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笑云豆瓣:陆州：邱会作跌宕起伏的人生路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邱会作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红极一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邱会作也跌下历史的舞台。从“红小鬼”到共和国中将，从祸国权臣到阶下囚，最后成为一个寻常的耄耊老人，邱会作的一生扮演了几个大相径庭的角色，颇值得世人寻味。我们不妨拂去历史“拷贝”的尘埃，对邱会作不同时期的人生片段作个“回放”，以飨读者，为官所省，为人所鉴。 　　从“红小鬼”成长为高级将领 　　1929年，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在赣南地区熊熊燃烧，年仅15岁的邱会作，在他的家乡兴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了一个“红小鬼”。那时邱会作虽然年龄小，身体瘦弱，但脑子活络，每次上级交下来的送信联络之类的任务，他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按时完成，深得战友们的喜爱。没读过什么书的邱会作，也有意识地和那些有“墨水”的战友、领导多接近，请他们教自己认字学文化。仅两三年时间，他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写出有模有样的宣传标语，编出有板有眼的顺口溜，因而没到20岁就当上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于上世纪30年代初组建了后勤机构，当时叫供给部，才20出头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由此，邱会作的戎马生涯与我军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在解放前后，他也曾离开后勤，任过许多政工领导职务，但最终还是操起了“老本行”，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 　　邱会作天生是个干后勤的好料子，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曾表扬过他是我军优秀的后勤部长。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缺衣少粮是部队天天头痛的老大难问题，邱会作总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想方设法筹到粮食，搞到棉布。应当说，他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 　　年轻时的邱会作，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后勤干部。虽然他管钱管物，但从不占公家的便宜，相反的比一般人还节省，处处想着部队。他在当粮秣处处长时，曾将自己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盐巴，送到卫生部充作公用。 　　战争年代腥风血雨，当红军干革命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那时的邱会作，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处境多么艰险，始终没有退缩过。在红军长征途中，邱会作负了伤，组织上准备留下他，可是他坚持跟着部队走，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他便把自己平时攒下的几块大洋拿出来送给老乡，请老乡背着他追赶部队，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当老乡背了3天赶上了部队时，他的腿部都化脓发炎了。 　　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邱会作在革命队伍里进步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他便已担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后又调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邱会作在部队几次编制调整中，先后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 　　邱会作与林彪认识和接触，大概就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当时，他追随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战场，打了不少硬仗、恶仗和漂亮仗。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重大战役战斗中，他所领导的部队，多次担负正面主攻任务，攻城拔寨，无坚不摧，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邱会作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1951年起，他历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客观地说，邱会作从“红小鬼”走到共和国中将这一步，与自身的革命业绩是分不开的，至于后来他任总后勤部部长，又兼任副总参谋长，则与林彪的“提携”有着莫大关系。 　　甘为林彪的棋子以“报恩” 　　由于邱会作是林彪老部下，所以在1959年，林彪一当上国防部长，就提升他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对此，邱会作心中感激不已，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感慨：还是自己的首长最贴心。 　　真正让邱会作对林彪感恩的，要从罗瑞卿事件说起。林彪任国防部长以后，名为“休息”、“养病”在家，实则处心积虑网罗羽翼，酝酿着篡党夺权的阴谋。当时军队的大量实际工作都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承担，他看不惯林彪搞的那一套，对其种种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一来，罗瑞卿就成了林彪的“眼中钉”。 　　到了1965年初，总后有人揭发邱会作有腐化堕落问题，罗瑞卿表示支持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对邱会作进行帮助。邱会作听到风声，仗着与林彪的多年老关系，悄悄跑去告状。林彪早就把邱会作盘算在自己的心腹大员行列中，当即出面将邱会作保了下来。从此，邱会作对林彪的感恩之情日盛一日；同样的，他对罗瑞卿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65年下半年，林彪开始了对罗瑞卿的迫害。邱会作与叶群经过精心策划，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恶意围攻。既可为林彪“尽忠”，又可为自己报仇，这样的机会邱会作岂能放过？他经过搜肠刮肚地精心准备，一连在会上发了四次言，恶毒攻击罗瑞卿，说其“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他与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一伙配合默契，轮番上阵，实际上已完全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邱会作可谓是官运亨通。在林彪的操纵下，他先是当上“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后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他伙同吴法宪、李作鹏带领一大批人大搞军队派系争斗，弄得军队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同时他们还变本加厉，把魔爪伸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将帅，丧心病狂地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此时在邱会作的眼中，林彪无疑就是自己生命中的“大救星”、仕途上的“大福星”。他在“遇难周年”时写信给叶群，再一次表示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还选制了象牙底座的台屏作为效忠礼物献给林彪。对邱会作的“忠心”，林彪大为满意，在他的又一次张罗安排下，邱会作于1969年4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时的林彪野心昭著，党内的斗争错综复杂，形势相当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虽然邱会作帮助林彪干了不少事，但他遇事沉不住气的性格还是让林彪夫妇不放心。于是，在1970年初，叶群为了稳住邱会作，亲自写了《咏菊》诗赠送给他，用“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暗示他不要动摇。邱会作随即把诗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表示决不动摇。 　　事实证明，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敲打”是有道理的。从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然而，野心勃勃的林彪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地位。可毛泽东却有自己的想法，建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在此大背景下，林彪便想通过1970年8月23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串通同伙，弄个国家主席当当。于是，便有了林彪、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会上大肆鼓吹“称天才”的丑径。在他们看来，只要证明“马恩列斯”、毛泽东是天才，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邱会作在会上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时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可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尽管林彪及其心腹费尽心机，但并没能达到目的。 　　8月25日，毛泽东得知林彪等人在会上的动作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止了有关“称天才”的讨论，并让周恩来等人连续同吴、李、邱谈话。邱会作当时心里就慌了，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这时，叶群赶紧出面为其壮胆：“你们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邱会作这才稳住阵脚，在谈话中没牵扯出林彪来，只讲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这次真刀真枪的考验，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以至于后来抢班夺权的核心行动，邱会作没有被派上更大的用场；而邱会作自此对林彪的“尽忠”行为也有所收敛。这也是他后来站在人民的审判席上时，在“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重要依据。 　　十载囚禁生涯从悲观到轻松 　　1971年，当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邱会作便自知大难临头，整个人精神恍惚，睡不好，吃不香。对九一三事件尚不知情的妻子胡敏曾不止一次问他怎么回事，邱会作只是摇头叹气。果然，在9月24日早晨，邱会作从家里出去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再也没能回来。那天上午8点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接着，邱会作被带往位于顺义县的北京卫戍区第三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 　　一下子从要权在握的将军，跌落为人人唾弃的阶下囚，邱会作自然是难以适应。首先是伙食问题。开始，他们每天只有8角钱的伙食费，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也许毛泽东说此话的原因，还是想到了这些人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对建立新中国有贡献。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鱼肉不断。 　　在隔离审查期间，中央专案组隔三差五地提审邱会作，要他交代问题。以往都是自己审问别人，现在成了别人审问的对象，开始几个月，邱会作心里既恐慌又悲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反省中也想开了，对自己所犯下的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在审问中也积极主动地配合。 　　一个人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无所奢望了，思想上和精神上都会放松下来。邱会作就是如此，告别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摆脱了林彪夫妇的牵制，自己的罪行该交代的也交代了，他精神上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平常除了在规定的地方小跑锻炼，还与看守人员聊天，睡觉也有规律。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在这里他又呆了近5年时间。秦城监狱的伙食标准仍是一如既往，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使用抽水马桶，生活上并没有像真正的囚徒那样难过。以致后来邱会作保外就医，离开秦城监狱刚到西安时，还说了这样一番话：“这里没暖气，洗澡看病又不方便，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 　　在经历了长达近10年之久的囚禁岁月后，邱会作等一批反革命集团主犯终于等来了人民的公正审判。1980年12月10日，在特别法庭的第二次审判中，对邱会作的犯罪事实一一进行罗列举证：他在林彪的指使下，对总后李聚奎、饶正锡、汤平等一些领导干部，以“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诬陷和残酷迫害，其中汤平被迫害致死。邱会作对他的犯罪事实低头认罪，表示接受惩办和改造。最后法庭宣判：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从1971年9月被抓时算起。对此，邱会作很欣慰，因为他是“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一个，其他3人均判为17年。 　　晚年的平静生活 　　1981年8月，考虑到邱会作等人年事已高，曾经为革命事业立过功的事实，党中央作出对他们“保外就医”的决定。 　　邱会作的老伴胡敏原籍是陕西西安，这10年来也一直过着被审查、改造的日子，随着邱会作的保外就医，老两口得以团聚。1981年9月，邱会作正式到胡敏的“娘家”定居。晚年的邱会作“妇唱夫随”，由此曾被不少媒体打趣为“陕西倒插门的老女婿”。 　　刚到西安，老两口居住在民宅区，房间面积比较窄小，每月生活费100元，过着一般市民的生活。到1983年，他们的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胡敏对老伴晚年的生活照料颇为尽心，到西安不久，便重操起医生的旧业，开了个小诊所，一来可以贴补家用，二来也方便有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的丈夫打针吃药。在西安，邱会作曾多次住院，他一住院，胡敏就会跑前跑后照顾丈夫。当这对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相依相伴地出现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时，人们心中便渐渐淡去对邱会作的憎恨，取代的是对人非境迁的感慨。 　　虽然已是平民一个，邱会作仍非常留心国家和世界大事。20世纪80年代，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订购报纸，他就采取快借、快读、快还的方式，向左邻右舍借报纸看，邻居也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经常在人前人后发些议论，畅谈自己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观点。除此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练毛笔字和写回忆录。用他自己的话说，练字可以修身养神，充实生活；写自传可以省行悟事，对历史和后人有个交代。 　　上世纪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邱会作每月的生活费也跟着涨至1500元，组织上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对此，邱会作及其家人都很感动，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政府表示感谢。晚年生活衣食无忧，丰富充实，使得邱会作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只要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这位老人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且思维条理清晰，废话不多，丝毫看不出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 　　2001年底，邱会作因多种老年病缠身，被接回北京，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进行观察治疗，直到次年7月18日在医院安然逝去，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