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执事之我是格雷尔:神秘的“医院”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

　　正在北京展出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翰墨长锋六十年》书法展上，有一幅写着这样一首诗：“才见夕阳沉黑海，朝霞又散昆仑山。纵横尚有凌云志，万里京华一日还。”

　　这首诗和这幅字的作者正是李一氓，他的女儿李薇薇正是抄录了这首诗的后两句，作为祖国60年大庆前写给我们的题赠。

　　她的父亲，正是当年中央特科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保卫中，以其名义租下房子开神秘“医院”的人。

　　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就在上海闹市中心，就在敌人业已拉网展开大搜捕的同时———1930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依然如期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前后三天，整个进程，始终庄重从容，有条不紊。

　　陈赓之子陈知建将军为之感叹不已：“那确实是匪夷所思”！

　　【回眸】

　　一旦情况不对，就要拔枪殊死对抗

　　一开始，这个举足轻重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就走漏了风声。

　　当时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熊式辉悬赏大洋50万，限令他手下的密探特务倾巢出动，一定要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确切会期、会址侦查清楚。

　　有电视剧拍了类似情节，不过表现为中央高层选择了放弃，选择了取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也换成了一个“中央特派员”来上海开展活动。

　　电视剧中的“毒蛇”为了粉碎“代主任”的阴谋牺牲了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中央特科却不能以自己的粉身碎骨换取中央收回成命。

　　因为谁也无权取消大会，或者变更主办地。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之上还有共产国际。当时中共中央已向共产国际正式报告，并已得到莫斯科的批准和同意。

　　更何况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都已出发，已在来上海的路上。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会议筹备小组以及中央特科相关成员就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拐角上的一栋小洋楼里秘密聚会，为确定一个既有足够容量、又不格外引人注意的会场出谋划策、绞尽脑汁。

　　会址最终选定在公共租界最繁华地段，紧挨着昼夜纵情声色的卡尔登影戏院（今黄河路凤阳路附近）。至于伪装的形式，之所以最后确定开一家医院，那是因为旅馆固然能接待很多人，却不能毫无理由地拒绝所有自己找上门来的旅客。同样，舞厅、咖啡馆一类休闲场所也难免闲人进入。

　　就这样，5月中旬，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开张营业了。

　　在外人看来，这只是又一家新开业的私立医院而已，既没有大肆张扬，更没有门庭若市。一点也不特别。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切都是中央特科精心安排的。李一氓曾回忆说：“厨房是他们组织的，汽车是他们的，房子里面的家具陈设也是他们搞的，房内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们布置的。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当时李一氓刚到上海不久。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这栋四层楼房就是以他的名义租下的。

　　中央特科在医院内外设置了三条防线。

　　第一条防线，医院里的每一医生、每一护士、每一职员、每一勤杂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他们都在白大褂内揣着机头大张的驳壳枪。

　　第二条防线，在医院背后，有一扇打开的窗户，窗外有一架梯子，顺着梯子就可以进入另一特科骨干、陈赓助手刘鼎租下的房屋。

　　第三条防线，在医院外围，周边马路上，到处都是化了妆的暗哨。陈知建说他父亲当年“就带着人装成摊贩、路人在医院门口望风，他们都带着枪，一旦情况不对，就要拔枪殊死对抗”。

　　《何长工传》的作者还根据何长工的回忆说，医院楼下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闯来，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所以，凡从根据地来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中央在上海工作环境真是太险恶了。

　　1930年5月20日上午9时许，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里准时召开，全体与会代表唱起了《国际歌》。

　　同时，熊式辉的部下也已由宋再生带队，步步紧逼，从白克路（今凤阳路）的西头搜向了白克路的东头，越来越接近派克路（今黄河路），距离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只有几个街区之遥。

　　宋再生是当时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四号密查员。宋再生不仅为人机警，办事干练、周全，系熊式辉的同门师兄弟，都是民国元老蒋伯器的入室弟子，而且跟租界警方有交情，说得上话，相互合作极默契。

　　宋再生请求租界方面的支援。租界巡捕房派出了大批警探、包打听，跟他的随员密切配合，兵分两路，在派克路、白克路一带，有门必入，有人必问，宁愿错查，绝不疏漏。

　　1930年5月23日，宋再生等人终于闯进了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但整幢楼房空空荡荡，人迹杳然……

　　【钩沉】

　　宋再生究竟长什么样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早在1928年5月，他就是中央特科的一员。陈知建说：“宋再生既是熊式辉的‘四号密查员’，又是我们中央特科的一员，负责和他联系的是我父亲，直接和他联系，单线联系。”

　　宋再生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故意表现得很积极，带头组织搜捕，还主张查得越仔细越好，必须一栋房子一栋房子、一点一点地去查，这样就拖延了时间。虽然他们最后查到了那栋房子，也进到了里面，但是会已开完，所有代表安全撤走。

　　可是宋再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始终影影绰绰、模糊不清。谁也不能清楚描绘他的音容笑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找，哪怕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也好。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宋再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志不忘的英雄。

　　开会的地址究竟在哪

　　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张文秋在《张文秋回忆录》中说，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爱文义路和卡德路口的两楼相连的三层楼房里，庄严而隆重地秘密召开了。

　　洪扬生则说，当时，会场准备了两处，以防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转移到另一处。一处在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一排洋式楼房，另一处即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现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的一幢洋房里。实际上两处会场先后都用上了。洪扬生时任中央特科一科科长，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会场就是由他带人布置的，他的回忆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口述】

　　赵一曼装作我父亲的妹妹

　　口述人：李薇薇（李一氓之女）

　　1930年5月，在上海开了一个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是用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的。开会以前，中央决定由我父亲去做房主人，出面租下那栋房子做会场。那时赵毅敏和李一超才从苏联回国不久，他们都是1928年冬天回国的，就让他们一个人当我父亲的弟弟，一个人当他的妹妹。当然那时我妈妈和我的两个哥哥也在那儿，结合在一起，自然很像是一家人了。

　　赵毅敏，解放前就在东北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超就是后来的抗日英雄赵一曼。她是四川宜宾人。那个“家庭”解散以后，我父亲跟她还有过几次联系，后来就不知她到哪里工作去了。直到解放后出了一部电影《赵一曼》，我父亲才知道，赵一曼就是李一超。她1932年就到了东北，参加了东北的地方工作和军事工作，任抗联的团政委，1936年在黑龙江珠河被杀害的。现在有些关于赵一曼生平事迹的报道，无论在她牺牲的尚志县，还是她的家乡宜宾县，都没有说到她跟我父亲一起掩护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概知道这一段的，除了赵毅敏和我父亲，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会址是中央特科落实的。我父亲生前说过多次。他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记得很详细。他说他不过是以一个房主人的面目对外，搞了一个医院，假的医院。上面的病房做会场，他和赵毅敏、李一超他们就住在下面。他们在里面掩护，特科在外面保卫。特科的人都在医院外面警戒。包括临时摆烟摊的，修鞋的，或者行人，或者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的，都是特科的人。

　　这个会议开得很正式，不但挂了镰刀锤子的旗子，还唱了《国际歌》。据我父亲回忆，会议代表，实到四十七八个人。实际上，参加这次会议的红军代表是每个军2人，一个军官，一个士兵。因为他们都是从部队来的，我父亲都不认识，只记住了其中的两位。一位是江西来的滕代远，一位是湖北来的何长工。

　　还有就是各地来的代表，穿着打扮，跟上海有差距，不协调，非常容易被人看出破绽。另外，也不能许多人一下子都拥到一个地方。太集中了，也会引起人家的疑问。所以，就在我父亲租的房子附近，特科还包了一个小旅馆，先把代表带到那里去，用假名登记，作为一般旅客住进去，然后在服装上作一些调整。让女同志穿上旗袍，化一下妆。让男同志穿上长袍马褂。这样，走在街上，就不那么显眼，也能融入上海这个大环境。加上各地来的代表，中央还要做一些资格审查，确认他们的身份。全都弄好后，再由特科的同志分批带进会场，努力不引人注意。

　　这么大的行动，最后还是走漏了风声。好在我们在敌人内部有人，有关系，有一个四号密查员，他就是宋再生。当时敌人全体出动，派了很多探员，到处摸情况，最后慢慢集中到了卡尔登影戏院附近。宋再生就主动请缨，带队搜查，又主张做得更加仔细。这样的话，就从时间上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整个大会开了三天。在这个过程中，等于敌我双方都在积极行动。虽然敌人最后还是查到了那栋房子，也进到了里面，但是我们的会已经开完了，人也都撤走了。所以说，这是我们隐蔽战线斗争中的又一个成功事例，又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