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钱去买农历:王光美揭秘: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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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前无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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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四清”运动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后来还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澜
“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