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过山村生动形象:欧债危机和中国资本出海

欧债危机和中国资本出海

-----《全球中国经济会议报告》吴迪

2011年11月6日晚，全球中国经济会议在The C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Valencia举行欢迎晚宴。我在晚宴厅外面看到了一位颇有政治家风度的人，身边还有一大帮随从。于是我前去打了个招呼，然后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才知道对方是瓦伦西亚省的秘书长Jose Antonio Redorat Fresquet先生。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中国和海外发表过很多文章，对欧债危机和中国如何援助欧洲，以及中国在欧洲兼并收购的事很感兴趣。

我告诉他其实中国帮助欧洲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欧洲办企业，帮助欧洲提高GDP和就业，因为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生产的太少，消费的太多，导致了贸易赤字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他说瓦伦西亚非常欢迎中国企业来瓦伦西亚投资办厂，他们承办这个全球中国经济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吸引中国企业和政府来瓦伦西亚投资。再要深谈，他就说时间不够，有机会我们得约个时间专门谈这个问题。但是看得出来，他们知道中国有钱，很渴望中国的投资。我们彼此交换了名片，承诺了保持联系。

晚宴上还遇见了大会主席Frank Richter博士，向他对我西班牙签证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因他要主持晚宴，所以没时间细谈。不过他很期待我回国之后能够在文章中提到这次会议。

在晚宴上，我和福布斯亚洲的专栏作家Jean Chen还有前《远东经济评论》主编Philip Bowring坐在了一起。我们一起聊了欧洲债务问题。Philip说欧洲不缺钱，欧洲整体几乎没有贸易赤字，钱对欧洲不是问题，问题是欧洲下不了政治决心自己救自己，中国没有必要救欧洲。我们又聊了一下中国人在海外并购的频频受挫的事，Philip说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收购的话，会更容易偷取欧美的技术，然后用国内粗制滥造的山寨夺取欧美企业的市场。欧美的品牌会被中国的收购扼杀掉，技术被窃取，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中国。

晚宴后的第二天一早我要做关于通货膨胀和食品通胀的报告，我在做报告前几乎整夜没睡，一连喝了3瓶红牛，不停背演讲稿和相关数据。当我和同坐主席台的外国发言人交换名片时，发现对方或是企业总裁，或是银行高管，或是智库咨询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或是大学教授，自己有些缺底气。发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演讲准备的是最充分的，数据，报告和图表一应俱全。我在发言的过程中很注意言谈幽默，不时引发全场会心的笑声。幽默是和西方人沟通的最有效的润滑剂，能够在非常严肃的话题中插入恰到好处的幽默是智慧和魅力的象征，会大大加强你的亲和力和说服力。我在写演讲稿的时候力图使内容对与会的决策者和投资者有参考意义，所以做了很多经济结构分析并推演出结论。我的结论是农业生产的投入回报率和农产品价格泡沫严重不对称，这决定了农产品供应的价格非弹性，农产品的供应震荡和缺口将持续扩大。世界现有十亿饥饿人口，这个数目将持续扩大。国际食品市场和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流动性严重过剩，这将不断加大农业生产的投入回报率和农产品价格泡沫差距，供应震荡和需求震荡的碰撞将不断推升食品价格和稀缺性。食品安全概念已过时，在食品严重稀缺饥饿人口攀升的未来将是食品垄断的时代。这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市场上炒粮都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买卖，食品通胀在相当的时期内都将持续存在，这个现象将会因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粮食自给自足情况的不断恶化而更加严重。美国爱科集团总裁Richenhagen先生批评我在报告中把食品危机的责任推卸在华尔街身上是阴谋理论和悲观论调。不过我用自己严谨的数据分析和幽默的反驳证明自己只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们虽然观点不一致，但会后Richenhagen先生主动找到我交谈并对我的异见表示了尊重，许多其他的发言人和与会人员也走过对我表示祝贺，请教问题并要求联系。很多人参加会议都是专门为了拓宽政治和经济网络，认识重要人物建立重要关系，而我既不具备财富也不具备权势也不具备关系，能激起与会人员如此大的兴趣，这证明了我的经济分析能力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另外在高端场合荣辱不惊的自信和魅力对赢得高层人士的尊重也很重要。我没有因为Richenhagen先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农机制造企业总裁就对他的批评曲意奉承迎合。也许正是因为我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所以我才不敢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对妄加论断，而是在数据和事实上做足了功课，这也许就是一个平民和非富即贵的精英阶层交流的比较优势。

我认识了Baker & McKenzie律师行的合伙人Raffaele Giarda,号称英国女王的私人银行Coutts银行的高级副总裁Andrew Lo,巴基斯坦最大的投行之一KASB银行的董事长Nasir Ali Shah Bukhari,摩根斯坦利的董事经理Cynthia Muller,英国智库Chatham House的亚洲研究主管Kerry Brown等等。Raffaele觉得中国人海外兼并不顺畅，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的经营理念和外国企业相冲突，比如，国外企业看重的是可持续性发展，品牌，质量等等，中国人却太过灵活，太过短视，薄利多销，市场份额，规模效应，等等。中国人善于灵活的在很短时间内挣最多的钱，结果把一个企业多年经营的文化，品牌和市场定位给毁了。咱们往往以为价钱最高人家就得卖，可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外的名声让很多外国公司望而却步。卖自己的公司对外国人来说不只是迫不得已和卖个大价钱，还有就是像给自己的孩子找个收养家庭一样，希望对方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出价最高可收购起来却往往失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外工会极为抵触中国企业，认为中国用粗制滥造的产品抢了他们的饭碗。工会有很多武器可以对付兼并收购方的中国企业：罢工；国外福利很好，工会养老金等金融资源往往在企业董事会占据重要影响力；通过国外强大的劳工权益法律对中国企业发起攻击。国内很多企业不了解国外企业文化，更别提那种深谙和外国工会公关之道的专家人才，所以这一块是很多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死穴。

Bukhari先生告诉我1999年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国防大学做了一个关于人民币的演讲。那个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和索罗斯给亚洲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所以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亚洲金融稳定，有助于亚洲金融从美元霸权中更趋独立。他的演讲打动了当时的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后来被邀请参加了2000年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会议。

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投行家，洲际并购咨询公司总裁Gregor Heinecke。Gregor说中国企业兼并收购之后，喜欢把生产能力一部或全部的转移回中国。这种做法得罪了当地选民和政府，因为减少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地政府的税收来源。所以会受到选区势力和政府势力的暗中阻挠。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并购企业时，中国企业必须对企业股东结构有深刻了解：工会，政府都有可能是股东，还有可能是其他一些和中国企业有竞争和知识产权过节的企业，不把这些股东摸清楚和搞定，光和被兼并公司管理层打交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股东可以否决管理层的动议。

Frank Richter对中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屡战屡败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很多在国外兼并收购的企业都是有国资背景的，或者有政府财政信贷的大力支持，这样一来就会给当地企业带来非常不公平的竞争压力，还有这些国资企业和拿了政府资源来兼并收购的大私企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政治目的的工具，这样一来就威胁到了他们的政治平衡和国家安全。这是对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一个最致命的障碍。

综合说来，中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有两个重大的阻力：

第一个：国外企业已再向社会企业转型（Social Enterprise),讲究企业，股东，员工，社区环境和社会利益的动态平衡，而中国企业仍处在资本主义野蛮的初级阶段，过分强调企业，管理层和所有者的短期利益，不注重可持续性发展，因此难以获得西方社会企业中既得利益多方的信任和支持。中国的山寨，食品危机等等都给西方社会企业层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第二个：中国的强势企业资源大部依然为国家控制，企业往往成为政治目的的工具，市场化不够，扼杀公平竞争，这一切都是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极为忌惮和防范的。

以上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积累的大量美元资本就无法向西方实体经济的深处渗透，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就只能付出极高的成本获得极为有限的成果，不失为一种巨大的浪费和学费。

而且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国家强大的外交机器的支持，包括像我这样的公民外交可堪重用。比如我就牵线搭桥把Gregor Heinecke和国内一个有意于在欧洲购买优质企业的兼并收购专家给联系上了。因为公民外交样式灵活，非官方，易取信于人，花费少收效大，更能加深两国人民的理解。我人们与其把大价钱砸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不如好好支持公民外交。因为广告放得再好，国外的报纸电视上只要一播“三聚氰胺”和“小悦悦”之类的新闻，西方受众就立刻看到了官方广告光鲜背后血淋淋的现实，而且广告花费 不菲在西方人眼里往往是炫富招人忌恨，不像公民外交那样润物细无声，厚积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