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马分布方差:一篇启迪人生的好文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宋太祖的宰相赵普说的经典格言。可惜的是赵普后来帮助赵光义杀了哥哥赵匡胤，并伪造了传国圣旨，赵光义不仅自己夺了皇位，而且连太祖的儿子也不放过。赵普在这里充当了打手和爪牙，弄得在历史上灰头土脸、毫无光彩可言！赵光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厚道的君王！前面已经劣迹斑斑，后来征服南唐，竟然把李后主的小周后周薇据为己有，真是把中国历史文化中‘兴灭国、继绝世’的优良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简直不成体统，从这里看出来还是他们的做人有问题，虽然赵普张口闭口不离《论语》，但他并没有把圣人的话记在心中，并逐一履行实践。说回来，《论语》是孔子的格言语录，记述了他和弟子们的精彩对话。里面的学问和经验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只要随手一翻，就可以找到深邃、精辟的格言警句。儒家的四书五经是教人如何作人，偏重于人道，为何如此？《左传》说过「天道远，人道迩」，形而上道要怎么修？天究竟在哪里？孔子教我们「敬鬼神而远之」，他是承认有鬼神的，你要恭敬它，但是这个问题太深远了，不要轻易去研究它，你先把浅近的人道做好了，才进一步去探究天道。儒家所有的书都是在讲人道，用佛教大乘戒律比对一下就知道：四书五经就是佛教的律宗，是人道的戒律，譬如《论语》处处是戒条，就在教我们怎么作人，怎么做事，怎么作儿女父母。西方文化在二千年前是很浅薄的，讲到东方与西方，有一个世界文化上非常有趣的现象，五大宗教（世界性三大宗教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而其它宗教则主要为民族性宗教或地域性宗教。中国人习惯上称中国有五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指基督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而实际上只是在世界三大宗教基础上加上了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天主教与新教(中国人俗称基督教)乃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两大教派，另一大派是东正教。这三大教派虽各自独立、自成体系，但仍被视为同属一教。）的教主都是出自东方。耶稣一生中有好多年的行踪成谜，现代有的学者提出证据，他那些年去了印度学佛。可见其后也引进了东方的文化，也向这个路上走，这也是自然的趋势。所以在佛法的观点看，真正的佛法不会有末法时代的，所谓末法，只是指宗教的形态，事实上，正法的真理是永远住世的。只不过诸大菩萨的教化方法和姿态，随时代的变化不同而已。如能这样理解，那你理解的范围就广，胸襟也大了。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是佛法伟大之处。尤其在东方文化中，《论语》2500年来它几乎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必备的精神食粮，如春风化雨一般无声地浸润到我们的心灵深处。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从大到伦理道德规范；乃至小到日常生活起居我们从没有脱离过《论语》的影响！以前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区别而已。五四运动以来，随着白话文的推广，文言文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现在讲文学再革命，讲白话文学，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我们都晓得‘孔老二’这个名词，不错，孔夫子是还有个哥哥孟皮。但这个看似通俗、亲切的称谓背后其实隐含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无数辛凉。“五四运动”的时候，孔孟之道被当做‘孔家店’被打倒；在文化大革命里，孔孟的思想更被认为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遭到空前的灭顶之灾！所以我们知道‘孔老二’的称谓实际上凸显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国民文化修养的漠视，以及自身文化发展的短视！直到现在我们只能倒退回来在课堂上重新补习老祖宗的家传文化，可是近百年的文化演变已经让古今文化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看《论语》好比天书一样难！许多的文言翻译已经似是而非，脱离了孔夫子的原意思想。就拿《论语》的开篇第一句来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现在的翻译是‘学了知识又经常复习它，不也是快乐的吗？’。其实“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讲到作人，我们就想到庄子也提到过这件事，《庄子》这本书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后，对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如今的人听到“真人”这个名称，就好像带有宗教色彩，相当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仙、佛一样。实际上过去道家所谓的“真人”，是指学问道德到了家的人。与这名词对称的叫假人，假人还是人，不过没有达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标准。发挥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称之为“真人”，孔子认为这就是学，就是学而之人。于是一个“学”字，这么多观念都被他包括了。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们劝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问题”他不听，你心里当然很难过，最后证明下来，果然你说得对，你固然替他惋惜，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上面第一点所讲的是学问的宗旨，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不是我们今天来读《论语》就叫做学问，不念《论语》就不叫做学问，这不是它的本意。《论语》看似杂乱无章，有些教授学者们，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遍。其实以全部《论语》来讲，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仅读原文，把原文读熟了，它本身的语句思想，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以这个态度研究《论语》，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用孔夫子自己的话说：“吾有道，一以贯之”。就是说《论语》看来好像很松散、很随便，其实它有一条主线。好比说我们的历史著作从《史记》算起有二十六史之多，如此浩瀚、庞杂，但它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也可以说有一副骨架在其中！那就是继承了《春秋》的大义，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矨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这个“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分”两个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赤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气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作“春秋”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孔子在《易经》的《系传》上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但是孔子认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也叫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慢慢大了，变成台风。道家这句话是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天下事都是一样，如果小事不在乎，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飓风起于萍末”，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所以孔子在《易经》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几乎没有偶然。平常听人说：“这个机会很偶然”，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以中国文化《易经》的道理来说，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这多么偶然！”但仔细分析，一点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为他走出门来了，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因此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慢慢转变来的。《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我们懂了《易经》这几句话，孔子著《春秋》，正是赶上那个时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春秋》。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縠梁传》。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公羊》、《縠梁》又各成一家。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思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孙中山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春秋》的精神就是责备贤者，换言之，一个时代的开拓者、领导者因为高高在上所以受到万民仰慕，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万民效仿、标榜的模板。可以造就一个时代的风气。所以作为执政者、当权者因为你要制订政策和规范，你怎么做出表率？也就是发挥模范作用。你怎么带动天下百姓提倡礼治、实行仁政也就变得尤为重要！你做了好的事历史自然记录下来，你做了坏的事历史同样毫不留情的给你一笔！至于想要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就由你自己决定好了！这就是《春秋》大义所在！整部二十六史都是这个精神！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吾有道，一以贯之”！《论语》这条主线就是‘仁’！其实哪里用半部，如果我们抓住了《论语》的中心思想，那么你只要记住八个字‘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可以在这个世间有所作为了！《论语》说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由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来：“什么是仁？”要求为仁下一个定义。孔子说，克己复礼叫做仁。照字面讲就是这样。我们几千年读古书，都是这么解释了，现在再照过去的读书方法解释下去：“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说只要有一天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全世界都归到仁的境界里去。下面引伸下去“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就在你自己的身心上，并不是靠外来的。字面的意思，我们这样解释了，这是“依文解义”的解释。“依文解义”是佛学里禅宗的话，全句是“依文解义，三世佛冤。”意思是说，如果看佛经，只照文字去理解佛学的思想，那么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都要说：“冤枉呀！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呀！”换句话说，我们读书，要通过语意，要透过语意，要透过语文内涵的意义，找出思想、道理的真谛，这才叫学问。仅仅文字会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是学问。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历代以来的解释很多，尤其宋儒——理学家，专讲这个“仁”。不过在我个人的看法，宋儒理学家们所讲那一套“仁”的理论，已经不是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了。左边偷了佛家的，右边偷了道家老庄的，尤其偷了老子的更多，然后融会一下据为己有。等于偷来的衣服，洗过一次穿在自己的身上，说是自己的衣服，这种作风实在令人为之气短。宋儒天天讲要“诚”，要“敬”，我认为他们作学问的基本态度上就违反了这两点，既不诚，又不敬。假如坦然的说这是借别家的思想来讲的，这又有什么错？而且也并不妨碍他们的学问。譬如今天说借了西方或法国某一政治家或哲学家的思想来解说一个问题，也没有错呀，为什么借了人家的思想，还要骂人家？就像现在有些小偷，拿了人家的钱还要杀人家，这成什么话呢？这还叫“诚敬”之道吗？所以宋儒解释的仁，还是有问题。再其次我们提过的，韩愈解释的“仁”为“博爱之谓仁”。后世有些人误解了，认为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仁就是博爱。其实汉武帝时公孙弘先说过仁就是爱。正式定义“博爱之谓仁”，这是韩愈的思想，韩愈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兼爱”之说，墨子看得很重要，可以说是墨家的思想，如严格的讲学术思想，就不要搞错了，否则就是笑话。所以学问可以欺骗所有的瞎子，没有办法欺骗一个有眼睛的人，学术就是这样一个严格的东西。另外，到了满清末年，“戊戌政变”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本书叫《仁学》，恐怕单行本很少看到。但现在市面发行的《谭浏阳全集》这部书里，有《仁学》的全部内容。其实《仁学》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从宋儒的理学入手，来讨论孔门的学问。这些，我们作了大概的介绍以后。现在回转来，再来研究这个“仁”的本身。颜回问“仁”，孔子答复他“克己复礼”就是仁。什么是“克己”呢？以现代话来讲，“心理的净化”就是“克己”。比如说我们都有人生的烦恼，可是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我们的的烦恼就是思想不停。怎么样做到经常不想，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不能不想，我说有一点可以随时做得到的，就叫“想而不住”，这是禅学的境界了。大家这里要特别注意：譬如现在我在讲话，诸位在听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理作用，配合心理感受，好几样都在用了——眼睛在看着，耳朵在听着，坐在椅子上舒不舒服，空气的冷暖，都感觉到，内在还有个东西，思想一个一个接连着。我们的思想像流水一样，一个浪头过去了，又来，又过了，又来了，一直这样的，而且在中间还会岔上很多的乱想。但是回想一下，这许许多多的思想，没一个存在。譬如我们说“克己复礼”，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这个念头过去了以后，我们再讲“克己复礼”，但已经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思想了，再讲一个“克己复礼”，又是第三个思想了。也就是我们讲过的，等于我们看到一股流水在流，表面上我们是看到一股流水。而它一直在流，但第一眼看到的那个浪头早过去了，不断的有个浪头在眼前，可是它是由后面不断地涌上来的。我们看电灯，好像这个亮光是一直存在的，但实际上这亮光是不断的消散，而新的亮光不断的补上来。我们的思想、心理作用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是总有思想存在。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思想：前面的思想过去了，后面的思想还没有来，现在的思想当我们讲“现在”的时候，这个思想又已经过去了。好了，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了，所以对于思想，我们不要去控制它，譬如说我们想静下来，脑子里在想“我最好静下来”，这反而又多了一个念头，所以最好不要去作“我最好静下来”的想法。许多人学佛、学道、打坐、练功夫，有意要把心静下来，这心怎么能静？有的两腿盘起来，闭眉闭眼，不言不语，耍把戏一样，这也可以，但不是真正“静”的境界。对生理的帮助则有之，如说这就是静，那就不通的。这样坐在那里，心里的乱想会更多，这不是真正的“静”。所谓“真正的静”，要有高度的修养，比如一面批改公文，一面听取报告，处理急务，日理万机的情形下，而心境始终是宁静的。我们要想作到这一步修养，就先要认识自己的心理，思想是这样不断的过去，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做一个体会，我们对于前面过去的思想不理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譬如我们所有的痛苦烦恼在哪里？我们往往知道是无法挽回的，但硬是想要把它拉回来。所谓后悔，就是已经过去了的，想把它抓回来。对于未来的，又何必去想它？假使能够不去想它，心理上永远保持这份宁静，心理就健康了，生理也自然健康了，这是必然的医学道理。现在再回来说本题，我们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来，不去管，单说现在的，“现在”也没有，我们说一声“现在”，这“现在”就马上过去了。慢慢从这一面去体会，永远保持心境的安宁，这一个平静的心境，一直平静到甚至于今天被敌人抓住了要枪毙，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一颗子弹这里进去那边出来，一定倒下去，完了嘛！它还没有来，何必去怕？它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怕也没有用，又何必去怕？现在还乐得享受，清静一点。所以古代许多大臣、忠臣，如文天祥的从容就义，就是如此，在文天祥的传记里就看到他有这种修养。他在被执以后，路上遇到一位老师，不知是道家的人物或是佛家的人物，他没有讲。只在他遗集中一首诗前面的序言中说，碰到一个异人，传他一个“大光明法”（这是佛家的东西）。因此，当时他就把生死看开了。读了这传记，才知道怪不得文天祥有这样高的修养，他是从此之后，就把生死观念，完全看开了。如拿佛家、道家的观点来说，他得了道，有了功夫，对于肉体的生死，不当一回事了，但这有什么稀奇？没什么稀奇，就跟我们刚才讨论心里的思想一样。关键在于你能找到知道自己在这里想，知道自己在动。那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东西最重要，那就是你自己，是真正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一面，真正的“自己”。第二步就要注意“克己复礼”的这个“克”字，克就是克，克伏下去，含有心理的争斗意思。譬如我看到一个女孩子漂亮，想去和她亲近，但理智马上就来了：“我为什么这样无聊？有这样下流的思想！”这就是克，就是心理上起了争斗的现象。在庄子的观念中叫作“心兵”，心里在用兵，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以现代语汇来说，是感情与理性的争斗，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这种矛盾之中。我们克己，要怎么克服呢？《书经》里两句话：“惟狂克念作圣，惟圣妄念成狂。”这个“狂”同一般人所认为的狂不同。照佛家和道家的解释，普通一般的“凡夫”就是狂。如果平凡的人，能把念头克伏下去，就是圣人的境界。换过来，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思想、感情、观念，就变成普通人。这是《书经》的文化，比孔子还早，是我国上古老祖宗的文化，孔子继承传统文化，就是这里来的。“克念作圣”这个“克”字，我们可以了解了，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克己以后，就恢复了“礼”的境界。“礼”不是现在所谓的礼貌，“礼”是什么呢？《礼记》第一句话，“毋不敬，俨若思。”就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很庄严，很诚敬。这个“敬”并不是敬礼的敬，而是内心上对自己的慎重，保持克己的自我诚敬的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老僧入定的样子，专心注意内心的修养。所谓礼，就是指这个境界而言。从这里发展下来，所讲对人对事处处有礼，那是礼仪了。《礼记》的这一句话，是讲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克己复礼”就是克服自己的妄念、情欲、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完全走上正思，然后那个礼的境界才叫作仁。如宋儒朱熹的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就看到他的修养，不能说没有下过功夫，他也曾下了几十年功夫。尽管宋儒有许多观点值得斟酌，但他们对的地方，我们也不应该抹杀；刚才我们讲克伏自己的思想，心境永远保持平静，不受外来的干扰，这是很难的。这里是朱熹的经验谈，他作了几十年的学问与修养，这个功夫不是一作就作到的，要平常慢慢体会、努力来的。这首诗里他以一个景象来描写这个境界：我们心里的烦恼、忧愁，就像江上一艘搁浅的大船一样，怎么都拖不动，但慢慢等到春天，河水渐渐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船就自然浮起来了。后两句诗是重点，平常费了许多力气——想把这艘船推动一下，可是力气全白费了，一点也推移不动，等到修养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便是“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境界了。到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了。“仁”就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念，就是孔子所答复的“仁”，是有一个实在的境界，而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是一种内心实际功夫的修养。所以真作内心修养的，个中艰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再下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假使有一天真正做到了“克己复礼”的境界，就“天下归仁焉”。这个问题也很大，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成为一句成语。以物理观点来说，天是天，人是人，相距那么遥远，没有太空船上不去，上去了还站不住，合的什么一呢？修养到天人合一，就和天一样吗？以有形的天而论，是那么空洞，心境也能那么空洞吗？心里乱七八糟，怎会和天一样空洞？这些都是虚浮的名称、口头禅。但是孔子讲的天人合一，有个道理，就是“天下归仁”。而实际上“天人合一”是庄子提出来的，后世儒家把它借来用。庄子又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表达心物一元的观点。这两句话发挥起来，又一篇大论文。“心物一元”绝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但也可说是纯粹的唯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唯心”。）“天地一指”的“一指”并不是一个手指，而是一个东西，是一体的意思。“万物一马”是以一匹马来作比方，整匹的马，有马头、马脚、马尾、马毛……等等。所有天地间的万物，就好像马的头、马的脚、马的毛……等等总合起来，才叫一匹马。离开了马的毛，不是完整的马，离开了马的尾巴，也不是完整的马，离了马的任何一样，都不是完整的马。由众归到一，由一散而为众。所以憨山大师的诗有“乾坤马一毛”之句，整个宇宙是马身上的一根毛。就好像我们现在文学中的“沧海之一粟”，我们的人生，不过沧海里的一个小水泡一样，但虽然是小水泡，也是大海中的一分子。所以要我们“会万物于己者，其惟圣人乎。”这是南北朝一个著名的年轻和尚僧肇说的。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死了，但他的著作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他的名著《肇论》，融和了儒、佛、道三家。他这句话是真正的圣人境界，修养——不是理论——到物我同体。人与物是一个来源，一个本体，只是现象不同。好比在这间屋子里，我们都同样是人，但相同中又有不同。因为你是你的身体，你的样子，我是我的身体，我的样子。但是虽然各人不同，却又同是人类，“乾坤马一毛”就是这个道理。“天下归仁”就是归到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仁境。真能做到“克己复礼”，就可以达到（不是理论上）心物一元的真实境界，宇宙万象便与身心会合，成为一体了，这也就是佛家所谓“如来大定”的境界。什么是“定”的境界？我们的思想一天到晚乱七八糟，在佛学上名为“散乱”。人不思想不散乱的时候，就睡觉了，这是“昏沉”。或者说刚迷糊了一下，没有睡着，这现象是“细昏沉”。人生就是两种现象，散乱或者昏沉。不散乱也不昏沉的境界就是“定”，这是功夫修养的境界，这个修养并不一定要炼丹、打坐。随时都可以从内心练习，也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佛家的“定”是指现象，孔子的“仁”是指作用，修养到了这个时候，对人没有不爱的，看见任何人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佛家山门外的精神——一走进寺庙，第一眼就看到挺个大肚子，张口而笑的弥勒佛，上面横匾四个字“皆大欢喜”。只有《礼记》大同世界的境界才能做得到，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也对于人类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有所阐述。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侍坐”，是过去的礼貌，学生晚辈在老师长辈面前，不敢随便就坐，只有站在旁边。这是记载子路等四个高才生站在孔子身边，孔子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事实上孔子有很多年龄比他大的弟子）就认为我了不起，我也和你们一样。“毋吾以也”，不要把我看得太了不起。孔子以这样诚恳的心情自我表白，是一个大宗师的气度，这就是所谓“满灌水不响”了。他又说平常你们在背后说“不吾知也！”认为我不了解你们，假使说了解你们，那你们又将怎样呢？你们把自己的心意，讲给我听听看。孔子要诸弟子各言其志，子路的个性，大家已经了解，这位急性子的老兄，听过以后，就冒冒失失地说话了。他说，假使有一个“千乘之国”——这是当时诸侯中大型的国家了，而这个千乘大国，是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在强敌环伺下，又经过了连年的战争，而且内部财政上也非常艰难困苦，不断地发生灾害饥荒。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交到我子路的手上来，我只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治理，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每个人都能够站得起来，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如何去走自己该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子路这个话讲得实在蛮够气魄的，不但有英雄气概，而且有大政治家的气魄。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哂之”，露了牙齿：“嘻嘻！”微微一笑，笑中充分表露了否定的意味。冉求说话的态度谦虚多了，他说只要方圆六七十里的一个小小的国家交给我，或者更小一点的国家让我来治理，花上三年的时间，我可以使这个国家社会繁荣，国民经济发达，全民进到康乐的境界，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从冉求的话中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管仲的高见“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放之于全世界，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站得住的。所以谈中国政治思想，离不开管子。再者，透过这两句话，可知社会国家的富强、教育文化的兴盛，要靠经济做基础的；要衣食富足了才会知荣辱，仓廪充实了才礼义兴。所以有人说，最大的是穷人，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拚命都不在乎，还怕什么？有地位有钱的时候就怕事了。就是这两句话的道理。可见文化的建立，要靠经济作基础。从冉求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深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一个小国家交给我去干三年，我可以使他经济基础稳定，社会政治稳定，至于文化的建立，则要“以俟君子”。这就还要等一段时间，乃至要请比我更高明的人来。这是他的谦虚，也是他的真话。公西华这个人，孔子说他“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他可做一个很好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生活从来不马虎，仪容很端肃，应对之间很得体，是一个标准的外交官。他在这里表现的也是外交官的风度，一开口就是外交官的口吻，与众不同。（这段《论语》，实在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他说，老师，我是一无所能，不过愿意跟着学习就是了。这里三个人讲话，表达不同。第一个子路“率尔对曰”，咚咚就讲出来了，就干了。轮到冉求就谦虚了：“小一点的地方……。”问到公西华就说：“我并不是说我有才能，我很差，不过愿意学习。”学习什么呢？“宗庙之事”，这里宗庙就代表了国家。以前是宗法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社稷以宗庙为象征，所谓宗庙之事，就是国家大事。“会同”，开大会。等于说现在开国民大会，或者立法院会、行政院会。“端章甫”，大家都穿上礼服，很有礼貌。“愿为小相焉”，辅相是一位很好的幕僚长，或者等于国民大会的秘书长。公西华对孔子说他可以去学习，慢慢在工作中求取经验，以便做到这个程度。可是一位优秀的国民大会秘书长可不容易作，一个重要会议中的小相，是很不容易作好的。小相就是总务人才，也就是宰相才；真正的好总务，就是宰相，像萧何就是最好的总务人才。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是屈指可数的。孔子和其他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听了子路他们三人的报告以后，转过头来问正在鼓瑟的曾点说，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曾点听到老师在问他，瑟音渐稀，接着，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瑟弦发出铿然的响声，然后曾点离开了弹瑟的位置，站起来对孔子说，老师你问我啊！我和他们三个人刚才所讲的不同，我的思想和他们是两样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从这一段描写，我们看到曾点的恬淡、宁静。大家在讨论问题，而他在搞他的音乐，应该是没有听到子路他们的讨论。可是孔子问到他的时候，他又说自己的想法、作法和子路他们三个人不同。可见刚才别人的话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这里就看到曾点高雅清华的风度，孔子听了他的话，态度也不同，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并不会矛盾、冲突的，只不过是关起门来，表达各人自己的思想而已，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曾点说，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冬衣一换，穿上舒适的衣服，农忙也过去了，和成人五六人，十几岁的少年六七人，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唱唱歌，跳跳舞，大家悠哉游哉高兴的玩，尽兴之后，快快活活唱着歌回家去。这个境界看起来多渺小！虽然渺小，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大声地感叹说，我就希望和你一样。孔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孔子就这么孩子气！所以说这段书很难懂。我们国家历经这六十年的离乱阶段——国家、社会、天下事，经过那么大的变乱——才了解国家社会安定了，天下太平了，才有个人真正的精神享受。不安定的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实在是做不到的。时代的剧变一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遍地皆是。所以古人说“宁为太平鸡犬，莫作乱世人民。”而曾点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真正享受了生命，正如清人的诗“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在我年轻时候，经历过唐山大地震，那时我们都住到临建里，有家难归。我们一群孩子成天在野外玩耍，没有觉得有多痛苦。的确经历过这种境界，觉得一天的日子太长了，哪里像现在的社会，每分钟都觉得紧张。如果我们有一天退休，能悠闲地回家种种菜，看看有多舒服！这里孔子问这四个学生的话，其中孔子与曾点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政治的目的，不过在求富强康乐，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大同世界中，安详、自得的生活素描。侍坐的四个学生，答复了孔子的问题以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已经走了，还有一个曾皙留在最后。因为孔子除了对他的话发表了意见以外，对其他三位同学的话还没有表示意见，意犹未足，再向孔子请教，他们三位同学所作的答案，老师认为怎么样？孔子说，没有什么，只是每个人报告心得，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而已。曾皙又进一步问道，刚才子路说的话，老师笑他，为什么笑他呢？我们也许觉得子路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很对胃口，有什么可笑之处？孔子告诉他，子路说的是国家天下大事，是一种大英雄、大政治家的事业，要有文化基础，要有学问修养，不是那么简单。而子路大言不惭，一点都不谦让，自认为很行了，所以我才笑他。至于他说的那个对国家的理想并没有错，我只是笑他太自满、太轻率。至于冉求的那套话，讲得也蛮好，实际上那就是政治家的作为，事实上方六七十和五六十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话来作一解释。现在有些研究老子哲学的，对“小国寡民”、“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现在的青年们，在大学里研究文学的也好，研究哲学的也好，研究政治学的也好，拿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很多写老子。什么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经济思想、老子的什么什么思想都来了。老子当年自己只写了五千个字，以后几千年来，几千万字都说不完。这些巨著，如果老子自己看了，一定会笑掉大牙。而今日那些论文中的老子，究竟是哪一家说的老子也不知道。真正的老子思想很简单其实，只有五千字。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要注意这个“烹”字，是慢慢地用文火来炖，小火来烧。小鲜是小鱼小肉，如用大火，一烧就烧焦了，必须用文火，慢慢地烹。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作人，乃至处世的一个大原则，在混乱之中，不能心急，任何一个时代的混乱，都有一个关键，慢慢来，逐渐解决。利用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就是顺其势，慢慢来。如果想一下子用突变的方法把它改过来，往往突变还没有变好，新的毛病又出来了，所以他主张“小国寡民”。换句话说，他是以地方政治为基础做起。这也是和孔子说的“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论地方大小，治理之道都是一样，并没有两样。而孔子这样说冉求，并不是说冉求不对，只是说冉求的思想，用来治大国、治小国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如引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不论我们职位大小，责任是一样的，事功是一样的，问题在做得好做不好。至于公西华的思想，孔子认为那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见地，但是他话说得谦虚。实际上一个“宗庙会同”，主持一个庞大联合会议，各国的元首、阁员都参加，而能够担任这种会议的秘书长，作主席。公西华说这是小意思，学习学习，话是讲得谦虚，口气是蛮大的。他说这是一件小事，天下还有什么大事？根据上面这一段，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子路等人的抱负思想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也就是孔子所说“我与点也”的境界。大家都是好好的，天下太平，太好了，统统都是欢天喜地的，没有冤家，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庙门两边还有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就是最高修养，也就是仁的境界。因此，仁的境界在于自己，不是外面找的，不是靠一个老道传的什么法门，然后得了什么道，那是江湖上骗人的。不是道家的道，不是佛家的佛，也不是儒家的仁。道、佛、仁就在各人自己的身心上，是最高的修养，要自己身体力行，绝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老师传的，更不是菩萨赐的。司马迁作《史记》，如记帝王的事，称为本纪，而他将未做皇帝的项羽也列到本纪中去，就是暗示汉高祖与项羽，一个是成功的英雄，一个是失败的英雄。又如《史记》中“世家”本来是记载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诸侯，也列入世家，司马迁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业，说孔子的言行思想，影响将及于千秋后世，所以将他列入世家。《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史记》中《伯夷叔齐列传》最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武王平定殷乱以后，天下都归顺于周朝，而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残暴代残暴，不知错无边？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叹死期近，生命已衰残！”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究竟英雄与圣人的分别在哪里？英雄是征服天下，圣人是征服自己，学佛就是学征服自己。征服天下难，征服自己更难。许多人可以作英雄，但是没有办法作圣贤，因为不能征服自己。英雄是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烦恼，建立在别人的身上；圣人是把天下人的痛苦烦恼，自己挑起来。古来的英雄不知有多少，圣贤却没有几个！严格说起来就是所谓的‘英雄’做起来也真难。我们讲项羽虽然在楚汉战争中失败自刎，但他输的光明磊落！从他在鸿门宴中不杀刘邦一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厚道。其实在当时杀死刘邦可谓轻而易举，但项羽不屑如此，因为他是英雄！他宁肯和刘邦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这样的人生才显得潇洒、壮烈！最后在垓下四面楚歌时，项羽让三千弟子渡江而去，这些昔日追随他的热血男儿劝项羽一起逃到江东以图东山再起，项羽摇头拒绝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他不想让这些好汉子的家庭落得妻离子散、父母无靠。这时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大敌当前，看到汉军骑兵中的司马吕马童（原是项羽部将，这时已背楚归汉）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我听说汉王拿一千两黄金、一万户封邑悬赏征求我的头，我给你一点好处。”就割颈自杀了。我们今天读到这里，仍旧为项羽的胆魄和勇气感到心旌摇颤，伤感不已！更何况还有一个红颜知己虞姬和他同生死、共患难！我们讲未必只有胜利的才是英雄！所谓的‘胜者王侯败者寇’只是世俗的短视之见，透过《春秋》大义我们就可知道历史上所有帝王将相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历史的道德审判！反观刘邦的流氓作风，父亲和老婆被项羽抓住，两军阵前项羽说再不投降就把他们烹了做汤，刘邦眼皮眨都没眨地说道：“好啊，别忘了分我一杯羹！”当然项羽只是吓吓刘邦，并没有这样做，但我们还是看到刘邦无情无义的一面！岂止无情无义，简直是不忠不孝！刘邦本来就是项羽的手下，当初一起打天下，刘邦投靠项羽被封为汉王，所以以后刘邦称帝仍称大汉！对项羽不忠，又对父亲不孝！再加上自己的老婆吕后也是个变态狂和野心家，在刘邦死后将天下搞得乌烟瘴气！后来多亏了汉文帝出来收拾残局，否则真不知道汉朝能否有400年的天下呢！其实说到历朝历代的君王，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道德残缺、性格失常的角色。真让我们能竖起大拇指的皇帝并不多，恐怕只有唐太宗和光武帝值得一提！中国历史所谓的二十六史，其实只是不断地重复上演背叛、阴谋、血腥、杀戮，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乱相的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如果我们人人都做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那么这个世界就一定是一个和平、美好的天堂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