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伟大的女演员排名: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的理念分析

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的理念分析

就大体而言，特别是清代，八股文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四个部分各自须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共成八股，此即其名之由来。

八股文的命题取自《四书》与《五经》中的文句。仅取一句为题者称“小题”，主要用于乡试以下的考试。取几句、一章或几章文义为题者称“大题”，用于乡、会试。所谓大题、小题，只可约略言之，还有所谓“枯窘题”、“援引题”、“横担题”以及上述“双扇题”、“三扇题”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据清代高塘《论文集抄·题体类说》统计，共有48类之多。最莫名其妙者称为“截搭题”，即分取《四书》中的个别成句，重加组合，搭配成题。其中又分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多种，可谓五花八门。

作八股文，应试者首先要用两句话总括点明题义，这就是“破题”；接下用四、五句话引申“破题”之义，谓之“承题”：以下再用几句或十几句话概括全体，议论开始，谓之“起讲”，这里须讲求文字的起承转合。“入手”以一、二句或四、五句过渡到正式议论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大部分。中股乃文章的核心，至关重要。四部分共成八股，必须结构相同，两两对仗，妥帖工稳(虚字可以重复)，其他部分则用散体。启功有《说八股》一文，曾以旅行社导游向游客介绍游览北京的“燕京八景”为例，说明八股文的结构形式，言简意赅又不乏风趣，迻录如下：

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八景是本市的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承)，“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都很方便”(讲)。a景、b景(提比)，“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c景、d景(中比)，“卢沟加了新桥，蓟门换了碑址”(后比)，“今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9]

清乾隆十六年(1751)所定燕京八景，“太液秋风”在中南海中，早已谢绝参观；“金台夕照”旧址迷失①：其他六景即“居庸叠翠”、“琼岛春阴”、“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蓟门烟树”，尚不难见到，所以“收束”云“六景全都看了”。这番释义通俗明白，文中所云“提比”、“小比”、“中比”、“后比”，即略相当于前述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大部分，称谓有所不同而已。

八股文的字数随时代每多变化，明代《四书》的题目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愈写愈多，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1778)，始规定每篇八股文不能超过七百字，以后即奉为定则。这些仅就八股文的形式而言，其内容也自有一定之规。行文自“起讲”开始，就须“入口气”，即代圣人孔子或贤者孟子、朱熹等人的口吻说话，谓之“代圣贤立言”。至于代言的内容，也不能凭空捏造或搞乱了时代，只能依照“朱注”的文字加以构思，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必遭黜落。

对于八股文这种功令文字，明清两代文人不乏赞誉者。如明代赵南星曾说：“文各有体，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时艺，言古无此体也。然主于明白纯正，发明经书之旨，亦足以端士习，天下之太平由之。”[10]他将天下太平与八股文联系在一起，可谓称赏有加。明代主张“性灵”的公安派领军人物袁宏道，常将八股文章与文学创新等量齐观，他在《诸大家时文序》中甚至说：“独博士家言，犹有可取。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于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为文不类古，至摈斥之，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11]所谓“博士家言”，即谓学中生员从事科举必须学习的八股文章。明代“前七子”李梦阳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拟古风气弥漫于朝野。袁宏道以时文反对拟古风气，借题发挥，用“与时俱新”来抨击“泥古不化”。这种斗争方式在李贽的《童心说》中也有反映：“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12]袁宏道另有一篇《时文叙》，撰写于此后三年，内云：“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11](P704)也从一“时”字立论，见其趋新求变之思想。在明代，古文的好手也往往是八股文的大家，如归有光、唐顺之等皆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在明中期以后几成文人共识，茅坤《复王进士书》即云：“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13]明清人对八股文持批评态度者不乏其人，但钻研其写作技巧，以求文章出奇制胜得一第之荣者也大有人在。袁宏道以及前后“七子”拟古派中人，大多属于凭借八股文掇拾青紫者，以之为利器攻击拟古派的主张，自然而然处于无可辩驳的强势地位。清代焦循《易馀籥录》卷一五曾将明代八股文视为堪与唐律诗、宋词、元曲并列的“一代之所胜”的文体，阮元更将唐以诗赋取士与明清以八股取士作过一番比较：

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者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14]

阮元(1754-1849)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为清中叶的学界闻人。他对八股文的认定自出于宦达者的立场，将八股文与维持世道人心、巩固封建统治联系起来看，的确道出了这一文体的封建主义属性。

有清一代对八股文深所诟病，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清初顾炎武等大思想家，对八股文之弊看得较为清楚透彻，此处不赘言。写八股文极见才思，十二岁进学，二十四岁中进士的袁枚，对于八股文的态度却较为复杂。其《随园诗话》卷一二记述当时名医徐大椿的《刺时文》道情，认为此道情“语虽俚，恰有意义”：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15]

这篇道情诗将八股文骂得体无完肤，袁枚将之录入《诗话》，是有一定同情感的。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的态度最为坚决与鲜明，《儒林外史》中那些热衷八股制艺、利欲熏心的读书人，一个个都不学无术或面目可憎。操八股选政的马二先生虽敦厚有馀，却全无生活之趣，初游杭州，西湖美景全不上心，一路上无非是吃与喝时在念中，一派迂腐之态(见第十四回)。而那个中举后又考中进士的范进，竟不知道苏轼是哪朝人(见第七回)。小说讽刺八股愚人，可见一斑。

道光间杨文荪为《制义丛话》作序，曾总结说：

八股文到底是“因文见道”呢，还是“全属空言”？两种观点势同水火。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一在历史上曾左右明清两代文人命运的文体，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此问题的复杂性。骂之者可以将它批得一无是处，赞誉者虽少见，但说好话的人仍有不少。有论者认为八股文有严格训练思维的作用：“经过几层考试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有工作能力，有不少甚至能力很强，管理地方的事，管理国家的事，一批一批的人，一代一代的人，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都几十年、几百年的稳定。这八股文教育，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16]这是一种反证法，但的确可以说明问题，引人深思。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八股文，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廓清。

二

八股文仅是一种文体，但绝不是一种文学体裁，它只是为科举考试而制定的功令文字。八股文的“破题”是“出马枪”，用一两句话点明题意，须肖题之神，扼题之旨，考官看后才能印象深刻，增加录取的希望。如以“子曰”二字为题，有人破题即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就极妥帖中肯，没有一定的概括力与巧思是难以写出的，至于“起讲”有关文章起承转合的讲究，其后两相比偶的八股文字的呼应映衬，都须滴水不漏，绝非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所能结撰。总之，烦琐的诸多文字限制对于应试者的逻辑思维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方法。有一些研究心理学的专家认为，八股文的写作甚至带有一些智力测验的性质，而不只是记忆与知识的考察。从内容上讲，八股文以朱熹等后世儒家对《四书》、《五经》的解释为依归，代圣贤立言，其核心是维系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带有某种“政治”测试的因素，这与相对封闭的封建社会基本相适应。此外，严格的形式要求，也便于标准的执行，有利于公平竞争。试后“闱墨”的公开印行，也便于社会的监督。可以设想，没有经过相当严格训练与扎实文字功底的读书人，是很难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一级一级地跃过科举龙门的。太平天国本是抗清的农民政权，也曾开科考试，其内容虽非孔孟之道，但文字形式却仍依样葫芦，以八股为式。可见这一文体与封建旧时代的广泛适应性。

随着清朝的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先适应于闭关自守的八股文取士制度，也日益暴露出它保守落后与不切于用的弊病。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皆大声疾呼废止八股；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包括洋务派人士、维新派人士等等，反对八股文也渐成势力。正是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一行世将近六百年的考试文体，才终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寿终正寝，这一年光绪帝下诏次年改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整个科举考试制度也走到了尽头，永远成为了历史。

综观明清两代，读书人对待八股文也时常处于难以化解的矛盾之中。作为应试者，他们一方面于试前处心积虑地揣摩八股文的应试技巧，“不求文章中天下，只求文章中试官”，总期望毕其功于两榜，迅速拿到进入统治者行列的入门券。然而这些满怀希望的读书人一旦铩羽败北而归，又往往大骂考官的糊涂，讽刺八股的荒唐；随着时间的流逝，心平气和之后，就又再作冯妇，旧业重操，打起精神钻研起八股文的诀窍。有一些读书人甚至一辈子目不斜视，只知八股文是安身立命之本，无暇他顾，终老于牖下而后已。《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那位呆头呆脑的八股选家马二先生，曾对蘧公孙说过如下一席话，可代表当时读书人的心声，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到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17]

马二先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全属实用色彩极浓的势利之见，代表了热衷于八股举业的清代文人的一般心理。小说第三回，广东学道周进教训“诗词歌赋都会”的童生魏好古的一席话：“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17](P36)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人似乎只有研习八股文才是正业，其馀全属杂学，这一心态在明清读书人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顾炎武《日知录》有云：“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相谯呵，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3](P584)明代归有光《跋小学古事》一文也说：“自科举之习日敝，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士虽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张巡、许远为何人者。”[18]广大读书人为求宦达，研习八股而不暇他顾，缺乏相关知识的链接，遂令社会人材的基本素质受到影响，此虽非统治者的初衷，却是这种“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明清两代，皆以八股文章取士，因而文人风气若合符契，如出一辙。今再举数例如下：

明代公安派三袁中的大哥袁宗道写有《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一文，内云：

余为诸生，讲业石浦，一耆宿来见案头摊《左传》一册，惊问是何书，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兴赋小诗题斋壁，塾师大骂：“尔欲学成七洲耶？”吾邑独此人能诗，人争嫉之，因特举为诫。故通邑学者，号诗文为“外作”，外之也者，恶其妨正业也。至于佛、老诸经，则共目为妖书。而间有一二求通其说者，则诟之甚于盗贼。此等陋俗，盖余廿年前所亲见。[19]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明清科举考试，属于“通才教育”的范畴，只知时文帖括，不晓经史子集为何物者，未必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愈难入彀，读书人就愈苦苦研习八股，知识面就愈狭小，形成恶性循环。这对处于龙门以外的广大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对于那些能够考中进士，“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成功者而言，却未必是只钻研八股文的结果。这些人大部分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陋儒。《儒林外史》中不知苏轼为何许人的范进，能中举，能中进士，相当程度上属于吴敬梓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明清的举人、进士大多数是不值一提的庸才。清王士禛曾记有下面一则趣闻：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时方髫髯，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20]

梁绍壬也曾于笔记中转录此则，题曰“进士不读《史记》”，并加评述云：“夫方伯(指宋琬——笔者)非妄语者也，尚书(指王士禛——笔者)非妄记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异矣！”[21]以此而论，明清时代只知时文八股而能进士中式者，虽有，亦属偶然，毕竟是少数。然而被排斥于龙门以外的广大读书人，到底有多少终生只习八股而不识其他者，今天已难以进行定量的分析，但将封建社会的多数读书人的愚昧记于八股文的账上，大约是不会错的。八股文所败坏的人材，并非是已经跨跃过龙门的文人，而是作为科举基础的广大读书人，因为这些人皓首穷经，一辈子钻研八股而不辍，将该做的事情全耽误了。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3](P591)如此立论，显然是就徘徊于龙门以外的读书人而言的。

在明清两代，若只中得举人，或以贡生等身份求官，虽也算正途出身，但其间坎坷之状，也一言难尽。《清史稿·选举五》有云：“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馀人，综十年计之，且五千馀人，铨官不过十之一。”[5](P3212)以清代而论，其首辅大僚，多出于翰林，而若跻身翰林，朝考、大考是免不了的，这些考试也都离不开八股文。倘若外放学道或为乡试同考官，出去衡文也须懂得八股文章起承转合的奥妙。说八股文是清代文人入仕的敲门砖，仅是大略言之，在封建官场中也还须时时捡起的。至于终身不得一第的大多数文人，这块砖就须臾难以离手了。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会试，因这一年取消了八股文的考试，于是就有了此前一年，某人梦见与逸民周仁用天平兑卷之轻重，以预定来年春闱录取名额的怪闻②。这无疑是一则文人的寓言，其底蕴则是文人于八股文被停试后的某种茫然心态的流露。

三

八股文虽不是文学，但明清一些文人大都认为二者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王士禛笔记一则有云：

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22]

无独有偶，《儒林外史》第十一回，热衷于科举功名的鲁编修曾对其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17](P139)看来以八股文作为衡量文字水平的标志，在明清两代大有市场。

清中叶的性灵派诗人袁枚对于八股时文不无微词，但他却承认时文与诗有着暗中相通的奥妙。《随园诗话》卷六有云：“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15](P197)桐城派是清代具有“一代正宗”地位的散文流派，倡导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创自戴名世，成于方苞。《清史稿·选举三》：“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5](P3153)桐城派推崇明代归有光的散文，除两者皆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文化品格外，将时文的写作技法运用于古文，也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袁枚曾评价归有光的散文成就说：“然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亦累于俗学之一证。”[15](P224)

在明清人心目中，八股文甚至与戏曲都有一定的关联。此论发轫于明代的徐渭，他在《南词叙录》中评价邵灿说忠教孝的《香囊记》传奇说：“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所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23]这是从语言特色评价时文与戏曲的关系。袁枚则从“代言”的角度阐述两者的关系：“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24]清初来集之讨论杂剧体制也说：“其法一事分为四出，每出则一人畅陈其词旨，若今制业之‘某人意谓’云者。”[25]清中叶的焦循曾将时文与元曲作过系统的比较，张祥河甚至自称他的时文完全得力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考试的功令文字竟与诗、古文与戏曲发生如此微妙的关系，今天看来，的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八股文写得好，有文学才能，未必就能科场获隽。明代的八股大家归有光，九上春官，才在将近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清初文学家蒲松龄，却一生连乡试的门槛也未迈过。有清一代将近三百年，举人数额姑且不论，进士只有28747人，内中包括状元114人。这一数目与从事举业的庞大知识阶层显然不成比例。科举之路的艰辛与坎坷，必然成为蕴结于文人头顶之上的永久阴云。“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其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难以捉摸，所以唐代的韩愈接下又说：“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26]将人生的贫富穷达完全委之于命，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并非全是吃不着葡萄的悲凉，也包含有对人生的几许无奈。至于宋人叶适所论：“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27]也将科举制度下的人才遇合完全归结为偶然一途。所幸在他本人身上，葡萄并没有变酸。

围绕着科举取士的命数观、果报说乃至堪舆家言，反映于从事举业的读书人，似都可以纳入于“必然偶然”的争论之中。再以清代为例，清代人口大量增加，导致知识阶层的人数也相对膨胀，于是科举得中的偶然与必然之争也就日趋激烈了。

褚人获《坚瓠集·秘集》卷五有《必然偶然》一则，是一篇富于象征性的文字：

新安张山来先生《忆闻录》：吾邑某生从师读书山中，一日徒问其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为科第也。”某曰：“科第亦偶然耳，安可必乎？”师曰：“读书以搏科第，乃必然者，何谓偶然？”后师徒二人同登贤书，各建一坊。师题曰“必然”，徒题曰“偶然”。历年既久，“必然”者圮于地，而“偶然”者尚无恙云。[28]

无疑，这是一篇寓言，世界上不会有为一句争论而建坊唱对台戏的师徒。然而读书为科第的目的性一旦陷入“必然偶然”的泥淖之中，就有可能失去对广大士子的巨大感召力与吸引力，师徒二人的争论，其实就是科举取士制度下读书人矛盾心态的真实反映。师傅所立“必然”之坊的倒塌，暗示出读书人的心理天平更倾向于“偶然”这一命题的事实。“偶然”之坊正是左右读书人心态的象征物，因而“无恙”，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与之相关的应试心态诸如命数观、果报论、堪舆说等等，其盛行于读书人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命数观是读书人思想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存在，特别是在久困场屋的读书人中更有市场。孔夫子尽管“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但子夏所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分明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论语·颜渊》)。至于孔子，他自己也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一类的话，更下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的断语。命数观在孟子那里表述得更为明确：“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明清读书人从事八股举业者，《四书》为日习月诵，难免受其思想影响。科举时代的广大文人，对于命数观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往往将之作为聊以自慰的解释。明代归有光在《王梅芳时义序》一文中，发挥“梅芳论人之命运，穷达早晚，皆有定数”之论，认为：“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谓之数云尔。”[18](P49-50)。可见自古以来命数观在读书人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地位。

鲁迅曾对命运说加以剖析说：“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29]将科举考试成功与否完全委之于命，对于中式者而言因木已成舟而无须深论；然而对于久试不售者却有莫大的心理安慰作用，至少可以证明自己并非低能，考不中不过是命运的捉弄使然，也许下一次就会得到老天的青睐。如此一想，自己似乎就可以安然了，心理也就达到了平衡。袁枚算是少年得志者，并当过乡试、会试的考官，因而对科举命数自有看法。乾隆九年(1744)，袁枚作为某乡试的同考官参加阅卷，写有《分校》一首古风。作者在诗中透露了“朱衣可得点头无，偷眼还看主司面”的录取情状。作者发现一考生的试卷优秀超群，欲荐于主考，然而“主司摇手道额满，怪我推挽何殷勤。明知额满例难破，额内似渠有几个。狱底生将宝剑埋，掌中空见明珠过”。于是，作者发出了“吁嗟乎，科名有命文无功”的叹息[30]。这是从乡试同考官口中道出的实情，无怪乎命数观在落第文人中大肆蔓延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南闱乡试榜发，袁枚回思三十年前自己北闱乡试中举景况，不禁悲喜交集，写有《戊子榜发日作一诗寄戊午座主邓逊斋先生》五古一首[30](卷二一P494-495)，淋漓尽致地写出参加乡试者的诸多复杂心态。开首十句描写应试诸生延颈企盼与悲喜景象如画：“九月十一日，戊子秋榜悬。门外车马走，彻夜声喧阗。群官一帘彻，诸生万颈延。得者眉欲舞，失者泪涌泉。恐此得失怀，贤圣难免焉。”诗中描写自己中举则云：“苦记戊午岁，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昏黑奔跹跹。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觥觥邓夫子，两目秋光鲜。书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渊。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权。敢云时命佳，时命谁究宣。父母爱儿子，不能道儿贤。惟师荐弟子，暗中使升天。”现身说法，感谢邓座主之识拔，的确是真情的流露，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嘉庆间，科场屡屡败北的缪艮撰有《文章游戏》一书，其中《乡试诗》一诗，道出了无数不得鱼跃龙门者的苦衷：“庚也科来辛也科，无人不想吃天鹅。须知时运亨通少，到底文章遏抑多。试帖墨试徒刻苦，桂花明月暗消磨。笑看济济英才士，任尔才高奈命何？”这是与科名无缘者的唱叹，联系上述袁枚所言闱中考官录卷之状，士子的所谓命数观就实在难以用“迷信”二字加以概括了。清代末年有署名孑厂的《科场概咏》诗多首，其中《抽换》一诗有题注云：“凡书榜，临时发觉朱墨不符，或有大疵者，则于各卷中抽补之。”这一填榜操作程序也许是随意的，但针对于某一考生而言，不幸见黜或侥幸获隽，也犹如博弈一样具有了相当的偶然性。其诗云：“上枝重见落花红，茵浊无心一霎中。科举虽微天意在，此中有命有阴功。”[31]因卷面突然发现违例而遭抽换，可以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无论抽下或换上者，都一定会对此发出命运或功德的思索与猜测，这又是读书人心态的必然。

将科举与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老于场屋的文言小说家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反映尤多。如《素秋》一篇有书中蠹鱼化为书生应考情节，此书生文才之高无与伦比，但乡试却屡屡不能中式，于是他为此悲伤而逝。“异史氏曰”就此评论说：“管城子无食肉相，其来旧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坚。宁知糊眼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一击不中，冥然遂死，蠹鱼之痴，一何可怜！伤哉雄飞，不如雌伏。”[32](P1101)这一番议论分明是夫子自道式的辛酸之语，其间有关命数之论也代表了作者的真实想法。《司文郎》中的宋生劝慰落榜书生王平子说：“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32]这一番议论可视为作者自慰之语，他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并就此沉沦，而是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可以说，这是众多读书人屡败屡战的精神动力，从而显示了读书人对科举一往情深的执著心态。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在蒲松龄的诗文中，我们也能随处发现这一执著心态的踪迹。作者把科场失意归结为“命数”的同时，又对未来无限憧憬：“盖当鸿隐凤伏，斥鴳得而笑之，而不知一朝发迹，阊阖可叫而开不难也。”[33]他的幻想无非是一朝时来运转，得到考官的青睐而一鸣惊人。在《试后示篪笏筠》一诗中，蒲松龄如此教诲其子弟：“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文字即擅场，半犹听天命。矧在两可间，如何希进取。”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蒲氏时已六十三岁。作者对赴试铩羽归来的三个儿子大加训诫，他一面大骂考官的心盲目瞽，哀叹天命的难违；一面又勉励他们奋力挣扎，以求得“万一”的机遇。在作者看来，自家的文章若只在“两可”之间，就连天命也靠不住了；只有依靠自身的努力将文章作好，才有听凭命运摆布的资格。该诗最后以“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来结束，这与他在《喜立德采芹》诗中所云“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的态度毫无二致。

总之，科举制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在封建社会的实行，自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在地方上举足轻重的绅士阶层，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在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在科学日益昌明的新形势下，科举八股显然已经穷途末路，难以继续走下去了。然而中国的科举制曾经影响了周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对我国唐朝科举的借鉴③，高丽科举曾实行于我国五代以后，占城、安南的科举也在我国元明时期有迹可寻④，都是事实。也有一些研究者将英国等欧洲国家实行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ant)来比附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甚至径称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国的文官制度，其实两者从社会基础、产生原因到内容实质，皆难以同日而语。如果仅从“择优录取”的考试形式来考察两者，显然有失片面。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这一制度实施的保障，君主专制则是这一制度超越朝代得以延续的基础。科举制虽不与封建制社会相“始”，却基本与封建社会相“终”，这已足以表明它的适应范围。欧洲诸国的文官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下的产物，如英国的文官制度，其真正建立是在19世纪中叶，尽管这一过程的发生还可以追溯到东印度公司的官制改革。英国的文官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确立的，在这一制度下，文官并不随其政府内阁的更迭而进退，属于常任制。但文官仅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即只担任常务次官以下的政策执行官员，而决策官员是要通过选任的。这无疑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多党竞争体制下政策的延续性，并保证了政府换届过程中的工作效率⑤。中国科举制为士人所提供的是跻入中央决策圈子——宰辅的可能，以及金字塔形官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科举是维系这一官僚结构的有力纽带，其中并无所谓事务官与政务官的明确划分。从教育方式讲，中国科举制度属于通才教育，它所选拔出的人才并非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与英国文官制度的通才教育形式相近，但由于两者实质内容不同，可比性就不强了。

讨论科举制度，就不能无视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清末废科举后，欲行“新政”，《清史稿·选举志八》言及“新选举”有云：“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院之先声。日本豫备立宪，于明治四年设左、右院，七年开地方会议，八年立元老院，二十三年遂颁宪法而开国会。所以筹立议院之基者至详且备。谨旁考各国成规，揆以中国情势，酌拟院章目次，凡十章。”[5](P3248-3249)文中之“院章目次”当谓《各省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的草案，向欧美政体看齐的设想已较戊戌变法的内容激进了许多。抛开其中“古已有之”的耀祖、法祖意识不论，其间有多少真诚虽值得怀疑，但终究有了目标，不过武昌首义的枪声随即结束了这一设想实践的机会而已。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精神，建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五院制政府，考试院掌握考试权，下设考选委员会与铨叙部，分别掌理文官考试与公务员的铨叙，设想极其周到，其中吸收了科举考试传统资源的合理因素，但推行举步维艰，部分原因即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⑥。2005年，中国迎来了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百年祭”，学界既不乏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不乏极力反对为其招魂的议论。有论者引用孙中山《五权宪法》中语，认为：“孙中山曾充分肯定科举制‘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西方人将之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⑦如果不局限于科举制具体的是非功过问题，仅抽象地考察其“择优录取”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原则，不言而喻，这一原则可以为今天所借鉴者正多，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