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被委屈还是被善待了

　　30年争议者•功臣与体制

　　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

　　本刊记者 何三畏

　　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他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今天，提起他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关于他和红塔集团的那段传奇的回忆。

　　他是以巨额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但是，此后他只是被作为“最具争议的财经人物”，同时，不断有人以崇敬心情和诗意笔触，去追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超级腐败案”

　　褚时健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

　　他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1979年，51岁时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开始了这一神话的终结。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历史的审判”及其余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前后，褚案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议题，体制内外，纷纷争说。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涉案金额空前，超过当时全国已经披露的最高腐败金额若干倍，对体制内外构成极大的刺激，更因为它呈现了当时已经开始困扰国人的“世纪难题”——转型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国企官员的管理。

　　那时，这个声称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正在“国企效益滑坡”的泥潭里摸索，尚未摸到有说服力的石头。旧的管理已经松动，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远远高于地平线的“红塔”，是财政的现实依托，也寄托着体制的某种希望。

　　褚案既出，官民俱感震惊。在光耀四方的国资名义的红塔之外，褚时健建立了一个十多亿高的“私塔”——“秘密账户”，虽然每年都有国家审计，但都“没有发现”它。这笔巨款只有褚时健个人能动，他的贪污即直接从这个账户划入私人名下，没有别的技术含量。

　　但大批困境中的国企却迫切需要褚时健式的经营人才，当时官方的议题是如何“善待”他们。而民间反腐声浪渐高，官方对他们爱怨交加。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还是“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多少升华出了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定了调。

　　但是，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而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的终审裁定：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位江西省前副省长贪污受贿金额是人民币544.25万元，不明财产是人民币161.77万元，两项合计差不多褚时健被认定的一次贪污金额(174万美元)的一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哀牢山的庄园主

　　在服刑两年后，即减为有期徒刑17年，随后，在2002年春节，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这时，74岁的褚时健回到玉溪，家里只剩下年迈多病的老伴。后来，他在云南一个叫哀牢山的地方经营着一片两千亩的果园农庄。果园外面挂着绿色认证。据说他的果子在市场上很吃香，当地买不到，销往外地了。

　　他仍然往来无白丁，政商两界都跟他不乏联系。他当年的部下，多人成了今天的烟企领导，他们对他保持着尊敬。据称他还会从前来“问策”的企业里获得报酬。

　　现在，一切宠辱都已经过去。他可以在云南高原的阳光下平静地回忆往事了。他平时看看电视，新闻联播、电视剧，看看杂志，消磨时间。他到了红塔才学会抽烟。到现在，红塔没有那么红了，红塔也不需要他了，抽烟却成了习惯。跟大多数成年后学会抽烟的人一样，他握烟的姿势显得生硬——拇指也参与进去。

　　2003年，王石到云南哀牢山看望保外就医的褚时健。这位在不健全的市场上开始追求公司治理的新一代企业家认为，褚时健“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褚“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老人给王石讲他的冰糖橙的习性和高原水土的关系，展望大约六年后全面挂果的未来。然而，当六年后这些果树进入青春期，褚时健却是八十高龄了。这个情景给了王石以震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事的变迁，人们回溯褚案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解”。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在媒体上，有人深切地为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三年前，一位论者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到了今天，话又可以这样说：某些国企的“大王”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拿到六千万以上的年薪了，而当年的“烟草大王”的名义工资收入，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位公司白领。

　　此外，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国有垄断型的、并且实行专营的特殊行业，人们在叙述红塔集团的税利情况时，主语一律使用单数词“他”，即一代“烟草大王”褚时健个人，“他创造了……”，“他贡献了……”，这是不对的。褚时健是一代枭雄，但不是现代企业家。假使任何一种毒品合法化和专营，同样可以在这个行业产生一个褚时健。

　　但这种看法显然没有占到上风。更多的人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已经被“神化”，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在他保外就医以来，一直有关于他“复出”的传言。以他的交往来说，产生这样的传言应该比较自然，但一个不可超越的情况是，在年复一年的传说和猜测中，今年农历正月初一，老人已经年过八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

　　而又有人说，今年对他是“比较关键”的一年呢。

　　褚时健 企业家

　　1928年生。原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在他的努力下，红塔集团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后来被查出犯有贪污罪而被判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