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容室尺度大吗:60年，中国人的迁徙史

记述是媒体的命运。网易新闻试图记述1949年至今的60年时间，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人和事。人们认识中的解放，停留在1949年。但回溯这60年，我们发现它其实从未停止，大到统治者怀揣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小到个体追求更有尊严生活的努力，它一直统治着每个时代，历经起伏。60年后的今天，解除人性的束缚令人欣喜地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但它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从5月11日到10月1日，网易新闻将在每周一推出一个有关“记忆”的解放专题，为您讲述从未停止的解放故事……（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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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告诉我们，在没有灾害、战乱或政治原因的情况下，人类选择背景离乡，无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人的迁徙却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数次人口大规模迁徙运动，都是计划经济产物或是政治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迁徙终于回归了它的本意，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本着自利的原则，更加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下一个故乡”，这种进步无疑是极其深刻的。
五十年代：为了国家的需要

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
五万干部南下，接管解放区
1948年底，当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还做着“划江而治”的美梦时，共产党已经着手为建国做准备了。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发布，数万名北方干部背井离乡、告别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到南方去接管新解放区，执行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剿灭土匪等任务。革命的激情之火燃烧着许许多多年轻的心，在上海和南京，有1万多名青年自愿加入刘伯承、邓小平组建的“西南服务团”，每解放一个县，就留下一些人负责政权组织工作，很多上海青年在解放后就留在了大西南，把家安在那里。从那时开始直至解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共干部加入到这支迁移队伍中，他们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人数不多，但却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权统治基础。

几位年轻人奔赴“北大荒”。
工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区之间的工业、人口等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于是，为了东北工业基地建设、边疆开垦等建设需要，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在上海，1950到1956年间有20万名工人被送到华北各地的工业基地；在青海，为了国家的农业垦荒计划，十年间有近百万名青年来到了这里；在黑龙江，有10万官兵奔赴“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为了建设新疆，从1949年开始，有数百万的居民迁入这块国家西北边陲之地。如今，新疆建设兵团人口已占到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国家进行的三门峡、丹江口等水电站建设，也诞生了大量移民，据统计，解放30年来我国共建设了2000多座规模不一的水电站，共有120多万移民。应该说，他们为新生国家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50年代的户口簿。
7700万农民自由迁徙，成为城里人
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我国并没有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在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了居民有迁徙的自由。这时期，农民能自由的进入城市，统计表明，这也是我国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在1954年到1956年的两年之间，就有7700万农民成为了城市居民。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为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1953年底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国家以低廉的成本收购农民的粮食，再将其统一出售给城市居民。这一制度虽使城市里有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但造成了大量生活陷入困难的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种粮的人变少，积极性也下降了，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增多，城市里的粮食供应变得紧张。在重视城市和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唯一办法便是限制农民入城。于是在1958年，我国以法律形式将农民留在了农村，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文革前后：为了“革命”上山下乡
50年代末现“社办工业”中国农民创造乡镇企业。图为毛泽东1960年参观技术革新展览会。
数千万农民招工进城，随后又“返乡”
按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理性，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但从60年代开始，却出现了一股逆向的迁移潮。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风潮。当时，在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之外，各县市也确立了不少工业项目，为了尽快“赶英超美”，各地将招工指标大量下放到了农村，很多农民在此期间变成了工人。仅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1957年到1960年，城镇人口猛增3124万，达到1.3亿多人。
然而这些项目效益很差，而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加大了城市福利制度的负担。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国家又开始组织部分城镇职工返回农村。据统计，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多为前几年招进城市的农民，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60年代初期开始的返乡潮，也为之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放拉开了序幕。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知识青年浩浩荡荡地向农村开拔。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早在50年代，我国就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被认为是知青运动的开始，但这时的知青下放还不是强制性的，其动因，也和遣返城镇职工大体相似：缓解城市压力，支援农村建设。直到文革后，知青下放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一些领导人看来，那些闲散在城市里的青年，已经偏离了拟定好的文革路线，因此有必要让他们接受“革命”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第二年，大量赋闲在城市的青年下放农村，中学毕业生也被直接分配到了农村，到1971年，有583万青年到农村落户，知青下放达到高潮，直到文革结束才停止。在这场席卷中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中，共有2000万名青年被下放，它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直到现在，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
曾经红极一时的五七干校，如此早已走入了党史博物馆供人参观。
干部下放改造
在城镇职工、青年学生纷纷下放的同时，干部也开始了下放。尽管其绝对数量比不上前三者，但也成为了一个奇特现象。“五•七干校”，这一当时主要接受干部家庭下放劳动的地方，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词语。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介绍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柳河兴办“五·七干校”的经验，文章称：“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兴办“五·七干校”之风。仅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委在河北、宁夏、湖南、江西等四省就建设了106所干校，约10万名干部在此进行了“改造”。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改革开放后：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家乡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广东人不再“逃港”
改革前的人口迁徙，多为国家规划的、政治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自发的迁徙。据深圳市政府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在1962年，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逃港风波，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视察深圳，后来的报纸这样描述邓小平听了相关汇报后的反应：他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第二年底，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变堵截为疏导，使得逃港潮渐渐平息，其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人们拥有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谁还愿意轻易冒险逃港呢？
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民工潮”出现，这些“民工”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城市化而到来的的民工潮
1984年之后，由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和生产积极性渐渐被释放到顶点，原本在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正呈燎原之势，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农民开始进入乡镇企业打工。不过，此时国家政策对于农民的迁徙仍有颇多限制，他们只能是临时工，无法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并被规定只能从事建筑等行业。然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大增，我国从1993年开始进一步放宽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农民工人数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1万人，1999年6683万人，2001年为8961万人，2002年为9400多万人，而目前已达1.4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但是，尽管农民获得一定的就业自由，但他们却无法获得城市身份。
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轰动全国。纽约、出国、奋斗……等一系列词语逐渐汇聚成为三个字——“出国热”。
出国热：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
比起农民工来，那些更有条件的中国人，选择了出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但在1978年，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也仅有8人申请自费留学。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才算真正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此后，出国热一年比一年升温。在1978到1992年短短的15年中，仅出国留学人员就达16万人之多。“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1993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台词，加上1996年的《上海人在东京》，热播电视剧再次助推了出国热。如今，中国人出国的动因更加多样化：有为了学习去海外镀金的，有为了移民的，有为了外派海外工作的，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纯粹为了旅游观光。
2009年2月8日，上海举行的一次招聘会上求职者排起了长队。
年轻人：“去大一点的城市”
在某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打算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去趟铁岭。”随后观众一阵哄笑。笑声其实折射出一个社会现象：在大城市立足是体面、成功的象征。中国优先发展沿海城市和首都的国家战略，使得大部分的资源都向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这些大城市倾斜，作为新兴一代的大学生、城市青年白领，自然将这里视为了创业、生活之地，“北漂”、“南漂”已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词。尽管近年来国家有措施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就业、去农村做“村官”，但总体趋势仍然未变。2008年，教育部“大学生就业首选调查”的结果显示，上海、北京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选之地。大城市，意味着更好的公共服务、更高的工资、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更有品质的娱乐生活。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无疑是很能适应陌生环境的，他们闯关东、漂南洋，凭借勤劳以及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在异乡生存，取得成功。建国60年的移民史也是如此，我们很多重要的成就，都是移民创造的，比如早年开垦北大荒，再如近年深圳速度的诞生。孔子曾说：“父母在，不远游”。国人之所以远游，无非是相信：“希望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