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门水库搬迁情况:“天人合一”----使国人愚昧的哲学?

“天人合一”----使国人愚昧的哲学?        某些中国学者文人，每以中国传统文化能从事物的总体去观察，并注意人与自然协调，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自诩；对来自西方的科学，则鄙薄为分科局部，不察整体，还与自然为敌。不如所谓“东方科学”。其实这是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地球科学不了解产生的误会。

　　发生于欧洲的自然科学，开始确实曾将自然界分割研究，而有各学科之建立。但经过经验和资料的积累，认识能力提高，到18-19世纪，已不仅能从整体上而且能把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研究，地质学的建立，即其表现。地质学继哥白尼之后，突破神学的思想禁锢，到二十世纪后期，已能认识地球乃是分别由岩石、金属、大气、水和生物所构成的地球各圈层共同组成的一个巨大系统。各圈层间一刻也不停地相互作用，今天的地球面貌,只不过是这个系统暂时保持相对的平衡的结果，因而对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认识。

　　遗憾的是，在中国，地质学和地球科学的知识很不普及，人类认识地球处于初级阶段产生的一些不准确观念,仍在不少人的头脑中起作用。

　　中国古代是有过“天人合一”的提法，但很多时候，这个“天”并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有的贤哲把自然作为“天”，但由于对自然缺少考察和认识，实际上仍在做出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看看今日中国森林的覆盖率远低于欧洲，黄河泥沙含量之高，举世闻名，而且长江也在步黄河后尘。“天人合一”在哪里呢？再说，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个范围，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是什么对自然的总体认识？

　　必须看到,因缺少对地球的科学认识而产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至今仍很有影响，为此，我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去作一点分析评论，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下面就从天谈起。

从 天 谈 起

    天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个字。按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的解释，表示至高无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天”就是这个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是一个头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见下图 ，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页705）。最初的意思仅仅是用来表示人的头顶。殷商人特别崇拜鬼神，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主宰被设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来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认为，那时的人似乎还没有把头上的整个空间明确地看成一个系统。

    周武王在 伐商誓师时责备纣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他这是执行天的命令来了。三篇誓词 ，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现了十九次（①《周书·泰誓》）

    周战胜了商，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天”也成了宇宙万物的最高权威，道德的最后裁判，后世无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称皇帝，他命工匠将李斯写下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灭赵国时得到的和氏璧上，作为他的传国玺。从此这块石头便成了神圣之物， 后来被想当皇帝的野心家争来夺去，以为得到这块传国玺，自己便也“受命于天”，即从天那里得到统治万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 是属于皇帝一人的家产，任他予取予夺，“天经地义”。所以刘邦和朱温当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农民的他们的父兄夸耀，你看我置的家业有多大！臣下也跟着呼万岁。别说皇帝，晁盖和宋江占山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当人们处于绝望之际，常常会呼喊“天啦！”“苍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后的希望。这个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只可惜总是叫天天不应。因为这是个想象出来的，实际并不存在的精神之“天”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隆笼盖四野。这是确实存在的自然之天了，头上的天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这里的“天”还多了一层根据看到的天空现象推测天气的意思 。

    这个自然之天，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人们到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靠天吃饭。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人，很注意对这个自然之天的观察，留下丰富的记录。可惜没有能把天作为一种单纯的独立的自然现象去研究，而是把 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一起，简单地说就是“天人不分”。《易经》开宗第一章有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系词上篇）这是说人间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都是天规定的，体现在自然之天所显示的现象中，而天象的变异则预示着祸或福将降临人间，以后就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行事的准则。这里的天成了和人一样有思想意志，喜怒哀乐，但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出，更把“天人合一”的影响发挥到极至。按照他的说法，人是天按照自己的样式制造出来的，“天人一类”，彼此相通，互为影响。 实际上这个天乃是他从人的角度想象出来的。董仲舒将古圣先贤的思想结合后来兴起的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现象与人事比附，告诫人君，应爱惜百姓，听取和尊重民意，如果善待百姓，把国家治理得好，上天就会降下祥瑞；相反，上天 就会发出警告，直至给以惩罚，“自绝于天”更会失去权位，改朝换代。

    日蚀，月蚀，陨石坠落，花木不合时令的开放或生长，都被视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滥或久旱不雨，蝗虫蜂起，更不只是警告，同时也是上天在施行惩罚了。 黄河清，彩云现，禾生双穗等等则是祥瑞，这时群臣上表致贺。

    自然界出现不寻常的现象，被认为是人事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非是说人类活动破坏了植被，污染了河流土壤之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是指因为周幽王宠信了褒姒导致歧山发生了地震。这种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天人感应”，将自然界的变动看成是上天在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 。

    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②    

    董仲舒的原意，或许是想让人君看到，在他之上还有个比他更有权威的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使皇帝因敬畏上天 ，也不得不对自己残虐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实际上难以收效。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套自欺欺人的消灾弥祸的所谓禳解办法，如用祭祀以贿赂天地神灵；将责任推给臣下，让他们当替罪羊；让和尚道士给冤死者念经“超度”...等等 。灾害发生，受灾的仍是老百姓，腐败的统治者照样腐败并心安理得。

    特别是，如此“天人合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系词上篇》）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贵贱之分，在下者应当服从在上者，也就 合于宇宙的公理。皇帝是“奉天承运”，所谓天人合一，说到底，仍是为巩固皇权服务。

    按照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没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间。就在学者们的心中，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就是格物 ，也可以致知了。

    如发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湧水為災。”因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闹水灾，而小人属阴。

    闹蝗虫，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说的更具体：'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这种思维方式扩散到民间，便成了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帝王上应天星不说，他的文臣武将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 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这一来，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找风水宝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我亲身所见。正如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都是把“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李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并说：“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

    由此可以想见，在这种氛围下，哪里能有科学的位置。所以杨振宁先生说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真实，甚至也是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哲学家来说，天人合一是他们所追求的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达到了一举手一投足均符合宇宙规律。对于儒家或哲学家追求的这种“天人合一”，无疑应当尊重 ，但需要明确，这里的“天”不是自然之天。

    对那些修炼者来说，他们的“天人合一”是成仙或圆满了；小传统中其他的“天人合一”，各式各样，台湾的宋七力组织了个“天人合一研究会。便并不 研究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来显示他的“天人合一”境界。

    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自然之天的表面现象尚未看清，可以产生女娲炼石补天，嫦娥奔月之类神话和幻想故事，对其本质则无科学的认识。

    进入到现代，对我们来说，就必须把他们混淆了的天的概念分清，不能把自然界的天，和有人格的神化了的天混为一谈，认清究竟什么是天。

    在中国语言中，天和地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完整概念；在自然界中，天和地也的确是一个系统。要认识地就得认识天，对天的认识错误，也必然带来对地的错误认识。因此，要走出认识地球的误区， 就认识自然之天。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未能使人重视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相反带来的后果倒是严重的。

前已论证，中国的“天人合一”并非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其观念可以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协调，但因为天人不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理性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处理。最明显的例子是秦始皇，他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一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里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一”的，而且身体力行，为修炼成水火不进，能陵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动用七十多万人修阿房宫，因为“真人”需要住这样复杂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为此，四川、湖北的许多山头被砍光了。

秦始皇筑长城的一个原因是相信了“亡秦者胡”的预言，还有修驰道要求笔直，堑山堙谷。这些工程，对环境的破坏，该有多大？

所以有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不一定就去保护自然，那时没有这样的概念，什么环境保护的观念，是今人塞进去的。

因此秦始皇干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诃德还令人哭笑不得。武则天下令百花在冬天开放，当然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也说明着“天人合一”并不尊重自然。所以在某些人自诩为中国文化传统不与自然作对，而是追求“天人合一”，那是纸面上的东西，不是实际。

实际是，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山头早就是童山濯濯，黄河下游因泥沙淤积成为“悬河”，举世无双；楼兰古国成为荒漠废墟；就是因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倒是西方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对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他们和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人能够正确处理。这个结果不用多说，仅就绿化一项和欧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

　

三、“天人合一”的主导思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我们无法认识自然规律，得不到在大自然中的自由。

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应该是不变的，特别认为地是“至大至静之物”，因此每当有可以感觉到的变动发生，便要视为异常，附会人事休咎。

然而自然，或者说天地之间的事物，无一不在变，而且是时刻都在变。

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人类的活动当然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这样的因果关系，而是人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员，他的任何行为，包括生命终结后躯体回归自然，都 会对地球这个大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渗透在地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而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因而常常不能认识。 譬如沙尘暴起，有的黄尘竟落到了香港，而香港人未必都知道与他们喜欢吃发菜有关，因为滥挖发菜，使内蒙一些本来长草的地面失去了植物的保护。再如一百多年前，黄浦江边沉没了一条船，没有及时打捞，结果泥沙在那里淤积，使江边增加了一块陆地。还算好，没有造成港口的堵塞，那块地后来建成了今日的黄浦公园。人类对他的活动所能给自然带来的影响，一开始常常没有想到。

对于自然界中那些逐渐发生的细微变化，人的感觉器官多能察觉，误以为不变。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以为年年岁岁都一样，其实年年有不同，大气的成分和气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这是清朝时在黑龙江西边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坚如磐石，安如泰山是普遍的习惯的认识。但泰山其实是在不断升高，同时在因受到风化剥蚀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比人所能产生的影响不知大了多少倍。在人类没有出现以前沙尘暴就有了，而且规模很大，否则何以能有黄土高原形成。人类的活动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些变化，但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并不是 所有活动都会产生坏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只能守成而不能进取，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自然变化的规律和遵守这些规律。

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们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已。”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我们可以用电来为人类服务，但同时要遵守电的规律，否则就会电死人，出乱子，没有用电的自由了。 自由是相对的，遵守客观规律与得到自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
    遵守客观规律并不等于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需要自觉地运用自然规律去改造世界，雷击使人死伤，而由此发现电的存在并进而加以利用，造福于人，就是 我们比鸟儿高明之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去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走出那些习以为常的认识误区，譬如愚公移山的构想就是一个。
中国的皇帝通常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上有：“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又显明普天之下要服从一个人的统治。《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孔子的“天命观”宣扬“天无二日”，天确实只有一个太阳，但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轻易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当家作主]，“天意”只能由一个人来代表。这就根本上扼杀了民主制度诞生的可能。一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一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一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在中国野蛮的专制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导致的是新专制代替旧专制，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成王败寇”是一种家天下的观念。儒家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的，臣民的权利是天子授的。将人分为三流九等乃天经地义。
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政治上的反映。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秩序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一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官僚等级体制。天上本没有帝、后宫、匡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尊卑，是古人为了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这种权力等级从国家延伸到家庭。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
董仲舒讲：“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参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规律的圣人，也就是说王是把握了宇宙的知识神。“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蚀），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董仲舒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就该“受命于天子”。“天人合一”把统治者地位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如果谁敢反抗专制统治，就是“天理难容”，身首异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种“天人合一”我们要回归吗？
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写道：“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大约从夏代开始救护日食就成了国家礼制的一部分。“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护，“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传正义》），即不以其君为君，这样的罪名谁敢担当？
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诏自责的当属汉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后文帝下诏：“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文帝把日食原因归咎自己，并广泛征求进谏者，他成为后世帝王遇到重大灾异时下“罪已诏”先例。
《全唐文》卷410中对举报私藏天文书籍者，给予升官或五百贯赏钱。对民间私习天文者给予流放、充军甚至死罪的惩罚。明太祖朱元璋还规定只允许有世袭权利的人学习天文。青年学者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认为，中国古代天学“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是王权的象征，因此，如果谁打破了天学的垄断，就意味着王权受到挑战并被削弱。……天命的确认（王权的确立），除了依靠经济、军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资本是天学。”
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机械性地混合在一起，可以简单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华。仅仅笼统地高喊回归“天人合一”，恐怕对急需民主化的中国有害而无益。
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巫婆神汉欢欣鼓舞。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陈志华说：风水绝对不是科学是祸害。  
[千龙网记者蒲红果9月13日报道] 9月9日上午，由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国际易学联合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风水文化的高峰论坛。 　　主办方称要把这个论坛打造成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论坛，而且使它具有学术性和实用性双重的价值。但是，建筑风水、高峰论坛、官方挂名主办、人民大会堂、官员专家与会   ……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总有些让人感觉乍眼，为之一惊，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到底是喜是忧？ 　　建筑风水高峰论坛在热情洋溢中开幕 　　　9月9日上午9时，参加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的代表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与会代表在大会堂内合影留念后，来自CCTV西部频道《新闻夜话》的主持人董文嫣宣布，论坛正式开始。 　　按主持人的介绍，到场的领导有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孟现刚、原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程连昌、国研发企业改革研究副院长孟现东、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会长刘金福、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名誉会长张恩树、国家易学联合会会长朱国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秘书长杨雪芝、北京市建筑协会会长朱希斌，还有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副主任段喜臣、中国勘察常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子牛、中国易经应用科学院秘书长于银波等。 　　另外，主持人的介绍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对这个论坛的举办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因为陈主席当日在外地不能赶到现场，便特别委托了一位姓周的先生带来了他的贺词，庆祝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开幕。 　　同时，与会嘉宾在开幕式上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名誉会长张恩树表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住宅深入人心。 　　张恩树说，建筑风水文化是祖先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易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论坛共同探讨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生态问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会，必将对现代建筑的大力发展，对中国的现代文化将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国际易学联合会的副会长董光壁致辞说，传统之所以必须尊重，是因为它是创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风水文化传统的良莠，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区别，只能在创造未来的实践中鉴别。传统是被保存或淘汰，决定于它在创新文明的实践中是否有积极的贡献。作为环境文化和环境艺术的中国风水文化，不仅包含某些科学和技术的因素，而且包括有终身的价值选择和产业的道德规范。让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宽容的胸怀，通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讨论，把传统的惯性转变成创造的动力。 　　中国易经应用科学院秘书长于银波高兴地说，建筑风水学与当代房地产有效结合是现代风水文化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造福当代百姓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在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的今天，举办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必将对建筑风水学的研究、发展、应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有三喜 　　记者认真听完了两天的论坛，发现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带给我们三大欢喜： 　　一是对风水文化取其精华。建筑风水论坛堂而皇之地开，而且是由建设部直属事业单位主办，在中国政治文化圣地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开，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副主任段喜臣表示，中国建筑文化中心是建设部的直属事业单位，职能之一就是弘扬传统中国建筑文化。 　　建筑风水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看法有人扬之，有人抑之。扬者认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抑者认为是封建迷信。不管如何，建筑风水文化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中心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在于吸引更多人关注、参与，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出大多数从业者认同的看法。 　　二是业界不少人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和研究中国风水文化。依山傍水，要依森林茂密的山，这样的山不会发生泥石流，也不会发生泥崩现象，这样可以挡风又有水源，便于生活；房子南北通透，空气好，光照充足；四合院方方正正有一种稳定感，坐北朝南不怕冬天的北风吹，大门朝东南开光线好，有充足的阳光，有了影壁可以遮挡闲杂人等的视线，让你一眼看不穿，这样内院就显得隐蔽有安全感…… 　　这些风水观就是最简单的生活常识，是科学的态度。在这次论坛上，不少论坛的嘉宾都能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诠释建筑风水文化。嘉宾张晓雨就表示，中国古人所总结的经验不少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风水文化。 　　三是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精髓将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建筑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有一些古建筑文化是祖先生活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建筑文化乃至在世界文化中有一定的影响。 　　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副主任段喜臣表示，随着建筑行业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我们希望建筑风水文化能在新时代得到不断发展和重视。国际周易联合国秘书长盛东说，中国的风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易学风水委员会遍布世界各地，今天能够以科学的立场共同探讨、研究建筑风水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对周易产生文化的发展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国际周易联合会执行会长巨天中也应邀对北京故宫的建筑风水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也有三忧 　　在两天的时间里， 记者发现，人们强调得多的是风水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已有五千年发展史，源远流长，不断丰富，久而弥新。建筑风水文化，在建筑学中有其特殊价值，它集天文、地理、建筑为一体，全面探讨建筑布局、空间分割、方位确定、陪衬物设施等问题，蕴含着东方审美意识，同建筑工程学虽大异其趣，却相得益彰，却疏于谈及风水文化的消极和糟粕，忽略了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带给我们的忧愁： 　　一是一些以风水文化之名敛财的巫婆神汉“欢欣鼓舞”。9月9日，在友谊宾馆用完午饭后，许多代表聚集在饭店庭院的阴凉下，等候下午论坛的开始。记者发现，从他们的言谈中不难看出，这其中也有不少完完全全是巫婆神汉。 　　“您认为下葬时，骨灰盒上的照片要拿出来吗？”“当然了！不然肯定要出事。”“您在主持下葬仪式时，骨灰盒那端是头哪端是脚？”“哎呀，与棺材一样。”“为什么人一死体重就减轻？”“灵魂飞走了呀！”…… 　　第二大忧虑是迷信活动势必抬头。古代科学不发达，迷信与科学夹杂在一起，这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特点。对中国大众而言，对超自然的东西进行解释，只有求助于风水，有些人必然利用这种心理，迷信活动势必抬头，而这次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似乎也给了那些从事迷信活动的人一种有力的“支持”。 　　有专家在认真研究了中国传统建筑与风水学的关系后认为，尽管风水文化里蕴涵着某种科学和合理的成分，但是大部分是糟粕，如果将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无谓地夸大，便曲解了古人对建筑空间思考的真实内涵。 　　第三大忧虑是，这难免会给民众错误的暗示。“怎么风水也开论坛了，还开进了人民大会堂。”在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的会场外，记者听到许多疑惑的声音，是不是放宽政策了，提倡看风水了？ 　　据报道，为了提早抢占越来越稀缺的“风水宝地”，广州佛山不少上年纪的市民为自己准备好墓地还不算，就连自己子孙以后的安乐归宿也事先储备。有的孩子甚至觉得有了墓地是件很荣耀的事情，进而在同学中互相攀比。 　　迷信与科学之争仍在继续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在这次论坛召开的前后，会场内外，对于风水，仍然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不断地碰撞。 　　参加这次论坛的哲学教授唐明邦是建筑风水文化摇旗呐喊者的代表。他认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丰富、充实、提高，风水文化历久弥新，它越来越放射出它的光芒，日益受到了重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明邦认为，建筑风水文化在建筑学中有它的特殊价值，因为它集天然、地利和建筑为一体，它全面讨论建筑的布局、空间的分割、方位的确定、以及配套的设施等等问题，它的其中蕴含着东方审美的意识，它是一种人文意识，建筑本身是一门艺术，而风水学在这门艺术当中有它的特殊作用。 　　风水文化对建筑工程的作用，主要在考虑如何趋吉避凶，使建筑物对人的身心产生良性影响。它由古代神秘文化演变而来，至今有着特殊研究价值，不可以迷信视之。风水术无论理论基础、思维模式，还是价值取向，终极目标，都深受《周易》思想影响，二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风水学遵循周易的思想，勘明大自然的现象，有天地自然有万物，因此人应该尊重自然，如同儿子应该尊重父亲一样。”唐明邦教授说，现在我们从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可以看出来，人与自然为敌，人类必然受到严重的报复，只有依靠自然，和它融为一体，人类才有幸福。 　　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其亨也认为，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水学与建筑生态学的步调是一致的。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把风水、卜卦这些东西全归到易经里，根本就是瞎胡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刘鄂培认为，《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可以上溯到《易经》，但并非说它就是高于一切的。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则认为，风水之说绝对不是什么科学，而是阻碍中国人去发展科学的祸害。建筑风水是建立在易学基础上，《易经》里有很多智慧的东西，但两千年前的一本书，管得了两千年后的建筑规划吗？两千年前的书把什么都说明白了，连电子计算机、量子力学都说到了，这可能吗？现在易学已经被歪曲得太厉害了，什么算卦、看相都叫易学，这分明是迷信。它妨碍了真正的科学，混淆了研究的方向，另外还使一些骗子大发其财。
杨振宁：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

　　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

　　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Maxwell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

　　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非常好的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学者徐光启。

　　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可惜徐光启的译著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国内易学专家称杨振宁的观点“有很多常识性错误”。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另外一个目前属于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该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比如杨振宁说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单音字出现。

　　其实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反思从李约瑟就已经开始。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基本是李约瑟的一个延续。究竟是不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与进步？该人士认为，评价中国近代科学，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比如西方文艺科学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适应了社会需要的产物。

　　另外，杨先生说易经没有演绎法，所以导致科学裹足不前。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希腊时期就有一大堆演绎法，比如演绎逻辑和形式逻辑。但是为什么也没有产生牛顿呢？他并不否认中国近代科学精神的缺失，但是把原因归结于易经，“显然有失公允”，容易误导对于古代哲学的认知。他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人首先是个自然物。而西方哲学的观点，讲究主客观，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

　　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唯一的发展向度。

　　另一位周易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介绍说，十六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与科学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其实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萌生过浓厚的兴趣。

　　由于杨先生特别注意到《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与影响，又由于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唯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杨先生认为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这个观念的确在历史上出现是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特别值得一议的是，《周易》是否对科技采取拒斥的态度？萧汉明教授认为，如果考察一下公元前四百年前后问世的世界性名著，那么有哪一本书曾经明确无误地宣称过它对科技具有促进作用呢？回答恐怕只有《周易》。

　　在《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将“制器尚象”列入圣人使用《周易》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说明《系辞传》作者十分看重易象对制器的作用。依据作者所举之例，诸如耒耜、舟楫、服牛乘马、臼杵、棺椁、书契等古代发明，都与易象有密切关系。

　　萧教授介绍，《周易》的确不具备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思维路向，它所重视的是取类比象的分类法与易象的模拟功能。

　　以取类比象而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1892种药物按无机界的水、火、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动物界的虫、鳞、介、禽、兽，最后到人，共十六部六十类，其先后次序包含着由低向高的进化程序。达尔文称此书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时珍的分类法比林奈的分类法还要高明，因此《本草纲目》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刚刚踏入近代科技门槛的代表作。如果中国科技在近代不是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制约，《周易》的思维方式将会促使中国科技走出自己的近代之路。

　　再从传统医学看，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西医的解剖生理学迅速被传统医学汲取，但传统医学的经络学说至今还受到西方的排斥。这是由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所决定的必然的历史现象。

　　杨先生说：“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萧教授认为，杨先生此说抓住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要弄清“天人合一”的含义，关键又是弄清“天人合一”中的“天”是什么意义。 
    本人从《四库全书》中共找到二百余条明确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则一条也没有找到。
    本人现在把这些材料公布出来。供关心此事者研究、讨论。需要说明的是：1，这些材料本人只是粗略加了一些标点，未及推敲，也不想推敲。因为研究者都有相当的古文水平，也用不着我去推敲；2，略去了一些。所略去的，是那些重复的，或是观点已经明确、无须再重复引证的。好在《四库全书》现在不是难找的书，如对这个资料不相信，可以自己去查。
    另一需要说明的是：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现在所能查到的出处，是张载的《正蒙》。然而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就不认可，他说：“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依本人理解，张的“合一”，程的“无二”，其内容是说，天人同此一气，或同此一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个赋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一个人们必须敬事的天，是一个可以和人感应的天，是可以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再往前追溯，则此一思想的发明者可以归于董仲舒。董仲舒的名言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当然，也是一个主宰世界，可以和人感应、能够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在董仲舒那里，“天人一”的“一”，是“一类”的意思。因为在董仲舒当时，由于自然科学新的发现，人们知道，物与物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是可以发生感应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琴弦可以共振等等。人们认为，感应的发生，是由“气”在做着它们的中介。同时人们还发现，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是有条件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但不能吸铜；琴弦的共振，也是宫弦和宫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鸣牛应、马鸣马应一样。于是得出结论：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为了论证天人可以感应，首先需要论证天与人同类。这是天人合一的现实背景。
    董仲舒论证天人同类的方法，叫做“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拷贝”。比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因为天有日月；人为什么有四肢？因为天有四季；人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因为天有阴有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的骨头有三百六十节。如此等等。类似的思想发展到宋代，就出现了明确的“天人合一”说。周敦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都被认为是讲述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作。那里讲的也是，人的仁义礼智本性是天所赋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再后，天人合一思想就成为解读《周易》的基本思想，易学中，“天人合一”的概念多起来了；天人合一也成为解读古代其他经典的基本思想，在对于其他经典的解读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多起来了。到今天，天人合一似乎又成为中国古代所有思想的核心，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赋予了它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
     《周易》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纠葛。和天文、数学，和物理学的分支“音律学”，和医学、生物学，和古代化学，都有过纠葛。然而就本人所见的材料，则是应受批评着居多。在正史的天文律历志中，就可以找到不少用所谓“易数”去掩盖历法数据的真正来源的事例，也有用阳动阴静的所谓“易理”去否定天文学对日月视运动的观测数据的事例。而借助《周易》推动某项科学成就的诞生，或者推动某类科学发展的情况，则没有见到。近二十年来，所谓“科学易”的研究，其成果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但未见这项研究能提出那怕一项确切的根据，说明中国古代某项科学成就的出现，某门新的学科或者分支的诞生，是由于《周易》介入的结果。或许，在“科学易”的研究者看来，中国古代这些成就是不足道的。所以他们从《周易》中，从河图、洛书中，从太极图中所找到的，都是外国人所发明的成就。比如二进制，比如相对论、互补原理等等。在某些“科学易”的研究者看来，凡是科学已经发现的一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学尚未发现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着我们去发现。因此，有人宣称，依赖《周易》，中国将称霸世界；依赖《周易》，将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科学易”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周易》中的算命术也成了科学：预测学。于是，算命术就堂而皇之的混进了科学殿堂。而那位造谣说“党中央肯定了他”的所谓“易学泰斗”、实际不过是算命先生的邵伟华，他的代表作就叫做“周易与预测学”。可以说，“科学易”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没见什么成效，倒是为算命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学术保护。
    “科学易”的研究者之中，有人认为用《周易》可以预测地震。十多年过去了，不见他们的研究有什么进展？也有的“科学易”研究者宣称，中医师必须懂得《周易》。也是十多年过去了，不知是否有中医师借助《周易》获得了新的成就。本人不懂地震学，也不是中医师。但对《周易》略知一二，深知《周易》没有这样的功能，也深信这样的所谓研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1999年以前，“周易热”和“科学易”的研究，和伪气功，和特异功能热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些特异功能或者伪气功大师，纷纷自称或被称为易学大师。一些所谓易学大师，也纷纷自称或被称为特异功能或者气功大师。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振宁教授讲话了。他说，不，不是这样的。《周易》中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些科学成果，《周易》也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甚至还起到了一种阻碍的作用。这对于长期沉溺于“《周易》热”、“科学易”氛围中的人们，无疑于石破天惊。于是引来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对。有人甚至不无轻蔑地说，杨教授缺乏易学的基本常识。杨教授是物理学家，缺乏易学常识是非常可能的。然而许多自称为易学专家的人们，几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天人合一，但是他们是否弄清了天人合一是什么意思，值得怀疑。因此，他们不仅缺乏易学常识，更缺乏杨教授对于科学和《周易》相互关系的清醒意识，缺乏一个学者对待科学问题的那份真诚。
   不要把人家的说成是自己的
    那么，先天图对于二进制起了什么作用呢？可说什么也没有。先天图的作用，就是促使莱氏正式发表自己的发明。因此，说什么莱氏是看到了先天图才发明了二进制，甚至说二进制的发明权应当属于先于图的发明者，是不合事实的，或者说是没有根据的。焦树安否定这些说法，本人也否定这些说法。
     莱氏在信中，在正式发表的论文里，几乎都念念不忘地、反复地说明，数千年中，中国人都不了解图的意义，或者是“丢失”了图的意义，所有的解释都离题太远。
    自己家里有一件东西，自己却不知道它是什么，非要人家才能从中发明出什么东西来，这难道是中国的光荣吗？况且，人家还不是从图中发现了什么，而是先发明了以后，才看到您家的东西，发现这个东西和人家发明的完全一样，这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我们的民族自有自己的伟大之处。但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人家的就是人家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应当是我们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四，先天图的价值和莱氏的误读
    那么，先天图和二进制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就实际而言，莱布尼茨是误读了先天图，所以，他对中国人的批评也不能成立。因为先天图本来没有什么二进制的意义。
    第一，先天图是由卦象组成的。在卦象中，阴阳二爻不是表示0和1，而是7或9（阳爻）；8或6（阴爻）。把它们看成是0和1，因而说和它的二进制符合，是误读先天图。这就是中国人对卦作了那么多的评注，却出现不了二进制的原因。因为中国易学家注释卦象时，根本想不到二进制，他们想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从对先天图的解释上说，莱布尼茨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二进制原则上是可以进行任何大的数字的计算的。但先天八卦图只有八组符号，先天六十四卦图也只有六十四组符号。如果用0和1来描述阴阳二爻，则最大的数字只到111111，在十进制中相当于63；最小的为000000，相当于10进制中的0。就是说，用二进制来描述它，也只有0到63这六十四个数字。
邵雍发明先天图的时候，说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话。原则上，这个过程似乎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然而实际上，邵雍也是只到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为止。就是说，中国古人压根不打算发明一种进位法，把分化的过程延续下去。
第三，二进制是数学运算的规则，目的是计算。所以莱氏在他的论文中特别显示了如何进行二进制的四则运算。但先天图的符号是为了象征事物，天地人物，都是它所象征的对象。它没有任何演算的规则，因为它不需要演算。同样，二进制中的那些数字，也没有任何象征的意义。先天图和二进制，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哲学的图示，一个是数学的法则。
   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用他的二进制头脑，从先天图中看到了二进制，然后指责中国人不懂这图的意义，实在是他自己没有懂得这图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发明了二进制，是伟大的；他的中国人的批评，是不成立的。
    中国古人发明先天图，和从先天图中看到的，是世界的秩序，是社会和人生的道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情。非要把先天图说成是二进制才算伟大，实际上也贬低了先天图本来的意义。这些自称非常热心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在心地深处，是觉得只有把自己的东西和人家的创造挂上钩，才是伟大的。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打一个不算恰当、但也难以找到更加恰当的比喻吧。一个小孩的爷爷是哲学家，可是他的孙子看见邻家的爷爷会修汽车，于是就炫耀说：我爷爷也会修。一会儿又看见对门的爷爷会做糕点，于是就炫耀说，我爷爷也会做。他觉得自己这是替爷爷争回了面子！
    小孩子中间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可是我们既然自称为学者，似乎不该再玩小孩子的把戏。假如把《周易》比作我们传统文化的爷爷，那么，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他是一位哲学家。至于会不会二进制，是否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都不足以评价我们这位爷爷的功绩。我们这位爷爷的哲理，当时是深刻的，并且指导过中国两千多年中的思想发展。其中的道理，有些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有些则已经过时了。善于运用的，创造过惊天动地的业绩；不善于运用的，也成为他们倒霉的源泉。
    说先天图不是二进制，一点也没有贬低先天图的意义，因为先天图自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承认莱布尼茨是先发明了二进制，然后才看到的先天图，因而二进制的发明权属于德国的莱氏。这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是一个现代学者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过去我们中国人曾经说过，什么欧氏几何不过是我们勾股术的后裔，并且论证说，是周末世衰，畴人子弟分散，一部分西出流沙，后来把勾股术变成了欧氏几何。如果当时这样说还可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情的话，那么，在今天，就不能再靠自欺欺人的手段来自我陶醉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有出息的个人和民族，都不屑于去做这样的事。
    孔子说，知耻者近乎勇，因为那样才可以使人发愤。总忘不了“老子二十年前比您阔多哩”，就只能是阿Q的没有出息的虚夸。 浦家齐:《易经》与传统文化的检讨- -
                                      

　　杨振宁先生发表的对于《易经》的看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话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古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却未能萌生近代科学。在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中，唯有《易经》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对自然科学影响较大。我想，问题恐怕不在于中国没有萌生近代科学，而在于近代科学从西方传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受到如此的冷遇和抵抗。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立是科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事，而17世纪徐光启翻译出版《几何原本》也应该成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大事。徐光启（1562－1633）与伽里略（1564－1642）是同时代人，如果欧几里得的思想在明代就能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其实并不算晚。可惜它在这片土地上没能激起丝毫微澜。遭受同样命运的还不仅是《几何原本》而已。直至19世纪中叶出版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一样地没有几个人读。连梁启超也是去北京会试回粤经过上海，买到《瀛环志略》，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世界竟有五大洲。中国人的这种对于外来信息的麻木，一是出于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二是出于对古代圣贤的崇拜。凡是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相悖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受到抵制。由于认为古人比今人高明，祖宗之法不可改，尧舜时代是最辉煌的，周公孔子是最高明的，越古老的东西越神圣，对古圣贤的任何质疑都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对新兴的和外来的东西一概持排斥态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致命的缺点。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才将这千古铁律凿开了一个缺口，虽则仅仅是一个缺口而已。

　　再来看《易经》和科学的关系。《易经》中的太极图只含阴阳二仪，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把物理上的正电和负电、波粒二象性，化学和生物上的许多规律，以及今后几百年乃至遥远将来的科学成就，都看作是对《易经》内涵的破译。科学上的新发现符合于阴阳二仪，本不值得惊讶，并不能证明《易经》有先验之效。决不能说科学家奋斗了几百年才取得的成果都无非是《易经》中早就蕴含着的东西；似乎只要捧着《易经》冥思苦想，就能悟其真谛，就能有伟大发现，更可省却那么多的实验工夫。至今不少学者在潜心解读《易经》，仍然是出于对终极真理的追寻。

　　《易经》的作者不可考，它的创制可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伏羲和周文王的时代。如果说它在殷末周初已见雏形，那么它大概是三千年前的作品。应该说，它或对或错，对后世是不用负什么责任的，它的不明确性似乎也不是什么大缺点。问题在于《易经》的不明确性提供了后世对它的解释随心所欲的可能性。如天人合一，可以解释为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一个符合环保的理解；但也有人解释为认识世界可以不通过实践，而只需“内省体验”，从而走上左道傍门的异端。至于《易经》的原义如何，并不重要。算命先生对未来的预言总是相当含糊，正是这种含糊才使得一些人感觉预言的正确。《易经》后来按照道教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现代科学要求明确性，要求实验证据。由于传统的思想方法与现代科学完全不同，而它自五四以来又被冷落了几十年，乍一接触反而觉得有一种新鲜感。这就使一些人误以为从中或者可以为科学找到一条新路，甚至想完全替换现代科学的目前的思路。这也是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旗号的有些伪科学（所谓“人天科学”）所宣扬的东西。一些人踩入的误区，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极致，把《易经》奉为后人不可逾越的终极真理，感叹它的博大精深，似乎包孕了五洲四海社会自然过去未来的最根本大义。一个民族被这种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不管它的科学文化曾经多么辉煌，也注定地会走向衰落。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近代中国的命运。至于莱布尼兹和汤川秀树曾经从《易经》捕获过科学研究的灵感，并不能据此说明《易经》对科学研究应该具有指导地位，正如科学家有时也从文学、音乐和绘画中获得灵感一样，本质上属于一种触类旁通。

　　《易经》产生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即使把它看作一种游戏，也不能不承认它达到了和谐和完美，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作品。研究《易经》，如果把它看作为古人的智慧，古人的想像力和追求，固然无可非议。好比宗教和神话中的宇宙图画仍然有欣赏价值；好比天文学确认了月球是地球的一颗卫星，却并不能使中国传说中的嫦娥和希腊神话中的狄安娜有所逊色。但是欣赏是一回事，顶礼膜拜是另一回事。不但是《易经》，任何传统文化都不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桎梏。既能包容一切优秀文化，又不讳言自身缺点，这才是我们应该发扬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