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提出哪两个三七开真正激怒了毛

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先见”。

毛泽东提议成立起草委员会，重新审定报告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起草委员会一面在内部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加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