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麻柳湾大桥:税收无约束 政府必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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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无约束 政府必昂贵

2011-09-30 08:35

    税收无约束 政府必昂贵
2011年09月24日 01:03  中国经营报微博
  梁发芾
  福布斯关于中国人税负痛苦指数的旧闻,因为《人民日报》的介入,再次引起关于中国人税负轻重和税负痛苦指数大小的争议。
  首先需要指出,税负与税负痛苦指数不是一回事。目前来自官方的论调主要是以中国宏观税负不高为由来证明中国人税负痛苦指数不高,这显然是在偷换概念。因为税负痛苦指数指的是税收的性价比,如果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即使税负高一些,人们也会觉得划算,而如果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那么,纳税人会觉得不划算,不值得,就会有痛苦,说不定痛苦指数还挺高。
  现在,中国税收存在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税收到底是用于谁,是用于民,还是用于官。不管中国税负高不高,中国税收的征收成本和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是极高的,这个谁也不能否认。高昂的行政成本和税收成本无可辩驳地证明,税收并未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很大一部分用之于官。
  中国的税收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新华社一篇报道披露的数字,中国的税收成本达到8%。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是相当低的,美国的税收成本1992年是0.58%,日本是1.13%。中国的税收成本居然要高出美国十多倍,高出日本也要7倍。高昂的税收成本中必然包含征收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官员的豪华汽车,以及员工的高额福利和津贴等等支出。事实上,8%的税收成本,还并未计入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如果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计入,税收成本将更高。
  税收成本高,国家的行政管理成本更高。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18.73%,而同期日本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高一些,也只有9.9%。老百姓缴纳的税收,有接近五分之一根本就没有用于民生事业,这当然会增加国民的税负痛苦指数。
  国家行政管理成本太高,首先是政府规模过大,人浮于事,吃财政的人太多。2006年,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仅中高级干部层级,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这种严重超编的中高级干部,既增加开支又滋生官僚主义。除了吃财政的人太多以外,财政支出的挥霍浪费无效率甚至谋私自肥更是死结。公费吃喝,公费出国,公费购车,以及超豪华的办公大楼的兴建装修,已经天怒人怨,但是,公开这样的开支却困难重重,至于接受监督进而缩减这样的支出,更是不可想象。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提出降低政府成本,追求廉价政府的问题。他认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而不能实现的廉价政府的目标。
  在中国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行政成本不断增长,老百姓税负日益沉重的今天,重温马克思的这段话是颇有意义的。建立廉价政府,将原来用于政府行政管理的庞大支出,削减下来用于社会的公共服务,用于社会公众,这应该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虽然廉价政府廉洁政府是改革的目标,但它不会自动到来,必须有制度保障,才能成为现实。最重要的制度,首先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民主选举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及时将不称职的官员撤换下来,才能保证他们不会利用管理纳税人资财的便利,将纳税人的资财挥霍浪费或中饱私囊,纳税人的税收,才能真正用于合乎纳税人意愿的地方。其次,必须建立完善的民主财政制度,征税和用税都必须得到纳税人的赞同,政府财政必须公开透明,拒绝一切秘密财政和黑箱操作,政府财政行为必须受到预算的严格约束和纳税人的全面监督。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廉价廉洁的政府方可期待,纳税人的痛苦指数或可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