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子童装批发:权力集中是政府失灵的结症

权力集中是政府失灵的结症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之反思（九）

  维护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平衡发展是保障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正如德沃金指出的，“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如果它对于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平等的关切，他也不可能是个合法的政府。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所以，当一国的财富分配像甚至非常繁荣的国家目前的财富状况那样极为不平等事，它的平等关切就是值得怀疑的”。显然，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基本上都是根基于于严重的不平等以及收入与应得之间的巨大背离，社会正义就要求通过各种立法措施来缩小这一差距，德国学者何梦笔就强调，人们更应该“从他人的错误而不是成功中有所习得”；D.米勒也指出，“要达到社会正义，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政治社群，公民以跨越边界的方式杯当做平等者来对待，公共政策适合于满足每个成员的内在需要，而经济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受到约束：使人们得到的收入和与工作相关的其它利益符合他们各自的应得”。

然而，由于中国的改革或制度设计基本上都是那些强势者或既得利益者所主导，在权力过于集中而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形下，这些强势者非但没有从英国等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获取经验和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以西方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恶现象、恶行为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进行辩护，为当前失范的社会制度辩护，而那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却被无情地“扬弃”了，从而造成了当前恶行滋生的现状。特别是，这些行为还得到了那些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因为基于主流经济学基于供求均衡决定制度的学说，社会制度本身就可以且应该基于力量对抗来决定，收入分配也应该体现力量的强弱；因此，在当前这种权力分布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当然也是不平衡的。正因如此，国内那些“主流”学者于是对周围那些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非正义的事情开始变得熟视无睹了。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国外大学教授的收入很少能相差2倍以上的，因而同一院校乃至所有的教授都过着非常相近水平的生活；例如，曾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而现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伯南克，他迄今还需要其夫人在中学教书以挣5万多美元的毛收入来补贴家庭生活。然而，在中国同一院校的教授收入差距却可以在10倍以上，因而尽管都是教师却过着有天壤之别的生活；而且，那些主流学者们却已经习以为常，北大的一名副校长不是还要为那些年薪100万的海归喊低吗？因为他比较的对象是美国高级教授的工资，但为什么不对其他教授的工资来参照美国标准呢？[1]特别是，当前的学术界中越是热衷于“捣浆糊”的那一群明星人士所获得的收入越高，而那些专心于学术人却甚至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试想：这样的制度是体现任何类型的公平了吗？又体现了怎样的效率呢？与此同时，当前有非常多的学者热衷于基于一些无据可查或并非真实的数据以作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并要为此提出缓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途径或政策建议；然而，他们竟然对周围如此明显的现象毫不关心，以及对有如此切身的经验材料也不做稍微的反思。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想见，他们的“研究”或“学问”究竟是为何了？ 

事实上，主流学者中有谁真正去研究他们自己学校或学院中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分配和激励机制？又有谁真正去关心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的分配机制？学院或学校中的任何改革不是更进一步拉大教师之间的收入，并特别有利于那些“行政官员”、教授、博导这些“上层”人士吗？究其原因在于，改革本身就是由这些既得利益者或当权者主导的，他们当然不会主动而自愿损害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作为弱势群体的青年教师的呼声有谁去关心呢？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高校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社会中的官僚们会主动真正致力于全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呢？事实上，尽管收入本质上应该与其贡献相对应，只有这样，个人的应得权利才能与国民财富同比例增长；也正因如此，制度不仅是体现力量的较量和博弈，更主要是体现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弱势者的关怀和对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收入的决定是供求决定的，它体现了权力的较量，是权力决定了收入分配状况，而根本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基于边际生产力贡献进行分配的问题；当然，这种完全依靠力量决定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掠夺性市场，缺乏社会正义关怀的制度是失范性制度。显然，当前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结症就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没有任何力量来促使或逼迫那些强势者关心弱势者的利益，除非他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对强势者产生制约或抗衡的时候；因此，要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根本途径不是依靠强势者的恩赐，而是要建立机制去制约那些强势者的掠夺性。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一方面原先那种基于贡献和人道关怀的分配制度（尽管并不见得是真正有效和合理的）瓦解了，而另一方面，能够促使人们机会平等的真正市场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收入分配就只能由那些权势者说了算，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当前的一系列社会制度恰恰对弱势者的力量进行压制而不是培育。正因为大量的权力如此集中在一小部分手中，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社会监督和制衡；那么，所谓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的举措就必然会蜕变为一种“做秀”之举。试想，在一个失范的社会中，有谁真正关心那些弱势者的处境呢？即使最高政府官员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和提高个人历史的地位着眼而有此动机，但下层的官僚们有多少会主动地积极执行呢？因此，各级政府设立了大量有关收入分配的课题，也尽管经济学界“生产”了大量有关收入现状的实证文章并从中还提出了似乎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是，由于对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都搞不清楚，或者不愿去探究，其“操作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也只要这样像一想，大家就会明白当前那些学者的研究究竟有何价值了；实际上，当前这些学者的研究也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基于社会关怀来探究收入分配的现状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仅仅是为了获得课题、获得资金。

而且，在没有监督和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这些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不仅去解决收入分配急速拉大问题，反而进一步去人为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实际上，中国当前社会分配问题之所以严重到如此程度，正是那些当权者或既得利益者主导舆论而严重扭曲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譬如，国资委的一个文件、一项规章制度就可以把收入摸到了国企管理层的腰包里去了，一下拉大工人与被管理层收入的差距，而这种制度正是主流经济学鼓吹西方式年薪制的产物。因此，尽管中国传统重视社会的和谐，当前国家也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和谐社会到了这些惟利是图当政者以及一些主流学者嘴里则变成了维护现状的一种口实，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号：他们不是真正关心社会本质，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真正在干的恰恰是人为地“助长垄断”、“拉大收入差距”，所以，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当权者。当然，这些当权者之所以在当前社会有如此的破坏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他们手中，而无法形成真正的制衡力量；结果，尽管许多人认识到了当前社会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却无法改变现状。而且，即使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章，而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可以视之如无物；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和法律如何能够不断完善呢？因为根本没有检验的机会。

特别是，在没有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开始片面追求GDP增长数字，但这并不是真正出于提高百姓福利的需要，而是为了显示政绩以获得升迁，因为他的仕途不是取决于百姓，而是取决于某些指标，取决于上级的满意程度；而且，由于唯政绩是举，甚至为追求政绩而不择手段，结果，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都成为地方官员拉动GDP的重要途径，甚至不是出现某地为完成青山绿化指标而竟然将光秃秃山坡用油漆涂了一遍的事件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GDP数字年年在大幅度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基本没有提高；而且，在GDP的支配下，很多地方关心的是外来投资，而不在乎员工的福利如何，甚至导致了有的地方近十年工人工资的停滞而不问。特别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以及那些富豪大肆集聚财富的同时，全国人们包括子孙后代却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依旧以粗放型为主，产业结构没有出现实质的优化，不可再生资源被过度消耗，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等等。例如，尽管2006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节能降耗就是政府的主要任务，后来国家发改委还三番五次申明单位GDP能耗指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国家环保局甚至出台了带有连坐性质的“区域限批”政策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但是，2006年依然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环境质量问题依然突出，根本上就是那些不受约束的各级政府追逐私利的结果。

  总之，正因为当前中国的权力分布过于集中，从而出现了“为官不为”乃至腐败成风的局面，因而近来社会中逐渐流传了“仇官”的说辞；但是，中国人真的仇官吗？目前为什么会出现仇官现象呢？其实，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往往把政府及其代理人视为性恶的，而中国人则往往把地方官视为“父母官”，是值得信任和依赖的；钱穆就说，“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当然，也正因为西方人把官僚视为恶棍，于是在斗争的基础上逐渐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来制约它，并使得权利尽量分散在民间；而中国人的信任则导致了权力的集中，而权力的集中使得当政者的行为逐渐脱离人们的监督，从而干出了许多与人们利益相悖的坏事，于是人们的感情也由爱胜恨，出现了所谓的“仇官”现象。显然，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一些表面上的“仇官”舆论，也正是重复历史的教训。斯宾塞曾指出，“凡对权力的敬畏心最大的地方就是对个人自由侵犯最严重的地方”；在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当然人们的应得权利与其贡献及社会财富的增长相背离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正如达仁道夫指出的，社会“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所以，中国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权力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D.米勒指出，“所有道德上能胜任的成年人都具有使他们能处理好日复一日地遇到的实际问题的正义感”，因为人类已经积累大量的有关正义的知识；那么，为什么当前出现了如此完全不正义的现象而没有人自觉地加以处理和修正呢？其关键就在于，当前的权力太集中在某些强势者手中，即使那些弱势者遭受再大的非正义对待也没有力量改变它。由此可见，政府要真正担负起维护社会正义、解决贫困失业、防止社会分化的责任，就必须存在一套较为健全的对政府及其官僚进行监督的社会体系；这也就是宪政的基本要求，麦克尔文(Mcllwain)就指出，“立宪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的性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显然，只有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下，才能促使各级政府官僚转变其政绩观，用群众的标准来衡量政绩，真正关心人们的需要，而对百姓负责，对后代负责：一方面，只有对百姓负责，各级政府才不会专注于GDP等数字指标，因为对普通百姓来说，能获得满意的生活质量要比GDP数字有意义得多；另一方面，只有对子孙后代负责，才不会施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而大上那些高度污染的、耗能极高的项目和工程。温家宝总理曾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即政府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只有存在权力制衡体系，才能真正促使各级政府把工作精力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科学发展之路上来的需要，并促使为官者真正关注民生问题，从而为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1] 最近，据说是基于和谐社会的理念，全国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正在进行以缩小差距为目标的改革，但显然，这种改革是表面和治标不治本的，因为造成目前教师之间差距的不是所谓的固定工资，而是工资之外的奖励、课题经费乃至课时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