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武松墓图片:名将王耀武 58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8:40:44
从徐州出来，何应钦、王耀武、穆忠恒等人便直飞济南。在济南呆了两天，何应钦准备回去，走前他又和王耀武推心置腹的长谈了一次。何应钦说：“我看济南是我们薄弱的一环，我回南京，你就不要跟我回去了，留在这里熟悉一下情况。你再找李延年商量一下空运部队保密的问题。以目前的情况看，共军的力量优于我们，济南四面楚歌，处在孤立状态中，如不增加部队，前途并不乐观。”王耀武见何应钦已经说到这份上，也索性问道：“以您的判断，国共两党是不是真的要大打出手了？”何应钦哼了两声，不以为然的说：“抗战胜利，不管是大胜还是惨胜，总归是胜了。人家如今的地位算是高高在上，我们这些人的话何敢上达天听？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白崇禧）、陈辞修（陈诚）也坚决支持，我还能说什么？白健生要打有他的小算盘，一则他的确与中共势不两立，再则只有打，他的广西才有立足之地，否则将来难免不成为龙云那样的下场。至于陈辞修嘛??????。”何应钦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陈诚主张打迎合蒋介石的主张，其目的自然是标准了第二号人物的位置。 何应钦：“我也不认为国共两党能靠和谈维持局面，两党之间非武力不能解决。只是陈辞修将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别人不清楚，我们自己还不清楚吗？不到半年的接收，各路大员日进斗金、盆满钵满。岳武穆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天下可致太平。如今文官也爱财，武将更爱财，这样搞下去还能跟人家真刀真枪的较量吗？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时间可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王耀武：“富贵乡是英雄冢，学生一直以为不如割划出几个地区交给中共，偃武修文、歌舞升平是一把双刃剑，割伤我们的同时也在割伤中共，温水煮青蛙都是一样的效应。如今政协会正在召开，拿这个东西当个法宝祭出来，挟天子令诸侯，讨不从命，岂不更好？一俟我们内部整理完全，到那时再和中共动手也不迟。”何应钦：“你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现在连于大胡子（于右任）都开始欢呼‘蒋主席万岁’了，他是越来越喜欢听这一套了，有人喊万岁，就会有人跟着喊万万岁的，你要是跑过去跟人家说人固有一死，那还不要闹个灰头土脸回来？万寿无疆，岂不知每逢万寿必无疆的道理？所以，我是决计不开口了，看看他们如何收场。” 何应钦要王耀武同李延年商量秘密运载部队到山东事宜，其实谈何容易，这位李延年首先就是王耀武掌管山东的最大拦路虎之一。李延年是山东地区的受降官，本以为可以就此独霸山东，所以，在山东各处多次安插人马，还大肆狂捞钱财，一时搞的有些天怒人怨。山东人骂他“延年不益寿”。而且，就在蒋介石安排王耀武掌管山东的命令下达后，李延年仍旧赖着不走，尽量拖一天是一天。李延年做过王耀武的长官，又都是山东同乡，王耀武自然不好硬赶他走。 就在这时，下面的人来报告说吴化成到了济南，随时等候召见，王耀武要吴化成马上来见。此前，对于山东的政情，王耀武自己做过研究，在穆忠恒那里也专门了解过。在眼下，山东地方上有三个实力派，一个是吴化成部，一个是齐子修部，一个是张天佐部。这三支地方实力派中，吴化成势力最大，而且和自己最为相识，抓住了吴化成一部，剩下的两支对付起来就会比较从容。但是，吴化成在这三股势力中，名声也是最臭。他帮助日本人大肆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制造“无人区”，八路军鲁中军区三次发动“讨吴战役”，打得吴化成抱头鼠窜。1945年10月，吴化成秉承国民党顽固派的意图，突然向山东界河一带发动进攻，被陈毅指挥的新四军打了一个狠狠的伏击，麾下两员大将一个被击毙，一个被俘，死伤人马数千，伤了元气。而且，这次挨打之后，国民党当局并不给吴化成任何补充，包括坐镇济南的李延年，本来答应给吴化成的一个旅的编制也矢口否认，气的吴化成躲到了北平城不再露头，直到听说王耀武要飞来济南就任，这才重新出来转悠。 王耀武表面上不动声色，听吴化成谈价钱。吴化成也没客气，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个是尽快安排自己和戴笠见面；另一个是给他和他的手下一个体面的名义，至少不能低于郝鹏举。还有就是穆忠恒不能难为他，因为当初穆忠恒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吴化成给他找了不少的“麻烦”，穆忠恒对吴化成恨之入骨。对于吴化成提出的三点要求，王耀武觉得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没有问题，只是第二点有些难度。1945年9月中旬，陆军总司令部编发《伪军整编方案》，确定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丁默村、叶蓬、任援道、鲍文樾、门致中、李守信为“路军总司令”级别的，即所谓十大汉奸，其中郝鹏举排名第四，被李品仙、穆忠恒隆重推出，而且穆忠恒之所以被李品仙看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和郝鹏举不俗的交往所致。 至于吴化文、孙殿英、徐朴诚这些人算是二流汉奸，发表为总队司令。但十大汉奸中，庞炳勋后来不干了，叶蓬、丁默村给毙了，鲍文樾是个空架子，所以，吴化成曾经有过争取得到路军总司令的机会。特别是9月下旬，吴化成和郝鹏举、孙殿英他们一道去南京见过何应钦，只是这次见面中，何应钦虽然对他们慰勉有加，给了纵队司令的头衔。但那时候，刘宇驰还没有自投罗网到吴化成的门下，吴化成跟何应钦毫无一点瓜葛，够不着，而且戴笠还不在南京。最麻烦的是军政部部长兼后勤总司令陈诚极其厌恶这些汉奸武装，他亲自下令不准供给他们后勤装备，而且明确表示伪军不能作为国军的成员，叶蓬就是陈诚坚持下给枪毙的。吴化成一想，这要是在南京呆久了，什么时候让陈诚给想起来，那就不是纵队司令不司令的事了，那是脑袋保不保的事了。 何应钦翻了两页，就表态说：“这样吧，等李延年和你把空运部队的事办完以后，我就让他墨三那里，山东的事由二绥区全权负责。”王耀武还把刘夷的情况也做了一个汇报，何应钦：“不争气的东西，佐民，你也是办了件好事，否则刘经扶真是没法下台阶了。暂时由你看管，以后再研究。”
1946年2月初，王耀武从济南飞回武汉，开始大量运送原属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各色人员以及直属部队到山东。此前，蒋介石已经命令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以及李弥的第八军空运济南，加强山东防务。 然而，这些部队到了山东以后，王耀武发现，这些人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扯蛋的。第十二军和第九十六军装备差、素质低、战斗弱，不值一提。第八军李弥所部号称精锐，可桀骜不逊也是出了名的。李弥是一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比较有特点的人物，他在黄埔四期时跟林彪是同班同学，而且和林彪一样，一生跟“走”结下了不解之缘。李弥老爹被官府陷害关在狱中，李弥深夜救父，老爹不愿意跑怕弄假成真，李弥却从此离开家乡投靠滇军。“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朱德劝说李弥留下来，李弥却拔腿就走。“小淮海”的时候，黄百韬撤到碾庄，李弥看到解放军来势凶猛，就劝黄百韬说：“老大哥，走吧。”黄百韬还硬撑着：“消灭他几个纵队再走。”李弥便先跑了。以后陈官庄被困、云南被劫，李弥都能一跑了之。而且，李弥的走或者跑，国民党军内部是出了名的追不上。有一年，陈诚包围缴械张英的五十九师，李弥正好当团长，还正好打摆子，一听陈诚的人马扑上来了，当时就翻了，领着全团的人马冲了出去，陈诚恨极了，派人一路狂追，愣是追不上。李弥不但跑，而且沿途贴上标语“欢迎陈军长”，气得陈诚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问李弥为啥不听招呼，李弥回答道：“校长训练学生是要学生打仗还是要学生缴械？”蒋介石竟不再追究责任。除开李弥这样的刺头，山东境内还有夏楚中这位“事儿妈”。夏楚中是陈诚“土木系”的主要骨干分子，他和陈诚的订交可以追溯到陈诚初任十八军军长之际。当时，陈诚虽然被蒋介石提拔为十八军军长，可手中只有十一师。后来又把钱大钧的教导三师编了过来，改称第十四师。但原三师里面的团长不服陈诚，准备拉出去继续推戴钱大钧。夏楚中作为知情者很快向陈诚告密，从而使陈诚摆脱了一次重大危机。从此以后，陈诚对夏楚中另眼相看，一路提携，一直升到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此人尽管心胸狭窄、作风跋扈，可私生活上却相对比较检点。而夏楚中性好渔色、生冷不忌，陈诚却百般容忍，视而不见。 这且不说，蒋介石还给王耀武配了一位“可人”的副手即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人称“李大哥”。李仙洲比王耀武大了整整十岁，黄埔一期出身，爱吃水饺。（陈毅说过：“李仙洲是山东人，爱吃水饺。”）早年很有血性，济南惨案发生时，李仙洲向刘峙请命要跟日本人拼了，未获批准。李大哥相貌堂堂、豪饮异常。1985年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跟王春景交待说：“先父（杨虎城）的老朋友李仙洲委员要来北京开会，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他个人有点事，我忙，请你帮他办办，让老人家满意。”王春景就问李仙洲有什么要求，李大哥一张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要做套衣服，再有就是弄两瓶好酒喝喝。因为茅台酒太贵，李仙洲怕喝不起，但王春景给他提了内部优惠价，李大哥当场拍板：“如果这样，我要茅台！”王春景后来拿来两瓶茅台给李仙洲，李大哥说了，喝一瓶，留一瓶，王春景又告诉李大哥，我再给您准备两瓶，这样子李大哥高兴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李仙洲在蒋介石的秤盘子上还是有些斤两的，这主要和李仙洲帮助蒋介石摆平胶东军阀刘珍年有关。李仙洲被派去刘珍年的旧部当副师长，李大哥为人豪爽，以酒会友，下面人跟他很投脾气。而且，李仙洲不嫖不赌，这在旧军队中是鹤立鸡群的，一来二去，刘珍年的旧部不再强项，蒋介石便把李仙洲扶正，当了师长。蒋介石后来夸奖李仙洲是用“厚朴”“感格”了军阀的武装。1933年，李仙洲在庐山受训，洗冷水澡被蒋介石、宋美龄给看见了。李大哥惶恐不已，哪知道老蒋上来就说：“山上气温低，不比山下，你这么用冷水大洗，容易生病的。”还专门把李仙洲叫到自己的住处，嗔怪道：“你有难事为何不对校长说？”李仙洲还撑着说没难事。蒋介石索性帮他捅开：“令堂生病，令妹出国，缺少资金，对吧？”李仙洲只好承认不愿麻烦“党国”。蒋介石批了两笔钱，一笔5000元给李仙洲的老母看病，另一笔3000元给李仙洲的妹妹出国，老蒋说了：“党国还缺你这点钱？” 李仙洲的为人是没说的，可能力到底还是差了不少，蒋介石有一次气得在电报里骂李大哥“非革命军人”。
军事上是这么安排的，党务和政府系统，蒋介石给山东派了两员大将，都是CC系统出来的，一个是就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一个是就任山东省省参议会议长的裴鸣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民主革命时期的党，普通党员中的信仰或者说遵从要比上级组织中的部分领导成员要坚定。
我们可以从中统、军统破获的几次重大组织案件中发现，几乎这两起主要案件的着眼点都是出现在上层领导人的身上，而且一旦被捕，马上叛变，相比较这些人，反倒是下层更顽强。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给王耀武预先布置下的班子成员不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都下了一番苦心。可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夏楚中、李弥这些人王耀武别说指挥，就是商量都要费上些许周折。庞镜塘、裴鸣宇长期把持党务系统，利用地方喉舌钳制舆论，省政府下发的施政方针如果不对他们的脾气，那是休想通过的。可以说，从一开始，王耀武就撞进了一个笼子里来，尽管这个笼子一开始就标明是为了襄赞王耀武把守山东而造就的。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王耀武也日渐清楚，这个笼子同时也是为王耀武或者说包括王耀武在内的一批地方诸侯们量身订做的。最高当局是既要他们跑得快，也要他们不能脱缰，永远在这个笼子里做到惟命是从。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在山东老家立下根本，王耀武也有几招等着派发。首先确立的是要拱走夏楚中，拉住李弥；其次，笼络地方派，对吴化成、张天佐、齐子修三股势力分门别类、对症下药；第三，利用三青团打压CC。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本应对外烧，不料却从内部先烧起来了。 实际上，国民党完蛋的原因，我以为当代有两位学者说得很好。
一个是胡绳，一个是王奇生。
胡绳说过，国民党为啥完蛋？在农村不照顾农民，在城市不发展资本主义。
王奇生也说过，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所谓派系啊，所谓山头啊，所谓内讧啊，其实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惨烈程度甚至赶不上历史上的一些封建割据政权邪乎。
说到底还是一个“权”字，权没有紧握在手，所谓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你可以不照顾农村，也可以不照顾城市，但你要照顾权力，这就是王奇生说的“弱势独裁政党”。即便是封建割据政权，如果照顾到了权力，存活时间也会超过二十二年的。 为了应对眼前的复杂局面，王耀武请来一个半人作为助手，帮助他解决一系列难题。为什么说是一个半人呢？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来山东一半原因是自动请缨。这个一个半人是谁呢？一个人是俞济时的兄长，俞济民，到山东担任鲁东行署主任和山东省政府委员。半个则是严子庸，严子庸自调离湖南以后，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工作，襄助蒋经国整理团务。蒋经国派严子庸到重庆兵工厂一手抓基层团务，一手抓工运。严子庸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干过纱厂、钢铁厂。所以，在重庆兵工厂搞的比较有声色，将康泽的势力打得抬不起头来。蒋经国考虑到严子庸的能力，给严子庸三个位置供他选择，一个是台湾省工会特别党部负责人，一个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团部组训处负责人，一个是驻日本通讯社负责人。 严子庸选了第二个职务。蒋经国问他为什么？严子庸说：“山东密迩京畿，且又是中共盘根错节之处，如果不早为之计，将来必落入人手。”严子庸和蒋经国探讨他的去向的时间是1945年10月，蒋经国对他的这番话并不是特别重视。因为在当时，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很多国民党人都在抗战胜利的欢笑声中暂时陶醉了自己的头脑。即以蒋经国为例，抗战胜利不久，他就钻入富贵温柔乡，与黄杰等人夜夜笙歌、不醉不归。据黄杰的部属、原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部总队副总队长、陆军编练司令部参谋长程炯回忆：“蒋经国在抗战结束回到南京后，生活十分腐化，日惟沉醉于声色犬马的角逐中，这点恰与黄杰相投。他们常常联袂参加某些高级舞会和社交活动，当时在南京的所谓交际花或名媛闺秀，几乎都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注】当时像严子庸这样看待未来时局的国民党中青年骨干并不是很多，所以，等到事态逐渐明朗以后，蒋经国格外看重严子庸。只是蒋经国没有想到的是，在严子庸之所以选择第二个职务的背后还有一双推手在运作，这就是严子庸的新欢陶翠儿。 湘西的案子结案后，陶翠儿暂时没有动，严子庸到了重庆不久就派人迎娶陶翠儿。陶翠儿人在重庆，耳濡目染的都是达官显贵们的奔走豪门、灯红酒绿，加上她本来的好慕虚荣、艳羡浮华的性情，很快耐不住寂寞。可是，严子庸手里的活钱毕竟有数，这样陶翠儿只好背着严子庸做了些小“生意”，积累了点私房钱。而且，随着小“生意”的日益盘活，她发现自己的本领其实远不止经营一个小陶然那么局狭，很应该走出一片天地来。在经营自己的小地盘的时候，陶翠儿结识了一位重庆地面上军、商两界都吃得开的女人，她便是沈舒宁。只是让陶翠儿搞不懂的是，1944年9月以后，这位沈大小j姐忽然间蒸发了。直到1945年9月中旬的一天，突然又神兵天降般的回到了南京，沈舒宁告诉陶翠儿，真要想发大财的话，还是要北上，山东、平津这是首选。平津因为已经给军统渗透的差不多了，那么山东自然是最佳去处，而且蒋经国开出的账单中还有山东这个缺分，因此，陶翠儿特别赞成严子庸北上山东，严子庸那时候还不清楚陶翠儿的小算盘，更不知道她已经在背后跟沈舒宁搭上了线。总之，本来是南辕北辙的两辆马车都跑到了山东这一条道上来。 俞济民在浙江始终担任地方官，治理经验比较丰富。但王耀武调他来山东，心里并不是十分情愿。俞济民毕业于北京高等警官学校，为人聪颖、能干，他和王耀武订交很早，俞济民喜好古玩，王耀武投其所好，费了不少周章给他完成了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只是那时的俞济民还不叫俞济民，而叫“熊炳章”。俞济民在浙江一直是王耀武最直接的眼睛，浙江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故土，国民党上层很多大佬的老家，“春江水暖鸭先知”，上面有个风吹草动，最先知道消息的一定是浙江宁波。蒋介石回家探望，俞济民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俞济时安插在侍从室侍卫长室的侍卫们有三分之一的人马都是来自于俞济民的推荐或者请托。因此，侍从室的某些动态，王耀武完全可以绕开俞济时便直接从俞济民那里获得第一手的信息。特别像张英年、安慧民这个案子，就是通过俞济民完成的手脚。 因此，这样一张王牌，王耀武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想打出来的。可按照眼下的布局来看，蒋介石一时半会不能让他脱离山东，这样，山东也就相当于当年的湖南，既是一个死地，也是一招活棋，只有用人得法、用人得当，才能走出这个格局。山东在王耀武看来，是一个“四战”之地，形如三国时代的荆襄九郡。一方面是中共铁打的根据地，一方面又是国民党上层齐聚的经营圈子，陈诚派陈宝仓、陈果夫派齐鲁公司、蒋介石派陈舜耕以及后来毛人凤派赵铁夫，他王耀武纵然千手千眼，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所以，他只能压上俞济民这样的王牌人物，震慑各方势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素来看重内在情报资源的王耀武来说，等于是饮鸩止渴。 除了俞济民、严子庸的到来，王耀武还急忙从上海、南京将白文冰调回。因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另外一只手——第四兵站总监部还操持在陈诚的亲信陈宝仓等人手中。陈宝仓此人，王耀武是打过交道的，在王耀武看来，此人不好摆弄，当初同意他到第四兵站总监部，一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从胶济接收特派员位置上过来的，而且又是陈诚的亲信，不好硬驳。二则便是利用他抵消安慧民到任的可能性。现在第二种可能性早已随着安慧民的被处决而消失，倒是此人的不听招呼、事事阻挠让王耀武大伤脑筋。所以，他叫白文冰赶快回来。按照王耀武的原意，他不准备再让白文冰回到他的身边来，一个是抗战胜利后，接收的新资产需要白文冰这样轻车熟路的人去代为管理；再一个便是他不想让这个参与过多次密勿的人成为安慧民第二，尾大不掉。只是当前，用人孔急，已然顾不得这些，俞济民、白文冰，王耀武散在外线作战的两只眼睛都给收缩到了山东，力度之大透着他一股股的无奈。 王耀武戎马生涯二十年，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俞济民、白文冰乃至严子庸这都是爪牙，执掌军队，他需要的股肱、臂膀。以前，他在七十四军的时候，麾下有邱维达、罗明理、周志道、张灵甫、李天霞等人，现在到了山东，名义上统辖第二十集团军夏楚中部、第八军李弥部、第九十六军廖运泽部、第十二军霍守义部、第七十三军韩浚部、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1946年10月又来了整编第四十六师韩练成部，包里归堆差不多有八个军之众，比起他在雪峰山会战时统率的部队数量翻了一倍。可仔细研究下来，二十集团军的三个军，阙汉骞的五十四军他是一丁点也指挥不动的。第九十六军军长廖运泽跟王耀武还真是颇有渊源，当年廖运泽是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生分队队长，王耀武在他的手下，论起辈分来，王耀武该叫他一声老大哥，廖运泽跟李仙洲的关系特别好。应该说在二绥区里，廖运泽是李仙洲、穆忠恒以下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可廖运泽压根就不准备让王耀武信赖或者信用。 廖运泽出身于“起义世家”，他老爹廖子宾当初就参加过熊成基的新军起义，廖运泽的堂房哥哥廖运周是响当当淮海战役前线起义的师长，因为他的起义动摇了十二兵团的军心，让陈诚的这支骨干走向玩完。廖运泽的亲哥哥廖运升于1949年在浙江起义。廖运泽本人也是很“红”的，早年投身反对军阀运动，跟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柯老”柯庆施关系很好，安徽省省长倪嗣冲从芜湖调兵抓人，柯庆施一看到通缉名单上有廖运泽的名字，立马通知他走人，就此去了黄埔军校，在军校经曹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同廖运周、许光达（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商量搞夏收暴动未果，尽管后来脱党，但始终避免同中共正面交锋，连李仙洲请他到山东高就，他为了不同中共发生直接冲突，都予以谢绝。所以，这样的军长和他的部队，王耀武实际上也是指望不上的，而且廖运泽的这一“习惯”王耀武也是有所耳闻的，所以，他对廖运泽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再来看十二军霍守义部。霍守义所部是老东北军，也是穆忠恒曾经亲手指挥过的。但实际上也难以指望。因为霍守义这支人马本来就有“前科”，别说用起来，就在放在一边还要找一帮子人监视他们。现在隶属于十二军的第111师和112师都一度是反蒋抗日的急先锋，其中111师在师长常恩多、处长郭维城、团长万毅等人的领导下率部起义。要说这111师红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111师起义以后，第666团一连连长张振山要拉着全连人反水，暗地里就跟自己的老炊事员徐贵亭说了，老炊事员那是很铁的关系了，可是老炊事员一听这事，前脚跟连长哼哼哈哈的满口答应着，后脚就去了团副指导员那里全盘托出，就此张振山被捕枪决。可见这111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到家了。如今的111师是当初反水跑了的331旅旅长孙焕彩一手搞起来的，虽然老孙是铁杆反共，可战斗力太差，烂泥巴糊不上墙。
王耀武：“富贵乡是英雄冢，学生一直以为不如割划出几个地区交给中共，偃武修文、歌舞升平是一把双刃剑，割伤我们的同时也在割伤中共，温水煮青蛙都是一样的效应。如今政协会正在召开，拿这个东西当个法宝祭出来，挟天子令诸侯，讨不从命，岂不更好？一俟我们内部整理完全，到那时再和中共动手也不迟。”何应钦：“你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现在连于大胡子（于右任）都开始欢呼‘蒋主席万岁’了，他是越来越喜欢听这一套了，有人喊万岁，就会有人跟着喊万万岁的，你要是跑过去跟人家说人固有一死，那还不要闹个灰头土脸回来？万寿无疆，岂不知每逢万寿必无疆的道理？所以，我是决计不开口了，看看他们如何收场。” 何应钦要王耀武同李延年商量秘密运载部队到山东事宜，其实谈何容易，这位李延年首先就是王耀武掌管山东的最大拦路虎之一。李延年是山东地区的受降官，本以为可以就此独霸山东，所以，在山东各处多次安插人马，还大肆狂捞钱财，一时搞的有些天怒人怨。山东人骂他“延年不益寿”。而且，就在蒋介石安排王耀武掌管山东的命令下达后，李延年仍旧赖着不走，尽量拖一天是一天。李延年做过王耀武的长官，又都是山东同乡，王耀武自然不好硬赶他走。 就在这时，下面的人来报告说吴化成到了济南，随时等候召见，王耀武要吴化成马上来见。此前，对于山东的政情，王耀武自己做过研究，在穆忠恒那里也专门了解过。在眼下，山东地方上有三个实力派，一个是吴化成部，一个是齐子修部，一个是张天佐部。这三支地方实力派中，吴化成势力最大，而且和自己最为相识，抓住了吴化成一部，剩下的两支对付起来就会比较从容。但是，吴化成在这三股势力中，名声也是最臭。他帮助日本人大肆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制造“无人区”，八路军鲁中军区三次发动“讨吴战役”，打得吴化成抱头鼠窜。1945年10月，吴化成秉承国民党顽固派的意图，突然向山东界河一带发动进攻，被陈毅指挥的新四军打了一个狠狠的伏击，麾下两员大将一个被击毙，一个被俘，死伤人马数千，伤了元气。而且，这次挨打之后，国民党当局并不给吴化成任何补充，包括坐镇济南的李延年，本来答应给吴化成的一个旅的编制也矢口否认，气的吴化成躲到了北平城不再露头，直到听说王耀武要飞来济南就任，这才重新出来转悠。 王耀武表面上不动声色，听吴化成谈价钱。吴化成也没客气，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个是尽快安排自己和戴笠见面；另一个是给他和他的手下一个体面的名义，至少不能低于郝鹏举。还有就是穆忠恒不能难为他，因为当初穆忠恒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吴化成给他找了不少的“麻烦”，穆忠恒对吴化成恨之入骨。对于吴化成提出的三点要求，王耀武觉得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没有问题，只是第二点有些难度。1945年9月中旬，陆军总司令部编发《伪军整编方案》，确定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丁默村、叶蓬、任援道、鲍文樾、门致中、李守信为“路军总司令”级别的，即所谓十大汉奸，其中郝鹏举排名第四，被李品仙、穆忠恒隆重推出，而且穆忠恒之所以被李品仙看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和郝鹏举不俗的交往所致。 至于吴化文、孙殿英、徐朴诚这些人算是二流汉奸，发表为总队司令。但十大汉奸中，庞炳勋后来不干了，叶蓬、丁默村给毙了，鲍文樾是个空架子，所以，吴化成曾经有过争取得到路军总司令的机会。特别是9月下旬，吴化成和郝鹏举、孙殿英他们一道去南京见过何应钦，只是这次见面中，何应钦虽然对他们慰勉有加，给了纵队司令的头衔。但那时候，刘宇驰还没有自投罗网到吴化成的门下，吴化成跟何应钦毫无一点瓜葛，够不着，而且戴笠还不在南京。最麻烦的是军政部部长兼后勤总司令陈诚极其厌恶这些汉奸武装，他亲自下令不准供给他们后勤装备，而且明确表示伪军不能作为国军的成员，叶蓬就是陈诚坚持下给枪毙的。吴化成一想，这要是在南京呆久了，什么时候让陈诚给想起来，那就不是纵队司令不司令的事了，那是脑袋保不保的事了。 何应钦翻了两页，就表态说：“这样吧，等李延年和你把空运部队的事办完以后，我就让他墨三那里，山东的事由二绥区全权负责。”王耀武还把刘夷的情况也做了一个汇报，何应钦：“不争气的东西，佐民，你也是办了件好事，否则刘经扶真是没法下台阶了。暂时由你看管，以后再研究。”
1946年2月初，王耀武从济南飞回武汉，开始大量运送原属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各色人员以及直属部队到山东。此前，蒋介石已经命令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以及李弥的第八军空运济南，加强山东防务。 然而，这些部队到了山东以后，王耀武发现，这些人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扯蛋的。第十二军和第九十六军装备差、素质低、战斗弱，不值一提。第八军李弥所部号称精锐，可桀骜不逊也是出了名的。李弥是一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比较有特点的人物，他在黄埔四期时跟林彪是同班同学，而且和林彪一样，一生跟“走”结下了不解之缘。李弥老爹被官府陷害关在狱中，李弥深夜救父，老爹不愿意跑怕弄假成真，李弥却从此离开家乡投靠滇军。“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朱德劝说李弥留下来，李弥却拔腿就走。“小淮海”的时候，黄百韬撤到碾庄，李弥看到解放军来势凶猛，就劝黄百韬说：“老大哥，走吧。”黄百韬还硬撑着：“消灭他几个纵队再走。”李弥便先跑了。以后陈官庄被困、云南被劫，李弥都能一跑了之。而且，李弥的走或者跑，国民党军内部是出了名的追不上。有一年，陈诚包围缴械张英的五十九师，李弥正好当团长，还正好打摆子，一听陈诚的人马扑上来了，当时就翻了，领着全团的人马冲了出去，陈诚恨极了，派人一路狂追，愣是追不上。李弥不但跑，而且沿途贴上标语“欢迎陈军长”，气得陈诚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问李弥为啥不听招呼，李弥回答道：“校长训练学生是要学生打仗还是要学生缴械？”蒋介石竟不再追究责任。除开李弥这样的刺头，山东境内还有夏楚中这位“事儿妈”。夏楚中是陈诚“土木系”的主要骨干分子，他和陈诚的订交可以追溯到陈诚初任十八军军长之际。当时，陈诚虽然被蒋介石提拔为十八军军长，可手中只有十一师。后来又把钱大钧的教导三师编了过来，改称第十四师。但原三师里面的团长不服陈诚，准备拉出去继续推戴钱大钧。夏楚中作为知情者很快向陈诚告密，从而使陈诚摆脱了一次重大危机。从此以后，陈诚对夏楚中另眼相看，一路提携，一直升到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此人尽管心胸狭窄、作风跋扈，可私生活上却相对比较检点。而夏楚中性好渔色、生冷不忌，陈诚却百般容忍，视而不见。 这且不说，蒋介石还给王耀武配了一位“可人”的副手即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人称“李大哥”。李仙洲比王耀武大了整整十岁，黄埔一期出身，爱吃水饺。（陈毅说过：“李仙洲是山东人，爱吃水饺。”）早年很有血性，济南惨案发生时，李仙洲向刘峙请命要跟日本人拼了，未获批准。李大哥相貌堂堂、豪饮异常。1985年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跟王春景交待说：“先父（杨虎城）的老朋友李仙洲委员要来北京开会，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他个人有点事，我忙，请你帮他办办，让老人家满意。”王春景就问李仙洲有什么要求，李大哥一张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要做套衣服，再有就是弄两瓶好酒喝喝。因为茅台酒太贵，李仙洲怕喝不起，但王春景给他提了内部优惠价，李大哥当场拍板：“如果这样，我要茅台！”王春景后来拿来两瓶茅台给李仙洲，李大哥说了，喝一瓶，留一瓶，王春景又告诉李大哥，我再给您准备两瓶，这样子李大哥高兴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李仙洲在蒋介石的秤盘子上还是有些斤两的，这主要和李仙洲帮助蒋介石摆平胶东军阀刘珍年有关。李仙洲被派去刘珍年的旧部当副师长，李大哥为人豪爽，以酒会友，下面人跟他很投脾气。而且，李仙洲不嫖不赌，这在旧军队中是鹤立鸡群的，一来二去，刘珍年的旧部不再强项，蒋介石便把李仙洲扶正，当了师长。蒋介石后来夸奖李仙洲是用“厚朴”“感格”了军阀的武装。1933年，李仙洲在庐山受训，洗冷水澡被蒋介石、宋美龄给看见了。李大哥惶恐不已，哪知道老蒋上来就说：“山上气温低，不比山下，你这么用冷水大洗，容易生病的。”还专门把李仙洲叫到自己的住处，嗔怪道：“你有难事为何不对校长说？”李仙洲还撑着说没难事。蒋介石索性帮他捅开：“令堂生病，令妹出国，缺少资金，对吧？”李仙洲只好承认不愿麻烦“党国”。蒋介石批了两笔钱，一笔5000元给李仙洲的老母看病，另一笔3000元给李仙洲的妹妹出国，老蒋说了：“党国还缺你这点钱？” 李仙洲的为人是没说的，可能力到底还是差了不少，蒋介石有一次气得在电报里骂李大哥“非革命军人”。
军事上是这么安排的，党务和政府系统，蒋介石给山东派了两员大将，都是CC系统出来的，一个是就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一个是就任山东省省参议会议长的裴鸣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民主革命时期的党，普通党员中的信仰或者说遵从要比上级组织中的部分领导成员要坚定。
我们可以从中统、军统破获的几次重大组织案件中发现，几乎这两起主要案件的着眼点都是出现在上层领导人的身上，而且一旦被捕，马上叛变，相比较这些人，反倒是下层更顽强。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给王耀武预先布置下的班子成员不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都下了一番苦心。可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夏楚中、李弥这些人王耀武别说指挥，就是商量都要费上些许周折。庞镜塘、裴鸣宇长期把持党务系统，利用地方喉舌钳制舆论，省政府下发的施政方针如果不对他们的脾气，那是休想通过的。可以说，从一开始，王耀武就撞进了一个笼子里来，尽管这个笼子一开始就标明是为了襄赞王耀武把守山东而造就的。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王耀武也日渐清楚，这个笼子同时也是为王耀武或者说包括王耀武在内的一批地方诸侯们量身订做的。最高当局是既要他们跑得快，也要他们不能脱缰，永远在这个笼子里做到惟命是从。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在山东老家立下根本，王耀武也有几招等着派发。首先确立的是要拱走夏楚中，拉住李弥；其次，笼络地方派，对吴化成、张天佐、齐子修三股势力分门别类、对症下药；第三，利用三青团打压CC。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本应对外烧，不料却从内部先烧起来了。 实际上，国民党完蛋的原因，我以为当代有两位学者说得很好。
一个是胡绳，一个是王奇生。
胡绳说过，国民党为啥完蛋？在农村不照顾农民，在城市不发展资本主义。
王奇生也说过，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所谓派系啊，所谓山头啊，所谓内讧啊，其实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惨烈程度甚至赶不上历史上的一些封建割据政权邪乎。
说到底还是一个“权”字，权没有紧握在手，所谓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你可以不照顾农村，也可以不照顾城市，但你要照顾权力，这就是王奇生说的“弱势独裁政党”。即便是封建割据政权，如果照顾到了权力，存活时间也会超过二十二年的。 为了应对眼前的复杂局面，王耀武请来一个半人作为助手，帮助他解决一系列难题。为什么说是一个半人呢？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来山东一半原因是自动请缨。这个一个半人是谁呢？一个人是俞济时的兄长，俞济民，到山东担任鲁东行署主任和山东省政府委员。半个则是严子庸，严子庸自调离湖南以后，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工作，襄助蒋经国整理团务。蒋经国派严子庸到重庆兵工厂一手抓基层团务，一手抓工运。严子庸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干过纱厂、钢铁厂。所以，在重庆兵工厂搞的比较有声色，将康泽的势力打得抬不起头来。蒋经国考虑到严子庸的能力，给严子庸三个位置供他选择，一个是台湾省工会特别党部负责人，一个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团部组训处负责人，一个是驻日本通讯社负责人。 严子庸选了第二个职务。蒋经国问他为什么？严子庸说：“山东密迩京畿，且又是中共盘根错节之处，如果不早为之计，将来必落入人手。”严子庸和蒋经国探讨他的去向的时间是1945年10月，蒋经国对他的这番话并不是特别重视。因为在当时，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很多国民党人都在抗战胜利的欢笑声中暂时陶醉了自己的头脑。即以蒋经国为例，抗战胜利不久，他就钻入富贵温柔乡，与黄杰等人夜夜笙歌、不醉不归。据黄杰的部属、原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部总队副总队长、陆军编练司令部参谋长程炯回忆：“蒋经国在抗战结束回到南京后，生活十分腐化，日惟沉醉于声色犬马的角逐中，这点恰与黄杰相投。他们常常联袂参加某些高级舞会和社交活动，当时在南京的所谓交际花或名媛闺秀，几乎都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注】当时像严子庸这样看待未来时局的国民党中青年骨干并不是很多，所以，等到事态逐渐明朗以后，蒋经国格外看重严子庸。只是蒋经国没有想到的是，在严子庸之所以选择第二个职务的背后还有一双推手在运作，这就是严子庸的新欢陶翠儿。 湘西的案子结案后，陶翠儿暂时没有动，严子庸到了重庆不久就派人迎娶陶翠儿。陶翠儿人在重庆，耳濡目染的都是达官显贵们的奔走豪门、灯红酒绿，加上她本来的好慕虚荣、艳羡浮华的性情，很快耐不住寂寞。可是，严子庸手里的活钱毕竟有数，这样陶翠儿只好背着严子庸做了些小“生意”，积累了点私房钱。而且，随着小“生意”的日益盘活，她发现自己的本领其实远不止经营一个小陶然那么局狭，很应该走出一片天地来。在经营自己的小地盘的时候，陶翠儿结识了一位重庆地面上军、商两界都吃得开的女人，她便是沈舒宁。只是让陶翠儿搞不懂的是，1944年9月以后，这位沈大小j姐忽然间蒸发了。直到1945年9月中旬的一天，突然又神兵天降般的回到了南京，沈舒宁告诉陶翠儿，真要想发大财的话，还是要北上，山东、平津这是首选。平津因为已经给军统渗透的差不多了，那么山东自然是最佳去处，而且蒋经国开出的账单中还有山东这个缺分，因此，陶翠儿特别赞成严子庸北上山东，严子庸那时候还不清楚陶翠儿的小算盘，更不知道她已经在背后跟沈舒宁搭上了线。总之，本来是南辕北辙的两辆马车都跑到了山东这一条道上来。 俞济民在浙江始终担任地方官，治理经验比较丰富。但王耀武调他来山东，心里并不是十分情愿。俞济民毕业于北京高等警官学校，为人聪颖、能干，他和王耀武订交很早，俞济民喜好古玩，王耀武投其所好，费了不少周章给他完成了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只是那时的俞济民还不叫俞济民，而叫“熊炳章”。俞济民在浙江一直是王耀武最直接的眼睛，浙江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故土，国民党上层很多大佬的老家，“春江水暖鸭先知”，上面有个风吹草动，最先知道消息的一定是浙江宁波。蒋介石回家探望，俞济民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俞济时安插在侍从室侍卫长室的侍卫们有三分之一的人马都是来自于俞济民的推荐或者请托。因此，侍从室的某些动态，王耀武完全可以绕开俞济时便直接从俞济民那里获得第一手的信息。特别像张英年、安慧民这个案子，就是通过俞济民完成的手脚。 因此，这样一张王牌，王耀武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想打出来的。可按照眼下的布局来看，蒋介石一时半会不能让他脱离山东，这样，山东也就相当于当年的湖南，既是一个死地，也是一招活棋，只有用人得法、用人得当，才能走出这个格局。山东在王耀武看来，是一个“四战”之地，形如三国时代的荆襄九郡。一方面是中共铁打的根据地，一方面又是国民党上层齐聚的经营圈子，陈诚派陈宝仓、陈果夫派齐鲁公司、蒋介石派陈舜耕以及后来毛人凤派赵铁夫，他王耀武纵然千手千眼，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所以，他只能压上俞济民这样的王牌人物，震慑各方势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素来看重内在情报资源的王耀武来说，等于是饮鸩止渴。 除了俞济民、严子庸的到来，王耀武还急忙从上海、南京将白文冰调回。因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另外一只手——第四兵站总监部还操持在陈诚的亲信陈宝仓等人手中。陈宝仓此人，王耀武是打过交道的，在王耀武看来，此人不好摆弄，当初同意他到第四兵站总监部，一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从胶济接收特派员位置上过来的，而且又是陈诚的亲信，不好硬驳。二则便是利用他抵消安慧民到任的可能性。现在第二种可能性早已随着安慧民的被处决而消失，倒是此人的不听招呼、事事阻挠让王耀武大伤脑筋。所以，他叫白文冰赶快回来。按照王耀武的原意，他不准备再让白文冰回到他的身边来，一个是抗战胜利后，接收的新资产需要白文冰这样轻车熟路的人去代为管理；再一个便是他不想让这个参与过多次密勿的人成为安慧民第二，尾大不掉。只是当前，用人孔急，已然顾不得这些，俞济民、白文冰，王耀武散在外线作战的两只眼睛都给收缩到了山东，力度之大透着他一股股的无奈。 王耀武戎马生涯二十年，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俞济民、白文冰乃至严子庸这都是爪牙，执掌军队，他需要的股肱、臂膀。以前，他在七十四军的时候，麾下有邱维达、罗明理、周志道、张灵甫、李天霞等人，现在到了山东，名义上统辖第二十集团军夏楚中部、第八军李弥部、第九十六军廖运泽部、第十二军霍守义部、第七十三军韩浚部、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1946年10月又来了整编第四十六师韩练成部，包里归堆差不多有八个军之众，比起他在雪峰山会战时统率的部队数量翻了一倍。可仔细研究下来，二十集团军的三个军，阙汉骞的五十四军他是一丁点也指挥不动的。第九十六军军长廖运泽跟王耀武还真是颇有渊源，当年廖运泽是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生分队队长，王耀武在他的手下，论起辈分来，王耀武该叫他一声老大哥，廖运泽跟李仙洲的关系特别好。应该说在二绥区里，廖运泽是李仙洲、穆忠恒以下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可廖运泽压根就不准备让王耀武信赖或者信用。 廖运泽出身于“起义世家”，他老爹廖子宾当初就参加过熊成基的新军起义，廖运泽的堂房哥哥廖运周是响当当淮海战役前线起义的师长，因为他的起义动摇了十二兵团的军心，让陈诚的这支骨干走向玩完。廖运泽的亲哥哥廖运升于1949年在浙江起义。廖运泽本人也是很“红”的，早年投身反对军阀运动，跟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柯老”柯庆施关系很好，安徽省省长倪嗣冲从芜湖调兵抓人，柯庆施一看到通缉名单上有廖运泽的名字，立马通知他走人，就此去了黄埔军校，在军校经曹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同廖运周、许光达（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商量搞夏收暴动未果，尽管后来脱党，但始终避免同中共正面交锋，连李仙洲请他到山东高就，他为了不同中共发生直接冲突，都予以谢绝。所以，这样的军长和他的部队，王耀武实际上也是指望不上的，而且廖运泽的这一“习惯”王耀武也是有所耳闻的，所以，他对廖运泽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再来看十二军霍守义部。霍守义所部是老东北军，也是穆忠恒曾经亲手指挥过的。但实际上也难以指望。因为霍守义这支人马本来就有“前科”，别说用起来，就在放在一边还要找一帮子人监视他们。现在隶属于十二军的第111师和112师都一度是反蒋抗日的急先锋，其中111师在师长常恩多、处长郭维城、团长万毅等人的领导下率部起义。要说这111师红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111师起义以后，第666团一连连长张振山要拉着全连人反水，暗地里就跟自己的老炊事员徐贵亭说了，老炊事员那是很铁的关系了，可是老炊事员一听这事，前脚跟连长哼哼哈哈的满口答应着，后脚就去了团副指导员那里全盘托出，就此张振山被捕枪决。可见这111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到家了。如今的111师是当初反水跑了的331旅旅长孙焕彩一手搞起来的，虽然老孙是铁杆反共，可战斗力太差，烂泥巴糊不上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