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年轻时好帅: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主义

Platonism

凡最终从柏拉图那儿获取灵感的哲学，均可称为柏拉图主义。尽管古代有柏拉图“不成文学说”的传言(1959年之后德国学者讨论较多)，但是，那时及后来的柏拉图主义主要还是以对话为根据。阅读的方法多样，内容也常常有所选择。各类柏拉图主义的共同之处，是对人生特别关注－－始终是伦理的，经常是宗教的，有时也是政治的，其基础是相信不变的永恒实在，它们脱离感官所感知的变动世界而独立存在。在柏拉图主义看来这些实在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原因，使其一般内容拥有意义和价值，尤其使世界居民的生活具有价值。正是由于相信绝对价值植根于永恒世界，才使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的前辈及后人区别开来，也使它不同于后者阐发的种种哲学－－既不同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内在论自然主义(他们从一元论立场出发，按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也不同于智者的相对主义，又不同于柏拉图的最大弟子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亚理斯多德从现世观点对柏拉图主义做修正。

希腊柏拉图主义∶性质及历史

　　柏拉图未曾写下自己的形而上学，故其形而上学究竟如何，只能从对话捕捉蛛丝马迹，或以亚里斯多德的陈述为根据，在很小程度上也藉助其他古代典籍。按照上述文献，柏拉图的理念论一般带有浓厚的数学色彩，理念大体等同于数，或可用数加以说明。由此可见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但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言，柏拉图关于存在数学成分的观念在细节上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同。另外，亚里斯多德还指出，柏拉图引进一组数学对象或中间项，置于可感事物与理念之间。就其非物质性(如几何学家的三角形ABC和三角形XYZ)来说，它们不同于可感事物；就其非单一性来说，它们又不同于理念，不像三角形的理念是独一无二的。

　　亚里斯多德不需要这种数学形而上学，他完全摒弃柏拉图超验的永恒理念学说。不过，亚里斯多德的体系仍保留一些柏拉图主义∶他相信，事物的实在性取决于不变的形式或本质(尽管完全内在的)，只能为理性理解和规定；最高实在是非物质的永恒理智，固定不变，自满自足，诱发宇宙有秩序地运动。天体的圆周运动反映出这种超验的完满性。人的最高理智也有类似情形。亚里斯多德的理智(nous)学说很容易让人想起古代后期的柏拉图主义。

　　亚里斯多德不仅反对柏拉图，也反对柏拉图的同事及其之后的学园领导，即柏拉图的侄子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410～339BC)，以及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396～314BC)。斯珀西波斯凸出后期柏拉图的数学倾向，甚至用数取代理念。他针对不同种类的实体提出不同原则，因而，亚里斯多德指责他割裂了实在的联系。色诺克拉底认为理念与数相同，断言理念属于自然存在，并到柏拉图那儿寻找根据。他第一个注意到柏拉图主义长期争论的问题∶《提麦奥斯篇》(Timaeus)的创世说究竟是历史的记录，还是纯粹的解说?他主张后一种观点，在古代曾红极一时。亚里斯多德则站在另一方。色诺克拉底之后，学园的三位继承人波莱蒙(Plemon)、克拉底(Crates)和克兰托尔(Crantor)是否发展柏拉图主义至今尚无定论。据说，克兰托尔(330?～270BC)是注解柏拉图的第一人，尤其是《提麦奥斯篇》。在他之后的两个世纪，学园主要集中于人的认识问题。最早是阿凯西劳斯(Arcesilaus,316/315～241BC)，他被看作中学园的创始人。当时有一种强烈意愿，试图重现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恢复其批判、怀疑和不可知的态度，反对某些希腊化哲学家的教条，特别是斯多噶主义。阿凯西劳斯好像受到皮朗(Pyrrhon,360?～272BC)的一些影响，皮朗是古代怀疑主义传统的创始人。怀疑主义的学国派否认对任何事物有确定性，认为在实践中一切事情的决定只能以或然性作指导。这种批判辩证法和或然性理论，后为卡涅阿德斯(Carneades,214/213～129/128BC)加工，达到精细的高峰。卡涅阿德斯没有著作，却被认作新学园派创始人。由于拉利萨的斐洛(Philo of Larissa,约卒于西元前79年)及其学生阿什凯隆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Ascalon)影响，所以，安条克在前79～前78年任园长时学园从怀疑主义回到教条和实证的哲学教义。

　　柏拉图主义另一个重要阶段是中柏拉图主义，或前新柏拉图主义。其重要作用在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在犹太文化方面，它为斐洛(Philo Judaeus, 即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提供希腊哲学背景，使他得以在《旧约》的基础上构建哲学体系。如果说中柏拉图主义的起源尚嫌模糊，那么，到西元1世纪其主要趋向便日渐明朗。似乎从一开始，它便与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复兴(主张实在即数的哲学，复兴后常常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密切相关。最初受波塞多尼奥斯(Poseidonius,135?～51?BC)的影响，波塞多尼奥斯主张物质与理性的二元论，抬高情感或意志的作用，是一种柏拉图化的斯多噶主义。安条克的斯多噶化的柏拉图主义也产生一定影响。在中柏拉图主义的后期发展中，斯多噶派的影响依然重要，尤其是道德领域。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也很强烈，尽管2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有少数人反对亚里斯多德学说，较著名的有阿提库斯(Atticus)，不太闻名的有托罗斯(Gaius Calvenus Taurus)。亚里斯多德没有充分阐发天命，使阿提库斯深感愤怒。这是一种修正的柏拉图哲学(与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密切相关)，其一般特征是∶承认神圣原则有等级之别，强调超越的最高原则，当时偶尔也称之为“太一”；将柏拉图的理念置于神的心灵中；强烈的来世态度要求“逃脱肉体”，使灵魂升入永恒的天国；关注恶的问题，恶的产生或者因为灵魂陷入恶的世界，或者因为灵魂依附于物质。最著名的中柏拉图主义者是杰出的传记作家和散文家普卢塔克(46?～120)。从哲学上看，较为重要的则是2世纪的其他人物∶盖乌斯及可能受其影响的两个学生，阿尔比努斯(Albinus)和阿普列乌斯(Apuleius,叙事散文《金驴记》的作者)；还有阿提库斯和阿帕梅亚的努墨尼奥斯(Numenius of Apamea)。最早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柏罗丁(Plotinus)正是从这些和其他中柏拉图主义者的思想出发，结合自己理解的亚历山大及其他逍遥派的亚里斯多德注释，重新解释柏拉图主义，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创造精神，而且植根于深厚的学派传统。

新柏拉图主义∶性质及历史

　　新柏拉图主义是一个近代名称，指柏罗丁在3世纪创立并几经追随者修改的一种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逐渐成为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并一直保持优势，直到6世纪晚期禁止非基督教的哲学教义传播时为止。它是非基督教的希腊哲学的最后形式。它不是纯粹的调和论(各种信仰的混合)，而是柏拉图思想和前期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发展，尽管也吸收了亚里斯多德和斯多噶派的一些重要因素。是否受东方的影响，至今尚无充份证据。在柏罗丁的思想中，有时可觉察诺斯替教(Gnosticism,主张有特权者可获直觉知识，无需经验证明)的味道。但从主观愿望看，柏罗丁是诺斯替教的激烈反对者，况且，当时的诺斯替体系，经常夹杂很大成分的柏拉图主义。2世纪晚期看作“加尔底亚神谕”(Chaldean Oracles)的通神论著作被后期新柏拉图主义者奉为极富灵感的经典，似乎只是希腊宗教哲学的大杂烩。

　　新柏拉图主义一开始便是一种复杂的(某些方面甚至含混不清)哲学，经过长期发展，更是千姿百态，因此很难概括。不过，冠以“新柏拉图主义”之名的哲学家，其思想似乎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存在有许多层次，由高而低，最低一层是可以感觉的物理世界，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

　　2.每一层均从高一层衍生，这种衍生不是时间和空间的过程。

　　3.每一级衍生的存在，其实在性的确立必须凭藉冥想愿望的运作而返回上一级存在。这种运作隐含在最初“出来”(outgoing)的搏动中，是从上一级存在获得的。因此，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其特征是出来与返回的双重运动。

　　4.每一层存在均是高一层的影像或表现。原型与影像的关系贯穿新柏拉图主义理论的整个架构。

　　5.存在的等级也是统一的等级；随着存在由上而下，其多样性、分离性和有限性也逐渐增大－－直至时空世界达到原子个体化。

　　6.衍生一切存在的最高存在，其根据是一种最高原则。这种最高原则完全不确定，没有任何限制，超越任何可设想的实在，因此，也可以说是“超越存在”。既然没有限制，也就没有部分，没有属性或性状；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称呼，严格地说，甚至不能描述为存在，只能称之为“太一”，表示其完全的单纯性。也可叫做“至善”，表示一切完满性的源泉和返回的终极目标。出来与返回的搏动既来源于至善，又返回至善，由此衍生出层次分明的实在世界。

　　7.最高原则是绝对单纯的和不确定的(或没有任何特征)，因此，对它的知识必定与其他知识截然不同。它既非客体对象(独立的、确定的有限物)，也不能用述词称谓。要认识它，必须使心灵与它融为一体，而它本身既不能想像，也不能描述。

柏罗丁及其哲学

　　据目前所知，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是柏罗丁(西元205～207年)。柏罗丁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师从一个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名字叫阿摩尼奥斯(Ammonius)，基督徒奥利金(Origen)及后来一个同名的非基督徒，也是他的学生。阿摩尼奥斯对学生有深远影响。他没有著作，其观点也很少记载，因此，关于他的思想实际上一无所知。一些著名学者试图重建他的学说，但他们的推测根本不构成证据。所以，必须把柏罗丁看作第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著作《九之书》(Enneads)由他的门徒波菲利(Porphyry)编辑，共6集，每集均为9篇论文，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第一部大型著作。

　　像苏格拉底之后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柏罗丁既是教师也是职业哲学家，一方面讲授宗教和伦理学，另一方面用批判的眼光解释复杂而长久的学园传统。他的批评和论辩相当敏锐，其学术的诚实性在那个时代或任何时代都属罕见。对他来说，哲学不仅是抽象的思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透过精确的理智、道德自律以及灵魂净化，有能力升腾(ascent)的人便可溯本归源。他的著作试图解释，超越之源太一或至善如何透过永恒的创造性活动－－自发的和必然的－－产生活生生的实在世界，冥想中的往返双重运动又如何构建这个实在世界。这种阐释同时表明人的自我－－可在存在的每一层级体验和活动－－返回太一的道路，劝导人们走这条路。

　　柏罗丁始终坚持，太一或至善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言说。他之所以谈论这个最高原则，只是为心灵指点道路，既不是描述也不是定义。不过，柏罗丁仍然将至善看作过分完满的绝对实在。柏罗丁经常用否定口吻谈论至善，以强调人的思维和语言能力缺陷重重，无法表达这种最高实在；或者用来揭示至善何以为一，何以不定，又何以成为一切有限实在的源泉。

　　太一的最初创作或表现是第一级次生实在，努斯(nous,只能意译成“理智”或“精神”)；从努斯又产生灵魂，灵魂则构成、安排并维持着物质世界。必须记住，对柏罗丁来说，整个发生过程不受时间限制；努斯和灵魂是永恒的，时间则是灵魂在物理世界的生命活动，没有物质世界，绝不会有时间。不同的“存在层次”并不独立，而是紧密相连，渗透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从灵魂经理智升入太一，不是在空间遨游，而是唤醒一种新意识。

　　柏罗丁认为，理智既是思想者，又是思想，同时也是思想对象。作为心灵，它与对象合一。作为对象，它是理念世界，即柏拉图意义上的实存整体。理念与理智合一，彼此依存，因此，它不是纯粹的对象，也是活生生的思维主体；不仅是自身，在冥想中亦是全体。它们是低级实在的原型和原因，而低级实在，灵魂及物体的结构或形状则必然不完善。人的最高层级是理智，或完全适应理智的灵魂。一旦它们超越感性，超越灵魂生命的推理特征，直接把握永恒的实在，便可意识到自己的理智性质。

　　柏罗丁的灵魂很像柏拉图的灵魂，是理智世界与感觉世界之间的中介，也是前者派往后者的代表。正如理智由太一生，灵魂则由理智生，同时伴随冥想的往返运动，不过，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其间的界限也不太清楚。柏罗丁像柏拉图一样认为，灵魂的生命特征是运动，它是其他一切运动的原因。运动的灵魂生命是时间，一切物质运动依赖于它。灵魂居高临下，构成并支配物质世界。在其内化于万物的低级阶段，即柏罗丁所说的“自然”，它是生命和生长的内在原则，产生最低级的存在－－物体。再往下是物质的黑暗，存在最终消失，宇宙的绝对界限－－从太一开始，实在的等级逐渐下低，多样性程度逐渐上升－－达到终结。物质完全是消极的，所以，在柏罗丁看来它是恶的原则。尽管按柏罗丁本意，恶不是一个独立原则，与至善并列而构成一种二元论，但是，其言语常带有浓厚的二元论味道。

　　然而，在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上，他实际上不是二元论者。他极力主张，物质世界的善和美才是灵魂最合理的作品。世界是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其完整性最合理地(尽管不完善)反映时空层级的活的统一，这是理智的多彩理念世界在时空中达到的统一。宇宙的共鸣与和谐将每个部分连成一体。处于这种和谐状态，外在的邪恶与痛苦将作为庞大结构的必然因素，在宇宙的盛大舞会上扮演其应有的角色。邪恶与痛苦可以影响人的低级自我，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即完全堕落时，才能接触高级的真正自我，因此，它们不可能干扰哲学家的幸福。

　　灵魂一旦进入肉体，人便能在灵魂的经验和活动的任何层级上生存。(柏罗丁认为，灵魂堕入肉体－－在这点上，柏罗丁很难将柏拉图的各种陈述协调一致－－既是一种沉沦，也是对宇宙法则的必然依从。)人可以透过自己的理智升腾，达到宇宙灵魂的层级，实现其潜在的整体性，并经过灵魂达到理智本身。或者，他停留在低级层级，将自己封闭在经验、欲望及蝇头小利的圈子里。哲学的转向(conversion)－－即升入太一的开端－－就在于凭藉巨大的理智和道德努力，摆脱肉体生活，超越并支配肉体欲望“认识另一种《看》的方式，此方式尽管每人都有，但很少运用”。柏罗丁认为，即便有肉体存在，转变依然可能，人无须放弃肉身的职责。但是，肉体及其生活压制并阻碍人的升腾。在谈论这种肉体和感官时，柏罗丁的语调充满浓重的二元论和来世说的味道。一般的柏拉图主义者在考虑人的肉体时，往往比考虑整体的物质世界更富二元论色彩。从正面看，物理世界是理智的高贵影像；相反地，从负面看，个别的、世俗的、动物的形体则是通向理智和精神生活的障碍。

　　一个人若完成哲学的转向，并成为理智，便可进入神秘的融合境界∶太一展现其连续性，返回源泉的搏动急促有力，经久不息(最强的终极源流)，从中直接喷发出理智对至善的纯真之爱。融合境界没有二元意识；个人意识不到自身，但也不会消溶于太一－－因为即使融合，他仍然是理智，只不过理智“冲出自身”，超越其常规性质及活动。这种神秘的融合是柏罗丁关注的中心，对类似倾向的哲学家来说，也是柏罗丁哲学具有持久魅力的原因。柏罗丁认为，哲学就是宗教，搏动构成各级实在，哲学的努力就是要在自身中使返回至善的伟大搏动成为现实。宗教也就是哲学。他的思想和实践没有为基督教意义的启示、恩典和忏悔留任何余地，也很少有什么宗教典仪。对他来说，道德净化与理智启蒙相结合，是与至善融合的唯一道路，这条路只有他所理解的柏拉图哲学才能提供。

后期新柏拉图主义

　　波菲利(234?～305)是柏罗丁的忠实门徒，也是其著作的编辑人，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后期发展中占据特殊地位。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后期非基督教柏拉图主义颇为相似，在另一些方面则完全对立。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极端唯心主义，比柏罗丁更强调“逃离肉体”，并且－－从哲学上看更重要－－对柏罗丁之前的柏拉图主义者，抱极大的同情态度，倾向于他们不甚明确的垂直分层。他对太一与理智的区分不很明显。后期新柏拉图主义主张既垂直又“水平”的三重体实在结构，这种倾向的先导就是波菲利。存在、理智、灵魂归根到底是一个自主的实在。这种三重体对后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复杂形而上学结构来说，是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过，波菲利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成就是将新柏拉图主义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结合起来，特别是范畴学说，他从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解释范畴，看作是表示实体的词项。他向基督徒展开的意识形态之战亦有重要影响，他长达15卷的《反基督徒》一书，在哲学和注释学的基础上批判基督教学说。

　　5、6世纪时扬布利科斯(Iamblichus,250?～330)的思想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主流。这种新柏拉图主义使各层存在更为分明，更为繁杂。其基本立场是一种极端的哲学实在论，主张实在结构精确地相应于心灵活动方式，每一种独立的实体都相应于心灵做出的每一种区分。这是后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成熟理论，其中实在的第一原则太一转变成完全不可言喻的超越。但仍有两因素为人觉察∶太一的统一力可在实在的每一层次展现，即若干的“一”(henads)－－就是非基督教的诸神；透过相关的“一”可能返回绝对统一。太一之下有一庞大三重体结构，自上而下，直至物质世界。这个结构由两方面结合而成∶一方面是柏罗丁的存在、理智及灵魂的垂直层面(由于内部层次和每一层间接本质的介入，或非物质实在的基本秩序，层面的接续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是一种水平三重层，演奏出来和返回的永恒韵律犹如波菲利看到的情形。

　　扬布利科斯的著作几乎全部佚失，要重新恢复他的思想，必须藉助其他来源。目前，研究这派柏拉图主义(包括研究后期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依据是普罗克洛斯(Proclus,410～485)。普罗克洛斯曾编纂整理后期柏拉图主义，对于他的思想，似乎很难说哪一部分是创新，哪一部分来自他的老师普卢塔克和西里阿努(Syrianus)，又有哪部分来自波菲利、扬布利科斯及其他早期柏拉图主义者。他大段摘引扬布利科斯，但并不能说明二者始终相同。关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详细概括，可见其著作《神学要义》(Elements of Theology)，该书展示若干层次间的因果关系，说明它们如何构成可理解的宇宙。

　　后期新柏拉图主义不仅要建立完整、连贯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也想构造完整的非基督教神学。普罗克洛斯《柏拉图的神学》一书，也许最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愿望。随着基督教的胜利，旧宗教受到的排斥日甚一日，柏罗丁之后柏拉图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坚持和捍卫旧宗教。他们研究并注释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尤其对《提麦奥斯篇》和《巴门尼德篇》达到登峰造极，各种神秘的解释完全不能为柏拉图学者所接受，研究结果使他们相信，完全理解神的真理是可能的。他们主张，神通过神学家秘密地显露其真理。所谓神学家，指奥菲斯诗篇及2世纪晚期出版的《加尔底亚神谕》的作者。关于这些作品，波菲利首先有保留地给予承认，扬布利科斯及其追随者则赞誉为充满灵感的圣书，扬布利科斯甚至撰写一部论述此题，至少有28卷。他们眼里的人类灵魂，其地位显然比柏罗丁的低微。在他们看来，人的灵魂属于较低级的精神存在，完全沉溺于物质世界；而对柏罗丁来说，人的灵魂还有高贵的一面。因此，他们不像柏罗丁，仅仅凭藉哲学返回人生追求的神，与神合一。他们认为，必须有神的帮助，神对人充满爱，将祈祷者的回归之力赋予一切事物，甚至无生命的物质－－植物、石头之类－－与神也有共感与交流，所以神能通过法术，凭藉物质手段提供必要的精神帮助。尽管一般说来，法术程序相当于希腊晚期的巫术，但法术不纯粹是巫术；事实上，也有更高级、更理智化的法术实践。对外在典仪的关注程度随哲学家的不同而异。甚至到非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一代似乎仍有人对这类东西不感兴趣，他们采用的神秘方法更像柏罗丁的方法。

　　后期新柏拉图主义有不同学派，但其间差异远不像经常认为的那么大。帕加马学派(Pergamum)由扬布利科斯的学生埃德修斯(Aedesius)的创立，从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发展看，他们的贡献也许最少，不过，也并非完全沉湎于法术。其最重要的皈依者是罗马皇帝尤里安(Julian)，基督徒叫他“叛教者”。他由于身分而闻名海内外，哲学上却没有多大影响。4世纪末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重建，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承袭扬布利科斯的传统。它热情地传播非基督教信仰，公开反对基督教的敌视态度。这种斗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偃旗息鼓，俯首投降，大概529年查士丁尼下令将其关闭。然而，在这期间出现最有影响的伟大人物普罗克洛斯，他有系统地阐述后期新柏拉图主义。学园在行将结束时的领导人达马斯基奥斯(Damascius)，也是一位著名哲学家。5世纪到6世纪初新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中心在加萨(Gaza)十分活跃，其动机已经是基督教的，尽管有些成员曾与非基督徒阿摩尼奥斯共同从事研究。5世纪和6世纪的亚历山大学派，无论就其哲学基本观点，还是学说的理论构架，似乎与雅典学派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二者间交往甚密。雅典人西里阿努是教授亚历山大人赫米埃(Hermias)，赫米埃的儿子阿摩尼奥斯则受教于普罗克洛斯。阿摩尼奥斯(约卒于520年)是亚历山大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对亚里斯多德的注解主要发表在基督教异端分子菲洛波努斯(John Philoponus,5世纪末～6世纪中)的评注里。辛普利西乌斯(Simplicius)是亚里斯多德的另一个伟大注释家，在雅典工作，但像达马斯基奥斯一样，曾与阿摩尼奥斯共同从事研究。亚历山大派关注亚里斯多德，其注释广博精深，多带浓重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但经常不得不屈服于基督教的压力，向教会妥协。可能也有普罗克洛斯的影响，他论述柏拉图的著作，限定了品质和范围。菲洛波努斯的晚期哲学著作，包含基督教的某些重要修正，可是，直到6世纪晚期非基督教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依然在亚历山大讲学。最后到7世纪，在希拉克略(Heraclius)统治下，哲学教育和平地转交给基督徒，亚历山大学派最后的著名哲学家基督徒斯蒂芬纽(Stephanus)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大学任教。

启示宗教世界的柏拉图主义

早期犹太柏拉图主义

　　远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受过希腊教育的犹太人就偶尔利用通俗的希腊哲学为他们的启示宗教作论证∶在《旧约》古训中便可窥其踪影。《使徒行传》第17章记载保罗对阿雷奥帕古斯人(Areopagus)的陈说，便用斯多噶哲学的口头禅作辩解。然而就目前所知，真正理解希腊哲学并广泛用它阐述和证明传统宗教的第一位犹太人是斐洛即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15?BC～AD45)，他也是圣保罗的注释者。斐洛注解了犹太经文，尤其是《创世记》，用长篇比喻手法表达自己的哲学宗教。他指出，摩西得到的启示与希腊伟大哲学家的教诲相一致，只不过后者是晚出的衍生的。他认为，与启示最相符合的希腊哲学，是中柏拉图主义的早期形式。斐洛没有为后期正统犹太教所接受，也不被他们理解，但是，他对西元2世纪以后受希腊教育的希腊语基督徒则产生重大影响。他在一些重要方面奠定这些人宗教思辨的基调。

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

　　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像斐洛一样，将启示置于首位，把柏拉图哲学看作最便利的工具，用以理解和捍卫圣经教义和教会传统。不过，也和斐洛一样，他们不相信真理与真理相冲突，坚信柏拉图用理性确定的一切，都将证明完全与基督的启示相一致。他们注释文本所用的非历史、非学术的方法，无论非基督教的还是基督教的，都更加坚定这种信念。他们强调上帝的超越，但同时认为，这种超越性也是最深的内在性，因而承认上帝内在于尘世之中。他们主张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观点(尽管承认肉体的复活)，强调精神第一，同时也坚持上帝创造物质的善行。

早期教会领袖的柏拉图主义

　　从2世纪中叶开始，曾受希腊哲学训练的基督徒觉得有必要用希腊哲学语言表达信仰，既为获得理智的满足，也为规劝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最合他们口味的是柏拉图主义。斯多噶主义对基督教伦理思想确实产生重要影响(直至近代)，但是它的形体论－－相信上帝和灵魂是精细的特殊形体－－为大多数基督徒拒绝，它的泛神论与基督教也难以融合。早期基督教思想家认识的柏拉图主义当然是中柏拉图主义，还不是新柏拉图主义。中柏拉图主义相对直率的有神论和道德高调，特别适合他们的目的；这种古老形式的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一直贯穿并超出西元4世纪，甚至延续到基督徒开始阅读柏罗丁和波菲利之后。

　　利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第一个基督徒，是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约西元165年殉教)，他激烈地拒斥希腊多神论，公开并积极地接受柏拉图宗教哲学精华，坚信它与基督教教义谐和一致，显然保持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特点。希腊语世界则有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150?～215?)和奥利金(185?～254)，前者是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后者是亚历山大里亚最著名的基督教教师。与尤斯金和克雷芒相比，奥利金对柏拉图主义更持批判态度，但受其影响也更大。他将后期中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相结合，成为具有非凡创造性和强大力量的基督教哲理神学。他的若干观点后来虽然受谴责，但对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尼西亚(Nicaea,325)和君士坦丁堡(381)普世会议确定上帝的“人格”，引起三位一体的争论，希腊哲理神学所以能在争论中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奥利金，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异端。正统派最重要的代表是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三位基督教神学家∶该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329?～379)、纳西昂的圣格列高利(Saint Gregory of Nazianzus,330?～389?)、巴西尔的兄弟尼斯的圣格列高利(Saint Gregory of Nyssa,335?～394?)。其中最有才能和创见的思想家(也最接近奥利金)是尼斯的圣格列高利。他是倡导神秘体验的第一位伟大神学家，既保留柏拉图的传统，又染上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他对后来希腊基督教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卡帕多西亚教父时代与6世纪初叶之间，一位卓越的作者赋予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新的倾向。他选择“狄奥尼修斯”的名字发表著作，圣保罗曾在雅典帮助阿雷奥帕古斯的狄奥尼修斯皈依基督教。伪狄奥尼修斯采用5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其最大代表是普罗克洛斯。关于这位神秘作者，几乎每一件事都引起学者的激烈争论。但毫无疑问地，他的世界等级系统影响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人沿着世界等级上升－－凭藉神的爱，超越一切等级和一切知识，达到与上帝的神秘融合－－的观点，对东方和西方均产生促进作用∶在东方，希腊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思想家忏悔者马克西穆斯(Maximus the Confessor,580?～662)，深受伪狄奥尼修斯斯著作的影响，对其作了大量注释；在西方，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于9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拉丁西方远不止一种基督教柏拉图主义。4世纪后半叶修辞家和语法家维克多里(Marius Victorinus)创立一种异常艰涩的哲理神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利用近似波菲利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解释并捍卫三位一体的正统学说。古代世界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兼政治家波伊提乌(Boethius,470?～524)，其最后的著作表达一种简明的柏拉图一神论和道德论，有强烈感染力，深刻影响了中世纪。这部著作就是《哲学的慰藉》，作者被判死刑后在监狱里写成。波伊提乌对中世纪西方的影响还有另一渠道，即他翻译的亚里斯多德逻辑学著作，尤其是附有波菲利“导论”(Isagoge)的《范畴篇》(Categories)，对波菲利的“导论”，他又作了两个注释。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来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

　　每一位伟大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都是用个人的方法去理解柏拉图主义，并用它理解自己的信仰，但其中没有哪位能像奥古斯丁那样，真正表现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宗教历史。奥古斯丁的思想不仅仅是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下的一种产物，也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奥古斯丁主义。不过，阅读柏罗丁和波菲利的著作(拉丁译本)，对他的宗教和学术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他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远比他的同代人及追随者更直接、更深刻。

　　在人类学方面，奥古斯丁是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坚持灵魂高于身体，独立于身体。他像柏罗丁和波菲利一样，恪守身体不能作用于灵魂的公理，因为灵魂是更高层次的实在，低层无法作用于高层。他的伦理学和认识论也受这种观点影响。他与上述两位哲学家也不尽相同∶他认为，不仅人，甚至更高的精神存在，都可能摇摆不定、蜕化变质，走上罪恶和沉沦的道路，因此，特别强调神灵恩典的必要性。他主张人的命运取决于爱的正确导向，这一重要理论尽管表现出深刻的创造性，但也是柏拉图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独具特色的历史神学和人类社会观点，却很少来自柏罗丁和波菲利，二者的兴趣不在这里。

　　在认识论方面，奥古斯丁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特别是他的光照论－－认为上帝虽然在人类之外，但人们的心灵能够意识到上帝，因为上帝作用于人们(上帝之光照亮心灵，有时教化心灵)，并非从感觉经验推理的结果。如上所述，在柏拉图主义者看来，身体不能作用于灵魂。因此，感觉经验即便在自身层次上提供真实信息，却也不能成为形而上学或宗教思维的基础。真正的基础要求高层实在展现在灵魂中并作用于灵魂。在柏罗丁那儿，理智和太一照射灵魂，乃是人们认识永恒实在的永久原因；奥古斯丁这一点上与柏罗丁十分相近，只是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差别更为分明，更加强调上帝与灵魂的个人联系。

　　在神学方面，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念是柏拉图式的，与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一般模式一致。这是中柏拉图主义，不是新柏拉图主义，其主张是∶上帝不是理智和存在以外的“太一”，而是最高实在，柏拉图的理念存在于他的创造性心灵中，成为一切创造过程的永恒模式或调节原则。在上帝观念问题上，柏罗丁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最明显的影响，也许反映在他的三位一体神学上。他从上帝的单一性出发，始终不渝，而不像希腊基督教思想家那样，从统一的三人格出发。他认为，在柏罗丁和波菲利的著作里可以发现类似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学说，因此将其看作哲学理论，试图比希腊教父更广泛地阐发其哲学内涵。这个重要且有影响的努力，其最后结果是他的《论三位一体》，在灵魂自导的内在活动中发现神灵奥秘的相似之处。

中世纪的柏拉图主义

　　从加洛林王朝(8世纪晚期～9世纪)开始哲学思维逐渐复兴，柏拉图主义历史变得极其复杂。这里只能勾勒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几个主要流派。

　　4世纪基督教注释家卡尔齐地乌斯(Calcidius)曾注释柏拉图的《提麦奥斯篇》，对中世纪的解释产生重要影响。人们用基督教眼光阅读这篇对话，在此基础上兴起以波伊提乌为范本的基督教柏拉图神学，强烈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尤其是早期。这种神学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沙特尔学派(School of Sartres,12世纪)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中，积极主张上帝创世说，对人的义务和命运采取严格而仁慈的观点。

　　在拉丁西方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影响最广泛、最深刻、最持久。各种不同形式的奥古斯丁主义－－经常被僵化、夸大或歪曲－－贯穿整个中世纪，甚至持续到“亚里斯多德复兴”之后。中世纪晚期奥古斯丁强烈影响了方济(Franciscan)学派，但不仅于此。深受奥古斯丁影响并在中世纪占据重要地位的思想家是坎特伯里的安塞姆(Anselm of Canterbury,1033/34～1109)。安塞姆创立了(也许受奥古斯丁的启发)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现在依然引起讨论；他也是一位哲学家，其谦和、坦率和直面批评的态度，颇有苏格拉底的风范。

　　欧洲中世纪一位最勇敢且最富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是艾利基纳(Jonh Scotus Erigena,810～877?)。他将希腊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传统传至西方，这个传统是尼斯的圣格列高利、伪狄奥尼修斯和忏悔者马克西穆斯发展的(见早期教会领袖的柏拉图主义)。他的观点受到西方教会谴责；1210年他被定罪之后，他的哲学著作《论自然》(Periphyseon,也作《自然的区分》)被查禁，很少有人读到。不过，其中许多部分混入“伪狄奥尼修斯作品”的拉丁译本(第一个完善的译本是艾利基纳本人)。他以这种方式影响了取自伪狄奥尼修斯的西方神秘主义传统，也影响了13世纪仍将圣保罗的门徒视作权威的经院哲学。

　　哲学史上的种种概括没有哪个比“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尖锐对立更肤浅、更误入歧途了。12世纪和13世纪透过拉丁译本恢复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的确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在欧洲思想史上，柏拉图主义和亚里斯多德主义从未完全分开。中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包含浓厚的亚里斯多德主义成分。6世纪以后拜占庭的神学家(在东方)就像13世纪的西欧一样，人人都是亚里斯多德主义者。13世纪“亚里斯多德主义”的经院哲学虽然全力投入亚里斯多德的新译本及其哲学和神学意蕴，但也深受奥古斯丁、波伊提乌和伪狄奥尼修斯(有艾利基纳的注释)的影响。与经院哲学分庭抗礼的伊斯兰哲学，既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也是亚里斯多德主义的。阿拉伯的两篇伪狄奥尼修斯的作品，基础也是新伯拉图主义，它们及普罗克洛斯一些短篇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对经院哲学均有影响。“阿奎那与其说接近真正的亚里斯多德，不如说更接近柏罗丁。”这话确有一些道理。

伊斯兰和中世纪的犹太哲学

　　穆斯林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之后开始庞大的文本翻译工作，主要是晚期希腊哲学学派研究的文献，包括大量柏拉图对话和新柏拉图主义论文，还有许多亚里斯多德著作及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注释。翻译过程从800年至1000年，部分译自希腊原文，部分则从叙利亚译本转译。在翻译的基础上，伊斯兰神学和哲学获得长足发展，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也日趋重要。伊斯兰哲学的兴趣与人们熟悉的新柏拉图主义不同，侧重于柏拉图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这在法拉比和阿维洛伊那儿十分明显。伊斯兰哲学传统有四位重要代表人物∶阿拉伯人金迪(al-Kindi,800?～870)，土耳其人法拉比(al-Farabi,878?～950?)和来自波斯的阿维森纳(Ibn Sina Avicenna,980～1037)以及来自穆斯林西班牙的阿威罗伊(Ibn Rushd Averroes,1126～1198)。后两位对中世纪西方产生深刻的影响。阿维森纳或许更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而阿威罗伊的名声和影响主要是注释亚里斯多德，更像一个亚里斯多德主义者，尽管其注释主要依据希腊作者，其中一些不过是借题发挥，阐述新柏拉图主义。中世纪犹太哲学在穆斯林的学术传统中生长，反映出－－至少在早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早期的以色利(Isaac Israeli,9世纪中叶～10世纪中叶)，虽说他的柏拉图主义是次生的，而且缺乏前后联系，却渗透思想的每个角落。还有穆斯林西班牙的第一个伟大犹太哲学家阿维斯布朗(Ibn Gabirol Avicebron,1022?～1058/1070)，他的柏拉图主义可能来自以色利。阿维斯布朗《生活的源泉》也对经院哲学家产生重要影响。

文艺复兴到现代的柏拉图主义

　　15世纪以后柏拉图的对话、中柏拉图主义著作、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尤其是柏罗丁《九之书》的希腊文本均已在西欧发行。重新认识这些原着的结果使柏拉图对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影响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比中世纪的思想更难认识。以往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主要是奥古斯丁主义)继续存在，直接阅读新柏拉图主义文本又形成新的传统。最晚从莱布尼兹开始，欧洲的思想家发现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的理解是歪曲的、片面的。他们按照自己的哲学情趣直接阅读柏拉图，在此基础上阐发他们自己所谓真切的理解。这里只能介绍柏拉图主义的几个重要影响。

　　柏拉图主义对希腊基督教思想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拜占庭正教会却对此深表怀疑。这种怀疑反映出，拜占庭教会思想与雅典新柏拉图主义的异端学说矛盾重重，兵戎相见。不过，柏拉图主义依然在拜占庭世界生存－－一般是秘密的，11世纪才重新公开活动，当时最著名人物是博学多才的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他为提高哲学声誉做了大量工作；还有与他齐名的哲学家∶主张信仰调和论的亚里斯多德注释家伊塔卢斯(John Italus)。12世纪尼西亚的大主教尤斯特拉修斯(Eustratius)和以弗所的米哈尔(Michael of Ephesus)继续用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注释亚里斯多德，填补亚历山大注释家留下的空白。15世纪最后一位著名的拜占庭哲学家叫普莱桑(George Gemistus Plethon)，他是热情的非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风格类似普罗克洛斯，一度旅居义大利(1438～1439)，说服麦迪奇(Cosimo de'Medici)资助在佛罗伦斯建立柏拉图学园。该学园的最伟大人物是菲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和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前者是学园的创立人，将柏拉图和柏罗丁的著作全部译成拉丁文，为两人著作提供西方语言的第一个全本；后者是个人道主义者，其著作《论人的尊严》颇有影响。菲奇诺的《柏拉图的神学∶论灵魂不朽》不仅包含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也有亚里斯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和义大利人道主义作家的成分。普莱桑是非基督教的，佛罗伦斯学园的柏拉图主义却是基督教的，具有人文主义和自由倾向。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影响。在伪狄奥尼修斯、艾利基纳、德国神秘主义(如爱克哈特)的影响下，库萨的尼古拉完成自己关于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独创见解。

　　佛罗伦斯学园的柏拉图主义影响颇为广泛，不仅影响后来的义大利哲学家，而且还影响义大利文艺复兴的肖像绘画以及16世纪的法国文学，对英国的影响尤其明显。文艺复兴之后最重要的发展，也许体现在剑桥柏拉图派的著作中(17世纪晚期)。从那时起，自由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在英国一直经久不衰。欧洲还有其他一些深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思想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杰出的“行为”哲学家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1861～1949)。布隆代尔在自己的体系中特别突出观念的形成－－被解释成一种重要行为，反映实在的永恒秩序。他的哲学有广泛影响，尤其是对不满意新经院哲学的天主教哲学家。在法国哲学家中，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柏拉图主义带有浓厚的柏罗丁味道，其思想一度颇引人注目，后来却遭受冷落。

　　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1770～1831)重新发现普罗克洛斯，对整个19世纪唯心主义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同代人谢林(1775～1854)则深受柏罗丁的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当然，唯心主义不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复活，新柏拉图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的预示。不过，新柏拉图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历史影响是无可争辩的。黑格尔的影响在某些地区引起强烈反弹，相应地导致新柏拉图主义贬值，尽管唯心主义传统依然继续，出现在英国的布莱德雷(F. H. Bradley)和麦克塔戈(John Ellis McTaggart)及美国的罗伊斯(Josiah Royce)等人的著作中。20世纪一直到60年代欧洲大陆哲学家和学者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趣远比英语国家浓厚得多。除极个别的例外，后者始终敌视柏拉图主义哲学，错误地斥之为“颓废”和“神秘”，因而脱离真正的希腊哲学传统。

　　上边提到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对英国文学，特别是英国诗歌，一直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还有一种反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其影响也十分强烈。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主义者”泰勒(Thomas Taylor,1757～1835)。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泰勒翻译出版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大量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他像普莱桑一样，为自己的非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摇旗呐喊，据理力争。其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最终将泰勒的非基督教思想与自己独创的基督教思想成功地调和在一起，其风格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立芝和雪莱，也是从泰勒那儿获致柏拉图主义，虽然二人均能阅读希腊原着。泰勒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爱默生及其学派。20世纪初期泰勒的影响在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叶慈的作品中特别明显，他的晚期诗作采用当时柏罗丁的新译本，由麦克纳(Stephen MacKenna)翻译。

　　最著名的过程哲学家(强调经验实在中生成、变化、新奇等因素)怀特海(Alfred Noith Whitehead,1861～1947)对柏拉图颇感兴趣(不包括新柏拉图主义)，也许因为他一直关心数学哲学。他对《提麦奥斯篇》的理解，为晚期的形而上学体系增辉不少，特别是“上帝”概念，他的上帝不是永恒的超越过程，而是以某种方式包含在过程之中。怀特海努力阐发柏拉图自己的思想，遵循的路线与新柏拉图主义完全对立，这在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思想家当中堪称典范。

对柏拉图主义的评价

　　柏拉图主义与对手长期争论的焦点是独立于世界的精神(或超感觉的实在)如何存在(某种意义上)的问题，也是存在和价值的最终起源问题。这种粗略的概括不适用于怀疑主义学园，对现代怀疑派柏拉图主义者桑塔亚那也不甚公正。柏拉图主义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理解这个原则，提出各种论证为其辩解。但是，凡积极的拥护者，似乎都凭藉某种信念，依赖某种体验，而不依靠简单的结论。他们的对手通常遵循亚里斯多德路线(柏拉图《巴门尼德篇》第一部分有一定程度的预见)，认为柏拉图学说假定的二重实在和诸多实体没有充份的证据或论据加以证明，它们与感觉世界的关系也不能合理地解决。现在，论证依然继续，也许永远不会停止，但毫无疑问地，柏拉图主义在欧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