、穿着精致的丝织衣裳、披着齐地生产的细绢、面敷脂粉、眉涂青黛、佩戴玉环、步态轻盈、佩持香草、眼传秋波、抿然一笑、目光流转、张口欲笑、皓齿微露、酒窝颤动，这时即使是些庄重严傲的王公大人，也无不花心萌动，被她们的姿色所惊喜。而如今那些才智一般的人，却又蒙受愚惑之智和玷污不良品行，不学习本业和钻研道术，这怎么能够没有令人掉头捂鼻的丑态呢！

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聘驰若鹜；木熙者，举梧槚，据句枉，猿自纵，好茂叶，龙夭矫，燕枝拘，援丰条，舞扶疏，龙从鸟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跃；且夫观者莫不为之损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攫。夫鼓舞者非柔纵，而木熙者非吵劲，淹浸渍渐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长，莫见其益，有时而修，砥砺[石+靡]坚，莫见其损，有时而薄。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数寸，不可以为栌栋；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难成者功大。君子修美，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故《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现在那些踩着鼓点的跳舞者，身体旋转如同轮环，弯绕磨地，盘旋柔美，动作随曲转而变化，轻盈美丽如同仙女下凡；身段像飘风中的秋药那样纤弱、乌黑的长发像旌旗在风中卷曲和舒展，舞步疾速如同惊飞的仙鹤。那些表演爬竿技艺的杂技高手，有人在下举着梧桐礗树的木竿，其他人跃攀上木竿，在弯曲的支竿上表演。有时像猿猴那样腾空纵跃到另一支竿，有时像蛟龙那样屈伸自如，有时像飞燕那样飞落枝头；杂技高手手持大木条，盘旋起舞，像飞龙腾云驾雾，似飞鸟集积树林；搏击抓取，极尽变化，疾速跳跃，眼花缭绕。这时观众无不为他提心吊胆，心惊脚软，他们却慢慢下来，面带微笑，更换衣服再表演擢舞。这些跳舞者并不是天生有着柔软身段，这些杂技者也不是生来就身手轻捷矫健，而是经过长期训练积累慢慢纯熟才达到这种出神入化的程度的。这就像树木的生长，每天是看不出它增高长大的，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它长高变粗了。磨石能磨砺坚硬的金属物，但看不出磨石自身的磨损，但时间一长则发现磨石变薄了。藜和礚的生长，每天能看到它像虫那样在蠕动，长高，但长得如此快的藜和礚却不能用来做栋梁；而那些楩木、楠木、豫章，需要七年时间才能发现它们长高粗大了，但就是这些长得如此慢的楩楠豫章却能用来做棺材和舟船。所以有些事情容易成功却不易出名成名，而有些事情难以成功但却可出大名立大业，这对人来说也是这样。君子修养美德和才干，虽然眼前不能一时收益见效，但时间一长，幸福也必将会到来。所以《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卷二十 泰族训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悬熢未转，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除，以音相应也。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动其本而百枝皆应，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

天上设置日月，陈列星辰，调节阴阳，布设四季。白天由阳光照耀，晚上让它们休息，用风来吹干，用雨露来润湿。上天化育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养育，但万物倒茁壮成长了；上天杀灭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杀灭，但万物倒凋落死亡了。这种无形的生灭手段，叫做神明。圣人仿效大自然，所以他在给人们带来福祉时，看不见他有什么行动，但幸福却降临了；他在为人们除去祸害时，看不见他在采取什么措施，但祸害却消除了。这正是远离之却靠近之，延近之却疏远之。稽查它们得不到踪影，观察它们却又不虚妄。每天算计，效果甚微；长年累月则功效卓著。湿气降临，看不见它的形状，但木炭却已增加了重量；风将吹临，看不见它的形象，但树叶却已摆动了；时光的推移，不留明显的痕迹，但草木却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枯萎；千里马日夜兼程奔驰传递着，而烽火台上的烽燧并不见它的传递，但传到下一站的时间，总在驿马之前。所以，天将要起风，草木还没有反应，而鸟儿却已经从树上飞离；天将要降雨，乌云还没有聚集遮盖天空，而鱼儿却已经浮出水面喘气了，这是阴阳二气互动交感的缘故。因此，寒暑、燥湿，按照类别而相随从；声音回响的疾速、缓慢，按照音类而相呼应。所以《易经》说：“鹤在树荫里鸣叫，它的同类小鹤在附近应和着。”殷高宗武丁居丧，三年内闭口不言，四海之内随之寂然无声；但一旦他发布号令，便震撼天下，这是遵循天意而使天下像呼和吸那样感应。所以，一旦触动根本，百枝万叶都会随之摇晃，如同春雨浇灌万物，浑浑然流淌，源源不断地施泽着，没有什么地方不受润滋，没有什么植物不被养育。

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 虹蜺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之谓大巧。

所以圣人顺应天意，一出声音就震动天下。因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感发起至精至诚的情感，那么他的形体之气就会感化天，随之就会有吉祥的瑞星出现、神龙也会降临、吉祥的凤凰也会翔临、甘泉也会自地涌流、五谷未布而生长、江河不会泛滥、大海不会肆虐。所以《诗经》说：“祭祀安抚众神，并顾及黄河五岳。”如果违逆天意，暴虐万物，就会出现日食、月食，五星也会偏离它的正常运行轨道，四季就会与时令相违背，白天昏暗、夜晚放光、山峰崩塌、河流枯涸、冬天响雷、夏天打霜。《诗经》上说：“六月繁霜，令我心忧。”上天和人事，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国家危亡而天象变异，世道混乱则虹霓呈现，万物是相互联系着的，灾异之气是会互相激荡相通的。所以神灵之事，是不能凭智巧去做的，是不能靠筋力去力求的。天地包容着、阴阳化育着、雨露滋润着，这样便产生万物；那翡翠玳瑁、瑶碧玉珠是文彩明朗、滋润光滑，抚摩它不会损缺，历久而不变形，天成自然是奚仲无法摹仿的，鲁班不能复制的：天地自然造化万物的本领就是这样神奇，我们把此称为“大巧”。

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楮叶者，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众，非数之所能领也。故九州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祷 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谓也。

宋国有人用象牙为国君雕刻了楮树树叶，花了三年时间才雕刻成功，叶的脉络细如微芒，叶子的厚薄、颜色都十分逼真，将它放在真的楮树叶中分不出真假。列子说：“假若天地自然也要花三年时间才能长成一片树叶的话，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那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抚育它们，它们则很快生长；寒风吹刮它们，它们则很快凋零，哪会像人工雕刻那样费劲辛苦？所以凡可以度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凡可以计数的都是有限的。而最大的东西是无法度量的，极多的东西是数字无法统计的。所以九州是不能用顷亩来计算的，八极是不能用“道里”来计算的，泰山是无法用丈尺来尺量的，海水是无法用斗斛来量度的。所以大气慨的人和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并和四季相协调。所以圣人怀着天一样的气概，有着天一样的心怀，持执着中和之气，不出庙堂便能恩泽施行四海，移风易俗，感化民众使之从善，却像出自他们的本性，这就是精神感化。《诗》中说到：“慎守自然，和顺又平安。”那鬼神，看它不见形体，听它不闻声音，然而每年祭祀上天，祭祀山川，祈求上天、山川之神降福，每逢旱灾，举行雩祭以祈求降雨，消除灾难以占卜来决定事宜。《诗》中说：“神灵的到来，是无法揣度的，又怎么可以厌弃神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至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渊深百侧，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荥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虮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于外，非生于内也。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割于陵，螣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柑而毛修之哉！

天达到它的高度，地达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着夜空，太阳照耀着白昼，阴阳化生，众星明亮，这些自然现象并不是人有意造成的，而是遵循规律，自然而然这样的。所以阴阳四时变化，并不是为了生育万物；雨露按时降落，并不是为了养育草木。神明接触，阴阳融合，万物自然而然产生。所以高山深林也不是为着虎豹而设置的；大树繁枝也不是为着飞鸟而生成的；江河千里渊深百仞也不是为着蛟龙而形成的。山达到一定高度，森林长成一定广度，鸟兽们自会在山中居住、在树枝上栖留、在穴巢中安身、在洞穴里藏身、在溪谷里潜泳、在旱陆地行走、各自找到适宜于自身的处所安身生存。大的产生小的、多的产生少的，这是天地自然规律。所以小山丘不可能兴起云雨，小水坑不可能产生鱼鳖，这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牛马身上产生的热气蒸发会生成虱子，但虱子之气蒸发不可能产生牛马。所以养育变化是从外而生，不是生成于事物内部。那蛟龙藏匿于深渊，而它的产卵孵化却在岸上进行；礣蛇雄的在上风鸣叫，而礣蛇雌的却在下风鸣叫便可以受孕孵化成幼蛇，这是精之感应而造成的。所以圣人修养心性没有比修炼精诚更好的了，如达到至精至诚的境界，就能感动化育对象。现在那得道的人，内身藏着至精至诚，精神栖安于心中，虚静恬淡，胸怀悦穆，邪气就没有滞留的地方。四肢关节协调，全身肌肤蒸发汗污，内脏散泄浊气，这样心脏机枢调和轻松，全身经脉九窍便无不顺畅连通，这是因为精神处在了自己应处的居所，这哪里是关节的抚慰、毛发的保养所能办到的！

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座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这指，夷狄之国重译而至。非户辩而家说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内顺而外宁矣。太王亶父处郧，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歧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饮之美酒，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密子治直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预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故掳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

圣明的君王处在君位上，空廓没有形象，寂静没有声响；官府像无事可做，朝廷久无人迹；民间没有隐居之士、没有避世佚民；百姓没有劳役，刑狱没有冤屈；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君王的德行，依照君王的旨意；夷狄这样的国家，通过重重翻译来朝见：这种情景并不是靠挨家挨户地劝说宣传实现的，而是靠君王将精诚之心推广施行于天下来实现的。《诗》这么说：“恩惠施加给中国本土，这样可以安抚四方的诸侯。”内部事情治理顺畅，四方诸侯、夷狄自然安宁。过去太王亶父在邠地的时候，狄人经常来攻打，亶父率家族离开邠地，百姓们携幼扶老，背着锅甑跟随着他，翻越梁山，在岐周建立起周国：这情景不是靠硬性命令所能做到的。秦穆公为了不让山野人吃了骏马肉而伤胃生病，便送好酒给山野人喝，后来在同晋国打仗时，这些山野人就拼死报效秦穆公：这情景就不是像以契约索还债务那样所能做到的。宓子贱治理单父，巫马期前去考察他的教化效果，看见夜晚捕鱼者都将捕到的小鱼放掉：这情景就不是靠刑罚所能禁止的。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时，国内道路上没有拾取他人遗失的物件，集市上没有哄抬物价的情况，耕田、捕鱼时人都谦让年长者，老人不用背扛肩负重物：这情景就不是单凭法令所能做到的。那箭之所以射得远并能穿透硬坚物，是靠的弓弩的力量；但箭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则靠的是人的心智。奖赏好人惩罚残暴，要靠政令；但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则是靠执政者的精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强硬有力，但不能独自来射中目标；法令虽然严明，但不能独自施行：一定得需要精诚之气之神来帮助弓弩、法令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详细地阐明道理要百姓接受，但百姓就是不听从接受，这是由于在上位的人的精诚之心没有施用到百姓身上去。

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柑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斵金，巧冶不能烁木，金之势不可斵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箭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赦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入学痒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尊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

天地四时，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神明接交阴阳融合而使万物产生；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要强行改变人民的品性，而是依从人民已经所具有的品性，涤荡其中的污浊部分，引导他们向好的素质转化。所以因循规律办事，效果就显著；人为操作，不按循规律，收效就细微。夏禹开凿龙门，辟开伊阙，疏导长江黄河，使它们向东流入东海，这是依循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水性。后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施肥种谷，让五谷各自得到适宜生长的环境，这是按照土地的地形、肥瘠的特性来做的。商汤、周武王率领兵车三百辆、甲兵三千人，讨伐暴乱，分别制服了夏桀和商纣，这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来完成的。所以能够遵循自然规律，就能无敌于天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只有按客观规律，才能从事治理。所以优秀的木匠是不能砍斫金属物的，灵巧的冶工是不能熔毁木材的，这是因为金属的特点决定了不能砍斫，木材的特性决定了不能熔毁。调和泥土制成陶器、挖空木头做成舟船、熔化金属铸造刀剑、熔铸金属造成钟，这都是依循它们的各自特性而做成的；驾驭牛马拉车、让公鸡报晓、让狗守门护宅，这都是顺应了它们的本能特性。人有情欲的本性，所以制定隆重的婚姻礼节；人有食欲的本性，所以规定了宴请的礼仪；人有喜乐的特性，所以有钟鼓管弦的乐器和音乐；人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服孝哭丧的礼节。所以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根据人的爱好来节制修饰的。根据人有情欲的本性，制定了婚礼，因而界定男女有别；根据人有喜乐的特性，制定了雅颂之音，因而风俗不至于放荡；根据人民珍惜家室安宁、妻儿快乐的愿望特点，教导人们和睦孝顺，因而父子间有亲情；根据人有喜交朋友的特点，教导人们敬重长者，因而长幼有序。在做到上述这些以后，再制定朝见天子聘礼诸侯的礼节，用以分别贵贱；规定宴酒习射的礼节，用以明确长幼次序；定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来学习军事；让子弟进学堂学习，来提高人伦道德修养。这些做法全都是依循人的特性来制定的，然后再由圣人来加以教导培养，使人能成才。所以如果人没有这方面的本性，就难以加以教导；而人有了这方面的本性而没有对此加以教养引导，也不能使人走上正道。这就好像蚕茧有抽丝的特性，但不经过女工的煮熬、牵丝，就不能成为丝线；这也好像禽卵孵化成雏，如不经过雌禽长时间的孵抱温暖，就不能变成雏。这就说明人具有仁义的天性，就非得要经过圣人立出法度来加以教导，否则就不能使他们归入正道。所以先王进行教化，是依循人们喜善的特点来引导勉励人们向善行善；是依循人们厌恶的特点来禁绝奸邪；因此刑罚不动用，威势就能畅行如流水；政令简约，感化照耀如神灵。所以，依循人的天性则天下人就听从；违逆人的本性则法令公布都无济于事。

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曹。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

过去五帝三王临朝执政实行教化，一定要采用“参五”的方法。什么叫“参五”呢？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就设立明堂朝廷，颁布明堂政令，以调阴阳之气，协和四时之节，辟除疾病之灾。俯视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岗平原水域及土地肥沃贫瘠高低各种条件以适宜种植何种谷物，安排生产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之祸患。中考核人的品德，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道，理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清除暴乱的祸根。还阐明金木水火土的特性，来确立父子之情从而建立家庭；分辨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原则，来确立君臣之义从而形成国家；审察四时季孟的先后次序，来确立长幼间的礼节从而设置百官等级：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及制定叫做“参”。规定君臣之间的节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际原则，这就叫做“五”。还分割土地使民众分属各州、分派职官治理、修筑城市让人们居住、划分宅地区分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分配财物使民众有穿有吃、设置学堂教育子弟，让他们早晚勤于民事：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然而这些纲纪要有适当的人才来推行贯彻才行，如用人不当就会废驰纲纪。尧帝治理天下，政教平和，德泽滋润融洽人民，他在君位七十年，便开始物色寻求能继承帝统君位的人，命令掌管四方的诸侯举荐那些处在卑微地位而有才德的人。于是四方诸侯举荐了舜，并把舜推荐给尧帝。尧帝就将自己的两位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作妻子，以考察他治家理家的能力和态度；还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给他，来考察他治国外交的才能。又派舜深入林麓之中，狂风雷雨也没使舜迷失方向和道路。于是尧帝就将自己的九个儿子托付给舜，并赠给舜昭华美玉，正式将君位传授给舜。尧帝如此慎重地挑选继承者，是因为尧认识到虽然自己制定了不少法度，但自己的儿子丹朱因不贤凶顽仍难以胜任统治天下的重任。

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好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轿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奸人在朝而贤者隐处。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

事物没有只张不驰、只成不毁的，唯有圣人的事业能够长盛不衰、盈满不亏。神农氏最初发明琴是为了集聚归化人心于神明，杜绝性情的淫乱；但到了后来，有人就放纵于音乐，不知返归本性，淫而好色，以至于亡国。夔当初创作音乐，都符合五音、六律，并和八风相通；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人就沉湎于过度的欢乐享受之中，不顾政事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用来管理官吏，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使愚笨者不至于忘事，聪明者能记录下久远的事情；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就有人利用文字私自刻写伪造骗人的文书，为有罪者开脱，捏造虚假的文字以杀害无辜者。汤当初建造园囿，是为了供奉宗庙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以及训练士兵射箭和驾御以防不测事件；但等到后来衰世时期，这园囿就被贵族用来驰骋猎射，以至耽误百姓的农时，使人精疲力竭。尧帝推举禹、契、后稷、皋陶，使政事教化平和，消除邪奸恶人，诉讼的事也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能的人勉力向善，不贤者也被君王的德政所感化；但到了后来末世，人们就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占据要位，废弃公心而追逐私利，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抬举，这时奸邪掌握朝政，贤德者只得隐居山野。所以，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凡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凡物盈满了就会有亏损。五光十色虽然明亮，但时间一长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节就要凋零；凡物都有它的兴与衰，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所以圣人在事情实在行不通时总要改弦易辙，法规弊旧时就要改革，这并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常规，而是因时世变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挽救破败振兴衰落、革除淫邪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社会之气氛，使万事万物在适宜的生存环境下得以发展。

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骏欲驰，服欲步，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

圣人如同天覆地载，如同日月照耀，如同阴阳调和，如同四季变化，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不分新旧、不论亲疏，都能一视同仁、温暖普照，所以圣人是效法天道。天时不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利益，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本事，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是头绪繁多，旨趣行为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代表着五行的不同气质，尽管相异但都适宜协调；不同门类的六艺，尽管不同但它的本质却是一致的。温惠柔良，是《诗》的风格；淳庞敦厚，是《书》所教诲的；清明条达，是《易》的要义；恭俭尊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刺讥辩义，是《春秋》的优点。所以《易》的过失是在于隐秘难测；《乐》的失误是在于导致淫逸；《诗》的过失是在于使人怨愚；《书》的失误是在于使人拘泥旧法；《礼》的过失是在于使卑尊者互相嫉恨；《春秋》的失误是在于使人互相诋毁。但这六种经典圣人却是兼取并用，通过剪裁取其精华。失去本旨就会混乱，掌握本旨就能得到治理；这其中的精华在于协调好各种关系，而其失误在于权变本旨和要义。水火金木土和谷，属于不同的物类，但却都可被利用；规矩权衡和准绳，形制各异而都能适用于对象；丹青和胶漆性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这说明事物均有它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车轮是圆的，车厢则是方的，车辕是直的，车衡则是横的：形状不同但均出于使用的方便。骖马喜欢奔跑，服马喜爱缓行，带不厌新，钩不厌旧：这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的不同的缘故。《关雎》篇以鸟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美感，这是因为雎鸠鸟雌雄有别不杂居；《鹿鸣》篇用鹿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尊崇美，这是因为鹿群有发现食物互相呼唤共同享用的美德。在泓水之战中，宋军惨败，宋襄公被俘，但《春秋》却尊崇宋襄公，这是因为看重宋襄公不攻击还没排好阵列的军队的仁义思想；宋伯姬坐在堂前不下堂而被火活活烧死，《春秋》仍然尊崇宋伯姬，这是因为看重宋伯姬不超越礼节行事的品行。成就事业，建立功名，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只须抓着本旨根本就行。典籍所记载的也只是某人某事的某方面而已。

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平国饵乱，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许由异行而皆圣，伊尹、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得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得者者鲜，而所治者浅矣。

王乔、赤松子远离尘世，脱离人间邪恶纠纷，吸取阴阳融和之气，食取天地之精华，吐故纳新，踏虚升飞，乘云游雾，可以称为养性者，但是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铲除残暴奸贼，可以称为仁惠的君主，但不能算是忠臣。乐羊攻打中山城，久攻不下，中山人烹了他的儿子，乐羊竟尝了中山人送来的他儿子的肉羹，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强势，这可称得上良将，但是不能算作是慈父。所以，事物均有多面性，要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不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值得否定的一面，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虞舜和许由的行为尽管各异，但均是圣人；伊尹和伯夷走的道路尽管不同，但都是仁者；箕子和比干的行动尽管不一样，但都是贤者。所以将士中有的轻捷、有的重缓、有的贪心、有的清廉，这四种将士的性格特点各异，但在战争打仗中缺一不可。轻捷者好动，重缓者好静，贪心者好取，清廉者则不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敏捷者可让他们冲锋搏击，而不可让他们固守；重缓者可让他们固守，倒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搏击；贪心者可让他们积极攻取，而不可让他们安守本职；清廉者可让他们安守本职，倒不适宜让他们积极攻取；忠诚守信者可让他们持守约定联盟，而不能要他们也随机应变。这五种人的性格相反，但圣人却能对他们兼容并蓄而用之。这说明天地自然不只是容纳一种事物，阴阳两气的交融也不只能产生一种物类。海水只有不推辞小的积水才能成就它的博大；山只有不拒绝土石才能成就它的崇高。如果持守一角就会抛弃遗漏万方世界，如果取用一物就会舍弃其他事物，这样就必定获得的很少，所能治理的范围也一定很浅窄。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铣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秤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

治理大国的治术不能琐碎，国土辽宽的管理制度不能偏狭；处在高位的人处事不能烦琐，百姓众多的政治教化不能苛细。事务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烦杂就难以推行，欲求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时就一定会有误差出现；一铢一铢地称，称到一石时就一定会有差错出现。反之用石和丈为单位来称量，既简单又少失误。挑选丝头、细数米粒，是既麻烦又不精确。所以从大的方面入手就容易运用智慧，纠缠于细曲枝节就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那些无益于治理，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是不会去做的；对那些不实用，只会浪费精力的事，聪明人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要做成大事只有简约，要做好大事也只有俭省，欲求要满足只有欲求少；这说明功业简约则容易完成，事情俭省容易办到，欲求寡少容易满足。容易办成的事情，拿来交给人家办理，也就容易办成。孔子说：“太烦琐的论证辩说只会损害真理，太计较蝇头小利只会妨害大义，太卖弄雕小技艺只会破坏大道术，太小的见识是无法产生通达观念的；要想通达大度，就必须要简约。”

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夫彻于一事，察于一辞，审于一技，可以曲说，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翩瓯有，秤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方，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簠簋，列樽俎，设笾豆者，祝也；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孺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而四夷服。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复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百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黄河因为曲折连绵，所以能流向远方；高山因为绵延深长，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为悠游，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类事，明了一种说法，掌握一门技艺，可以对某些事物有精到的认识，但不可能广泛应对所有事物。办事处事像蓼菜成行那样有条不紊，像甂瓯有底座那样稳当可靠，秤着柴来烧灶，数着米来做饭，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只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动起来能仿效兽类，停止下来能相当文静，能够指挥这样列队的人可以愉舞娱乐，但不能指挥军队。洗洁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净手后摆食品，这样的人可以负责几个人的饮食，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现在祭祀的时候，屠宰烹煮、杀狗烧猪、调和滋味，这是厨师的事；陈设簠簋、排列樽俎、放置笾豆，这是巫祝的事情；斋戒严肃、穿着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谈，神灵以此为代表，这是尸主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称职，尸主也不能越过樽俎去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时候，总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处理事务则是贱者劳碌而贵者闲逸。舜当天子时，只是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周公饭菜摆在案前，钟鼓悬挂在架上伴奏，四方异族就归顺降服了。秦始皇赵政白天判断案子，夜里处理文书，还派出监察御史到各个郡县视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岭以防越人，修筑长城以防胡人，但是奸邪还是不断产生，盗贼成群结队，这正是政务越烦杂乱子就越多。所以法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治国的根本，就像弓和箭，只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关键。

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呜，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惬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虽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

黄帝说：“茫茫昧昧，凭借着上天的神威，与天地元气相通。”所以与元气同一相通者可以称帝、与道义同一者可以称王、与强力同一者可以称霸，这三方面都不具备的，就只能灭亡。所以国君如有侵犯征伐别国之心，邑城里的狗便会成群吠叫，雄鸡就会半夜啼鸣，兵库里的器械就会响动，战马就会躁动震惊。一旦和敌国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的父老乡亲就能睡得香甜，巷里就没有聚集的人群议论纷纷，妖害就不会产生：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精诚之气感化的结果。所以不用言说便显示诚信、不施恩惠就显示仁慈、不必动怒就显示威严，这是以天之心来感动变化的；施舍恩惠才体现仁慈、言说以后才显示诚信、发怒了才显示威严，这是用人之精诚来感化的；施舍了恩惠还不显仁慈、信誓旦旦还不显诚信、大发雷霆还无威严，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所以用“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众；没有以“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众，反而不断地出乱子。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未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未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未，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干岁不一会也。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养精神，其次才是修养形体；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严明法令。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脉都安顺，这才是养性的根本；养得肌肤肥胖、脂膏满腹还嗜欲不断，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处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时争着拿少的一份，并努力工作争着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进却不知怎么变化的，这才是上等的统治；用物质利益来激励人，并经常宣传说教劝人向善，使百姓畏惧刑法而不敢妄为，上面执法严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这是下等的统治术。上古时代注重养性根本，而末世则注重枝末细节，这就是太平世道难以重现的根本原因。想治理好社会的圣主并不是每个世代都会出现的，而那些能够辅佐圣主治理社会的贤臣也是万人中难觅一个；万人中难觅一个的贤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现的圣主，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说贤臣和圣主的结合真的是千载难逢。

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风俗可美也。

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动的积水会长满青苔，这是因为没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畅，并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让积水，这样，谷水就能顺高势向下流动，这样即使有杂物和腐骨浸泡，也不会使水质污染。水的本性没有改变，这水的混浊变质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于这水是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如此。如果开导疏通民众的善良天性，堵塞人们萌生邪恶的念头，开启他们向善从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着一条正道上发展前进，这民性就会善良，社会风气就美好。

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

因此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扁鹊根据病情调配药方，而是看重扁鹊他的切脉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同样，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看重圣人根据罪行来量刑，而是看重圣人了解这产生动乱祸害的缘由这一点。如果不治理社会风气培养良好风尚，放纵邪恶泛滥，而到了邪恶泛滥之时再动用所谓的刑法去惩治，这刑法即使能铲除奸贼邪恶，但仍无法从根子上禁绝邪恶。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称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却遭灭亡；汤用了殷代的法度，称王天下；纣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法度有还是没有的原因，而是纪纲没有得以伸张，社会风俗已经败坏的原因。

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成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阅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

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并没有亡佚，但后来的世道却不能治理好，这是因为以后没有三代圣王那样的智慧；音乐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没人能够听得懂，这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度虽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圣人出现以后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虽然没有变，但一定得由名乐师去辨别它。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有了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也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没有贤人。晋献公想讨伐虞国，但宫之奇在那里，晋献公为此寝食不安，因而不敢轻易派兵攻打虞国。后来晋献公用宝玉和骏马来贿赂虞国国君，向虞国借路讨伐虢，宫之奇知道其中有诈，劝谏虞君，虞君贪宝玉和骏马不听宫之奇的劝谏。宫之奇见自己的劝阻无效，就越出国境逃走了。荀息在灭掉了虢国以后顺路又将虞国灭掉了，这样兵不血刃又将宝玉和骏马带回晋国。所以防守不仅仅依靠壕堑的坚固，攻城不单单凭借冲车的高大，而是取决于是否得到贤人来辅佐。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鲁国，使天下诸侯无法灭掉鲁国；蘧伯玉用他的仁爱安宁了卫国，使天下诸侯无法危害卫国。《易经》说：“空旷一间屋，草席盖顶，从门缝往里看，空寂无人。”所谓“无人”，并不是说没有普通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统理。

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梯，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

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他们；如果不修治礼义，廉耻之心就无法树立起来。民众不知礼义，法令也无法使他们走正道。不推崇好的风尚，废除丑恶现象，民众就不会遵循礼义。没有法当然难以治理国家，但民众不懂礼义，这法也无法推行实施。刑法能杀掉不孝之人，但却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样讲孝道；刑法能惩治偷盗者，但却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样廉洁。孔子的弟子中有贤人七十人，学生有三千人，这些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门讲敬爱的，言辞都符合礼义法度，行为都规规矩矩可作表率的，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来求得荣耀。圣王处君位，明确好恶的是非标准并公布于众，规定诽誉的标准并加以引导，亲近贤才并举用他们，轻视不贤者并黜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头地、尊贵显达的名声，这谁不想听从呢？

古者法设而不犯，刑错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未，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凤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

古时候法令颁布，却无人去触犯它，刑罚设置，却无人去使用它，这不是本该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为百官都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各项工作都兴盛成功，礼得以建立并任用贤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没有可用之处。所以推举天下的高才来担任三公，举荐一国的高才来担当九卿，选举一县的高才来做二十七大夫，推荐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因此，智慧超过万人的称之为“英”、智慧超过千人的称之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的称之为“豪”、智慧超过十人的称之为“杰”。明了天道、审察地理、通晓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差异、智慧足以应付变通，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实施教化、行为足以暗合道义、仁慈足以得人爱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层，这种人就是人中的“俊”。行为足以为人师表、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诚信足以遵守信约，做事值得效法、说话合符道理，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工作而不荒废、为人正义而不结党营私、遇见危难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贪得，这种人就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以他们自己的才能大小安处在恰当的位置，各得所宜。这样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轻，在上位的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应和什么、上面行动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追随什么，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弃贪鄙而向往义理，这样来教化民众，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样。

今使愚教知，使不肾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大公望、召公爽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现在反过来让愚者去教化民众、让不贤者凌驾贤者之上，即使刑法酷严，民众也不会服帖，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王举用贤能者来建立功业，无能的君主则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称王天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天下：这都是举用贤能建立功绩的事例。夫差信用太宰礱而招致亡国，秦帝王任用李斯、赵高而导致灭亡，这就是任用与自己相同类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只要看帝王君主举用何种人才就可知道社会治乱的状况了，只要观察这些人和何种人结党就可知道他们是贤还是不贤了。

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涂，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儒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架，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暇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招诏，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

圣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尽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为了振兴大道、完成事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安宁，于是充当起厨师，调和五味，背着鼎锅和砧板四处奔波，曾五次去见桀、五次去见商汤，为的是要把混浊的世界变得清澈起来、将危亡的社会变得安定起来。周公作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协同纣王之子禄父图谋作乱，周公为了捍卫王室，诛杀了他们以平天下，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衰败，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打，夷狄异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孔子要想实行王道，东南西北地不停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王都没有一个愿意采纳他的主张，所以想通过卫灵公夫人南子和卫灵公宠臣弥子瑕的门路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铲除污秽、使冥暗社会走向光明，所以行为尽管属于变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统帅的。

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木，曾于架羊，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力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蹐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于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逞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

观察赛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状况；考察行走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样子。虞舜尽管流放了兄弟、周公尽管杀掉了兄长，但他们仍不失为仁者；晋文公尽管闹过种米而欲长苗的笑话、曾子尽管做过给羊戴枷不让牴人的蠢事，但他们仍不失为智者。当今世界上，丑恶的人必定假托善行来为自己辩解、邪僻的人必定披上正直的外衣来为自己开脱。他们游说不看是什么国家，求官不论是什么官职，行为也从不避污浊，还说这是符合伊尹之道。分家时争夺财物，亲戚兄弟为此结怨，骨肉互相残害，还说这是符合周公之义。行动不讲廉耻，为了活着宁愿受辱，还说这是符合管仲志向。施行贿赂，巴结权势，立私废公，结党拉派，博取上层欢心以求宠幸，还说这是符合孔子之术。这样就使君子、小人界限混淆不清，无法弄清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东注入海的就不能算河流；都在经营忙碌，不归善良的就不能算君子。所以好的理论是看它是否能实践，好的行为是看它是否合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禄而珍重自身，不因嗜欲而伤害生命、不以利益而拖累身形。李克竭尽全力辅佐国君，统领管理百官，使万民和穆，使国君活着时没有废弃不办的事、死后也没有遗留的忧虑。这就是具体行为各异而目的都想归向善道的事例。张仪、苏秦家庭没有固定的住处，自身也没有固定的君王来事奉，干出的是合纵连横、颠覆他国的事情和阴谋，将社会搞得翻天覆地、乌烟瘴气、混浊不堪，使诸侯晕头转向、无方向，使人民百姓无法安生休息。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或者联合众多弱小国家，或者辅佐几个富强的国家。这些具体做法不同，但归属于邪恶则是相同的。所以君子的过失，就像日月亏蚀，怎么能伤害其本身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处，但这就像狗在白天吠叫、猫头鹰黑夜能看见，这对善行有什么益处！

夫知者不妄发，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徐。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义为准绳也。

所以智者不盲目行动，选择了善事去做，考虑到合义才去行动，所以事情办成功后这功效足以依赖，人死去后这名声足以能称道。所以即使有聪明才智，也必定得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发挥聪明才智干出一番事业来。聪明能干的人都在经营忙碌，种种事情纷纷涌现，而圣人只能拿仁义作唯一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和事，符合的叫做君子，不符合的称作小人。是君子的即使死去，他的名声都不会灭破；是小人的即使得势，他的罪恶都无法抹去。假若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图，而右手拿着刀刎颈自杀，这样即使是傻子都不会去做，因为生命远比据有天下来得珍贵。但是如果有人为了君亲之难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的话，那又是值得称道的，因为道义比生命更珍贵。据有天下这利益与生命相比，这利益又显得相当小；生命是贵重的，但与道义相比，这生命又显得相当轻。人们敢于抛弃生命，正是为了保全道义。《诗经》上说：“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违背正道。”说的就是君子要以诚信正义来作为处世的准绳。

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

想要完成霸王功业的人，必定是能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胜利的人，必定是个强者。能有强大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必定是个得人心的人。能够得人心的人，必定是个自身修养有收获的人。所以人心性的修养是自我修养的根本，自我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世上没有自我修养有所收获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放弃自我修养却得人心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务必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又在于使人民财物充足；而财物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能侵夺农时；不侵夺农时取决于减少徭役兴建之类的事；而减少这类的事又取决于人的节欲观念。而节欲观念的形成建筑于人对清淡恬静天性的返归。没有摇动了树的根部而树梢却静止的事，也没有弄浑浊了水源而让流水清澈的事。

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官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

所以了解人性真情的人是不会去做人性所不允许做的事；懂得命运实情的人是不会忧虑命运中无可奈何的东西的。所以不修建高大宫室，原因不是爱惜木材；不铸造大型钟鼎，原因不是珍惜铜铁等金属，只不过是遵循天性命运的真情来做事而已，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榜样。现在人是眼睛爱看五色、嘴巴爱尝五味、耳朵沉溺于五音，这眼、耳、鼻、口争着享受、舒服，以至伤损了人的本然天性，每天产生邪念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体都治理修养不好，又能把天下怎么样？所以将自身的修养掌握好了，那么教化民众就可以得民心。

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身，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铀、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间，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毁鼓，僵五兵，纵牛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沤而乐之，诸侯执禽而朝之，得民心也。

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只拥有天子君位权势、得到传国玉玺和图籍、获得帝王之尊号，而是说还要能够充分运用天下的力量并得到民众的支持。纣王掌握的地域国土，东到东海，西至流沙，南到交趾，北至幽都，军队从容关可以布防到浦水，士卒达十万之多，可是这些士兵最终调转弓箭、倒戟攻打纣王。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掉动白旄指挥士兵，纣王的部队就土崩瓦解，败逃投降。纣王徒有南面称王的虚名，却无王者君主应有之德，这就是纣王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桀、纣算不上是真正的王，汤、武赶他们下台也不算是放纵犯上。周国处在酆、镐之地，面积不过百里，可是在牧野誓师讨伐纣王，攻占殷都朝歌，朝拜成汤的庙堂，旌表商容的故里，修固比干的坟墓，将箕子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推翻纣王的统治以后就折断鼓槌、毁坏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放走从军的战马和解放运输的牛，使之能用到生产劳动中去，插上笏板而治理天下，老百姓纵情歌唱庆贺，诸侯带着珍禽前来朝贡，这就是由于周武王得民心的缘故。

阖闾伐楚，五战入郧，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至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灵工作章华之台，发乾黔之役，外内搔动，百姓罢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饿于乾谿，食莽饮水，枕块而死。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汤处毫七十里，文王处酆百里，皆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行可夺之道而非篡拭之行，无益于持天下矣。

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五次攻入楚都郢城，焚烧粮仓中的粟米，砸破刻有九龙的编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阖闾还住进了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随之逃亡随国，国内的百姓父老兄弟们扶老携幼跟着昭王逃难，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与敌人吴军对抗，同心协力为昭王拼命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领来统帅布阵指挥，百姓们都各自拼死搏击，最终击退吴军，收复失地。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发动乾谿战役，引起国内外震动，百姓疲惫不堪，王子弃疾利用了百姓怨声载道的机会，拥立公子比为楚王，百姓们都甩手背离了楚灵王，楚灵王在乾谿挨饿，只得吃野草、喝路边的污水，最终倒在田野里死去。楚国的江山没有改变，土地面积也没有缩小，百姓的性情也无大的改变，在楚昭王统治时代，人们愿为昭王这样的君主献身，但在灵王统治时期，人们却背弃了灵王离开了他，这是因为一个得民心一个不得民心的缘故。所以如果天子得道，这边远的四夷都成为天子的藩卫；如果天子失道，就以诸侯国为边防了。如果诸侯得道，四周的邻国也都会保护他；如果诸侯失道，就只能以自己的边境为边防了。所以商汤处在亳这个地方时，土地方圆只有七十里，文王处在酆这个地方时，面积不过百里，但他们都能使天下人令行禁止。到了周王室衰败的时候，戎族敢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掳劫凡伯而去。所以得道的君王能凭借仅有的百里地盘对诸侯发号施令；失道的君王就是占据整个天下还会害怕像冀州这样的一个州的诸侯。所以说：别指望人家不侵夺你的天下，如自己站稳了，你所治理的社会就不易被人侵夺。反过来说，你自己走的是一条通向绝亡的道路，却还要非议别人的反抗行为是篡位弑君作乱，这对保护天下到底有何益处呢？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脯，从冥冥见炤炤乎！从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者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

人所以能生存，是依赖于衣和食。现在将一个人囚禁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即使用美味佳肴来供养他，用绣丽的衣服给他穿，他也不会欢乐，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耳朵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寂寞无聊。假若在黑暗的房间里挖个小孔，能让他看见外面下雨的雨点滴落，他都会快乐地笑起来，更何况敞开房门打开窗户，让他能看到光明世界呢！从原本一片黑暗中看到外界的光明世界都喜不自胜，更何况让他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出来到敞亮的厅堂上，看到日月的光辉呢！见到日月的光辉都心情开朗快乐，更何况登上泰山，站在石封上，眺望八方极远的地方，仰望犹如车盖的天穹，俯视犹如彩带的江河，万物尽收眼底，这样的快乐难道不是更大么！

且聋才，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夫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瘖者不言，聋者不闻，既瘖且聋，人道不通，故有瘖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瘖聋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元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浅，而物变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夫物常见则识之，常为则能之，故因其患则造其备，犯其难则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

那聋子，长着耳朵却不能听见声响；那盲人，生有眼睛却看不到物形。语言，是用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听闻，是让自己了解他人思想情感的。哑巴不能说话，聋子听不见声响，又哑又聋，就无法和人们交流沟通。所以患有聋哑病的人，即使是倾家荡产出钱求医也在所不惜。难道现在只有身体上的聋哑者吗？不，实际上人的心志思想上也有聋哑的表现。手指痉挛弯曲，没有人不想将它弄直的；可是有些人心眼思想上有堵塞、聋哑，却没有人设法将它打通：这种人就是不知道以类相推的方法。观察研究六艺的广博崇高，又详细穷尽道德的深邃妙旨，让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无上顶点，下至无底的界限，远达无际的极限，翱翔在无形之中，比四海广宽，比泰山崇高，比江河更丰富，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间无所乖隔，怀着这样的胸襟眼界来看世界，哪能不伟大！人所知道的事情很肤浅，而事物的变化又是无穷的，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知道了，这并不是智慧增长的缘故，而是通过学问增加知识的缘故。事情经常见到就能认识它，事情经常做就可以学会它。所以经常被祸患所困扰就懂得如何防范它，经常遭受困难就知道如何处理它。一个人能够在短暂的一生里学到千年的知识、通达古今，虽然这些知识从未改变过、历来如此，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些掌握千年知识、通达古今者是没有道术的人？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悦；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以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缨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

人想知道高低但又无法知道高低，这时你教他使用管状水平仪来测量高低，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轻重但又无法知道轻重，这时你教他使用秤来称轻重，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远近但又无法知道远近，这时你教他使用望远镜，他就会很快活；更何况能应付万方而不穷尽、遇到大难而不惧怕、碰到烦缪而不迷惑，晏然自在，这样的快乐高兴，又哪里是一丁点的快乐所能比拟的。那“道”，有形的事物都由它产生，它如同万物之父母，与物关系密切；世上吃谷、食气者都受“道”的支配，它如同明君，给予的恩惠实在是多；诸多的聪明人都学习“道”，它如同良师，给人的知识实在渊博。射箭者多次射箭都射不中，这时人教他使用瞄准仪，他就会很愉快，更何况制造生产仪器的人呢！

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嘻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戈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也，犹瘖聋之比于人也。

人没有谁不知道学习是有好处的，但就是不去做，这是因为平时的嬉戏娱乐害成这样子。人又大都以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才智无法广博且一天天贫乏起来。如果用开凿养鱼池的力气去耕辟田地，这田野也一定会开辟得很好；如果用堆土积山，修筑高台的功夫去修建堤防，这水也一定会治理得很好；如果以饲养狗马鸿雁的巨资来供养士人，这名声也一定相当荣耀；如果以平时射猎博弈的时间来诵读《诗》《书》，这学问知识一定相当广博。所以说，学习与不学习相比，就像正常人和聋哑人相比一样，差距甚大。

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构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未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未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未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草木，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未。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于本则折，尾大于要则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未，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

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够明白天人关系，通晓治乱之根本，用平和的心态、清静的头脑来思考，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也可谓掌握了事物的要略了。天地自然所营造化育的是禽兽草木；人类社会所制定的是礼节制度，还建造了房屋宫室，制作了舟船车辆一类的器具。作为治国的根本是仁义；作为统治的枝末则是法度。凡是人们用来求得生存的是根本，而那些促使人们走向衰败的则是枝末。本和末是建成一体的，对两者都珍惜是人之天性。将“本”放在首要地位，把枝末放在次要位置的人可算是君子；而用枝末的东西损害根本的东西的人称之为小人。君子和小人在其天性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先本后末”，一个则是“以末害本”。草木常常以粗大的为根本，细小的为枝末；禽兽又常常以大的为头、小的为尾。草木如果枝末比根本粗大，就会折断；禽兽如果尾大于腰，这尾巴就摇摆不动。所以动物从口中进食就会全身肥壮；草木灌溉它们的根部，就会枝繁叶茂。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是有本有末，养育它们又是有先有后，人对于社会的治理难道就能够没有头绪？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根本，现在如果人们不懂得致力于根本，却致力于枝末的话，那就等于是放弃对树根的浇灌而去浇灌枝叶，做的是一件蠢事。

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不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

再说法度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如果我们看重法度而轻视仁义，那就好像看重鞋子帽子而忘记头足，做的也是一件蠢事。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基础，想不加厚基础就扩建房屋，这房屋是要毁坏的；想不加宽基础就增高房屋，这房屋是要倾倒的。秦始皇赵政不增强德政却在一些枝末事上积累加码，所以被推翻；智伯不施行仁义却致力于拓展地盘，所以也被消灭。《国语》上说：“不加强它的栋梁，就承受不住重压。没有比国家更重的了，也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一国君主和他的臣民的关系，就像城墙和墙基的关系，又像树木和根基的关系，根扎得深这树木就牢固，墙基砌得好这城墙就坚实。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辩，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呕，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瞑目裂毗，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弃冕铬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

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普天下适用的法则，是治国的准绳。现在看来，商鞅的《启塞》，申不害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都是一些随手捡取的权宜之术，适用于一时，不是治国统治的根本方针、不反映社会世事的一般规律，也无法被人广博采纳和广泛流传的。楚国令尹子囊以败逃保全了楚国，但是败逃不能成为保全国家的一般规律；弦高以欺诈保全了郑国，但欺诈不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常用手法。现在那《雅》《颂》等诗歌，其诗的辞言都是人在真纯情感基础上抒发写成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能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能亲密相处。所以那《韶》《夏》等古乐，其乐声浸泽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如果取用怨思之声，用管弦乐器弹奏出来，听的人就会不是淫乱就是悲凄。这样淫乱就打乱了男女界限、悲凄就感染了悲思气氛，这哪里好称得上是音乐呢！赵王迁被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因思念故乡而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这诗歌的人无不落泪流涕。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无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将这类诗歌作为乐歌在宗庙里演唱，这哪里算是古代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和大车，可以使用而不宜过分喜爱；大羹的味道，可以食用但不宜过分嗜好；红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弹奏出的乐曲，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宜沉浸在欢快之中。所以无声的乐音是用来修正悦耳的乐曲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和味重的食品的；淫荡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悦耳清新，美味的食品虽然吃起来爽口舒服，但这些都不值得珍贵。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是不能拿来做榜样仪表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是不能拿来作真理的；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是不能当作正乐的。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张仪、苏秦五位先生的言论，只是一些便于巧辩而随手拾取的、适宜一时的权宜之术，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

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故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而之行也。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大息而抚之，所以防淫辟之风也。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机而实衰也。巧诈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而神德不全矣。

圣明的君主在实施政治教化时，必定审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颁布法令确立规范时，也必定弄清事物的本末关系，不只是依据一事防备一物就算了。看到事物的开始就考虑到它的成功，观察到事物的源头就掌握它的流变，所以能够广泛实施而不会枯竭，又历时久远而不受污损。河水发源于山中而流入大海，庄稼生于田野而储藏在仓库，圣人看见事物的产生便知道了它们的归宿了。所以虞舜把黄金深藏在险峻的山里，是为了堵塞人们贪婪卑鄙的欲念。仪狄酿造出酒，禹品尝以后觉得味道甘美，于是放逐了仪狄并且禁绝美酒，禹王这样做是为了制止沉溺美酒的风气流行。师涓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的歌曲，师旷听了在一旁说：“这是纣王时的亡国之音”，并叹息着按住师涓的手不让继续弹奏下去，这是为了防止淫邪风气的流传。所以人民读懂了书、道德就会衰败，懂得了术数、纯厚就会变薄，知道利用券契、信用就会衰退，掌握了智巧、诚恳就会衰亡。巧诈藏于胸中，纯白洁净的品性就不完备、神圣清静的德行就不完整。

琴不呜，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轴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

琴瑟本身不发乐声，但它的二十五根弦则各按自己的音调而应和；车轴自己不运转，但车轮的三十根辐条则各用自己的力量使车轮运转。琴瑟的弦有它的粗细紧松，这样才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车子的各部位有它的劳逸动静的功效，这样才能使车子长时期运转。使琴弦奏出声音的是不发声的琴身，使车子运转于千里之外的是不转动的车轴。以此推理到社会，君臣异道各司其职，这国家就得以治理；君臣同道职责不分，这社会就会混乱。地位高道术深的，臣民就服从；责任重道术浅的，就有凶险。所以贪图小的快乐伤害义，玩弄小的聪明损害道，小的巧辩危害治，苛刻凶狠伤害德。而伟大的德政无凶险，所以百姓民众容易遵循；最好的统治宽松缓裕，所以下层百姓不相争斗残害；最精诚的忠实返回朴素，所以民众不奸邪。

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秧之法亡秦，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习于行陈之事，而不知庙战之权也。晋献公之伐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苏叹之，见其四世之被祸也。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非不捷也，而于肯忧之，见其必擒于越也。小白奔宫，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鲍叔、咎犯随而辅之，知其可与至于霸也。勾践栖于会稽，修政不殆，谟虑不休，知祸之为福也。襄子再胜而有忧色，畏福之为祸也。故齐桓公亡汶阳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晋之地而亡。圣人见祸福于重闭之内，而虑患于九拂之外者也。

商鞅为秦国设置犯罪株连的法令，因而百姓们怨声载道；吴起为楚国制定削减爵禄的法令，因而功臣们纷纷背叛。商鞅之立法、吴起之用兵都是天下最杰出的。但就是商鞅的严刑苛法使秦王朝灭亡，这是因为商鞅只知道依靠法令的条条框框这样的文字来执法，而不懂得治与乱的根本之所在。同样，就是吴起的军事用兵削弱了楚国，这是因为吴起只熟悉布阵打仗的事，而不懂得宫廷的权谋。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他的女儿，这骊姬不是不美艳，但史苏就为此事而感叹，这是因为他已预见到晋国四代将要蒙难。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又在黄池战胜晋国，这不能不算捷报频传，但伍子胥就为此忧虑，这是因为他预见到夫差必被越王所擒获。齐国公子小白逃亡莒城，晋公子重耳流亡曹国，不能不算困窘，可鲍叔跟着小白，咎犯跟随重耳，并辅助他们，这是因为鲍叔和咎犯知道小白和重耳终有一天能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退守栖身会稽山修政处事毫不松懈，谋划复兴从不停止，这是因为勾践知道祸会向福转化。赵襄子伐狄连胜两场却面露忧色，这是因为襄子担忧这福会转变成祸。所以齐桓公丢失汶阳却反而称霸，智伯兼并晋国却反遭败灭。圣人能从重重叠叠的现象背后看到祸福的转化，并能考虑到曲折乖戾处的祸患。

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无褥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跳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初絻而亲迎，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讐之怨。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隙，材一物而生万叶者，所凿不足以为便，而所开足以为败；所树不足以为利，而所生足以为秽。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库者，为其来岭穷也；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搏鸡也。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亡于彼者。故行棋者，或食两而路穷，或予踦而取胜。

原蚕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不是说不想两次获利，但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禁止这样做，因为两次收获会影响桑树的正常生长。离谷比稻谷先成熟，但是农夫就是锄掉它们，这是因为不要因获小利而影响大的收获。家里老人吃不同的饭菜，用不同的餐具进食，小辈儿媳赤脚送食物到厅堂，跪着给老人长者斟倒羹汤，这样做不是不费功夫，但就是不省略这些礼节，这是因为省略这些礼节就会伤害义理。由媒人说媒订婚约，男女双方聘纳礼品后才能娶走媳妇，男方家人还得穿着礼服去迎亲，这样做不是不烦琐，但就是不能变更这些礼仪，这是因为用这些礼仪来防止淫乱的。让百姓们互相暗中监视，谁犯法便马上报告，用这种方法来举报案情，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好采用，但就是不采用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采用这种方法会损伤到百姓间的和睦关系，并使仇怨由此结下而无法解开。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凿一小孔就会导致由此产生的百处缝隙，这就好像种下一树苗便会长出千枝万叶来一样。开凿出一小孔不足以会引出什么事来，但随之引出的百余处缝隙就足以将整个事情搞坏；栽下一树苗不足以有什么收益，但随之生出的繁枝则足以引起麻烦。愚蠢者常常被小利所迷惑，从而忘记有可能带来的祸害。菖蒲虽然能除去跳蚤和虱子，但人们不用它来编席子，因为它会招引蛉穷虫；狸猫能捉老鼠，但人们不会让它在院子里挣脱跑开，因为它会吃掉鸡子。所以有些事利小而危害大，有些事是这里有所得而那里有所失。因此有时候下棋，贪吃了对方两子，反而使自己无路可走，但有时候让对方一着棋，反而取胜了。

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悸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讙兜，何迁有苗。”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

贪利占小便宜的行为是不可以算作德行的，同样，依靠智巧心计办事也不能算作法则的。所以仁和智是人的美好资质。所谓仁，就是爱人；所谓智，就是了解人。爱人，就不可能滥用酷刑；知人，就不易引发动乱。根据礼仪法度治国，就不会发生荒谬之事；不滥用刑法，就不会有暴虐的行为。上面没有烦琐杂乱的管理，下面没有怨声载道的情绪，那么社会各种灾害容易被消除，而中正平和的局面就会兴起。这就是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书》说：“能够既圣明又惠仁，黎民百姓就缅怀追随他，哪用为讙兜忧虑，哪用迁徙有苗！”智伯有五种过人的才能，但仍免不了死在他人手里，这是因为他对人不仁爱。齐王建有三种过人的技巧，但仍被秦国俘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贤能。所以没有比爱人更伟大的，智没有比了解他人更大的；仁和智都不具备，即使审察聪慧敏捷灵巧，勤劳辛苦，也不免出乱子。 

卷二十一 要略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未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汜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著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洽五脏，瀸渍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览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但造化之母也。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 ，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桥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读奎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坍之朕，所以令人无观博见者也。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阴阳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未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搏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淫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 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入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汜论》者，所以箴缕绦缴之间，攕楔唲龋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曮睨，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氾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者，所以竅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肩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堕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惬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扶，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掌摹以自几也。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上，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抵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阴、阳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场至和，而已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水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记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未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宿乎昭明之术矣。

概括著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著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交，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裙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木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的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挑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姚，润万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大道的学问是最深的，所以要多多的替它说明，以便表达它的实际情况，万物是纷坛复杂的，所以广博他为它论说，以便通达它的意旨。辞语虽然曲折而又很散乱，纷纭交错而又遥远松缓，所用来淘汰清除个人的旧有的牢固观念，使他们没有凝结闭塞，那么掌握大道而不会松散。在长江黄河中的腐烂尸骨是数不清的，但是祭祀的人要从中汲水，因为它广大；一杯白酒，苍蝇淹没在其中，一个人都不去品尝，因为它狭小。果真能够通达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概得到要领，可以用来通达九野，取道十门，把天地排除在外，开合山川，对于自由往返于人世之间，执宰万物之形，也可以说能悠闲自得了。如果能象这样，到达日月而不会有光亮，润泽万物而不会消耗；漫布大地啊，而润滑万物啊，完全可以用来观览一切了。深远无边啊，可以遨游在广阔无垠之源啊！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剖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歧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沉溺于淫乐美酒之中，宫廷之中竟象市场一样；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四代积累善事，修治德行，推行大义。处在岐周之地。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了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大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撮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个义，誓师牧野，以践天于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工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抱，措饬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周武于立国三年而驾崩，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执政。蔡叔、管叔辅助约王公子禄父，想要举行叛乱。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用来安定周王室，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大叛乱。周公担心争斗不停止，臣下危及天子，因此便把军马释放到华山，把牛散放到桃林；把战鼓打破，鼓槌折断，身插笏板而朝见，以便安定周王室，镇压安抚天下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象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隅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著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辩，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呜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的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子者，韩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 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它极为有利方便，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览靡，弃其畛契，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至于象刘氏的著述，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规，度量形体而施予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皇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而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