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障碍怎么治疗:宋朝:科技领先世界背后的奥秘(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3:31:55
宋朝:科技领先世界背后的奥秘(上)
2010年春夏之交,当广州、北京、武汉等城市遭遇暴雨袭击排水不畅被市民问责的时候,江西赣州却安然无恙。随后媒体爆出新闻,赣州遇洪不涝,乃是该城宋代排水系统仍在发挥作用。怎么会是宋朝?提到宋朝319年历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檀渊之盟”的和约、“靖康之耻”的奇辱、“厓山之役”的惨败。其实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真相面前的见仁见智。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马克思对宋代的三大发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那么,宋朝的科技到底怎样,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先进的科技又为什么不能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

  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科学技术达百项以上(为简省篇幅详见文末附录),内容涉及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天文学、数学、医药、生物学、建筑技术等领域,这些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化传播、军事战争、农业和手工业等生产和生活领域,为宋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推动科技进步的宋朝文明

  宋代科技达到顶峰的原因,是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宋朝GDP占当时全世界的80%,其富裕早已成历史的定论,从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可见一斑。

  从农业看, 宋朝农作物单产量相当惊人。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时平均每亩产量约1.5石(唐比汉代高50%),而宋代平均每亩产量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棉、种植甘蔗、栽桑养蚕产量均高于唐。生产分工也很仔细,比如宋代的茶叶生产在秦岭两淮以南的地区,出现了以专门种植和加工茶叶为生的园户且产量颇丰。 宋朝对传统农作物大为推广,尤其是小麦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而水稻在北宋时的淮河、黄河流域也进行了推广。同时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和福建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甚至北宋时期还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南方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北方。

  从手工业看,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映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北宋时期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火器厂、各地的官窑等等。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宋朝的钢铁产量平均年产达15万吨,而英国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7.6万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

  从商业看,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更加自由。“新型”都市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其人口也只在三十至五十万人之间。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大大改变了财政税收的结构。熙宁10年(1077)宋朝财政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达到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的明神宗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代那年代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农业税。

  宋朝人民富裕带来国库非常的充实,正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算南宋需每年向北方提供“岁币”,其数仍只占国家收入极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150万时仅占宋政府收入的2%)。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宋人的精神追求变得越发迫切。于是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国民闲暇的生活、审美趣味、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的高度繁荣,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艺术都得到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等,这些学者们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风华依旧、光辉耀眼!书法家更是举不胜举,最著名的四大书法家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就是“大汉奸”秦桧,也能习得一手妙笔,舞得一手好文。直到今天,西方和日本不少学者仍盛赞宋朝的中国经过了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

  三、谁造就了宋代文明

  职业军人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凭个人的人格魅力,居然创建了一个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最富裕的王朝。是何因缘际会成就了这番功业,谜底就在“石刻遗训”。史载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先祖遗训牢记于心。以前神神秘秘大家都不知,直到金人掳走徽钦二宗,洗劫了宋朝宫殿,“石刻遗训”才昭然天下。其实内容非常简单,皇帝很容易记住,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

  从古到今,立朝之初的统治者哪个不是心怀杀戮以至深重之人?古今共事大业的功臣们都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而宋王朝绝对是个例外,太祖赵匡胤虽是武夫出生,却不以暴而治暴,又立“誓不杀士大夫”的誓言,此后宋朝历代都以此言为戒律不敢有违。在这种传统政策条件下,宋朝的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已经达到了一种空前的水平(当然有谋反嫌疑则可以杀之),连因二圣被俘才得位、纵容秦烩杀岳飞的高宗赵构,如此昏庸也只开杀戒三回,即使图谋皇位的人也是流放而过(卢多逊和丁谓)。这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与政治自由的时期,连佛教、道教都有了新的发展。除此之外,学术书院也成型了,这为科技的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朝没有“文字狱”,上朝进言只要“随意得体”、朝臣相辩做到“争吵有理”,皇帝一般都不予追究,官员们大可不必担心脑袋,更加不会有其他朝代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宋有也党派之争,如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但皇帝和臣子总是认为,无论什么派别,都是迸发自爱国心的政治表现。  司马光与王安石多次在朝廷面红耳赤争执不下,不过私下还是彼此尊重,虽观点立场不一,可都以忠国爱民为己任,绝非为一己私利。

  宋朝皇帝大多能够亲力亲为,这为天下做出了无声的榜样。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等等。真宗赵恒用重金向占城国(今越南境内)买回耐旱的水稻新种,又从西天竺(今印度境内)买回了绿豆新种,在自己的宫廷内院中试种成功,然后推广天下。

  宋真宗劝人读书,曾作《劝学诗》,其中“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句子千古传诵。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宋代,科举制度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较为公平的机会。中国历代王朝中,官吏数量最多、薪水最高的就是宋代。由于朝廷官员大多数由科举选拔,有宋一代,从赵匡胤开始,不许任何宗室、官宦子弟下考场,并且废除了公荐制度,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官相护、科考舞弊的可能。公元973年,赵匡胤决定亲自当考官,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等级,既考诗词歌赋,又写时文论政,一旦通过就成为天子门生,直接去当官。

  与此同时,从微观上分析,科技在宋朝有很好的发展环境。政府鼓励科技发明和创造,积极创办科技专科学校,提拔重用科技人才,重视整理科技书籍。

  宋朝的立国之策,带来的是读书人的世界、文人们的天堂。宋人思想的解放,又带来科学文化的繁荣,进而推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一个时代的文明就是这样产生。

  四、历史的遗憾

  1279年,蒙古人的铁蹄终结了宋朝的歌舞升平,连年的战争使宋朝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化为乌有。昔日的繁华,已成深埋地下的废墟;曾经的风光无限,转瞬化作过眼云烟。吊诡的是,一个是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一个是北方以畜牧为主的经济体制与社会,文明怎么敌不过野蛮?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来说,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高度发达的宋朝文明,为什么不能产生并发展成资本主义,进而实现人与国家的现代化?

  传统观点总从道德观念或民族本性等方面来反思和检讨,缺乏从商业经济角度的全面深刻的探讨。核心问题就在于:宋朝政府为什么不能对占绝对优势的人口与物资,作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和外交一蹶不振,酿成历史一大悲剧?

  历史曾经有过一丝希望,那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所谓新法,核心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总额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然可以增加。在当时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的时候,中国即企图做现代化的改革,倘若侥幸成功,则人类历史将会改写。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首先要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坚定性,其次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享用转让,司法要独立,民法也要彻底展开。宋朝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往往要作为政策依据的所有重要的数据都不能准确地提供,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缺乏中层机构,所以变法也就无法施行下去。黄仁宇并认为,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因而不容易改变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

  国家既然无法构建管理商业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无法整合社会资源,使资本主义的萌芽茁壮成长。具体就产业发展而言,也就没有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的必要。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从整个国家层面上看,科技也就难以转化为综合国力。

  宋史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人总认为是我们民族应该忘却的一段痛史。其实只要稍微动手看看历史资料,再动脑筋想一想,你就不会迷失在历史的烟雾中。笔者难以理解的是,君子不以一眚而掩大德,连蒙古人修宋史时都没有抹杀的功绩,为什么会被自己的民族所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