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和流行歌曲的区别:感性社会与性感社会

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政治改革也在探索进行，然而文化领域却是粗鄙和低俗之风盛行。君不见，“兽兽”走光，身价倍涨；“马诺”拜金，“非诚勿扰”；“凤姐”征婚，一举成名；“祖德妹”效颦，万众瞩目；俊朗“春哥”，顿成“教主”；妖娆“伪娘”，竟是男身；色情明星，代言游戏； “乳神”模特，惊艳球场……文化的低俗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大陆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台湾当年和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台湾在实现了经济崛起、“政治民主”后，却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危机。“大家都一致认为，台湾目前的道德生活，已经堕落到极点，再不设法力挽狂澜，恐怕就会来不及了。”（陈秉璋：《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如果我们不能以为鉴，在文化危机来临之际及时校正它、挽救它的话，恐怕我们也要走入像台湾那样的“文化歧途”。

感官刺激挑战生理、心理、伦理极限

这是一个“感性社会”。

在感性社会，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思想、理论等等具有思辨性的、深刻的文化，而偏好于感性的、直观的、肤浅的文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的文化偏好正是从深刻走向肤浅，从抽象走向具象，从理性走向感性，从文字走向图像。艺术、哲学、学术在遭遇冷落的同时，流行杂志、娱乐节目、巨幕电影、嘉年华等则供不应求。城市中的书店纷纷关门，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学术著作非资助不能出版。

比如，说到阅读，“凤姐”就曾这样“自吹自擂”：“我九岁博览群书，二十岁达到顶峰。我现在都是看社会人文类的书，例如《知音》、《故事》……”

她说的像是“笑话”，其实却道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可悲之处。当你嘲笑凤姐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自己一天翻过几页书？看过几行字？而那些号称“写的书比读的书还多”的所谓专家学者，到底胜过“凤姐”多少呢？

江苏卫视推出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引起很大争议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上，美学家叶朗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办了一个比较文学函授班，报名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是工厂工人。函授班去西安、成都、重庆组织面授，有很多工人请假从很远的地方来听，他们都不是专业的完全是凭一种兴趣。”难以想象，普通工人对美学的热情在今天还有可能重现吗？

远离深刻，拥抱肤浅，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感性社会里，人们热衷于消费“白痴文化”，所有文化生产无不向着“逼真”、“轻松”、“好看”、“刺激”的标准看齐，只求最大限度地刺激感官，同时规避“头脑”（思维）。

我们看电影《阿凡达》，已经不再满足于平面效果，而要看3D立体效果；已经不再满足于看“宽银幕”，而要看“巨幕”，视听刺激尽可能要达到极致，以至于有的观众看后心脏、大脑和眼睛都感到严重不适。而新出来的4D电影更是号称“其震撼的视觉冲击力和意想不到的多维感官刺激总令观片者尖叫不断，身不由己”，警告“心脏病患者、孕妇和体弱老人”不宜观看。

在一个文化服从、满足于感官需要的社会中，“娱乐”、“搞笑”岂能缺位？近年来，娱乐已全方位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芙蓉姐姐的舞姿、红衣教主的歌声、木子美的小说、杨二车娜姆的评论、“九零贱女孩”的自传、嫩模们的“写真集”、小沈阳的“模仿秀”、郭德纲的“相声”，周立波的“清口”……全都冲着一个目标——娱乐至死！

更有甚者，自数年前女子踩猫视频激起众愤之后，近来网上又出现数起女子踩踏小兔子、小猫的图片，这些变态而残忍的行为真是令人发指，惨不忍睹。而这样的厌恶感和恐怖感不正是满足感官刺激所需要的吗？

还有网上陆续出现的“炫富女”（“一个令人鄙视的农民”的“易烨卿”，“我开本田砸你破车”的“雅阁女”，鄙视“白领”的“90后炫富女”，“真该买个私人飞机”的“晕机女”，拎着一编织袋人民币看车展的“麻袋女”），河南农民血腥“斗狗”表演，网络吸毒直播……这些低俗的东西无不挑战着人们的生理、心理、伦理极限。

感性社会的文化是以安慰感官、刺激感官为要旨的，拒斥一切深刻的思考，人们似乎能够迅速得到满足，但其实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纯真年代不再，性感无敌

这是一个“性感社会”。文化的粗鄙低级很大程度上在于性感、色情的泛滥。

性感体现在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开发、利用和展示上。大屏幕的内衣广告，淮海路上的摩登女人，杂志封面上的半裸模特，音像店的盗版碟片，聊天室里的表演，酒吧里的暧昧，“天上人间”的奢华糜烂，东莞的“人肉市场”，李银河的理论，洪晃的语录……

我们已经由一个“纯真社会”进入到一个“性感社会”。过去，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称赞一个女孩漂亮时，她可能会露出羞涩的笑容，但今天发现，满大街的女孩全都叫做“美女”。“美女”的称呼甚至已成为一个与美无关流行社交词汇。

据说，最近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和王全安的《白鹿原》都爆出了“清纯女主角”难选的问题。偌大一个中国，近14亿人口，就找不到张艺谋、王全安要的“清纯主角”？有人说这是在炒作，但恐怕也不全是炒作。 在“性感社会”中，对性、身体、情感还有一点点本能的害羞感和保守性的年轻女孩似已成珍稀动物。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正因为性感的巨大需求，于是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在市场社会里成为“新型商品”，并被穷形尽相地开发、利用着。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色情女星苍井空代言网络游戏“风光”沪上，林妹妹“裸死”在李少红的《红楼梦》里，安徽大兴“金瓶梅遗址公园”，山东争相开发潘金莲与西门庆相会旧址，“拜金女”马诺受邀大做节目，“嫩模”曾丽仪自拍“性侵短片”，上海书展上“咸湿腰封”备受瞩目，“二人传”以“黄言荤语”为卖点……这些低俗行为背后无不受着商业利益的驱动。金钱对人身体的支配和利用，对人性、伦理、道德的侵蚀，在这光怪陆离的文化乱象中显得格外明显。

低俗现象的背后虽多有利益的驱动，但金钱并不是唯一的动因。一些匿名的性感“展示”更多的只是欲望的显露，并在观看者的热情和期待中获得一种想象的成功。2008年10月底以来，一段“东楼Kappa女”自导自演自拍与他人的性爱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也许正是属于此一情况。网络上类似的“展示的快乐”不胜枚举。

过去，“地球是圆的”，今天，“世界是平的”。以往的社会是一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彼此区隔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却是一个“这边一感冒，那边就发烧”的彼此连通的社会，开放世界提供了交流的便捷，但也同时加剧了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一张“写真”、一段“视频”、一档粗俗节目，毁灭的可能是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品位与价值观。

今天，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不幸沾染上了低俗的病毒，但幸运的是我们及时发现了这一病毒。清除低俗的病毒，不光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重要的是要把社会的肌体培育健康。把“感性社会”变成“深刻社会”，把“性感社会”变成“节制社会”，恐怕这是培其元气之一途。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社会的自净、民众的自省、媒体的自律，更应寄希望于文化体制的建构。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