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挽回天平男攻略:顾准及其不孝子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22:43:34
一次聚会中，有人说，谁发动了“文革”，谁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高粱（顾准之子）当即翻脸:“……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
1945年，顾准（右）与刘晓、陈同生
转播到腾讯微博
顾准于1950年代初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
母亲“走”后，高梁结束了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活。
“如果没有文革，让我报大学志愿，也许会报文科。但应当时号召，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他分到内蒙古东部寒冷的兴安盟，“春天播种，秋天打场。一晃就是5年”。
其后，他又在乌兰浩特柴油机厂当工人6年，“所有的车间都干过”，却没有守在父亲渴求他们的弥留之际。
1974年12月3日零时，顾准因患肺癌去世。
临终前，单位来人提出，只要他肯在“认错书”上签名，就能“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间”。顾准断然拒绝。
“他是很骄傲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说。
1950年，赵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任编辑，他缅怀道：“……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
“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3个博士’。我问他：'哪3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50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
“骄傲”既来自顾准对自身才华的笃信，也是命运多舛的肇因之一。
“他以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身份，对抗中央财政部的财政命令。”赵人伟一语道破。
1949年年底，上方指令，上海税制要以“民主评议”进行，即按口头协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因为“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
顾准并没惟命是从。为避免稽查干部查账的不专业，他挑选过去立信会计事务所的20位会计师，聘为“特约查账员”；他指示直接税局公告全市，按照当时人民币币值与物价，重新评估所有企业的财产实际价值，作为税收依据。实际账面资本出来后，企业利润的应交税率自然合理降低。
在对纳税大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措施后，顾准继而采用“专户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等颇现代化的税收方式。
“他认为，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赵人伟说。但在全国统一执行财政方针下，顾准的策略在党内遭致部分力量的反对。
自同年10月起，中央有关部门对他一再提出申斥，令其恢复“民评”，他却据理力争，“出言不逊”。
1952年，全国发起“三反”运动。这年3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称：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1955年8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思，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
学员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被一位厅局级干部直接打断：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吧。
《体会》经他修改，定稿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于1957年第二期《经济研究》上刊登，后来却被批在社会上“放毒”，是修正主义。
赵人伟日后称，“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已故经济学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
1957年11月，顾准被打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
有朋友劝顾准，如果摘帽，孩子们就会来看你了。他听后翻江倒海，终于落泪妥协。
病床上，他对吴敬琏、骆耕漠（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说，“在认错书上签字，真是奇耻大辱。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能见到我的孩子们，也想这样做，或许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为让兄长如愿，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生前曾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给侄儿侄女们去信苦劝。
他曾撰文，“和五哥（顾准）见面之初，他就曾对我说，他希望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且沟通感情与思想，……11月24日收到了重之来信，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还说：'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
顾准与儿女们至死未见，他们一句“怕受爸爸的影响”，无疑加速了他的离去。
顾准第一次打成“右派”时，曾与妻子商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受牵连，他同意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
“有人与家人在政治上划清，生活上却没划清”，对于顾准亲子关系的“划清干净”，高建国含蓄指出，“当年，个人抱负就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不被淘汰出来，这是第一位的。”
《顾准全传》中，顾准第二次“戴帽”一经传出，顾重之在就读的101中学，被同学们扯去红领巾。陈敏之的夫人曾含泪道，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在外面受歧视，被骂作“狗崽子”。
顾准的妹夫施义之，“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汪璧死后，他与妻子、顾准的胞妹陈枫，毫不犹豫对顾家子女施予关怀。他对高建国坦言，是他阻止岳母与孩子们去见顾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当个公安部长并不安全，朝不保夕。”
“母爱”也横亘在父子中间。1960年冬，顾准从河南商城下放回京。亲历大饥荒的重灾区，他在日记里记有“哀鸿遍野，人相食”的可怖实况。
家中，他当着儿女面，痛批“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梁回忆，父亲说农村应该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现在的中国是匮乏经济，政府供应什么，群众就只得买什么，没有一点选择。还有一次，一位亲戚来看父亲，他却大谈“大炼钢铁”--“就是泥地里挖个坑坑炼铁渣渣，泥土导热，怎么炼铁？”他典型的“右派”言论，把亲戚吓跑了，母亲因此不快。
“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整个人处于极大矛盾中。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顾逸东对高建国说。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愤恨其儿女的无情。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事情原委打出，印制若干，散发到顾准的朋友中去。
“他交给我时，还特别叮嘱，你要小心别让别人看到，我怕会给你造成不利。”顾准的干女儿，中科院同事张纯音之女徐方回忆道，那是“文革”后期，陈的行为十分危险。
打印本在早年，还是小范围散布。90年代中期，陈敏之不断将沉痛往事撰稿翻出，致使顾家儿女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徐方偶遇高梁，他苦笑，“我们现在是全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了。”
“经济学家要爱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吴敬琏为他介绍赵人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时不能自已，“狠哭了一鼻子。可见他爱他的爸爸。”赵人伟说。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讨论经济学时，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经济学家必须爱人民。”顾秀林听到高梁这么说，为之一震。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系。”高梁读研时的同届同学，当年财贸所的研究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分校校长华生说。
他，还有高梁同寝室室友张学军在电话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梁日复一日坚持跑步、苦练体质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寝室，原是一间空荡的教室。在那里，每周末都会开办读书会。
读书会围绕两个主题：研读与专业无关的经典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名著《小逻辑》；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化深层探讨。其间，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包括社会中人纷纷加入。
张学军怀念当年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一群意气书生中，年长的高梁一惯“思考严谨，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当时北京自由组合的学术圈子：诸如杜润生、王岐山、周其仁组成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学术圈”里，他仅是一介参与者，绝非活跃人士。
一次讨论会上，众人为国企改革，兵分三路，“激进派提倡，干脆卖掉国企。中间派认为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保守派则连这也反对。”张学军模糊记得，高梁是“趋于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我有时觉得，这条路较窄，会限制他的发展。”张学军的看法，对应了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朱嘉明所说：“高梁与他父亲最大区别就在于他的思考相对局限在经济方面，其他领域不像他父亲深广。”
1984年9月，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者不乏今天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马凯、张维迎……
华生后来回忆，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会议中心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中尤以价格改革为重中之重。
一批经济学子将以优质独见的学术论文被选入参会。高梁上山，缘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做过编辑。
开会、征文的消息发出后，“入选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筹会阶段，我被王小鲁（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拉去帮忙。”他说道。
“高梁也是会上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五人之一。”华生说，当年与会者认定，改革的市场轨道已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家成（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张少杰（已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蒋跃（现任陕西省工信厅厅长）在会上经过数日争论达成一致，“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有些产品可以外放内调。同时，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双轨制’。”
一干经济学者在改革方向上统一，“破除僵化、阻碍经济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衷都为“国富民强”--这是高梁眷顾的80年代。
“但改革将会改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心里是模糊的。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完全学美国，搞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实现私有化，和政府彻底脱离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种制度；也有人认为，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壳子，中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供应体系，应该稳妥地、公私兼顾地改革。这些未明晰的不同倾向，在后来改革实践中，一步步确为分歧。市场成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而高粱表示，“大家公认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对它在中国的实际运行感到疑惑。”
http://news.qq.com/a/20110816/001232_2.htm
柴静：向自由致敬——顾准1974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120649893.html
顾准：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110590.html
1945年，顾准（右）与刘晓、陈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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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于1950年代初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
母亲“走”后，高梁结束了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活。
“如果没有文革，让我报大学志愿，也许会报文科。但应当时号召，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他分到内蒙古东部寒冷的兴安盟，“春天播种，秋天打场。一晃就是5年”。
其后，他又在乌兰浩特柴油机厂当工人6年，“所有的车间都干过”，却没有守在父亲渴求他们的弥留之际。
1974年12月3日零时，顾准因患肺癌去世。
临终前，单位来人提出，只要他肯在“认错书”上签名，就能“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间”。顾准断然拒绝。
“他是很骄傲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说。
1950年，赵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任编辑，他缅怀道：“……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
“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3个博士’。我问他：'哪3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50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
“骄傲”既来自顾准对自身才华的笃信，也是命运多舛的肇因之一。
“他以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身份，对抗中央财政部的财政命令。”赵人伟一语道破。
1949年年底，上方指令，上海税制要以“民主评议”进行，即按口头协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因为“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
顾准并没惟命是从。为避免稽查干部查账的不专业，他挑选过去立信会计事务所的20位会计师，聘为“特约查账员”；他指示直接税局公告全市，按照当时人民币币值与物价，重新评估所有企业的财产实际价值，作为税收依据。实际账面资本出来后，企业利润的应交税率自然合理降低。
在对纳税大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措施后，顾准继而采用“专户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等颇现代化的税收方式。
“他认为，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赵人伟说。但在全国统一执行财政方针下，顾准的策略在党内遭致部分力量的反对。
自同年10月起，中央有关部门对他一再提出申斥，令其恢复“民评”，他却据理力争，“出言不逊”。
1952年，全国发起“三反”运动。这年3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称：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1955年8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思，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
学员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被一位厅局级干部直接打断：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吧。
《体会》经他修改，定稿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于1957年第二期《经济研究》上刊登，后来却被批在社会上“放毒”，是修正主义。
赵人伟日后称，“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已故经济学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
1957年11月，顾准被打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
有朋友劝顾准，如果摘帽，孩子们就会来看你了。他听后翻江倒海，终于落泪妥协。
病床上，他对吴敬琏、骆耕漠（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说，“在认错书上签字，真是奇耻大辱。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能见到我的孩子们，也想这样做，或许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为让兄长如愿，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生前曾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给侄儿侄女们去信苦劝。
他曾撰文，“和五哥（顾准）见面之初，他就曾对我说，他希望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且沟通感情与思想，……11月24日收到了重之来信，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还说：'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
顾准与儿女们至死未见，他们一句“怕受爸爸的影响”，无疑加速了他的离去。
顾准第一次打成“右派”时，曾与妻子商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受牵连，他同意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
“有人与家人在政治上划清，生活上却没划清”，对于顾准亲子关系的“划清干净”，高建国含蓄指出，“当年，个人抱负就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不被淘汰出来，这是第一位的。”
《顾准全传》中，顾准第二次“戴帽”一经传出，顾重之在就读的101中学，被同学们扯去红领巾。陈敏之的夫人曾含泪道，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在外面受歧视，被骂作“狗崽子”。
顾准的妹夫施义之，“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汪璧死后，他与妻子、顾准的胞妹陈枫，毫不犹豫对顾家子女施予关怀。他对高建国坦言，是他阻止岳母与孩子们去见顾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当个公安部长并不安全，朝不保夕。”
“母爱”也横亘在父子中间。1960年冬，顾准从河南商城下放回京。亲历大饥荒的重灾区，他在日记里记有“哀鸿遍野，人相食”的可怖实况。
家中，他当着儿女面，痛批“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梁回忆，父亲说农村应该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现在的中国是匮乏经济，政府供应什么，群众就只得买什么，没有一点选择。还有一次，一位亲戚来看父亲，他却大谈“大炼钢铁”--“就是泥地里挖个坑坑炼铁渣渣，泥土导热，怎么炼铁？”他典型的“右派”言论，把亲戚吓跑了，母亲因此不快。
“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整个人处于极大矛盾中。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顾逸东对高建国说。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愤恨其儿女的无情。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事情原委打出，印制若干，散发到顾准的朋友中去。
“他交给我时，还特别叮嘱，你要小心别让别人看到，我怕会给你造成不利。”顾准的干女儿，中科院同事张纯音之女徐方回忆道，那是“文革”后期，陈的行为十分危险。
打印本在早年，还是小范围散布。90年代中期，陈敏之不断将沉痛往事撰稿翻出，致使顾家儿女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徐方偶遇高梁，他苦笑，“我们现在是全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了。”
“经济学家要爱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吴敬琏为他介绍赵人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时不能自已，“狠哭了一鼻子。可见他爱他的爸爸。”赵人伟说。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讨论经济学时，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经济学家必须爱人民。”顾秀林听到高梁这么说，为之一震。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系。”高梁读研时的同届同学，当年财贸所的研究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分校校长华生说。
他，还有高梁同寝室室友张学军在电话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梁日复一日坚持跑步、苦练体质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寝室，原是一间空荡的教室。在那里，每周末都会开办读书会。
读书会围绕两个主题：研读与专业无关的经典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名著《小逻辑》；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化深层探讨。其间，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包括社会中人纷纷加入。
张学军怀念当年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一群意气书生中，年长的高梁一惯“思考严谨，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当时北京自由组合的学术圈子：诸如杜润生、王岐山、周其仁组成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学术圈”里，他仅是一介参与者，绝非活跃人士。
一次讨论会上，众人为国企改革，兵分三路，“激进派提倡，干脆卖掉国企。中间派认为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保守派则连这也反对。”张学军模糊记得，高梁是“趋于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我有时觉得，这条路较窄，会限制他的发展。”张学军的看法，对应了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朱嘉明所说：“高梁与他父亲最大区别就在于他的思考相对局限在经济方面，其他领域不像他父亲深广。”
1984年9月，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者不乏今天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马凯、张维迎……
华生后来回忆，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会议中心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中尤以价格改革为重中之重。
一批经济学子将以优质独见的学术论文被选入参会。高梁上山，缘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做过编辑。
开会、征文的消息发出后，“入选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筹会阶段，我被王小鲁（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拉去帮忙。”他说道。
“高梁也是会上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五人之一。”华生说，当年与会者认定，改革的市场轨道已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家成（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张少杰（已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蒋跃（现任陕西省工信厅厅长）在会上经过数日争论达成一致，“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有些产品可以外放内调。同时，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双轨制’。”
一干经济学者在改革方向上统一，“破除僵化、阻碍经济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衷都为“国富民强”--这是高梁眷顾的80年代。
“但改革将会改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心里是模糊的。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完全学美国，搞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实现私有化，和政府彻底脱离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种制度；也有人认为，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壳子，中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供应体系，应该稳妥地、公私兼顾地改革。这些未明晰的不同倾向，在后来改革实践中，一步步确为分歧。市场成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而高粱表示，“大家公认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对它在中国的实际运行感到疑惑。”
http://news.qq.com/a/20110816/001232_2.htm
柴静：向自由致敬——顾准1974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120649893.html
顾准：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110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