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16更新补丁: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下）

　　　　第四部分海滩铺路石

　　“有些女人可能认为自己的乳房骄人，但不客气地讲，她们最好把它们遮盖起来”;“确实有难看的女人，她们最好收敛一点”。

　　[I宽容]“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

　　诺贝尔·埃里亚斯(1991)认为,个人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是一体。他的动作、他的言语、他的思想，哪怕是最个性化的，也体现一个整体运动。因此，集体无时不是由个体构成，而个体也无时不是由集体构成。我们的调查可以通过揭示广泛流传语汇的意义(也揭示一种社会机制的存在)证实这个观点，如：“白痕”、“吊带裙”、“所有人都这样做”等等。被人重复最多的、带有极强规律性的语汇无疑是“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我们是讲民主的，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F94);“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这是他的自由”(F99);“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这是他的生活”(F20)。只有孩子们对裸乳的看法还处于严格的道德判断上，如“好”、“不好”。几乎全部受访的成年人都声称这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权利。他们几乎众口一辞，而不管调查者是否提出这个问题，就像回答问题前的序曲。有时，他们显得过于急切，以至令人怀疑，好像这样断然肯定可以使他们一下子结束访谈，重新获得植物性麻木和皮肤每一刻的零散感觉。总的来讲，海滩是宽容的，因为判断意味着思考而阳光下的思考尤为辛苦。自由的原则与身体舒适完美融合，比如，与温暖沙子的接触、阳光和水对肌肤的触抚令人十分愉快，它们不仅沉浸在美景之中，还沉浸在温存和宽容的基本精神之中，沉浸在一个和谐无争的社会之中(古莱斯塔德,1992)。“我不是那种爱看别人的人，我能容忍，因为每个人在做他想做的事。我不去看别人，每个人都是这样，他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人们感觉好就好。而且大家都这样，自己也感觉愉快”(F61)。个人自由是绝对的正统规则，是形成海滩精神的基础。在调查中，也提出有关建立裸乳专门区域的可能性问题，如自然主义者海滩。它得到的答案率直而且一致，充满敌意：这种想法与自由原则如此背道而驰，以至于每个人都感到必须大声疾呼加以揭露。“裸乳的制度化是我不能容忍的，真的!每个人做他想做的是天经地义”(F94)!“这十分愚蠢，今天已经行不通了”(H64);“还有人完全脱光换衣服呢!如果他愿意，我并不觉得不妥，我拥护自由，痛恨限制”(F53)。

　　民主意愿

　　宽容是一种增值的价值，经常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欧洲晴雨表》,1993)，这种社会原则有助于个体对道德规范的自我界定：每个人应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他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和迅速的：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里，伦理范围的生成就从集体的和明确的方式发展为个体自我界定的方式。1960～1970年间，正是裸乳兴起之初，个人的判断可能还是一般性(好或是不好)，不遵守传统价值观的人被视为不正常的人。今天，纯粹个人性质的意见与每个人享有的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之间的差别已经被谨慎地区分出来。“应该讲我不觉得这样非常好看，但每个人是自由的，这样做很难得”(F140)。一种集体规范刚刚形成时，它处在构成无法回避事实的内含和内在性的模糊状态中。“没什么好说的，在今天，这很正常，所有人都这样做，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H65)。过去的原则是一种明确的集体规范原则，是一种是与非的共同规律的原则。每个人在提出自己个人意见和坚持建议以此为模式时，他是在公开地重新定义这种核心规范。今天，这种规范已经变得十分模糊，被自我宣布的个人模式的多样性取而代之，比如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因此，提出个人意见并将其确定为公共规则已不再可能，而且，这种不可能性已被明确认同。因此，越来越以个人意见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个体，似乎对集体管制方面的意见越来越少。因为，从表面上看，这已不再是他的事情。然而，我们注意到它仍然在隐秘地通过身体和目光的游戏主动施加影响，尽管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从此言语基本上留给了另一种东西：自由原则的宣布。

　　海滩是这个新的价值生成系统的前沿，因为来这里的人多是青年人和现代人，还因为这里倡导自由精神。“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每个人都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和宽容”(F156);“我赞同个人拥有绝对自由”(F100)。在这个意义上，海滩尽管懒散，但它仍不失为民主的实验室，一个检验通过个人自由选择达到共同相处方式的空间。所以，许多人拒绝谈论他们对裸乳的个人看法，担心这种看法可能被视为试图作出判断和规定(这表明说者的观点陈旧,应该谴责)。有些人走得较远，他们阐明这种新的民主系统的中心问题：价值与行为的自我界定。“总之，没有完全适合自己的方式，人们或许太聪明了以致不能确定自己的规范”(H23);“只要感觉好就行，并不是长得好人才有权裸乳，应该尊重别人，他的想法，他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F150)。诺贝尔·埃里亚斯(1976)认为,宽容的人的现代立场并非总是公平的和唯意志论的，它首先是某种语境的结果。正当中世纪的行为准则被认为是上天的安排(做这，做那)，得不到严格遵守时，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悄然登场：观察别人的行为以了解它的含义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彼此观察的做法施加巨大的规范压力，也给从个人选择多样性中发现真理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因此，一些新的道德观念应运而生。“不要冒犯别人的告诫”和宽容：“原谅别人的冒犯，通过这种观念，人们更加了解了文明和礼貌”(埃里亚斯,1976,第115～116页)。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支撑，生活会很快变成地狱。因此，平静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选择宽容，它可以避免复杂分析和草率判断的风险。贝内迪克特坚决拒绝承认：“我是中性的，绝对的中性。我不拥护，也不反对，因为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这很简单”(F127)。

　　“这不妨碍我”

　　宽容与冷漠只有半步之遥。公共空间的典型特征是“变化无常的形象迅速引人关注”，会引起自卫反射，而这种自卫反射的基础是“对事物的差别冷漠”(齐美尔,1979,第62页,第66页)。在一些情境下，这种对形象的厌恶会因厌恶规范建议而有增无减，于是，冷漠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能力：裸乳就属于这种情况。主要技巧是不要用诱人的场面刺激人们，不在第一次视觉反应中制造麻烦。安娜贝尔在采访前解释了两个德国女人如何来到她身边(这是一个遮体海滩)，然后把衣服全部脱光，其自然程度世上难见：“这很古怪，但这不妨碍别人”(F133)。热尔梅娜不知道在游泳池是允许裸乳的:“我很惊奇，不错，但不反感。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令人反感?没有!”(F137)。“总之，我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令我反感：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F25)。不反感首先是一种原则立场(无论具体反应怎样)，一种被高度肯定的民主道德。“一个70岁老太太为什么无权体验同样的快感呢?我本人根本无所谓。我不会对任何事感到惊讶”。其次，它是一种冷漠能力，更具有宽容度，与另一句老话异曲同工：“这不会妨碍我”;“这不会妨碍我，只要不是攻击我”(H3);“只要不妨碍我，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F94);“我不赞同，也不反对，只要不妨碍我，我就无所谓”(H60)。妨碍往往被比作一种简单的外界危害。“在海滩上，裸乳总比垃圾好，因为这不妨碍任何人”(H81)。还有一些其他说法：“这不影响我”。“她们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不影响我”(H90);“我周围有许多裸乳者，这不影响我，每个人在做他想做的事”(F150)。然而这里的影响确指一种内在感觉，对调节裸乳至关重要，因此，这种冷漠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兴奋的控制。

　　模糊的宽容

　　当眼睛在监控和惩罚时，嘴却在声称每个人有按照自己愿望行事的自由。宽容的话语不是语言的一种简单效果，它表示永远尊重个人意见的意愿。因此，海滩是一所民主学校。“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胖的、瘦的、黑人、白人、黄种人。这样很好，如果只有一种等级就太可惜了，这意味着少数精华，但海滩是属于所有人的”(F81)。有时，一些边缘人，一些不符合形体和行为规范的人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海滩不禁止任何事。“我们也不能阻止肥胖的人躺在海滩上”(H37);“老女人，虽然丑陋，我想她最好穿上衣服，但我不会吃惊，我不去评判别人，各人管各人的事”(F94);“上岁数的女人，确实不好看，但这样做很好，这是她的自由，不应该感到害羞”(F178)。海滩不仅不禁止，还希望看到(尽可能地不要太近)一些违反游戏规则的典型现象。海滩希望说它也有穷人，因为他们可以证明海滩确实是宽容的，每个人完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穷人有权生存，有权作为平等人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民主的基本规律。但是，不幸的人却是地道的反面形象：面对形形色色的被社会排斥的人，现代人的人格严重分裂(森格利,1990)。在海滩上，要求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是罕见的，总会有人下井投石，但这也多少说明拥有权力的不幸的人是不幸的：我们看到的宽容不是站在不同的人权角度上，而是站在体谅缺陷的角度上，罗伊克重申海滩的民主权力：“那些长得好的姑娘可以裸乳，为什么乳房较小或有些下垂的女人就不能这样做呢?”(H60)。然而，他的声明语气折中，缺乏热情，而且他讲的是那些不太符合规范的女人。事实上，他也是有限民主的信徒。迪迪埃看上去比较大度。“如果一个女人的乳房扁平而她又想裸露它们，这没什么不好，这样不会妨碍我。但是……”(H3)。他在话尾留下“但是”，我们能听出弦外之音，这表明他前面讲的话是言不由衷。更有甚者，埃莉亚娜和科丽娜使用一种双关语，在宣称自由原则时，巧妙地添加上审美批评：“我讨厌这样说：这个女人太胖了，不好看，她最好不要抛头露面。只要她觉得舒服，这才是重要的”(F53);“我看到其他女人的乳房，真不希望自己的也像她们的那样。但这也不那么可怕，相反地，她们敢于裸露不是坏事”(F148)。宽容表达很难绝对一致。尽管海滩保持严格沉默，但它还是克制不住评判和审判的欲望。“当然，那些乳房不美的可怜女孩也有权这样做，但是……”(F33)。

　　[Ⅱ不宽容]说归说,看归看

　　尽管要求人们宽容，但批评的欲望既不是过时的废物，也不是绝对的不宽容;它具有一种重要功能。首先是人本身。因为对别人过多的冷漠可以导致对任何东西失去看法，因此鲜明的观点对于形成各人身份是必要的。其次是社会层面。事实上，任何关系如果没有规范的交流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所有相互作用中，哪怕是最遥远的和最短暂的，个体提出的行为和价值体系需要其对象的认可或表达，以此产生双重意义的“规范压力”(法罗,1991,第64页)。由于被个体化和被理想化地建构在对别人的冷漠之上，海滩不能阻止人们思考什么好，什么不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稍稍流露出来。这样或许更好，因为这关系到城市生存的问题。真正棘手的问题是在宽容原则(“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和道德评判(“但是……”)之间存在彻底的二律背反。因此，这两种思维逻辑产生竞争，海滩自己的回答也混乱不堪。埃里克虽然没能阐明这种神秘现象，但他明确表示：“人们的看法往往与他们的想法表里不一”(H92)。他的思想基础是个人的自由，但他的看法却建立在审美标准上：“应该讲，对于丑陋的人，人们确实没有什么兴趣。”这两种逻辑不处于同一认知层次。宽容原则来自于最理性和自觉的思考。批评的欲望相反地来自于身体内部，所以，它比自身更强大。因此，思想最敏感的组成部分，即身体解放运动的尖兵，会异常导致不宽容和排斥。这是沙滩下第一块铺路石。

　　理性思维通过语言中介表达宽容：在访谈中，涉及许多自由和个人按照自己意愿安排自己身体权利的问题。批评的意愿产生于比较敏感的感知，采用较为婉转的方式，而且出言谨慎。这倒完全适合海滩的要求，因为这里不要求多说。海滩上的主要武器是目光，每个人用自己的眼睛讲话。因此，对少数谴责之词不可轻视。在相互作用的沉默中，批评具有很大威力。我们已经看到目光的反射作用，比如：它不可抗拒地受到极美和极丑的吸引，这种反应的产生先于意识思维的干预。不过，这样的反射作用只局限于简单的肌肉规律性：它在内化的认知范畴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隐秘的思维系统，有悖于意识思维的东西。如同目光在即时瞬间中拥有相对自律性一样，而大脑(当然仍是支配者)只能在事后将其带回理性。

　　目光默默施加的规范压力被那些希望感觉它的人完全接收。劳尔虽然对自己的乳房并不满意，但无法抗拒尝试裸乳的欲望：“不行，这不可能，我已感觉到，应该展示美的东西，我想我做不到”(F94)。达尼埃尔，46岁，自认为(有理由)“有骄人之处”(F97)，她急切地关注着周围的反应：“如果有一天我感到这会影响别人，我应该下决心停止裸乳。”可以灵活解释“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维罗尼克这样解释：“只有每个人自己知道”(F54)。就是说，由每个人自己来理解她所接收的海滩符号。随着一个女人偏离基本规范，她所能接收的信息(如果她倾听的话)就会既是矛盾的又是更加明确的。因此，以这种规范为核心，所有人都同意或者基本同意女人裸乳，当她的形体或行为偏离这一规范时，各种宽容和不宽容的意见分歧就会逐渐增多。不宽容的无声指责更具威力，在不可宽容的界限内，他们甚至就开始品头论足。但是由于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所以女人也就可以假作不知，如果她具备必要的自如和相信自己观点正确的能力的话。因此，海滩可以惊奇地观察到一些女人们似乎根本不懂得游戏规则。在采访中，由于过于激动，海滩人会开口，尽管她有保留意见的义务。

　　双重语言

　　“我没想到会看到这些形象，而且最终我讲出来。有时话会脱口而出，犹如我已熟知这些女人形象，比如裸乳的解放女性，难堪的不裸乳女人。5分钟后我又会说出相反的话来”(H92)。埃里克无法明白他是如何陷进这个矛盾的怪圈。更糟的是他无法重构自己思想的一致性：真诚使他承认他同意两种意见。他自己说一种是他一贯的和正式的看法，一种是来自形象的和“脱口而出”的看法。然而，他把这种隐藏的和刺激的现实视为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他并不太喜欢它。热纳维耶弗也有同样的困惑:“当人们说他们感到惊讶时，或许不要说出来，但他们还是会讲出来”(F176)。当大脑听从民主理性，下令不为之所动时，一些更加隐蔽的力量就会产生刺激，尽管这一切是应该谴责的。批评的欲望往往不请自来，给正在思考的人带来很大混乱。在许多采访中，一些抱怨怪话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说出的，与说话者阐述的论点脉络背道而驰，这无疑也是对宽容主题议论过多的后果，因为它触及到另一种思维体系。不如听听伊雷娜的说法，她在陈述权利后，突然出尔反尔：“有一位老妇人，骨瘦如柴，她的乳房快垂到腰间，我看后感到恶心。她竟然可以这样散步，毫不难为情。当然，不难为情的人是很了不起的!这不简单!每个人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应适可而止，不要超越界限”(F182)!伊雷娜丝毫没有意识到她已进入一种内心矛盾之中，这是自己思想两面的争论。比如菲力浦，在他身上“有些地方”属于“恶毒的想法”。“是的，我承认，比如这个女人最好重新穿上衣服。但我认为这种想法的恶毒在于说出此话”(H89)。虽然内心矛盾带来主题上的含混性，但这种内心矛盾也不是随便产生的。相对而言，它是有结构的。所以，在采访中，问题的类型(普通的或具体的)都有一定规律，涉及这样或那样的意见，而语无伦次的现象(表面上十分混乱)也不全是偶然。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安娜和克洛迪娜的回答，作为恰当的解释。她们分三步进行论证，这三步非常一致。第一步：自由的基本原则。第二步：中性的个人立场。第三步：应该接受的最后限度。“每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不想妄加判断，但最好展示美的部分”(F18);“所有人都可以，所有人都有权这样做，我不赞同也不反对，但有些人的乳房确实不堪入目”(F65)。许多人对不能提供前后一致答案而感到惊讶，有些人甚至还会自相矛盾。相反地，安娜和克洛迪娜还有其他人，她们都找到了一种论证结构，使她们可以毫不混乱地表达她们思想的各个不同方面。这种结构不全是她们创造的，她们只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经过重复形成一种正规的游戏规则。

　　以权制美

　　论证的第一个社会结构旨在把权力与那些不该享受它的人们的个人兴趣对立起来，即：个人自由是绝对的和不会失效的，但对于那些乳房不合乎标准的女人来说，享受这种自由或许是一个错误。采用这种口气值得同情，因为这种毫无活力的声音是贬低与排斥意愿的对立面。说这种话的男人声明他们站在不幸人的立场，捍卫她们的事业，善意地告诉她们如何才能获得好处。然而这种甜美和善意的举动掩盖不住它只是一种走出自我不协调性，批评不留痕迹的方式的事实。“我尊重她们，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正是为了她们，站在她们的立场，我扪心自问：如果我的乳房这般不堪，我还是不裸露的好”(F32);“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但有些人不行，她们裸乳会影响我，她们最好不要裸乳以保全自己的价值”(F170)。

　　第一种论证方式的基础是怜悯，把美作为立论的支撑成分。我们最常见的答案也是以这种美的名义展开的。这个原则简单易懂：一方是抽象的权利，另一方是具体现实，令这种原则难以执行。“条件不好的女人同样有权裸乳，但是……”(H5);“她们有这个权力，但我不觉得这样好看”(F65);“如果她们觉得这样做很惬意，这很好，但这不好看”(F68);“她们按自己意愿行事，这是她们的权利，但是，有些女人实在难看，她们最好还是不要脱掉泳衣”(H30)。只要受访者开口和明确态度，这种典型的反正话就不绝于耳。当然，很少有人能够长篇大论、系统阐述这种普遍的权力原则与特殊具体条件的矛盾。因此，只能靠这种论证方式的直觉解释这种矛盾。对玛丽亚娜而言，这种直觉十分模糊，在阐述某种意见后，她会对自己的所言不被承认而感到不快。因此，她很快会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当然，调查者被迫打断她的自说自话)。让我们看这一段：“如果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丑陋的、乳房下垂的女人，我会感到不快。当然，如果她能承受这一切，我也不妄加评判。但是，一个漂亮女人总比一个肥胖的、乳房下垂的女人更赏心悦目。但如果她接受她这样的身体，这也很好，很难得”(F31)。

　　这些回答因权利及其界限的重要性而发生很大变化，尽管这些话看上去相似，但这两个方面的比重往往不同。于拉几乎是惟一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意见的人，这无疑与她是德国人的事实不无关联。“我反而觉得上年纪的女人这样做很好。还有那些不漂亮的女人，那些乳房大的女人，那些肚子大的和敢于裸露的女人”(F84)。许多人向我们承认,对自然主义者而言，这合乎他们的精神状态，但对裸乳者而言，她们无法摆脱一种微妙的约束感觉。维罗尼克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强烈敌视自由原则：“那时，海滩只属于青年人、英俊和漂亮的人。当然，也不至于把剩下的人关进牢房”(F54)!她情不自禁地补充道：“确实，随着年纪增长，如果我变得很丑，我不会再裸露。”与维罗尼克不同，权力只能作为一种借口，用以更好地恪守所有必要的界限。短短几句话，表现了语言上的灵活变化或语言上的微妙差异，使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海滩世界呈现出来：不宽容的和规范意愿的世界。米莱娜非常开放而且机敏。她在30分钟里不断宣称每个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权利。但她突然语锋一转：“她有权这样做，像时髦女孩那样，但别人会用不同的目光来看。如果裸露肥胖的身体，确实会令人惊恐。这样确实不好看。令人不快!甚至十分可笑”(F156)。卡罗琳娜和伊丽莎白认为权力只是口头上的一种表述形式，她们只对谴责丑陋感兴趣。“有些人的乳房奇丑，还敢公之于众。这不妨碍我，只是她们自己倒霉，令人厌恶”(F101);“长得好的女孩，我认为无需遮掩自己。相反地，如果她是肥胖的，就应该穿上泳衣。人们不应展示丑，当我看见乳房下垂的女人时，我会说，她们十分可笑”(F169)。

　　罕见的美

　　美又一次被搬上前台。在解决对性的身体进行必要克制的问题时，它已经被用过一次。因为美可以将原欲能量转移到审美上来。在这里，它的用途截然不同:它是确定游戏规则、社会交流范围的惟一方式。但它的结果是相同的：美被置于核心的地位：“人们看美和不美;它已被分类。如果不美，就不应该裸露”(H89)，或者准确地讲，如果是丑陋的话。因为如果说性的超越依赖于美，那么必要界限的建立则尤其依赖于丑：裸乳海滩对丑议论纷纷。丑的程度决定权利不再适用的界限。“有时，实在难看的乳房会使我吃惊。如果确实十分丑陋，就不应再裸乳”(F59);“一旦我的乳房变得下垂，不堪入目，我会遮住全身”(F30)。

　　把丑置于核心地位对自我表现产生重要后果。比如，海滩会特别注意胸部不美者并且议论不休，好像在这个地方美是稀有之物。因此，当正常的权利约束被陈述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言片语的描述暗示海滩的这种可怕程度导致违背自由原则的现象出现。“她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怪物!这真不可思议!有些女人最好还是收敛一点”(H88);“有些女人可能认为自己的乳房骄人，但不客气地讲，她们最好把它们遮盖起来”(H2);“确实有难看的女人，她们最好收敛一点”(F8)。居伊和格扎维埃为能够显示他们有关乳房的知识而自豪，但他们在无意间建构出一个十分残酷的排斥范畴：“下垂的或扁平的乳房，为此，许多女人都应穿上泳衣”(H47);“乳房下垂或扁平的女人不好看”(H59)。由于访谈，海滩可以大胆说出平时只能在小范围低声议论的东西。但这些答案逐渐呈现的结果是产生对这种确实令人遗憾景象的奇特印象。“有许多女人的胸不堪入目”(F63);“许多女人非但不美，而且乳房丑陋，但却不知收敛”(F66);“有些人乳房下垂，这不美，至少不要超过界限”(F26)。西尔维亚娜希望自己更客观，更解人意，但她还是火上浇油：“如果只有美乳才能裸露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太少了”(F188)。

　　谴责的形成

　　社会需要谴责，需要看到一些“羞耻的差异”，这有助于社会表现自己的正常性，所以，社会才建构它们(戈夫曼,1975,第163页)。谴责的主要来源是所有与身体有关的东西(勒布雷东,1990)，因为它是身份最直接的载体，这个载体对正常性的要求也最严格。残疾人如果不能获得另一种公认的身份，就会丧失正常的生存条件。对核心规范而言，他们处在否定的位置上(卡尔维,1994)。谴责在无数目光和伤人的讥语中逐渐形成。它的出发点基于一种原型：在制订游戏规则的范围中被作为特殊性界定的形体或行为。在这种界定的基础上，谴责的强化逻辑在必要情况下随时可以得到发展。

　　在海滩，我们已经看到对裸乳的谴责取决于它们的姿势是否符合形体和规范：它们离规范愈远，谴责就愈猛烈;裸乳者的人数愈有限，规范的影响就愈大，要求也愈苛刻。我们应该注意这种规范是一种连续和隐蔽的美的规范，它也以谴责方式排斥过分的美。菲力浦无法解释这个秘密：“奇怪的是，当一个女孩十分艳美时，她可以裸露更多。如果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在海滩悠闲散步，人们什么都不会说，但当你看到一个长得极美的女孩裸乳散步时，人们就会说：你看，这个婊子!她想引诱全世界”(H89)!如果这个问题真实存在，那么这是富人的痛苦。它不应该与海滩下等阶级的诋毁同日而语。这个下等阶级是指那些敢于做出放纵举动的女人，而她们的身体又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在这里，随着背离规范现象的出现，谴责施加的压力越来越严厉，但从背离规范的每一个角度看，都有一些限制较严的动作得到宽容。雅尼界定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范围。站立时需要“美丽结实的乳房”;仰卧时“乳房允许微垂，但不要太垂或太大”;俯卧时“没有什么限制，或在理性限制内”(H91)。

　　谴责的流行

　　身体和目光的游戏、小团体间的私下议论最终界定一种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游戏规则。然而，这种结果来自于各个方面流行批评的汇总：每个人界定自己独特的谴责，反过来讲，它有助于形成自己的正确东西。埃里亚娜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她一贯宣称她的宽容，声援“那些老妇人、胖女人、丑女人”(F53)的裸乳权利。突然，她又出尔反尔，激烈抨击“那些40～50岁风韵犹存、为保持青春而裸露的女性。我对她们这样做感到遗憾，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十分可笑，也不看看自己的乳房”!这种语言差异是否另有含义?绝对没有。让我们分析一下。在她眼中，“裸露”等于站立裸乳，因此，她的目标非常明确：40～50岁站着裸乳的女性，特别是那些乳房不符合标准的女性。埃里亚娜，47岁，长期裸乳，而且多年来只采取卧姿。惟一激发她进行批评(使她愤愤不平)的事情是那些距她非常近的女人，那些在她已停止裸乳时仍然站立裸乳的女人。这使她怒发冲冠。她进行比较，她那双挑剔的眼睛只盯着那些继续裸乳而乳房不美的女人。埃里亚娜界定的批评范畴十分特殊，所以不可能被人接受。海滩不像她希望的那样，同意善待那些“老妇人”而指责40～50岁的女人。然而，她可以在某些方面套用人们认同的范畴，比如，在海滩，40～50岁的女人站立裸乳必须符合十分严格的标准才能获得宽容。

　　因此，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形成一种舆论联盟。如果说确定这些意见的出处是困难的话(特殊兴趣点各有不同)，那么谴责的目标却清晰明确。面对那些试图扩展裸乳权利(年龄、形体、姿势)的人组成的阵营，有些极端拥护者不惜对不裸乳的女性进行回击。“眼下，这已成为一种风俗。倒是那些不裸乳者是最可笑的。这些人多是工人、劳力、不开化的人”(F114);“这表明她们的乳房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她们不会藏而不露。这说明她们不够解放，她们是一些保守的人”(H92);“裸乳的拥护者非常宽容，他们总是试图劝说我们，比如,不错，这样很好!你应该这样做!你的思想太落伍了”(F59)!显然，这种压力随着裸乳者的比例增加会逐步加大：当裸乳实践成为大众性活动时，模糊的猜疑就会转变为真正的谴责：“当人们都做而你不做时，就会出问题”(F184);“在南方，如果你不脱衣，你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F101);“只要所有人这样做而你不做，肯定引人注意”(H60);“不应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神情。因此，如果所有人都裸乳，你也应裸乳，事情就是这样”(F59)。我们已经看到,“所有人都这样做”这句话只适用于少数人的实践。因此，规范的压力，即因穿衣而担心受到指责，可以先在那些很少裸露的海滩上起作用。尼科尔为“自己不美的身体而感到难为情”(F32)，为此，她总是穿着泳衣。她感觉所有人都在看她，因她不敢裸乳而对她品头论足：“我感觉到的目光令我不安。”她感到不舒服，但她对裸乳的审美批评却很苛刻：“那么多丑女人都在裸乳，难道她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这是她自卫的方式，抵挡她所感到的谴责的方式：每个人可以在攻击另一个目标时开脱自己。

　　巨乳

　　有些目标最受海滩关注。最突出的两个目标分别是衰老的乳房和巨乳，它们是最理想的陪衬物。美乳的模式随着年代变更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从最正统的审美规则层次上看，巨乳很少受到美的青睐。比如，在希腊，每个人都告诫自己要抑制乳房变大，迪奥斯科里德(Dioscoride)主张涂抹纳克索斯岛(Naxos)的石粉，普里那(Pline)主张抹泥浆，奥维德(Ovid)主张用劣质糊剂(丰塔奈尔,1992)。从非审美和非正统规则层次看，历史也很少留下巨乳的痕迹，然而，本研究却认为品位应更加多样。今天，对巨乳的批评涉及严格的审美规则而不涉及具体嗜好。在海滩，美到处被推崇，发挥着核心作用。所以，巨乳只能遭到严厉批评：甚至有时成为不可容忍的东西。“胖女人不行，应该是正常的女人”(F137);“一个有巨乳并且已经下垂的女人，原已丑如奶牛，更不用说裸乳了”(H89)!然而，这种极端排斥是受游戏规则支配的，它并不是巨乳本身的对立面。贝尔特朗和他的女友阿波丽娜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贝尔特朗明确表示：“它们很大，但并不妨碍我，相反地，我很喜欢巨乳”(H54)。阿波丽娜也很喜欢乳房硕大的样子。只是当她来到海滩后，才开始“对自己的乳房感到难为情”。事实上，她希望裸露它们，但她感到她不可能做到，她被迫穿着泳衣，仍感到有人在指责她。贝尔特朗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恋胖癖”，巨乳的性吸引十分普遍(格罗,1987)。此外，我们已经看到审美观本身与色情密切相关，而且男人的审美色情目光使他们常常偏爱肥胖的女人，这说明美的规则是多样的。吕多维克对美的裸乳者有独到见解。“我见过一个女孩，乳房巨大!只能用巨大形容!它虽然有点下垂，但仅是重量就可以自豪无比”(H80)!几周之后，他仍处在兴奋之中。巨乳遭到谴责是因为它暴露出性的身体，而这正是海滩要禁止的。无论个人的看法和爱好如何，规范界定的游戏把巨乳当做了出气筒。

　　衰老的乳房

　　现代社会把青春和美的价值界定为绝对参照，把上年纪的人推出社会。这个过程的发展源自身体：身体的衰老是排斥的显示(费瑟斯通,赫普沃思,1991)。在显示身体、青春和美的地方，这种差别更加明显：这就是海滩的情形(于尔班,1994)。而且这种差别还有增加的势头。弗兰克(H77)描述了他所熟知的风俗演变。若干年前，4～5年前，海滩上主要以老年人居多，他们组成一个折椅、阳伞和闲聊的小社会。后来，第一批裸乳者出现了。这个小社会开始骚动并试图组织抵抗，但徒劳无功，因为裸露吸引青年人而青年人又刺激了裸露。这场运动势不可挡，随后，老年人的数量慢慢减少。因为裸乳者进一步强化了建立在青春和美基础上的规范压力。它对女人而言又增添了一道新的排斥循环(这是迈向最彻底差别第一步)，往往从35～40岁开始。因此，40岁女人的狂热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时的赌注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拒绝早衰带来的流放。然而，40岁的女人在展示自身美的同时，只会强化对她们整体有害的过程。这不同于年岁更大女人的情形，她们试图彻底对抗青春与美的标准专制。她们追求阳光、晒黑、皮肤感觉、身体自己的快乐，而不是自寻麻烦，就像其他人有权但不提出问题。劳兰认识一个近70岁的老妇人，她不理睬那些投向她的白眼，也不在乎那些低声的友善议论(最极端的情况导致议论)。“她说：她们都垂垂老矣，就是这样，也只能这样!她需要阳光，她不会注意别人”(H9)。然而，采取这样的立场需要有对周围压力置若罔闻的超凡能力，对个别观者而言，这种社会孤独感是英雄主义，而对大多数人而言，它是一种放逐。

　　尼科尔对指责衰老的乳房深感不安。“我必须想一想，这为什么不再可能，这令人难堪，但确实不可能了”(F32)。年龄界限的观点无所不在。很少有人希望界定这个年龄界限，好像他们准备接受各种违规行为似的：首先有必要确定一个公认的界限，这是建立游戏规则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各种年龄都是允许的，但要有一个界限”(H44);“我来这儿不是为了确定年龄界限，但确实，一旦超过一定界限，就不太美了，应该适可而止”(F27)。海滩宽容最终只能导致人们遗憾地宣布一般权利的限制，但人们制订规章的欲望非常强烈，这种内在的表露喷涌而出，不可控制，因为，海滩一致谴责裸露的衰老乳房。“她们有权这样做，但这有伤大雅”(F6);“她们有权利这样做，但太难看了，真的，太难看了!凡事总得有个界限”(F96)!“一个老女人继续裸露，我觉得惊讶”(F37);“只要乳房开始衰老，最好不要再裸露”(F114);“一个上年纪的人，如果乳房下垂，确实不能算正常”(F25);“恶心”(H10)。这并不是一些人针对另一些人的批评，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点，包括那些痛苦地看到这条界限临近的裸乳者们。“每年，我都对自己说：好吧，今年是最后一次!确实，不能强迫人们这样做。我并不想说衰老，但总要面对这一天，后来，我对自己说，还好，乳房还没有太下垂”(F97)。

　　排斥(1)

　　海滩需要游戏规则，需要对事和人有所限制。为此，海滩找到了一些出气筒并泄愤：它们是社会为确保正常人们的宁静而付出的代价。那些扮演坏角色的人可以超越这些界限，因为权利的限制是默许的，非强制性的。因此，海滩上会出现肥胖的男人和女人、中青年和中老年人、晒黑的和没晒黑的人、漂亮的和丑陋的人：这里不限制种族、年龄和体形。然而，仔细一瞧，特别是那些大海滩，我们发现很少有肥胖的人、老年人和丑陋的人，他们经常躲在远处，羞涩地躲在那里。因为，虽然说什么都不限制，但目光和无数不可言说的信息都在告诉那些违规的人们他们是谴责的对象。他们虽被宽容但却被无情地谴责和贬讽。这是沙滩下的新铺路石。

　　为了体现管理包含的风险，我们只好加大谴责力度：“发现一个不妥之处，就会联想到一串不妥”(戈夫曼，1975，第15页)。当批评指向过大、过软、过垂、过老的乳房时，这位敢于如此裸露的女人的动机就会遭到质疑：如果她不遵守游戏规则，那么她的想法必定是可疑的。不标准的乳房立即被怀疑是最突出的缺陷，因为这是性的裸露。“有些女孩裸乳，人们希望告诉她们：快穿上泳衣!因为这很丑!这是勾引行为，毫无疑问”(F158)!“对于不好看的女人，这是裸露身体”(F7)。德尼开始只是根据正统话语批评过度裸体的行为，后来由于冲动，他转变为排外者：“英国人是最丑的，他们皮肤惨白，身材丑陋，看那些老太太一眼就知道了!她们竟敢赤裸!而且她们大声讲话，丝毫不觉难堪”(H43)。还有一些人转变为社会种族主义者：“经常有一些女人，很像上班族，她们并不好看”(F174)。海滩也有穷人的说法并不是纯粹的隐喻：它往往是青春和美的排斥导致的社会排斥。首先因为形体只是一个方面，举止也是重要的方面：乳房丑陋的人如果表现得举止文雅也很容易被宽容。其次因为形体本身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修炼的结果，它是某种能力的体现，是差别的符号：肥胖不仅仅是形体肥胖，它还意味着这是一个对自己肥胖无能为力的人。“有些人都长圆了而自己还不意识，这是教育的问题，应该留意自己的身体”(F174);“有些人愿意修炼自己的身体，有些人不愿意，就是这样，不应妄加批评!人们可以战胜许多困难，只要愿意的话，何况还可以做美容手术”(H89)。

　　除意愿外，还要有相应的文化和必要的金钱以预防生理上的不测，因为富人和穷人都会追求自己的美。这个现实在真正的公共场所是可以观察到的，比如街道或超级市场。但不是海滩，因为海滩只留给美，穷人、不美的人很少能在这里露面。这个结论可能令人惊讶，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海滩是绝对的开放空间的幻觉中。可惜这不是事实，海滩似乎越来越不开放。比如，里约的海滩上都是郊区的乡巴佬和贫民(佩肖托,1993),相比之下，欧洲的海滩是一些保护区，尽管没有什么被正式禁止。这里，只有美的规范的无声游戏。以美为中心，排斥发挥向心作用，即非常美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太美的人不可以为所欲为，非常丑的人则无所可为。“谁在海滩上见过残疾人?从来没有!或者，如果曾经有过，他也会吸引所有目光。他无法承受这些，第二天他决不会再来”(F148)。科丽娜用自然主义海滩对照这种不宽容性。“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体残疾的人，没有乳房的女人，畸形的人，脊柱侧凸的人，小孩子，带大疤痕的人，身体过肥无法穿泳衣的人，而你不可能在其他海滩看到这些人”(F148)。受田园幻想的驱使，科丽娜绘制了一幅图画。然而，虽说自然主义海滩不似这般神奇，但可以肯定，那里对形体的宽容度更大，原因很简单，那里的游戏规则不同，在那里，美不像在裸乳海滩那样具有核心作用。

　　在不能容忍的残疾人范围中，除肢体残缺和严重畸形外，肥胖占有特殊地位，因为，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略胖或者担心肥胖，因此，对比他们胖的人的排斥与他们有切身关联。因为重一公斤就有可能在海滩等级中失去地位，从而使那些允许的动作受到限制。瓦莱萨，20岁，身材无可挑剔，但她抱怨因贪吃而使体重增加。所以，她在裸乳时十分机警。“我现在很自然，多两公斤，我就停止裸乳”(F68)。阿尼克已经决定不再裸乳。“它们太沉，太大了，我不能裸露它们”(F12)。长几公斤后，带折纹的泳衣也会变得不适用。埃罗绮斯，28岁，在海滩总是穿着泳衣。“我非常怕羞，我甚至不敢穿泳装露面”(F22)。或许，在一些小海滩，少有人来的海滩，可以宽松一些。“主要是那些大海滩，人们特别注意肥胖的人，因为她们几乎很少穿上衣”(H86)。总之，在海滩超越界限，哪怕穿着泳衣，哪怕在较宽容的地点，都是不可能的。“我有一些朋友，自她们胖了几公斤后，就不再来海滩了，因为她们不能忍受那些目光”(F148)。海滩变得无法忍受并且使人不想再来。因为欲望与人们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随着允许动作数量的减少和审美等级的降低，欲望不再那样强烈，去海滩更多地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享受。阿尼克已决定不再裸乳：“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下垂的乳房”(F12)。这一冷酷现实使她丧失了去海滩的动力：“它彻底摧毁了我裸乳的激情。我不想去海滩了，次数越来越少。”排斥不是机械地发挥作用，像外界限制那样，禁止人们来海滩或者禁止一些行为类型。它利用海滩的游戏体现某些感觉范畴，让每个人“感知”他所处的位置和允许的动作。

　　排斥(2)

　　只有年轻美貌中的佼佼者拥有所有权力：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位置和界限。相互观察不是因此而成为不可缺少的，尽管在较差等级中相互观察并不愉快。米莱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你可以看到漂亮的人和毫无姿色的人，这很不幸，但这是事实。在别人眼中，长得不好的人是不幸的，但别人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因为穿上泳衣后，他们必须相互打量，他们也是人嘛”(F156)。让我们再听一遍这个十分精辟的解释。那些“毫无姿色”的人，在他们吸引过来的目光中，是不幸的，但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是他们“相互打量”，了解自己位置和应该做什么的惟一途径。在别人目光中彼此打量。但他们可能失去做人的特性，换句话说，在命运作弄人时，做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前提条件是要懂得保护自己的位置并且严格遵守比那些长得好的人的更加苛刻的行为规则。什么也逃不过海滩的眼睛，尽管海滩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它在形体层次上同行为层次一样，会立即反映出来，人们知道该如何对待”(H86)。

　　菲力浦说：“有时，他会产生‘邪念’”(H89)。他不是惟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尽管海滩拒绝承认和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它有一个梦想：它想成为优美的环境，与明信片媲美。裸乳，在它们本身漂亮的条件下，为此提供了一个补充空间。毫无疑问，正是在这种理想环境，注重感觉愉悦的梦想中，消灭一切不美东西是最纯粹的企图。“老实讲，要想裸乳，自身要有本钱”(F27)，“这很简单，也是必须具备的：必须好看”(F174)。所幸的是，这个梦想仅仅是一个梦想，很少有人像安东尼那样向丑宣战。“海滩，就是一个大肉滩，小老头带着大肚子的女人;皮肤灰暗的人，乳房下垂的人，总而言之，海滩十分丑陋”(H2)。宽容原则阻止人们走得太远。克里斯代尔最初幻想海滩是一个美丽无邪的环境，但突然，她退缩了。“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的确是一个有道理的说法：丑陋的女人最好待在家里”(F8)。海滩在沉默的相互作用、冷漠渴望和昏睡欲望的帮助下，保存了排斥逻辑，让它在思想中作祟。

　　[Ⅲ自如]不便的构成

　　行为规则记录在两个不同记忆系统中。一是个体记忆，我曾在《夫妻网络》(考夫曼,1992)中分析过，它不寄存在意识记忆中，而是寄存在身体的举止和习惯中。一是社会记忆，由角色体现(这两种系统之间的联系由规范确保)。不便可以来自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机制，个人的或社会的，不便有时是个人历史的结果，让人们拥有一个坚强的或松散的身体。“人们似乎很容易在别人面前裸露而且轻松自然”(H9);“如果她们感到难为情，那么裸露是不容易的”(F183)。不便还直接关系到角色的调整能力。欧文·戈夫曼(1974)曾分析过产生不适的范围。他指出不便如何在角色的某种差别的基础上以不同的形态出现。有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角色。有时是个体无法扮演的某种角色，有时是与其他已经演过的角色相违的角色。欧文·戈夫曼(1973b)补充说,自如直接关系到这种活动是否正常的信念，就是说这个角色是否被严格的规范认同和确认合法。这个原则很简单：进入角色越完整、越逼真和不迟疑，个体被他所扮演角色的界定就越完整，这个角色也就越正常，越不可能感到不便。它不是个体以外的调整机制。诺贝尔·埃里亚斯(1975)在自我的两个范围之间微妙冲突的基础上分析不便的生成：可以听之任之的范围和确保自我控制的范围。这两种身份符合同一角色的两个可能立场：因此，不便也同样取决于选择进入角色的方式。为此，个体试图选择和简化他所接收的信息，因为任何模糊性都会减弱自如度(皮卡尔,1983)。然而，这些努力未必总是向着自我和自如统一的方向发展：不便可以被有意地保留。因而，它表明某种身份保留的存在，一个拒绝完全由角色界定的自我的存在(戈夫曼，1974)。比如，信奉假正经道德的女人在医生面前脱衣时，动作不会十分自如,尽管这个语境是合法的,她必然表现出某种克制以表明与她日常身份的差别：她会毫不犹豫地伪装成略感为难的样子(希思,1986)。

　　“自己感到舒服”

　　完整进入角色，是指在特定语境中构建自我的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自如。我们不妨重提皮埃尔·布迪厄(1979)的表述：用自己的身体创造自身,无需从外部观察它。在访谈中，一种新说法反映出这层意思：“自己感到舒服。”“裸乳，就像一个秃顶的人，如果他感觉自如，就无需戴头套，应该自己感到舒服”(H75);“重要的是自己感觉好，自己感到舒服。心情舒畅时，一切都变得简单，人要换一种活法”(F150)。

　　海滩的单独裸乳实践建立在自如的感觉上，身体解放和接触自然提供了条件。它的原则是要在人数增多和目光压力加大时仍能保持这种感觉。最自如的人们可以选择那些被正式归类为高级自如等级行为(如裸乳)。但不切实际的妄想也会遭到无情惩罚：奢求过高的人可能会漏洞百出和被直接降级。面对这些过分奢望，海滩采用典型本质主义话语：每个人应该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并保留住它。这就是“自己感觉舒服”的基础，即：懂得找到最自然的动作，最符合人们自然习惯的动作。“所要做的是人如自己，自如、自然、一切自然如常”(F182)。事实上，这表明自如相反地是一个演变过程，是自我修炼和能力的结果，如同利用裸乳达到某种治疗的目的。玛丽亚娜的表述充满矛盾：“我认为当你裸乳时，一切都在听从大脑的支配，重要的是要做到绝对自然”(F31)。同样，自发性也是教育、修养和社会歧视范围的一种能力(森格利,1988)，“自然”是一种艺术，只赋予那些有能力表现它的人。不好的是，这种艺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旨在模拟自如，给人以感觉舒服的假象，因为人们在经常依靠这种艺术欺骗手段之后，才能真正达到自如。这需要演员的天赋和在自我周围创造一个共谋目光系统，以加强自如的并合。另一种可能性是内力，即习惯的资本，它反而有助于不理会别人的目光，就像一个人在海滩一样。“我甚至不能告诉您是否有人看我，我自己感觉很好，就这样”(F30);“一个太想了解人们如何看她的人是不可能自如的，不应想这些东西，要我行我素，自然放松”(H75);“当人感觉舒服时，任何障碍都可以克服”(H89)。

　　自如与美

　　自如对于想要裸乳的女人而言是一个显示器，通过它，她可以感觉到条件是否成熟或不宜采取行动。“如果感到有些紧张，就先不要做”(F183);“当你在众人面前感到自如时，就不要再迟疑”(F31)。这种内心的感觉并不一定是个人的：它形成于个人与海滩的长期对话之中。伊雷娜解释得十分透彻。最初，她指出不便是她惟一的真正障碍。“我如果裸乳就说明我没有感到不便，一旦我感觉到它，我就会戴上胸罩”(F182)。随后，她举出一个例子，“如果有人来，有人认识我，有人不习惯裸乳，我就会感到不自在：我会戴上胸罩”。伊雷娜是“在自然条件下”放松的人，除非周围的环境破坏了这种自如。最常见的背离规范性的情况是：衰老的乳房、巨乳、站立等。我们已经看到海滩正在加强它的视觉压力，以提醒那些正处于违规边缘的女性。不过，这种信息的微妙感觉正是自如传递出来的：压力增加尴尬,而女人可以“感知”不想裸乳的感觉。“惟一裸乳的人可以感到各种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胸部，她肯定会感到某种不便”(H94)。任何规范的偏离都会加大目光压力并且减弱自如性。因此，只有那些感觉最好的女人才能不受影响。其他人则注定要遵守游戏规则：她们“在自然条件下”越不自如，她们越应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如果她们拒绝，她们就要承受第二层次的压力。不够自然体现在动作的笨拙上。事实上，这些笨拙动作正是人们特别关注和遭到更加严厉目光谴责的地方，意即：不便招致不便。

　　这种机制再次给我们一些启示：美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一个女人越漂亮(或者被认为漂亮)，她就越有权做她想做的事，做起来也越容易。因而自如程度更加自然。这种类比不是随意的;自如是美的最佳复制品，与美紧密相连，是美这个核心操作装置的另一面。自如与美是访谈中最常见的主题，是顺利表述裸乳的两个重要标准。“谁裸乳?是那些自如的人和那些漂亮的人”(F183)。但自如与美不可分离，许多人都指出了这一点。最突出的现象是美是自如的条件。索朗日的归纳有些无奈：“是的，要想舒服，自身条件就不能太差”(F76)。换句话说，“自己要感觉舒服，自身应是美的”(F73)。这种从属关系十分明确，所以，周围的人当他们认为乳房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丽时，就会努力表现出不快。甚至，在没有人直接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丑本身就会产生不便，而这种不便又会以各种方式表现为压力。应该讲“真有长得惨的人，我看到她们时不舒服!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没有感觉，连我都有感觉”(F5)。年龄大的女性应认真研究她们的这些审美观以最终决定自己裸乳的命运。她们从别人的目光中，通过感知的不便看到谴责。“事实上，当她们感到难为情时，她们会停止裸乳”(H43)。因此，自如与美经常彼此互动促成裸乳(而不便和丑彼此互动禁止裸乳)。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只要具备其中一种也能心安理得，也能被宽容。比如，并不自如的女性由于美而普遍被宽容。相反地，一种超凡的自如能力也能赢得审美规则的认同。“如果真的非常自然，人们会想：乳房大小没关系，只要我想裸露就裸露，不管其他”(H9);“即使乳房扁平的女人也可以裸乳：只要她感觉舒服”(F179)。自如的缺乏可以由美的过剩来补偿，不美也可由自我感觉良好的能力来补偿。然而，明显的不便和丑陋需要更大的补偿，可这种补偿形式尚未形成。相反地，一种模糊的美加上大致的自如就可以创造出规范性的条件。

　　不便的流行

　　如果说不便可以等同于作为分类核心操作装置的美，证明谁有权或无权裸乳的话，那么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它支配着裸乳实践的展开或缩小。当美的定义比较稳定时，自如相反地却根据语境而变化不定。我们以达妮埃尔为例，她曾在女友群中裸乳：“我看到她同一些不裸乳的女友在一起，我清楚地看到她们感到不便”(F97)。莫德属于不裸乳的人，她确认：“当我的女友裸乳时，我不太喜欢，因为我感到不便”(F75)。结果：女人是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而模仿的，以减少自身的不适感。“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裸乳，其他人也会跟着这样做，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她们感到不便”(H54)。这种方式很简单：裸乳者坚定的自如性制造了穿衣者的不便。在这两个阵营的无声对立中，不便的流行改变着力量关系。在裸体者极少的海滩，敢于裸乳的人必然受到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所有打击。在裸乳成风的海滩，自如对各种不同的形体和姿态而言都是可能的，不便反倒落在那些不裸乳者的身上。脱掉上衣的女人并不意识她们已参与这样一种立场的战争：她们只想拓展她们身边自如的气氛，让裸乳实践更加轻松。最好的方法是拒绝屈服别人的目光和坚信自己的做法。人们流传着一句新话，反映了这种态度：“总是感到最不便的人离开。”换句话说：我能够用我的身体创造自我，能够自在如我，如果其他人感到不便，只能让他们设法再造自己的自如。“如果有人感到不便，这是他们的事，而不是我的”(F148);“受不了可以离开，海滩很大”(H14)。于是，不便的传播是离心的，并通过正常范围扩展以实现裸乳实践的平常化。有时，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战斗比较明显。当惊诧或谴责的目光相对持久时，人们事实上很少能够无动于衷：要么她们忍受，自己解放这种不适，要么她们反击。科丽娜毫不迟疑地这样做了。比如，当一个偷看者十分过分地盯着看时，“我站了起来，而且看着他。这时，我让他很不自在，因为我看他是向他证明我看到了他”(F148)。相反地，有些裸乳者(一般是那些最犹豫不决的)更多的是防御性的。她们观察四周看看她们的行为是否引起了不便，警惕地收集着任何细小的信号。“如果这使别人不便，我情愿不裸露”(F53);“如果我感到有人不便，我也会感到不便：最好停止”(F182)。所以，不适感觉的流动是向心的并试图使人重新穿上泳衣。

　　不便和自如是同一现象的两个面：不便由于缺少自如而增强，反之亦然。正极即自如，略微复杂。不便像谴责一样流行(它们甚至还经常一起旅行)，每个人都会涉及到它(如果需要，还要改变行为)，这个原则是让人们摆脱一切尴尬，平静地生活。自如从表面上看是双向的：自如通常在道德系统中可以带来自如。比如成衣销售商,他可以掀开试衣室的门帘，只要他本人的动作自然，顾客也会自在如常(佩雷茨,1992)。在海滩，这种道德系统是增强平常化的基础。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分自如反而带来不便。比如，玛丽亚娜喜欢裸乳，不过她感到这种“优越感”(F31)和那些裸乳女人超常自如的“困扰”：她不能想象自己是否也具有这种必备能力。如果说自如比不便更难以理解，这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二元的。它由两个成分构成：自然和优美。

　　自然与优美

　　裸乳兴起时是一种时尚，一种运动，其原则是实现某一群体的一致性，并与社会其他部分有所区别(齐美尔,1989)。因此，自如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界定的那样：“它是自由在受约束的普通人身上的最明显的确定”(1979,第285页)。其次，与众不同的意愿似乎被平常化所冲淡，因为它的进展曾遭到裸露(相对的)民主化的制裁。因此，根据布迪厄的另一个定义，自如成为“那些只能先成为自己才能成为他们所应成为的人们”的状态，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施加一种“强制效果”(1979,第286页)。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强制效果似乎打乱了人们所期待的社会边界。经常来海滩的普通阶层较迟裸乳，事实上，她们表现出某种自如能力，但这种自如能力并不为文化阶层所羡慕。她们甚至似乎表现出一种优越能力。调查中看到的迹象令人非常吃惊。当我们接近裸乳女性，向她们提出问题时，知识女性虽然满口都是身体解放的雄辩之辞，但她们都自动地穿起泳衣，然后回答我们的问题。工人和职员口头上不常提到那些被并合的平常性的乏味话语，但她们在回答问题时仍继续裸乳。这种角色的进入如此简单和完整以致她们的自如真的达到“自然”的程度，使她们无可置疑地成为她们自己。皮埃尔·布迪厄指出,自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做不到自如的人注定要接受训练，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不足，而那些强者只需做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规则的制订者。不过，我们又一次惊奇地发现文化阶层在观察和思考方面更下功夫以调整他们的实践。在付诸行动时，普通阶层能完全进入角色而不瞻前顾后，因而，他们是世界上以最自然的方式构建自然的人。

　　在这里，最好对自如的这两种成分进行剖析。皮埃尔·布迪厄这样描述：“大方，优美，轻松，高雅，自由”(1979,第391页)。我本人倾向于把这种品质分为两组。大方、轻松和自由准确界定自然，就是说它们是行为伦理学的绝对信仰，是角色的完美进入，从而解放了动作。相反地，优美和高雅界定另一种东西：有教养的自如，有别于众的表现自如的方式。与众不同的意愿在海滩上并没有消失。与70年代不同，它不再由裸露这样简单的方式来体现，它变得更加灵活，使海滩成为更加细致的观察者。与众不同的自如今天体现为动作的优美和高雅，它是柔软身体舞动而不引起乳房抖动的艺术，它是身体通过自发性表现自我控制的方式，这种自发性同时给人以真实和矜持的印象。它还体现身体的保养和美的研究，赋予自如以审美魅力和优越感的特权。

　　Ⅳ正常的仿效

　　在每一次调查中，调查员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使他不致在观察中盲目前行。调查的目的并不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证明这些假设，而是相反，它们只是一个临时性工具：如果调查充分，它们应该根据情况被再次转换。对裸乳的调查有很多发现，所以最初的想法都基本上被重新质疑。因此我认为，根据一些已经确立的理论，比如，社会学称之为“角色距离”的东西，这已不是新鲜东西，每个人都想制造一个外表，或制造一种假象，而背地里却在玩弄双重游戏。这就是我选择研究裸乳的原因，我认为它是研究这种双重游戏的最佳语境。人们极其吃惊地发现如果说存在着距离，但与其对立面即角色的完全适应相比，它是次要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它一直是社会学的共同基础，是差异的追求决定行为本质。不过，如果说海滩存在差异，但较之它的反面，即仿效的追求，它也是次要的。

　　仿效与重复

　　乔治·齐美尔指出我们如何会不断地在仿效和差异这两种矛盾的倾向中徘徊不定。“我们更多的是寻找自我彼此面对时的充分肯定而不是对人和事的平静放弃”;仿效是“我们本性中的一个基本方向”(1989,第166～167页)。几年前，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创立了他的重要概念，他指出“社会人作为社会存在从本质上讲是仿效者”(1993,第12页)，个人通过仿效超越自己的个性：“社会就是仿效”(第95页)。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的作品鲜为后人所知，而仿效说也从此几乎被人遗忘。除去其他不同因素，如与迪尔凯姆学派的争论，可以这样认为,加布里埃尔被后世遗忘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他只把仿效局限于一种社会机制，只研究仿效的运行规律，而没有揭示导致拟态的原因和解释其建构现实的核心特征。

　　为了更好地了解仿效，最好不要把它与包含它的更宽泛的过程“重复”相分离，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反复重复”(戈夫曼,1991,第89页)：我们力求在沉着和规矩地重复同一相互作用时，复制其存在的范围。我们主要是重复我们自己，重复以前的动作，从而逐渐使之转变为规律。现实就是在重复的强化和实现中建构起来的。因而仿效的习惯或规则变成为“自然的”，我们再也不用想它们，因为它们已完全并合，让意义屈从存在的压力。由于它们深刻体现平常化过程，所以它们不会被重新质疑。仿效处于这种加强现实机制的边缘。反过来讲，创新的出现和行为的改变又依赖于仿效。事实上，仿效是在重复一个被重新视为次要的动作。个体通过它选择某种行为，视之为合法和具有权威性(莫斯,1950)，但这时，它仍不属于个体举止遗产中的一部分。如果它被采用，仿效就会转换为更加规律的重复，因而，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确定的现实范围又被扩大了。

　　拟态链

　　似乎没有一种动作是被完全创造出来的，先辈总是借鉴他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吸收到个人的遗产中，自己拥有一个“行为模式储藏库”，使他几乎可以应付任何处境(林顿,1986,第88页)。然而，有些人在别人眼中是发明者;他们是这些人第一次看到采用某种新动作的人们。因此，许多女人是裸乳的“始作俑者”。科丽娜是其中的一位。她经常感到自己发挥着一种无名创始人的作用：15年前,在海滩上她并不是惟一的裸乳者，但在家庭中，她的妯娌们经过一番迟疑跟着她在泳池里裸乳。“我感到我令一些女人羡慕，她们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但她们开始摘掉花边，试图裸露得多一点，最终真正开始裸乳”(F148)。科丽娜解释了一种情况，有些人是某种拟态链的创造者。她指出这种动作是可能的。许多女人只是等待机会出现。她们曾听人说过或者在某处看到过，她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它的印象”。“我早就想试一试了”(F96)。由于她们眼中有了某种模式(令她们安心并给她们提供完整的信息)，所以她们可以付诸行动，并形成一个拟态性的连贯。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她们行为的仿效特征还不明显，受与众不同意愿的驱使，她们摆出一副改革者的样子。随着仿效的普及，改革与重复的比重发生颠倒，新事物的发明转变为正常的简单复制。在第一阶段中，只有少数人对抗已经确立的范围，试图实行新的规范，即可以冠名的行为，这就是时尚。社会对立在第一阶段界定仿效的一个特殊性质：仿效体现节奏、激情、驱动力。“人们追随这种节奏，的确，人们试着跟上它”(F6);“人们追赶这场运动”(F179);“当运动发生，形成气氛时，一切都很容易，人们会随波逐流”(F37)。相反地，在平常化阶段，仿效变成被动的。当个体必须表现创新和复制某一新动作的意愿时，这种实践的规范化促使他屈从外界压力，不自觉地进行复制。比如作为参照的小群体的压力。“总之。我随大流儿，我的朋友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F96);“在我的女友中，我是惟一全遮的(她想说她穿连体泳衣)，所以我要同她们一样，过去，我从没这样想过”(F68)。已确立的规范的压力更加普遍和广泛。“别人怎样做，我就怎样做”(F74);“我不知道，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我照规矩做”(F114);“应该顺应时代，这已是一种风俗”(F149)。比如过分强调规范性，从而形成切实的约束。“我的女友们裸乳，但都是被迫的，因为她们觉得她们必须这样做”(F75)。从创新的仿效到被动的重复，这个过程就是由新到正常的过程。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统治者更多的是标新立异而被统治者更多的是遵守习俗(布迪厄,1979)。这不是文化或等级品味的问题，而是他们在拟态链中的地位问题：只有那些有条件的人可以首先仿效，能够减少进行正常的最笨拙的重复。

　　成为正常

　　“逃避这个混乱的噩梦世界”的惟一办法就是“留在已建立的规范中”，留在被最广泛接受的意义范围中(贝尔热,1971,第54页)。与这条存在规律的任何背离都会“产生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第52页)并陷入非现实的模糊性之中。由于我们的社会存在的本性，我们注定要寻找现存的规则并适应它;采取任何行动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重要追求：“表现正常”(戈夫曼,1973b,第263页)。海滩不像欧文·戈夫曼所分析的心理医院那样是一个被格式化的机构。然而，来到这里的个人同样“有义务了解情况，接受它的某些发展方向并适应它”(戈夫曼,1968,第242页)。服从规范的原因是任何背离的精神代价，因为，它需要能够“立即做出判断”(戈夫曼,1973b,第249页)。我们已经看到周围环境的压力如何在一种行为背离游戏规则时发挥作用的：追求平静要求避免这些攻击，因此也要求严格遵守这些规范。最勇敢的人和最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边缘地带尝试创新，但不能走得太远，只能在某些可接受方面稍加越轨。

　　正常的重复主要受追求平静的支配：人们只想与大家保持一致，不去冒任何风险。然而，这种追求规范的潜在功能可以被模糊地感觉到。如建构现实：与大家一致，即把一个对“大家”都真实和重要的行为和认同意义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因此，各人的所为要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支持，而不是充满猜疑。如建立社会关系：与大家一致，即相互理解、沟通、交流。“人际交流完全建立在对公共规范每时每刻的追求上”(法罗,1991,第109页);因为个体已被纳入到一个“社会协调性的运动中，其原因就是让所有特殊的意识服从于一个公共类型”(迪尔凯姆,1978,第73页)。追求绝对地与众不同势必遭到无可挽回的孤立。

　　一般习俗

　　强调遵守规范的重要性不仅意味着每个人要采取相同的行为：存在着一整套规则，规定谁扮演什么角色和如何扮演这个角色(戈夫曼,1991)。裸乳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人数的分布方式和裸乳者比例，一些动作在某个海滩的某一天是被允许的，根据形体、年龄和自如度，有些女性可以做更多的动作而另一些女性则不能做。这个等级化是由规范的交叉形成的。一方面，是行为模式(裸乳)，它建立一套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裸乳者类型，体现这些规则的特殊性：规范永远不能被理解为每种语境的一种抽象模式。此外，规范的应用也是灵活的和不确定的。灵活的，指它只是一个引导，个体在参照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本色和充满活力，可以在确定的范围内(多少)可以自由地随意行动。“任何表演，无论形成规范与否，都允许演员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动手脚、抓痒、喘气、咳嗽、寻找舒服姿势、整理衣服及因去厕所和打电话而暂时离开。毫无疑问，应该从这种认可范围之外的行动类型权力中看到角色的约束不可能超越某些界限”(戈夫曼,1991,第266～267页)。不确定的，指单一性规范很少被提出。“正常”是近乎冲突的意义系统交叉的结果，给个体留下若干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决定裸乳的女性应该懂得和严格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才可以成为“正常的”。但是，她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穿上泳衣上身，从而同样做到“正常”。“裸乳的女人是正常的，今天，这很正常，我虽然不裸乳，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F158)。

　　因此，行为规范以多样和多变的形式出现。然而，但它并不有悖于这样的事实：规范的范围可以是非常具体的，甚至受到发挥重要作用的微小动作的约束。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目光的游戏具有严格的规则。规则的多样性不应再掩盖大多数人对规范的追求促使他们趋同、测定和重复那些最基本态度的事实。在拟态链的第一阶段中(最短暂的)，仿效用以区别大众，有时甚至在运动之初与大多数人形成对立。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新实践的吸引力和声誉在起作用。相反地，在第二阶段，平均数的观念作为模式的总的行为观念出现了：社会重复它的中心，并通过它构建最厚重的现实。当仿效的动力将新生事物纳入现实的边缘上时，稳定的规范性就会在某种数量机制的基础上更多地被复制，这种数量机制是由已经发挥核心作用的观念和行为的中数确立的。由于规范主要由第二阶段界定，所以，埃米尔·迪尔凯姆有理由指出,“当人们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数中观察到某种道德事实时，那么这种道德事实对某一特定社会类型而言就是正常的”(1975，第283页)。遵守习俗不是外界约束的结果，不是人们缺乏想象力的表现：它是社会进程内部的依靠中心建构现实的总方式。

　　珍珠课

　　不论是拟态链之初的创造性仿效还是规范化重复，新知识的并合是根据马塞尔·儒斯(1974)提出的模式完成的，他不无诗意地称它为“珍珠课”。从珍珠的形象看，知识记忆是一个围绕具体载体的十分缓慢的结晶过程;每个动作，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自身也反映一段社会历史，即身体运动中被具体化的大量信息。人只是“沧海一粟”，一个“五光十色珍珠的采集者，他用这些珍珠串成美与真的项链”(儒斯,1974,第37页)。因为珍珠只需被仿效和并合就可以变成“课”，向把它据为己有的个体释放和揭示积累的知识。有些珍珠课可以被正式搬上前台。在《国王的两种身体》中，欧内斯特·康多罗维茨(1989)分析了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作者指出在早期历史上，萌芽中的国家如何体现国王的人格，如何生活在两种身体之间：国王自己的身体和管理国家的政治家的身体，整个社会在观察他的每一个微小细节，试图引进新思想。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艺术裸体。希腊人创造的审美裸体如同哲学和艺术达到了神圣的纯洁境界(克拉克,1969)，凝结在作品中并因此形成一个充满意义的形象，这些意义作为确实参照而被传播开来。因此，艺术裸体可以穿越那些清教徒约束的时代，只需伪装以几片葡萄叶。在某些语境中，艺术裸体被挪走，不被正统思想理解，但它仍保留着独有的结晶力，向那些想倾听它的人传播知识。今天，在裸乳海滩，它仍在发挥作用，将性目光引向美。但是，大多数珍珠课不似国家身体生成或艺术裸体这般伟大。它们大量分布在最普通和细小的动作中。在不用浴巾遮挡的脱衣技巧中，在两肘支撑而又不使乳房晃动的方法中，在“多看一眼”的准确掌控中。它们还分布在我们周围的物品中，这是一个“无声和静态的社会”，把“一种融会各种群体观点的思想”带给我们，给我们默默传递信息(阿布沃奇,1950,第131～132页)。动作和事物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需选取它们。

　　为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过目光的效率，它可以捕捉最神奇和最短暂的形象，可以不间断地选择以发现意外的珍珠。目光快捷有效，然而，它不是创造性仿效的可靠工具，因为它本身太模糊不清。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疏离与亲近的双重性：它既是可以从远处遥控相互作用的东西，又是即时的、较敏感认知的工具。现在看看另一种模糊性：已确定范围的创新与巩固之间的模糊性。当目光能够驱逐新事物时，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满足于测定可以被重复的东西。这是它收到的主要命令：发现和观察正常性。不过，在这种实践中，它同样表现得十分得心应手，视觉模式与心理规范往往是不可分离的，这主要因为规范是由动作、可观察的珍珠课体现的。通过视觉规则，“世界的感知经验(……)会逐渐变成世界的规范化”(索瓦热奥,1994,第19页)，这是一种建构“形象—规范”所感知东西的目光(第15页)。在中心建构现实的过程中，眼睛透过经过并合的规范性模式眼镜进行观察：它看它想看的东西。它输入一些新信息，使它可以重新调整模式，但它尤其要做的是对所获观念和行为的平稳重复。

　　在海滩，脱掉泳衣上身的女人表现出她们的自如能力。其他人看她们，她们中有些人希望这样。当她们认为她们可以复制而不失“正常”时，她们就把当时只是形象的东西化为行动。这就是珍珠所上的课。在仿效动作时，她们发现了一个皮肤感知的新世界和令身体更自由的可能性，通过对自己原欲兴奋的有力控制，她们超前进入文明进程的第二阶段。目光起到创造性仿效的作用，但裸露也不是随便的。它的程序已经被观察到，裸露过程依据那些已经确立的规则。在女性没有改变行为范围之前，目光早已确定了新的规范规则(形体的各种可容忍的姿势等)。在复制模式加以创新时，目光又使用了未来重复的工具，因此，创新在新的规范系统没有经过预先研究之前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不可能不参照正常性。

　　[V进入角色]为了解而扮演角色

　　目光是仿效的特殊工具，对作为模特的形象应该进行细致观察。但是，珍珠只有在它被真正并合、被复制者“再次发现”的基础上才开始授课。“人只了解他本身接收到的和再次发现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我们之外的东西”(儒斯,1974,第55页)。仿效很少能够在第一次就获得成功：必须通过连续的近似模仿。这种模仿从不是只限于身体：每个细节的改进都会给他带来一个意义整体(帕拉迪斯,1994)。因为，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做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存在方式(伯克,1945)，它可以潜入重新发现它的人的身体中。演员只需演绎一场他尚不了解的戏，就可以进入一种新知识之中，而这个新知识也进入他的身体之中。“演员在他不了解的知识的特殊区域中，首先从他第一次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认知和情感基础入手”(贝尔热,卢克曼,1986)，“就像被他的侵略者控制一样”(儒斯,1974,第55页)。然而，他并不感觉受到影响、侵犯,甚至攻击。事实上，主要的感觉是在揭示一个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时所获得的快乐(斯特劳斯,1992)。这堂课不会再被如此复制，它已经被纳入到经过并合的观念和行为遗产之中并重新表述这个整体，而后，个体才能以个人的方式扮演这个新角色。因此，个体有理由产生这样的感觉：创新在他身上处于沉睡状态，他只需寻找一个借口就可以唤醒它。“我不敢，我想我做不到。后来竟做到了，我对自己说我真愚蠢，为什么不早尝试一下，因为这样感觉很好，应该讲，这样比较接近自然，我一直这样认为。有时，人们会死抱着这些愚蠢习惯”(F93)。维维亚纳在裸乳后更能找到自我感觉，更加贴近她内心希望放松和接近自然的想法。她又是如何表现她是从外部获得这种观念，她所复制的动作有助于重构自己身份的呢?

　　角色

　　在仿效一个动作并自己试着重复时，我们就已进入了一个社会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无数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它一般被囊括在一个规则整体中，而这些规则又界定着身份的特殊特征，如父亲、医生的角色。进入父亲或医生角色的男人承担与之相关的价值和行为系统，他变成了这个角色赋予他的东西，意即他必须像父亲或医生那样行事。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弄清这个角色在什么情况下只是一个面具，弄清深层身份与临时扮演身份的关系(凯罗兹,齐奥尔科夫斯基,1994)。调查获得一些答案，我后面再谈。但是我们预先有必要对我界定角色的方式做一些交代。在最经典的社会学文学作品中，它一般涉及比较宽泛的行为系统，如：父亲、孩子、丈夫、妻子的角色。安东尼·吉登斯(1987)——尽可能地不用“角色”这个术语——批评这种泛泛的界定，他认为，这有两点不妥。它引导人将角色视为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宏观结构，不让人们看到适应的游戏，这对于理解个体—社会的关系至关重要。它还制造出一种抽象形式，涉及这种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这个重要部分反过来就是某一个具体语境的细节，比如，有无数做父亲的方式。因此，最好先研究某个限定的、有语境的角色，以掌握其生命规律，而不是一个空洞外壳。裸乳实践，我认为，处在一个最佳理解层次上，可以提取角色这个概念的丰富内含。

　　尽管角色是在社会层次上被建构和被记忆的，但它不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个体的结构，它进入这个结构如同穿上一件衣服：角色进入结构之前，必须先进入自身。欧文·戈夫曼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角色的进入首先对个人而言是在他所观察到的东西基础上制造一种心理模式：首先要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去适应它，最后“让事情的发展确认这种习俗规范”(1991,第242页)。我们已多次看到这个生动的过程，比如“情绪”可以促使人们决定脱掉泳衣。有人对海滩的这些严格规则进行过分析，认为这是结果的内化过程和感觉的形成导致做出这种决定：社会结构在产生心理模式之前已经被观察到。在这项认知研究中，主要成分，即构成模式内化过程和角色进入的是正常的追求。在观察阶段，演员研究游戏规则，研究那些被允许、被容忍、被禁止的东西，各种情况下好的与坏的东西。然后，他让这些观察适应他个人的好与坏的感觉。在联结这两者时，他可以界定他如何能够成为“好的”，从而使他的行动是“正常的”;规范的确立构成角色进入的条件。这不是一种抽象的智力研究。此外，“正常”经常是多样的、不明确的和变化的，很难列出方程式。我们已经看到意义的含混性由于动作的确定而得到解决，这些被具体规定的动作相反地可以发挥建构现实的支柱作用。因此，规范的确立往往是简单的和具体的。只要迅速瞟一眼，女人就已弄清裸乳者是否数量多和是否被接受，她核实通常的游戏规则是否得到遵守和采取什么特殊方式。她观察周边的一些人，“感觉”采取行动的条件是否成熟并决定行动方式。这时，她已做好进入角色的准备。

　　角色的距离(1)

　　调查最初进入社会角色时的情况是困难的，因为它通常是不明显的，很少在记忆中留下痕迹。然而，有些人能够回忆起来并能进行陈述。他们的回答有助于指出角色进入的不同变化。

　　最初的、最常见的方式多见于角色不体现习惯上的重大决裂或只体现出一点新意的时候。因此，进入社会化范围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如同一些人们熟悉的实践的简单进化。规范准备的研究工作因此而被简化了，而且不用上溯到最有意识思考的层次。这种变化为新的行为和价值系统的直接加入打开方便之门。伊韦特一直在进行无意识观察，在不知不觉中收集信息。“我看过许多人!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并不比别人差，后来，我做了，虽然是第一次，我并没有表现出不便，就这样过去了”(F86)，这发生在调查前三周。伊韦特感觉如此好，如此轻松自然，以至在南方的阳光下沉睡起来。结果她被毒日灼坏了胸部。因此，她必须等待皮肤的恢复，在访谈那天，她只是第二次裸乳。不过，她看上去像一个老裸乳者，因为她很容易进入社会化的范围。卡兰在一个月前才开始裸乳，她的故事与伊韦特的极其相似。她也是感觉轻松，在回答问题时，仍让乳房裸露着。但有一点不同：她想得更少。毫无疑问，她也进行了无意识观察，但她没有留下丝毫记忆，如同这是她的身体自己做出的决定。“就这样发生了，我试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或许是看人家这样做?我没有多想，我只是想这样。”穆里耶(F70)也不想在公园裸乳，她在海滩裸乳，但绝不在没有裸乳女人的地方裸乳。直至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女人脱掉泳装上衣。穆里耶毫不迟疑地仿效她，就像在海滩上一样。虽然采访那天，她是惟一裸乳的人，但她还是感觉十分轻松。因为，自从她进入这个角色之后，她十分相信支撑这个角色的价值观,甚至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重新质疑它：这种由经验检验过的可行性确实可以树立这种信念。能够如此“自然地”获取裸乳最初经验的女人看上去是我行我素，不过多地分析裸乳的条件。然而，她们非常了解这些游戏规则并能严格遵守。伊雷娜非常相信视而不见的道德以至于她同意电视台对她进行裸乳拍摄。但与此同时，她又听取一切劝告，当她感到不便和站立时就重新穿上泳衣等等，这种信念可以是强大的，毫不迟疑的，严格遵守角色界限的。

　　与“自然地”、完整地进入这种新社会化范围不同，这是乔治·齐美尔(1979)所说的一种“保留”，或者某种“角色的距离”,这是象征跨行为主义的表达，也可以在不同阶段中被保存下来。在规范准备阶段，思考可以是更长时间的、更深刻的、更有意识的，并转变为真正的内心争论：脱还是不脱泳装上衣。当纯粹意义上的角色进入完成时，对社会化范围变化和最终对身份变化的感知反而往往是清晰的，“这甚至很可笑，人们甚至不知是否有理由这样做，人们相遇在异国他乡都感到有点异常”(F190)。人们在进入新角色时所产生的进入新自我的感觉是以人的两面性为基础的，即过去的不能或拒绝完全进入新动作和价值系统的身份。这样的距离在最初的尝试中最为明显，随后逐渐减弱，直至消失。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它会被保存下来，这是未能在角色中找到位置的自我部分。埃丽斯(F73)透彻解释了这种对身份整合的抵抗。她是在尼尔的压力下被迫开始裸乳的。一旦进入这场冒险，她就力求相信它，力图依靠自己的意志努力超越自己的抵触。在一个较开放的朋友的帮助下，她终于能够神情自然地裸乳走向海水，看上去可以进入自觉的行列。事实上她并没有停止思考，我们已经看到她有时突然停止裸乳。

　　然而，角色与过去习惯之间的不协调并不影响角色的进入可以是强有力的，这对研究衡量角色进入的社会化能力尤为重要。南茜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大学生，她的故事就是证明。在来法国之前——也就是我们采访她的那个夏天——她的家人就已告诉她肆虐于这片古老大陆海滩上的危险，他们让南茜发誓绝不做这种丢人的事情。当时她既不强迫自己，也不欺骗，但她本人相信裸乳不是完全不道德的事情。“我认为这不是一件非常坏的事”(F152)。后来，在海滩上的一切发生了变化。她没有看到邪恶，相反地，那里只有神情自然放松的、健康的人们和被晒得均匀黑亮的女人，这时，她也想这样做并且毫不迟疑地脱下泳衣。她只是在第一次裸乳时感到压力和不便。第二天，她就习惯了，并热衷于此。“这很惬意，这使我看到另一种生活，不像在家里那样刻板。”这时，她还会想到她在美国的生活吗?这个问题给她的面孔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它触及现在经历中的调整身份的困难(南茜尤为担心她的女伴拍下她的照片)。很显然，她已经忘记了另一个自我，然而这是一个更本质的自我，她不再感到她生活在一个特定时期。她完全沉浸在现时的范围，沉浸在她生活中的“此时此刻”(贝尔热,卢克曼,第37页)。因为在某些语境中,“自我的任何基础都建立在当时的行为之上”(米德,1963)。

　　角色不单纯是一个外壳、个体身披的外衣，它可以暂时地、有时是完整地界定个体,并在更长的时间里重新界定一个人的身份。调整揭示了演员所处语境的社会化力量和规范性的追求强度。规范性的追求促使人们消除角色的任何距离，找到游戏规则并全心全意地遵守。人的内心深处是否存在保持矜持态度，拒绝屈从当时语境的自我部分?换句话说，真正的自我，扮演不同角色的身份?这是社会学的古老论题，远未得到澄清，也不可能在本调查中得到澄清。然而，有一个主要成分被揭示出来：角色距离的微弱，特别是保持这种角色距离的意愿的微弱。事实上，当我们看到它出现时，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善的。因为人的习惯极其不同，因为规范的确定十分困难，因为游戏规则模糊不清，或者因为存在着角色冲突，比如索朗日的情况(F76),她做不到我行我素，当她发现她的顾客来到海滩时，就会重新穿上上衣，执意保持着某种距离，或执意把深层自我扮演的角色当做一个面具，这些都是比较罕见的。当我们可以观察它时，它更多地已经成为一种状况的策略，被个体包容在某种虚假距离的范围中。男人的性目光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如果说存在双重游戏，那它一定是存在着的模糊性的，由女性身体三种感知引起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结果。现代社会是否制造一些没有想像和游戏精神的个体?为什么会出现角色的完整进入，消除一切邪念，忘记自己在当时语境中的深层和多重身份的意愿?从这一系列完全一致的理由看，角色并不存在于自我之外，更不是一种约束。相反地，它是人的形成和拓展自己创新空间所需的工具。

　　角色的距离(2)

　　调查显示进入无距离角色的直接兴趣，因为，任何差异都会遭到周围环境压力的惩罚。这种压力体现为心理负担，建立社会关系的困难，它还界定着活动的最小自由度。自如在美的衬托下成为海滩社会化的核心操作装置。不过，它只能在遵守游戏规则和相信角色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任何距离、任何身份的保留都会增加“我们身上的控制情感”(米德,第233页)，并强迫我们更加顺应外界语境以制订某种策略。观察海滩最多的女人是那些最不自在的、提出问题的、在角色进入面前迟疑不定的女人。相反地，完全达到动作规范性和平常性的女人都可以获得身体的自如，表现自由的感觉。对裸乳快乐的最深刻的解释是：这是身体的灵活具象与个人自由较抽象感觉的混合。我们不能忘记这条游戏规则：达到自如并处在正常中心的女人有权做她想做的事。因此，矛盾在于最完全的角色进入可以提供最充分的自由，给人提供最广阔的创新余地。相反地，拒绝顺应社会化的语境却要在分析游戏规则的义务上付出代价，认同强迫行为范围的狭义界定，使角色的距离加大。简言之：角色的距离更要求遵守它的约束，而全面进入角色反而可以消减外界压力。因此，最好的解释是很少有人坚决要不过分深入地进入角色，因为减少约束的最好办法就是服从它，把它化为己有，与之并合直至忘记这个角色。不再扮演一个角色而是成为这个角色。

　　还剩下一个问题。试图澄清历史发展方向的理论家们往往会碰到解释变化的关键问题：人借助自己的思考能力可以越来越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路易·迪蒙(1983)分析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责任个体中心化的过程;乔治·齐美尔(1991)强调社会阶层的增多扩展了个人隐私范围;诺贝尔·埃里亚斯(1991)指出内心世界的扩展为什么成为个人自主化的工具。个人走上历史的前台，演员表演氛围的扩大(迪贝,1994)如何能够与角色的进入相提并论，同一个体在这里似乎完全顺应外界语境?责任个体即自己命运的主人与消失在角色中的个体之间的真实性在哪里?

　　乔治·齐美尔所说的社会阶层、或者诺贝尔·埃里亚斯所说的独立关系在不断繁衍并在相互依附中多样化：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多，尽管这些联系比较规律，比较脆弱，比较疏远。在把这些社会联系表述为角色时，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个体拥有无数角色的遗产，从历史上看，它有增无减。他是惟一可以管理这份遗产的人，而可利用角色的多样性、社会化机会的多样性不仅使他做出重要选择，还让他制订真正的身体策略。这就是责任个体的好处。然而，每当他进入一个角色时，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他就只能充分扮演它，接受它的游戏规则并遵守它们。因为个体用社会材料来建构自己的自由。

　　角色与习惯

　　在《夫妻网络》中，我指出人的身份如何被建构在并合习惯积累的基础上，被完全转化为一种规律性，使生活更加容易。在这里，我们看到角色的态度也十分相似：个体试图使角色内化直至从思想上消失。然而，习惯与角色又是可类比的。习惯是在个人层次上形成的，而角色是在社会层次上形成的。它本身的这种差异并不十分重要。相反地，当人们发现社会记忆的这两种记录语境在历史上就有分歧时，这种差异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居伊·蒂利埃(1977)解释“旧的动作制度”如何在传统社会中建构“习俗的压迫机制”，这种机制建立在重复日常行为的基础上，比如“不变的、仪式的、准宗教的、古老的行为，它们都是一成不变的”(第164页)。换句话说，实践范围的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都以相同的动作为中心;知识传播的各种方式，个体的和社会的，言明的和不言明的,都可以相互交织，不会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居伊·蒂利埃指出,是义务学派把这种原始缺陷带入这一体系，所以“动作的旧体制”在不久后的两次大战期间就真正毁灭了。因为新的知识传播方式和行为规则取而代之。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在海滩看到的情况：人们的相互观察，对新场景的视觉捕捉，“珍珠课”的传授，角色进入，它们都可以类比知识。角色的并合直至在意识中消失事实上只是转化为习惯，从角色所在的社会层次上的行为模式过渡到它变为规律性的个体层次。奥迪尔一直难以相信角色的合法性，她裸露乳房但不十分自然。“后来，逐渐就习惯了，现在，这对我来说是自然的，我甚至不再想它了，已成为一种习惯了”(F79)。从旧习惯的积累到新习惯的养成，角色的进入确实经历一小段弯路：因此，它与旧的动作制度的差别似乎并不很明显。然而这种差别是重要的，它构成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习俗(在习惯积累基础上构成的道德范围)通过它而被转变。尽管正常的追求和平常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它恰好是勇气的必要补偿)，目光在采样技艺方面作用比较突出。个体做好更多体验新角色的准备，形象和角色的提供呈现纷繁和多样化。个体通过身体而成为他自己，只把适合自己的东西内化为习惯。个体通过目光的能动性，特别是最不可预测的和最遥远的角色的进入(它们必须是“正常的”)，扩展其身份再现的范围。

　　结论(1)

　　在撰写这部书时，我遇到了语言难题：如何称呼那些经常来海滩的人们?度假者?这个词太过宽泛。游泳者?他们并不都游泳。海滩游客?这个新词听上去不好听。因此，我决定还是先用Plagistes命名他们。这个词很响亮，然而，它有一个不足：它已被习惯用来专指海滨浴场经营者。我后来逐渐发现这种模糊性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当我寻找适当词语毫无成效时，当我的大脑如此无能时，一个简单的词却从我敲打键盘的手指中出现了：海滩。我也惊讶我会这样写：海滩做这个，做那个;海滩想这个，想那个。这个语言问题促使我把特殊的个体转换为单一的集体个体。那么，我是否从这个讨厌的语言死路走出来了呢?很遗憾，我的批评意识严格审视着我的手指活动。它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学文化，它们本该了解过去的所谓集体演员被滥用的程度：工人阶级这样想，女性角色应该这样做。海滩只是不同人组成的模糊集合体，不可能归属于一种划一思想。然而，调查显示它在这种多样性之上成功地实现了管理，虽然这种管理是宽泛和神秘的;成功地制订出灵活的但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成功地规定了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虽然，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的故事都是特殊的，同行为中数相比，它们都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异常性，但自己的某一部分在海滩的条件下却可以构成极似某一集体演员的东西。总之，我认为我的指头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用“海滩”确指来往于此的人们。然而，这种表述必须得到正确的理解。它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统治性态度(个人印象虽然有点夸张,但一般说某些行为和观点是符合整体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为另一个人)。但是，一个小的相似部分加上无数其他细小的部分就可以在多姿多彩的特殊生活中呈现一种集体思维。

　　海滩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地方。个体在这里感受不到日常约束的压力。它面对自然成分，没有文明的装饰，只有自己的身体和皮肤的感觉。只有一个人或者几乎一个人的感觉：因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展开自己的浴巾，让自己服从同一种规则，所幸的是，躺在周围的人都宽容大度，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应该像自己一人时那样去想，不去注意别人，即便有些行为过分也能宽容。因此，他可以安然地晒太阳，闭上眼睛，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梦幻遐想，不时地扫视一下环境：这就是他头脑中想象的明信片。个体相信这一切，而且有理由相信它，因为海滩真实出现在他眼前。但海滩也同样真实地有不同的一面。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且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当个体来到海滩，展开浴巾，迅速环扫周围，做出决定时，他已经转动了制定规则的机制，制造自我机制的轮盘。他保留这个自己的世界，特别是当他闭上眼睛和遁入自己秘密小电影中的时候。他还保留一个创新的空间，拒绝某一规范的强权，有时进行重要抉择。然而，当他瞟上一眼，捕捉到某一形象，扮演一个新角色时，广泛的社会也因而进入他的体内。与执着的(但是必要的)幻觉不同，这条分割个体与社会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显。如果说一般意见认为人是其环境的产物，那么，要接受这样的事实也是困难的：让人成为自己的东西，每时每刻哺育人和再造人的东西,不外乎是从目光所看到的对象和动作中提炼出来的世界经验。人只需吸取、仿效、重复，这样，新的血液就会使他的生活更有活力，这是社会的血液。没有它，就没有个人生活。

　　这种不明确边界的观点还有问题：如果说我们是由社会质料构成的，它不断渗透我们的肌体，从内部控制我们的话，那么作为人的我们是什么?个体无疑需要支配自己的幻觉(阿布拉莫夫斯基,1987);如果说他只应相信一样东西的话，那就是他自己。他还需要一些标记以避免意义的轻易变化，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体现这种特征。他希望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自律的和有责任心的，而一旦它们出现分离，他就只能表现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因此，他必须美化这种分离并确定与它保持的关系。从理论上讲，这是一项巨大的智力研究工作。而在实际上，世界上的事又是最简单的。因为，这种分离只是一种想像，个体自认为发明的关系只是在实际中使他成为自己的东西。还因为护栏让他走正路，避免落入意义和社会交流模糊性的悬崖，因为它们已变得无法忍受。我们已经在海滩引起的争论中看到过这种护栏：它就是正常，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个体是完全的自己，不用瞻前顾后。在这里，他有行为的自由，他理解他周围的人。只有一个问题：这种正常事实上是一种虚假正常，在它的高尚和庄重的外表背后，隐藏着各种可恶杂乱的解释。它的模糊性越强，护栏的作用就越会被移植到动作上去，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按照它们最典型的特征规定的。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选择了裸乳主题：它是一种最严重的模糊性，涉及男女之间的关系。测定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社会生活规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依靠这些规则在最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简单交流，使社会看上去基础牢固，而在此之下，涌动着无法控制的思想，这些思想可能将文明建立起来的东西毁灭殆尽。这些保护规则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夫妻关系已成为较不稳定的因素。昨天，这是一件深思熟虑的事件，是保护个体一生的机制。今天，这种关系的好处不再是作为价值观念的夫妻关系的稳定性：如果配偶不尽如人意就可以分手。不过，欲望无所不在，它以平常性为掩护，从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比如：美与性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男人看并且安然地进行取样，为自己秘密的小电影提供素材。比如，在海滩，他可以偷看，但只能保持在适当的时间。或者更有甚者，他被形象吸引，浮想联翩。越来越多的夫妻分手了，越来越多的夫妻组成了，新的夫妻关系的构成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件。不过夫妻关系都是从多少超越本该隐藏在规则之后的东西开始的。与通常将夫妻关系与人际间交流(“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割裂的习惯表现不同，这种夫妻关系的形成最初可以被视为一个非事件，一个日常过程，它的特点只是保持没有被立即中断的东西。

　　结论(2)

　　男人和女人都要经历各种没有结果的夫妻关系，这些短暂的经历会很快消失，就像它们的出现一样。或许，说出它就是一种平常性?或者写一本有关平常性的书是愚蠢的?但我认为，平常是重要的并且有理由值得人们探讨。平常性的情况是所有的人既知道它又不想了解它，只满足于了解已知的部分，就是说知之甚少。正常的目光相信自己可以猜测女性的其他身体。事实上，当短暂的夫妻关系形成时,它力求视而不见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看上一眼。一般说，经过正确社会化的目光反而试图顽强地过滤视觉企盼，只局限于对存在的平常感知，因为这样生活才能更加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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