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光x60鼠标宏设置:田国强：破解中国改革之谜

　　【三十年改革，我们做对的事】

　　笔者认为这个谜是可破解的，下面试从四方面作分析：

　　充分考虑约束条件才能做成事。面对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发展，但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必须具有可行性、可实施性，同时也要把风险控制到尽可能小，不致引起社会动荡。这实际上牵涉到“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究竟应该谁先开始”这样一个问题。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看，一国经济尚未取得初步发展，初始收入水平很低(比如中国改革之初，人均才300美元左右)之际，就需要先发展起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如此。这种改革充分满足了经济机制设计中的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参与性条件，让绝大多数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二是可行性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平稳转型。具体地说，就是改革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才可能实现稳定和发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能不加分析地拿约束条件来说事。比如，有些人对国情这个约束条件有很多误解，以至于对市场改革、民主法治一概排斥。这里主要存在两方面的误区：一是将约束条件长期刚性化、静态化。其实从长远看，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约束边界和参与性条件也是在不断推移和扩大的。许多30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看来都不是问题。民主法治也是这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情(它也在慢慢演变)对于民主法治等的需要也会越来越强。二是将原则问题和方法问题混淆。民主法治要不要？肯定要，这是原则问题。至于怎么实现，这是方法问题。因为所谓国情特殊而抛弃大原则，显然是不可取的。

　　承认个人利益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不折腾”，包括政治和社会的总体稳定。此外，推行放权改革，满足了以下四个先决条件：

　　一、承认个人利益，允许老百姓发家致富。农村“生产承包制”就是承认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即人的自利性后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二、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即所谓“松绑”。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做了许多事，但最重要的是：放宽政策，给生产者和消费者较多的选择自由。例如，尽管中央政府未曾给予沿海地区什么财政上的优惠，但宽松的经济政策和领导人的思想解放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沿海地区经济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三、实行分散化决策：由当事人(企业部门或个人)作出生产消费决策而不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作出决策，即人们所说的“放权”或“分权”。分散化决策方式大大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递的成本，更有效地利用了经济信息。

　　四、引入激励机制。一个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或规则的安排促使人们努力工作。市场机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激励，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了。

　　发展与稳定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改革初期的中国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有二：一是社会物质资源严重匮乏，二是人们的思想水平整体不高，还很注重个人利益。基于这两点，改革的顺利推行就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改革措施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让老百姓获利，使他们支持改革(参与性约束条件)；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进一步探究，只有满足第一个条件，个体才愿意根据这一制度安排进行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反之，改革就很难成功推行，强制改革反而导致反对改革，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样，在制度变革中首先要解决稳定问题，让所有个体愿意参与新的制度。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一论断非常精辟和深刻，是对“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的直白而具体的解释。

　　如今，不少官员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上述讨论，可以帮助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稳定以及邓小平所说的稳定的真正内涵。那种靠堵、一味地靠强力压制的社会刚性稳定，只是一种表象稳定，从长远看，只会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只有靠疏导，让人们真正满意和获利所形成的稳定，才是实质稳定。社会不稳定的背后其实是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的背后则是利益结构的失衡，继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畸高攀比效应，使得一些个体和群体的参与性约束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人们不是选择沉默接受就是起来抗争。

　　稳定还应该包括政策的稳定。当前，由于对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的过度热衷，使得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由此导致市场信息失真(市场中充斥着不确定性以及与政策的博弈，引发投资者和消费者要么持续观望要么大肆投机)、激励机制扭曲和经济大起大落，从而造成了社会不稳。

　　而只有满足第二个条件，即“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才能解决“个体自利性”问题。“个体自利性”即每个人都天然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出自己最优的选择，但是该选择不会自动地满足改革的目标。如果大家都没有激励去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效率提高的事，那么社会也没有发展，也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稳定。满足激励相容条件，通俗来说，就是一个制度安排能让好人、能人、勤人得到奖赏，使坏人、庸人、懒人得到惩罚，而不是相反。

　　这其实就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的经济学内涵。中国历史上其他变革或改革之所以难逃失败的结局，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满足这两个约束条件，不能很好地解决个人理性和可实施的问题。

　　稳定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需要采取渐进的方式，并且先从变革负面影响最小的农村开始，而城市改革先从增量改革开始，等非国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制度逐渐成形，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所有制改革。这一变革路径不是谁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出来的。

　　促进地方政府竞争与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有效性不仅需要赋予个人自主权，而且需要保障竞争的有序。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界定。在中国历次分权改革中，地方政府之间是有竞争，但却是为中央政府的资源或银行的信贷等公共资源而竞争，缺乏来自市场或基层的约束，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两难局面。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规模进入以及私人资本的发展，使得地方政府之间为FDI以及私人资本的竞争开始替代对国有资本的竞争，成为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这种市场约束使地方政府行为趋于效率导向，才走出“乱—死”的恶性循环。

　　但是，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当经济领域的政府行为趋于有效的同时，民生问题却被地方政府忽略，居民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趋于不稳定。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约束，但基本不受劳动力市场的约束，中国居民不具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所以，今后的改革方向应是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限制政府公权，从而建立有限政府，维护私权。

　　对外开放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打破了过去信息封闭、闭门造车的局面，使得信息对称了，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真切体会到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落差，从而有了比学赶超的外部参照系和内在驱动力。一个很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乘坐新干线列车时，陪同人员在列车上问他的感受。邓小平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以上，是中国经济改革在这30年间“做对了”的事，它揭开了“中国改革之谜”的谜底。那么，未来改革如何走？这就需要探讨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

　　【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

　　毋庸置疑，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转轨道路。但不能因此而固步自封，将中国改革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归结于所谓“中国模式”。正是由于存在大量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误读、误导、误区，使得中国改革面临着一个方向性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大放小，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让政府主导经济？答案无疑是前者。

　　首先，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中国模式”？这是因为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中走出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所激发的动能和势能都非常大，它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远超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于是，一些短识、短视者或既得利益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摩擦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误把过渡性制度安排当作终极性制度，从而十分满足于现状，改革的共识和内生动力大大削弱。如果这种政府主导一切的治理思维不扭转，中国可能会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现在就匆忙下结论，认为“中国模式”已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路径，为时尚早。

　　其次，为什么说从长远看以政府主导为核心论调的“中国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政府直接介入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逐步积累起相当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风险。当前，我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多可以从政府身上找到源头。比如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失衡、生态破坏、教育投入滞后，等等。

　　再次，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用多了不好，它是强心针，是激素，最多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长治久安，还是应采取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的自由市场思想，用赫维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解决市场和政府失灵问题。

　　如何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条道路有其经济学上的内在逻辑，即：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

　　欲强国，必先富民。无数的个人追求和创造财富而使自己致富，国家就会富强，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或现在的改革开放，还是美国的强国实践都不同程度地说明了此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变革图强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在寻求强国的过程中忽略了富民这一环节。民不富何以求国富，国不富何以求国强。民富是根本，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就是让个人追求和创造财富。

　　欲富民，必赋私权。这是唯一正确的富民途径。

　　要富民强国，首先要赋予老百姓经济上的充分自由选择权利。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由此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要富民强国，还要给老百姓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并给予保障。一旦个人产权得到保护，个人利益与产权一致，劳动成果和产权收益不被他人分享，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就极大地调动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同时，私有产权必然导致分散决策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此信息更容易对称，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最后达致国家的富强。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因素就是民营经济成为主体。要保持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仍要进一步地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这才是经济长久发展的根本出路。

　　除了上述两点权利，还要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由于自身的能力有限或机遇不佳，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在竞争中难以生存，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安定有序。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就不可能发展。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体两面、密切相关的。

　　一旦个人拥有了这三种私权，让他们充分竞争，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就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市场机制不是人为发明的，而是一种有其内在逻辑的社会选择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保私权，必限公权。这是保障私权的必然内在逻辑结果，也是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或经历过的发展陷阱给我们的教训。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不是靠简单的放任自由，也不是靠简单的民主政治。要确保个人拥有真正的自由以及产权和契约得到强力保护，必须有一个有限而又强有力的政府，既防止来自政府对私人权利的侵害、防止私人之间权利的相互侵害，又要保证政府在维持基本的法律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方面的权威，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无限放任，防止外来的侵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环环相扣：法治—民主—分权】

　　那么，靠什么来建立有限政府呢？要靠法治(rule of law)，而不是法制(rule by law)。从法制走向法治，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需要实现的重大飞跃。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制，而在于法治是否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为什么要强调依法治国？其要义就是限制公权、保障私权。

　　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否则，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独立的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的保障，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才是约束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有了法治保障，人们才能把自己的资源和精力全部投入创造财富，经济才能发展，整个社会才能走向富裕。

　　继而，对依法治国的保证又是什么呢？ 是民主。法治有个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是：谁来监督执法者？对执法者如何执法？如果执法者本身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统治者用来制约公众的，这样的社会就不能称为法治社会，而是法制社会。“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得不由法制转向了法治。而民主能制约执法者，防止执法者成为法治的破坏者，从根本上保证法治，这就是民主的好处。

　　随之，民主要靠什么来保证呢？靠分权，分权保障了一定的民主。具体说，包括政府部门之间分权，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分权，政府和民间的分权，以及民间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人之间的分权，即不让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利益集团手上。分权对保证民主非常关键，不应让政府中间的任何一部分人、社会上任何一部分人，掌握过多的资源和过大的权力。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松绑、放权”，就是一种分权式的改革，它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为随后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打下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为什么要分权呢？是基于信息和激励问题。由于经济活动方面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因而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的方式。可以看出，现代国家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长远发展看，法治、民主与分权一环扣一环，三者缺一不可。

　　最后，分权最根本和最本质的原因，就是人是利己的，注重个人利益，再加上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需要给予人们尽可能多的经济自由选择权，让他们充分竞争。分权靠什么呢？靠自由选择、自由合作和竞争。

　　综上所述，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以维护私权，建立有效激励体制以使市场经济良好运转，推动居民富裕实现均衡发展，继而实现国家能力的提升，是基于历史上世界强国的实践经验，根据经济学理论得到的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