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秘刃豹:粤海风：也谈延安文艺座谈会

也谈延安文艺座谈会

○ 史建国


偶于近日读到北大历史系女博士尚微的一篇大作《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北京大学学报》2003.2，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8转载），有些不同的看法想提出来探讨一下。

看题目便知，尚微博士的这篇文章是书评，是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的评论。高华先生是历史系的教授，尚微则是历史系博士，而我却是学文学的，按说这种历史范围内的讨论本不该由我这门外汉插嘴，但是尚微的这篇文章论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想既然与文艺扯上了边，也就无疑给了我说三道四的资格。

读完这篇文章，一个非常明晰的感觉就是二者没有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进行讨论。高华先生的这本书是从“人”的角度来写毛泽东的，对毛泽东的考察与评价也是从一个普通人的立场出发的；而尚微的这篇文章却是从作为“政治家”、“领袖”的角度来捍卫毛泽东的。因此在“人”的关照下所显现出来的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甚至阴险狡狯、老谋深算，从“政治家”或“领袖”的角度来观察就显得非常正当甚至是必备的了。诚然，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曾经影响巨大的政治家和精神教父来说，能不能完全撇开身份的外衣，而单从“人”的视点出发直接进行近距离透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尚微博士在她的文章中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个，她只是对《红太阳》一书中高华先生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作出的立论进行了全面反驳。

尚微在这篇文章中先列出了高华先生所认为的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而确立起来的所谓“毛氏‘党文化’观”包含的五个核心概念，然后逐条进行了批驳。针对高华先生总结的第一条，“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尚微针锋相对地指出，“笔者认为高华先生的这段论述，没有将毛泽东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因为在那时，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大多数都不识字，士兵们也是如此。所以“毛泽东提倡大众文化不是没有原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种观点符合延安的实际情况”。在当时，“农民们需要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确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文艺作品。”

这段话所表现出的写作者立场以及审视角度的差异不言而喻，就其论点本身也不无可讨论之处。从时代背景以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地位来看，提倡大众文化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是否因为“农民需要的不是阳春白雪”就拒绝一切阳春白雪呢？一种提倡本身也许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具体到贯彻之中却往往会走向极端。“不革命即反革命”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非常流行的。不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为阶级敌人服务。在宣告文艺大众化合法性的同时也就把一切非大众化的东西（阳春白雪）推向了一种非法的地位，从而造成文艺发展呈现一种不健康的姿态。事实证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也恰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普遍比较粗糙，艺术性较差，格调不高。甚至一批在二三十年代写出许多优秀作品的老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退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事实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种倡导的科学性以及借助政治话语进行推广的方法产生怀疑。文艺作品就其本质来说的确具有社会功能，而且我们也不反对利用文艺来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但文艺是否仅具有社会功能，是否只能用作宣传的工具？鲁迅先生说得好，“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1] 

有意思的是尚微在这篇文章中还选用了两个人的论点来对自己的立论提供佐证，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丁玲。并且认为他们“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过并且对毛泽东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比较熟悉”，因而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且不说他们二人的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论点，单是这种选用论据的逻辑就大值得怀疑。胡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号称毛泽东的头号笔杆子。他对毛一向是言听计从，毛的许多发言或文章都是由他起草润色的。说他对毛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无异于是说毛对自己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而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36年丁玲初到延安就与毛泽东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1936年11月下旬，丁玲奔赴前线。12月间的一天，在前方正准备迎接新年的丁玲，突然从聂荣臻司令员手里接过一封电报，打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发来的一首词，那就是广为人知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对于毛泽东的此举，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中颇有一番感慨：“使许多人纳闷的是，从1937年到1947年，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时间里，毛泽东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却没有诗。……在这十年间……似乎缺少了酝酿事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可以说，“从1937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毛泽东作为‘马背诗人’的时代过去了。”而“他是以一首赠给作家的词为标志，来结束‘马背诗人’时代的。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赠给作家的作品”。[2]获此殊荣的作家就是丁玲，获赠作品就是这首《临江仙》。正像王彬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以电报的方式写诗词，这真是一种特别的慰问，表达的应是一种特别的珍爱。而说丁玲手中的一支‘纤笔’可抵‘三千毛瑟精兵’，把刚来到军中的丁玲称为‘武将军’，也真是极高的评价了”。[3]也许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整风运动中，也正是有了毛的“《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4]等一席话，才使丁玲幸免于难的。毛与丁玲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按常理来讲，就为避嫌而言选用丁玲的话来作为肯定毛的证据也是不恰当的。然而在文中，尚微却称，丁玲“对毛主席的评价极为客观”！不知这种论断的理由从何而来？

高华先生所总结的第二个所谓“核心观念”是：“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对此观点尚微写道：“毛泽东非常重视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并不像高华先生所讲的毛泽东认为‘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在延安，每当有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必然抽出时间与他们见上一面，并且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

尽管如尚微所言，高华在这里不免有“肢解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整体论述或者截取只言片语来说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之嫌疑。然而却不能不指出，重视知识分子和认为知识分子最无知最肮脏二者是并不矛盾的。

毛泽东的确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曾这样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挡得过三千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上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5]1942年5月2日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也曾说过，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6]可见，他的所谓重视知识分子，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他所重视的是他们的“用处”，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威力。而“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了思想的启蒙，他们向往自由民主，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独立表达意识。这些显然都不适合革命战争的需要。毛要使他们统一思想，成为一致对外绝对服从命令的“战士”。要促使他们实现这样一种角色的转变，就必须对之进行“改造”，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摧垮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意识到“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世界上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7]毛的“重视知识分子”和以为知识分子“最无知最肮脏”其实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知识分子都改造成“战士”，组建一支指哪打哪绝对服从命令的“文化的军队”。因为他意识到仅仅有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革命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8] 

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自由表达是以其经济独立为前提的。他们必须不依附于任何体制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40年代初的延安恰恰取消了这一必备的基础。这是一个“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国”，[9]在这里生活的人衣食住行都实行供给制。这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来去的天地，进出都要有驻军颁发的“通行证”。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知识分子想不成为“战士”都不可能了。高华先生提到鲁迅弟子、著名作家萧军是当时延安文艺家中唯一一个不堪体制束缚进行抗议的特例。他“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这本是一件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尚微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质疑，甚至还不惜以大段篇幅试图告诉人们萧军离开延安的经过。然而我们读后却发现，她其实什么也没说。高华先生说的是1943年12月萧军离开延安的事，尚微却大谈1941年七八月间萧军的情绪波动以及毛泽东对他的关心，最后把萧军离开延安到农村生活的事一笔带过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萧军是怎样离开延安的呢？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去延安，到1941年7月下旬，他因不满“所见到的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所以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去，能够直接和反动派做斗争更痛快！”经毛泽东劝说挽留，萧军又留了下来。1943年，延安“整风“到了“审干”阶段，萧军和毛泽东断了来往。此时他们一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的负责人蔡主任宣布，无论任何人不准在山上吃饭，每餐必须下到山下食堂去吃饭。这年12月初，萧军的妻子产期将近，从山上住处到山下就餐感到非常困难。为避免流产，萧军向蔡主任说明理由并请求可否让他把妻子的一份饭菜带上山去？饭菜给多少都可以。没想到蔡主任坚决不允许，他说：

“任何人都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下山到食堂去吃饭。”其实蔡主任夫妇和整风学习领导小组的委员们都是由小鬼给送饭送水在山上窑洞里吃的。因此萧军反驳说：

“既然你说任何人不许特殊化，你们两口子怎么让小鬼把饭菜送到山上去吃呢？”

“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

“别说是你！毛主席说过，连共产党有什么错误都可以批评！”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起来，最后蔡主任恼羞成怒下了逐客令：

“你嫌这不好，可以走！”

“走就走！”萧军也不示弱。俗话说“吃谁的饭服谁管”，不吃这份供给了，也不受这份窝囊气了！萧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离开招待所下乡去当一名老百姓。[10]

由此可见，高华先生在选择史料时是准确的，对于萧军离开延安而下乡务农的原因也概括得比较恰当。倒是尚微自己顾左右而言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段，但却不知所云。

对于“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这样一种观点，尚微也引用了丁玲的话进行反驳。并且提出，毛泽东一直都在考虑解决解放区没有文艺政策的问题，而“不仅仅因为出现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他们并不是诱因，而只是由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丁玲的话能否作为有力的论据前面已经说到了，此处不再赘述。其实尚微在这里也等于放了一记空炮。高华先生只是说王实味事件“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并没有说这就是诱因。恰恰是尚微自己说这是诱因然后进行了严正的反驳。这就好比“左手打右手”，不过一种自己玩的把戏。事实是，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墙报《矢与的》创刊。创刊之初，王实味就在上面发表了数篇文章，对自己所观察到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不几天，王震看过墙报后当即表示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11]毛泽东得知后，也于4月初的一个晚上，由卫士陪着，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看了《矢与的》墙报。看完后，毛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12]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王实味事件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吗？”

针对高华先生在文章中所说，毛泽东认为“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尚微也提出了质疑。她援引毛的原话写道：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是这样说的，毛泽东认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反对利用鲁迅的杂文式的写法，他只是认为，时代变了，革命的领域、对象发生了变化，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写法。……

稍稍读过一点鲁迅的杂文或是稍稍有一点文学知识的人恐怕读了毛泽东的那几句话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阐释写得糟糕极了，简直就像从一篇蹩脚的中学生作文里摘出来的。毛泽东所讲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同高华先生所言“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意思吗？鲁迅在对着黑暗猛烈开火，辛辣犀利地嬉笑怒骂时，他顾及过黑暗是来自“敌人的”、“同盟者的”还是“自己队伍的”吗？在他的眼睛里，不管来自哪方的黑暗都是黑暗，他都要去揭开它的盖子，让其露出本来的面目。这才是鲁迅！这才是鲁迅的杂文精神。鲁迅最可称道之处就是有着强烈的甚至近乎严酷的自审意识，他在指出别人“吃人”的同时也勇于承认自己也曾“吃过人”。拒绝揭露自身的阴暗面，只允许把矛头齐刷刷地指向对方，利用鲁迅式的勇猛和一往无前去跟敌人“战斗”，这只是对鲁迅的一种嫁接和演绎，对鲁迅的一种工具性的挪用。当人为地把阴暗现象划定范围，规定这种或这些地方的阴暗面可以讽刺可以批判，那种或别的地方的阴暗就不许写的时候，鲁迅的杂文时代也就结束了。

在文章的结尾，尚微写道，“尽管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及讲话本身也有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也不能完全否认毛泽东对中共文化政策确立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而否认整个文化政策。”而我要说的是，没有人能够否定毛泽东对中共文化政策确立所起的历史作用，更不能否定整个文化政策（尚微用的是“否认”，而对于曾经切实存在过的事实更是任何人想否认都不可能的，这就不必说了）。但是对于特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时隔多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有必要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于它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方面都要做出实事求是地考察，而不是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人为地过滤掉或是曲解某些史实以达成自己的结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我不懂历史，但我认为这才是历史的态度，才是研究历史的意义所在。

[1]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页
[2]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3]王彬彬：《良知的在场与缺席——丁玲的命运沉浮与人格形成》，《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4]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5]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48页
[6]高树等编：《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页
[7][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51页，第848页
[9]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10]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1]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转引自朱鸿召著《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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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彼洋矣，唯闻泱泱；
君子至此，子心写兮。
裳裳华者，叶何苍苍；
知君宜之，其维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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