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怨幸枝婆婆下载:新冷战早已开始

冷战的定义与动机

　　不少论者对“冷战”的历史演变不甚了了，所以对冷战谈虎色变，以为它必然要引向全面军事对抗，是“热战”的前曲。“冷战”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这个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屡见不鲜。最早使用“冷战”一词的是14世纪西班牙学者马努埃尔，是他对十字军东征后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教派之间的新斗争方式的总结。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在人员和资源上耗费巨大，但仍然难分胜负。到14世纪以后，双方都需要与民休息，从而进入政治对峙状态。不过冷战远远没有热战那么激动人心。在热战中，参战者既有英勇捐躯的“光荣”感，战后也可能获得新的和平环境。而冷战既无英雄主义的献身荣耀，也没有造成真正的和平共处环境。所以，人们把冷战看成是令人烦恼的“热和平”是有道理的。

　　冷战的另一个含义来自乔治·奥威尔，那位以《1984》名声大噪的英国作家。在美国使用原子弹攻击广岛和长崎的两个月后，奥威尔以他特有的犀利眼光看出，在热核武器时代，和平将不会是真正的和平，意识形态的分歧将使冷战成为惯常的国际争斗形式。在美苏分歧逐步恶化的1947年，著名记者李普曼写出《冷战》一书，为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关系体系找到恰当的定义。

　　所以，谈论冷战是否会“爆发”是误导，把它同热战相混淆。其实冷战是某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在争斗双方的分歧，特别是意识形态分歧，暂时无法弥合的时期，它是保持和平的一个有效手段，并不一定是战争前奏。同时，冷战也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状态。由于双方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为了避免全面冲突升级，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必要的。习近平最近提出“管控”而不是“化解”中美分歧即是基于对中美关系的新现实。所以我们没必要对它“谈虎色变”。美苏冷战之外，历史上冷战的例子还很多，比如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的关系，17－18世纪英法为了控制北美洲的竞争，19世纪英俄在中亚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还有1953年以后的南北韩，1949年以后的台海关系等等。尽管有时出现紧张局势，热和平还是维持了下来。

　　此外，对冷战的管控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冷战的结局必定是大国关系的升降。这不仅提供了很多新的战略机遇，也为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提供了大外交的训练平台。近几年中国外交部门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重大失误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戴秉国的“核心利益论”。

　　发动冷战的动机各有不同。在两大对手势均力敌的状态下，为了维持和平，双方往往不惜提高冲突的热度，创造一个超稳（super-balance)，即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上的战略平衡。但在两个实力不对称的状态下，强大的一方发起冷战的目的往往是防御性的，目的是阻滞对手进一步强大，同时减缓自身的相对衰落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会对双方实力消长的任何细微变化高度敏感，甚至会采取一些过激的错误措施。这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后帝国时间差综合征”。这个阶段也称帝国的“病理性衰落（morbid decline)”阶段，即相对衰落和绝对衰落之间的过渡。可以说，当下的美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困难阶段。因此，当世界体系在整体转型时，一超独强的霸主对想象中的竞争对手发动冷战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如何应对亚洲新冷战 　　此次出现的亚洲新冷战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美国来讲，中国既没有冷战欲望，也没有发动新冷战的资格。但问题在于，既然是“被”冷战，中国是否应当接招？从美国近来的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动作来看，对华的全方位遏制已经开始。这个战略既有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有清晰的策略思路，而且出牌很有章法。因此，中国不能只是被动应付，或滥用邓小平的“韬晦”论掩盖对美国的进攻态势束手无策的事实。明明是鲁迅小说中的阿Q，还要美其名曰“淡定从容”岂不荒谬？淡定从容应基于胸有成竹。
冷战环境也能提供特殊的战略机遇，从中国应对政策的层面来讲，问题不在于对美的咄咄逼人采取回避态度还是强硬对峙。其实，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在冷战的新游戏规则下，避实就虚，软硬兼施是最有效的手段。冷战说到底，是对世界舆论的道德制高点的争夺。比如说，中国经济力量大发展的条件下，军事实力不发展是不现实的。从历史上看，如果冷战一方主要依靠军事实力来占据道德制高点，那么另一方在军事实力上争取对等地位（military parity）也就无可非议。所以美国发动的新冷战反而为中国排除“军事透明度”指控的长期困扰提供了契机，从而可以公开地加速军备发展。美方既要搞新冷战，又不愿意公开承认，所以“缺乏军事透明度”的皮球完全可以踢还给美国，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缺乏军事透明度的受害者。

　　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个特殊的战略机遇，中国首先必须意识到新冷战的游戏规则已经开始。断然否定美国会发动新冷战的观点无非以下几种：

　　一曰美国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契合点太多，不会贸然行事，向自己的大债主发难。现实是，“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逻辑在美国完全不适用，由于对美元的特殊地位认识不足，中国央行手中过多的美元资产使债主已成为债务人的人质。

　　二曰大选年中美国国内困难，政客利用中国转移视线。所以对华强硬只是暂时现象。此说并无事实根据。美对华政策的转向已得到两党精英的政治支持。在罗姆尼和奥巴马之间要找出对华政策的根本分歧十分困难。对任何一党来说，对华发难都得分，因此这个政策有较持久的政治价值。

　　三曰美国从来都未离开亚洲。这是时下美国政府对其新冷战政策的标准说辞。美国未离开亚洲不假，但也从未像今天那样热衷主导地区的外交和军事态势。既要压制中国，也要取代本地区已存在的多边合作机制，特别是东盟（亚细安）引领的机制。既要搞亚洲民主同盟，又要搞政治双重标准外交，与任何对华有矛盾的非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和军事合作关系。旧冷战结束已20年，而遏制战略的文化却在亚洲死灰复燃。

　　最后，这次新冷战的政治基础并不牢靠。首先是意识形态上谁能胜出尚未定论，至少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威胁论”并无市场，而中国发展道路却逐步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寿终正寝。美国的“轴心转向亚太”的战略基础亦不稳，因为东盟长期经营的对话机制成为美中对抗的舞台对东盟成员国并无好处。

　　也许美国的亚洲新冷战只是昙花一现。一旦失败，中国的国际声望将更上一层楼。中国应对的方法应当是“拖字诀”，一方面大力发展军备， 一方面不轻举妄动。新冷战迫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中国不得不走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束缚，既要有“锋芒毕露”， 也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大外交，关键还是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