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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子会传奇

■文／赵文慧

　　“夹的竹萝上天哩,坐的簸箕窜沟哩,来无影去无踪,飞檐走壁,瞬间俱无……”至今,在今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杨家寺乡、牡丹乡,礼县红河乡一带的民众如此说七十年前的“扇子会”。将其说的神乎其神,同时流露出当时民众对“扇子会”打击土匪和封建军阀的崇敬之情。

　　20世纪三十年代在今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时称金华乡)、牡丹、杨家寺、礼县横河(1958年改为红河)、华歧、太京、藉口、铁炉等地发生的一次农民武装活动,史称“扇子会”。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将功臣冯玉祥将军赶出北京,任命为西北边督办率部驻移张家口。冯玉祥部下刘郁芬以代理甘肃军备都督身份驻守兰州。1927年秋,刘派亲信赵常聘任河州(今甘肃临夏)镇守使,赵常所部士兵肆意横行,一再违反宗教禁忌,激起“河州事变”。当地人马仲英树起“黑虎吸将军”的大旗,聚集万人与地方政府对峙。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甘肃是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的大后方,蒋介石花重金收买了“黑虎吸将军”中的头目之一马廷贤,并委任其为“讨逆军十五路总指挥”,牵制和削弱联军力量。马廷贤乘机抢占地盘扩张势力,先后攻陷武威、永昌、民勤、卓尼、盐池、海原、固原、隆德、定西、天水、礼县等地,自称甘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坐镇天水,实施血腥统治。

　　马廷贤攻下礼县城后,其第一军军长韩进禄有一个号称“虎山”的部下是礼县白关坡人,烧杀掠抢,无恶不做,一度称霸于红河、秦岭、杨家寺、牡丹等方圆百余里的川道村庄,民怨极大。1930年深秋的一天,“虎山”手下五、六个人扰民行至红河、杨家寺、秦岭交界的赵家山,问地里秋收蕃麦(玉米)的农民:“这里有没有带枪的团总?”那位农民误听为“坛主”,便指着沟底的罗家河村说:“兀达(天水方言:那里的意思)的罗献瑞就是。”那些人一听有“团总”,不问青红皂白,跑进村吊打罗献瑞拷要枪弹,见实在没有,放火烧房后离开。其实罗献瑞只是天水城北演法寺“收缘坛”的坛主。入冬后,罗献瑞胞弟罗献璋从靖远做苦工回家,听说兄遭毒打几近致死,愤恨之余与罗献瑞商量,在“收缘坛”徒众和亲戚中秘密组织武装力量,一则为兄报仇,二则对抗马廷贤部的骚扰,再凭借偏僻有利地势,趁牡丹乡篆咀村虎头山寺院烧香敬神的机会扩大组织。最初参加该组织的只有秦岭乡罗家河村的罗献瑞、罗瑞璋、罗锦华、郭富海、孙秀成,牡丹乡的张宏学,杨家寺乡的杨肥娃(女)等。因为他们最恨“虎山”,便于年底将“虎山”乘夜抓到罗家河对面山上,由杨肥娃亲手砍死。这之后,为防马部报复,便正式起事,由罗家兄弟充任首领,分别称大、二老师,还拥立篆咀人张粜成为“仙天”(意为天命皇帝)。“大老师”则自称老君,戴道冠、骑红牛,一手执拂尘,一手执蒲扇,发号施令,故有“扇子会”(后人也有称“善慈会”、“膳自会”的)之名。为了造成声势,他们定于1931年正月十九日去牡丹镇。这天,会众八十余人高呼口号,穿街过村,直奔既高且险的虎头山,并以虎头山土堡子寺院为据点。不久,在马廷贤部队中当兵的华岐乡人赵云和红河乡人石太保携枪逃回乡里,即被“大老师”劝入“扇子会”,封二人为“天兵”。到这时,“扇子会”才有了正式武器。

　　1931年正月20日,数十名马廷贤部下的兵痞匪徒闯入秦岭乡梨树坡村到处抓人掠财,烧毁民房。正当危难时,罗献瑞率“扇子会”前来相救,当地村民也一拥而上,杀死其中12名匪徒,其余仓皇逃走,缴获长枪两支。此后数十日间又在红河石沟里伏击马部获胜,缴获手枪一支。另外,地方上有一个为马廷贤催收银子的人被杀,红河六八图村、岳费家庄农民还赶跑了妄图报复来红河刺探情况的马队,并将藏在枯井内的一个匪徒用乱刀砍死,当地群众抗暴自卫运动取得了战果,士气空前高涨。为乘胜出击马部,便由首领罗献瑞、罗献璋率领“扇子会”成员分兵两路向白关坡行进。罗献瑞带领的数十人行至麻山头与张家窑交界处的张家窑梁顶时,遭提前行动的马廷贤部截击。双方刀枪对峙过程中,罗献瑞不幸中弹身亡。马部死伤者三、四十人,“扇子会”重要成员之一杨肥娃及等十余名妇女也被掳去。据《秦城区志》记载,白关坡之战,扇子会夺取马部长枪二支,但自己会员死伤也达40多人,这对于当时仅有70多名成员的扇子会而言,无疑是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可谓元气大伤。马军割“扇子会”的12颗人头驮往天水请功,并绑走杨肥娃强迫其扮装成妖女,头带黄裱,身背宝剑,手持摇扇,在天水城内骑马游街示众。就在马军企图杀害杨肥娃之际,幸有天水耆老哈锐出面讲情,才免遭毒手。

　　麻山头战斗失败后,众人拥罗献璋为首领继续与马廷贤斗争。罗献璋主动联合礼县固城张应生的地方武装,连同自己残部驻进虎头山土堡子,又派人去陇西向鲁大昌求援。农历三月,马廷贤派韩进禄带领一营人围攻虎头山。双方相持一昼夜后,张应生伺机率部潜逃,罗献璋与会众坚守了两昼夜后经不住马部炮击,也趁夜突围外逃。

　　马部疯狂报复,穷凶极恶,不光纵火烧毁了山顶寺院,还烧了篆咀村,致使全村人数年间一直住在潮湿的土窑里。对此,马廷贤仍不解恨,扬言要血洗太京以西的西南路,指派的前队已过李家台子,适值吴佩孚经天水去兰州,秦岭乡关家店人马必成是吴的副官,出面向马廷贤求情,又经天水乡绅出钱苦求,天水西南路人民才得以幸免于难。

　　罗献璋等突围后仅剩数人,逃去投奔鲁大昌。途经岷县,被鲁部下扣留,枪支收缴,数十人只好返回原籍。此时,马廷贤已被任命为陇南镇守使,各县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各乡亦有“清乡团”。金华乡关家店人马麒,郭家河的曹老六(1891年——1961年3月)被任命为北、南乡清乡团总,专门对付“扇子会”,罗献璋只得逃到礼县深山中躲避。

　　当年农历5月底,罗献璋在红河花石村胁迫50余名麦客,夺取了该地驻军两支长枪,再度起事。适逢逃外的“天兵”石太保和赵云及“仙天”等来归。然后在霍家川老堡子上召集地方绅士召开联席会议,决心重振旗鼓。会上商定了四件大事:

　　其一,将“扇子会”正式改名为“善慈会”(为前后一致,文中始终用“扇子会”),实行军事编制,神社与民团合并,重新组建和充实领导班子,成立司令部,由罗献璋任司令,马尊贤任副司令,罗锦华任参谋长,下设军事、参谋、政治、执法、副官、军需、招待、粮秣八大处,并配备了各处的负责人员。

　　其二,建立粮站(设在红河街道)和军工厂(设在与天台山相距3公里的花石峡,专门生产“狗娃炮”。该地自清末便能生产专门用于打暴雨的土炮)。

　　其三,确定以易守难攻的天台山为新斗争据点,“扇子会”司令部和各处办公场所设在山顶庆云寺的庙宇之内。发动天(水)、礼(县)、甘(谷)、武(山)四县交界民众抗粮抗捐,实行地方自治。

　　其四,继续扩充军备,改变战略战术。

　　因为天台山易守难攻,一时又有多股人马来投,此次会议后,“扇子会”势力遍及附近十余乡,共有两千余人,骡马四、五百匹,经数月发展,成为“扇子会”的全盛时期。

　　在此之前,“扇子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只为报私仇并伺机打击扰害地方的马廷贤部队,内部也没有统一的制度,严明的纪律,凡事以罗家兄弟的言行为号令。他们将发展的两千余人整编为十八个团,分别为驻扎在天台山的罗德海一团、驻石沟里的石太保二团、驻南堡子的张宏学三团,其余各团分驻杨家寺、马河、万家山、固城等地。

　　6月,马廷贤部将马如龙(当地人又称“尕旅长”)派一个营驻盐关,扬言抄洗红河,血染峁水,当地民众十分恐慌,积极靠拢“扇子会”,民众发展到数千人,村村进行防御活动。马廷贤组织人马几次围剿天台山,均以失败告终。农历8月15日中秋夜里,马军又从盐官向红河调兵,企图包剿天台山,“扇子会”提前得到消息,在途中进行了一次袭击,大获胜利,马军死伤数十人。接着“扇子会”多次主动向盐关出击大获全胜,致使驻盐关的马军不敢再犯。

　　1932年9月,四川军阀邓锡侯派牛锡光与陕军杨虎城的马青苑部争夺天水地盘。川军过牡丹,闻“扇子会”大名,由史鼎新将其收抚编入甘肃第三路讨逆军(属冯玉祥部),由黄稳接济步枪百余支,机枪数挺,协同川军攻打天水。后川军撤走,陕军进驻天水,“扇子会”返回天台山。后陕军师长马清苑率军进驻天水牡丹镇,准备围剿“扇子会”,先派陕军韩世本率一营人马进驻红河街,派人劝“扇子会”解散,罗献璋等不服劝解,韩以迫击炮轰炸进行威胁,“扇子会”招架不住,全军撤出天台山。韩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派人上山察看,“扇子会”司令部空无一人。就在韩军第二天撤回牡丹镇时,走到半路的梨树坡梁发现天台山又有人活动(参谋处处长郭成祖派人搬运埋藏于地下的物资),于是拨转马头,上山放火点燃“‘扇子会’司令部”。大火在山头整整燃烧了一天一夜,方圆群众眼睁睁望着自唐朝修建的闻名于陇右的天台山庆云寺化成一片废墟。

　　见势不妙的罗献璋仅领百余名骨干败走固城,途经永坪、崖城、湫山、洮坪、中坝、龙鳞至西和洛峪,被地方武装打散,残部投奔割据西和仇池山的马尚智兄弟。

　　罗献璋改名罗子玉后在仇池山住了几年后回天水。经当时在甘肃省财政厅任职的牡丹乡王家铺人王藻宇推荐,认识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邓命罗带队出操,见他列队齐整,颇有军人风度,委任罗子玉以“陕南游击大队长”之职,令其协助当地官员维持地方秩序,常驻城西银坑里。

　　1937年秋,罗子玉患水鼓症被医生刺破肠子,生命垂危之际,急招孙秀成领子托付后事。他起事七年,临终只从衣袋里掏出九块银元,50元纸币,含泪托孙秀成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旋即逝世。

　　罗子玉主事其间,约束部下甚严。他的堂弟罗彦明、“天兵”石太保、马登秀经常抢掠百姓,均遭到他的训斥。石太保因屡劝屡犯而被罗子玉枪毙。罗彦明为此怀恨在心,几次行刺罗子玉未遂,后畏避惩治而死于天水天主教堂内。罗子玉始终未置一亩地,未盖一间房,足见其行事为人。至今,在秦州流传有乡谚“扇子会,提的罐罐要浆水”。此俗语如实反映了“扇子会”在由罗家兄弟的领导下纪律严明,不扰当地百姓。有人说他经柴宗孔介绍已加入了地下党,但无法证明。

　　罗子玉去世后,其部队由关家店人马登秀接领,因粮饷无落故常干些抢人害民的事。三个月后,被中央军缴械收编,余众四处鸟散。1938年秋天,马登秀从平凉纱厂逃回,被天水县保安队队长任家大庄人任万一从牡丹抓至天水枪毙。

　　至此,历时八年,遍及天水、陇南二十余乡,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数起数落,影响波及甘、陕、川毗邻地区的“扇子会”——农民武装活动宣告结束。

　　虽然“扇子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天水、陇南近代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有极其深远的进步意义,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当地军阀的残暴统治。1930年农历4月初,马廷贤攻陷天水城,杀二千余众,生灵涂炭。6月初10日屠杀礼县城,杀七千余人,推行血雨腥风的“法西斯”残暴统治,尤其是马廷贤的第一军军长韩进禄与新委任之县长安澜下令全县缴罚银元十八万元,药材二百担,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扇子会”多次重创了马廷贤武装力量。因为“扇子会”活动的存在,官方几年不敢深入这里,附近乡民将应向“政府”缴纳的税赋象征性送往天台山为粮即算完事。“扇子会”有力地打击反动军阀的统治,是其最后狼狈溃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始终与在此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着密切的联系。“扇子会”为中共党组织最早进入天水、陇南开展活动提供了契机。“扇子会”驻天台山后,红河街上有一开中药铺的杨先生(河南人,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足智多谋,“扇子会”一系列重大活动由此人出谋划策。另外,罗献璋与在杨家寺、秦岭、红河一带开展武装游击活动的中共早期地下党员柴宗孔有密切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党员柴宗孔遵照中共甘宁青特委指示准备回家乡陇南(当时的天水专区,下辖天水、秦安、清水、甘谷、武山、徽县、两当、礼县、西和、成县、文县、武都、宕昌、通渭14县)组织西北人民抗日义勇军,任总指挥兼党代表,在天水、岷县、武山、甘谷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冬,柴宗孔得知“扇子会”起事的消息后,为争取“扇子会”,壮大抗日武装力量,领着19人,荷枪乘马,从兰州来到天台山,与“扇子会”首领罗献璋、罗锦华等人商谈并取得了信任,先为“扇子会”训练军队,接着“扇子会”给柴一营人马,在紧邻盐官镇的要地石家山一带驻防,成为中共进入陇南后组织的第一股革命力量。此后,这一营人当中的许多积极分子成了革命队伍的骨干。1932年,柴宗孔又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以与红河相邻的朝阳寺为据点,协同“扇子会”攻打曹老六的南清乡团据点,动员罗献璋率领“扇子会”开展联合抗日行动。由此可见“扇子会”的武装行动始终与在此活动的中共党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与柴宗孔的联系中断也是“扇子会”宣告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扇子会”农民武装活动为红军长征过天水、陇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受“扇子会”活动的影响,秦岭、牡丹、红河、杨家寺一带民众全力配合长征过境的两队红军。1936年秋,红六军在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及参谋长袁绍辉率领下,经宕昌、武山马坞,过礼县崖城、永坪、固城,先头部队9月12日到达红河,驻扎于红河镇,在方口寺和慈音观设立临时军部休整至18日上午,全军在红河镇集中后直奔盐关、小天水,然后去徽县、两当。红军在红河停留的一周的时间里,替百姓惩治地主恶霸,民众纷纷送衣送粮。10月间,红二方面军在徽成两康战役之后挥师北上,从徽县的麻沿河、天水大门重返礼县,经宽川、盐关、牡丹篆咀村、秦岭乡梁家门村(时年该村曾遗留一名贵州籍小红军为证)、杨家寺乡小湾村后在田家庄休整一宿,清晨走时为当地老百姓留钢筋锅一口、毛毯一条,后经固城的花石沟去了甘谷县磬安镇。这次红军虽然受到沿途敌人的不断袭扰,但对于红军这支队伍当地民众已有明确的认识,在敌人以飞机做掩护向红军猛烈的进攻围剿之下,当地民众全力支持,过境十分顺利。

　　诚然,“扇子会”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例如曾拥立牡丹乡纂咀人张粜为“仙天”(意为受命于天的皇帝),还将携枪逃回乡的在马廷贤部队中当兵的华岐乡人赵云和礼县红河人石太保劝入“扇子会”后,封为“天兵”,明显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加之,“扇子会”起因于为报家仇,特别是后期又走向人民的反面,以抢劫为主,最终被浩浩荡荡的社会发展潮流淘汰,但这些并不能磨灭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